History of Sinology/zh-tw/Chapter 2
第二章：耶穌會事業——從傳教語言學到原初漢學（1582–1773）
一、引言：耶穌會與歐洲漢學知識的誕生
前一章追溯了歐洲關於中國知識的漫長前史，從最早的希臘對「賽里斯人」的記載，歷經中世紀旅行敘事，到葡萄牙人開闢海上通道。本章末尾概述了耶穌會傳教對歐洲中國認知的貢獻。本章將回到那段傳教歷程，進行更為深入的考察，將其視為十九世紀大學教席設立之前西方漢學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一段歷史。
1582年，首批耶穌會士進入中國；1773年，教皇克萊孟十四世（Clement XIV）解散耶穌會。在這近兩百年間，約四百五十六名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1] 他們產出了非凡的學術成果：辭典、語法書、儒家經典翻譯、歷史編纂、地理圖集、天文觀測、哲學論著，以及大量的書信，就其規模和細節而言，構成了現代以前任何非歐洲文明所獲得的最豐富的歐洲著述。他們是最早真正掌握文言文的歐洲人，是最早將儒家經典翻譯為西方語言的人，也是最早用中文為中國讀者撰寫哲學和科學原創著作的人。
二、適應策略：利瑪竇的方法
耶穌會中國傳教的核心在於「適應策略」（accommodatio）——這一策略最初由耶穌會東亞巡察使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提出，後由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在中國加以完善。這一策略要求傳教士學習中國語言，採用中國服飾和禮儀，掌握中國經典，並向中國精英展示歐洲科學和技術——而非僅僅宣講基督教教義。利瑪竇的天才之處在於認識到，要在中國贏得一席之地，就必須以中國知識分子能夠理解並尊重的方式來呈現基督教。
利瑪竇的學問是全面的。明代知識分子李贄（李卓吾）對他的評價如下：「他已讀遍我國典籍，延聘教師糾正發音，請精通四書的學者闡釋其深義，又請精通六經的專家解說經注。」這一描述既說明了利瑪竇學識的深度，也揭示了耶穌會漢學的本質：這是一種合作性的事業，在其中，歐洲傳教士與中國學者密切合作，實現文化的雙向傳譯。
2.1 利瑪竇的中文著作
利瑪竇的中文著作在中國知識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天主實義》（De Deo Verax Disputatio，1603年）是一部以中國式對話體撰寫的基督教護教學著作，試圖論證基督教教義與先秦儒學的相容性。《交友論》（1595年）引用了西方名人箴言，贏得了中國文人的讚賞。《畸人十篇》彙集了中西對話。而他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1602年）則改變了中國知識精英對世界地理的認知——將中國從地圖的中心略微移開，同時巧妙地將太平洋置於地圖中央，以此緩和對中國世界觀的衝擊。
2.2 利瑪竇對歐洲知識的貢獻
利瑪竇為歐洲貢獻的知識同樣具有開創性。他的義大利語手稿《利瑪竇中國札記》於1615年由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譯為拉丁文出版，題為《基督教遠征中國記》（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這部著作的第一卷構成了一份全面的中國報告，涵蓋地理、自然資源、工商業、學術與科舉制度、行政體制、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利瑪竇對自己記述的優越性有著充分的自覺：「我們在中國已經生活了近三十年，足跡遍及最重要的省份，與這個國家的貴族、高官和傑出學者有著友好的交往。我們使用當地語言，親自研究了他們的風俗和法律，而且——最後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日日夜夜致力於研讀他們的文獻。」
三、經典翻譯：將儒學傳入歐洲
3.1 《中國哲人孔子》（1687）
耶穌會漢學最具里程碑意義的成果之一，是將儒家經典翻譯為拉丁文。1687年出版的《中國哲人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是四書中三部——《論語》《大學》《中庸》——的拉丁文譯本，主要由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和魯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完成。這部著作附有冗長的導言、孔子傳記和大量評注。
這部翻譯的意義遠超語言學範疇。它將孔子和儒學引介給了歐洲知識階層，對啟蒙運動的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萊布尼茲（Leibniz）、沃爾夫（Wolff）和伏爾泰（Voltaire）都曾援引該書中呈現的儒學思想。然而，翻譯本身也是一種闡釋行為：耶穌會士用拉丁經院哲學的詞彙來翻譯中國概念——將「天」譯為 Deus（上帝）、「禮」譯為 ratio（理性）、「仁」譯為 charitas（仁愛）——在儒學思想上強加了一個基督教框架，這一框架需要數個世紀才能釐清。
3.2 白晉與索隱派
法國耶穌會士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發展出了一種更為激進的闡釋路線，被稱為「索隱主義」（Figurism）。白晉認為中國經典——尤其是《易經》——包含著基督教啟示的隱秘痕跡，中國古代聖王本質上是舊約的先知。他甚至試圖將《易經》的卦象闡釋為三位一體的象徵。白晉的索隱主義在羅馬遭到譴責，被認為是詮釋上的過度，但它體現了耶穌會學術中一種反覆出現的模式：試圖在中國經典中尋找與基督教相契的訊息。
四、語言學貢獻：辭典與語法
耶穌會士對中國語言研究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羅明堅–利瑪竇葡中辭典（1584–1588年編纂）：這是歐洲語言與中文之間的第一部雙語辭典，比國際音標的發明早了305年。
金尼閣的音韻學著作（Xiru Ermu Zi，《西儒耳目資》，1626年）：開發了一套中文羅馬化系統，為後世所有中文羅馬拼音體系奠定了基礎。
萬濟國（Francisco Varo）的《官話語法藝術》（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約1682年）：第一部系統分析中文語法的西方專論，對歐洲語言學產生了持久影響。
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的《中國語法通知》（Notitia Linguae Sinicae，1729年/1831年出版）：這部著作多年來一直是最全面的西方中文語法書。馬若瑟對文言文的分析——區分文學語言與口語——展現了超越其時代的語言學洞察力。
五、科學外交：天文學、製圖學與技術
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們的科學專長。他們對歷法改革的貢獻尤為突出：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和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先後主持欽天監，利用歐洲天文學知識改革中國曆法。耶穌會士還參與了大型測繪項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708–1718年間的《皇輿全覽圖》——由康熙帝授命、運用歐洲測量技術繪製的中國全境地圖。
耶穌會士還將歐洲的數學、液壓工程、光學、繪畫技法（如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的中西合璧畫風）和音樂引入中國宮廷。這些科學貢獻確保了耶穌會士在中國精英中的地位，也為他們的學術研究提供了便利條件。
六、禮儀之爭
所謂「中國禮儀之爭」（約1630–1742年）是天主教會歷史上歷時最長、影響最深的內部爭論之一。爭論的核心問題是：中國人祭祖、祀孔的儀式是屬於世俗的禮儀行為——因此與基督教信仰相容——還是屬於偶像崇拜的宗教行為——因此與基督教教義不可調和。
耶穌會士（尤其是利瑪竇的追隨者）主張前者，認為這些儀式是社會性、禮儀性的，而非宗教性的。以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傳教士為主的反對者則認為這些儀式構成偶像崇拜。這場爭論在1715年和1742年以教廷裁決告終，禁止中國基督徒參加祭祖儀式——這一決定導致康熙帝驅逐了未服從禁令的傳教士，嚴重損害了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
從漢學史的角度看，禮儀之爭具有重要意義：它產生了大量關於中國哲學、宗教和禮儀的學術文獻，推動了歐洲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研究。
七、杜赫德與《中華帝國全志》
耶穌會漢學的集大成之作，是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的《中華帝國全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1735年）。這部四卷巨著——杜赫德本人從未到過中國——彙集了數百名耶穌會傳教士一百五十年間的報告，構成了歐洲人關於中國地理、歷史、政治、經濟、科學和文化的最全面的綜合性敘述。該書在數十年間一直是歐洲了解中國的首要參考文獻，深刻影響了啟蒙時代的中國觀。
八、耶穌會漢學的遺產
1773年耶穌會被解散後，傳教士漢學最富成效的時代驟然終結。但耶穌會的遺產是巨大的。他們創造了歐洲漢學的基礎設施——辭典、語法書、翻譯作品和百科全書式的描述——使得十九世紀學術性漢學的誕生成為可能。他們建立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雙向管道，不僅將中國文化介紹給歐洲，也將歐洲科學引入中國。從利瑪竇到杜赫德的兩百年間，耶穌會士實際上發明了「漢學」這一概念——系統性地運用歐洲學術方法來研究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和哲學。
正如學者大衛·孟格羅（David Mungello）所概括的，耶穌會傳教構成了一場「適應與漢學起源」的複雜歷程——在這一歷程中，傳教的需要與學術的追求相互交織，共同奠定了西方中國研究的基礎。
注釋
參考文獻目錄
- Du Halde, Jean-Baptiste.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4 vols. Paris, 1735.
- Honey, David B.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 Mungello, D. E.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 張西平. 《西方漢學十六講》.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
引用文獻
- ↑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preface, x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