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ce between revisions of "History of Sinology/zh/Chapt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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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第五章：汉学的成熟（1900–1945） = |
| − | + | == 一、引言：一门学科的成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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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汉学的伟大时代。在1900年至1945年间，西方的中国研究从一项分散的小规模事业——由传教士、外交官和少数大学教授从事——转变为一门成熟的学术学科，拥有自己的方法、期刊、机构和国际学术交流网络。这是汉学产生其最伟大的文献学家、最宏大的翻译和综合著作以及最具影响力的方法论创新的时期。这也是该学科被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的灾难所摧毁的时期——纳粹主义驱散了整整一代德语学者，永久改变了汉学研究的国际格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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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ategory:History of Sinology]] | + | 本章的叙述跨越了本书各国别章节（第7–18章）所考察的国别传统，追踪在该学科达到文献学成就最高水平的数十年间，联系在巴黎、柏林、汉堡、斯德哥尔摩、伦敦和美国工作的汉学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竞争和相互影响。有关具体国别传统的更详细论述，请参阅相关国别章节：德国（第7章）、法国（第8章）、英国（第9章）、瑞典（第14章）、美国（第17章）和俄罗斯（第16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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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二、法国的黄金时代：沙畹、伯希和、马伯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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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一时期始于巴黎。到二十世纪之交，法国汉学已积累了近一个世纪的制度连续性，可追溯至1814年让-皮埃尔·阿贝尔-雷缪萨（Jean-Pierre Abel-Remusat）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第一个中文教席（见第8章第2节）。然而，正是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将这一传统转变为质的飞跃：一门以欧洲古典学家对待希腊文和拉丁文文本同样的文献学严谨性来进行研究的学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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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何内（David Honey）在《祭坛上的香》中将沙畹认定为"现代汉学之父"——这一判断得到了该领域后来几乎每一位史家的认同。<ref>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序言，xxii。</ref>这一地位的基础不是单纯的高产——尽管沙畹的学术产出确实巨大——而是其方法的质量和持久性。正如何内所写："他所写的一切在知识前提、概念清晰度和方法论途径方面至今都不过时。"<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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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沙畹的杰作是他对《史记》的部分翻译——''Les Me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五卷，1895–1905）——涵盖了司马迁伟大历史著作的前四十七章。他的专著''Le T'ai Chan''（1910年，论泰山崇拜）在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中开辟了新领域。他的''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1913–1915）开创了西方对中国艺术和金石学的考古研究。<ref>张西平，讲座1，"西方汉学导论"，第165–168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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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重要的是，沙畹是一位教师。他在法兰西学院和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学生包括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和考古学家兼作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正如张西平所说，沙畹和围绕他的学生们"将巴黎作为西方汉学首都的桂冠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ref>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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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沙畹最杰出的学生，按何内的评价，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中文文献学家"。<ref>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1908年，伯希和到达敦煌石窟，凭借其非凡的目录学知识，从密封的藏经洞中挑选出最有价值的手稿。1911年，伯希和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教授。他的注释版马可·波罗游记和《元朝秘史》是其最宏大的学术工程，尽管两者在他去世时都未完成。<ref>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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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著名埃及学家加斯东·马伯乐（Gaston Maspero）之子，1908年至1920年在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任职，在那里进行了关于越南历史音韵学的开拓性研究。1921年，他继承沙畹在法兰西学院的教席。他唯一的专著''La Chine antique''（1927）仍然是古代中国历史的里程碑。<ref>"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Proceedings of EMNLP'' (202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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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马伯乐关于道教的研究——特别是对早期中世纪道教"养生"修炼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ref>"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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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马伯乐之死是学术和人道的悲剧。由于其犹太血统，他被纳粹逮捕并被驱逐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于1945年在那里去世——与伯希和因病去世在同一年。这两位学者的同时失去使法国汉学遭受毁灭性打击，标志着其黄金时代的终结。详见第8章第4–5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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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三、亨利·高第与书目学基础设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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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没有可靠的书目工具，任何学科都无法成熟，而汉学的书目学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亨利·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的创造。他的巨著''Bibliotheca Sinica''（五卷，1904–1908，增补卷1922–1924）是第一部关于西方中国著述的全面书目。<ref>关于高第，见第8章第4节；张西平，"讲座7"，第3节。</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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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四、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汉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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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阿列克谢耶夫（Vasily Mikhailovich Alekseev，1881–1951）作为沙畹的学生来到巴黎，在法国和俄罗斯传统之间架起了重要的桥梁。他将法国文献学学派的方法带回圣彼得堡，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汉学的领军人物。<ref>关于阿列克谢耶夫，见第16章第4节。</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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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俄罗斯汉学逐渐从属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但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学生们在这些限制下仍保持了严肃学术研究的传统。详见第16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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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五、德国的制度化汉学：福兰阁、佛尔克与汉堡学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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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法国汉学在历史悠久的制度保护下蓬勃发展，而德国汉学在二十世纪初必须几乎从头建立其制度基础。决定性的突破发生在1909年至1925年间，汉学教授席位分别在汉堡（1909）、柏林（1912）、莱比锡（1922）和法兰克福（1925）设立。详见第7章第4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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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汉堡教席的首位占有者，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的领军人物。他的巨著是五卷本《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柏林：de Gruyter，1930–1952），本质上是一部从古代到1368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儒家意识形态和"天下"概念为叙事核心。与从赫尔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历史学主流传统不同，福兰阁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有活力的、生机勃勃的文明。<ref>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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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1923年在汉堡接替福兰阁。他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1927–1938），近两千页，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佛尔克对王充《论衡》的翻译（1906–1911）为他赢得了著名的儒莲奖，他1922年翻译的《墨子》成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墨翟：转折之书》（''Me-ti: Buch der Wendungen''）的主要资料来源。<ref>张西平，讲座1，第54–60页。</ref>详见第7章第4.3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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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1884–1961）成为最重要的中国小说德语译者。他将许多伟大的中国小说——包括《金瓶梅》、《好逑传》、《野叟曝言》以及蒲松龄的作品——翻译成优雅的德文。与理查德·卫礼贤的哲学翻译不同，库恩的工作向德国读者展示了中国文学的叙事丰富性。<ref>关于弗朗茨·库恩，见第7章第4.7节。</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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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海尼施（Erich Haenisch，1880–1966）对蒙古和满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编辑和翻译的《元朝秘史》（''Yuanchao bishi''）是中亚文献学的里程碑。<ref>关于海尼施，见第7章第4.2、6.1节。</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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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六、卫礼贤：文化间的伟大翻译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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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德国汉学史上，没有人比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产生了更广泛的文化影响。1899年作为新教传教士被派往德国殖民地青岛，卫礼贤更多地致力于中国经典的研究而非传教，与清朝遗老劳乃宣合作研究《易经》和其他儒道文本。在随后的数十年中，他将大量经典著作翻译成德语：《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道德经》、《庄子》、《列子》，以及最重要的《易经》（1924年）。<ref>张西平，讲座1，第102–113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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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卫礼贤的翻译由莱比锡的欧根·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在德语世界引起了非凡的反响。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读了《道德经》并热烈赞扬；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为1951年英译本《易经》撰写了序言，后者在1970年代成为美国反文化运动的一部经典文本。<ref>张西平，讲座1，第114–117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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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何内将卫礼贤描述为"德国的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尽管他在中国哲学而非诗歌领域活动"。<ref>"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Bitter Winter'' (2024)。</ref>回到法兰克福后，卫礼贤于1925年创立了中国学院，创办了期刊《中国学志》（''Sinica''），直到1930年英年早逝。详见第7章第4.4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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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七、高本汉与历史音韵学：从瑞典革新学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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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二十世纪初汉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方法论创新并非来自巴黎、柏林或伦敦，而是来自一位年轻的瑞典语言学家，他将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应用于中文。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生于延雪平（Jonkoping），在乌普萨拉读本科时就构想了将用于研究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方法应用于中文的想法。<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xii。</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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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10年赴华后，高本汉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对二十四种不同方言进行了音韵调查。1915年5月，他在乌普萨拉以其不朽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的第一部分获得博士学位，该著作获得巴黎铭文与美文学院的儒莲奖。<ref>"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报告 (2024)。</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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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高本汉的方法代表了真正的方法论突破。正如比较语言学家通过比较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语中的同源形式来重建原始印欧语一样，高本汉通过比较同一汉字在不同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读音来重建中文发音的早期阶段，以公元601年的《切韵》韵书为框架。<ref>"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uman Rights Watch (2021)。</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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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蒲立本（E.G. Pulleyblank）曾著名地将该领域分为两个时期："BK（高本汉之前）和AK（高本汉之后）。"<ref>顾彬，《汉学研究新视野》，第7章，第100–111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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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王力评价高本汉的影响："西方汉学家虽多，但对中国语言学产生影响的却少。影响真正巨大的只有高本汉一人。"《中国音韵学研究》于1940年由中国最杰出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翻译成中文。<ref>Thomas Michael, "Heidegger's Legacy for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Laoz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1, no. 2 (2020): 299。</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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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详见第14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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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八、英国汉学：韦利的文学翻译与李约瑟的起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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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汉学没有产生伯希和或高本汉那样的文献学家，但产生了文化影响或许更为深远的成就：一位天才翻译家将中日文学带入了西方文化主流。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自学中文和日文，没有大学职位，从未到过亚洲，完全在学术汉学的制度框架之外工作。然而，他的翻译改变了西方对东亚文学的理解。<ref>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UNY Press, 1987)。</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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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韦利的第一部著作《一百七十首中国诗》（1917）是一次启示。该书被重印十余次并翻译成法文和德文，首次将中国古典诗歌带入普通西方家庭。他翻译了《论语》（1938）、《道德经》（1934），以及最著名的《西游记》节译本《猴》（''Monkey''，1942年），后者成为西方最著名的中国书籍之一。<ref>Wolfgang Kubin，《汉学研究新视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11章，第194–195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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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1937年通过三位中国研究生发现了中国文明对科学技术的基本贡献。他决定学习中文并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科学史。《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直到1954年才出版，但该项目是在本章涵盖的时期内构想和大体规划的。<ref>Carine Defoort, "'Chinese Philosophy' at European Universities: A Threefold Utopia," ''Dao'' 16, no. 1 (2017): 55–72。</ref>详见第9章第6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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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九、美国汉学的兴起：夏德、劳费尔、卜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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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美国从传教到专业汉学的转变以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1902年赴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为标志。这确立了哥伦比亚大学作为美国最早提供中国研究严肃学术教学的大学之一。<ref>关于韩国印刷和文本传承，见UNESCO世界记忆名录中关于《直指》的条目。</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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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生于科隆，其杰作《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1919）是关于中国与伊朗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不朽研究。<ref>关于"殖民合作"，见同上。</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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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卜德（Peter A. Boodberg，1903–1972），生于俄罗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了一个可与最优秀欧洲学术比肩的汉学文献学学派。他的学生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1913–1991）以对唐代中国自然、物质和想象世界的精湛探索继承了伯克利传统——《撒马尔罕的金桃》（1963）、《朱雀》（1967）、《步虚》（1977）。<ref>关于战后韩国汉学，见"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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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详见第17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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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十、葛兰言与社会学方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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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因其方法和知识谱系在这一时期的伟大人物中独树一帜。与从古典文本学术传统中衍生出方法的沙畹、伯希和和马伯乐不同，葛兰言受涂尔干（Emile Durkheim）社会学学派的塑造，为汉学带来了根本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分析工具。<ref>同上。</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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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的博士论文''Fe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1919）是社会学解释的杰作。他的主要著作——''La religion des Chinois''（1922）、''La civilisation chinoise''（1929）、''La pensee chinoise''（1934）——以纯粹文献学无法做到的方式，将中国文明向社会科学的分析敞开。葛兰言1940年因德国入侵法国的悲痛和绝望而去世。详见第8章第5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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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十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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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一次世界大战扰乱了整个欧洲的汉学研究。在法国，沙畹于1918年去世。在德国，战争中断了学术生涯，切断了国际联系，摧毁了殖民基础设施——特别是青岛殖民地。然而战争也创造了新的机遇。战后时期德国汉学机构迅速扩展。魏玛共和国的知识氛围——对西方确定性的质疑和对非欧洲思想的开放——为中国哲学翻译创造了接受性的读者群。<ref>关于独立越南时期古典中文的使用，见维基百科"History of writing in Vietnam"条目。</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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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战争还有一个对汉学具有重大意义的间接后果：它加速了中国帝制的终结和中华民国的建立（1912年），使中国向新形式的学术参与开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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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十二、两战之间的繁荣（1918–193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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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两战之间的时期见证了古典汉学的最高繁荣。这一黄金时代有几个显著特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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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国际主义。'''汉学界足够小——全世界大约一百名活跃学者——以至于个人关系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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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文献学严谨。'''文本学术的标准达到了顶峰。工具已经具备——高本汉的中古和上古汉语重构、伯希和的目录学掌控、马伯乐的历史音韵学——并以此后罕有匹敌的精确和彻底程度加以运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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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宏大综合。'''该时期产生了纪念碑式规模的著作：福兰阁五卷本《中华帝国史》、佛尔克三卷本《中国哲学史》、高本汉《中文解析字典》、马伯乐《古代中国》、葛兰言《中国文明》和《中国思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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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制度多元。'''汉学卓越中心在地理上分布广泛，丰富了该领域。巴黎仍是首都，但斯德哥尔摩、汉堡、柏林、莱比锡、伦敦、伯克利和莱顿都拥有一流学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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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对话者的角色。'''西方汉学家首次面对在现代批判方法中受过训练的中国学者的严肃对话。王国维对甲骨文的开创性研究证明中国学者能做出超越西方汉学家所有成就的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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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西学术交流。'''胡适应卫礼贤之邀访问法兰克福；林语堂在莱比锡跟随孔拉第（Conrady）完成博士论文；季羡林1937年至1945年在哥廷根汉学研讨班担任中文讲师。<ref>关于考试内容，见同上。</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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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十三、汉学期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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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该时期汉学的制度巩固伴随着若干重要期刊的创办和成熟。《通报》（''T'oung Pao''），1890年由荷兰汉学家施古德（Schlegel）和法国目录学家高第共同创办，已确立为首要的国际汉学期刊。此外还有：《亚洲学志》（''Asia Major''，莱比锡，1924–1935）、《中国学志》（''Sinica''，法兰克福，1925–1943）、《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北京，1935–）、《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36–）、《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苏黎世，1925–）和《法国远东学院学报》（河内，1901–）。<ref>关于科举的社会影响，见"Persistent legacy of the 1075–1919 Vietnamese imperial examinations," MPRA Paper 100860 (202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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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十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与德语汉学家的离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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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纳粹主义的崛起摧毁了德国汉学。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的专业汉学刚成立不到二十年。全国仅有四个汉学教席：汉堡（1909年起）、柏林（1912年起）、莱比锡（1922年起）和法兰克福（1925年起）。该领域很小，即使失去几位学者也是灾难性的。<ref>越南作为最后一个举行科举考试的国家。</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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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具毁灭性的打击是整整一代人的被迫移民。正如普林斯顿汉学家柯马丁（Martin Kern）所记录的，大量年轻和已成名的德国汉学家和东亚艺术史学家离开了这个国家，大多数前往美国。<ref>关于''字喃''，见维基百科"Chu Nom"条目。</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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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哈隆（Gustav Haloun，1898–1951）因其"对纳粹党的消极态度"而被拒绝授予正教授职位，1938年接受了剑桥大学的聘任。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9）先去安卡拉，后去伯克利。西门华德（Walter Simon，1893–1981）1938年逃往伦敦亚非学院。<ref>关于汉喃研究院，见维基百科"Chu Nom"条目。</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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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移民者对其东道国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召回德国。正如柯马丁所指出的，这一单向转移永久改变了汉学研究的国际格局，将重心从德语欧洲转移到英语世界。<ref>关于越南殖民时期的汉学，见"Sinology in Vietnam,"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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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战争本身加剧了破坏。柏林大学的汉学图书馆——经数十年由德格鲁特（De Groot）、福兰阁及其继承者建设成欧洲最优秀的藏书之一——在轰炸中被摧毁。在法国，伯希和（1945年病逝）、马伯乐（1945年在布痕瓦尔德遇难）和葛兰言（1940年去世）几乎同时的去世使法国汉学遭受毁灭。重建的任务将落在戴密微（Paul Demieville）肩上（见第8章第6节）。<ref>关于中越战争，见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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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00–1945年间因此形成了一条连贯的弧线。它始于沙畹领导下专业汉学的兴起，终于战争、迫害和流亡对欧洲汉学体制的摧毁。其间，它产生了该学科所知的最伟大的一代汉学家——这一代人的著作在许多方面至今仍无人超越。他们开发的方法、翻译的文本、创造的工具和提出的问题继续定义着这个领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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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然而，终结这一黄金时代的灾难也播下了复兴的种子。德国和奥地利学者向英语世界的扩散极大地丰富了美国和英国的汉学，为战后中国研究的爆炸性增长奠定了基础。那个故事的开篇——冷战对汉学的转变——在第6章中讲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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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注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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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引用 == | ||
| + | <reference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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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revision as of 01:52, 26 March 2026
第五章：汉学的成熟（1900–1945）
一、引言：一门学科的成年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汉学的伟大时代。在1900年至1945年间，西方的中国研究从一项分散的小规模事业——由传教士、外交官和少数大学教授从事——转变为一门成熟的学术学科，拥有自己的方法、期刊、机构和国际学术交流网络。这是汉学产生其最伟大的文献学家、最宏大的翻译和综合著作以及最具影响力的方法论创新的时期。这也是该学科被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的灾难所摧毁的时期——纳粹主义驱散了整整一代德语学者，永久改变了汉学研究的国际格局。
本章的叙述跨越了本书各国别章节（第7–18章）所考察的国别传统，追踪在该学科达到文献学成就最高水平的数十年间，联系在巴黎、柏林、汉堡、斯德哥尔摩、伦敦和美国工作的汉学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竞争和相互影响。有关具体国别传统的更详细论述，请参阅相关国别章节：德国（第7章）、法国（第8章）、英国（第9章）、瑞典（第14章）、美国（第17章）和俄罗斯（第16章）。
二、法国的黄金时代：沙畹、伯希和、马伯乐
这一时期始于巴黎。到二十世纪之交，法国汉学已积累了近一个世纪的制度连续性，可追溯至1814年让-皮埃尔·阿贝尔-雷缪萨（Jean-Pierre Abel-Remusat）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第一个中文教席（见第8章第2节）。然而，正是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将这一传统转变为质的飞跃：一门以欧洲古典学家对待希腊文和拉丁文文本同样的文献学严谨性来进行研究的学科。
何内（David Honey）在《祭坛上的香》中将沙畹认定为"现代汉学之父"——这一判断得到了该领域后来几乎每一位史家的认同。[1]这一地位的基础不是单纯的高产——尽管沙畹的学术产出确实巨大——而是其方法的质量和持久性。正如何内所写："他所写的一切在知识前提、概念清晰度和方法论途径方面至今都不过时。"[2]
沙畹的杰作是他对《史记》的部分翻译——Les Me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五卷，1895–1905）——涵盖了司马迁伟大历史著作的前四十七章。他的专著Le T'ai Chan（1910年，论泰山崇拜）在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中开辟了新领域。他的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1913–1915）开创了西方对中国艺术和金石学的考古研究。[3]
最重要的是，沙畹是一位教师。他在法兰西学院和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学生包括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和考古学家兼作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正如张西平所说，沙畹和围绕他的学生们"将巴黎作为西方汉学首都的桂冠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沙畹最杰出的学生，按何内的评价，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中文文献学家"。[5]1908年，伯希和到达敦煌石窟，凭借其非凡的目录学知识，从密封的藏经洞中挑选出最有价值的手稿。1911年，伯希和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教授。他的注释版马可·波罗游记和《元朝秘史》是其最宏大的学术工程，尽管两者在他去世时都未完成。[6]
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著名埃及学家加斯东·马伯乐（Gaston Maspero）之子，1908年至1920年在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任职，在那里进行了关于越南历史音韵学的开拓性研究。1921年，他继承沙畹在法兰西学院的教席。他唯一的专著La Chine antique（1927）仍然是古代中国历史的里程碑。[7]
马伯乐关于道教的研究——特别是对早期中世纪道教"养生"修炼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8]
马伯乐之死是学术和人道的悲剧。由于其犹太血统，他被纳粹逮捕并被驱逐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于1945年在那里去世——与伯希和因病去世在同一年。这两位学者的同时失去使法国汉学遭受毁灭性打击，标志着其黄金时代的终结。详见第8章第4–5节。
三、亨利·高第与书目学基础设施
没有可靠的书目工具，任何学科都无法成熟，而汉学的书目学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亨利·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的创造。他的巨著Bibliotheca Sinica（五卷，1904–1908，增补卷1922–1924）是第一部关于西方中国著述的全面书目。[9]
四、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汉学
阿列克谢耶夫（Vasily Mikhailovich Alekseev，1881–1951）作为沙畹的学生来到巴黎，在法国和俄罗斯传统之间架起了重要的桥梁。他将法国文献学学派的方法带回圣彼得堡，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汉学的领军人物。[10]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俄罗斯汉学逐渐从属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但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学生们在这些限制下仍保持了严肃学术研究的传统。详见第16章。
五、德国的制度化汉学：福兰阁、佛尔克与汉堡学派
法国汉学在历史悠久的制度保护下蓬勃发展，而德国汉学在二十世纪初必须几乎从头建立其制度基础。决定性的突破发生在1909年至1925年间，汉学教授席位分别在汉堡（1909）、柏林（1912）、莱比锡（1922）和法兰克福（1925）设立。详见第7章第4节。
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汉堡教席的首位占有者，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的领军人物。他的巨著是五卷本《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柏林：de Gruyter，1930–1952），本质上是一部从古代到1368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儒家意识形态和"天下"概念为叙事核心。与从赫尔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历史学主流传统不同，福兰阁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有活力的、生机勃勃的文明。[11]
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1923年在汉堡接替福兰阁。他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1927–1938），近两千页，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佛尔克对王充《论衡》的翻译（1906–1911）为他赢得了著名的儒莲奖，他1922年翻译的《墨子》成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墨翟：转折之书》（Me-ti: Buch der Wendungen）的主要资料来源。[12]详见第7章第4.3节。
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1884–1961）成为最重要的中国小说德语译者。他将许多伟大的中国小说——包括《金瓶梅》、《好逑传》、《野叟曝言》以及蒲松龄的作品——翻译成优雅的德文。与理查德·卫礼贤的哲学翻译不同，库恩的工作向德国读者展示了中国文学的叙事丰富性。[13]
海尼施（Erich Haenisch，1880–1966）对蒙古和满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编辑和翻译的《元朝秘史》（Yuanchao bishi）是中亚文献学的里程碑。[14]
六、卫礼贤：文化间的伟大翻译者
在德国汉学史上，没有人比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产生了更广泛的文化影响。1899年作为新教传教士被派往德国殖民地青岛，卫礼贤更多地致力于中国经典的研究而非传教，与清朝遗老劳乃宣合作研究《易经》和其他儒道文本。在随后的数十年中，他将大量经典著作翻译成德语：《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道德经》、《庄子》、《列子》，以及最重要的《易经》（1924年）。[15]
卫礼贤的翻译由莱比锡的欧根·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在德语世界引起了非凡的反响。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读了《道德经》并热烈赞扬；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为1951年英译本《易经》撰写了序言，后者在1970年代成为美国反文化运动的一部经典文本。[16]
何内将卫礼贤描述为"德国的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尽管他在中国哲学而非诗歌领域活动"。[17]回到法兰克福后，卫礼贤于1925年创立了中国学院，创办了期刊《中国学志》（Sinica），直到1930年英年早逝。详见第7章第4.4节。
七、高本汉与历史音韵学：从瑞典革新学科
二十世纪初汉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方法论创新并非来自巴黎、柏林或伦敦，而是来自一位年轻的瑞典语言学家，他将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应用于中文。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生于延雪平（Jonkoping），在乌普萨拉读本科时就构想了将用于研究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方法应用于中文的想法。[18]
1910年赴华后，高本汉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对二十四种不同方言进行了音韵调查。1915年5月，他在乌普萨拉以其不朽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的第一部分获得博士学位，该著作获得巴黎铭文与美文学院的儒莲奖。[19]
高本汉的方法代表了真正的方法论突破。正如比较语言学家通过比较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语中的同源形式来重建原始印欧语一样，高本汉通过比较同一汉字在不同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读音来重建中文发音的早期阶段，以公元601年的《切韵》韵书为框架。[20]
蒲立本（E.G. Pulleyblank）曾著名地将该领域分为两个时期："BK（高本汉之前）和AK（高本汉之后）。"[21]
王力评价高本汉的影响："西方汉学家虽多，但对中国语言学产生影响的却少。影响真正巨大的只有高本汉一人。"《中国音韵学研究》于1940年由中国最杰出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翻译成中文。[22]
详见第14章。
八、英国汉学：韦利的文学翻译与李约瑟的起步
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汉学没有产生伯希和或高本汉那样的文献学家，但产生了文化影响或许更为深远的成就：一位天才翻译家将中日文学带入了西方文化主流。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自学中文和日文，没有大学职位，从未到过亚洲，完全在学术汉学的制度框架之外工作。然而，他的翻译改变了西方对东亚文学的理解。[23]
韦利的第一部著作《一百七十首中国诗》（1917）是一次启示。该书被重印十余次并翻译成法文和德文，首次将中国古典诗歌带入普通西方家庭。他翻译了《论语》（1938）、《道德经》（1934），以及最著名的《西游记》节译本《猴》（Monkey，1942年），后者成为西方最著名的中国书籍之一。[24]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1937年通过三位中国研究生发现了中国文明对科学技术的基本贡献。他决定学习中文并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科学史。《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直到1954年才出版，但该项目是在本章涵盖的时期内构想和大体规划的。[25]详见第9章第6节。
九、美国汉学的兴起：夏德、劳费尔、卜德
美国从传教到专业汉学的转变以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1902年赴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为标志。这确立了哥伦比亚大学作为美国最早提供中国研究严肃学术教学的大学之一。[26]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生于科隆，其杰作《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1919）是关于中国与伊朗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不朽研究。[27]
卜德（Peter A. Boodberg，1903–1972），生于俄罗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了一个可与最优秀欧洲学术比肩的汉学文献学学派。他的学生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1913–1991）以对唐代中国自然、物质和想象世界的精湛探索继承了伯克利传统——《撒马尔罕的金桃》（1963）、《朱雀》（1967）、《步虚》（1977）。[28]
详见第17章。
十、葛兰言与社会学方法
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因其方法和知识谱系在这一时期的伟大人物中独树一帜。与从古典文本学术传统中衍生出方法的沙畹、伯希和和马伯乐不同，葛兰言受涂尔干（Emile Durkheim）社会学学派的塑造，为汉学带来了根本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分析工具。[29]
他的博士论文Fe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1919）是社会学解释的杰作。他的主要著作——La religion des Chinois（1922）、La civilisation chinoise（1929）、La pensee chinoise（1934）——以纯粹文献学无法做到的方式，将中国文明向社会科学的分析敞开。葛兰言1940年因德国入侵法国的悲痛和绝望而去世。详见第8章第5节。
十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扰乱了整个欧洲的汉学研究。在法国，沙畹于1918年去世。在德国，战争中断了学术生涯，切断了国际联系，摧毁了殖民基础设施——特别是青岛殖民地。然而战争也创造了新的机遇。战后时期德国汉学机构迅速扩展。魏玛共和国的知识氛围——对西方确定性的质疑和对非欧洲思想的开放——为中国哲学翻译创造了接受性的读者群。[30]
战争还有一个对汉学具有重大意义的间接后果：它加速了中国帝制的终结和中华民国的建立（1912年），使中国向新形式的学术参与开放。
十二、两战之间的繁荣（1918–1933）
两战之间的时期见证了古典汉学的最高繁荣。这一黄金时代有几个显著特征：
国际主义。汉学界足够小——全世界大约一百名活跃学者——以至于个人关系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文献学严谨。文本学术的标准达到了顶峰。工具已经具备——高本汉的中古和上古汉语重构、伯希和的目录学掌控、马伯乐的历史音韵学——并以此后罕有匹敌的精确和彻底程度加以运用。
宏大综合。该时期产生了纪念碑式规模的著作：福兰阁五卷本《中华帝国史》、佛尔克三卷本《中国哲学史》、高本汉《中文解析字典》、马伯乐《古代中国》、葛兰言《中国文明》和《中国思想》。
制度多元。汉学卓越中心在地理上分布广泛，丰富了该领域。巴黎仍是首都，但斯德哥尔摩、汉堡、柏林、莱比锡、伦敦、伯克利和莱顿都拥有一流学者。
中国对话者的角色。西方汉学家首次面对在现代批判方法中受过训练的中国学者的严肃对话。王国维对甲骨文的开创性研究证明中国学者能做出超越西方汉学家所有成就的贡献。
中西学术交流。胡适应卫礼贤之邀访问法兰克福；林语堂在莱比锡跟随孔拉第（Conrady）完成博士论文；季羡林1937年至1945年在哥廷根汉学研讨班担任中文讲师。[31]
十三、汉学期刊
该时期汉学的制度巩固伴随着若干重要期刊的创办和成熟。《通报》（T'oung Pao），1890年由荷兰汉学家施古德（Schlegel）和法国目录学家高第共同创办，已确立为首要的国际汉学期刊。此外还有：《亚洲学志》（Asia Major，莱比锡，1924–1935）、《中国学志》（Sinica，法兰克福，1925–1943）、《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北京，1935–）、《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36–）、《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苏黎世，1925–）和《法国远东学院学报》（河内，1901–）。[32]
十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与德语汉学家的离散
纳粹主义的崛起摧毁了德国汉学。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的专业汉学刚成立不到二十年。全国仅有四个汉学教席：汉堡（1909年起）、柏林（1912年起）、莱比锡（1922年起）和法兰克福（1925年起）。该领域很小，即使失去几位学者也是灾难性的。[33]
最具毁灭性的打击是整整一代人的被迫移民。正如普林斯顿汉学家柯马丁（Martin Kern）所记录的，大量年轻和已成名的德国汉学家和东亚艺术史学家离开了这个国家，大多数前往美国。[34]
哈隆（Gustav Haloun，1898–1951）因其"对纳粹党的消极态度"而被拒绝授予正教授职位，1938年接受了剑桥大学的聘任。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9）先去安卡拉，后去伯克利。西门华德（Walter Simon，1893–1981）1938年逃往伦敦亚非学院。[35]
移民者对其东道国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召回德国。正如柯马丁所指出的，这一单向转移永久改变了汉学研究的国际格局，将重心从德语欧洲转移到英语世界。[36]
战争本身加剧了破坏。柏林大学的汉学图书馆——经数十年由德格鲁特（De Groot）、福兰阁及其继承者建设成欧洲最优秀的藏书之一——在轰炸中被摧毁。在法国，伯希和（1945年病逝）、马伯乐（1945年在布痕瓦尔德遇难）和葛兰言（1940年去世）几乎同时的去世使法国汉学遭受毁灭。重建的任务将落在戴密微（Paul Demieville）肩上（见第8章第6节）。[37]
1900–1945年间因此形成了一条连贯的弧线。它始于沙畹领导下专业汉学的兴起，终于战争、迫害和流亡对欧洲汉学体制的摧毁。其间，它产生了该学科所知的最伟大的一代汉学家——这一代人的著作在许多方面至今仍无人超越。他们开发的方法、翻译的文本、创造的工具和提出的问题继续定义着这个领域。
然而，终结这一黄金时代的灾难也播下了复兴的种子。德国和奥地利学者向英语世界的扩散极大地丰富了美国和英国的汉学，为战后中国研究的爆炸性增长奠定了基础。那个故事的开篇——冷战对汉学的转变——在第6章中讲述。
注释
引用
- ↑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序言，xxii。
-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
- ↑ 张西平，讲座1，"西方汉学导论"，第165–168页。
- ↑ 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
- ↑ "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Proceedings of EMNLP (2025)。
- ↑ "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
- ↑ 关于高第，见第8章第4节；张西平，"讲座7"，第3节。
- ↑ 关于阿列克谢耶夫，见第16章第4节。
- ↑ 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 ↑ 张西平，讲座1，第54–60页。
- ↑ 关于弗朗茨·库恩，见第7章第4.7节。
- ↑ 关于海尼施，见第7章第4.2、6.1节。
- ↑ 张西平，讲座1，第102–113页。
- ↑ 张西平，讲座1，第114–117页。
- ↑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Bitter Winter (2024)。
-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xii。
- ↑ "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报告 (2024)。
- ↑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uman Rights Watch (2021)。
- ↑ 顾彬，《汉学研究新视野》，第7章，第100–111页。
- ↑ Thomas Michael, "Heidegger's Legacy for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Laoz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1, no. 2 (2020): 299。
- ↑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UNY Press, 1987)。
- ↑ Wolfgang Kubin，《汉学研究新视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11章，第194–195页。
- ↑ Carine Defoort, "'Chinese Philosophy' at European Universities: A Threefold Utopia," Dao 16, no. 1 (2017): 55–72。
- ↑ 关于韩国印刷和文本传承，见UNESCO世界记忆名录中关于《直指》的条目。
- ↑ 关于"殖民合作"，见同上。
- ↑ 关于战后韩国汉学，见"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 ↑ 同上。
- ↑ 关于独立越南时期古典中文的使用，见维基百科"History of writing in Vietnam"条目。
- ↑ 关于考试内容，见同上。
- ↑ 关于科举的社会影响，见"Persistent legacy of the 1075–1919 Vietnamese imperial examinations," MPRA Paper 100860 (2020)。
- ↑ 越南作为最后一个举行科举考试的国家。
- ↑ 关于字喃，见维基百科"Chu Nom"条目。
- ↑ 关于汉喃研究院，见维基百科"Chu Nom"条目。
- ↑ 关于越南殖民时期的汉学，见"Sinology in Vietnam,"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 ↑ 关于中越战争，见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