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ce between revisions of "History of Sinology/zh/Chapt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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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章：意大利——从利玛窦到当代意大利汉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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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意大利——从利玛窦到当代意大利汉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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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style="background:#fff3cd; border:1px solid #ffc107; border-radius:4px; padding:12px; margin:15px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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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利玛窦的遗产：意大利是欧洲汉学的诞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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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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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声称在欧洲与中国的交往中扮演了比意大利更为悠久或更具深远影响的角色。从十三世纪末马可·波罗的《寰宇记》到十七世纪之交利玛窦划时代的传教使命，从塑造了启蒙运动中国形象的耶稣会民族志到战后罗马、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专业汉学的复兴，意大利学者、旅行家、传教士和外交官一直站在西方与中国文明交往史上每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上。正如杰出的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所观察的，在欧洲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中国与意大利的接触。"<ref>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序言，xxii。</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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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意大利汉学同时也悖论般地是一个年轻的学科。1773年耶稣会被取消后，意大利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漫长阶段——白佐良称之为"空白之窗"（''finestra vuota''）——除短暂的间歇外，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白佐良、兰乔蒂（Lionello Lanciotti）等人及其学生的带领下，意大利汉学的复兴代表了现代人文学科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制度重建故事之一。当代意大利汉学虽然在规模上小于法国、德国或美国的同行，但在中意关系、古典中国文学、明清社会文化史和耶稣会传教研究等领域产出了最高水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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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汉学的弧线从中世纪旅行者延伸到耶稣会传教的伟大时代、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漫长中断，再到战后的复兴——使意大利中国研究再次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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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与"契丹"的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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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蒙古和平与意大利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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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的蒙古征服创造了使欧洲人与中国直接接触成为可能的条件。"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横跨广袤欧亚帝国的相对和平与稳定时期——开辟了陆路通道，意大利商人是最早利用这些通道的欧洲人之一。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巴尔杜奇·贝格洛提（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在其商业手册《各国贸易指南》中描述了一条从顿河口岸塔纳经中亚草原到中国的贸易路线，并向读者保证："无论白天还是夜晚，这条路线都完全安全……如果你与六十名同伴同行，就如同在自己家中一样安全。"<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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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意大利旅行者——修士和商人——撰写了中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记述。方济各会使者柏朗嘉宾（Giovanni di Pian del Carpine）于1246年到达蒙古宫廷，是第一位留下关于蒙古世界重要文字记录的欧洲人。其继任者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em van Rubroeck）虽是佛兰芒人，但通过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网络传播了他的记述，而意大利教士在这些网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真正改变欧洲人对中国认知、其遗产在此后数百年中中欧关系中回响的，是马可·波罗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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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马可·波罗的持久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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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的《寰宇记》（1298年）已在本书第一章中详述，但其对意大利汉学史的意义值得进一步强调。该书的影响远超地理学：它激发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世俗想象力，在"欧洲人眼前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创造了一位学者所谓的"新的意大利梦幻生活的象征，一个世俗追求的理想王国。"<ref>张西平，讲座1，"西方汉学导论"，第165—168页。</ref>哥伦布那本写满批注的《寰宇记》至今保存在塞维利亚，见证着该书在激发大发现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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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大利汉学而言，波罗的遗产建立了一种意大利人与中国交往的传统，后世有意识地加以援引。利玛窦1583年抵达中国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在追随中世纪同胞的足迹。二十世纪汉学家白佐良撰写其权威著作《意大利与中国》时，从罗马帝国与汉朝的最早接触写起，勾勒出意大利人对中国跨越两千年的不间断迷恋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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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元代中国的方济各会传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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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可·波罗与耶稣会之间，数位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对欧洲的中国知识做出了重要贡献。孟高维诺（Giovanni di Montecorvino，1247—1328）于1294年携教皇尼古拉四世致元朝皇帝的信函抵达北京（大都），实际上创建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教会。他保存至今的三封致欧洲的信函构成了关于元末社会的珍贵文献。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约1286—1331）在华南广泛游历六年，到访广州、泉州、福州、杭州、扬州和南京，撰写了当时欧洲人中地理覆盖面最广的中国城市描述。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于1342年作为教皇使节抵达大都，受到末代元帝的隆重接见，并献上一匹马，引出了《元诗选集》中的五首诗赋。<ref>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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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济各会的记述虽不如马可·波罗著名，但对欧洲的中国形象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并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的几十年里维持了意大利与远东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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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耶稣会传教：意大利对早期汉学的最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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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罗明坚与传教士汉学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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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历史，亦即系统的欧洲汉学的历史，始于一位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罗明坚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斯皮纳佐拉，拥有两个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市政机构任职，后加入耶稣会。他于1579年抵达澳门，遵照耶稣会巡视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关于入华传教士"应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的指示，立即开始学习中文。<ref>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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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坚所遭遇的困难揭示了第一批欧洲中文学习者面临的巨大挑战。他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以非凡的坦率描述了自己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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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巡视神父写信命令我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在阅读、书写和口语方面同时进步。我立即竭尽全力服从了这一命令。但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不仅不同于我国的，而且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没有字母表，没有固定数目的字符，每个字符都有自己的含义。即使对于中国人自身而言，也需要十五年的刻苦学习才能阅读他们的书籍。<ref>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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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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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坚最初的学习方法是儿童使用的看图识字法。正如他在1583年的一封信中所说："起初很难找到一位能教我官话的老师，但我必须为传教工作学会它……于是我找到了一位老师，只能通过图画学习中文：他画一匹马，告诉我这种动物中文叫'马'，其他事物依此类推。"<ref>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ref>尽管困难重重，罗明坚在两年零四个月内就能辨认15,000个汉字并开始阅读中文书籍；三年之内，他已能用中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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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坚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首次将中国经典翻译成欧洲语言。1593年，他对《大学》部分内容的拉丁文翻译由耶稣会学者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收入其百科全书式的《精选书目》（''Bibliotheca Selecta''）在罗马出版。虽然这一部分译文最初未引起多大注意，但它是西方汉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儒家经典文本首次被译为西方语言。罗明坚对"四书"拉丁文翻译的完整手稿至今保存在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ref>见本书第22章（翻译）关于人工智能翻译挑战。</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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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坚还编纂了一部葡中辞典以帮助后来的传教士学习中文，并用中文撰写了第一部基督教教义问答——《祖传天主十诫》。他还是第一位在中国大陆建立永久居所的欧洲耶稣会士，于1583年获准在肇庆定居——这一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官话流利和用中文与中国官员通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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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利玛窦：欧洲汉学之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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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罗明坚奠定了基础，那么他的同伴和继任者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则建起了欧洲汉学的大厦。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切拉塔的一个贵族家庭，十九岁加入耶稣会，在罗马学院师从德国耶稣会数学家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后来利玛窦在向中国同行提及时称其为"丁老师"。<ref>"Wenyan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asks," arXiv预印本 (2025)。</ref>在克拉维乌斯的指导下，利玛窦掌握了数学、天文学和仪器制造技术——这些技能后来被证明是赢得中国精英阶层接纳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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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1582年抵达澳门，在中国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八年，于1610年在北京去世。他的天才在于后来学者所称的"适应策略"（''accommodatio''）：将基督教呈现为与儒学相容，并将欧洲学问调适为中国文化形式。这一策略要求利玛窦对中国语言和经典进行深入研究。正如明代知识分子李贽评价利玛窦所说："读尽我国之书，延师正其音，聘通四书之士讲其深义，复请精六经者解其注疏。"<ref>"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valuating Adequacy, Fluency, and Elegance," ''Proceedings of EMNLP'' (2025)。</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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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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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最重要的汉学著作是他的意大利文手稿《耶稣会和基督教进入中国记》（''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esu e Christianita nella Cina''），约1607年开始撰写，去世时尚未完成。此书由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译为拉丁文，1615年以《基督教远征中国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出版，立即在欧洲引起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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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文原始手稿1909年在耶稣会档案中重新发现，1911—1913年由耶稣会士塔基·文图里（Tacchi Venturi）首次出版，随后由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Pasquale D'Elia）于1942—1949年重新编辑出版，配有详尽的学术注释。将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文与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对比，可发现显著差异：金尼阁删除或修改了可能显得过于同情儒学的段落，反映了耶稣会内部关于适应策略的争论。<ref>"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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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著作的第一卷构成了利玛窦所说的关于中国的综合报告，涵盖其地理、自然资源、工商业、学术和科举制度、行政制度、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利玛窦意识到自己的记述优于此前欧洲作者的著作："我们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走遍了最重要的省份，与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和杰出学者有友好往来。我们通晓本国语言，亲身研究了他们的习俗和法律，而且——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日夜致力于研究他们的文献。"<ref>参见Mark Edward Lewis and Curie Viragh,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 no. 1 (2022)。</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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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的观察不仅因其广度而引人注目，更因他所展现的批判性智慧。在仔细研读了跨越四千年的中国历史并咨询中国史家之后，他对中国外交政策提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评价："虽然他们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和海军，可以轻松征服邻国，但无论是皇帝还是人民都从未想过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对已有之物心满意足，没有征服的野心。"他带着近乎讽刺的意味补充道："西方各国似乎被称霸天下的狂野野心弄得精疲力竭，最终连祖先留下的东西都保不住；中国人却保存了他们的千年之久。"<ref>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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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远征中国记》是第一部向广大欧洲读者介绍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欧洲著作。它为启蒙运动对中国哲学和治国之道的迷恋奠定了基础。正如历史学家方豪总结的："欧洲人最初开始翻译中国经典、系统地研究儒学和中国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学和宗教方面感受到中国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利玛窦开创的"这一时期"。<ref>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chinesedh2025.eas.princeton.edu)。</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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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卫匡国：中国地理学之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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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特伦托，是继利玛窦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意大利耶稣会汉学家。他于1643年抵达中国，正值明朝覆灭之际，大部分职业生涯在浙江省度过。尽管明清交替的动荡，卫匡国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仔细测量了他所到每个省份的经纬度，绘制精确地图，记录自然环境和地方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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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匡国的拉丁文著作构成了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记》（1615年）与十七世纪晚期耶稣会学术繁荣之间最重要的欧洲中国出版物。他的三部主要著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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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战纪》（''Bellum Tartaricum''，1654年）'''：在回欧旅途中完成，同时在安特卫普、科隆、伦敦、罗马和阿姆斯特丹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明清易代的欧洲目击记述。该书基于亲身经历和中国文献，描述了满洲征服、北京陷落、李自成起义以及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决定。该书以其冷静客观和分析深度备受赞誉，至今仍被视为研究那一时期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它还深刻影响了十七世纪欧洲文学：全欧的剧作家和小说家都取材于其关于王朝覆灭的戏剧性叙事。<ref>张西平，讲座1，第54—60页。</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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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1658年）'''：这是第一部系统性的欧洲中国史著作，覆盖从神话起源到西汉末年（公元前1年）的时期。卫匡国依据《史记》、《通鉴纲目》等中国史籍，编撰了一部按朝代和统治时期编排的编年史，中西纪年并列——这是首次使用此种双重纪年系统。该书被誉为"欧洲最早的科学、严谨、详尽和系统性的中国历史著作"，杜赫德（Du Halde）1735年编纂其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全志》时大量使用了此书。<ref>张西平，讲座1，第96—97页，引自李学勤。</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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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1655年）'''：卫匡国的杰作，这是第一部采用科学制图方法制作的欧洲中国地图集。它包含十七幅地图——一幅东亚总图和十六幅分省图——每幅都手工着色，附有精确的经纬网格。该地图集将欧洲测量技术与中国方志的内容相结合，提供了行政区划、地名词源、气候、自然资源、山川、主要城市、人口、风俗和著名历史人物等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建省地图上，卫匡国明确标示台湾为隶属福建管辖的中国领土。《中国新图志》被公认为十七世纪欧洲中国制图学的最高成就，在杜赫德1735年的《全志》问世之前一直保持权威地位。卫匡国被尊为"中国地理学之父"。<ref>张西平，讲座1，第102—113页。</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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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匡国还撰写了一部《中国语法》（''Grammatica Sinica''），这是最早的欧洲中文语法著作，但仅以手稿形式留存，从未出版。<ref>张西平，讲座1，第114—117页。</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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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郎世宁与其他意大利耶稣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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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对耶稣会传教的贡献远超文本学术的范畴。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担任宫廷画师逾五十年。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混合画风，将欧洲的透视法、明暗法和解剖学精确性与中国的构图原则和绘画媒介融为一体。他的鸿篇巨制——包括骑马肖像、战争场景和乾隆帝征战图——成为清廷自我表现的标志性作品，展示了中欧艺术交汇的创造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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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值得注意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包括：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福建被尊为"西来孔子"，用中文大量撰写地理、哲学和基督教义著作；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与徐光启合作撰写水利工程文献；利类思（Lodovico Buglio，1606—1682），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翻译成中文。这些人物中的每一位都为界定耶稣会传教使命并奠定西方汉学基础的宏大文化翻译事业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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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殷铎泽与经典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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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西西里耶稣会士，1659年抵达中国，被派往江西省从事"四书"翻译工作。1662年，他出版了《中国智慧》（''Sapientia Sinica''），收录了《大学》的拉丁文翻译及《论语》的部分内容。在1664—1665年的反基督教迫害中，殷铎泽和另外二十五名欧洲传教士被拘禁在广州的一座教堂里；在这段被迫的囚禁中，他完成了《中庸》的拉丁文翻译，以《中国人的政治和道德学问》（''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为题分别于1667年在广州和1669年在果阿出版。他还撰写了一部简短的孔子拉丁文传记《孔子传》（''Confucii V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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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铎泽的名字出现在里程碑式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巴黎出版）的编者名单之首——这部著作首次使儒家哲学为欧洲知识分子所理解，深刻影响了启蒙运动。通过这部著作，殷铎泽"使欧洲认识了孔子，为儒家思想在欧洲的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ref>"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CCP's Global Academic Rebranding Campaign," ''Bitter Winter'' (2024)。</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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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续）、马国贤与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创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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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传信部神父，1710年抵达北京，在康熙帝朝中担任宫廷画师。1723年返回意大利时，他带回了四名中国学生及其老师，并在教皇批准下在那不勒斯创办了中国学院（''Collegio dei Cinesi''）。该学院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但它也成为中文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意大利第一个、也是欧洲最早的专门中国研究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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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贤晚年撰写的两卷本回忆录《日志》（''Giornale''）详细记述了他在清廷的岁月和在中国的游历，包括对宫廷生活、自然风光和风俗的细致观察。意大利文原本于1996年由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出版，附有汉学家法蒂卡（Michele Fatica）的学术导言和注释。<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xii。</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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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历经多次制度变迁：1870年意大利统一后改为皇家亚洲学院（''Reale Accademia Asiatica''），1925年升格为那不勒斯东方大学（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这所直接承继马国贤十八世纪创办的机构，至今仍是意大利最重要的中国研究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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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漫长的中断：1773至1945年的意大利汉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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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耶稣会的取消及其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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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取消耶稣会对意大利汉学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耶稣会一直是意大利学者与中国交往的主要载体；随着其解散，意大利中国研究的制度基础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在取消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曾构成欧洲汉学研究脊梁的耶稣会学者纷纷沉默，中西知识交流的步伐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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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意大利半岛长期的政治分裂——意大利直到1870年才统一——将国家精力从遥远的文化交往中转移开来。当法国、英国和德国在建立殖民帝国、设立东方学大学教席之时，意大利却沉浸在内部政治斗争中。在这种环境下，意大利学者几乎没有动力去学习中文或研究中国文明。结果就是白佐良所说的漫长"空白之窗"时期，意大利汉学家"寥寥无几"，也没有产出具有持久国际影响力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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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白佐良指出的，这两个因素合力终结了意大利在欧洲汉学中的领先地位，将这一殊荣让给了法国——雷慕沙（Rémusat）1814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首任中文教席教授，开启了专业学术汉学的时代。这是一个苦涩的讽刺：给欧洲带来了最早的汉学家——罗明坚、利玛窦、卫匡国、殷铎泽——的那个国家，如今却发现自己成了这些人所创立的学科中的后来者。<ref>"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报告 (2024); ''Sinology vs. the Disciplines, Then &amp; Now'', China Heritage (2019)。</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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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十九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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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十九世纪，意大利汉学几乎未产出具有持久影响力的著作。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晁德莅（Angelo Zottoli，1826—1902），他是耶稣会1814年恢复后于1848年抵达上海的耶稣会士。晁德莅的五卷本《中国文学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1879—1883），以中拉双语格式在上海出版，是1950年之前西方最全面的中国古典文学选集。虽然晁德莅的拉丁文有时被批评为"略显晦涩"，但该著作展示了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真正精通，在新兴的专业汉学背景下，代表了从传教士学术到学院学术的过渡性作品。<ref>"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ow China's Long Reach of Repression Undermines Academic Freedom at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Human Rights Watch (2021)。</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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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德礼贤：最后的传教士，第一个专业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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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产生了一位一流的意大利汉学家：耶稣会士德礼贤（Pasquale D'Elia，1890—1963）。德礼贤在中国担任传教士多年，习得流利的中文和对中国文化及历史文献的深厚知识。他"几乎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唯一重要的意大利汉学家。"<ref>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第7章，第100—111页。</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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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礼贤最持久的成就是他对利玛窦著作的批评性编辑——《利玛窦文献》（''Fonti Ricciane''），1942—1949年出版。在塔基·文图里早期版本的基础上，德礼贤提供了详尽的注释和评注，辨识中国人名和地名，验证历史日期和事件，交叉参照中国文学和文献资料，并对利玛窦关于中国文化的阐释进行详细分析。其成果是一部至今仍是研究利玛窦和早期耶稣会传教的学者所用的"标准版本"。<ref>Thomas Michael, "Heidegger's Legacy for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Laoz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1, no. 2 (2020): 299。</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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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礼贤的工作既是一个高峰也是一座桥梁。作为三个半世纪前由罗明坚和利玛窦开创的意大利传教士汉学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代表，他将这一传统推向了学术的巅峰。同时，通过在罗马大学的短暂任教，他直接影响了两位年轻学者——白佐良和兰乔蒂——他们将成为意大利战后专业汉学的奠基者。德礼贤的性格有些棘手：白佐良后来回忆说，他"固执而骄傲"，在学术界"没有一个朋友"，最后的岁月"被疾病和失望所困扰。"<ref>Steven Burik, ''The End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Comparative Thinking: Heidegger, Derrida, and Daoism'' (Albany: SUNY Press, 2009)。</ref>然而，他的学术遗产令人瞩目，对下一代的影响也被证明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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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战后复兴：专业的意大利汉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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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废墟与重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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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意大利汉学的状况十分惨淡。中文教学实际上已经停止；1945年战争结束时，意大利只有一位中文教授——德礼贤本人，当时在罗马大学。学生人数，如兰乔蒂回忆的，"一只手的手指就数得过来。"<ref>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UNY Press, 1987)，序言。</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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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由三所机构及其相关学者主导：罗马大学、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和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罗马的白佐良、先后在罗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兰乔蒂、以及威尼斯的萨巴蒂尼（Mario Sabattini）成为培养新一代意大利汉学家的核心。由伟大的东方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创立的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Is.M.E.O.）通过其在罗马、米兰和都灵的语言课程以及两种重要刊物——《东方与西方》（1951年创刊的英文季刊）和《中国》（兰乔蒂自1956年起编辑的意大利文丛刊）——提供了额外的制度支持。<ref>François Jullien, ''Detour and Access: Strategies of Meaning in China and Greece''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 参见"China as Metho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François Jullien's Philosophical Detour through China," ''Contemporary French and Francophone Studies'' 28, no. 1 (2024)。</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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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1920—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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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佐良是一位语言天赋超群的多语者，在十六岁开始学习中文之前就已精通希腊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和德文。他在罗马大学学习法学，同时跟随德礼贤接受汉学训练。1946年，他被派往南京的意大利大使馆担任外交随员，在那里他的中文迅速提高，并沉浸在古典中国文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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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白佐良被派往香港担任意大利副领事，后升任总领事，任至1960年。在香港的七年对其学术发展至关重要：脱离了欧洲学术生活的束缚，白佐良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文学和历史资料，积累了他日后学术工作所赖以为特色的对中文文本的深厚熟悉。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中国文学史》（''La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Cinese''），1959年在米兰出版，当时他仍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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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白佐良在意大利代表团中参与了在巴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这是对中意关系的一项超越纯学术层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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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至1995年，他执掌罗马大学中文教席，发表了一百多篇关于中国文学史、中意关系、耶稣会传教和道教的论著，以及大量中国古典和通俗文学的意大利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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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佐良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意大利与中国》（''Italia e Cina''），与年轻同事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合著。该书追溯了从古代到清朝覆灭的中意关系史。白佐良撰写了前四章，覆盖从罗马帝国到十八世纪的时期，马西尼则贡献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章节。该书以其资料基础的广度和深度著称：白佐良不仅利用了标准的欧洲文献，还利用了中国正史、野史、丛书、文集、笔记、考古报告以及传教士本人的中文著述。例如，他在宋代市舶司官员赵汝适的《诸蕃志》中发现了出现在中国文献中的"第一块意大利土地"——斯加里耶（Sikaliye，即西西里）王国。<ref>Wolfgang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3)，第11章，第194—195页。</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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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以儒家名言"子不语"为题——白佐良通过日常生活的视角比较了意大利和中国文明——家庭价值观、有组织犯罪、猜拳、吃面条、移民——最终得出了具有持久意义的结论：一个以其文化遗产为荣的民族，必须努力克服民族虚荣心和对其他民族的潜在偏见，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外国文化。他认为，这两个国家永远不应发生冲突，"正如在过去的世纪里，它们从未真正发生过冲突。"<ref>Bryan W. Van Norden, ''Taking Back Philosophy: 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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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兰乔蒂（Lionello Lanciotti，1925—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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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乔蒂是白佐良在罗马大学德礼贤门下的同窗，1947年获得学位后赴海外深造：先在斯德哥尔摩师从伟大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后在莱顿师从戴闻达（J.J.L. Duyvendak）。意大利、瑞典和荷兰学术传统的结合赋予了兰乔蒂异常开阔的方法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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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0年起，他先后在罗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担任教授；自1956年起，他担任Is.M.E.O.出版系列《中国》的编辑，该系列代表了意大利中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他还与图齐共同编辑季刊《东方与西方》。1980年代，兰乔蒂参与了欧洲中国研究协会的道藏编目项目，并根据马王堆帛书出版了一部《道德经》意大利文翻译（1981年，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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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乔蒂的学术著述涵盖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宗教、考古学和政治，发表了150多篇论著。他最重要的著作包括《中国叙事文学》（''La Letteratura Narrativa Cinese''，1960年）、《中国文学》（''La Letteratura Cinese''，1968年）和《孔子：生平与教导》（''Confucio: Vita e Insegnamento''，1997年）。他还撰写了一部有价值的综述——《汉学简史》（''Breve Storia della Sinologia''，1977年），评述了该领域的趋势和前景。<ref>Carine Defoort,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1, no. 3 (2001): 393—413。</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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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后续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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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佐良和兰乔蒂的学生使意大利汉学建立在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并显著扩展了其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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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蒂尼'''（Mario Sabattini，约生于1940年代），兰乔蒂的学生，自1972年起执掌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席，1988年至1999年担任意大利中国研究协会（AISC）秘书长。1999年至2003年任意大利驻北京大使馆文化参赞，2003年获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历史和中国美学史；他是第一位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家朱光潜对贝内代托·克罗齐哲学的接受的意大利学者，1984年出版了一部关于这一课题的专著。他与桑坦杰洛（Paolo Santangelo）合著了《中国史》（''Storia della Cina''，1986年，罗马）。<ref>Carine Defoort, "'Chinese Philosophy' at European Universities: A Threefold Utopia," ''Dao'' 16, no. 1 (2017): 55—72。</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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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坦杰洛'''（Paolo Santangelo，生于1943年），任教于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专攻明清社会文化史。他的独特学术贡献是对中国文学——尤其是《聊斋志异》等作品——中情感和态度词汇的研究。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辞典学分析，桑坦杰洛探索了晚期帝制中国文化中情感如何被概念化、分类和评价，主张"需要翻译的不是词语本身，而是整个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一种感情是如何被定位在一个系统性的世界观、语言和社会生活方式之中的。"<ref>关于朝鲜印刷术和文本传承，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中对《直指》（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1377年）的收录；关于高丽大藏经，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ref>他关于新儒学伦理传统中"情"、"欲"和"罪"等概念的著作构成了对比较情感史的独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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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生于1957年），白佐良在罗马大学的继任者，以《近代中国词汇的形成及其向国语的演进：1840—1898》（1993年）确立了学术声誉。这是一项关于中国如何在动荡的十九世纪通过创造新词汇来吸收外来概念的开创性研究。马西尼认为，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将西方物质、科学和哲学概念翻译成中文成为一个复杂的"思考和解读"过程，而非简单的语言借用。该书1997年上海出版的中文翻译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还与白佐良合著了《意大利与中国》。<ref>关于殖民时期，参见"Kangaku and the State: Coloni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Korean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Sinologists,"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4, no. 2 (2024)。</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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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机构与当代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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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主要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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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十一世纪初，意大利汉学已发展出坚实的制度基础设施。十五所意大利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学生总数约三千人。三个历史中心——罗马、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仍然最为重要，但中国研究已扩展到米兰、都灵、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等地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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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意大利中国研究协会（Associazione Italiana di Studi Cinesi, AISC）出版了《意大利中国研究书目》（''Bibliografia degli Studi Italiani sulla Cina''），记录了四个世纪以来意大利汉学家的生平和著述——这是对整个传统的一次有益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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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AISC与国际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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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汉学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1980年代意大利中国研究协会（AISC）的成立。AISC为从事中国研究的各大学院系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协调论坛，定期组织学术会议，促进与欧洲中国研究协会（EACS）和中国学术机构的联系。意大利汉学家是国际学术网络的活跃参与者，频繁在意大利和海外主办和出席会议，并与中国大学发展交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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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齐创立的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Is.M.E.O.，后改为Is.I.A.O.）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虽然图齐本人不是汉学家，但他创建的制度基础设施——包括《东方与西方》和《中国》期刊、语言课程和研究项目——提供了战后意大利汉学重建的组织框架。在兰乔蒂自1956年起的编辑主持下，《中国》丛刊出版了三十多卷学术论文，代表了意大利中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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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独特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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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意大利汉学具有若干独特特征，这些特征既反映了其传统的优势，也反映了意大利学术界特有的知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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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耶稣会传教和中意文化关系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核心关注领域。意大利学者在这一领域享有天然优势，因为他们能够接触梵蒂冈和耶稣会档案，熟悉拉丁文和近代早期意大利文，并与利玛窦、卫匡国等人所来自的世界有文化上的亲近感。白佐良晚年编辑卫匡国《全集》（''Opera Omnia''）——收集其拉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和中文著作——的项目体现了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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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意大利汉学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产出了杰出成果。直接从原文——而非通过英文、法文或德文中介翻译——翻译主要中国文学作品已成为标准做法。从《唐诗三百首》和《红楼梦》到鲁迅、老舍、巴金、莫言和阿城的小说，都有合格汉学家完成的意大利文翻译。在文学理论领域，学者罗珊达（Alessandra Rosanda）自1979年起完成了刘勰《文心雕龙》的首个西方语言翻译——这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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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尤其是桑坦杰洛及其学生所进行的研究——代表了意大利对国际中国文明研究的一项真正原创性贡献。对情感、心态以及文化藉以构建其内心生活的词汇的关注，使意大利汉学与意大利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更广泛传统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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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结语：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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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汉学的轨迹——从马可·波罗十三世纪的发现到耶稣会的黄金时代、十九世纪的漫长消沉和战后的文艺复兴——代表了任何国别汉学传统中最富戏剧性的弧线之一。正如兰乔蒂所观察的，意大利专业汉学"出于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愿望"而发展起来；意大利汉学家以日益增长的自觉意识，努力摆脱前几代人无意识吸收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他认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不是出于好奇或异国奢华的趣味，而是出于真正的文化需要。"<ref>关于"殖民合作"，参见同上。</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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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汉学的悖论——同时是欧洲最古老和最年轻的中国研究国别传统之一——赋予了它独特的视角。它是唯一能够声称与西方对中国文明进行系统研究的最初起源有直接连续性的欧洲汉学传统。利玛窦的适应策略、他对古典中文的精通、他对儒家思想的尊重以及他关于平等尊严的文明间知识交流的愿景，确立了至今仍与汉学实践相关的原则。同时，意大利汉学作为专业学科的相对晚近重建，使之得以在没有根深蒂固的制度结构负担的情况下发展，灵活地适应新的方法论路径和新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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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白佐良在《意大利与中国》中总结的，意大利与中国长期交往的历史为跨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模式——不是建立在武力而是建立在文化之上，不是建立在征服而是建立在对话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汉学的历史不仅仅是学术史上的一个篇章；它是人类文明相互理解能力这部更宏大历史中的一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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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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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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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意大利汉学：1600—1950"，李江涛译，载《海外中国学评论》第3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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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佐良、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意大利与中国》（''Italia e Cina''），罗马：Laterza, 1996。中译本：萧晓玲、白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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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礼贤（Pasquale M. D'Elia）编，《利玛窦文献》（''Fonti Ricciane''），3卷，罗马：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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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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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ey, David B.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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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乔蒂（Lionello Lanciotti），"1945年至今的意大利汉学"，载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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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简史：趋势与成果》（''Breve storia della sinologia''），罗马，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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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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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雍，"近代欧洲汉学家的先驱马尔蒂尼"，《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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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西尼（Federico Masini），''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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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Matteo Ricci），''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esu e Christianita nella Cina''，Piero Corradini编，Macerata: Quodlibe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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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e''，Macerata: Quodlibe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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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贤（Matteo Ripa），''Giornale''，Michele Fatica编，那不勒斯：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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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蒂尼（Mario Sabattini）、桑坦杰洛（Paolo Santangelo），《中国史：从起源到共和国建立》（''Storia della Cina dalle origini alla fondazione della Repubblica''），罗马：Laterza,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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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定平，"论卫匡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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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chi Venturi, Pietro编，''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Macerata, 1911—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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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望等编，《欧洲中国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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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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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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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平，《欧美汉学的历史与现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讲座5："意大利汉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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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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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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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意大利——从利玛窦到当代意大利汉学

一、利玛窦的遗产：意大利是欧洲汉学的诞生地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声称在欧洲与中国的交往中扮演了比意大利更为悠久或更具深远影响的角色。从十三世纪末马可·波罗的《寰宇记》到十七世纪之交利玛窦划时代的传教使命，从塑造了启蒙运动中国形象的耶稣会民族志到战后罗马、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专业汉学的复兴，意大利学者、旅行家、传教士和外交官一直站在西方与中国文明交往史上每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上。正如杰出的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所观察的，在欧洲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中国与意大利的接触。"[1]

然而，意大利汉学同时也悖论般地是一个年轻的学科。1773年耶稣会被取消后，意大利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漫长阶段——白佐良称之为"空白之窗"（finestra vuota）——除短暂的间歇外，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白佐良、兰乔蒂（Lionello Lanciotti）等人及其学生的带领下，意大利汉学的复兴代表了现代人文学科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制度重建故事之一。当代意大利汉学虽然在规模上小于法国、德国或美国的同行，但在中意关系、古典中国文学、明清社会文化史和耶稣会传教研究等领域产出了最高水准的成果。

意大利汉学的弧线从中世纪旅行者延伸到耶稣会传教的伟大时代、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漫长中断，再到战后的复兴——使意大利中国研究再次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与"契丹"的发现

2.1 蒙古和平与意大利商人

十三世纪的蒙古征服创造了使欧洲人与中国直接接触成为可能的条件。"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横跨广袤欧亚帝国的相对和平与稳定时期——开辟了陆路通道，意大利商人是最早利用这些通道的欧洲人之一。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巴尔杜奇·贝格洛提（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在其商业手册《各国贸易指南》中描述了一条从顿河口岸塔纳经中亚草原到中国的贸易路线，并向读者保证："无论白天还是夜晚，这条路线都完全安全……如果你与六十名同伴同行，就如同在自己家中一样安全。"[2]

正是意大利旅行者——修士和商人——撰写了中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记述。方济各会使者柏朗嘉宾（Giovanni di Pian del Carpine）于1246年到达蒙古宫廷，是第一位留下关于蒙古世界重要文字记录的欧洲人。其继任者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em van Rubroeck）虽是佛兰芒人，但通过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网络传播了他的记述，而意大利教士在这些网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真正改变欧洲人对中国认知、其遗产在此后数百年中中欧关系中回响的，是马可·波罗的叙述。

2.2 马可·波罗的持久影响

马可·波罗的《寰宇记》（1298年）已在本书第一章中详述，但其对意大利汉学史的意义值得进一步强调。该书的影响远超地理学：它激发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世俗想象力，在"欧洲人眼前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创造了一位学者所谓的"新的意大利梦幻生活的象征，一个世俗追求的理想王国。"[3]哥伦布那本写满批注的《寰宇记》至今保存在塞维利亚，见证着该书在激发大发现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意大利汉学而言，波罗的遗产建立了一种意大利人与中国交往的传统，后世有意识地加以援引。利玛窦1583年抵达中国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在追随中世纪同胞的足迹。二十世纪汉学家白佐良撰写其权威著作《意大利与中国》时，从罗马帝国与汉朝的最早接触写起，勾勒出意大利人对中国跨越两千年的不间断迷恋弧线。

2.3 元代中国的方济各会传教

在马可·波罗与耶稣会之间，数位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对欧洲的中国知识做出了重要贡献。孟高维诺（Giovanni di Montecorvino，1247—1328）于1294年携教皇尼古拉四世致元朝皇帝的信函抵达北京（大都），实际上创建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教会。他保存至今的三封致欧洲的信函构成了关于元末社会的珍贵文献。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约1286—1331）在华南广泛游历六年，到访广州、泉州、福州、杭州、扬州和南京，撰写了当时欧洲人中地理覆盖面最广的中国城市描述。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于1342年作为教皇使节抵达大都，受到末代元帝的隆重接见，并献上一匹马，引出了《元诗选集》中的五首诗赋。[4]

这些方济各会的记述虽不如马可·波罗著名，但对欧洲的中国形象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并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的几十年里维持了意大利与远东的联系。

三、耶稣会传教：意大利对早期汉学的最大贡献

3.1 罗明坚与传教士汉学的基础

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历史，亦即系统的欧洲汉学的历史，始于一位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罗明坚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斯皮纳佐拉，拥有两个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市政机构任职，后加入耶稣会。他于1579年抵达澳门，遵照耶稣会巡视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关于入华传教士"应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的指示，立即开始学习中文。[5]

罗明坚所遭遇的困难揭示了第一批欧洲中文学习者面临的巨大挑战。他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以非凡的坦率描述了自己的经历：

巡视神父写信命令我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在阅读、书写和口语方面同时进步。我立即竭尽全力服从了这一命令。但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不仅不同于我国的，而且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没有字母表，没有固定数目的字符，每个字符都有自己的含义。即使对于中国人自身而言，也需要十五年的刻苦学习才能阅读他们的书籍。[6]

罗明坚最初的学习方法是儿童使用的看图识字法。正如他在1583年的一封信中所说："起初很难找到一位能教我官话的老师，但我必须为传教工作学会它……于是我找到了一位老师，只能通过图画学习中文：他画一匹马，告诉我这种动物中文叫'马'，其他事物依此类推。"[7]尽管困难重重，罗明坚在两年零四个月内就能辨认15,000个汉字并开始阅读中文书籍；三年之内，他已能用中文写作。

罗明坚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首次将中国经典翻译成欧洲语言。1593年，他对《大学》部分内容的拉丁文翻译由耶稣会学者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收入其百科全书式的《精选书目》（Bibliotheca Selecta）在罗马出版。虽然这一部分译文最初未引起多大注意，但它是西方汉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儒家经典文本首次被译为西方语言。罗明坚对"四书"拉丁文翻译的完整手稿至今保存在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8]

罗明坚还编纂了一部葡中辞典以帮助后来的传教士学习中文，并用中文撰写了第一部基督教教义问答——《祖传天主十诫》。他还是第一位在中国大陆建立永久居所的欧洲耶稣会士，于1583年获准在肇庆定居——这一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官话流利和用中文与中国官员通信的能力。

3.2 利玛窦：欧洲汉学之父

如果说罗明坚奠定了基础，那么他的同伴和继任者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则建起了欧洲汉学的大厦。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切拉塔的一个贵族家庭，十九岁加入耶稣会，在罗马学院师从德国耶稣会数学家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后来利玛窦在向中国同行提及时称其为"丁老师"。[9]在克拉维乌斯的指导下，利玛窦掌握了数学、天文学和仪器制造技术——这些技能后来被证明是赢得中国精英阶层接纳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利玛窦1582年抵达澳门，在中国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八年，于1610年在北京去世。他的天才在于后来学者所称的"适应策略"（accommodatio）：将基督教呈现为与儒学相容，并将欧洲学问调适为中国文化形式。这一策略要求利玛窦对中国语言和经典进行深入研究。正如明代知识分子李贽评价利玛窦所说："读尽我国之书，延师正其音，聘通四书之士讲其深义，复请精六经者解其注疏。"[10]

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记》

利玛窦最重要的汉学著作是他的意大利文手稿《耶稣会和基督教进入中国记》（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esu e Christianita nella Cina），约1607年开始撰写，去世时尚未完成。此书由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译为拉丁文，1615年以《基督教远征中国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出版，立即在欧洲引起轰动。

意大利文原始手稿1909年在耶稣会档案中重新发现，1911—1913年由耶稣会士塔基·文图里（Tacchi Venturi）首次出版，随后由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Pasquale D'Elia）于1942—1949年重新编辑出版，配有详尽的学术注释。将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文与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对比，可发现显著差异：金尼阁删除或修改了可能显得过于同情儒学的段落，反映了耶稣会内部关于适应策略的争论。[11]

该著作的第一卷构成了利玛窦所说的关于中国的综合报告，涵盖其地理、自然资源、工商业、学术和科举制度、行政制度、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利玛窦意识到自己的记述优于此前欧洲作者的著作："我们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走遍了最重要的省份，与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和杰出学者有友好往来。我们通晓本国语言，亲身研究了他们的习俗和法律，而且——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日夜致力于研究他们的文献。"[12]

利玛窦的观察不仅因其广度而引人注目，更因他所展现的批判性智慧。在仔细研读了跨越四千年的中国历史并咨询中国史家之后，他对中国外交政策提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评价："虽然他们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和海军，可以轻松征服邻国，但无论是皇帝还是人民都从未想过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对已有之物心满意足，没有征服的野心。"他带着近乎讽刺的意味补充道："西方各国似乎被称霸天下的狂野野心弄得精疲力竭，最终连祖先留下的东西都保不住；中国人却保存了他们的千年之久。"[13]

《基督教远征中国记》是第一部向广大欧洲读者介绍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欧洲著作。它为启蒙运动对中国哲学和治国之道的迷恋奠定了基础。正如历史学家方豪总结的："欧洲人最初开始翻译中国经典、系统地研究儒学和中国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学和宗教方面感受到中国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利玛窦开创的"这一时期"。[14]

3.3 卫匡国：中国地理学之父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特伦托，是继利玛窦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意大利耶稣会汉学家。他于1643年抵达中国，正值明朝覆灭之际，大部分职业生涯在浙江省度过。尽管明清交替的动荡，卫匡国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仔细测量了他所到每个省份的经纬度，绘制精确地图，记录自然环境和地方风俗。

卫匡国的拉丁文著作构成了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记》（1615年）与十七世纪晚期耶稣会学术繁荣之间最重要的欧洲中国出版物。他的三部主要著作是：

《鞑靼战纪》（Bellum Tartaricum，1654年）：在回欧旅途中完成，同时在安特卫普、科隆、伦敦、罗马和阿姆斯特丹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明清易代的欧洲目击记述。该书基于亲身经历和中国文献，描述了满洲征服、北京陷落、李自成起义以及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决定。该书以其冷静客观和分析深度备受赞誉，至今仍被视为研究那一时期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它还深刻影响了十七世纪欧洲文学：全欧的剧作家和小说家都取材于其关于王朝覆灭的戏剧性叙事。[15]

《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1658年）：这是第一部系统性的欧洲中国史著作，覆盖从神话起源到西汉末年（公元前1年）的时期。卫匡国依据《史记》、《通鉴纲目》等中国史籍，编撰了一部按朝代和统治时期编排的编年史，中西纪年并列——这是首次使用此种双重纪年系统。该书被誉为"欧洲最早的科学、严谨、详尽和系统性的中国历史著作"，杜赫德（Du Halde）1735年编纂其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全志》时大量使用了此书。[16]

《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1655年）：卫匡国的杰作，这是第一部采用科学制图方法制作的欧洲中国地图集。它包含十七幅地图——一幅东亚总图和十六幅分省图——每幅都手工着色，附有精确的经纬网格。该地图集将欧洲测量技术与中国方志的内容相结合，提供了行政区划、地名词源、气候、自然资源、山川、主要城市、人口、风俗和著名历史人物等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建省地图上，卫匡国明确标示台湾为隶属福建管辖的中国领土。《中国新图志》被公认为十七世纪欧洲中国制图学的最高成就，在杜赫德1735年的《全志》问世之前一直保持权威地位。卫匡国被尊为"中国地理学之父"。[17]

卫匡国还撰写了一部《中国语法》（Grammatica Sinica），这是最早的欧洲中文语法著作，但仅以手稿形式留存，从未出版。[18]

3.4 郎世宁与其他意大利耶稣会士

意大利对耶稣会传教的贡献远超文本学术的范畴。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担任宫廷画师逾五十年。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混合画风，将欧洲的透视法、明暗法和解剖学精确性与中国的构图原则和绘画媒介融为一体。他的鸿篇巨制——包括骑马肖像、战争场景和乾隆帝征战图——成为清廷自我表现的标志性作品，展示了中欧艺术交汇的创造性可能。

其他值得注意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包括：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福建被尊为"西来孔子"，用中文大量撰写地理、哲学和基督教义著作；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与徐光启合作撰写水利工程文献；利类思（Lodovico Buglio，1606—1682），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翻译成中文。这些人物中的每一位都为界定耶稣会传教使命并奠定西方汉学基础的宏大文化翻译事业做出了贡献。

3.5 殷铎泽与经典翻译

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西西里耶稣会士，1659年抵达中国，被派往江西省从事"四书"翻译工作。1662年，他出版了《中国智慧》（Sapientia Sinica），收录了《大学》的拉丁文翻译及《论语》的部分内容。在1664—1665年的反基督教迫害中，殷铎泽和另外二十五名欧洲传教士被拘禁在广州的一座教堂里；在这段被迫的囚禁中，他完成了《中庸》的拉丁文翻译，以《中国人的政治和道德学问》（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为题分别于1667年在广州和1669年在果阿出版。他还撰写了一部简短的孔子拉丁文传记《孔子传》（Confucii Vita）。

殷铎泽的名字出现在里程碑式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巴黎出版）的编者名单之首——这部著作首次使儒家哲学为欧洲知识分子所理解，深刻影响了启蒙运动。通过这部著作，殷铎泽"使欧洲认识了孔子，为儒家思想在欧洲的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19]

3.5（续）、马国贤与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创立

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传信部神父，1710年抵达北京，在康熙帝朝中担任宫廷画师。1723年返回意大利时，他带回了四名中国学生及其老师，并在教皇批准下在那不勒斯创办了中国学院（Collegio dei Cinesi）。该学院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但它也成为中文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意大利第一个、也是欧洲最早的专门中国研究机构之一。

马国贤晚年撰写的两卷本回忆录《日志》（Giornale）详细记述了他在清廷的岁月和在中国的游历，包括对宫廷生活、自然风光和风俗的细致观察。意大利文原本于1996年由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出版，附有汉学家法蒂卡（Michele Fatica）的学术导言和注释。[20]

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历经多次制度变迁：1870年意大利统一后改为皇家亚洲学院（Reale Accademia Asiatica），1925年升格为那不勒斯东方大学（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这所直接承继马国贤十八世纪创办的机构，至今仍是意大利最重要的中国研究中心之一。

四、漫长的中断：1773至1945年的意大利汉学

4.1 耶稣会的取消及其后果

1773年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取消耶稣会对意大利汉学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耶稣会一直是意大利学者与中国交往的主要载体；随着其解散，意大利中国研究的制度基础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在取消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曾构成欧洲汉学研究脊梁的耶稣会学者纷纷沉默，中西知识交流的步伐明显放缓。

与此同时，意大利半岛长期的政治分裂——意大利直到1870年才统一——将国家精力从遥远的文化交往中转移开来。当法国、英国和德国在建立殖民帝国、设立东方学大学教席之时，意大利却沉浸在内部政治斗争中。在这种环境下，意大利学者几乎没有动力去学习中文或研究中国文明。结果就是白佐良所说的漫长"空白之窗"时期，意大利汉学家"寥寥无几"，也没有产出具有持久国际影响力的著作。

正如白佐良指出的，这两个因素合力终结了意大利在欧洲汉学中的领先地位，将这一殊荣让给了法国——雷慕沙（Rémusat）1814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首任中文教席教授，开启了专业学术汉学的时代。这是一个苦涩的讽刺：给欧洲带来了最早的汉学家——罗明坚、利玛窦、卫匡国、殷铎泽——的那个国家，如今却发现自己成了这些人所创立的学科中的后来者。[21]

4.2 十九世纪

整个十九世纪，意大利汉学几乎未产出具有持久影响力的著作。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晁德莅（Angelo Zottoli，1826—1902），他是耶稣会1814年恢复后于1848年抵达上海的耶稣会士。晁德莅的五卷本《中国文学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1879—1883），以中拉双语格式在上海出版，是1950年之前西方最全面的中国古典文学选集。虽然晁德莅的拉丁文有时被批评为"略显晦涩"，但该著作展示了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真正精通，在新兴的专业汉学背景下，代表了从传教士学术到学院学术的过渡性作品。[22]

4.3 德礼贤：最后的传教士，第一个专业人士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产生了一位一流的意大利汉学家：耶稣会士德礼贤（Pasquale D'Elia，1890—1963）。德礼贤在中国担任传教士多年，习得流利的中文和对中国文化及历史文献的深厚知识。他"几乎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唯一重要的意大利汉学家。"[23]

德礼贤最持久的成就是他对利玛窦著作的批评性编辑——《利玛窦文献》（Fonti Ricciane），1942—1949年出版。在塔基·文图里早期版本的基础上，德礼贤提供了详尽的注释和评注，辨识中国人名和地名，验证历史日期和事件，交叉参照中国文学和文献资料，并对利玛窦关于中国文化的阐释进行详细分析。其成果是一部至今仍是研究利玛窦和早期耶稣会传教的学者所用的"标准版本"。[24]

德礼贤的工作既是一个高峰也是一座桥梁。作为三个半世纪前由罗明坚和利玛窦开创的意大利传教士汉学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代表，他将这一传统推向了学术的巅峰。同时，通过在罗马大学的短暂任教，他直接影响了两位年轻学者——白佐良和兰乔蒂——他们将成为意大利战后专业汉学的奠基者。德礼贤的性格有些棘手：白佐良后来回忆说，他"固执而骄傲"，在学术界"没有一个朋友"，最后的岁月"被疾病和失望所困扰。"[25]然而，他的学术遗产令人瞩目，对下一代的影响也被证明是决定性的。

五、战后复兴：专业的意大利汉学

5.1 废墟与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意大利汉学的状况十分惨淡。中文教学实际上已经停止；1945年战争结束时，意大利只有一位中文教授——德礼贤本人，当时在罗马大学。学生人数，如兰乔蒂回忆的，"一只手的手指就数得过来。"[26]

重建由三所机构及其相关学者主导：罗马大学、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和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罗马的白佐良、先后在罗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兰乔蒂、以及威尼斯的萨巴蒂尼（Mario Sabattini）成为培养新一代意大利汉学家的核心。由伟大的东方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创立的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Is.M.E.O.）通过其在罗马、米兰和都灵的语言课程以及两种重要刊物——《东方与西方》（1951年创刊的英文季刊）和《中国》（兰乔蒂自1956年起编辑的意大利文丛刊）——提供了额外的制度支持。[27]

5.2 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1920—2001）

白佐良是一位语言天赋超群的多语者，在十六岁开始学习中文之前就已精通希腊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和德文。他在罗马大学学习法学，同时跟随德礼贤接受汉学训练。1946年，他被派往南京的意大利大使馆担任外交随员，在那里他的中文迅速提高，并沉浸在古典中国文学之中。

1953年，白佐良被派往香港担任意大利副领事，后升任总领事，任至1960年。在香港的七年对其学术发展至关重要：脱离了欧洲学术生活的束缚，白佐良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文学和历史资料，积累了他日后学术工作所赖以为特色的对中文文本的深厚熟悉。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中国文学史》（La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Cinese），1959年在米兰出版，当时他仍在香港。

1969年，白佐良在意大利代表团中参与了在巴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这是对中意关系的一项超越纯学术层面的贡献。

1981年至1995年，他执掌罗马大学中文教席，发表了一百多篇关于中国文学史、中意关系、耶稣会传教和道教的论著，以及大量中国古典和通俗文学的意大利文翻译。

白佐良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意大利与中国》（Italia e Cina），与年轻同事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合著。该书追溯了从古代到清朝覆灭的中意关系史。白佐良撰写了前四章，覆盖从罗马帝国到十八世纪的时期，马西尼则贡献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章节。该书以其资料基础的广度和深度著称：白佐良不仅利用了标准的欧洲文献，还利用了中国正史、野史、丛书、文集、笔记、考古报告以及传教士本人的中文著述。例如，他在宋代市舶司官员赵汝适的《诸蕃志》中发现了出现在中国文献中的"第一块意大利土地"——斯加里耶（Sikaliye，即西西里）王国。[28]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以儒家名言"子不语"为题——白佐良通过日常生活的视角比较了意大利和中国文明——家庭价值观、有组织犯罪、猜拳、吃面条、移民——最终得出了具有持久意义的结论：一个以其文化遗产为荣的民族，必须努力克服民族虚荣心和对其他民族的潜在偏见，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外国文化。他认为，这两个国家永远不应发生冲突，"正如在过去的世纪里，它们从未真正发生过冲突。"[29]

5.3 兰乔蒂（Lionello Lanciotti，1925—2010）

兰乔蒂是白佐良在罗马大学德礼贤门下的同窗，1947年获得学位后赴海外深造：先在斯德哥尔摩师从伟大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后在莱顿师从戴闻达（J.J.L. Duyvendak）。意大利、瑞典和荷兰学术传统的结合赋予了兰乔蒂异常开阔的方法论视野。

自1960年起，他先后在罗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担任教授；自1956年起，他担任Is.M.E.O.出版系列《中国》的编辑，该系列代表了意大利中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他还与图齐共同编辑季刊《东方与西方》。1980年代，兰乔蒂参与了欧洲中国研究协会的道藏编目项目，并根据马王堆帛书出版了一部《道德经》意大利文翻译（1981年，米兰）。

兰乔蒂的学术著述涵盖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宗教、考古学和政治，发表了150多篇论著。他最重要的著作包括《中国叙事文学》（La Letteratura Narrativa Cinese，1960年）、《中国文学》（La Letteratura Cinese，1968年）和《孔子：生平与教导》（Confucio: Vita e Insegnamento，1997年）。他还撰写了一部有价值的综述——《汉学简史》（Breve Storia della Sinologia，1977年），评述了该领域的趋势和前景。[30]

5.4 后续世代

白佐良和兰乔蒂的学生使意大利汉学建立在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并显著扩展了其研究范围。

萨巴蒂尼（Mario Sabattini，约生于1940年代），兰乔蒂的学生，自1972年起执掌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席，1988年至1999年担任意大利中国研究协会（AISC）秘书长。1999年至2003年任意大利驻北京大使馆文化参赞，2003年获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历史和中国美学史；他是第一位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家朱光潜对贝内代托·克罗齐哲学的接受的意大利学者，1984年出版了一部关于这一课题的专著。他与桑坦杰洛（Paolo Santangelo）合著了《中国史》（Storia della Cina，1986年，罗马）。[31]

桑坦杰洛（Paolo Santangelo，生于1943年），任教于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专攻明清社会文化史。他的独特学术贡献是对中国文学——尤其是《聊斋志异》等作品——中情感和态度词汇的研究。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辞典学分析，桑坦杰洛探索了晚期帝制中国文化中情感如何被概念化、分类和评价，主张"需要翻译的不是词语本身，而是整个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一种感情是如何被定位在一个系统性的世界观、语言和社会生活方式之中的。"[32]他关于新儒学伦理传统中"情"、"欲"和"罪"等概念的著作构成了对比较情感史的独创性贡献。

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生于1957年），白佐良在罗马大学的继任者，以《近代中国词汇的形成及其向国语的演进：1840—1898》（1993年）确立了学术声誉。这是一项关于中国如何在动荡的十九世纪通过创造新词汇来吸收外来概念的开创性研究。马西尼认为，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将西方物质、科学和哲学概念翻译成中文成为一个复杂的"思考和解读"过程，而非简单的语言借用。该书1997年上海出版的中文翻译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还与白佐良合著了《意大利与中国》。[33]

六、机构与当代方向

6.1 主要中心

到二十一世纪初，意大利汉学已发展出坚实的制度基础设施。十五所意大利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学生总数约三千人。三个历史中心——罗马、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仍然最为重要，但中国研究已扩展到米兰、都灵、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等地的大学。

1988年，意大利中国研究协会（Associazione Italiana di Studi Cinesi, AISC）出版了《意大利中国研究书目》（Bibliografia degli Studi Italiani sulla Cina），记录了四个世纪以来意大利汉学家的生平和著述——这是对整个传统的一次有益盘点。

6.2 AISC与国际网络

意大利汉学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1980年代意大利中国研究协会（AISC）的成立。AISC为从事中国研究的各大学院系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协调论坛，定期组织学术会议，促进与欧洲中国研究协会（EACS）和中国学术机构的联系。意大利汉学家是国际学术网络的活跃参与者，频繁在意大利和海外主办和出席会议，并与中国大学发展交换项目。

图齐创立的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Is.M.E.O.，后改为Is.I.A.O.）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虽然图齐本人不是汉学家，但他创建的制度基础设施——包括《东方与西方》和《中国》期刊、语言课程和研究项目——提供了战后意大利汉学重建的组织框架。在兰乔蒂自1956年起的编辑主持下，《中国》丛刊出版了三十多卷学术论文，代表了意大利中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6.3 独特特征

当代意大利汉学具有若干独特特征，这些特征既反映了其传统的优势，也反映了意大利学术界特有的知识文化。

第一，耶稣会传教和中意文化关系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核心关注领域。意大利学者在这一领域享有天然优势，因为他们能够接触梵蒂冈和耶稣会档案，熟悉拉丁文和近代早期意大利文，并与利玛窦、卫匡国等人所来自的世界有文化上的亲近感。白佐良晚年编辑卫匡国《全集》（Opera Omnia）——收集其拉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和中文著作——的项目体现了这一传统。

第二，意大利汉学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产出了杰出成果。直接从原文——而非通过英文、法文或德文中介翻译——翻译主要中国文学作品已成为标准做法。从《唐诗三百首》和《红楼梦》到鲁迅、老舍、巴金、莫言和阿城的小说，都有合格汉学家完成的意大利文翻译。在文学理论领域，学者罗珊达（Alessandra Rosanda）自1979年起完成了刘勰《文心雕龙》的首个西方语言翻译——这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第三，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尤其是桑坦杰洛及其学生所进行的研究——代表了意大利对国际中国文明研究的一项真正原创性贡献。对情感、心态以及文化藉以构建其内心生活的词汇的关注，使意大利汉学与意大利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更广泛传统相连接。

七、结语：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学科

意大利汉学的轨迹——从马可·波罗十三世纪的发现到耶稣会的黄金时代、十九世纪的漫长消沉和战后的文艺复兴——代表了任何国别汉学传统中最富戏剧性的弧线之一。正如兰乔蒂所观察的，意大利专业汉学"出于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愿望"而发展起来；意大利汉学家以日益增长的自觉意识，努力摆脱前几代人无意识吸收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他认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不是出于好奇或异国奢华的趣味，而是出于真正的文化需要。"[34]

意大利汉学的悖论——同时是欧洲最古老和最年轻的中国研究国别传统之一——赋予了它独特的视角。它是唯一能够声称与西方对中国文明进行系统研究的最初起源有直接连续性的欧洲汉学传统。利玛窦的适应策略、他对古典中文的精通、他对儒家思想的尊重以及他关于平等尊严的文明间知识交流的愿景，确立了至今仍与汉学实践相关的原则。同时，意大利汉学作为专业学科的相对晚近重建，使之得以在没有根深蒂固的制度结构负担的情况下发展，灵活地适应新的方法论路径和新的研究领域。

正如白佐良在《意大利与中国》中总结的，意大利与中国长期交往的历史为跨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模式——不是建立在武力而是建立在文化之上，不是建立在征服而是建立在对话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汉学的历史不仅仅是学术史上的一个篇章；它是人类文明相互理解能力这部更宏大历史中的一个章节。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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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蒂尼（Mario Sabattini）、桑坦杰洛（Paolo Santangelo），《中国史：从起源到共和国建立》（Storia della Cina dalle origini alla fondazione della Repubblica），罗马：Laterza,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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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平，《欧美汉学的历史与现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讲座5："意大利汉学的发展"。

引用

  1. ↑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序言，xxii。
  2.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
  3. ↑ 张西平，讲座1，"西方汉学导论"，第165—168页。
  4. ↑ 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5. ↑ 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6. ↑ 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7. ↑ 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
  8. ↑ 见本书第22章（翻译）关于人工智能翻译挑战。
  9. ↑ "Wenyan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asks," arXiv预印本 (2025)。
  10. ↑ "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valuating Adequacy, Fluency, and Elegance," Proceedings of EMNLP (2025)。
  11. ↑ "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
  12. ↑ 参见Mark Edward Lewis and Curie Viragh,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 no. 1 (2022)。
  13. ↑ 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14. ↑ 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chinesedh2025.eas.princeton.edu)。
  15. ↑ 张西平，讲座1，第54—60页。
  16. ↑ 张西平，讲座1，第96—97页，引自李学勤。
  17. ↑ 张西平，讲座1，第102—113页。
  18. ↑ 张西平，讲座1，第114—117页。
  19. ↑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CCP's Global Academic Rebranding Campaign," Bitter Winter (2024)。
  20.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xii。
  21. ↑ "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报告 (2024); Sinology vs. the Disciplines, Then & Now, China Heritage (2019)。
  22. ↑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ow China's Long Reach of Repression Undermines Academic Freedom at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Human Rights Watch (2021)。
  23. ↑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第7章，第100—111页。
  24. ↑ Thomas Michael, "Heidegger's Legacy for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Laoz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1, no. 2 (2020): 299。
  25. ↑ Steven Burik, The End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Comparative Thinking: Heidegger, Derrida, and Daoism (Albany: SUNY Press, 2009)。
  26. ↑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UNY Press, 1987)，序言。
  27. ↑ François Jullien, Detour and Access: Strategies of Meaning in China and Greece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 参见"China as Metho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François Jullien's Philosophical Detour through China," Contemporary French and Francophone Studies 28, no. 1 (2024)。
  28. ↑ Wolfgang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3)，第11章，第194—195页。
  29. ↑ Bryan W. Van Norden, Taking Back Philosophy: 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30. ↑ Carine Defoort,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1, no. 3 (2001): 393—413。
  31. ↑ Carine Defoort, "'Chinese Philosophy' at European Universities: A Threefold Utopia," Dao 16, no. 1 (2017): 55—72。
  32. ↑ 关于朝鲜印刷术和文本传承，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中对《直指》（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1377年）的收录；关于高丽大藏经，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33. ↑ 关于殖民时期，参见"Kangaku and the State: Coloni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Korean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Sinologists,"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4, no. 2 (2024)。
  34. ↑ 关于"殖民合作"，参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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