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ce between revisions of "History of Sinology/zh/Chapter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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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章：东亚——日本、韩国和越南的汉学 = | = 第19章：东亚——日本、韩国和越南的汉学 = | ||
| − | + | == 一、日本：汉学——中国以外最古老的中国研究连续传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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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日本拥有中国以外最古老的中国研究连续传统。一千多年来，受过教育的日本人研习中文、阅读中国文学、吸收中国哲学，并产出了在最高水平上可与西方汉学家的成果相媲美甚至超越的中国文明研究成果。这一传统——称为"汉学"（漢学，字面意为"汉人之学"或"中国之学"）——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对等物。当十七世纪欧洲学者才刚开始解读汉字时，日本学者研读、注释和讨论中国经典已逾千年之久。<ref>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序言，xxii。</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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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然而，日本汉学的历史并非简单的持续吸收的故事。在每一个阶段，日本与中国学术的接触都受到接受与抵抗之间张力的塑造——中国文明的威望与日本独特身份的主张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产生了一系列变迁——从平安时代以宫廷为中心的经典研究，经德川时代的儒学书院，到现代大学学科"中国学"（中国学）——使日本的案例对任何比较汉学史都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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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 前现代基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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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文字向日本的传播传统上被定年为公元五世纪，据称朝鲜学者——尤其是半传说性人物王仁——将《论语》和《千字文》带到了日本宫廷。到七世纪，日本国家已大规模采用了中国的文字系统、行政制度、法律典籍和佛教实践。645至650年的大化改新和随后的律令法典直接以唐代中国的制度为蓝本。<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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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万叶集》（万葉集，约759年），现存最古老的日本诗歌总集，使用经过改造以表示日语发音的汉字书写——这种系统后来被称为"万叶假名"。九世纪从汉字的草书和简化形式发展出本土日语书写系统平假名和片假名，使得独特的日本文学文化的创造成为可能，但文言文（汉文）在此后许多世纪里仍然是政府、学术和高雅文化的语言。迟至明治时代，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仍被期望能够阅读和创作文言文，正如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被期望掌握拉丁文一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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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平安时代（794–1185年），日本朝廷设有"大学寮"（大学寮），教授中国经典、中国法律、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课程以唐代教育体系为蓝本，以儒家五经和《文选》——萧统编纂的伟大中国文学选集——为核心。<ref>张西平，讲座1，"西方汉学导论"，第165–168页。</ref>中世纪时期（十二至十六世纪）见证了禅宗（Chan/Zen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一波中国文化影响。禅僧与宋元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五山"（五山）禅宗寺院成为中国学术中心，产出了大量中文诗文，称为"五山文学"（五山文学）。这些寺院也是宋代新儒学传播的渠道，新儒学后来成为德川时代的主导思想体系。<ref>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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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2 德川时代的儒学学校：汉学的黄金时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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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德川幕府（1603–1868年）以新儒学——具体而言是朱熹的哲学（朱子学）——作为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儒家的等级秩序、孝道和忠君原则为德川社会的严格社会分层提供了哲学正当性，在这一社会中，武士阶级垄断政治权力，农民被束缚于土地。<ref>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另见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数字人文指南。</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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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幕府首要的儒学教育机构是昌平黌（昌平黌），原为林氏儒学世家的私塾，1790年被收归幕府直接管辖，实际上成为培训武士官吏的国立大学。昌平黌的课程以"汉文"方式精读中国儒家经典为核心——即日本式的文言文阅读法，通过一套标点符号系统（训读，kundoku）将中文原文的语序重新排列以符合日语语法。这种经过数百年发展的方法使受过教育的日本人能够接触整个中国古典文学语料库，而无需学习口语中文。<ref>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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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除昌平黌外，约250个封建藩国各自设有藩校（藩校）用于教育武士子弟，课程以新儒学经典为主。到德川末期，全日本约有270所藩校在运营。<ref>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Leiden: Brill, 2020）。</ref>私塾（塾）补充了藩校，德川时代许多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发展就发生在这些管制较松的机构中。最著名的是大阪的�的堂（懐徳堂），一所由商人资助的学校，在此将儒家伦理应用于商业生活的问题。咸宜园（咸宜園），由儒者广濑淡窗于1817年创建，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坚持所有学生不论社会地位都应研读中国经典。松下村塾（松下村塾），激进儒者吉田松阴的私塾，培养了许多明治维新的未来领袖。<ref>参见本卷第22章（翻译）关于人工智能翻译挑战的论述。</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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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汉学研习的风尚延伸到武士精英之外。私立机构（寺子屋，寺子屋，即寺院学校）为平民提供基本的读写算教育，中国学问的声望使得即使是农民和商人也寻求接触中国文本。到德川末期，以任何标准衡量，日本都拥有前工业化世界中识字率最高的社会，而文言文正是这种识字能力的基础。<ref>"Wenyan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asks," arXiv预印本（202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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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德川汉学的思想活力体现在对立的儒学学派之间的竞争中。占主导地位的朱子学派（朱子学）受到王阳明学派（阳明学）的挑战，后者强调知行合一。"古学"运动（古学），以伊藤仁斋（1627–1705年）和荻生徂徕（1666–1728年）为代表，拒绝了朱熹和王阳明的解释，坚持直接回到孔子和孟子的原始文本。荻生徂徕主张以中文原文而非通过汉文训读来阅读中国经典，是德川时代最激进的语文学创新者，被比拟为那些坚持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原典而非通过中世纪注疏来阅读的欧洲人文主义者。<ref>"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valuating Adequacy, Fluency, and Elegance," ''Proceedings of EMNLP''（2025）。</ref>"国学"运动（国学，"本国之学"），于十八世纪作为对中国学问主导地位的反动而兴起，试图恢复其倡导者所认为的不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文化的本真精神。本居宣长（1730–1801年）等学者专注于古代日本文本，认为日本文化的情感自发性和审美敏感性优于儒学的理性主义道德说教。汉学与国学之间的张力，以不同的文化表达方式，反映了后来在其他东亚国家出现的汉学与国学之间的张力。<ref>"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202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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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3 明治转型与现代学术汉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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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868年的明治维新及随后的迅速西化方案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对中国的研究。藩校和昌平黌被废除。西式大学相继创立：东京帝国大学（1877年）、京都帝国大学（1897年）。旧的儒学课程被西方的学科体系所取代。此前居于日本知识生活中心地位的中国研究被边缘化，因为日本转向了西方。<ref>参见Mark Edward Lewis and Curie Viragh,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 no. 1 (2022)。</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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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然而这一转变并非仅仅是一个衰落的故事。明治时期也见证了现代学术汉学的诞生，它采用西方的历史和语文学分析方法，同时汲取汉学数百年来积累的深厚中国学问储备。这门新学科最初被称为"支那学"（支那学，"中国之学"），后来由于"支那"一词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获得了贬义色彩而被改称"中国学"（中国学）或"东洋史"（東洋史，"东方史"）。<ref>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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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本现代学术中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是白鸟库吉（白鳥庫吉，1865–1942年），他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建立了"东洋史"这一学科。白鸟曾师从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里斯本人是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学生——他将兰克学派的史料批判方法应用于东亚历史研究。他的方法以对传统中国历史叙事的怀疑态度、对中国与草原游牧民族互动关系的强调以及对历史知识实际应用的关注为特征。<ref>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chinesedh2025.eas.princeton.edu)。</ref>到1916年，白鸟已培养了一大批未来学者，建立了所谓的"东京学派"汉学，以批判方法和面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史的取向为特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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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4 内藤湖南与京都学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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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内藤虎次郎（内藤虎次郎，1866–1934年），以笔名内藤湖南闻名于世，是京都学派历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二十世纪——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在活跃的明治新闻界当了二十年记者后，内藤被公认为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国评论家，此后才进入学术界。1907年，他受邀到京都帝国大学，担任中国研究教席，执教二十年。<ref>张西平，讲座1，第54–60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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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内藤最有影响力的贡献是他对中国历史的分期理论，该理论将晚唐至北宋的过渡视为中国文明的决定性分水岭——中国进入"近世"（kinsei，近世）的时刻。这一论点既挑战了传统中国观点——即每个朝代构成一个自足单元，也挑战了西方假设——即现代性是独一无二的欧洲现象。内藤认为，宋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商业化经济的兴起、印刷术的扩展、新士绅阶层的出现、新儒学的发展——代表了向早期现代性的转型，比欧洲可比的发展提前了数个世纪。<ref>张西平，讲座1，第96–97页，引李学勤。</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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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唐宋变革论"成为东亚史学中争议最大的命题之一。它深刻影响了西方汉学，塑造了罗伯特·哈特韦尔（Robert Hartwell）、包弼德（Peter Bol）和海姆斯（Robert Hymes）等学者的研究。它也引发了尖锐的争议：批评者认为内藤的分期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前提，并为日本自封的"现代化"中国使命提供了正当性——这一立场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着令人不安的共鸣。<ref>张西平，讲座1，第102–113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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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京都学派在内藤及其后继者的塑造下，与东京学派有若干不同特征：更注重文化史和思想史（而非政治史和军事史）；更深入地利用中国史料和中国学术传统；对中国文明作为具有自身发展逻辑的自主实体持更具同情心的态度；以及偏好宏大的历史综合而非狭隘的专门化研究。在许多方面，京都学派是以沙畹（Chavannes）、马伯乐（Maspero）和谢和耐（Gernet）为代表的法国汉学传统的日本对应物。<ref>张西平，讲座1，第114–117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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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宫崎市定（宮崎市定，1901–1995年）是第二代最杰出的代表，进一步发展了内藤的论点，撰写了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1976年）、九品中正制以及宋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的学术成就获得国际承认：他获得了日本学士院奖（1958年），1978年又获得巴黎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的儒莲奖——这一奖项曾颁给高本汉（Karlgren）、佛尔克（Forke）和理雅各（Legge），是国际汉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ref>"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CCP's Global Academic Rebranding Campaign," ''Bitter Winter'' (2024)。</ref><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xii。</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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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5 战后日本汉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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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45年日本战败在日本汉学中引发了深刻危机。该领域与战时帝国主义的关联——京都学派著作中隐含的日本注定要领导亚洲"现代化"的观念——要求进行痛苦的清算。一些学者，特别是竹内好（竹内好，1910–1977年），主张从根本上重构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方法。竹内于1934年创建了中国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会），倡导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和思想，以此正视日本的战争共谋。他与鲁迅的思想交流是这一事业的核心：竹内在鲁迅身上看到了现代亚洲知识分子的典范——既拒绝不加批判的西化，也拒绝怀旧的传统主义。<ref>"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报告（2024）；''Sinology vs. the Disciplines, Then & Now''，China Heritage（2019）。</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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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另一些学者，特别是古典语文学家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1904–1980年），则延续了京都学派的语文学传统，同时对其战时立场进行了低调但意义重大的修正。在重印早期著作时，吉川大幅修改了那些迎合战时泛亚团结意识形态的段落。竹内与吉川之间的论争——一位学者将其概括为"激情之痛"与"汉学家旁观者的冷静"的对立——界定了战后日本汉学的知识氛围。<ref>"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ow China's Long Reach of Repression Undermines Academic Freedom at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Human Rights Watch (2021)。</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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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战后日本建立了世界上最广泛的中国研究制度基础设施之一。主要大学——东京、京都、大阪、东北、北海道、九州、早稻田、�的应——均设有中国文学、中国史或东方学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科学研究所）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合作研究的世界级中心。重要期刊——《东方学报》（東方学報，京都）、《东洋史研究》（東洋史研究）、《史学杂志》（史学雑誌，东京）——发表的研究达到或超过了西方语文学严谨性的标准。<ref>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第7章，第100–111页。</ref>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开启了学术交流的新机遇，日本汉学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早获准进入中国档案馆和考古遗址的外国学者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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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代日本汉学以汉学传承的古典语文学传统与来自社会科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现代方法之间的富有成效的张力为特征。日本学者继续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上古史、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该领域面临世界各地人文学科共同的挑战——学生人数下降、追求"相关性"的压力、古典语言的边缘化——但它保持着其他国家传统鲜少能匹及的专业深度和严谨学术的传统。<ref>Thomas Michael, "Heidegger's Legacy for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Laoz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1, no. 2 (2020): 299。</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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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二、韩国：儒学遗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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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1 文言文在韩国知识生活中的地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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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韩国与中国学问的交往几乎与日本一样古老，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深入。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采用中国文字，到高丽王朝（918–1392年）确立儒家科举制度，再到朝鲜王朝（1392–1897年）的进一步完善，文言文在韩国作为政府、学术和高雅文化的语言已逾千年。朝鲜王朝以甚至超过中国的严格程度将新儒学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创造了东亚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彻底的儒化社会。<ref>Steven Burik, ''The End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Comparative Thinking: Heidegger, Derrida, and Daoism''（Albany: SUNY Press, 2009）。</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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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韩国科举考试（科挙）仿照中国科举，于958年高丽王朝时期确立，经修改延续整个朝鲜时代直至1894年废除。考试测试应试者从正统新儒学视角诠释中国经典的能力，科举成功是社会晋升的主要途径。这一制度产生了渗透韩国社会各阶层的对中国古典教育的强烈需求。<ref>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Albany: SUNY Press, 1987），序言。</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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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研究中国经典的最具韩国特色的机构是书院（書院），这种私立儒学学校兼有祠堂和学校的功能。以中国书院为蓝本，韩国第一所书院——绍修书院——创建于1543年。到十八世纪，韩国全境有670多所书院在运营，它们既是新儒学研究中心，又是儒家圣贤祭祀的场所，也是两班贵族阶层的社交中心。2019年，九所韩国书院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ref>Francois Jullien, ''Detour and Access: Strategies of Meaning in China and Greece''（New York: Zone Books, 2000）；参见"China as Metho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Francois Jullien's Philosophical Detour through China," ''Contemporary French and Francophone Studies'' 28, no. 1 (2024)。</ref><ref>Wolfgang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11章，第194–195页。</ref>朝鲜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是成均馆（成均館），即首尔的国家儒学学院。它与各地方的乡校和书院一起，构成了一个几乎完全致力于掌握中国古典学问的综合性教育基础设施。<ref>Bryan W. Van Norden, ''Taking Back Philosophy: 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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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2 韩国对中国古典学术的贡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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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韩国学者不仅吸收了中国学问，还对中国文本研究做出了值得在任何汉学史中得到承认的原创性贡献。朝鲜时代最伟大的新儒学思想家——李滉（李滉，1501–1570年，号退溪）和李珥（李珥，1536–1584年，号栗谷）——深入研究朱熹哲学，并产出了将中国思想引向新方向的独创性诠释。退溪与其同时代人奇大升关于朱熹"理"与"气"概念之关系的"四七之辩"（四七论争），是东亚思想史上最持久、最严密的哲学论辩之一，表明韩国学者是能够从内部拓展和挑战中国传统的积极对话者。<ref>Carine Defoort,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1, no. 3 (2001): 393–413。</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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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实学运动（實學，"实践之学"）对占主导地位的新儒学正统构成了进一步挑战。李瀷（1681–1763年）和丁若镛（丁若鏞，1762–1836年，号茶山）等实学学者主张一种更具经验性、更面向实践的学术，汲取更广泛的中国资料来源，包括当时正在清代重塑中国学术的考证学（kaozheng）传统。丁若镛对中国经典的大量注释，尤其是他对《易经》、《诗经》和《春秋》的研究，代表了韩国古典学术最具原创性和最严谨的成果。<ref>Carine Defoort, "'Chinese Philosophy' at European Universities: A Threefold Utopia," ''Dao'' 16, no. 1 (2017): 55–72。</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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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韩国还在中国文本的保存和传播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韩国印刷术早在1234年就采用了金属活字——比古腾堡早了两个世纪——印制的中国经典版本有时保存了中国版本中已佚失的文本。高丽大藏经（八万大藏经），于1237至1248年间刻在八万余块木版上，是中国佛教大藏经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版本。韩国图书馆保存了在中国本土已被毁坏或遗失的中国文本，尤其是在动荡的明清之际和乾隆帝的文字狱期间。<ref>关于韩国印刷和文本传承，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中《直指》的入选记录（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1377年）；关于高丽大藏经，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入选记录。</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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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韩国学者不仅研习中国文学，还以最高水准创作文言文作品。高丽时代文人李奎报（1168–1241年）的文集包含赢得中国学者赞赏的中文诗文。朝鲜时代，韩国的汉诗（漢詩，中文诗歌）以许均（1569–1618年）和朴趾源（1737–1805年）等人达到鼎盛，他们运用中国文学形式探索独具韩国特色的主题。韩国学者还创作了中国文本的注释和校勘本，有时在严谨性上超越了中国的底本，朝鲜宫廷还利用金属活字印制中国经典分发至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图书馆。<ref>关于韩国汉诗和中文文学创作，参见Peter H. Lee, ed., ''A History of Korean Litera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ref><ref>关于朝鲜印刷和文本保存，参见Beth McKillop,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Korea," in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Boo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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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3 现代韩国汉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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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及随后的殖民时期（1910–1945年）对韩国汉学产生了复杂影响。殖民当局压制韩国语言和文化，试图将韩国学术纳入日本"东洋史"的框架。与此同时，殖民时期使韩国学者接触到现代学术方法——包括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的批判性历史方法——并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创造了新的制度框架。"汉学"一词本身变得充满争议，日本和韩国中国经典学者之间的合作被描述为"殖民合作"——在知识上富有成效，但在政治上充满矛盾。<ref>关于殖民时期，参见"Kangaku and the State: Coloni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Korean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Sinologists,"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4, no. 2 (2024)。</ref><ref>关于"殖民合作"，参见同上。</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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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45年解放和半岛分裂之后，韩国汉学迅速发展。主要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和成均馆大学（其制度谱系可追溯至朝鲜时代的学院）——设立了中文、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系。该领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经历了显著增长。韩国的中国史学者凭借其国家对中国古典传统的深厚谙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宋、明、清时期，并在中韩关系、儒学传播和东亚文明比较史的研究中特别活跃。<ref>关于战后韩国汉学，参见"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The Korean Reception, Curation, and Reinvention of Cultural Knowledg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f><ref>同上。</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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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韩国汉学占据着有别于西方汉学和日本汉学的独特位置。与日本一样，韩国拥有先于现代学术学科的深厚本土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然而与日本不同的是，韩国从未与中国建立过使日本汉学有可能卷入文化统治话语的那种帝国关系。韩国学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对儒学传统的深切崇敬和在这一传统内坚持韩国独特性的持续主张相结合为特征——一位学者将此概括为"对来自中国的文化知识的接受、策展与重新创造"。<ref>"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ref>1443年世宗大王创制韩文字母（hangul）——书写史上最杰出的成就之一——本身就是对韩国语言独立性的主张，尽管将韩文用于学术目的长期遭到儒学精英的抵制，他们将文言文视为严肃思考的唯一恰当媒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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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三、越南：中越传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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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1 千年中国统治及其遗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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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越南与中国文明的关系是本卷所涉各国中最为密切的，韩国或许是唯一的例外。在中国的统治下逾千年——从公元前111年汉朝征服南越国，到939年吴权击败南汉建立越南独立——越南吸收了中国的行政制度、法律典籍、中国文字和中国学问，其规模给越南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ref>关于中国统治时期，参见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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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即使在获得独立之后，越南国家仍继续使用文言文（字汉，chữ Hán）作为官方书面语言。独立后近千年间，朝廷文书、法律典籍、历史记录、外交文书和学术著作均以中文撰写。儒家科举制度、儒学国教、中国式官僚体制和中国古典课程都得以延续，创造了学者们所描述的"汉化"国家——在此，中国文明的制度和价值被采纳并适应于越南的条件。<ref>关于独立后的越南使用文言文，参见维基百科条目"History of writing in Vietnam"；Alexander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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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2 儒家科举与喃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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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越南于1075年李朝时期建立了自己的儒家宫廷科举制度。1070年，李朝在升龙（今河内）建立文庙（Văn Miếu）作为祭祀孔子的国家庙宇，1076年设立国子监（Quốc Tử Giám）。<ref>关于越南科举制度，参见维基百科条目"Confucian court examination system in Vietnam"；关于文庙，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ref>科举考试通过包括经义（经典释义）、诗赋（格律诗和辞赋）、制诏表（诏令和奏疏）和策论（政策论文）等形式，评估应试者对儒家经典中伦理和政治原则的理解。四书五经构成核心课程，以中文研习，通过朱熹的新儒学注释加以诠释。<ref>关于考试内容，参见同上；大英百科全书条目"chu nom"。</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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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科举制度对越南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创造了一种英才选拔理想，缓和了贵族阶层的主导地位，并确保了文言文在越南知识生活中的持续核心地位。文庙中的碑刻记录了1442年以来科举进士的姓名和成就，见证了科举成功所赋予的声望。<ref>关于科举的社会影响，参见"Persistent legacy of the 1075–1919 Vietnamese imperial examinations," MPRA Paper 100860 (2020)。</ref>越南是最后一个举行儒家科举考试的国家：法国殖民当局于1913年在东京（北圻）、1918至1919年在安南停办了科举，结束了一个延续八百余年的传统。<ref>越南作为最后举行科举的国家：维基百科条目"Confucian court examination system in Vietnam"。</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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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虽然文言文是政府和学术的语言，越南还发展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书写系统：喃字（字喃，chữ Nôm，"南方文字"）。喃字大约起源于十世纪，使用汉字来表示汉越词汇，并通过各种方法创造新字以表示越南本土词汇。字汉与喃字的关系，对应于日本的汉文与假名的关系，以及韩国的汉文与韩文字母的关系。<ref>关于喃字，参见维基百科条目"Chữ Nôm"；大英百科全书条目"chu nom"；Atlas of Endangered Alphabets, "Chữ-nôm"。</ref><ref>关于字汉与喃字的关系，参见维基百科条目"History of writing in Vietnam"。</ref>越南文学的最伟大作品——阮攸的《翘传》（''Truyện Kiều''，约1820年），一部将中国小说改编为越南韵文的3,254行叙事诗——即以喃字写成，体现了中越文学传统之间的创造性张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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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七世纪由葡萄牙和法国传教士发展的拉丁化越南文字——国语字（chữ Quốc ngữ）——的引入逐渐取代了字汉和喃字。如今，全世界能流利阅读喃字的学者不足百人。<ref>关于汉喃研究院，参见维基百科条目"Chữ Nôm"；Omniglot条目"Vietnamese Chu Nom script"。</ref>1970年，汉喃研究院（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在河内成立，以发现、保存、翻译和出版喃字遗产为使命。迄今已收集了两万余部古籍，大多以喃字或字汉书写。保存和研究这一庞大语料——构成越南前现代文学和历史遗产的主体——是越南汉学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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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3 越南学者与远东法国学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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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尽管越南的规模小于中国、日本和韩国，越南学者仍对中国古典文本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黎朝学者黎贵惇（1726–1784年），常被誉为"越南最伟大的博学者"，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哲学和历史文本的注释，并编纂了《芸台类语》（Vân Đài Loại Ngữ），一部以中国类书为范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综合了中国和越南的学问。他的同代人阮燮奉命改革科举考试，并将中国经典翻译为通俗越南语（喃字），以便更广泛地传播——这是可以称为儒学学问民主化的一次早期尝试。<ref>关于黎贵惇，参见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关于阮燮，参见维基百科条目"Confucian court examination system in Vietnam"。</ref>河内文庙自1070年以来持续运作至今，是越南与中国古典学问交往的实物见证；其82块石碑于201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ref>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Stone Stele Records of Royal Examinations of the Le and Mac Dynasties (1442–1779)," 201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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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远东法国学院（EFEO），自1898年创立至1957年总部设在河内，在越南汉学发展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EFEO的法国学者——包括路易·费诺（Louis Finot）、马伯乐（Henri Maspero，在河内期间1908–1920年）、保罗·缪斯（Paul Mus）和加斯帕尔多纳（Émile Gaspardone）——对越南历史、金石学和语言学进行了奠基性研究，大量利用了中文资料。EFEO图书馆建立了东南亚最优秀的中文和汉越文本收藏之一，该研究所培养了一代越南学者掌握现代批判方法。<ref>关于EFEO在河内，参见第8章第7节；关于马伯乐在EFEO的岁月，参见第5章第2.3节。</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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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 现代越南中国研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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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越南的现代汉学产生于法国殖民统治时期（1858–1954年），西方学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儒家经典课程。<ref>关于殖民时期越南的汉学，参见"Sinology in Vietnam,"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f>1954年越南分裂和1975年统一之后，中国研究走上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对中国历史的诠释，1979年的中越战争创造了一种中国研究既具战略重要性又具政治敏感性的政治氛围。<ref>关于中越战争及其后果，参见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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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和越南实施"革新"（đổi mới）政策以来，越南汉学经历了复兴。越南社会科学院、河内越南国家大学及其他机构扩展了中国研究项目。与中国恢复学术交流、中文教学的增长以及中越经济关系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都促进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重新关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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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越南汉学与韩国汉学有某些共同特征——两者都源于对中国文明的深层交往，这种交往先于现代学术学科；两者都受到殖民主义的塑造；两者都以对中国古典遗产的崇敬与民族独特性主张之间的张力为特征。然而越南汉学也是独一无二的。直接中国政治控制的深度和持续时间——逾千年——没有可比物。二十世纪汉字识读能力的丧失造成了一种激进的断裂：今天的越南学者必须将汉字作为外国文字来学习，尽管他们的祖先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而汉喃研究院保存的两万余部字汉和喃字书籍，既是一笔学术财富，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其中绝大多数文本从未被翻译、编目或以现代批判方法加以研究。<ref>关于越南汉学的挑战与机遇，参见"Sinology in Vietnam,"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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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四、结论：比较视野中的东亚汉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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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本、韩国和越南的汉学传统共享中国文明文化影响这一共同起源，但各自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日本的传统最为广泛、制度上最为完善，由一个可与世界上任何同类相媲美的大学、研究机构和期刊网络所支撑。韩国的传统虽然在国际上不太为人知，却汲取了对儒家思想极为深入的参与，产出了东亚文明史上最具原创性的部分哲学成果。越南的传统因殖民主义和汉字识读能力的丧失而中断，面临着最为紧迫的保存和恢复挑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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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三种传统都挑战了西方汉学的隐含假设——即中国研究是一项西方事业。远在雷缪萨在法兰西学院举行首次讲座之前，日本学者已经阅读、注释和讨论中国经典千年之久。远在欧洲传教士编纂第一部汉拉词典之前，韩国学者已经用金属活字印制了中国佛教文本的版本。远在沙畹翻译《史记》之前，越南学者已经以文言文作为其国家的官方语言进行写作。任何汉学史都必须正视这些传统——不是作为西方叙事的附属物，而是作为自主的、在许多情况下是更古老和更深入的与中国文明的交往。 | ||
| + | |||
| + | 这些东亚传统是否应当被归类为"汉学"，这一问题引发了相当多的讨论。在日本，"汉学"一词特指前现代的中国学术传统，而现代学科则被称为"中国学"或"东洋史"。在韩国和越南，中国学术的古典传统如此深地融入了民族文化，以至于难以将其定性为研究"他者"文明的"外国"学科。当一位韩国学者以文言文阅读《论语》时，她并非像法国或美国汉学家那样在研读一部外国文本；她是在阅读一部她的祖先五百年来研习、背诵和辩论的文本，使用的是一千多年来作为她的国家的政府、法律和高雅文化媒介的语言。这种差异对汉学的实践和自我理解的意涵是深远的，至今尚未被充分探索。 | ||
| + | |||
| + | 东亚汉学与西方汉学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又在近几十年日益富有成效。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尤其对西方汉学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影响，这主要通过傅佛果（Joshua Fogel）等学者的中介，他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为英语读者翻译和阐释日本汉学成果。整合东亚与西方的视角，仍然是该领域面临的最有前途、也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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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注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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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引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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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东亚——日本、韩国和越南的汉学
一、日本：汉学——中国以外最古老的中国研究连续传统
日本拥有中国以外最古老的中国研究连续传统。一千多年来，受过教育的日本人研习中文、阅读中国文学、吸收中国哲学，并产出了在最高水平上可与西方汉学家的成果相媲美甚至超越的中国文明研究成果。这一传统——称为"汉学"（漢学，字面意为"汉人之学"或"中国之学"）——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对等物。当十七世纪欧洲学者才刚开始解读汉字时，日本学者研读、注释和讨论中国经典已逾千年之久。[1]
然而，日本汉学的历史并非简单的持续吸收的故事。在每一个阶段，日本与中国学术的接触都受到接受与抵抗之间张力的塑造——中国文明的威望与日本独特身份的主张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产生了一系列变迁——从平安时代以宫廷为中心的经典研究，经德川时代的儒学书院，到现代大学学科"中国学"（中国学）——使日本的案例对任何比较汉学史都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
1.1 前现代基础
中国文字向日本的传播传统上被定年为公元五世纪，据称朝鲜学者——尤其是半传说性人物王仁——将《论语》和《千字文》带到了日本宫廷。到七世纪，日本国家已大规模采用了中国的文字系统、行政制度、法律典籍和佛教实践。645至650年的大化改新和随后的律令法典直接以唐代中国的制度为蓝本。[2]
《万叶集》（万葉集，约759年），现存最古老的日本诗歌总集，使用经过改造以表示日语发音的汉字书写——这种系统后来被称为"万叶假名"。九世纪从汉字的草书和简化形式发展出本土日语书写系统平假名和片假名，使得独特的日本文学文化的创造成为可能，但文言文（汉文）在此后许多世纪里仍然是政府、学术和高雅文化的语言。迟至明治时代，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仍被期望能够阅读和创作文言文，正如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被期望掌握拉丁文一样。
平安时代（794–1185年），日本朝廷设有"大学寮"（大学寮），教授中国经典、中国法律、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课程以唐代教育体系为蓝本，以儒家五经和《文选》——萧统编纂的伟大中国文学选集——为核心。[3]中世纪时期（十二至十六世纪）见证了禅宗（Chan/Zen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一波中国文化影响。禅僧与宋元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五山"（五山）禅宗寺院成为中国学术中心，产出了大量中文诗文，称为"五山文学"（五山文学）。这些寺院也是宋代新儒学传播的渠道，新儒学后来成为德川时代的主导思想体系。[4]
1.2 德川时代的儒学学校：汉学的黄金时代
德川幕府（1603–1868年）以新儒学——具体而言是朱熹的哲学（朱子学）——作为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儒家的等级秩序、孝道和忠君原则为德川社会的严格社会分层提供了哲学正当性，在这一社会中，武士阶级垄断政治权力，农民被束缚于土地。[5]
幕府首要的儒学教育机构是昌平黌（昌平黌），原为林氏儒学世家的私塾，1790年被收归幕府直接管辖，实际上成为培训武士官吏的国立大学。昌平黌的课程以"汉文"方式精读中国儒家经典为核心——即日本式的文言文阅读法，通过一套标点符号系统（训读，kundoku）将中文原文的语序重新排列以符合日语语法。这种经过数百年发展的方法使受过教育的日本人能够接触整个中国古典文学语料库，而无需学习口语中文。[6]
除昌平黌外，约250个封建藩国各自设有藩校（藩校）用于教育武士子弟，课程以新儒学经典为主。到德川末期，全日本约有270所藩校在运营。[7]私塾（塾）补充了藩校，德川时代许多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发展就发生在这些管制较松的机构中。最著名的是大阪的�的堂（懐徳堂），一所由商人资助的学校，在此将儒家伦理应用于商业生活的问题。咸宜园（咸宜園），由儒者广濑淡窗于1817年创建，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坚持所有学生不论社会地位都应研读中国经典。松下村塾（松下村塾），激进儒者吉田松阴的私塾，培养了许多明治维新的未来领袖。[8]
汉学研习的风尚延伸到武士精英之外。私立机构（寺子屋，寺子屋，即寺院学校）为平民提供基本的读写算教育，中国学问的声望使得即使是农民和商人也寻求接触中国文本。到德川末期，以任何标准衡量，日本都拥有前工业化世界中识字率最高的社会，而文言文正是这种识字能力的基础。[9]
德川汉学的思想活力体现在对立的儒学学派之间的竞争中。占主导地位的朱子学派（朱子学）受到王阳明学派（阳明学）的挑战，后者强调知行合一。"古学"运动（古学），以伊藤仁斋（1627–1705年）和荻生徂徕（1666–1728年）为代表，拒绝了朱熹和王阳明的解释，坚持直接回到孔子和孟子的原始文本。荻生徂徕主张以中文原文而非通过汉文训读来阅读中国经典，是德川时代最激进的语文学创新者，被比拟为那些坚持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原典而非通过中世纪注疏来阅读的欧洲人文主义者。[10]"国学"运动（国学，"本国之学"），于十八世纪作为对中国学问主导地位的反动而兴起，试图恢复其倡导者所认为的不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文化的本真精神。本居宣长（1730–1801年）等学者专注于古代日本文本，认为日本文化的情感自发性和审美敏感性优于儒学的理性主义道德说教。汉学与国学之间的张力，以不同的文化表达方式，反映了后来在其他东亚国家出现的汉学与国学之间的张力。[11]
1.3 明治转型与现代学术汉学
1868年的明治维新及随后的迅速西化方案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对中国的研究。藩校和昌平黌被废除。西式大学相继创立：东京帝国大学（1877年）、京都帝国大学（1897年）。旧的儒学课程被西方的学科体系所取代。此前居于日本知识生活中心地位的中国研究被边缘化，因为日本转向了西方。[12]
然而这一转变并非仅仅是一个衰落的故事。明治时期也见证了现代学术汉学的诞生，它采用西方的历史和语文学分析方法，同时汲取汉学数百年来积累的深厚中国学问储备。这门新学科最初被称为"支那学"（支那学，"中国之学"），后来由于"支那"一词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获得了贬义色彩而被改称"中国学"（中国学）或"东洋史"（東洋史，"东方史"）。[13]
日本现代学术中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是白鸟库吉（白鳥庫吉，1865–1942年），他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建立了"东洋史"这一学科。白鸟曾师从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里斯本人是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学生——他将兰克学派的史料批判方法应用于东亚历史研究。他的方法以对传统中国历史叙事的怀疑态度、对中国与草原游牧民族互动关系的强调以及对历史知识实际应用的关注为特征。[14]到1916年，白鸟已培养了一大批未来学者，建立了所谓的"东京学派"汉学，以批判方法和面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史的取向为特色。
1.4 内藤湖南与京都学派
内藤虎次郎（内藤虎次郎，1866–1934年），以笔名内藤湖南闻名于世，是京都学派历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二十世纪——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在活跃的明治新闻界当了二十年记者后，内藤被公认为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国评论家，此后才进入学术界。1907年，他受邀到京都帝国大学，担任中国研究教席，执教二十年。[15]
内藤最有影响力的贡献是他对中国历史的分期理论，该理论将晚唐至北宋的过渡视为中国文明的决定性分水岭——中国进入"近世"（kinsei，近世）的时刻。这一论点既挑战了传统中国观点——即每个朝代构成一个自足单元，也挑战了西方假设——即现代性是独一无二的欧洲现象。内藤认为，宋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商业化经济的兴起、印刷术的扩展、新士绅阶层的出现、新儒学的发展——代表了向早期现代性的转型，比欧洲可比的发展提前了数个世纪。[16]
"唐宋变革论"成为东亚史学中争议最大的命题之一。它深刻影响了西方汉学，塑造了罗伯特·哈特韦尔（Robert Hartwell）、包弼德（Peter Bol）和海姆斯（Robert Hymes）等学者的研究。它也引发了尖锐的争议：批评者认为内藤的分期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前提，并为日本自封的"现代化"中国使命提供了正当性——这一立场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着令人不安的共鸣。[17]
京都学派在内藤及其后继者的塑造下，与东京学派有若干不同特征：更注重文化史和思想史（而非政治史和军事史）；更深入地利用中国史料和中国学术传统；对中国文明作为具有自身发展逻辑的自主实体持更具同情心的态度；以及偏好宏大的历史综合而非狭隘的专门化研究。在许多方面，京都学派是以沙畹（Chavannes）、马伯乐（Maspero）和谢和耐（Gernet）为代表的法国汉学传统的日本对应物。[18]
宫崎市定（宮崎市定，1901–1995年）是第二代最杰出的代表，进一步发展了内藤的论点，撰写了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1976年）、九品中正制以及宋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的学术成就获得国际承认：他获得了日本学士院奖（1958年），1978年又获得巴黎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的儒莲奖——这一奖项曾颁给高本汉（Karlgren）、佛尔克（Forke）和理雅各（Legge），是国际汉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19][20]
1.5 战后日本汉学
1945年日本战败在日本汉学中引发了深刻危机。该领域与战时帝国主义的关联——京都学派著作中隐含的日本注定要领导亚洲"现代化"的观念——要求进行痛苦的清算。一些学者，特别是竹内好（竹内好，1910–1977年），主张从根本上重构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方法。竹内于1934年创建了中国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会），倡导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和思想，以此正视日本的战争共谋。他与鲁迅的思想交流是这一事业的核心：竹内在鲁迅身上看到了现代亚洲知识分子的典范——既拒绝不加批判的西化，也拒绝怀旧的传统主义。[21]
另一些学者，特别是古典语文学家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1904–1980年），则延续了京都学派的语文学传统，同时对其战时立场进行了低调但意义重大的修正。在重印早期著作时，吉川大幅修改了那些迎合战时泛亚团结意识形态的段落。竹内与吉川之间的论争——一位学者将其概括为"激情之痛"与"汉学家旁观者的冷静"的对立——界定了战后日本汉学的知识氛围。[22]
战后日本建立了世界上最广泛的中国研究制度基础设施之一。主要大学——东京、京都、大阪、东北、北海道、九州、早稻田、�的应——均设有中国文学、中国史或东方学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科学研究所）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合作研究的世界级中心。重要期刊——《东方学报》（東方学報，京都）、《东洋史研究》（東洋史研究）、《史学杂志》（史学雑誌，东京）——发表的研究达到或超过了西方语文学严谨性的标准。[23]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开启了学术交流的新机遇，日本汉学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早获准进入中国档案馆和考古遗址的外国学者之一。
当代日本汉学以汉学传承的古典语文学传统与来自社会科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现代方法之间的富有成效的张力为特征。日本学者继续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上古史、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该领域面临世界各地人文学科共同的挑战——学生人数下降、追求"相关性"的压力、古典语言的边缘化——但它保持着其他国家传统鲜少能匹及的专业深度和严谨学术的传统。[24]
二、韩国：儒学遗产
2.1 文言文在韩国知识生活中的地位
韩国与中国学问的交往几乎与日本一样古老，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深入。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采用中国文字，到高丽王朝（918–1392年）确立儒家科举制度，再到朝鲜王朝（1392–1897年）的进一步完善，文言文在韩国作为政府、学术和高雅文化的语言已逾千年。朝鲜王朝以甚至超过中国的严格程度将新儒学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创造了东亚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彻底的儒化社会。[25]
韩国科举考试（科挙）仿照中国科举，于958年高丽王朝时期确立，经修改延续整个朝鲜时代直至1894年废除。考试测试应试者从正统新儒学视角诠释中国经典的能力，科举成功是社会晋升的主要途径。这一制度产生了渗透韩国社会各阶层的对中国古典教育的强烈需求。[26]
研究中国经典的最具韩国特色的机构是书院（書院），这种私立儒学学校兼有祠堂和学校的功能。以中国书院为蓝本，韩国第一所书院——绍修书院——创建于1543年。到十八世纪，韩国全境有670多所书院在运营，它们既是新儒学研究中心，又是儒家圣贤祭祀的场所，也是两班贵族阶层的社交中心。2019年，九所韩国书院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27][28]朝鲜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是成均馆（成均館），即首尔的国家儒学学院。它与各地方的乡校和书院一起，构成了一个几乎完全致力于掌握中国古典学问的综合性教育基础设施。[29]
2.2 韩国对中国古典学术的贡献
韩国学者不仅吸收了中国学问，还对中国文本研究做出了值得在任何汉学史中得到承认的原创性贡献。朝鲜时代最伟大的新儒学思想家——李滉（李滉，1501–1570年，号退溪）和李珥（李珥，1536–1584年，号栗谷）——深入研究朱熹哲学，并产出了将中国思想引向新方向的独创性诠释。退溪与其同时代人奇大升关于朱熹"理"与"气"概念之关系的"四七之辩"（四七论争），是东亚思想史上最持久、最严密的哲学论辩之一，表明韩国学者是能够从内部拓展和挑战中国传统的积极对话者。[30]
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实学运动（實學，"实践之学"）对占主导地位的新儒学正统构成了进一步挑战。李瀷（1681–1763年）和丁若镛（丁若鏞，1762–1836年，号茶山）等实学学者主张一种更具经验性、更面向实践的学术，汲取更广泛的中国资料来源，包括当时正在清代重塑中国学术的考证学（kaozheng）传统。丁若镛对中国经典的大量注释，尤其是他对《易经》、《诗经》和《春秋》的研究，代表了韩国古典学术最具原创性和最严谨的成果。[31]
韩国还在中国文本的保存和传播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韩国印刷术早在1234年就采用了金属活字——比古腾堡早了两个世纪——印制的中国经典版本有时保存了中国版本中已佚失的文本。高丽大藏经（八万大藏经），于1237至1248年间刻在八万余块木版上，是中国佛教大藏经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版本。韩国图书馆保存了在中国本土已被毁坏或遗失的中国文本，尤其是在动荡的明清之际和乾隆帝的文字狱期间。[32]
韩国学者不仅研习中国文学，还以最高水准创作文言文作品。高丽时代文人李奎报（1168–1241年）的文集包含赢得中国学者赞赏的中文诗文。朝鲜时代，韩国的汉诗（漢詩，中文诗歌）以许均（1569–1618年）和朴趾源（1737–1805年）等人达到鼎盛，他们运用中国文学形式探索独具韩国特色的主题。韩国学者还创作了中国文本的注释和校勘本，有时在严谨性上超越了中国的底本，朝鲜宫廷还利用金属活字印制中国经典分发至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图书馆。[33][34]
2.3 现代韩国汉学
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及随后的殖民时期（1910–1945年）对韩国汉学产生了复杂影响。殖民当局压制韩国语言和文化，试图将韩国学术纳入日本"东洋史"的框架。与此同时，殖民时期使韩国学者接触到现代学术方法——包括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的批判性历史方法——并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创造了新的制度框架。"汉学"一词本身变得充满争议，日本和韩国中国经典学者之间的合作被描述为"殖民合作"——在知识上富有成效，但在政治上充满矛盾。[35][36]
1945年解放和半岛分裂之后，韩国汉学迅速发展。主要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和成均馆大学（其制度谱系可追溯至朝鲜时代的学院）——设立了中文、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系。该领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经历了显著增长。韩国的中国史学者凭借其国家对中国古典传统的深厚谙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宋、明、清时期，并在中韩关系、儒学传播和东亚文明比较史的研究中特别活跃。[37][38]
韩国汉学占据着有别于西方汉学和日本汉学的独特位置。与日本一样，韩国拥有先于现代学术学科的深厚本土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然而与日本不同的是，韩国从未与中国建立过使日本汉学有可能卷入文化统治话语的那种帝国关系。韩国学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对儒学传统的深切崇敬和在这一传统内坚持韩国独特性的持续主张相结合为特征——一位学者将此概括为"对来自中国的文化知识的接受、策展与重新创造"。[39]1443年世宗大王创制韩文字母（hangul）——书写史上最杰出的成就之一——本身就是对韩国语言独立性的主张，尽管将韩文用于学术目的长期遭到儒学精英的抵制，他们将文言文视为严肃思考的唯一恰当媒介。
三、越南：中越传统
3.1 千年中国统治及其遗产
越南与中国文明的关系是本卷所涉各国中最为密切的，韩国或许是唯一的例外。在中国的统治下逾千年——从公元前111年汉朝征服南越国，到939年吴权击败南汉建立越南独立——越南吸收了中国的行政制度、法律典籍、中国文字和中国学问，其规模给越南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40]
即使在获得独立之后，越南国家仍继续使用文言文（字汉，chữ Hán）作为官方书面语言。独立后近千年间，朝廷文书、法律典籍、历史记录、外交文书和学术著作均以中文撰写。儒家科举制度、儒学国教、中国式官僚体制和中国古典课程都得以延续，创造了学者们所描述的"汉化"国家——在此，中国文明的制度和价值被采纳并适应于越南的条件。[41]
3.2 儒家科举与喃字
越南于1075年李朝时期建立了自己的儒家宫廷科举制度。1070年，李朝在升龙（今河内）建立文庙（Văn Miếu）作为祭祀孔子的国家庙宇，1076年设立国子监（Quốc Tử Giám）。[42]科举考试通过包括经义（经典释义）、诗赋（格律诗和辞赋）、制诏表（诏令和奏疏）和策论（政策论文）等形式，评估应试者对儒家经典中伦理和政治原则的理解。四书五经构成核心课程，以中文研习，通过朱熹的新儒学注释加以诠释。[43]
科举制度对越南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创造了一种英才选拔理想，缓和了贵族阶层的主导地位，并确保了文言文在越南知识生活中的持续核心地位。文庙中的碑刻记录了1442年以来科举进士的姓名和成就，见证了科举成功所赋予的声望。[44]越南是最后一个举行儒家科举考试的国家：法国殖民当局于1913年在东京（北圻）、1918至1919年在安南停办了科举，结束了一个延续八百余年的传统。[45]
虽然文言文是政府和学术的语言，越南还发展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书写系统：喃字（字喃，chữ Nôm，"南方文字"）。喃字大约起源于十世纪，使用汉字来表示汉越词汇，并通过各种方法创造新字以表示越南本土词汇。字汉与喃字的关系，对应于日本的汉文与假名的关系，以及韩国的汉文与韩文字母的关系。[46][47]越南文学的最伟大作品——阮攸的《翘传》（Truyện Kiều，约1820年），一部将中国小说改编为越南韵文的3,254行叙事诗——即以喃字写成，体现了中越文学传统之间的创造性张力。
十七世纪由葡萄牙和法国传教士发展的拉丁化越南文字——国语字（chữ Quốc ngữ）——的引入逐渐取代了字汉和喃字。如今，全世界能流利阅读喃字的学者不足百人。[48]1970年，汉喃研究院（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在河内成立，以发现、保存、翻译和出版喃字遗产为使命。迄今已收集了两万余部古籍，大多以喃字或字汉书写。保存和研究这一庞大语料——构成越南前现代文学和历史遗产的主体——是越南汉学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
3.3 越南学者与远东法国学院
尽管越南的规模小于中国、日本和韩国，越南学者仍对中国古典文本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黎朝学者黎贵惇（1726–1784年），常被誉为"越南最伟大的博学者"，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哲学和历史文本的注释，并编纂了《芸台类语》（Vân Đài Loại Ngữ），一部以中国类书为范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综合了中国和越南的学问。他的同代人阮燮奉命改革科举考试，并将中国经典翻译为通俗越南语（喃字），以便更广泛地传播——这是可以称为儒学学问民主化的一次早期尝试。[49]河内文庙自1070年以来持续运作至今，是越南与中国古典学问交往的实物见证；其82块石碑于201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50]
远东法国学院（EFEO），自1898年创立至1957年总部设在河内，在越南汉学发展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EFEO的法国学者——包括路易·费诺（Louis Finot）、马伯乐（Henri Maspero，在河内期间1908–1920年）、保罗·缪斯（Paul Mus）和加斯帕尔多纳（Émile Gaspardone）——对越南历史、金石学和语言学进行了奠基性研究，大量利用了中文资料。EFEO图书馆建立了东南亚最优秀的中文和汉越文本收藏之一，该研究所培养了一代越南学者掌握现代批判方法。[51]
3.4 现代越南中国研究
越南的现代汉学产生于法国殖民统治时期（1858–1954年），西方学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儒家经典课程。[52]1954年越南分裂和1975年统一之后，中国研究走上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对中国历史的诠释，1979年的中越战争创造了一种中国研究既具战略重要性又具政治敏感性的政治氛围。[53]
自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和越南实施"革新"（đổi mới）政策以来，越南汉学经历了复兴。越南社会科学院、河内越南国家大学及其他机构扩展了中国研究项目。与中国恢复学术交流、中文教学的增长以及中越经济关系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都促进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重新关注。
越南汉学与韩国汉学有某些共同特征——两者都源于对中国文明的深层交往，这种交往先于现代学术学科；两者都受到殖民主义的塑造；两者都以对中国古典遗产的崇敬与民族独特性主张之间的张力为特征。然而越南汉学也是独一无二的。直接中国政治控制的深度和持续时间——逾千年——没有可比物。二十世纪汉字识读能力的丧失造成了一种激进的断裂：今天的越南学者必须将汉字作为外国文字来学习，尽管他们的祖先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而汉喃研究院保存的两万余部字汉和喃字书籍，既是一笔学术财富，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其中绝大多数文本从未被翻译、编目或以现代批判方法加以研究。[54]
四、结论：比较视野中的东亚汉学
日本、韩国和越南的汉学传统共享中国文明文化影响这一共同起源，但各自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日本的传统最为广泛、制度上最为完善，由一个可与世界上任何同类相媲美的大学、研究机构和期刊网络所支撑。韩国的传统虽然在国际上不太为人知，却汲取了对儒家思想极为深入的参与，产出了东亚文明史上最具原创性的部分哲学成果。越南的传统因殖民主义和汉字识读能力的丧失而中断，面临着最为紧迫的保存和恢复挑战。
这三种传统都挑战了西方汉学的隐含假设——即中国研究是一项西方事业。远在雷缪萨在法兰西学院举行首次讲座之前，日本学者已经阅读、注释和讨论中国经典千年之久。远在欧洲传教士编纂第一部汉拉词典之前，韩国学者已经用金属活字印制了中国佛教文本的版本。远在沙畹翻译《史记》之前，越南学者已经以文言文作为其国家的官方语言进行写作。任何汉学史都必须正视这些传统——不是作为西方叙事的附属物，而是作为自主的、在许多情况下是更古老和更深入的与中国文明的交往。
这些东亚传统是否应当被归类为"汉学"，这一问题引发了相当多的讨论。在日本，"汉学"一词特指前现代的中国学术传统，而现代学科则被称为"中国学"或"东洋史"。在韩国和越南，中国学术的古典传统如此深地融入了民族文化，以至于难以将其定性为研究"他者"文明的"外国"学科。当一位韩国学者以文言文阅读《论语》时，她并非像法国或美国汉学家那样在研读一部外国文本；她是在阅读一部她的祖先五百年来研习、背诵和辩论的文本，使用的是一千多年来作为她的国家的政府、法律和高雅文化媒介的语言。这种差异对汉学的实践和自我理解的意涵是深远的，至今尚未被充分探索。
东亚汉学与西方汉学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又在近几十年日益富有成效。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尤其对西方汉学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影响，这主要通过傅佛果（Joshua Fogel）等学者的中介，他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为英语读者翻译和阐释日本汉学成果。整合东亚与西方的视角，仍然是该领域面临的最有前途、也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
注释
引用
- ↑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序言，xxii。
-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
- ↑ 张西平，讲座1，"西方汉学导论"，第165–168页。
- ↑ 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另见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数字人文指南。
- ↑ 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Leiden: Brill, 2020）。
- ↑ 参见本卷第22章（翻译）关于人工智能翻译挑战的论述。
- ↑ "Wenyan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asks," arXiv预印本（2025）。
- ↑ "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valuating Adequacy, Fluency, and Elegance," Proceedings of EMNLP（2025）。
- ↑ "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2025）。
- ↑ 参见Mark Edward Lewis and Curie Viragh,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 no. 1 (2022)。
- ↑ 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 ↑ 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chinesedh2025.eas.princeton.edu)。
- ↑ 张西平，讲座1，第54–60页。
- ↑ 张西平，讲座1，第96–97页，引李学勤。
- ↑ 张西平，讲座1，第102–113页。
- ↑ 张西平，讲座1，第114–117页。
- ↑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CCP's Global Academic Rebranding Campaign," Bitter Winter (2024)。
-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xii。
- ↑ "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报告（2024）；Sinology vs. the Disciplines, Then & Now，China Heritage（2019）。
- ↑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ow China's Long Reach of Repression Undermines Academic Freedom at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Human Rights Watch (2021)。
- ↑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第7章，第100–111页。
- ↑ Thomas Michael, "Heidegger's Legacy for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Laoz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1, no. 2 (2020): 299。
- ↑ Steven Burik, The End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Comparative Thinking: Heidegger, Derrida, and Daoism（Albany: SUNY Press, 2009）。
- ↑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Albany: SUNY Press, 1987），序言。
- ↑ Francois Jullien, Detour and Access: Strategies of Meaning in China and Greece（New York: Zone Books, 2000）；参见"China as Metho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Francois Jullien's Philosophical Detour through China," Contemporary French and Francophone Studies 28, no. 1 (2024)。
- ↑ Wolfgang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11章，第194–195页。
- ↑ Bryan W. Van Norden, Taking Back Philosophy: 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 ↑ Carine Defoort,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1, no. 3 (2001): 393–413。
- ↑ Carine Defoort, "'Chinese Philosophy' at European Universities: A Threefold Utopia," Dao 16, no. 1 (2017): 55–72。
- ↑ 关于韩国印刷和文本传承，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中《直指》的入选记录（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1377年）；关于高丽大藏经，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入选记录。
- ↑ 关于韩国汉诗和中文文学创作，参见Peter H. Lee, ed., A History of Korean Litera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关于朝鲜印刷和文本保存，参见Beth McKillop,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Korea," in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Boo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 关于殖民时期，参见"Kangaku and the State: Coloni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Korean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Sinologists,"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4, no. 2 (2024)。
- ↑ 关于"殖民合作"，参见同上。
- ↑ 关于战后韩国汉学，参见"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The Korean Reception, Curation, and Reinvention of Cultural Knowledg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同上。
- ↑ "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 ↑ 关于中国统治时期，参见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 关于独立后的越南使用文言文，参见维基百科条目"History of writing in Vietnam"；Alexander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 关于越南科举制度，参见维基百科条目"Confucian court examination system in Vietnam"；关于文庙，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 ↑ 关于考试内容，参见同上；大英百科全书条目"chu nom"。
- ↑ 关于科举的社会影响，参见"Persistent legacy of the 1075–1919 Vietnamese imperial examinations," MPRA Paper 100860 (2020)。
- ↑ 越南作为最后举行科举的国家：维基百科条目"Confucian court examination system in Vietnam"。
- ↑ 关于喃字，参见维基百科条目"Chữ Nôm"；大英百科全书条目"chu nom"；Atlas of Endangered Alphabets, "Chữ-nôm"。
- ↑ 关于字汉与喃字的关系，参见维基百科条目"History of writing in Vietnam"。
- ↑ 关于汉喃研究院，参见维基百科条目"Chữ Nôm"；Omniglot条目"Vietnamese Chu Nom script"。
- ↑ 关于黎贵惇，参见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关于阮燮，参见维基百科条目"Confucian court examination system in Vietnam"。
-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Stone Stele Records of Royal Examinations of the Le and Mac Dynasties (1442–1779)," 2010。
- ↑ 关于EFEO在河内，参见第8章第7节；关于马伯乐在EFEO的岁月，参见第5章第2.3节。
- ↑ 关于殖民时期越南的汉学，参见"Sinology in Vietnam,"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关于中越战争及其后果，参见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 关于越南汉学的挑战与机遇，参见"Sinology in Vietnam,"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