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tw/Chapte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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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英國——外交官、傳教士與翻譯家—學者傳統

一、早期英國通過貿易的接觸

英國漢學的歷史是一部起步遲緩、制度忽視，以及實用功利與超然學術之間持續緊張的歷史。法國可以聲稱擁有一種從十七世紀耶穌會傳教到1814年法蘭西公學院設立教席的不間斷的學術研究中國的傳統，而英國與中國學術的關係則斷斷續續、以商業爲驅動，並且在其大部分歷史中——薄弱得令人矚目。正如張西平所觀察的：「英吉利海峽將英國與歐洲大陸隔開，其島國心態、強烈的民族優越感以及對外國文化相對缺乏開放，共同造就了一種獨特的漢學發展模式，使其有別於大陸傳統。」

英國對中國的認知可以追溯到都鐸時期（1485—1603），但它幾乎完全是間接轉手的。英國學者缺乏前往中國的手段，只能依賴大陸作品的翻譯——哈克呂特（Richard Hakluyt）英譯本中的門多薩《大中華帝國史》（Historia，1588年）、曾德昭《大中國志》（Imperio de la China）以及衛匡國《韃靼戰紀》（De Bello Tartarico）的英譯本（二者均於1655年以英文出版）——來獲取關於中華帝國的知識。這些翻譯質量參差不齊，它們所傳達的理解也相應地膚淺。

據稱伊麗莎白一世曾試圖用並不地道的拉丁文給中國皇帝寫信，但沒有證據表明此信曾被送達。她的繼任者詹姆斯一世用英文再次嘗試；這封信保存在明尼蘇達大學的詹姆斯·福特·貝爾圖書館。當鄭成功（國姓爺）將荷蘭人逐出臺灣後，英國人一度抱有其後代可能光復大陸的想法，查理二世給「臺灣國王」寫了信——當清朝鞏固了其控制權後，這一外交舉措悄然作罷。

十七世紀最值得注意的「準漢學家」是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館長托馬斯·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一位傑出的波斯學家。他在中國訪客沈福宗的幫助下編纂了首部英國中文書目（Varia Chinesia）；沈福宗於1683年隨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來到英國。然而，該目錄包含令人尷尬的錯誤——《孟子》被歸類爲通俗小說。科學家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也獲得了一部中文字典，並花費大量精力研究它。而建築師約翰·韋布（John Webb），儘管完全不懂中文，卻在1668年發表了一篇非凡的論著，主張中文是巴別塔之前人類所操的原始語言——這是英國人首次以專著篇幅試圖爲中文在世界語言史中確立一席之地。

十八世紀帶來了更密切的商業接觸，但知識進步甚微。英國對中國的興趣壓倒性地由貿易驅動——尤其是東印度公司打開中國市場的願望——而該國學者們則滿足於通過二手資料、主要是法國文獻來了解中國。張西平關於這一時期的觀察頗具啓發性：「十八世紀，中國對英國最明顯的影響來自實用藝術與園林設計。」建築師威廉·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年輕時曾訪問廣州，發表了關於中國建築與園林藝術的著作，並在威爾士王妃位於邱園的花園中建造了一座著名的中式寶塔。斯彭斯（Joseph Spence）翻譯了耶穌會畫家王致誠（Brother Attiret）修士描述圓明園——即「舊夏宮」——園林的一封書信，這一文本成爲「英語中關於該主題最早的詳細描述」，並影響了英國風景園林的發展。但這些都是審美上的借鑑，而非學術上的研究；它們反映的是對異國情調的趣味，而非按中國文明自身的標準去理解它的願望。

這種取徑的不足在1793年暴露無遺，當年英國終於在馬戛爾尼勳爵（Lord Macartney）的率領下向中國派出了正式使團。正如張西平所指出的：「當英國最終決定派出官方代表團時，竟在整個國家找不到一位合格的翻譯。」馬戛爾尼的祕書喬治·斯當東（George Staunton）不得不從那不勒斯的神學院招募兩名中國翻譯。使團唯一持久的語言貢獻是年僅十一歲的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他在航行途中開始學習中文，並給乾隆皇帝留下了足夠深刻的印象，從而從御腰獲賜一個黃色荷包——一項殊榮。小斯當東於1810年出版了《大清律例》的英譯本，這是自1719年威爾金森（Wilkinson）翻譯《好逑傳》以來第一部將中文作品完整譯入英文的著作。他還曾擔任1816年阿美士德勳爵（Lord Amherst）使團的副使——這又是一次失敗的使命，因拒絕行叩頭之禮而告吹——後來成爲一名極力鼓吹鴉片戰爭的下議院議員。他的生涯體現了英國式的語言才能、商業利益與帝國野心的典型結合。

二、馬禮遜與傳教士語言學家

英國漢學作爲一項學術事業的基礎，不是由外交官或商人奠定的，而是由新教傳教士奠定的，其創始人物是蘇格蘭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馬禮遜的成就非凡：他在很大程度上孤軍奮戰，在充滿敵意的條件下工作，創造了使後續英國學術成爲可能的語言基礎設施。

馬禮遜於1807年抵達廣州，是第一位在中國定居的新教傳教士。霍尼（Honey）在《祭壇上的香》（Incense at the Altar）中將他置於英國漢學傳統之首，與衛三畏（Alexander Wylie）和翟理斯（Herbert Giles）並列爲「英國三傑」。馬禮遜的首要動機是傳教——將《聖經》翻譯成中文——但他爲追求這一目標而創造的工具具有持久的學術價值。正如霍尼所觀察的：「英國漢學發展自新教傳教士在中國的服務，主要是蘇格蘭人馬禮遜（1782—1834）在詞典編纂與聖經翻譯方面、衛三畏（1815—1887）在目錄學、天文學與數學方面，以及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經典研究方面的貢獻。」這三位傳教士——詞典編纂者、目錄學家與經學家——確立了英國漢學在整個十九世紀餘下時期所依託的三大支柱。

馬禮遜最偉大的成就是《華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1823），這是一部龐大的漢英詞典，在東印度公司的資助下（出資2,000英鎊）出版。張西平稱之爲「當時最權威的漢西詞典」，一部「在十九世紀西方學者（包括其他傳教士）中開創了編纂類似參考工具書之風氣，從而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不可或缺工具」的著作。他還與米憐（William Milne）合譯了中文《聖經》，先出版了《馬太福音》（1810年），隨後是完整的《聖經》（「廣州—馬六甲」版，1823年）。1818年，他在馬六甲創立了英華書院，這是第一所在新教主持下專門向西方人教授中文的機構。1824年短暫返英期間，他在倫敦設立了東方翻譯基金（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併成爲第一位在英國首都教授中文的英國人。霍尼強調馬禮遜作爲職業漢學先驅的作用：就語文學意義而言馬禮遜並非學者——他的詞典與翻譯是傳教工作的工具——但他確立了英國人在嚴肅而持續的基礎上研究中文的可能性。

衛三畏（Alexander Wylie，1815—1887）是霍尼「英國三傑」的第二位成員，是倫敦傳道會負責在華分發聖經的代理人。然而他的學術貢獻遠遠超越了其官方職責。1850年代，他在上海墨海書館（倫敦傳道會印刷所）與偉大的中國數學家李善蘭合作，促成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中文翻譯的完成——即徐光啓和利瑪竇在兩個半世紀前留下未竟的後九卷。這一合作是中西思想交流的里程碑之一，它之所以可能，得益於衛三畏對西方數學與古典中文的精深造詣。他對漢學最持久的貢獻是《中國文獻紀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1867年），一部系統分類的中國文學與學術著作書目，數十年間一直是標準參考工具。

馬禮遜並非十九世紀初唯一研究中文的英國傳教士。在孟加拉，天主教平信徒拉薩爾（Lassar）和浸信會傳教士馬士曼（Joshua Marshman）合作完成了一個獨立的聖經譯本（「塞蘭坡」版，1822年首次完成）以及一部語法書《中文文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1814年），後者或許是任何西方語言中出版的第一部古典中文語法書。這個「孟加拉學派」很快就被馬禮遜以廣州爲基地的工作所遮蔽。米憐（William Milne），馬禮遜的朋友與合作者，曾任馬六甲英華書院院長，參與合譯《聖經》，主編《印支搜聞》（Anglo-Chinese Gleaner），並創辦了東南亞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1821）。

英國中文藏書的發展，與法國相比既緩慢又零散。英國最早的中文書籍通過荷蘭學術網絡進入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早在1601年就收到了一本殘缺的中文書，此後又有荷蘭學者陸續捐贈。到1613年，博德利圖書館藏有約十七種殘缺的中文醫學典籍。第一次重要的公共收購發生在1823年，當時小斯當東將其收藏的186冊中文典籍捐贈給皇家亞洲學會。劍橋大學圖書館獲得了其最重要的早期收藏：威妥瑪（Wade）捐贈了其私人收藏的逾4,300冊中文書，其中包括一部罕見的明刻本《異域圖志》、《明實錄》的清初抄本，以及珍貴的太平天國文獻。翟理斯（Giles）隨後充實了劍橋的收藏並出版了目錄。大英博物館的中文藏品增長得比歐洲大陸更爲緩慢。藏品的一部分是從廣州劫掠而來；一部分則購自法國書商。該博物館直至二十世紀相當晚的時候才通過駐北京的代理人建立起系統的收購計劃——比其歐洲同行落後了近一個世紀。

斯坦因收藏（Stein Collection）於二十世紀初爲大英博物館所獲，改變了該機構在漢學研究中的重要性。斯坦因（Aurel Stein）的中亞探險（1900—1901、1906—1908、1913—1916）從敦煌石窟及其他遺址帶回了數千件手稿、繪畫與織物。其中的中文手稿由翟林奈（Lionel Giles）編目；繪畫則由韋利（Arthur Waley）在博物館任職期間（1913—1930）編目。這些收藏使英國處於新興的敦煌學領域的中心。

三、外交官—漢學家：威妥瑪、翟理斯與威妥瑪—翟理斯拼音系統

英國漢學的第二根支柱由十九世紀中後期的外交官—漢學家們樹立。與1814年起即根植於大學的法國傳統不同，英國漢學長期依賴於那些在政府服務過程中習得中文、退休後才轉向學術的人士。這賦予了英國漢學一種特徵性的烙印：經驗性的、實用的，有時在掌握中文口語與書面語方面表現卓越，但在制度上岌岌可危，在理論上則缺乏雄心。

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於1841年進入英國駐華外交機構，升任英國駐華公使（1871—1883）。在華期間，他設計了以其名字命名的羅馬化拼音系統，首次發表於其教科書《語言自邇集》（1867年）與《文件自邇集》（1867年）。威妥瑪系統以北京話發音爲基礎，後經翟理斯（Herbert Giles）完善，成爲英語世界中中文名稱的標準羅馬化方案，直至二十世紀晚期拼音被採用爲止。回國後，威妥瑪將其私人收藏的逾650冊中文書捐贈給劍橋大學，並被任命爲劍橋首任中文教授——這一職位是專門爲安置他的捐贈並便於使用而設立的。張西平指出了其中的反諷：這一教授席位實際上是接受捐贈的一項條件，而非制度上對中國研究投入的表達。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在劍橋繼任威妥瑪，擔任教席達三十五年（1897—1932），其間他成爲英國漢學最多產也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作爲一名職業外交官，他從1867年到1893年在中國各地的領事職位上任職，回國後以驚人的精力轉向學術。霍尼將翟理斯視爲一位過渡性人物：「最後一批轉向學術界的領事官員之一」，他「在英國漢學從兼職事業轉變爲全職職業這一痛苦過程中充當了過渡性角色」。他的產出極爲豐厚。《華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2年，1912年修訂）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英語世界中文學習者的標準詞典。《古文選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1884年）和《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年）都是文學概覽的開創性作品。霍尼指出，翟理斯「那些維多利亞式的中詩韻譯，連同費諾羅薩（Ernest Fenollosa）更爲印象主義的文學發揮，一方面通向龐德（Ezra Pound）的漩渦主義，另一方面則通向韋利本人對跳躍節奏（sprung rhythm）的種種變化運用」。他的《古今姓氏族譜》（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1898年）是一部紀念碑式的參考工具書，儘管在準確性上被後來的編纂物所取代。張西平注意到，翟理斯的成就爲他贏得了牛津的榮譽博士學位以及法蘭西學院院士的當選，然而他的研究並不總是處於最高水準。

四、理雅各與中國經典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英國漢學史上佔據着獨一無二的地位：他是公認的第一位憑藉其翻譯的質量與完整性而贏得國際聲譽的英國學者。中國學者尊他爲「英國漢學界的玄奘」——這一比喻表明了其著作所受到的崇敬。

理雅各是倫敦傳道會的蘇格蘭傳教士，1840年至1873年在馬六甲和香港服務。霍尼以整整一章來論述理雅各，將他視爲「利瑪竇式經由經典實現文化融入」的化身——這一思想源自利瑪竇的適應政策，即對中國文明最深入的研究有賴於掌握其經典文本。他的《中國經典》（Chinese Classics）翻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書經》、附《左傳》的《春秋》以及《易經》——分多卷出版於1861年至1872年間（後來的修訂版收入繆勒（Max Müller）主編的《東方聖書》叢書）。

霍尼對理雅各的論述強調了他的語文學成就。理雅各對中國註疏傳統——即圍繞每部經典文本累積起來的數百年訓詁——的掌握，「可與中國本土學者相匹敵；在中國，他被視爲舊學意義上、即中國傳統經典訓詁意義上的《詩經》專家」。他的翻譯以忠實於原文著稱——有時甚至到了生硬的程度——以及註釋的徹底詳盡。正如霍尼所言，理雅各寧可讓自己的翻譯「寧拙毋滑」（better wooden than woolly）——這句話既道出了他的長處，也道出了他的侷限。1875年，理雅各榮獲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這一中文翻譯國際大獎——這份榮譽使他躋身於最偉大的法國漢學家之列。

1876年，理雅各被任命爲牛津首任中文教授，一直任職到1897年去世。霍尼追溯了理雅各從「傳教士譯者」到「職業漢學家」的演變——這一轉變是在他香港生涯的進程中逐漸發生的。在其早期工作中，理雅各的翻譯動機是爲了證明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教義的相容（或不相容）。但隨着他對中國註疏傳統的掌握日益深入，他的學術研究變得越來越自主——其動力是對準確與完整的執着，超越了任何教義議程。到他被任命爲牛津教授之時，理雅各首先是一位漢學家，其次纔是一位傳教士。

理雅各著作的意義可以用其持久性來衡量。在他去世一個多世紀之後，其《論語》、《孟子》和《詩經》的翻譯仍在廣泛使用。它們被不斷重印，至今沒有任何後繼譯者將其完全取代。理雅各在牛津的繼任者是退休外交官布樂克（T. L. Bullock），其學術產出有限；其後是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一位曾在中國生活數十年的浸信會傳教士。蘇慧廉的著述包括《中國三教》（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1913年）和《李提摩太在中國》（Timothy Richard of China，1924年），但他並非理雅各那一級別的語文學家。

五、阿瑟·韋利——獨立的天才

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是英語世界中國與日本文學首屈一指的翻譯家，也是漢學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的學術生涯在幾乎每一方面都堪稱反常：他自學中文與日文，從未擔任過大學教職，從未訪問過亞洲，完全在學術漢學的制度框架之外工作。然而，他的翻譯改變了西方對東亞文學的理解，並樹立了一個鮮有人能企及的文學品質標準。

韋利原名阿瑟·戴維·施洛斯（Arthur David Schloss），生於坦布里奇韋爾斯（Tunbridge Wells），就讀於拉格比公學和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在那裏師從哲學家狄金森（G. Lowes Dickinson）和摩爾（G. E. Moore）。1913年，他加入大英博物館東方版畫與素描部，爲斯坦因收藏中的中日繪畫編目。正是在博物館裏，他自學了中文與日文，僅憑字典和原始文本，未受過任何正式教學。霍尼以整整一章篇幅論述韋利，稱他爲「漢學家中最傑出的詩人」，以及「由十九世紀教會、商業與政治利益所催生的自學漢學家譜系中最後也最優秀的一位」。

韋利的第一本書《中國詩一百七十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17年）是一次啓示。它重印了十餘次，並被譯成法文和德文，首次將中國古典詩歌帶入了普通西方家庭。當時的評論者將這一體驗比作「發現一片新大陸」。在西方報紙讀者把中國與戰爭、饑荒和政治崩潰聯繫在一起的年代，韋利的翻譯揭示了「另一個世界——一個由道德、文明、悲憫、誠實和社會規範構成的東方樂園」。他運用了一種他稱之爲「跳躍節奏」（sprung rhythm）的技法——一種自由詩形式，用重讀音節來近似中文單音節詩行的效果，捨棄押韻而取節奏頓挫，並忠實於原作的意象。他後續的詩集將其譯介範圍擴展到中國詩歌的全部跨度。正如張西平所觀察的，韋利視唐代以前爲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相比於後世繁複的雕琢，他更偏愛質樸自然的民歌風格。他翻譯了他最鍾愛的中國詩人白居易的108首詩，並出版了一部傳記研究《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ü-i，1949年）。他與李白的關係則較爲矛盾：在《李白的詩歌與生平》（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1950年）中，他批評李白的重複以及道德嚴肅性的缺乏——正如張西平所指出的，這一評判反映了韋利的英國道德標準與唐代中國文學文化價值之間的「文化隔閡」。

除詩歌外，韋利的翻譯涵蓋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全部領域。他節譯的《西遊記》以《猴》（Monkey，1942年）爲名出版，成爲西方最知名的中文著作之一，被無數次重印並譯成多種語言。他的《詩經》譯本（1937年）被譽爲最佳的英譯本。他的《論語》譯本（1938年）成爲一代人的英文標準版本，而《道及其力量》（The Way and Its Power，1934年）作爲《道德經》的譯本，展示了他對早期中國哲學散文的駕馭能力。他的研究《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爭》（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1958年）是從中國視角呈現一樁重大歷史事件的開創性嘗試——這一取徑預示了此後數十年的後殖民意識。在日本文學方面，韋利所譯的《源氏物語》（The Tale of Genji，1925—1933年）被一致譽爲英語文學翻譯的傑作之一。

韋利所獲的榮譽反映了他在英國文化生活中的獨特地位：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BE，1952年）、牛津榮譽博士學位（1953年）、女王詩歌金獎（1953年）以及榮譽勳爵（Companion of Honour，1956年）。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這樣概括他的成就：「韋利給人們帶來的震撼將永遠無法被超越，因爲他所翻譯的大多數作品在西方世界都不爲人知，正因如此，這些翻譯才顯示出如此非凡的影響。」

韋利拒絕訪問中國或日本——這是其職業生涯中最著名的怪癖——從未得到完全的解釋。在生命將盡時，他對一位朋友說：「對我來說，中國最熟悉的地方莫過於唐代的長安，但我估計如今那裏已有了一些改變。」霍尼的評價是平衡的。韋利是一位文學天才，他「普及了對中國與日本文學譯作的閱讀」，並「樹立了一個幾乎不可仿效的標準，就其目的而言，這一標準在準確性上與其可讀性一樣高」。但他置身於學術漢學之外的地位，意味着他無法培養學生或建立制度性的傳承。

在任何關於十九世紀英國漢學的敘述中，還有若干其他人物值得一提。畢爾（Samuel Beal，1825—1889），英國艦隊隨軍牧師，成爲研究中國佛教的先驅，出版了法顯與宋雲行記的譯本以及一部玄奘傳。他的工作可與法國的雷慕沙（Rémusat）和儒蓮（Julien）相媲美。玉爾（Henry Yule，1820—1889），蘇格蘭軍官，著有《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1866年）和《馬可·波羅遊記》（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1871年），這些帶註釋的譯本甚至贏得了素以吝於讚譽著稱的伯希和（Pelliot）的敬重。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1868年至1896年間任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員，與中國學者合作將數百部西方科學技術著作譯成中文——這一事業對中國知識的現代化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六、李約瑟與《中國科學技術史》

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二十世紀最雄心勃勃、最有影響力的英國漢學家，儘管他相對晚年才從一個完全不同的學科轉入中國研究。作爲劍橋的傑出生物化學家——皇家學會會員、三卷本《化學胚胎學》（Chemical Embryology，1931年）的作者——李約瑟通過1937年來到其實驗室的三位中國研究生（其中包括魯桂珍，她後來成爲他終身的合作者與第二任妻子）發現，中國文明對科學技術做出過在西方幾乎完全不爲人知的根本性貢獻。他決意撰寫一部中國科學史，學習了中文，並在1930年代末開始就此主題發表論著。

二戰期間，李約瑟擔任英國駐重慶大使館科學參贊以及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1942—1946）。他在十個戰時省份行程逾五萬公里，訪問了三百餘所科學與教育機構，會見了上千名中國學者。這段經歷爲他畢生的工作既提供了人脈，也提供了文獻資源。

李約瑟爲其宏大工程所依據的方法論建立在六項原則之上，張西平將其逐一列舉如下：系統地蒐集與編制資料索引；開展實地考察並直接觀察傳統工藝與技術；運用實驗復原來驗證中國文獻中所載的科學論斷；將中國科學置於世界史的框架之中；將內史與外史取徑相結合——既關注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也關注塑造它的社會與制度因素；以及培育國際學術合作。

《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一卷於1954年出版，全書最終發展爲七大卷（含衆多分冊），涵蓋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工程學、醫學以及中國科學的社會背景。李約瑟的核心論點是：在有記載的歷史中的大部分時期，中國在科學技術上遠遠領先於歐洲，而那種將科學進步專歸於希臘—羅馬和歐洲傳統的西方慣常敘事，是極具誤導性的。他還提出了後來被稱爲「李約瑟問題」的命題：儘管中國此前在技術上領先，爲什麼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隨之而來的榮譽包括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的喬治·薩頓獎章（1968年）、當選英國學術院院士（1971年）以及中國科學院授予的自然科學一等獎（1983年）。李約瑟的著作將漢學的範圍從人文學科擴展到了自然科學——這是任何其他國別傳統都未曾有過的貢獻。

七、制度發展：SOAS、劍橋、牛津

英國漢學的制度史是一部長期資金不足、遲來認可，以及依賴外部事件——尤其是戰爭——來激發政府支持的歷史。英國最早的中文大學教席並非出於學術信念而設立，而是源於捐贈與贊助的偶然機遇。倫敦的教席（1837年）由小斯當東捐資設立，條件是馬禮遜的藏書須存放於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該職位授予了傳教士基德（Samuel Kidd），他於1843年去世，此後教席便告中斷。牛津的教席（1876年）是爲理雅各而設。劍橋的教席（1888年）是爲威妥瑪而設，作爲接受其贈書的一項條件。曼徹斯特的教席（1901年）授予了莊延齡（Edward Harper Parker）。到二十世紀初，英國已設有五個中文教席，但沒有一個得到充分的資金支持，而擔任者幾乎都是退休的外交官或傳教士，而非受過專業訓練的學者。

裏伊報告（Reay Report，1909年）建議在倫敦大學內設立一所專門的東方研究學院，但SOAS（亞非學院）的創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推遲到1916年。SOAS的學生人數增長迅速，但苦於資金匱乏，而政府主要將其視爲培養翻譯人員的訓練場，而非研究中心。張西平指出，中國作家老舍曾於1920年代在SOAS擔任中文講師，編寫了一部教科書，並錄製了一套靈格風（Linguaphone）中文教學唱片。

兩位歐洲流亡學者在二十世紀中葉將大陸的語文學標準帶入了英國漢學。瓦爾特·西蒙（Walter Simon，1893—1981），生於柏林，1938年逃離德國，成爲SOAS的中文教授（1947—1960）。他是漢藏語言學專家，其對上古漢語韻尾輔音的構擬，是對歷史音韻學的開創性貢獻。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1898—1951），在萊比錫師從孔好古（August Conrady），曾任布拉格、哈勒和哥廷根的教席，1938年移居劍橋。霍尼將哈隆視爲文本校勘的大師，其關於《管子》以及中文史料中大夏（Bactria）與月氏問題的研究，展現了一種對英國漢學而言全新的嚴謹。

第二次世界大戰暴露了英國忽視東方學研究的代價。1940—1941年間，英國所有大學中僅有26名學生在學習中文。兩份戰後政府報告試圖應對這一危機。斯卡伯勒報告（Scarborough Report，1947年）呼籲建立資金充足的東方研究系，促成了SOAS及其他機構的顯著擴張。海特報告（Hayter Report，1961年）呼籲進一步擴張，包括創建區域研究中心。在其影響下，SOAS於1966年設立了五個地區研究中心，並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於1967—1968年創辦了當代中國研究所。戰後時期的成果被證明是脆弱的。在撒切爾政府的緊縮措施下，SOAS的預算被削減了37%，教學人員減少了25%。帕克報告（Parker Report，1986年）對英國的東方學研究做出了尖銳的評價。張西平對這段制度史的總體評判是嚴厲的：「在整個這一時期，英國政府對短期商業和外交利益的關注、對培訓翻譯人員而非支持研究的偏重，以及對該領域長期的資金不足，導致了一種遠遠落後於法國、德國、美國、蘇聯和日本的漢學成就水平。」

二十世紀英國漢學的一個顯著特徵，是旅居英國的中國學者所做出的貢獻。向達於1936年應牛津之邀爲其中文藏品編目。老舍於1920年代在SOAS教授中文。劉殿爵（D. C. Lau）曾任教於SOAS，後轉赴香港中文大學，貢獻了權威的《論語》與《孟子》譯本。庚款留學獎學金（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s）依據中華民國政府與英國政府於1931年達成的協議而設立，將庚子賠款的一部分用於文化交流。由此設立的大學中國委員會（University China Committee）負責支付牛津、劍橋和倫敦中國教授的薪酬，併爲研究中國課題的英國學者提供旅行資助。

八、當代英國漢學

儘管存在上述制度上的困難，英國漢學仍產出了具有持久重要性的著作，二十世紀晚期既見證了鞏固，也見證了更新。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先後在SOAS（1956—1968）和劍橋（1968—1980）擔任教席，是戰後最有影響力的英國漢學家之一。作爲唐宋史學者，他與哈佛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聯合主編了多卷本《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到二十一世紀初已達十五卷，涵蓋自秦代至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歷史。儘管這是一個國際項目，其學術大本營卻在劍橋，其編輯方針反映了英美史學傳統的獨特優長：對文獻證據的密切關注、對制度史的敏感，以及偏好敘事綜合而非理論抽象。

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翟理斯之子，畢生供職於大英博物館，在那裏爲斯坦因從敦煌帶回的中文手稿編目——這項工作歷時三十八年完成。他還翻譯了《孫子兵法》（The Art of War，1910年），張西平稱之爲英語中「第一次相對完整準確地表達孫子軍事思想」的譯本。邁克爾·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一位藝術史家，曾在戰時中國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博物館工作四年，著有《中國藝術》（The Arts of China，1973年），成爲英語世界關於中國藝術的標準入門讀物。

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1960年至1971年任牛津中文教授，創作了被普遍視爲中國小說最佳英譯的作品：五卷本《石頭記》（The Story of the Stone，即《紅樓夢》），由企鵝出版社於1973年至1986年間出版。（最後四十回由霍克斯的女婿兼學生閔福德（John Minford）在其指導下翻譯。）張西平指出，《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將其與韋利所譯的《源氏物語》相提並論，並予以更高評價。在其論文《中國詩歌與英語讀者》（"Chinese Poetry and the English Reader"）中，霍克斯分析了將中國詩歌譯入英語的根本障礙——聲調格律的不可譯性，以及英語散文語法要求所必然導致的「對仗」的破壞。這些對翻譯侷限的坦率評估，與同樣堅定的對跨語言文學有意義溝通之可能性的信念並存。霍克斯的學術研究並不限於《紅樓夢》，還延伸到他對《楚辭》（The Songs of the South，1959年）的翻譯——這是這部古老選集的第一個完整英譯本——以及他對「全真戲」（一種致力於道教精神轉化主題的元雜劇亞類型）的研究。

任何關於英國漢學的敘述若不提及巴克斯（Edmund Backhouse）事件，就不能算完整——張西平稱之爲「英國漢學史上的一大悲劇」。巴克斯（1873—1944），牛津畢業生，1898年抵京，向博德利圖書館捐贈了約27,000冊中文書，並與布蘭德（J. O. P. Bland）合著了兩部被廣泛引用的晚清史著作。這些書數十年間一直被學者們當作第一手史料。真相隨着特雷弗—羅珀（Hugh Trevor-Roper）的《北京的隱士》（Hermit of Peking，1976年）而大白於天下，該書揭示巴克斯僞造了其著作所依據的許多「宮廷日記」和文件。這一醜聞不僅使巴克斯本人的工作名譽掃地，也使整個依賴其僞造材料的學術成果蒙上了疑雲。巴克斯事件成爲一則警世故事，說明了依賴未經覈實的史料之危險，以及伯希和（Pelliot）等學者所堅持的那種嚴格語文學考證的重要性。

SOAS仍然是英國最大的中國研究中心，所開設的課程涵蓋中文語言、歷史、文學、宗教、政治與經濟的全部範圍。牛津和劍橋繼續維持着教席與項目，另有數所大學——利茲、愛丁堡、達勒姆、謝菲爾德——也發展了重要的中國相關教學與研究。1990年代初進行的一項調查確認，英國約有160名從事中國研究的專家，其中約60%專注於近現代中國，專注於前現代時期的不足25%。這種對近現代研究的偏重——張西平將其解讀爲自英國漢學發軔之初便貫穿其中的「實用主義傾向」的延續——與法國傳統形成對照，後者始終對古典語文學與前現代史保持着更強的承諾。

九、評價

英國漢學的歷史，總體而言並非一部制度成功的故事。與擁有法蘭西公學院傳統的法國、在柏林、漢堡和萊比錫設有教席的德國，或是1945年後區域研究大規模擴張的美國相比，英國的貢獻在規模上是謙遜的，在制度支持上是脆弱的。然而，它因少數幾位個人——馬禮遜、理雅各、韋利、李約瑟、霍克斯——而顯得卓越，這些人的個人成就躋身於學科史上最優秀者之列。英國漢學在本質上是一種在制度冷漠面前展現個人才華的傳統——一種翻譯家—學者的傳統，其著作的生命力遠超那些未能給予他們支持的委員會和報告，而後者早已被人遺忘。

霍尼對英國傳統的論述抓住了這一悖論。他指出「英國漢學發展自新教傳教士在中國的服務」——這一遺產賦予了它實用的語言能力和精研文本的傳統，但也限制了它的理論抱負與制度支持。從業餘漢學到職業漢學的過渡——從十九世紀那些「身兼傳教士的漢學家、身兼官員的漢學家或身兼商人的漢學家」，到二十世紀的全職學者——是「痛苦的」且不完整的。即便是韋利，這位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英國漢學家，也置身於「職業漢學的制度軌道之外」。

中國學術界的視角，正如張西平講座所代表的，提供了一種互補性的評價。張西平承認那些非凡的個人成就，但堅持認爲英國漢學的總體軌跡受到了該國持久的功利主義的阻礙——它傾向於因中國研究的實際商業與外交應用價值，而非因其對人文知識的貢獻，來評價它。毋庸置疑的是英國傳統所產出著作的持久價值。理雅各的中國經典譯本、韋利的中國詩歌譯作、李約瑟的中國科學史、霍克斯的《石頭記》以及《劍橋中國史》，共同構成了西方人文學術的偉大成就之一。

參考書目

一手文獻

• Giles, Herbert A.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第2版. London and Shanghai, 1912.
• Giles, Herbert A.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1.
• Hawkes, David, 譯.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紅樓夢). 5卷.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3—1986.
• 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 5卷. Hong Kong and London, 1861—1872.
•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6卷. Macao, 1815—1823.
• Needham, Joseph 等.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7卷（多分冊）.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 Waley, Arthur.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London: Constable, 1917.
• Waley, Arthu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8.
• Waley, Arthur. Monke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42.
• Waley, Arthur. The Book of Song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7.

二手文獻

• Barrett, T. H.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1989.
• Honey, David B.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86.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 張西平：《第九講：英國漢學的發展》，載《西方漢學史講稿》。
• 何寅、許光華：《國外漢學史》。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黃長著、孫越生、王祖望（編）：《歐洲中國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 Twitchett, Denis,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多卷.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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