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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耶稣会事业——从传教语言学到前汉学（1582-1773）
一、引言：耶稣会士与欧洲汉学的诞生
上一章追溯了欧洲关于中国知识的漫长前史，从最早的希腊人提及"赛里斯人"到中世纪旅行记录以及葡萄牙人开辟的海上通道。该章以耶稣会传教活动对欧洲理解中国的贡献的概述作结。本章重新审视那一传教活动，并以更深入的方式加以考察，将其视为十九世纪大学讲席建立之前西方汉学形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篇章。
从1582年第一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到1773年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Clement XIV）解散耶稣会，约有456名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1]他们产出了卷帙浩繁的学术成果：辞典、语法书、中国经典的翻译、历史编纂、地理图集、天文观测、哲学论著，以及大量通信——就其数量和详细程度而言，这构成了现代以前欧洲关于任何非欧洲文明最为丰富的著述。他们是第一批真正掌握古典中文的欧洲人，第一批将儒家经典翻译成西方语言的人，也是第一批用中文为中国读者撰写原创性哲学和科学著作的人。
然而耶稣会士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学者。他们是传教士，其根本目的是让中国皈依基督教。他们所从事的每一项学术事业——学中文、研读经典、测绘帝国版图、计算日食——最终都服从于传教目标。正如孟德卫（David Mungello）所观察的，"选择材料着眼于胜利而非真理"。[2]
二、罗明坚：第一位学习中文的欧洲人
关于耶稣会在华传教的传统叙事始于利玛窦（Matteo Ricci），这当然正确。但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的开拓性工作值得比通常所得到的更多关注，因为正是罗明坚首先证明了一个欧洲人可以系统地学习中文，并将其作为交流和研究的工具。
罗明坚是一位那不勒斯律师，1572年加入耶稣会，1579年抵达澳门，明确目的是为进入大陆传教而学习中文。他是第一个承担这项任务的耶稣会士，面临的困难极为巨大。任何欧洲语言都没有中文语法或辞典。罗明坚的方法是经验主义的、艰辛的：他雇请中文教师，记忆汉字，逐步建立起对口语和书面语的工作知识。
到1583年利玛窦在广东与他会合时，罗明坚已经具备了足够的中文水平，用古典中文写作了一部教理问答书——这是欧洲人用中文创作的第一部原创著作。正是罗明坚确立了一个原则，使耶稣会传教活动区别于此前欧洲人与中国的一切接触：关于中国的知识必须通过中文文本来获取，而不仅仅是通过外在观察或本地信息人。[3]
三、利玛窦：适应、涵化与传教的学术副产品
利玛窦（1552-1610）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地区的马切拉塔，在罗马学院师从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耶稣会首席天文学家、格里高利历的设计者。他1582年到达澳门，次年进入广东省。此后二十八年他都在中国度过，1610年在北京去世。
利玛窦的传教方法与此前的天主教传教士截然不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将中国人视为拜偶像的异教徒，试图通过布道和强制手段使之皈依。利玛窦则追求后来学者所说的"通过涵化实现适应"。[4]正如霍华德·古德曼（Howard Goodman）和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对他的评价："他是人文主义者和学者……他与文本打交道：他精通儒家经典，以此作为与中国精英对话的入场券，同时运用西方经典赋予他提出儒学替代方案的权威。"[5]
利玛窦在中国创作的学术著作分为几类：
制图学。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是第一幅融合了欧洲地理知识的中文世界地图。
哲学与道德著作。利玛窦的《交友论》（1595）取材于古典欧洲文献——西塞罗、塞涅卡、普鲁塔克——以优雅的古典中文写成了一篇关于友谊的论著。他的《天主实义》（1603）是一部更宏大的著作：一篇哲学对话，利玛窦试图论证基督教与儒家的相容性。
科学与数学。利玛窦与学者官员徐光启合作，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翻译成中文（1607）。
辞典与语言研究。利玛窦编纂了一部手稿辞典，并在中文罗马字母化方面做了开拓性工作。[6]
四、语言学基础设施：辞典、语法书与汉学的最初工具
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1612-1659）出版了欧洲人编纂的最早两部中文辞典：1667年的中拉辞典和1670年的中法辞典。他的当代同胞什切斯尼亚克（Boleslaw Szczesniak）认为他"或许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汉学家"。
规模更大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巴西略·布罗利奥（Basilio Brollo，1648-1703）1694年编纂、1699年修订的中拉辞典。初版含7000个汉字，修订版扩充至9000个。
第一部出版的中文语法书是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的《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广州，1703）。然而十八世纪最重要的中文语法书是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1728），哈布斯迈尔（Harbsmeier）称之为"一项令人叹为观止的学术成就，远超此前的一切"。
五、大型编纂：卫匡国、基尔歇与欧洲的接受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意大利特伦托人，1643年来华，亲历了明清之际的剧变。
卫匡国的《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1654）是第一部详细记载满洲征服中国的欧洲著作。他的《中国新图志》（Atlas Sinensis，1655）含十七幅基于中国资料的地图，是第一部详细展示中国各省内部地形的欧洲地图集。[7]
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编纂是阿塔纳修斯·基尔歇（Athanasius Kircher）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基尔歇（1602-1680）并非在华耶稣会传教士，而是罗马的博学之士，有时被称为"最后的文艺复兴人"。[8]
六、索隐派：白晋与在中国文本中寻找圣经真理
在耶稣会对中国学问最雄心勃勃也最成问题的诠释方法中，有"索隐派"（Figurism），这一运动试图在中国经典中找到圣经真理的密码式参照。
索隐派的领袖是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一位法国耶稣会士，1687年作为第一批法国传教团的成员来华，成为康熙帝的宠臣。白晋对《易经》着迷，发展出一套精致的理论，认为其六十四卦系统编码了与圣经创世纪记述相同的真理。[9]
白晋与莱布尼茨（Leibniz）有大量通信，后者对六十四卦的二进制结构与自己的二进制数系统之间的明显对应深感兴趣。[10]
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对《诗经》进行了索隐派解读，将其中一首颂诗认定为赞颂基督降生的赞美诗。[11]马若瑟也是《汉语札记》（1728）的作者，哈布斯迈尔称之为"十八世纪最重要的中文语法书"。[12]
七、《中国哲学家孔子》（1687）：翻译的里程碑
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是欧洲与中国思想交汇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之一。
该项目起源于利玛窦传教的最初岁月。出版版为412页对开本附插图，由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3）编辑。[13]它呈现了四书中三部的拉丁文翻译——《论语》《中庸》和《大学》。《孟子》被略去，显然因为其政治哲学——为人民推翻暴君的权利辩护——被认为对欧洲君主制太具颠覆性。
正如鲁保禄（Paul Rule）所言，耶稣会对儒学的诠释涉及"一个创造性误读的过程，虽然在文本上不忠实，却在知识上富有成效"。[14]
八、法国耶稣会士与宋君荣
1687年法国首批传教团抵华，由冯秉正（Jean de Fontaney，1643-1710）率领，由路易十四派遣的耶稣会数学家组成，标志着耶稣会事业的新阶段。
驻北京最杰出的法国耶稣会汉学家是宋君荣（Antonine Gaubil，1689-1759），1733年来华，在此生活直至二十六年后去世。宋君荣的学术方法以谦逊和方法论上的审慎著称。博克瑟（C.R. Boxer）总结道："他不假装是原创作者，而是解释说他试图向欧洲人提供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精确而审慎的概念，如同最可靠的中国历史学家所记载的那样。"
冯秉正的《中国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1777-1783），一部十三卷的著作，主要基于朱熹《通鉴纲目》的翻译，是法国传教团的另一重要成果。
九、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1735）：中国的百科全书
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是一位从未到过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他的《中华帝国地理、历史、年代、政治和自然全志》（1735）是积累知识的总结：一部四卷本中国文明百科全书。
朱谦之（Erik Zurcher）称杜赫德的《全志》为"欧洲亲华主义的圣经"。[15]该书以最有利的方式呈现中国，系统地回避任何可能将中国文明置于不利地位的内容。[16]
十、中国礼仪之争及其对学术的影响
礼仪之争是耶稣会在华传教的重大危机，对汉学发展影响深远。争论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中文的"天"和"上帝"能否合法地用于翻译基督教的上帝概念；（二）中国基督徒是否可以继续实行祭祖仪式和尊孔礼仪。
耶稣会士按照利玛窦的适应策略，对两个问题都给予肯定回答。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强烈反对。争论不断升级，最终涉及教廷、法国和葡萄牙王室以及康熙帝本人。1704年和1715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Clement XI）裁定反对耶稣会立场。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世（Benedict XIV）最终定罪中国礼仪，1773年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解散耶稣会。[17]
十一、卫方济与《道德经》翻译：在老子中读出三位一体
耶稣会关于中国学问最具启示性的篇章之一，是法国耶稣会士卫方济（Jean-Francois Noel，又称Noelas，1651-1729）约1720年所作的《道德经》翻译。卫方济的拉丁文翻译被基督教神学假设彻底塑造，以至于将文本转变为其作者无法认出的东西。
卫方济将道家的"道"等同于基督教的"逻各斯"（Logos），将"德"等同于"圣灵"，将《道德经》的整个形而上学框架等同于基督教三位一体神学。
十二、耶稣会的解散（1773）与知识断裂
1773年7月21日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解散耶稣会，使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戛然而止。解散在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中造成了巨大的断裂。近两个世纪以来，耶稣会士一直是中国信息流入欧洲的主要渠道。
当让-皮埃尔·阿贝尔-雷缪萨（Jean-Pierre Abel-Remusat）1814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新设的中国语言教席时，他感叹自己正在进入"一片荒芜之地，仍未开垦。我们将在本课程中研究的语言在欧洲仅为人知其名……我们没有可遵循的模式，也无从期望指导"。[18]
1773年耶稣会解散到1814年第一个中文大学教席设立之间的四十一年间隙，代表了汉学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
十三、评估：耶稣会士的成就与扭曲
耶稣会对欧洲关于中国知识的贡献，以任何标准衡量都是非凡的。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是第一批真正掌握古典中文的欧洲人。他们编纂了最早的汉欧辞典和语法书。他们将中国经典翻译成拉丁文。他们编制了第一部欧洲中国地图集（卫匡国）、第一部中国古代史（卫匡国）和第一部全面的中国文明百科全书（杜赫德）。[19]
然而耶稣会的遗产也是深有问题的。他们所产生的知识处处受传教使命塑造，导致了系统性的扭曲：
- 选择性呈现。耶稣会士以最有利于传教的方式呈现中国。
- 诠释学扭曲。耶稣会士通过基督教神学的透镜阅读中国文本。
- 社会偏见。耶稣会士几乎只与中国精英阶层打交道。
- 满洲视角。他们最高产的时期与清朝初期重合。
- 对信息人的依赖。即使语言能力最强的耶稣会士也严重依赖中国信息人。
正如约翰松（Johansson）所论证的，欧洲汉学发挥了"文化之间重要的认识论桥梁"的功能。[20]
注释
参考文献
- Barrett, Timothy H. Singular Listlessness。London: Wellsweep, 1989.
- Collani, Claudia von. P. Joachim Bouvet S.J.: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85.
- Dawson, Raymond. The Chinese Chameleon。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4卷。巴黎，1735年。
- Goodman, Howard L. and Anthony Grafton. "Ricci, the Chinese, and the Toolkits of Textualists." Asia Major, 3rd ser. 3 (1990): 95-148.
- Honey, David B. Incense at the Altar。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 孟德卫（Mungello, David E.）。Curious Land。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85.
- Rule, Paul A. K'ung-tzu or Confucius。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86.
- 史景迁（Spence, Jonathan D.）。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New York: Viking, 1984.
- 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引用
- ↑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序言，xxii。
-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
- ↑ 张西平，讲座1，"西方汉学导论"，第165-168页。
- ↑ 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Wenyan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asks," arXiv preprint (2025)。
- ↑ "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Proceedings of EMNLP (2025)。
- ↑ "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
- ↑ 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 ↑ 张西平，讲座1，第54-60页。
- ↑ 张西平，讲座1，第96-97页。
- ↑ 张西平，讲座1，第102-113页。
- ↑ 张西平，讲座1，第114-117页。
-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xii。
- ↑ "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报告 (2024)。
- ↑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uman Rights Watch (2021)。
- ↑ 顾彬（Kubin），《汉学研究新视野》，第7章，第100-111页。
- ↑ Thomas Michael, "Heidegger's Legacy for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Laoz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1, no. 2 (2020): 299。
- ↑ Steven Burik, The End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lbany: SUNY Press, 2009)。
- ↑ Francois Jullien, Detour and Acces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