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tw/Chapter 19
第十九章：東亞——日本、韓國與越南的漢學
1. 日本：漢學——中國以外最古老的中國研究連續傳統
日本擁有中國本土以外最古老的中國研究連續傳統。一千多年來，受過教育的日本人學習中文、閱讀中國文學、吸收中國哲學，並創作出在最優秀的作品中可與西方漢學家相媲美甚至超越的中國文明研究成果。這一傳統——被稱為「漢學」（漢学，字面意思是「漢朝之學」或「中國之學」）——在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對應物。當歐洲學者在十七世紀才剛開始辨認漢字之時，日本學者已經閱讀、評註和討論中國經典超過一千年。[1]
然而，日本漢學史並非簡單的持續吸收過程。在每一個階段，日本與中國學問的遭遇都被接受與抵抗之間的張力、中華文明的聲望與自身日本身份認同的主張之間的拉鋸所塑造。
1.1 前近代基礎
中國文字傳入日本傳統上被定在公元五世紀，當時朝鮮半島的學者——特別是半傳說性的人物王仁——據說將《論語》和《千字文》帶到了日本宮廷。到七世紀，日本國家已大規模地採用了中文書寫系統、中國行政制度、法律典章和佛教修行。《萬葉集》（万葉集，約759年）是現存最古老的日本詩歌集，以漢字記錄。平安時代（794–1185）的宮廷設有大學寮，教授中國經典、法律、歷史和文學。[2]
中世紀禪宗的傳入帶來了新一波中國文化影響。五山禪寺成為中國學問的中心，產生了大量漢語文學作品，稱為「五山文學」。[3]
1.2 德川時代的儒學學校：漢學的黃金時代
德川幕府（1603–1868）採用新儒學——具體為朱子學——作為政權的意識形態基礎。幕府首要的儒學教育機構是昌平黌。除此之外，約250個藩國各自維持自己的學校（藩校）。到德川末期，全國約有270所藩校在運作。[4][5]
私塾是藩校的補充。著名的有大阪的懷德堂、廣瀨淡窗的咸宜園和吉田松陰的松下村塾——後者培養了許多明治維新的未來領袖。[6]
德川漢學的知識活力體現在儒學各派的競爭中：主導的朱子學派受到陽明學派的挑戰；伊藤仁齋（1627–1705）和荻生徂徠（1666–1728）所代表的「古學」運動拒絕朱熹和王陽明的詮釋，主張直接回到孔孟原典；十八世紀興起的「國學」運動——以本居宣長（1730–1801）為代表——則試圖恢復不受中國影響的日本本土文化精神。[7][8]
1.3 明治維新與現代學術漢學
1868年的明治維新和隨後的快速西化改變了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藩校和昌平黌被廢除。中國研究從日本知識生活的中心位置被邊緣化。然而，明治時代也見證了現代學術漢學的興起。白鳥庫吉（1865–1942）在東京帝國大學創立了「東洋史」學科，將蘭克式史料批判法應用於東亞歷史研究。[9][10]
1.4 內藤湖南與京都學派
內藤虎次郎（1866–1934），以其筆名內藤湖南聞名於世，是京都學派史學的創始人和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對中國歷史的分期——他認為從晚唐到北宋的轉變是中華文明的決定性分水嶺，標誌著中國進入「近世」。這一論點既挑戰了中國傳統觀點（即每個朝代構成自足的單元），也挑戰了西方假設（即現代性是歐洲獨有的現象）。[11][12]
「唐宋變革論」成為東亞史學中最受爭議的命題之一，對西方漢學產生了深遠影響。京都學派與東京學派的區別在於：更注重文化和思想史、更深入地使用中國原始資料、對中華文明作為自主實體持更同情的態度，以及傾向於宏大的歷史綜合。[13]
宮崎市定（1901–1995）是第二代最傑出的代表，進一步發展了內藤的論點。1978年，他榮獲法蘭西學術院的儒蓮獎。[14]
1.5 戰後日本漢學
1945年日本戰敗引發了日本漢學的深刻危機。竹內好（1910–1977）主張根本重建日本對中國的研究路徑，以魯迅研究為核心。吉川幸次郎（1904–1980）則延續了京都學派的語文學傳統。戰後日本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備的中國研究制度基礎設施之一。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開啟了學術交流的新機遇。[15][16][17]
當代日本漢學的特徵是繼承自「漢學」的古典語文學傳統與社會科學、文學理論、文化研究等現代方法之間的生產性張力。日本學者繼續在中國古典文學、古代史、哲學和藝術研究領域做出重要貢獻。[18]
2. 韓國：儒學遺產
2.1 古典中文在韓國知識生活中的地位
韓國與中國學問的交往幾乎與日本同樣古老，在某些方面甚至更為深入。從公元最初幾個世紀採用中國文字，經高麗王朝（918–1392）設立的科舉制度，到朝鮮王朝（1392–1897）的發展完善，古典中文在韓國擔任政府、學術和高等文化的語言超過一千年。朝鮮王朝以無與倫比的嚴格性採用新儒學為國家意識形態，創造了東亞歷史上可能最為徹底的儒化社會。[19]
韓國科舉（科挙）始設於958年，延續至1894年。最具特色的機構是「書院」——結合祠堂與學堂功能的私立儒學學院。首座書院——紹修書院——建於1543年；到十八世紀，全國已有670多所書院。2019年，九座韓國書院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20][21]
2.2 韓國對中國古典學術的貢獻
韓國學者不僅僅是吸收中國學問，他們還做出了值得在漢學史中予以認可的原創貢獻。朝鮮最偉大的新儒學思想家——李滉（1501–1570，號退溪）和李珥（1536–1584，號栗谷）——深入研究朱熹哲學，產生了將中國思想引向新方向的原創性詮釋。退溪與奇大升之間的「四七論辯」是東亞思想史上最持久、最嚴謹的哲學論辯之一。[22]
十七至十八世紀的「實學」運動——以丁若鏞（1762–1836，號茶山）為代表——主張更為實證的、面向實際的學術取向。
韓國還在中國典籍的保存和傳播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韓國印刷術早在1234年即採用了金屬活字——比古騰堡早兩個世紀——有時保存了中國版本已佚失的異文。高麗大藏經刻於八萬多塊木版上（1237–1248年），是現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中國佛教大藏經版本。[23]
2.3 現代韓國漢學
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以及隨後的殖民時期對韓國漢學產生了複雜影響。1945年光復和半島分裂後，韓國漢學迅速發展。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和成均館大學等主要大學設立了中文系、中國文學系和中國歷史系。[24]
韓國漢學占據著與西方和日本漢學都不同的獨特位置。與日本一樣，韓國擁有深厚的本土中國古典學術傳統；但與日本不同的是，韓國與中國從未有過那種使日本漢學可能涉嫌文化支配話語的帝國關係。當一位韓國學者用古典中文閱讀《論語》時，她並非像法國或美國漢學家那樣在接觸一部外國文本——她在閱讀的是她的祖先五個世紀以來研讀、背誦和辯論的文本，使用的是她的國家一千多年來政府、法律和高等文化的媒介語言。[25]
3. 越南：中越傳統
3.1 千年中國統治及其遺產
越南與中華文明的關係在本書考察的所有國家中可能是最密切的。從公元前111年漢朝征服南越國，到公元939年吳權擊敗南漢建立越南獨立——被中國統治超過一千年——越南吸收了中國的行政制度、法律典章、文字和學問，其規模在文化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26]
即使在獨立之後，越南國家仍繼續使用古典中文（字漢）作為官方書面語言。儒家科舉制度於1075年李朝時期設立，延續了八百多年。越南是最後一個舉行儒家科舉考試的國家：法國殖民當局於1913年在東京（北圻）和1918至1919年在安南廢止了考試。[27]
3.2 儒家科舉與字喃
1070年，李朝在昇龍（今河內）建立了文廟，1076年設立了國子監。除字漢外，越南還發展了自己的本語書寫系統——字喃（字喃，「南方文字」）。越南文學最偉大的作品——阮攸的《翹傳》（約1820年）——即以字喃寫成。[28]
字國語——由葡萄牙和法國傳教士在十七世紀發展的羅馬化越南文字——的引入，逐漸取代了字漢和字喃。今天，全世界能流利閱讀字喃的學者不到一百人。1970年成立的漢喃研究院至今已收集了兩萬多部古籍。[29]
3.3 越南學者與遠東法國學院
黎貴惇（1726–1784），常被稱為「越南最偉大的博學者」，對中國哲學和歷史典籍撰寫了大量評注。1898年在河內成立的遠東法國學院（EFEO），直到1957年一直以河內為總部，在越南漢學的發展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30]
3.4 現代越南中國研究
1991年中越關係正常化以來，越南漢學經歷了復興。越南社會科學院和河內國家大學擴展了中國研究項目。越南漢學與韓國漢學有若干共同特徵：兩者都源於與中華文明的深入互動；都受到殖民主義的塑造；都以對中國古典遺產的崇敬與民族獨特性的主張之間的張力為特徵。然而越南漢學也具有獨特性：直接的中國政治統治長達一千多年，無出其右；二十世紀漢字識讀能力的喪失造成了根本性的斷裂；漢喃研究院保存的兩萬多部字喃和字漢書籍既是學術寶藏，也是艱巨的挑戰。[31]
4. 結語：比較視野下的東亞漢學
日本、韓國和越南的漢學傳統共同源於中華文明的文化影響，但發展路徑迥異。日本的傳統規模最大、制度最為完善。韓國的傳統雖在國際上不太知名，但基於對儒家思想非凡深入的研究，產生了東亞文明思想史上最富原創性的哲學成果。越南的傳統因殖民主義和漢字識讀能力的喪失而中斷，面臨著最為緊迫的保存和恢復課題。
三個傳統都挑戰了西方漢學中一個隱含的假設，即中國研究是西方的事業。遠在雷慕沙在法蘭西學院舉行首次講座之前，日本學者已閱讀和評註中國經典一千年。遠在歐洲傳教士編纂首部中拉辭典之前，韓國學者已用金屬活字印刷中國佛教典籍。遠在沙畹翻譯《史記》之前，越南學者已用古典中文作為國家官方語言進行寫作。任何漢學史都必須正視這些傳統——不是作為西方敘事的附屬，而是作為與中華文明的自主的、在許多情況下更為古老和深入的交往方式。
這些東亞傳統是否應被歸類為「漢學」，引發了相當大的爭論。在日本，「漢學」一詞特指前近代的中國學問傳統，而現代學科被稱為「中國學」或「東洋史」。在韓國和越南，中國學問的古典傳統與民族文化如此深度交織，以致難以將其定性為研究「他者」文明的「外國」學科。當一位韓國學者用古典中文閱讀《論語》時，她所面對的並非像法國或美國漢學家那樣的外國文本；她閱讀的是她的祖先五個世紀以來研讀、背誦和辯論的文本。這種差異對漢學的實踐和自我理解的意涵是深遠的，尚待充分探索。
東亞與西方漢學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近幾十年來也越來越富有成效。日本的中國歷史研究對西方漢學的影響日益增長，由傅佛果（Joshua Fogel）等學者所媒介，他的職業生涯很大程度上致力於為英語讀者翻譯和闡釋日本漢學研究。東亞與西方視角的整合仍然是該領域面臨的最有前景——也是最具挑戰性的——任務之一。
附註
註釋
- ↑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preface, xxii.
- ↑ Zhang Xiping, lecture 1,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Sinology Studies," pp. 165–168.
- ↑ 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
- ↑ See Chapter 22 (Translation) of this volume on AI translation challenges.
- ↑ "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valuating Adequacy, Fluency, and Elegance," Proceedings of EMNLP (2025).
- ↑ "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
- ↑ See, e.g., Mark Edward Lewis and Curie Viragh,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 no. 1 (2022).
- ↑ 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chinesedh2025.eas.princeton.edu).
- ↑ 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54–60.
- ↑ 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96–97, citing Li Xueqin.
- ↑ 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102–113.
- ↑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CCP's Global Academic Rebranding Campaign," Bitter Winter (2024).
- ↑ "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 report (2024).
- ↑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uman Rights Watch (2021).
- ↑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ch. 7, pp. 100–111.
- ↑ Thomas Michael, "Heidegger's Legacy for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Laoz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1, no. 2 (2020): 299.
- ↑ Steven Burik, The End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Comparative Thinking (Albany: SUNY Press, 2009).
- ↑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UNY Press, 1987), preface.
- ↑ Francois Jullien, Detour and Acces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
- ↑ Carine Defoort,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1, no. 3 (2001): 393–413.
- ↑ On Korean printing 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see the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inscription for the Jikji.
- ↑ On post-war Korean sinology, see "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 ↑ "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 ↑ On the Chinese period, see 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1983).
- ↑ On the Vietnamese examination system, see the Wikipedia article "Confucian court examination system in Vietnam".
- ↑ On chữ Nôm, see the Wikipedia article "Chữ Nôm".
- ↑ On the Hán Nôm Institute, see the Wikipedia article "Chữ Nôm".
- ↑ On the EFEO in Hanoi, see Chapter 8, section 7.
- ↑ On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Vietnamese sinology, see "Sinology in Vietnam,"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