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Chapter 15
第十五章：东欧——波兰、捷克、罗马尼亚、马其顿与白俄罗斯的汉学
引言
东欧的汉学传统拥有在英语世界中常被低估的丰富性和深度。受到多种历史力量的交互影响——天主教和东正教传教传统、分裂割据、外族占领和共产主义统治带来的政治剧变，以及对欧洲视野之外文明的深厚求知欲——东欧汉学培养了一系列杰出的学者、翻译家和研究机构。本章考察五个国家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波兰、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马其顿和白俄罗斯。每个国家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但它们共享某些特征：通过传教士或外交官媒介的与中国的早期接触；二十世纪政治变革的决定性影响；以及最近一个时期，在汉语教育扩展和文化交流项目推动下，与当代中国研究的活跃互动。[1]
一、波兰
1.1 早期波中接触
波兰与中国有文献记载的接触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1241年，拔都汗的蒙古军队装备着火药武器——一种当时欧洲尚不知晓的中国发明——在莱格尼察战役中全歼了虔诚者亨利公爵麾下的波兰-德意志联军。虽然这场交战中没有记录到直接的波中互动，但它标志着波兰人首次接触到中华文明的物质产品。[2]
更为重要的是教皇英诺森四世于1245—1246年派往蒙古宫廷的使团。这支教皇使团中包括波兰方济各会修士波兰的本笃（Benedykt Polak），他们穿越波兰和俄罗斯领土到达伏尔加河，再继续前往蒙古首都和林（Karakorum），在那里见证了贵由汗的登基。本笃随后记录了他的观察，这构成了已知最早的与中国有关的波兰文本。1920年发现的贵由汗致教皇的原信是现存最古老的东西方外交文献。[3]
1.2 波兰耶稣会士在中国
1564年耶稣会波兰省成立后，波兰传教士开始向往远东。已知有四位波兰人到达了中国。安德烈·鲁多米纳（Andrzej Rudomina，卢安德，1595—1632）是第一位；他于1626年抵达澳门，在苏州附近的嘉定学习中文，用中文撰写了两部修行著作，后在福州死于肺结核。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卜弥格（Michał Boym，1612—1659），一位来自利沃夫（今乌克兰利沃夫）的博学者，其贡献使他跻身欧洲汉学奠基者之列。卜弥格撰写了第一部关于东亚植物的欧洲植物学研究著作（Flora Sinensis，1656年）；编纂了第一部拉丁-中文词典（收录1561个汉字）；撰写了第一部关于中国脉诊的欧洲著述（Clavis Medica）；绘制了一部宏大的中国十八省地图集；并精心翻译和注释了西安的景教碑，成为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China Illustrata》（1667年）的基石。卜弥格还是一位外交家：受南明永历帝委派赴罗马请求欧洲对抗清朝的军事援助，他辗转于广西、威尼斯和罗马之间数年，最终于1659年在广西边境地区病逝。[4]
第三位波兰耶稣会士穆尼阁（Mikołaj Smogulecki，1610—1656）通过其中国合作者薛凤祚将对数引入中国，并率先将哥白尼日心说介绍给中国——这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的天文学著作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5]
1.3 学术汉学的诞生
波兰的三次瓜分（1772—1795）及其后长达123年的异族统治中断了波兰各领域学术的发展。尽管如此，个别波兰人仍保持着对中国的兴趣。在巴黎从事汉学研究和中文教学的外交官米哈尔·科瓦奇科夫斯基（Michał Kołaczkowski）可能是十九世纪最杰出的波兰裔汉学家。1820—1821年随俄国使团赴京的耶日·蒂姆科夫斯基（Jerzy Timkowski）出版了《Reise nach China》（中国之行，1825年），这是一部珍贵的早期记述。[6]
现代波兰汉学始于1918年波兰恢复独立之后。1919年，博格丹·里希特（Bogdan Richter）在华沙大学设立了远东研讨班。正式的制度化则发生在1933年，在曾留学巴黎师从马塞尔·格拉内（Marcel Granet）的扬·亚沃尔斯基（Jan Jaworski）领导下，华沙大学汉学系正式成立。亚沃尔斯基在1944年华沙起义中牺牲，但在此之前他已通过战时的地下教学培养了一代学生。[7]
1.4 夏伯龙与波兰汉学的鼎盛
二十世纪波兰汉学的巨擘是维托尔德·亚布翁斯基（Witold Jabłoński，夏伯龙，1901—1957）。作为格拉内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学生，亚布翁斯基曾两度长期旅居中国（1930—1932年在清华大学；1937—1938年在燕京大学），在中国民歌、艺术和古典文学方面积累了深厚的专业素养。他的博士论文《Personal Sentiment and Ritual in the Liji》以相当的独创性将涂尔干和格拉内的社会学方法应用于中国经典文本。战后，亚布翁斯基出任华沙大学汉学系主任，将其建设成为欧洲最重要的中国研究中心之一。他翻译了老舍的《赵子曰》（这是第一部从中文原文直接译为欧洲语言的中国小说），组织翻译了《毛泽东诗词》，启动了《庄子》的波兰语翻译，并计划翻译《尚书》和《春秋》。他的已发表著作——七十余种，涉及波兰语、法语、英语和中文——涵盖中国制度史、民俗学、哲学、宗教和文学。1957年7月，他在第三次访华期间突然在北京去世，当时正沿长征路线采集民歌。[8]
1.5 后继世代
亚布翁斯基的后继者保持了他所确立的高标准。继他之后担任系主任的雅努什·赫米莱夫斯基（Janusz Chmielewski）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古典逻辑专家，李约瑟曾邀请他参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撰写。他与亚布翁斯基和沃伊切赫·奥莱尼查克（Wojciech Olejniczak）合作完成了欧洲最佳的《庄子》译本，以其丰富的注释和哲学评论著称。米奇斯瓦夫·金斯特勒（Mieczysław Künstler，金思德）在儒学思想、中国神话和艺术史方面发表了大量著述，多年来担任波兰科学院东方委员会主席。塔德乌什·日比科夫斯基（Tadeusz Żbikowski）是元杂剧专家，翻译了《西游记》和《聊斋志异》。兹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Zbigniew Słupski）撰写了欧洲第一部关于老舍生平与创作的系统研究。[9]
1.6 当代波兰汉学
如今，波兰的中国研究在华沙大学（历史中心）、波兹南的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1988年设立汉学系，2008年合作创建孔子学院）和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拥有波兰第一所孔子学院，2006年成立）开设。若干私立机构也提供中文课程。自波兰加入欧盟以及中国通过"16+1"（现为"14+1"）合作框架扩大经济参与以来，该领域已大幅拓展。[10]
二、捷克共和国
2.1 捷克人与中国的早期接触
捷克汉学拥有一段辉煌的谱系。在旧波希米亚省的耶稣会传教士中，有八人于十七和十八世纪在中国服务。其中最杰出的是严嘉乐（Karel Slavíček，约1678—1735），一位摩拉维亚人，1716年抵达中国，在北京度过了近二十年。严嘉乐的学术成就包括一部关于中国音乐的论文、一部中文语法书和一幅详细的北京地图。他最持久的贡献是汇编了《春秋》中记载的三十六次日食记录，并将其与同时代的欧洲天文数据进行交叉比对，证明了古代中国记录的准确性——这是对中国科学文化面对欧洲怀疑论的一次大胆辩护。[11]
2.2 德沃夏克与十九世纪的基础
十九世纪下半叶，查理大学教授鲁道夫·德沃夏克（Rudolf Dvořák）成为第一位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的捷克学者。他的著述包括《中国孔子的生平与学说》（1889年）、《中国的宗教》（1895年），以及《诗经》（1897年）和《道德经》（1920年）的翻译，这些作品均获得了国际认可。然而，德沃夏克兴趣广博（他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东方学家），以至于未能培养出汉学方面的继承人，捷克汉学在他去世后停滞了二十年。[12]
2.3 普实克与"布拉格学派"汉学
捷克汉学的现代时代与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1906—1980）的名字密不可分，他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普实克在中国度过了五年（1932—1937年），与郭沫若、茅盾和鲁迅等进步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还专门为普实克的捷克文译本《呐喊》撰写了序言。在这篇序言中，鲁迅反思了将捷克和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共同苦难经历，写道："虽然国土不同，地方相隔，而我们可以互相了解，因为我们都曾走过苦难之路。"[13]
战后，普实克在查理大学创建了东亚研究所（1947年），后又出任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他建立了后来被称为"布拉格学派"的汉学阵容，培养了一批使捷克汉学成为欧洲重要力量的专门人才。普实克本人的学术研究丰硕而广博：他的《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1970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他是第一位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特别是话本传统——的欧洲学者；他的捷克文翻译包括鲁迅、茅盾、沈复《浮生六记》、刘鹗《老残游记》和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作品。在他的领导下，东方研究所建立了一座拥有超过55,000册的中文图书馆——中欧最大的——由中国科学院捐赠，命名为"鲁迅图书馆"。[14]
1968年苏联入侵后的政治迫害给捷克汉学造成了沉重打击。普实克被逐出东方研究所，被禁止从事学术活动。他的几位学生流亡国外。然而传统存续下来：白利德（Augustin Palát）成为宋代史的领军学者；高德华（Dana Kalvodová）专攻中国地方戏曲；奥德日赫·克拉尔（Oldřich Král）研究《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何德佳（Zdenka Heřmanová-Novotná）研究敦煌变文和叙事文学。[15]
2.4 斯洛伐克汉学：玛丽娜·查尔诺古尔斯卡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被称为"黑山女士"的玛丽娜·查尔诺古尔斯卡（Marina Čarnogurská），斯洛伐克首席汉学家。尽管在"正常化"时期（1973—1988年）遭受了十五年的职业放逐，被禁止发表作品，她仍然在业余时间将整部《红楼梦》译为斯洛伐克语——一项历时十二年才完成的宏伟工程。她的四卷本译作在2000年后出版，荣获国际印刷奖，并被赠予中国国家图书馆。她还完成了《论语》和《道德经》的斯洛伐克语翻译，并在先秦儒学哲学方面发表了大量论著。[16]
2.5 当代捷克汉学
1989年以来，捷克汉学逐步复兴。查理大学东亚研究系继续提供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年轻一代学者——包括罗然（Olga Lomová）、戴维（David Sehnal）等——活跃于当代中国文学、语言学和政治研究领域。在1970—1980年代困难时期编纂的九卷本捷中词典仍是一部重要的参考工具书。[17]
三、罗马尼亚
3.1 罗马尼亚对中国的早期认知
罗马尼亚与中国最早的联系通过一位意想不到的中间人建立。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塔鲁（Nicolae Milescu Spătaru，1636—1708），一位效力于俄国的摩尔达维亚学者外交家，于1675—1676年代表沙皇阿列克谢一世率领外交使团前往北京。米列斯库会见了康熙帝，并撰写了三部重要著作——《穿越西伯利亚之旅》《出使中国报告》和《中国及黑龙江流域概述》——在欧洲外交和学术圈中广为流传。虽然他的使命在政治上未能成功，但米列斯库被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共同尊为本民族第一位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的人。[18]
十九世纪，在法国文化影响下，罗马尼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增。1880年，文学评论家蒂图·马约雷斯库（Titu Maiorescu）将《今古奇观》中的一个故事译成罗马尼亚语；1882年，诗人瓦西莱·波戈尔（Vasile Pogor）翻译了两首中国诗。罗马尼亚最伟大的诗人米哈伊·爱明内斯库（Mihai Eminescu）研究了儒家教育哲学，而哲学家卢齐安·布拉加（Lucian Blaga）则撰写了关于道家思想和中国美学的深刻论文。[19]
3.2 1949年后的制度发展
现代罗马尼亚汉学始于1949年10月5日罗中建交。第一批罗马尼亚学生于1950年11月抵达北京，在吕叔湘等大师指导下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其中有日后担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的罗明（Romulus Ion）及其妻子、历史学家萨安娜（Sanda-Maria）。
1956年，布加勒斯特大学在外语学院内设立了中文课程，由北京大学毕业生蒋冬妮担任首位教师。该课程稳步发展，在此后几十年中培养了数百名毕业生——其中许多人成为外交官、翻译和学者。在杨玲教授的领导下，布加勒斯特的课程成为罗马尼亚中国研究的主要中心。自2005年起，该课程在维珊（Luminița Bălan）教授的指导下提供亚洲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培养。[20]
3.3 翻译与文学接受
罗马尼亚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丰富多样。1950年代出现了一波通过俄语转译的翻译高潮，集中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丁玲、赵树理、周立波）。从1960年代开始，注意力转向古典中国诗歌：亚历山德鲁·斯塔马蒂亚德（Alexandru Stamatiad）的《Din Flautul de Jad》（玉笛集，1938年），一部李白诗歌选集，已经赢得了罗马尼亚国家诗歌奖。随后出现了《道德经》《论语》和王充作品的重要翻译。罗马尼亚作家米哈伊·萨多维亚努（Mihail Sadoveanu）、卢齐安·布拉加和伟大的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在其小说和哲学著作中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文化主题。[21]
3.4 当代罗马尼亚汉学
1989年以来，罗马尼亚汉学通过布加勒斯特大学的课程、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2007年设立）以及罗马尼亚培养的汉学家的持续工作继续发展。该领域已拓展至当代中国研究、商务中文和翻译学，同时保持了在文学和哲学研究方面的传统优势。[22]
四、马其顿
4.1 一个年轻的传统
马其顿共和国（2019年起为北马其顿）的汉学是一项较为晚近的发展，最初的萌芽始于1979年。据萨拉·茨韦塔诺夫斯卡（Sara Cvetanovska）的记录，该领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翻译、文学与哲学研究以及汉语教学。在南斯拉夫时期，联邦内唯一的汉学设施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讲座（1974年设立）。作为联邦组成共和国的马其顿直到独立后才有了自己的中国研究课程。[23]
4.2 翻译先驱
第一部从中文直接译为马其顿语的作品于1979年由莫达努（Verka Jovanova-Modanu）完成，她曾于1973年至1978年获政府奖学金在中国留学。她翻译的鲁迅短篇小说（1979年）、现代中国小说选集（1983年）和茅盾的《子夜》（1984年）为该领域树立了高标准。第二代翻译家在1990年代末涌现：陈思因-伊利耶夫斯卡（Dr. Chen Siyin-Ilievska）博士、冯海城（Igor Radev）和席晓兰（Sara Cvetanovska）合作完成了吕远诗歌的中马双语版，用于1998年的斯特鲁加诗歌节。2012年以来，这批学者产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包括张爱玲、老子《道德经》、《论语》、《诗经》、莫言、北岛以及古典中国诗词和戏曲的翻译。[24]
4.3 制度框架
支撑马其顿中国研究的制度基础设施逐步发展。2004年，斯科普里圣基里尔和圣梅托迪大学首次开设中文课程。2010年，国家图书馆内设立了中国文化之家，2013年与西南财经大学合作升级为孔子学院。2014年，苏扎娜·内德夫斯卡（Suzana Nedevska）创办了第一所私立中文语言学校"你好"。近年来，"16+1"文化合作框架推动了出版活动，斯科普里出版商Makedonika Litera于2018年加入了"16+1出版协会"。萨拉·茨韦塔诺夫斯卡还为马其顿西里尔字母制定了新的中文拼音转写标准，由马其顿语言研究所出版。[25]
五、白俄罗斯
5.1 白俄罗斯与中国的早期联系
正如达里亚·涅奇帕鲁克（Darya Nechyparuk）所记述的，白俄罗斯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成为独立国家。其领土先后属于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立陶宛联邦、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然而，有若干出生于白俄罗斯土地上的学者在这些更大政体的框架内为中国研究做出了显著贡献。[26]
已知最早的人物是奥西普·科瓦列夫斯基（Osip Kovalevsky），格罗德诺人，十九世纪上半叶著名的东方学家和藏学家。对汉学更为重要的是约西夫·戈什克维奇（Iosif Goshkevich，1814—1875），出生于戈梅利地区，1839年至1848年作为第十二届俄国驻北京东正教布道团成员服务。在中国首都的九年间，戈什克维奇对中国的历史、自然、政治、农业和蚕桑业进行了广泛研究，在布道团文集中发表了从中国算盘算法到丝绸生产等多方面的文章。他的工作被认为深刻塑造了白俄罗斯后来对中国的认识。[27]
其他早期人物包括米哈伊尔·巴甫洛夫斯基（Mikhail Pavlovsky，1885年生于莫吉廖夫），在纽约出版了《Chinese-Russian Relations》；翻译家瓦西里·帕纳修克（Vasyl Panasyuk，1924年生于波洛茨克），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司马迁的选集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译为俄语，并撰写了六十余篇学术论文。哲学家瓦西里·费奥克蒂斯托夫（Vasily Feoktistov，1930年生于莫吉廖夫）专攻中国古代哲学，尤其关注荀子。[28]
5.2 苏联时期与白俄罗斯对中国的兴趣
1920和1930年代，白俄罗斯学者开始在苏联意识形态框架内研究中白关系和中国政治发展。科根（P. Kogan）的论文《伟大的太阳》（关于孙中山）是在白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第一篇关于中国历史的书面论述。谢尔宾塔（V. Serbenta）的《中国革命》（1930年）对革命风潮进行了详细分析。然而，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以缺乏专业汉学家为特征，白俄罗斯汉学未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29]
5.3 文学翻译
白俄罗斯文化的一项独特贡献是将中国诗歌和散文译为白俄罗斯语。诗人乌拉季米尔·杜布卡（Uladzimir Dubouka，1900年生）是第一位将中国诗歌译为白俄罗斯语的人，1950年代出版了杜甫的诗作。民族诗人雷霍尔·巴拉杜林（Ryhor Baradulin）翻译了王维、李白和杜甫的诗歌。近年来，哲学家伊哈尔·巴布科乌（Ihar Babkou）翻译了李白。2023年，达里亚·涅奇帕鲁克本人将尚刚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译成白俄罗斯语。[30]
重要的选集包括《百年相识》（Стагоддзе на знаёмства），收录了从屈原时代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学作品白俄罗斯语译文；《光明的标志：中国诗人》（Светлыя знакі: паэты Кітая），收录了从王维到徐志摩的诗人；以及《莲与菊之瓣》（2018年），收录了一百位二十世纪中国诗人的作品。[31]
5.4 当代白俄罗斯中国研究
如今，白俄罗斯拥有六所孔子学院、多所孔子课堂、一个中国文化中心和一个中白友好中心。这些机构主要侧重于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汉学作为研究学科仍相对欠发达。在撰写过关于中国的当代白俄罗斯学者中，瓦列里·赫尔缅丘克（Valery Hermenchuk）尤为突出：他的著作《中国：巨龙之翼》（2017年）分析了西方政治学对中国的评价。弗拉基米尔·杜博维克（Vladimir Dubovik）的《白俄罗斯与中国：全面合作之路》（2015年）从媒体视角审视了双边关系。民俗学家塔季亚娜·沙米亚基娜（Tatiana Shamyakina）发表了关于中国生肖与斯拉夫神话之间相似性的研究。[32]
六、结语：共同的主线与分歧的道路
东欧的汉学传统共享若干显著特征。在每一个案例中，对中国的早期认知都是通过宗教或外交使团传播的。学术汉学的建立因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政治动荡——瓜分、战争、占领和意识形态管制——而推迟。然而，正因为这些民族经历了自身形式的臣服和文化抗争，他们的学者往往以一种与殖民大国截然不同的同情和开放态度来对待中国。普实克与鲁迅的友谊、亚布翁斯基对中国民间文化的沉浸、米列斯库的外交使命、马其顿翻译家们对中国诗歌的热忱——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种以真诚的求知欲和文明亲近感为特征的交往方式。
1989年后的时代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通过孔子学院扩大汉语教育、学生交流项目的增长以及经济联系的加深，创造了对中国研究的新需求。与此同时，资金不足、人才流失和小型院系的制度脆弱性威胁着该领域的可持续性。东欧汉学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些国家能否在其卓越的学术遗产之上继续建设，同时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的要求。
参考文献
Cvetanovska, Sara. "Sinology in Macedonia: A Brief Overview from the Beginnings to 2019." 未刊稿。
Jabłoński, Witold. "Personal Sentiment and Ritual in the Liji." 华沙大学博士论文，1933。
Kajdański, Edward. The Envoy of China: Michał Boym. 张振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Nechyparuk, Darya. "汉学在白俄罗斯的发展历程." 未刊稿，西安外国语大学。
Průšek, Jaroslav.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Dordrecht: Reidel, 1970.
张西平. 《西方汉学十六讲》.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讲座11—13。
脚注
- ↑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序言，xxii。
-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
- ↑ 张西平，讲座1，"西方汉学导论"，第165—168页。
- ↑ 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另参见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数字人文指南。
- ↑ 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
- ↑ 参见本书第22章（翻译）关于人工智能翻译挑战的论述。
- ↑ "Wenyan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asks," arXiv preprint (2025)。
- ↑ "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valuating Adequacy, Fluency, and Elegance," Proceedings of EMNLP (2025)。
- ↑ "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
- ↑ 参见Mark Edward Lewis and Curie Viragh,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 no. 1 (2022)。
- ↑ 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 ↑ 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chinesedh2025.eas.princeton.edu)。
- ↑ 张西平，讲座1，第54—60页。
- ↑ 张西平，讲座1，第96—97页，引述李学勤。
- ↑ 张西平，讲座1，第102—113页。
- ↑ 张西平，讲座1，第114—117页。
- ↑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CCP's Global Academic Rebranding Campaign," Bitter Winter (2024)。
-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xii。
- ↑ "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 report (2024)；Sinology vs. the Disciplines, Then & Now, China Heritage (2019)。
- ↑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ow China's Long Reach of Repression Undermines Academic Freedom at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Human Rights Watch (2021)。
- ↑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第7章，第100—111页。
- ↑ Thomas Michael, "Heidegger's Legacy for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Laoz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1, no. 2 (2020): 299。
- ↑ Steven Burik, The End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Comparative Thinking: Heidegger, Derrida, and Daoism (Albany: SUNY Press, 2009)。
- ↑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UNY Press, 1987)，前言。
- ↑ François Jullien, Detour and Access: Strategies of Meaning in China and Greece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另参 "China as Metho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François Jullien's Philosophical Detour through China," Contemporary French and Francophone Studies 28, no. 1 (2024)。
- ↑ Wolfgang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3)，第11章，第194—195页。
- ↑ Bryan W. Van Norden, Taking Back Philosophy: 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 ↑ Carine Defoort,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1, no. 3 (2001): 393–413。
- ↑ Carine Defoort, "'Chinese Philosophy' at European Universities: A Threefold Utopia," Dao 16, no. 1 (2017): 55–72。
- ↑ 关于朝鲜半岛印刷术和文本传播，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中关于《直指》（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1377年）的条目；关于高丽大藏经，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