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Chapter 6
第六章：冷战时期的汉学——分裂的领域，竞争的范式（1945—1990）
一、引言：一门被改造的学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汉学的制度基础，并为该领域的根本性重构创造了条件。1945年至1990年间，西方的中国研究被三股与语文学关系甚微的力量所重塑：美苏之间的冷战对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导致的中国大陆对大多数西方学者的封闭，以及在战时和冷战政府资助刺激下美国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其结果是，到1990年，这门学科已与战前时代的古典汉学面目全非。从沙畹到伯希和一直主导该领域的那个小型的、国际互联的语文学家共同体，让位于一个远为庞大、多元而碎片化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汉学"这个名称本身都成了争议之源。
本章的叙述横跨各国章节（第7至18章）所论述的国别传统。其关注点不在于各国学派的内部发展——这方面请读者参阅相关章节——而在于重塑整个领域的结构性变化：费正清在美国的革命、苏联汉学的意识形态制约、德国领域在东西之间的分裂、文化大革命对西方学术准入和研究的影响、台湾和香港作为替代研究基地的出现，以及这些发展所引发的关于中国学术的性质和目的的辩论。
二、欧洲汉学的战后重建
战争及其前因对欧洲汉学造成的损失之严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法国，伯希和（1945年）、马伯乐（1945年死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葛兰言（1940年）几乎同时离世，使该领域丧失了三位最伟大的代表人物（见第5章第12.3节）。在德国，整整一代学者被迫流亡、主要研究图书馆遭到毁坏、奥托·弗兰克（1946年）和阿尔弗雷德·佛尔克（1944年）去世以及大学的物理性破坏，将四十年的制度建设化为废墟（见第7章第5节）。在英国，汉学从未拥有可与大陆强国相比的制度基础，战争年代进一步削弱了本已薄弱的基础设施（见第9章第7节）。[1]
法国汉学的恢复异常迅速，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的努力。戴密微生于洛桑，先后在巴黎和河内接受训练，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佛教学者之一。他对中文、日文、梵文和藏文的深厚造诣，使他能够以少有同侪可及的权威性驾驭东亚佛教传统的全部领域。他在法兰西学院继任马伯乐的教席，并担任《通报》的联合编辑。[2]
在戴密微的领导下，法国汉学保持了其独特品格——对语文学严谨性的坚守、对深入研究原始资料的偏好以及人文主义的广博传统——同时适应了变化了的战后环境。他发起了重要的合作项目，包括《中国古典诗歌选》（1962年），并培养了将学科传承下去的新一代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等人最终在法兰西学院和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获得教席。[3]
法国于1964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早采取这一步骤的西方国家之一——为学术交流开辟了新机遇。一批年轻的法国学者在1960年代赴华，其中包括程艾兰（Anne Cheng）、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和毕仰高（Lucien Bianco）。关于战后法国汉学的完整论述，见第8章第6节。
德国汉学的重建进程痛苦而缓慢。正如赫尔穆特·威尔海姆（Hellmut Wilhelm，1905—1990，卫礼贤之子，时任华盛顿大学教授）在1949年观察到的，"与德国学术生活的总体复苏相比，德国汉学研究的恢复速度仍然明显迟缓"。主要原因很简单：合格人才的匮乏——流亡学者们并未归来。[4]
在西德，汉学围绕三个各具独特学术特色的中心组织起来。汉堡在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的领导下，延续了其父奥托·弗兰克开创的传统，专注于明清史、海外华人和中国近代思想史。慕尼黑在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2011，与汉堡的弗兰克家族无亲属关系）的领导下，成为南部重镇，专攻宋元史。从1960年代起，西德的汉学教授职位数量稳步增长；到1967年，十一所大学共有十三位教授。[5]
1964年，在新成立的波鸿鲁尔大学启动了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构性改革实验，按照美国"区域研究"的模式建立了一个东亚研究所。这一跨学科模式——将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法律、经济和社会学的专家汇聚于同一制度屋顶之下——标志着与传统的教席制度的自觉决裂，并预示了"汉学"向"中国学"（Chinawissenschaften）的更广泛转型（见下文第7节）。关于战后德国汉学的完整论述，见第7章第6至7节。
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展示了该国忽视东方学研究的代价。在1940—1941年间，英国所有大学中仅有二十六名学生学习中文。斯卡伯勒报告（1947年）呼吁建立获得充分资助的东方学系，由此带来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及其他机构的扩张吸引了新一代学者。海特报告（1961年）呼吁进一步扩张，包括建立区域研究中心。在其影响下，SOAS建立了地区研究中心，并于1967—1968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6]
两位欧洲流亡学者将大陆的语文学标准带入了英国汉学：SOAS的瓦尔特·西蒙（Walter Simon，1893—1981）和剑桥的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1898—1951）（见第5章第12.2节）。他们的继任者——SOAS和剑桥的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牛津的霍克斯（David Hawkes）——将产出具有持久价值的著作，尽管英国汉学从未达到法国或美国领域的制度深度。完整论述见第9章第7至8节。
三、费正清革命：区域研究与古典汉学
对美国中国学术的制度发展影响最大的个人，莫过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生于南达科他州，在哈佛和牛津接受教育，费正清选择近代中国外交史和制度史作为研究领域——正如张西平所指出的，这一研究取向"与以语文学和文献分析古代中国历史文化为重点的传统汉学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全新的实验。"[7]
经历了战时在战略情报局和驻华科学参赞的服务后，费正清返回哈佛，确信美国对中国的理解存在危险的不足。他着手创建一种新的中国研究模式："区域研究"，这是一项跨学科事业，结合了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聚焦于现代和当代中国而非古典文明，并以政策相关知识为导向。[8]
费正清建立的制度框架令人印象深刻。在哈佛，他创建了地区研究委员会：东亚（1946年），提供跨学科的研究生培训。他培养了一批学生，这些学生后来遍布全国各系。1941年远东协会的成立（1956年更名为亚洲研究协会）提供了一个组织家园，其期刊《远东季刊》（1956年更名为《亚洲研究杂志》）成为最有影响力的英语亚洲研究期刊。[9]
费正清的愿景通过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在全国层面得以制度化，该法案为美国大学的语言培训和区域研究中心提供联邦资助。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公司贡献了更多的资金。到1960年代中期，美国拥有的中国研究专家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10]
1950年代初期美国中国研究的发展受到麦卡锡主义的严重干扰。指控美国中国学者因提供了不够反共的分析而"丢失了中国"，成为国内政治斗争中的有力武器。数位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因涉嫌同情共产主义而遭到迫害；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政治压力下被迫解散。外交官兼学者约翰·卡特·文森特被逐出外交界；记者埃德加·斯诺被迫流亡；拉铁摩尔——美国首屈一指的内亚问题专家——遭受了长达数年的调查。[11]
然而，麦卡锡主义最终证明只是一次暂时性的中断。矛盾的是，麦卡锡针对中国学者的敌意最终反而增加了政府对中国研究的支持，因为"了解敌人"的战略需要压倒了意识形态上的猜疑。到1950年代末，中国研究的经费已大幅扩展，该领域进入了空前增长的时期。完整论述见第17章第4至5节。
费正清模式与传统语文学路线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64年《亚洲研究杂志》上的一场著名论战中达到高潮。这场辩论围绕一个已变得迫切的问题展开：中国研究与各学科之间的恰当关系应该是什么？
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主张社会科学应更多地将中国作为案例研究，从而隐含地质疑了汉学作为一个自足领域的价值。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回应说，各学科太常被当作目的本身，忽视了中国案例的独特性。传统中国问题专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为汉学辩护，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领域或学科："如果'汉学'有任何含义的话，"他断言，"它就意味着中国语文学。"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发出他所谓的"为汉学孤独地欢呼"，在社会科学概括化的潮流中捍卫精密文本工作的价值。[12]
这场辩论从未得到最终解决，"汉学"与"中国研究"之间的张力延续至今。在实践中，费正清模式在美国取得了胜利，大多数学者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现当代中国。在欧洲，尤其是法国，语文学传统表现出更强的韧性。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富有成效的分工，但也造成了在不同传统中受训的学者之间某种程度的相互隔膜。
四、苏联汉学及其意识形态制约
苏联汉学深深根植于俄罗斯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团以及十九世纪伟大学者比丘林和瓦西里耶夫的学术传统（见第16章第2至3节）。1917年后，苏联的中国研究纳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指导之下，该领域被夹在学术抱负与政治奴役之间。[13]
过渡时期的领军人物是阿列克谢耶夫（Vasily Mikhailovich Alekseev，1881—1951），沙畹的学生，曾在巴黎与伯希和、马伯乐和葛兰言并肩求学。阿列克谢耶夫将法国语文学派的方法引入俄罗斯汉学，建立了一种精密的文本研究传统，即使在最压抑的意识形态条件下也以削弱的形式存续下来。他终其一生视伯希和为最亲密的朋友。[14]
苏联汉学集中在两个中心：列宁格勒（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后改为东方学研究所）和莫斯科（1966年成立的远东研究所）。所有苏联中国社会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列宁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该理论在1930年代末成为不可动摇的范式。"亚细亚生产方式"辩论——中国前近代经济是否构成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标准序列——通过行政命令而非学术论证来解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支持者被击败，在某些情况下遭到压制。[15]
苏联汉学受到的意识形态制约无处不在。学术著作，即使与当代政治毫无关系，也需要在前言和结论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者被要求展示马列主义思想如何有助于其研究。科学院的稿件审稿人经常退回作品，要求增加意识形态框架。[16]
然而，苏联汉学家们发展出策略，在这些制约之内从事严肃的学术研究。一些人将马克思主义引文限制在导言和结论部分，让正文自己说话。另一些人选择了远离当代政治的课题——历史音韵学、古典诗歌、考古年代学——以避开严密的意识形态审查。结果是一批质量参差不齐的学术成果，但其中最优秀的作品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史、古典文学和中国哲学领域。[17]
19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对苏联汉学造成了毁灭性后果。与中国的学术交流中断，政治气候从兄弟般的同盟转变为激烈的敌对。苏联汉学家现在被要求生产支持对中国共产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官方路线的著作。对能够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的"中国观察者"的需求导致莫斯科远东研究所的扩张，但这是以牺牲古典汉学研究为代价的。[18]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意识形态操纵几乎完全消失，苏联汉学家能够更自由地与国际学术界交流。1991年苏联解体带来了新的挑战——资金枯竭、许多学者移民、制度连续性遭到破坏——但它也将俄罗斯汉学从扭曲了它七十年的意识形态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完整论述见第16章。
五、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延续与创新
荷兰自十七世纪以来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东印度华人社区的接触，维持了一个中国研究传统，在战后汉学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莱顿大学——施莱格尔在此于1890年联合创办了《通报》——仍然是语文学汉学的中心。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从1962年至1993年担任莱顿大学教席，对佛教传入中国作出了开创性研究（《佛教征服中国》，1959年），并担任《通报》联合编辑，维护了该期刊多语种、语文学严谨的学术传统。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1934年生），同时在巴黎和莱顿任职，曾在台湾作为道教祭司修行八年，并在欧洲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主持了宏大的"道藏工程"——一部整部道教典籍的分析性目录。关于荷兰汉学的更详细论述，见第10章。
在斯堪的纳维亚，战后时期见证了高本汉所开创传统的转型。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1924—2019），高本汉在斯德哥尔摩的学生，将瑞典汉学的重点从历史音韵学和古典文本转向了中国现代文学。他于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该机构负责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使他在中国作家的国际认可方面拥有了超乎寻常的影响力，最显著的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马悦然的学术生涯体现了冷战时期席卷欧洲的从古典汉学到现代中国研究的更广泛转型。更详细的论述见第14章。
六、东德汉学与西德汉学
1945年后德国的分裂创造了两个平行的汉学传统，它们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
东德汉学继承了康拉迪及其女婿爱德华·埃克斯（Eduard Erkes，1891—1958）的莱比锡传统，后者从1947年至1958年主持东亚研究所。埃克斯坚持其战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并未经历欧洲意义上的奴隶社会，这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期学说相矛盾——在东德条件下，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知识独立之举。[19]
在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东德最重要的盟友，大量东德学生被派往中国接受语言培训。这些学生——包括梅希提尔德·洛伊特纳（Mechthild Leutner）、赫尔穆特·马丁（Helmut Martin）和布伦希尔德·施泰格尔（Brunhild Staiger）——获得了其西德同行无法企及的对中国社会的第一手经验。然而，19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对东德汉学造成了毁灭性后果。1963年后，学生入学人数大幅削减，莱比锡系实际上被关闭。埃克斯的教席空缺了二十五年——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到1964年，整个东德只剩下一位汉学教授。[20]
东德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机构：机密期刊《当前中国信息》（Aktuelle China-Information，1971—1989），标注"机密——仅供公务使用"。在八十多期中，它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章比所有其他东德出版物的总和还多，但大多数东德汉学家无权查阅。更多细节见第7章第6.3节。
西德汉学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经历了巨大转变。1968年的学生抗议运动对汉学系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抗议者大量借用文化大革命的视觉符号：红旗、毛泽东画像和"小红书"。学生们要求汉学系将注意力从古代文本转向当代中国，从古典中文转向现代口语中文。[21]
1968年的持久遗产是加速了一场已在进行中的转型：从古典"汉学"（Sinologie）向"中国学"（Chinawissenschaften）的转变——一个更广泛、更具跨学科性的事业，融入了社会科学方法，聚焦于现当代中国。1967年，西德十三位汉学教授中只有一位从事当代问题研究。到1980年代，这一平衡已发生决定性转变。完整论述见第7章第7节。
在美国，尽管费正清模式主导了学术制度版图，古典汉学的重要中心依然存在。在伯克利，布德伯格和薛爱华所建立的传统（见第5章第7.3节）继续为前现代中国的研究提供语文学上严谨的成果。薛爱华的《朱雀》（1967年）和《神女》（1973年）以其语文学精确与文学优雅的精湛结合，证明古典传统不仅仅是存续，而且在蓬勃发展。在芝加哥大学，顾立雅（Herlee G. Creel，1905—1994）创建了一个学派，在中国早期史、思想史和考古学领域至今占据重要地位。顾立雅与布德伯格关于中国文字性质的概念性论争——霍尼称之为"表意文字作为偶像崇拜"的辩论——触及了关于书写与思维之间关系的根本问题，其影响远超汉学范围。[22]
在耶鲁，乔治·A·肯尼迪（George A. Kennedy，1901—1960），生于中国传教士家庭，师从柏林的奥托·弗兰克，建立了一种强调实际掌握中文参考工具的语文学教学传统。他的《汉学入门》（1953年）成为标准教科书。在哥伦比亚大学，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延续了夏德（Friedrich Hirth）开创的传统，编纂了纪念碑式的《明代名人传》（1976年），成为所有明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23]
七、文化大革命对西方学术准入和研究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对西方汉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其机制是间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中国几乎完全对西方学者关闭了大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田野调查本已困难重重，此时变得几乎不可能。中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和考古遗址无法进入。与西方同行保持联系的中国学者遭到迫害。"破四旧"运动中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书籍、手稿、寺庙、艺术品——对学术研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24]
整整一代中国学者被噤声。大学关闭，教授被送到农村"再教育"，中国的学术出版几乎完全停止。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遭受的破坏，在中国现代知识史上留下了一个从未完全弥合的缺口。[25]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比其对西方学术准入的影响更为毁灭性。中国最杰出的汉学家和人文学者遭受了公开批斗、肉体虐待和监禁。图书馆被洗劫；珍贵的书籍和手稿被焚毁；大学出版社停止运作。社会历史学家顾颉刚、文学学者俞平伯以及数十位其他杰出学者遭到迫害。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被迫自杀。学术培训的中断——大学从1966年到1970年代初一直关闭——造就了一个"失落的一代"学者，其缺失将在数十年内持续产生影响。[26]
从汉学角度看，考古破坏尤其令人痛惜。红卫兵在全国各地摧毁了佛教寺庙、孔庙、宗祠和历史古迹。"破四旧"运动所针对的恰恰是构成汉学研究物质基础的那些文物和文献。然而，文化大革命也在无意中促成了一些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长沙防空洞的修建导致了1972—1974年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出土了《老子》、《易经》等帛书，彻底革新了对早期中国哲学的研究。
西方汉学家以多种方式应对中国的封闭。一些人转向了可以仅通过图书馆研究来追求的历史课题——前现代中国研究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某种复兴，因为无法访问大陆的学者们沉浸于古典文本之中。另一些人采用了"中国观察"的方法，分析从竹幕后方流出的零碎信息：官方公报、省级广播、难民访谈、对公开露面照片的仔细审查以寻找派系关系的线索。克里姆林学的技术被移用到中国语境，香港充当了主要的监听站。[27]
文化大革命也在政治上分裂了西方汉学界。一些人，尤其是欧洲左翼，将文化大革命视为一场值得同情分析甚至直接支持的真正革命实验。另一些人，尤其是与遭到迫害的中国同行有私人联系的学者，则视之为一场灾难。德国汉学家蒂尔曼·格林的《毛之内幕》（1974年）对毛泽东的统治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招致极左学生组织指责它是"一份敌视中国的出版物"。与此同时，约阿希姆·席克尔的《长城，伟大方法》（1968年）将中国构建为资本主义西方社会的对立面的理想化形象——同时小心翼翼地排除了一切关于中国现实的经验证据。[28]
八、台湾和香港作为替代研究基地
中国大陆的封闭迫使西方汉学家寻找替代研究基地，两个地点——台湾和香港——对该领域的发展获得了超出其规模的重要性。
台湾在1949年后由中华民国治理，保存了1949年前中国学术界的大部分制度和智识基础设施。中央研究院维持着活跃的研究项目。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着国民政府从北京撤离的皇家艺术收藏。国家中央图书馆拥有丰富的善本书籍和手稿。对于前现代中国的研究者来说，台湾提供了原始资料的获取渠道、学识渊博的中国同行，以及一个虽然政治上充满紧张但明显与中国学术传统保持连续性的文化环境。[29]
冷战数十年间产生的许多最重要的西方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学研究，都是基于在台湾进行的研究。像牟复礼这样长期驻留台湾的学者发现台湾的研究环境价值无可估量。1949年后从大陆逃离的中国学者——其中包括一些战前一代最杰出的人物——构成了一笔不可替代的专业知识和个人见识资源。
香港发挥了不同但同样重要的作用。作为毗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国殖民地，它是西方中国观察者与大陆之间的主要接触点。大学服务中心（后更名为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于1963年在卡内基公司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为来访学者提供中文报纸、省级广播以及与难民和旅行者的访谈。它实际上成为了美国和欧洲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野外站。[30]
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也发展出了重要的汉学项目。刘殿爵（D.C. Lau），曾在SOAS任教后转至中文大学，贡献了权威性的《论语》和《孟子》英译，既补充了理雅各的传统，又体现了母语使用者对细微语义的敏感。
台湾和香港也成为一场独特知识运动——新儒学——的中心，该运动对汉学的自我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1958年1月，四位1949年后流亡海外的哲学家——在美国的张君劢、在台湾的牟宗三和徐复观、在香港的唐君毅——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该宣言挑战西方汉学家认识到中国文明内部活生生的哲学传统，而不是仅仅将中国视为历史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它实质上是与西方学术界同时进行的"汉学对中国研究"辩论的中国版本。[31]
九、冷战时代的重要学术成就
在转向占据该领域的理论辩论之前，冷战数十年的重要学术成就值得关注——这些著作超越了"汉学"与"中国研究"之间的分界，赢得了在学术文献中的永久地位。
在英国，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创作了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小说最佳英译的作品：他的五卷本《红楼梦》英译《石头记》（企鹅出版社，1973—1986年），最后四十回由其女婿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这一纪念碑式的成就被《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与韦利翻译的《源氏物语》相提并论，证明英国翻译家-学者的传统仍然能够产出最高质量的作品。[32]
在法国，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中国世界》（1972年）成为法语世界关于中国文明的标准入门读物，他的《中国与基督教》（1982年）以超越传教史和思想史常规框架的深度和微妙性，阐明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遭遇。
在美国，牟复礼（Frederick Mote）的《帝制中国：900—1800》（1999年出版，但基于数十年的前期研究）提供了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精湛综合，在雄心上可与奥托·弗兰克的《通史》媲美，在对宋明史料的掌握上则有过之。而崔瑞德和费正清从1960年代起联合编纂的《剑桥中国史》，发展成为任何语言中规模最大的中国通史协作工程。
在日本，宫崎市定对中国科举制度和社会史的研究，以及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集体研究项目，产出了无论国籍如何任何中国史专家都必读的学术成果。[33]
十、"汉学与中国研究"之争
冷战时代出现的"汉学"与"中国研究"之间的张力，绝不仅仅是术语之争；它反映了关于学术目的、知识与权力之间关系以及学术事业本质的根本分歧。
"汉学"的捍卫者——主要是在欧洲语文学传统中受训的前现代中国研究学者——认为，研究中国文明需要一套独特的技能（古典中文、掌握注释传统、了解历史音韵学），这些技能无法通过社会科学方法获得。他们坚持认为，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文本传统要求一种与研究当代美国政治根本不同的参与方式。牟复礼的论断"汉学意味着中国语文学"概括了这一立场。[34]
"中国研究"的倡导者——主要是受社会科学训练的现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反驳说，独专于古典文本和语文学方法是狭隘的、精英主义的、政治上不负责任的。他们认为，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核大国和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紧迫需要，要求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汲取研究方法。费正清所强调的"在学科框架内研究中国"概括了这一替代性愿景。[35]
这场辩论在欧洲和美国的展开方式有所不同。在法国，语文学传统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得益于法兰西学院的制度连续性以及戴密微、谢和耐等学者的个人权威。即使法国汉学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它仍保持了对文本研究的核心承诺，这使其有别于美国的学术领域。[36]
在德国，这场辩论与1968年的政治动荡纠缠在一起。学生运动要求建立面向当代中国、配备社会科学方法的汉学，部分是对被认为统治该领域的"学术贵族"之保守主义的代际反叛。"汉学"向"中国学"的转型在政治压力下加速，但也反映了德国科学委员会自1950年代末以来一直倡导的真正的学术方向调整。[37]
在英国，这场辩论不那么激烈，部分原因是英国汉学从未达到足以支撑大规模对抗的制度密度。个人翻译家-学者的传统——从理雅各到韦利再到霍克斯——与SOAS当代中国项目的社会科学取向共存。崔瑞德和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上的合作——将细致的史料考证与宏观的历史综合相结合——代表了这一张力的一种可能解决方案。[38]
十一、冷战背景下的日本"汉学"传统
日本汉学在冷战时期占据着独特的地位。日本拥有中国以外最古老的连续性中国研究传统——自德川时代以来繁荣的"汉学"传统（见第19章第1节）。这一传统在明治时代转型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支那学"，后又演变为"中国学"，培养了第一流的学者，包括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见第19章第1.3至1.4节）。[39]
战后时期带来了对日本战时角色的痛苦反思。一些日本汉学家，尤其是竹内好（1910—1977），认为日本的中国研究曾参与了帝国主义，需要进行根本性重建。竹内好于1934年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倡导研究当代中国文学以取代"旧式"日本汉学。他对鲁迅和中国现代思想的知识参与代表了与古典传统的决定性断裂。[40]
尽管存在战后的身份认同危机，日本古典汉学在整个冷战期间继续产出最高质量的成果。吉川幸次郎对杜甫诗歌和宋代文学的研究为中国诗歌文本的精读树立了新标杆。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组织的集体研究项目——详尽的索引、注释版本和重要中文文本的协作研究——创造了世界各地学者赖以依存的工具。在这方面，日本汉学既是一种国别传统，也是一种全球资源——其成果被那些不能阅读日语但依赖于日本学者编制的精确索引、书目和校勘版本的学者所自由采纳。[41]
日本作为美国盟友的地位，加上其与中国的地理邻近和深厚的文化联系，为冷战期间的日本汉学创造了独特的条件。与美国和欧洲同行不同，日本学者可以不经翻译直接阅读中文原始资料，并与中华文明共享共同的文字遗产。京都学派将中国历史视为一种自主文明而非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案例研究的强调，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费正清模式和苏联路径的替代方案。[42]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比美国的对华开放早了数年，使日本学者更早获得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会。日本汉学期刊——《东方学报》、《东洋史研究》、《史学杂志》——保持着可与欧洲传统媲美的语文学严谨标准。关于日本汉学的完整论述，见第19章。
十二、中国的开放（1978年）：一个分水岭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和次月"四人帮"被捕，为一场不亚于冷战本身的深刻转变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纲领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启动，重新向外部世界——也向西方学术界——敞开了中国的大门。[43]
对汉学的影响是即时而巨大的。封闭了数十年的档案变得可以利用。考古遗址可以参观。中国学者——其中许多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恢复了学术发表并开始参加国际会议。西方学者自1940年代以来首次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田野调查。可用的原始资料——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代的——呈指数级增长。
中国的开放改变了汉学的每一个分支。对于前现代中国的研究者，大量新的考古发现——甲骨文、竹简手稿、墓葬文物——开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马王堆帛书（1973年）和郭店竹简（1993年）的发现迫使人们对早期中国哲学和文学的理解进行根本性修正。对于现当代中国的研究者，直接接触国家及其人民使经验性研究实现了质的飞跃。[44]
开放还创造了学术交流的新制度框架。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于1966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支持下成立，1972年后成为美国学者访华的主要渠道。欧洲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中国学生赴西方大学留学——1980年代初还是涓涓细流，到1990年代已成滔滔洪流——造就了一代能够在中西学术文化之间自如穿梭的新学者。
中国的开放还挑战了塑造该领域的冷战范式。随着各种取向的学者都获得了相同资料的获取渠道，"汉学"与"中国研究"之间的鸿沟开始显得不那么绝对。随着苏联的解体，曾制约苏联汉学的意识形态框架失去了控制力。中国人对中国研究的崛起——"国学"作为中国国内一场自觉运动的出现——创造了新的对话者，他们挑战了西方学者的假设并提供了替代性视角。[45]
到1990年，汉学领域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那个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取得最高成就的小型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以语文学为导向的学科，已让位于一个囊括数千名学者、数十个学科以及由大学、研究中心、期刊和专业协会组成的制度基础设施——从伯克利延伸到北京、从巴黎延伸到东京——的全球性事业。这一转型究竟代表着进步还是失落——或者更可能两者皆是——是汉学家们在该领域步入二十一世纪时将继续争论的问题。
十三、评价：冷战遗产
冷战时代使汉学成为一门与1945年之前根本不同的学科。这一转型的几个特征值得强调。
规模。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数量至少增长了一个数量级。仅美国一国在冷战数十年间培养出的中国研究专家，就超过了1945年全世界所拥有的总数。
学科多元化。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确立了自身作为研究中国的合法的乃至（在美国语境下）主导性方法的地位。古典语文学，曾经是汉学的定义性方法，变成了众多方法中的一种。
制度巩固。政府资助、基金会支持和大学扩张创造了一个远比战前个人教席制度强大的永久性中国研究制度基础设施。
政治纠葛。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甚，中国研究受到学者本国与中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塑造。麦卡锡主义、中苏分裂、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开放都在该领域的方向、资金和学术取向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语文学的存续。尽管社会科学在美国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在欧洲的学术界取得了胜利，语文学传统仍然存续下来。《通报》、《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和《华裔学志》的持续活力；重要学术翻译的不断产出；以及致力于古典中国研究的系和项目的存续，都证明了沙畹所创立、伯希和、马伯乐、高本汉及其继承者将其发展到最高水平的学术传统的持久价值。
中国学术的崛起。冷战时代最重要的长期后果也许是中国学者作为国际汉学话语的重要参与者的出现。在战前时期，知识的流动主要是单向的：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到冷战结束时，中国学者日益产出直接与西方汉学的方法和成果对话的研究——并在许多领域设定了辩论的议题。中国考古报告的发表、中国档案的开放以及中国学者在西方大学的培训，都促成了学术权威的根本性再分配。到1990年，将"汉学"说成是一项纯粹的西方事业，已站不住脚了。
数字化前景。到1980年代末，数字革命的最初迹象已在地平线上显现。中文文本的数字化——鉴于中文书写系统中数以千计的字符，这是一项巨大的技术挑战——开始改变学者获取中文资料的方式。数字数据库、全文检索工具和在线目录的创建，将在未来数十年中像五百年前印刷术的发明一样深刻地改变汉学的实践。但这一转型属于该领域历史的下一个章节。
冷战时代因此既是断裂也是延续。它摧毁了古典汉学曾在其中繁荣的制度和知识世界，但也以新的形式、通过新的制度、跨越新的国界，将理解中国文明的根本事业——通过对其文字记录和物质遗存的系统研究——传承了下去。该领域将如何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挑战——全球化、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数字革命以及中国与西方之间重新出现的紧张关系——是一个超出本章范围的故事。
注释
参考文献
- ↑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序言，xxii。
-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
- ↑ 张西平，讲座1，"西方汉学导论"，第165—168页。
- ↑ 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另见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数字人文指南。
- ↑ 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
- ↑ 见本书第22章（翻译）关于人工智能翻译挑战。
- ↑ "Wenyan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asks," arXiv预印本 (2025)。
- ↑ "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valuating Adequacy, Fluency, and Elegance," Proceedings of EMNLP (2025)。
- ↑ "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
- ↑ 见Mark Edward Lewis and Curie Viragh,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 no. 1 (2022)。
- ↑ 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 ↑ 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chinesedh2025.eas.princeton.edu)。
- ↑ 张西平，讲座1，第54—60页。
- ↑ 张西平，讲座1，第96—97页，引用李学勤。
- ↑ 张西平，讲座1，第102—113页。
- ↑ 张西平，讲座1，第114—117页。
- ↑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CCP's Global Academic Rebranding Campaign," Bitter Winter (2024)。
-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xii。
- ↑ "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报告 (2024)；Sinology vs. the Disciplines, Then & Now, China Heritage (2019)。
- ↑ 关于薛爱华见Honey, Incense, 309—22；关于顾立雅见Honey, Incense, 296—99；第17章。
- ↑ 关于肯尼迪见Honey, Incense, 258—61；关于富路特见Honey, Incense, 253—58；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ow China's Long Reach of Repression Undermines Academic Freedom at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Human Rights Watch (2021)。
- ↑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第7章，第100—111页。
- ↑ 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学者遭迫害，见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关于翦伯赞，见Merle Goldman, China's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 Thomas Michael, "Heidegger's Legacy for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Laoz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1, no. 2 (2020): 299。
- ↑ Steven Burik, The End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Comparative Thinking: Heidegger, Derrida, and Daoism (Albany: SUNY Press, 2009)。
- ↑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UNY Press, 1987)，序言。
- ↑ Francois Jullien, Detour and Access: Strategies of Meaning in China and Greece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参见 "China as Metho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Francois Jullien's Philosophical Detour through China," Contemporary French and Francophone Studies 28, no. 1 (2024)。
- ↑ Wolfgang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3)，第11章，第194—195页。
- ↑ 关于霍克斯见第9章第8节；张西平，"讲座9"。
- ↑ 关于宫崎市定见第19章第1.6节；关于谢和耐见第8章第6节；关于牟复礼见Frederick W. Mote,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 Bryan W. Van Norden, Taking Back Philosophy: 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 ↑ Carine Defoort,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1, no. 3 (2001): 393—413。
- ↑ Carine Defoort, "'Chinese Philosophy' at European Universities: A Threefold Utopia," Dao 16, no. 1 (2017): 55—72。
- ↑ 关于韩国印刷术和文本传播，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中关于《直指》的登录（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1377年）；关于高丽大藏经，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登录。
- ↑ 关于殖民时期，见 "Kangaku and the State: Coloni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Korean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Sinologists,"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4, no. 2 (2024)。
- ↑ 关于"殖民合作"，见同上。
- ↑ 关于韩国战后汉学，见 "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The Korean Reception, Curation, and Reinvention of Cultural Knowledg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关于战后日本汉学的研究成果，见 "Contemporary Japanese Si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Joshua A. Fogel and Fumiko Joo, Japanese for Sinologis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同上。
- ↑ "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 ↑ 关于中国时期，见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 关于独立越南中古典中文的使用，见维基百科文章 "History of writing in Vietnam"；Alexander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