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ce between revisions of "History of Sinology/zh-tw/Chapter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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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第19章：東亞——日本、韓國和越南的漢學 = |
| − | == | + | == 一、日本：漢學——中國以外最古老的中國研究連續傳統 == |
| − | + | 日本擁有中國以外最古老的中國研究連續傳統。一千多年來，受過教育的日本人研習中文、閱讀中國文學、吸收中國哲學，併產出了在最高水平上可與西方漢學家的成果相媲美甚至超越的中國文明研究成果。這一傳統——稱爲"漢學"（漢學，字面意爲"漢人之學"或"中國之學"）——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對等物。當十七世紀歐洲學者纔剛開始解讀漢字時，日本學者研讀、註釋和討論中國經典已逾千年之久。<ref>關於「漢學」（kangaku）概念及其與西方漢學的關係，見《日本維基語料庫》“Kangaku”詞條；並參 “Transmutations of the Confucian Academy in Japan: Private Academies of Chinese Learning (Kangaku Juku) in Late Tokugawa and Meiji Japan,” in Confucian Academies in East Asia（Leiden: Brill, 2020）。</ref> | |
| − | + | 然而，日本漢學的歷史並非簡單的持續吸收的故事。在每一個階段，日本與中國學術的接觸都受到接受與抵抗之間張力的塑造——中國文明的威望與日本獨特身份的主張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產生了一系列變遷——從平安時代以宮廷爲中心的經典研究，經德川時代的儒學書院，到現代大學學科"中國學"（中國學）——使日本的案例對任何比較漢學史都具有獨特的啓示意義。 | |
| − | === 1.1 | + | === 1.1 前現代基礎 === |
| − | + | 中國文字向日本的傳播傳統上被定年爲公元五世紀，據稱朝鮮學者——尤其是半傳說性人物王仁——將《論語》和《千字文》帶到了日本宮廷。到七世紀，日本國家已大規模採用了中國的文字系統、行政制度、法律典籍和佛教實踐。645至650年的大化改新和隨後的律令法典直接以唐代中國的制度爲藍本。<ref>關於漢字傳入日本，見 J. Edward Kidder, The Birth of Japanese Art（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5）；Joan R. Piggott, The Emergence of Japanese Kingship（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ref> | |
| − | + | 《萬葉集》（萬葉集，約759年），現存最古老的日本詩歌總集，使用經過改造以表示日語發音的漢字書寫——這種系統後來被稱爲"萬葉假名"。九世紀從漢字的草書和簡化形式發展出本土日語書寫系統平假名和片假名，使得獨特的日本文學文化的創造成爲可能，但文言文（漢文）在此後許多世紀裏仍然是政府、學術和高雅文化的語言。遲至明治時代，受過教育的日本人仍被期望能夠閱讀和創作文言文，正如受過教育的歐洲人被期望掌握拉丁文一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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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平安時代（794–1185年），日本朝廷設有"大學寮"（大學寮），教授中國經典、中國法律、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課程以唐代教育體系爲藍本，以儒家五經和《文選》——蕭統編纂的偉大中國文學選集——爲核心。<ref>關於平安時代大學寮，見 Donald H. Shively & William H. McCulloug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2: Heian Japa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ref>中世紀時期（十二至十六世紀）見證了禪宗（Chan/Zen佛教）的傳入，帶來了新一波中國文化影響。禪僧與宋元中國保持着密切聯繫，"五山"（五山）禪宗寺院成爲中國學術中心，產出了大量中文詩文，稱爲"五山文學"（五山文學）。這些寺院也是宋代新儒學傳播的渠道，新儒學後來成爲德川時代的主導思想體系。<ref>關於五山文學，見 Marian Ury, Poems of the Five Mountains（Ann Arbor: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2）。</ref> | ||
=== 1.2 德川時代的儒學學校：漢學的黃金時代 === | === 1.2 德川時代的儒學學校：漢學的黃金時代 === | ||
| − | + | 德川幕府（1603–1868年）以新儒學——具體而言是朱熹的哲學（朱子學）——作爲政權的意識形態基礎。儒家的等級秩序、孝道和忠君原則爲德川社會的嚴格社會分層提供了哲學正當性，在這一社會中，武士階級壟斷政治權力，農民被束縛於土地。<ref>關於德川新儒學，見維基百科 “Edo neo-Confucianism” 條；Herman Ooms, Tokugawa Ideology: Early Constructs, 1570–1680（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ref> | |
| − | + | 幕府首要的儒學教育機構是昌平黌（昌平黌），原爲林氏儒學世家的私塾，1790年被收歸幕府直接管轄，實際上成爲培訓武士官吏的國立大學。昌平黌的課程以"漢文"方式精讀中國儒家經典爲核心——即日本式的文言文閱讀法，通過一套標點符號系統（訓讀，kundoku）將中文原文的語序重新排列以符合日語語法。這種經過數百年發展的方法使受過教育的日本人能夠接觸整個中國古典文學語料庫，而無需學習口語中文。<ref>關於昌平黌與漢文訓讀，見 “Confucian Learning and Literacy in Japan's Schools of the Edo Period,” ResearchGate（2017）；Richard Rubinger, Popular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ref> | |
| − | + | 除昌平黌外，約250個封建藩國各自設有藩校（藩校）用於教育武士子弟，課程以新儒學經典爲主。到德川末期，全日本約有270所藩校在運營。<ref>關於藩校，見 Ronald P. Dore, Education in Tokugawa Japa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ref>私塾（塾）補充了藩校，德川時代許多最具原創性的思想發展就發生在這些管制較松的機構中。最著名的是大阪的�的堂（懐徳堂），一所由商人資助的學校，在此將儒家倫理應用於商業生活的問題。咸宜園（咸宜園），由儒者廣瀨淡窗於1817年創建，吸引了來自日本各地的學生，堅持所有學生不論社會地位都應研讀中國經典。松下村塾（松下村塾），激進儒者吉田松陰的私塾，培養了許多明治維新的未來領袖。<ref>關於私塾，見 “Transmutations of the Confucian Academy,” in Confucian Academies in East Asia（Leiden: Brill, 2020）。</ref> | |
| − | + | 漢學研習的風尚延伸到武士精英之外。私立機構（寺子屋，寺子屋，即寺院學校）爲平民提供基本的讀寫算教育，中國學問的聲望使得即使是農民和商人也尋求接觸中國文本。到德川末期，以任何標準衡量，日本都擁有前工業化世界中識字率最高的社會，而文言文正是這種識字能力的基礎。<ref>關於德川識字率，見 Dore, Education in Tokugawa Japan；Rubinger, Popular Literacy。</ref> | |
| − | + | 德川漢學的思想活力體現在對立的儒學學派之間的競爭中。占主導地位的朱子學派（朱子學）受到王陽明學派（陽明學）的挑戰，後者強調知行合一。"古學"運動（古學），以伊藤仁齋（1627–1705年）和荻生徂徠（1666–1728年）爲代表，拒絕了朱熹和王陽明的解釋，堅持直接回到孔子和孟子的原始文本。荻生徂徠主張以中文原文而非通過漢文訓讀來閱讀中國經典，是德川時代最激進的語文學創新者，被比擬爲那些堅持閱讀希臘文和拉丁文原典而非通過中世紀註疏來閱讀的歐洲人文主義者。<ref>關於荻生徂徠與古學派，見 Samuel Hideo Yamashita, Master Sorai's Responsals（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Tetsuo Najita, Visions of Virtue in Tokugawa Japa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ref>"國學"運動（國學，"本國之學"），於十八世紀作爲對中國學問主導地位的反動而興起，試圖恢復其倡導者所認爲的不受中國影響的日本文化的本真精神。本居宣長（1730–1801年）等學者專注於古代日本文本，認爲日本文化的情感自發性和審美敏感性優於儒學的理性主義道德說教。漢學與國學之間的張力，以不同的文化表達方式，反映了後來在其他東亞國家出現的漢學與國學之間的張力。<ref>關於國學，見維基百科 “Kokugaku” 條；Peter Nosco, Remembering Paradise: Nativism and Nostalgia in Eighteenth-Century Japa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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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3 明治轉型與現代學術漢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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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868年的明治維新及隨後的迅速西化方案改變了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對中國的研究。藩校和昌平黌被廢除。西式大學相繼創立：東京帝國大學（1877年）、京都帝國大學（1897年）。舊的儒學課程被西方的學科體系所取代。此前居於日本知識生活中心地位的中國研究被邊緣化，因爲日本轉向了西方。<ref>關於明治變革，見 Marius B. Janse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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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然而這一轉變並非僅僅是一個衰落的故事。明治時期也見證了現代學術漢學的誕生，它採用西方的歷史和語文學分析方法，同時汲取漢學數百年來積累的深厚中國學問儲備。這門新學科最初被稱爲"支那學"（支那學，"中國之學"），後來由於"支那"一詞在日本帝國主義時期獲得了貶義色彩而被改稱"中國學"（中國學）或"東洋史"（東洋史，"東方史"）。<ref>關於從「支那學」（shinagaku）到「中國學」（Chūgoku-gaku）的術語演變，見 Joshua A. Fogel, “Some Sidelights on Japanese Sinologists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ino-Japanese Studies 11, no. 1（1998）: 68–74。</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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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本現代學術中國史研究的開拓者是白鳥庫吉（白鳥庫吉，1865–1942年），他成爲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建立了"東洋史"這一學科。白鳥曾師從路德維希·里斯（Ludwig Riess）——里斯本人是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學生——他將蘭克學派的史料批判方法應用於東亞歷史研究。他的方法以對傳統中國歷史敘事的懷疑態度、對中國與草原遊牧民族互動關係的強調以及對歷史知識實際應用的關注爲特徵。<ref>關於白鳥庫吉，見維基百科 “Shiratori Kurakichi” 條；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ref>到1916年，白鳥已培養了一大批未來學者，建立了所謂的"東京學派"漢學，以批判方法和麪向現代中國社會政治史的取向爲特色。 | ||
=== 1.4 內藤湖南與京都學派 === | === 1.4 內藤湖南與京都學派 === | ||
| − | + | 內藤虎次郎（內藤虎次郎，1866–1934年），以筆名內藤湖南聞名於世，是京都學派歷史學的創始人，也是二十世紀——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在活躍的明治新聞界當了二十年記者後，內藤被公認爲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國評論家，此後才進入學術界。1907年，他受邀到京都帝國大學，擔任中國研究教席，執教二十年。<ref>關於內藤湖南，見 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維基百科 “Naitō Konan” 條。</ref> | |
| − | + | 內藤最有影響力的貢獻是他對中國歷史的分期理論，該理論將晚唐至北宋的過渡視爲中國文明的決定性分水嶺——中國進入"近世"（kinsei，近世）的時刻。這一論點既挑戰了傳統中國觀點——即每個朝代構成一個自足單元，也挑戰了西方假設——即現代性是獨一無二的歐洲現象。內藤認爲，宋代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變革——商業化經濟的興起、印刷術的擴展、新士紳階層的出現、新儒學的發展——代表了向早期現代性的轉型，比歐洲可比的發展提前了數個世紀。<ref>關於唐宋變革論，見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Paul Jakov Smith &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ref> | |
| − | + | "唐宋變革論"成爲東亞史學中爭議最大的命題之一。它深刻影響了西方漢學，塑造了羅伯特·哈特韋爾（Robert Hartwell）、包弼德（Peter Bol）和海姆斯（Robert Hymes）等學者的研究。它也引發了尖銳的爭議：批評者認爲內藤的分期以歐洲中心主義爲前提，併爲日本自封的"現代化"中國使命提供了正當性——這一立場與日本帝國主義有着令人不安的共鳴。<ref>相關批評見 Tanaka, Japan's Orient；宮川尚志（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1955）: 533–52。</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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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京都學派在內藤及其後繼者的塑造下，與東京學派有若干不同特徵：更注重文化史和思想史（而非政治史和軍事史）；更深入地利用中國史料和中國學術傳統；對中國文明作爲具有自身發展邏輯的自主實體持更具同情心的態度；以及偏好宏大的歷史綜合而非狹隘的專門化研究。在許多方面，京都學派是以沙畹（Chavannes）、馬伯樂（Maspero）和謝和耐（Gernet）爲代表的法國漢學傳統的日本對應物。<ref>關於京都史學派的特徵，見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並參 “Contemporary Japanese Si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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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宮崎市定（宮崎市定，1901–1995年）是第二代最傑出的代表，進一步發展了內藤的論點，撰寫了關於中國科舉制度（《科舉：中國的考試地獄》，1976年）、九品中正制以及宋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他的學術成就獲得國際承認：他獲得了日本學士院獎（1958年），1978年又獲得巴黎法蘭西銘文與美文學院的儒蓮獎——這一獎項曾頒給高本漢（Karlgren）、佛爾克（Forke）和理雅各（Legge），是國際漢學界的最高榮譽之一。<ref>關於宮崎市定，見維基百科 “Ichisada Miyazaki” 條；Miyazaki Ichisada,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Shi ji of Sima Qian, trans. Joshua A. Fogel（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23）。</ref><ref>關於宮崎市定獲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見維基百科 “Ichisada Miyazaki” 條。</ref> | ||
=== 1.5 戰後日本漢學 === | === 1.5 戰後日本漢學 === | ||
| − | + | 1945年日本戰敗在日本漢學中引發了深刻危機。該領域與戰時帝國主義的關聯——京都學派著作中隱含的日本註定要領導亞洲"現代化"的觀念——要求進行痛苦的清算。一些學者，特別是竹內好（竹內好，1910–1977年），主張從根本上重構日本對中國的研究方法。竹內於1934年創建了中國文學研究會（中國文學研究會），倡導研究當代中國文學和思想，以此正視日本的戰爭共謀。他與魯迅的思想交流是這一事業的核心：竹內在魯迅身上看到了現代亞洲知識分子的典範——既拒絕不加批判的西化，也拒絕懷舊的傳統主義。<ref>關於竹內好，見 Yoshimi Takeuchi, What Is Modernity? Writings of Takeuchi Yoshimi, ed. & trans. Richard F. Calichma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維基百科 “Yoshimi Takeuchi” 條。</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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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另一些學者，特別是古典語文學家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1904–1980年），則延續了京都學派的語文學傳統，同時對其戰時立場進行了低調但意義重大的修正。在重印早期著作時，吉川大幅修改了那些迎合戰時泛亞團結意識形態的段落。竹內與吉川之間的論爭——一位學者將其概括爲"激情之痛"與"漢學家旁觀者的冷靜"的對立——界定了戰後日本漢學的知識氛圍。<ref>關於竹內—吉川之辯，見 Fogel, “Some Sidelights on Japanese Sinologists.”</ref> | ||
| − | + | 戰後日本建立了世界上最廣泛的中國研究制度基礎設施之一。主要大學——東京、京都、大阪、東北、北海道、九州、早稻田、�的應——均設有中國文學、中國史或東方學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人文科學研究所）成爲中國歷史文化合作研究的世界級中心。重要期刊——《東方學報》（東方學報，京都）、《東洋史研究》（東洋史研究）、《史學雜誌》（史學雑誌，東京）——發表的研究達到或超過了西方語文學嚴謹性的標準。<ref>關於戰後日本漢學的制度框架，見 “Contemporary Japanese Si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ref>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開啓了學術交流的新機遇，日本漢學家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最早獲准進入中國檔案館和考古遺址的外國學者之一。 | |
| − | + | 當代日本漢學以漢學傳承的古典語文學傳統與來自社會科學、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的現代方法之間的富有成效的張力爲特徵。日本學者繼續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國上古史、中國哲學和中國藝術的研究中做出重要貢獻。該領域面臨世界各地人文學科共同的挑戰——學生人數下降、追求"相關性"的壓力、古典語言的邊緣化——但它保持着其他國家傳統鮮少能匹及的專業深度和嚴謹學術的傳統。<ref>關於當代趨勢，見 Joshua A. Fogel & Fumiko Joo, Japanese for Sinologists: A Reading Primer（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ref> | |
| − | == | + | == 二、韓國：儒學遺產 == |
| − | + | === 2.1 文言文在韓國知識生活中的地位 === | |
| − | + | 韓國與中國學問的交往幾乎與日本一樣古老，在某些方面甚至更爲深入。從公元最初幾個世紀採用中國文字，到高麗王朝（918–1392年）確立儒家科舉制度，再到朝鮮王朝（1392–1897年）的進一步完善，文言文在韓國作爲政府、學術和高雅文化的語言已逾千年。朝鮮王朝以甚至超過中國的嚴格程度將新儒學確立爲國家意識形態，創造了東亞歷史上可以說是最徹底的儒化社會。<ref>關於朝鮮儒家國家，見 JaHyun Kim Haboush & Martina Deuchler eds., Culture and the State in Late Chosŏn Korea（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9）。</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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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韓國科舉考試（科挙）仿照中國科舉，於958年高麗王朝時期確立，經修改延續整個朝鮮時代直至1894年廢除。考試測試應試者從正統新儒學視角詮釋中國經典的能力，科舉成功是社會晉升的主要途徑。這一制度產生了滲透韓國社會各階層的對中國古典教育的強烈需求。<ref>關於科舉（gwageo），見維基百科 “Gwageo” 條；“Education in Joseon,” 維基百科。</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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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研究中國經典的最具韓國特色的機構是書院（書院），這種私立儒學學校兼有祠堂和學校的功能。以中國書院爲藍本，韓國第一所書院——紹修書院——創建於1543年。到十八世紀，韓國全境有670多所書院在運營，它們既是新儒學研究中心，又是儒家聖賢祭祀的場所，也是兩班貴族階層的社交中心。2019年，九所韓國書院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ref>關於書院（seowon），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 “Seowon, Korean Neo-Confucian Academies”（編號1498）；維基百科 “Seowon” 條；《大英百科全書》“Seowon” 條。</ref><ref>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Seowon, Korean Neo-Confucian Academies”，2019。</ref>朝鮮教育體系的最高學府是成均館（成均館），即首爾的國家儒學學院。它與各地方的鄉校和書院一起，構成了一個幾乎完全致力於掌握中國古典學問的綜合性教育基礎設施。<ref>關於成均館與鄉校，見維基百科 “Education in Joseon” 條。</ref> | ||
=== 2.2 韓國對中國古典學術的貢獻 === | === 2.2 韓國對中國古典學術的貢獻 === | ||
| − | + | 韓國學者不僅吸收了中國學問，還對中國文本研究做出了值得在任何漢學史中得到承認的原創性貢獻。朝鮮時代最偉大的新儒學思想家——李滉（李滉，1501–1570年，號退溪）和李珥（李珥，1536–1584年，號慄谷）——深入研究朱熹哲學，併產出了將中國思想引向新方向的獨創性詮釋。退溪與其同時代人奇大升關於朱熹"理"與"氣"概念之關係的"四七之辯"（四七論爭），是東亞思想史上最持久、最嚴密的哲學論辯之一，表明韓國學者是能夠從內部拓展和挑戰中國傳統的積極對話者。<ref>關於李滉（退溪）與李珥（慄谷），見 Michael C. Kalton et al., The Four-Seven Debat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Most Famous Controversy in Korean Neo-Confucian Thought（Albany: SUNY Press, 1994）。</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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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實學運動（實學，"實踐之學"）對占主導地位的新儒學正統構成了進一步挑戰。李瀷（1681–1763年）和丁若鏞（丁若鏞，1762–1836年，號茶山）等實學學者主張一種更具經驗性、更面向實踐的學術，汲取更廣泛的中國資料來源，包括當時正在清代重塑中國學術的考證學（kaozheng）傳統。丁若鏞對中國經典的大量註釋，尤其是他對《易經》、《詩經》和《春秋》的研究，代表了韓國古典學術最具原創性和最嚴謹的成果。<ref>關於實學與丁若鏞，見 Mark Setton, Chŏng Yagyong: Korea's Challenge to Orthodox Neo-Confucianism（Albany: SUNY Press, 1997）。</ref> | ||
| − | + | 韓國還在中國文本的保存和傳播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韓國印刷術早在1234年就採用了金屬活字——比古騰堡早了兩個世紀——印製的中國經典版本有時保存了中國版本中已佚失的文本。高麗大藏經（八萬大藏經），於1237至1248年間刻在八萬餘塊木版上，是中國佛教大藏經現存最完整、最古老的版本。韓國圖書館保存了在中國本土已被毀壞或遺失的中國文本，尤其是在動盪的明清之際和乾隆帝的文字獄期間。<ref>關於韓國印刷與文本傳播，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直指》條目（現存最早金屬活字印刷品，1377年）；關於高麗大藏經，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ref> | |
| − | + | 韓國學者不僅研習中國文學，還以最高水準創作文言文作品。高麗時代文人李奎報（1168–1241年）的文集包含贏得中國學者讚賞的中文詩文。朝鮮時代，韓國的漢詩（漢詩，中文詩歌）以許均（1569–1618年）和樸趾源（1737–1805年）等人達到鼎盛，他們運用中國文學形式探索獨具韓國特色的主題。韓國學者還創作了中國文本的註釋和校勘本，有時在嚴謹性上超越了中國的底本，朝鮮宮廷還利用金屬活字印製中國經典分發至全國各地的學校和圖書館。<ref>關於韓國漢文學與漢詩傳統及其對中國典籍的接受，見 “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The Korean Reception, Curation, and Reinvention of Cultural Knowledg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ref><ref>關於朝鮮以金屬活字印製並向各地學校分發中國經典，參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直指》及高麗大藏經相關條目。</ref> | |
=== 2.3 現代韓國漢學 === | === 2.3 現代韓國漢學 === | ||
| − | + | 1910年日本吞併韓國及隨後的殖民時期（1910–1945年）對韓國漢學產生了複雜影響。殖民當局壓制韓國語言和文化，試圖將韓國學術納入日本"東洋史"的框架。與此同時，殖民時期使韓國學者接觸到現代學術方法——包括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的批判性歷史方法——併爲中國歷史文化研究創造了新的制度框架。"漢學"一詞本身變得充滿爭議，日本和韓國中國經典學者之間的合作被描述爲"殖民合作"——在知識上富有成效，但在政治上充滿矛盾。<ref>關於殖民時期，見 “Kangaku and the State: Coloni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Korean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Sinologists,”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4, no. 2（2024）。</ref><ref>關於「殖民合作」，見同上。</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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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45年解放和半島分裂之後，韓國漢學迅速發展。主要大學——首爾國立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和成均館大學（其制度譜系可追溯至朝鮮時代的學院）——設立了中文、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系。該領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經歷了顯著增長。韓國的中國史學者憑藉其國家對中國古典傳統的深厚諳熟，爲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做出了貢獻，尤其是宋、明、清時期，並在中韓關係、儒學傳播和東亞文明比較史的研究中特別活躍。<ref>關於戰後韓國漢學，見 “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The Korean Reception, Curation, and Reinvention of Cultural Knowledg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ref><ref>同上。</ref> | ||
| − | + | 韓國漢學佔據着有別於西方漢學和日本漢學的獨特位置。與日本一樣，韓國擁有先於現代學術學科的深厚本土中國古典學術傳統。然而與日本不同的是，韓國從未與中國建立過使日本漢學有可能捲入文化統治話語的那種帝國關係。韓國學者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以對儒學傳統的深切崇敬和在這一傳統內堅持韓國獨特性的持續主張相結合爲特徵——一位學者將此概括爲"對來自中國的文化知識的接受、策展與重新創造"。<ref>“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ref>1443年世宗大王創制韓文字母（hangul）——書寫史上最傑出的成就之一——本身就是對韓國語言獨立性的主張，儘管將韓文用於學術目的長期遭到儒學精英的抵制，他們將文言文視爲嚴肅思考的唯一恰當媒介。 | |
| − | == | + | == 三、越南：中越傳統 == |
=== 3.1 千年中國統治及其遺產 === | === 3.1 千年中國統治及其遺產 === | ||
| − | + | 越南與中國文明的關係是本卷所涉各國中最爲密切的，韓國或許是唯一的例外。在中國的統治下逾千年——從公元前111年漢朝征服南越國，到939年吳權擊敗南漢建立越南獨立——越南吸收了中國的行政制度、法律典籍、中國文字和中國學問，其規模給越南文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ref>關於中國統治時期，見 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尤見第11–13、35–41、225–268頁。</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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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即使在獲得獨立之後，越南國家仍繼續使用文言文（字漢，chữ Hán）作爲官方書面語言。獨立後近千年間，朝廷文書、法律典籍、歷史記錄、外交文書和學術著作均以中文撰寫。儒家科舉制度、儒學國教、中國式官僚體制和中國古典課程都得以延續，創造了學者們所描述的"漢化"國家——在此，中國文明的制度和價值被採納並適應于越南的條件。<ref>關於獨立後越南對文言文的使用，見維基百科 “History of writing in Vietnam” 條；Alexander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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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2 儒家科舉與喃字 === | ||
| − | + | 越南於1075年李朝時期建立了自己的儒家宮廷科舉制度。1070年，李朝在升龍（今河內）建立文廟（Văn Miếu）作爲祭祀孔子的國家廟宇，1076年設立國子監（Quốc Tử Giám）。<ref>關於越南科舉制度，見維基百科 “Confucian court examination system in Vietnam” 條；關於文廟，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ref>科舉考試通過包括經義（經典釋義）、詩賦（格律詩和辭賦）、制詔表（詔令和奏疏）和策論（政策論文）等形式，評估應試者對儒家經典中倫理和政治原則的理解。四書五經構成核心課程，以中文研習，通過朱熹的新儒學註釋加以詮釋。<ref>關於考試內容，見同上；《大英百科全書》“chu nom” 條。</ref> | |
| − | + | 科舉制度對越南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創造了一種英才選拔理想，緩和了貴族階層的主導地位，並確保了文言文在越南知識生活中的持續核心地位。文廟中的碑刻記錄了1442年以來科舉進士的姓名和成就，見證了科舉成功所賦予的聲望。<ref>關於科舉的社會影響，見 “Persistent legacy of the 1075–1919 Vietnamese imperial examinations,” MPRA Paper 100860（2020）。</ref>越南是最後一個舉行儒家科舉考試的國家：法國殖民當局於1913年在東京（北圻）、1918至1919年在安南停辦了科舉，結束了一個延續八百餘年的傳統。<ref>越南爲最後一個舉行科舉的國家：見維基百科 “Confucian court examination system in Vietnam” 條。</ref> | |
| − | + | 雖然文言文是政府和學術的語言，越南還發展了自己的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喃字（字喃，chữ Nôm，"南方文字"）。喃字大約起源於十世紀，使用漢字來表示漢越詞彙，並通過各種方法創造新字以表示越南本土詞彙。字漢與喃字的關係，對應於日本的漢文與假名的關係，以及韓國的漢文與韓文字母的關係。<ref>關於喃字（chữ Nôm），見維基百科 “Chữ Nôm” 條；《大英百科全書》“chu nom” 條；Atlas of Endangered Alphabets, “Chữ-nôm.”</ref><ref>關於漢字（chữ Hán）與喃字的關係，見維基百科 “History of writing in Vietnam” 條。</ref>越南文學的最偉大作品——阮攸的《翹傳》（''Truyện Kiều''，約1820年），一部將中國小說改編爲越南韻文的3,254行敘事詩——即以喃字寫成，體現了中越文學傳統之間的創造性張力。 | |
| − | + | 十七世紀由葡萄牙和法國傳教士發展的拉丁化越南文字——國語字（chữ Quốc ngữ）——的引入逐漸取代了字漢和喃字。如今，全世界能流利閱讀喃字的學者不足百人。<ref>關於漢喃研究院，見維基百科 “Chữ Nôm” 條；Omniglot “Vietnamese Chu Nom script” 條。</ref>1970年，漢喃研究院（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在河內成立，以發現、保存、翻譯和出版喃字遺產爲使命。迄今已收集了兩萬餘部古籍，大多以喃字或字漢書寫。保存和研究這一龐大語料——構成越南前現代文學和歷史遺產的主體——是越南漢學面臨的最緊迫任務之一。 | |
=== 3.3 越南學者與遠東法國學院 === | === 3.3 越南學者與遠東法國學院 === | ||
| − | + | 儘管越南的規模小於中國、日本和韓國，越南學者仍對中國古典文本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黎朝學者黎貴惇（1726–1784年），常被譽爲"越南最偉大的博學者"，撰寫了大量關於中國哲學和歷史文本的註釋，並編纂了《芸臺類語》（Vân Đài Loại Ngữ），一部以中國類書爲範本的百科全書式著作，綜合了中國和越南的學問。他的同代人阮燮奉命改革科舉考試，並將中國經典翻譯爲通俗越南語（喃字），以便更廣泛地傳播——這是可以稱爲儒學學問民主化的一次早期嘗試。<ref>關於黎貴惇等越南學者及阮燮的科舉改革，見 Alexander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ref>河內文廟自1070年以來持續運作至今，是越南與中國古典學問交往的實物見證；其82塊石碑於2010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產名錄。<ref>河內文廟進士題名碑（82通）：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201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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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遠東法國學院（EFEO），自1898年創立至1957年總部設在河內，在越南漢學發展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EFEO的法國學者——包括路易·費諾（Louis Finot）、馬伯樂（Henri Maspero，在河內期間1908–1920年）、保羅·繆斯（Paul Mus）和加斯帕爾多納（Émile Gaspardone）——對越南歷史、金石學和語言學進行了奠基性研究，大量利用了中文資料。EFEO圖書館建立了東南亞最優秀的中文和漢越文本收藏之一，該研究所培養了一代越南學者掌握現代批判方法。<ref>關於遠東法國學院（EFEO）與越南漢學，見 “Sinology in Vietnam,”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ref> | ||
=== 3.4 現代越南中國研究 === | === 3.4 現代越南中國研究 === | ||
| − | + | 越南的現代漢學產生於法國殖民統治時期（1858–1954年），西方學術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儒家經典課程。<ref>關於殖民時期的越南漢學，見 “Sinology in Vietnam,”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ref>1954年越南分裂和1975年統一之後，中國研究走上了社會主義國家的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塑造了對中國歷史的詮釋，1979年的中越戰爭創造了一種中國研究既具戰略重要性又具政治敏感性的政治氛圍。<ref>關於中越邊境衝突及其影響，見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9章（第186–225頁，尤見第197–216頁）。</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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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1991年中越關係正常化和越南實施"革新"（đổi mới）政策以來，越南漢學經歷了復興。越南社會科學院、河內越南國家大學及其他機構擴展了中國研究項目。與中國恢復學術交流、中文教學的增長以及中越經濟關係日益增長的重要性，都促進了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重新關注。 | ||
| − | + | 越南漢學與韓國漢學有某些共同特徵——兩者都源於對中國文明的深層交往，這種交往先於現代學術學科；兩者都受到殖民主義的塑造；兩者都以對中國古典遺產的崇敬與民族獨特性主張之間的張力爲特徵。然而越南漢學也是獨一無二的。直接中國政治控制的深度和持續時間——逾千年——沒有可比物。二十世紀漢字識讀能力的喪失造成了一種激進的斷裂：今天的越南學者必須將漢字作爲外國文字來學習，儘管他們的祖先將其視爲理所當然。而漢喃研究院保存的兩萬餘部字漢和喃字書籍，既是一筆學術財富，也是一項巨大的挑戰，因爲其中絕大多數文本從未被翻譯、編目或以現代批判方法加以研究。<ref>關於越南漢學的挑戰與機遇，見 “Sinology in Vietnam,”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ref> | |
| − | + | == 四、結論：比較視野中的東亞漢學 == | |
| − | + | 日本、韓國和越南的漢學傳統共享中國文明文化影響這一共同起源，但各自的發展道路截然不同。日本的傳統最爲廣泛、制度上最爲完善，由一個可與世界上任何同類相媲美的大學、研究機構和期刊網絡所支撐。韓國的傳統雖然在國際上不太爲人知，卻汲取了對儒家思想極爲深入的參與，產出了東亞文明史上最具原創性的部分哲學成果。越南的傳統因殖民主義和漢字識讀能力的喪失而中斷，面臨着最爲緊迫的保存和恢復挑戰。 | |
| − | + | 這三種傳統都挑戰了西方漢學的隱含假設——即中國研究是一項西方事業。遠在雷繆薩在法蘭西學院舉行首次講座之前，日本學者已經閱讀、註釋和討論中國經典千年之久。遠在歐洲傳教士編纂第一部漢拉詞典之前，韓國學者已經用金屬活字印製了中國佛教文本的版本。遠在沙畹翻譯《史記》之前，越南學者已經以文言文作爲其國家的官方語言進行寫作。任何漢學史都必須正視這些傳統——不是作爲西方敘事的附屬物，而是作爲自主的、在許多情況下是更古老和更深入的與中國文明的交往。 | |
| − | + | 這些東亞傳統是否應當被歸類爲"漢學"，這一問題引發了相當多的討論。在日本，"漢學"一詞特指前現代的中國學術傳統，而現代學科則被稱爲"中國學"或"東洋史"。在韓國和越南，中國學術的古典傳統如此深地融入了民族文化，以至於難以將其定性爲研究"他者"文明的"外國"學科。當一位韓國學者以文言文閱讀《論語》時，她並非像法國或美國漢學家那樣在研讀一部外國文本；她是在閱讀一部她的祖先五百年來研習、背誦和辯論的文本，使用的是一千多年來作爲她的國家的政府、法律和高雅文化媒介的語言。這種差異對漢學的實踐和自我理解的意涵是深遠的，至今尚未被充分探索。 | |
| − | + | 東亞漢學與西方漢學之間的關係複雜而又在近幾十年日益富有成效。日本的中國歷史研究尤其對西方漢學產生了日益增長的影響，這主要通過傅佛果（Joshua Fogel）等學者的中介，他將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用於爲英語讀者翻譯和闡釋日本漢學成果。整合東亞與西方的視角，仍然是該領域面臨的最有前途、也最具挑戰性的任務之一。 | |
== 註釋 == | == 註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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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引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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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revision as of 02:13, 24 June 2026
第19章：東亞——日本、韓國和越南的漢學
一、日本：漢學——中國以外最古老的中國研究連續傳統
日本擁有中國以外最古老的中國研究連續傳統。一千多年來，受過教育的日本人研習中文、閱讀中國文學、吸收中國哲學，併產出了在最高水平上可與西方漢學家的成果相媲美甚至超越的中國文明研究成果。這一傳統——稱爲"漢學"（漢學，字面意爲"漢人之學"或"中國之學"）——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對等物。當十七世紀歐洲學者纔剛開始解讀漢字時，日本學者研讀、註釋和討論中國經典已逾千年之久。[1]
然而，日本漢學的歷史並非簡單的持續吸收的故事。在每一個階段，日本與中國學術的接觸都受到接受與抵抗之間張力的塑造——中國文明的威望與日本獨特身份的主張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產生了一系列變遷——從平安時代以宮廷爲中心的經典研究，經德川時代的儒學書院，到現代大學學科"中國學"（中國學）——使日本的案例對任何比較漢學史都具有獨特的啓示意義。
1.1 前現代基礎
中國文字向日本的傳播傳統上被定年爲公元五世紀，據稱朝鮮學者——尤其是半傳說性人物王仁——將《論語》和《千字文》帶到了日本宮廷。到七世紀，日本國家已大規模採用了中國的文字系統、行政制度、法律典籍和佛教實踐。645至650年的大化改新和隨後的律令法典直接以唐代中國的制度爲藍本。[2]
《萬葉集》（萬葉集，約759年），現存最古老的日本詩歌總集，使用經過改造以表示日語發音的漢字書寫——這種系統後來被稱爲"萬葉假名"。九世紀從漢字的草書和簡化形式發展出本土日語書寫系統平假名和片假名，使得獨特的日本文學文化的創造成爲可能，但文言文（漢文）在此後許多世紀裏仍然是政府、學術和高雅文化的語言。遲至明治時代，受過教育的日本人仍被期望能夠閱讀和創作文言文，正如受過教育的歐洲人被期望掌握拉丁文一樣。
平安時代（794–1185年），日本朝廷設有"大學寮"（大學寮），教授中國經典、中國法律、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課程以唐代教育體系爲藍本，以儒家五經和《文選》——蕭統編纂的偉大中國文學選集——爲核心。[3]中世紀時期（十二至十六世紀）見證了禪宗（Chan/Zen佛教）的傳入，帶來了新一波中國文化影響。禪僧與宋元中國保持着密切聯繫，"五山"（五山）禪宗寺院成爲中國學術中心，產出了大量中文詩文，稱爲"五山文學"（五山文學）。這些寺院也是宋代新儒學傳播的渠道，新儒學後來成爲德川時代的主導思想體系。[4]
1.2 德川時代的儒學學校：漢學的黃金時代
德川幕府（1603–1868年）以新儒學——具體而言是朱熹的哲學（朱子學）——作爲政權的意識形態基礎。儒家的等級秩序、孝道和忠君原則爲德川社會的嚴格社會分層提供了哲學正當性，在這一社會中，武士階級壟斷政治權力，農民被束縛於土地。[5]
幕府首要的儒學教育機構是昌平黌（昌平黌），原爲林氏儒學世家的私塾，1790年被收歸幕府直接管轄，實際上成爲培訓武士官吏的國立大學。昌平黌的課程以"漢文"方式精讀中國儒家經典爲核心——即日本式的文言文閱讀法，通過一套標點符號系統（訓讀，kundoku）將中文原文的語序重新排列以符合日語語法。這種經過數百年發展的方法使受過教育的日本人能夠接觸整個中國古典文學語料庫，而無需學習口語中文。[6]
除昌平黌外，約250個封建藩國各自設有藩校（藩校）用於教育武士子弟，課程以新儒學經典爲主。到德川末期，全日本約有270所藩校在運營。[7]私塾（塾）補充了藩校，德川時代許多最具原創性的思想發展就發生在這些管制較松的機構中。最著名的是大阪的�的堂（懐徳堂），一所由商人資助的學校，在此將儒家倫理應用於商業生活的問題。咸宜園（咸宜園），由儒者廣瀨淡窗於1817年創建，吸引了來自日本各地的學生，堅持所有學生不論社會地位都應研讀中國經典。松下村塾（松下村塾），激進儒者吉田松陰的私塾，培養了許多明治維新的未來領袖。[8]
漢學研習的風尚延伸到武士精英之外。私立機構（寺子屋，寺子屋，即寺院學校）爲平民提供基本的讀寫算教育，中國學問的聲望使得即使是農民和商人也尋求接觸中國文本。到德川末期，以任何標準衡量，日本都擁有前工業化世界中識字率最高的社會，而文言文正是這種識字能力的基礎。[9]
德川漢學的思想活力體現在對立的儒學學派之間的競爭中。占主導地位的朱子學派（朱子學）受到王陽明學派（陽明學）的挑戰，後者強調知行合一。"古學"運動（古學），以伊藤仁齋（1627–1705年）和荻生徂徠（1666–1728年）爲代表，拒絕了朱熹和王陽明的解釋，堅持直接回到孔子和孟子的原始文本。荻生徂徠主張以中文原文而非通過漢文訓讀來閱讀中國經典，是德川時代最激進的語文學創新者，被比擬爲那些堅持閱讀希臘文和拉丁文原典而非通過中世紀註疏來閱讀的歐洲人文主義者。[10]"國學"運動（國學，"本國之學"），於十八世紀作爲對中國學問主導地位的反動而興起，試圖恢復其倡導者所認爲的不受中國影響的日本文化的本真精神。本居宣長（1730–1801年）等學者專注於古代日本文本，認爲日本文化的情感自發性和審美敏感性優於儒學的理性主義道德說教。漢學與國學之間的張力，以不同的文化表達方式，反映了後來在其他東亞國家出現的漢學與國學之間的張力。[11]
1.3 明治轉型與現代學術漢學
1868年的明治維新及隨後的迅速西化方案改變了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對中國的研究。藩校和昌平黌被廢除。西式大學相繼創立：東京帝國大學（1877年）、京都帝國大學（1897年）。舊的儒學課程被西方的學科體系所取代。此前居於日本知識生活中心地位的中國研究被邊緣化，因爲日本轉向了西方。[12]
然而這一轉變並非僅僅是一個衰落的故事。明治時期也見證了現代學術漢學的誕生，它採用西方的歷史和語文學分析方法，同時汲取漢學數百年來積累的深厚中國學問儲備。這門新學科最初被稱爲"支那學"（支那學，"中國之學"），後來由於"支那"一詞在日本帝國主義時期獲得了貶義色彩而被改稱"中國學"（中國學）或"東洋史"（東洋史，"東方史"）。[13]
日本現代學術中國史研究的開拓者是白鳥庫吉（白鳥庫吉，1865–1942年），他成爲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建立了"東洋史"這一學科。白鳥曾師從路德維希·里斯（Ludwig Riess）——里斯本人是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學生——他將蘭克學派的史料批判方法應用於東亞歷史研究。他的方法以對傳統中國歷史敘事的懷疑態度、對中國與草原遊牧民族互動關係的強調以及對歷史知識實際應用的關注爲特徵。[14]到1916年，白鳥已培養了一大批未來學者，建立了所謂的"東京學派"漢學，以批判方法和麪向現代中國社會政治史的取向爲特色。
1.4 內藤湖南與京都學派
內藤虎次郎（內藤虎次郎，1866–1934年），以筆名內藤湖南聞名於世，是京都學派歷史學的創始人，也是二十世紀——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在活躍的明治新聞界當了二十年記者後，內藤被公認爲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國評論家，此後才進入學術界。1907年，他受邀到京都帝國大學，擔任中國研究教席，執教二十年。[15]
內藤最有影響力的貢獻是他對中國歷史的分期理論，該理論將晚唐至北宋的過渡視爲中國文明的決定性分水嶺——中國進入"近世"（kinsei，近世）的時刻。這一論點既挑戰了傳統中國觀點——即每個朝代構成一個自足單元，也挑戰了西方假設——即現代性是獨一無二的歐洲現象。內藤認爲，宋代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變革——商業化經濟的興起、印刷術的擴展、新士紳階層的出現、新儒學的發展——代表了向早期現代性的轉型，比歐洲可比的發展提前了數個世紀。[16]
"唐宋變革論"成爲東亞史學中爭議最大的命題之一。它深刻影響了西方漢學，塑造了羅伯特·哈特韋爾（Robert Hartwell）、包弼德（Peter Bol）和海姆斯（Robert Hymes）等學者的研究。它也引發了尖銳的爭議：批評者認爲內藤的分期以歐洲中心主義爲前提，併爲日本自封的"現代化"中國使命提供了正當性——這一立場與日本帝國主義有着令人不安的共鳴。[17]
京都學派在內藤及其後繼者的塑造下，與東京學派有若干不同特徵：更注重文化史和思想史（而非政治史和軍事史）；更深入地利用中國史料和中國學術傳統；對中國文明作爲具有自身發展邏輯的自主實體持更具同情心的態度；以及偏好宏大的歷史綜合而非狹隘的專門化研究。在許多方面，京都學派是以沙畹（Chavannes）、馬伯樂（Maspero）和謝和耐（Gernet）爲代表的法國漢學傳統的日本對應物。[18]
宮崎市定（宮崎市定，1901–1995年）是第二代最傑出的代表，進一步發展了內藤的論點，撰寫了關於中國科舉制度（《科舉：中國的考試地獄》，1976年）、九品中正制以及宋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他的學術成就獲得國際承認：他獲得了日本學士院獎（1958年），1978年又獲得巴黎法蘭西銘文與美文學院的儒蓮獎——這一獎項曾頒給高本漢（Karlgren）、佛爾克（Forke）和理雅各（Legge），是國際漢學界的最高榮譽之一。[19][20]
1.5 戰後日本漢學
1945年日本戰敗在日本漢學中引發了深刻危機。該領域與戰時帝國主義的關聯——京都學派著作中隱含的日本註定要領導亞洲"現代化"的觀念——要求進行痛苦的清算。一些學者，特別是竹內好（竹內好，1910–1977年），主張從根本上重構日本對中國的研究方法。竹內於1934年創建了中國文學研究會（中國文學研究會），倡導研究當代中國文學和思想，以此正視日本的戰爭共謀。他與魯迅的思想交流是這一事業的核心：竹內在魯迅身上看到了現代亞洲知識分子的典範——既拒絕不加批判的西化，也拒絕懷舊的傳統主義。[21]
另一些學者，特別是古典語文學家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1904–1980年），則延續了京都學派的語文學傳統，同時對其戰時立場進行了低調但意義重大的修正。在重印早期著作時，吉川大幅修改了那些迎合戰時泛亞團結意識形態的段落。竹內與吉川之間的論爭——一位學者將其概括爲"激情之痛"與"漢學家旁觀者的冷靜"的對立——界定了戰後日本漢學的知識氛圍。[22]
戰後日本建立了世界上最廣泛的中國研究制度基礎設施之一。主要大學——東京、京都、大阪、東北、北海道、九州、早稻田、�的應——均設有中國文學、中國史或東方學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人文科學研究所）成爲中國歷史文化合作研究的世界級中心。重要期刊——《東方學報》（東方學報，京都）、《東洋史研究》（東洋史研究）、《史學雜誌》（史學雑誌，東京）——發表的研究達到或超過了西方語文學嚴謹性的標準。[23]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開啓了學術交流的新機遇，日本漢學家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最早獲准進入中國檔案館和考古遺址的外國學者之一。
當代日本漢學以漢學傳承的古典語文學傳統與來自社會科學、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的現代方法之間的富有成效的張力爲特徵。日本學者繼續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國上古史、中國哲學和中國藝術的研究中做出重要貢獻。該領域面臨世界各地人文學科共同的挑戰——學生人數下降、追求"相關性"的壓力、古典語言的邊緣化——但它保持着其他國家傳統鮮少能匹及的專業深度和嚴謹學術的傳統。[24]
二、韓國：儒學遺產
2.1 文言文在韓國知識生活中的地位
韓國與中國學問的交往幾乎與日本一樣古老，在某些方面甚至更爲深入。從公元最初幾個世紀採用中國文字，到高麗王朝（918–1392年）確立儒家科舉制度，再到朝鮮王朝（1392–1897年）的進一步完善，文言文在韓國作爲政府、學術和高雅文化的語言已逾千年。朝鮮王朝以甚至超過中國的嚴格程度將新儒學確立爲國家意識形態，創造了東亞歷史上可以說是最徹底的儒化社會。[25]
韓國科舉考試（科挙）仿照中國科舉，於958年高麗王朝時期確立，經修改延續整個朝鮮時代直至1894年廢除。考試測試應試者從正統新儒學視角詮釋中國經典的能力，科舉成功是社會晉升的主要途徑。這一制度產生了滲透韓國社會各階層的對中國古典教育的強烈需求。[26]
研究中國經典的最具韓國特色的機構是書院（書院），這種私立儒學學校兼有祠堂和學校的功能。以中國書院爲藍本，韓國第一所書院——紹修書院——創建於1543年。到十八世紀，韓國全境有670多所書院在運營，它們既是新儒學研究中心，又是儒家聖賢祭祀的場所，也是兩班貴族階層的社交中心。2019年，九所韓國書院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27][28]朝鮮教育體系的最高學府是成均館（成均館），即首爾的國家儒學學院。它與各地方的鄉校和書院一起，構成了一個幾乎完全致力於掌握中國古典學問的綜合性教育基礎設施。[29]
2.2 韓國對中國古典學術的貢獻
韓國學者不僅吸收了中國學問，還對中國文本研究做出了值得在任何漢學史中得到承認的原創性貢獻。朝鮮時代最偉大的新儒學思想家——李滉（李滉，1501–1570年，號退溪）和李珥（李珥，1536–1584年，號慄谷）——深入研究朱熹哲學，併產出了將中國思想引向新方向的獨創性詮釋。退溪與其同時代人奇大升關於朱熹"理"與"氣"概念之關係的"四七之辯"（四七論爭），是東亞思想史上最持久、最嚴密的哲學論辯之一，表明韓國學者是能夠從內部拓展和挑戰中國傳統的積極對話者。[30]
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實學運動（實學，"實踐之學"）對占主導地位的新儒學正統構成了進一步挑戰。李瀷（1681–1763年）和丁若鏞（丁若鏞，1762–1836年，號茶山）等實學學者主張一種更具經驗性、更面向實踐的學術，汲取更廣泛的中國資料來源，包括當時正在清代重塑中國學術的考證學（kaozheng）傳統。丁若鏞對中國經典的大量註釋，尤其是他對《易經》、《詩經》和《春秋》的研究，代表了韓國古典學術最具原創性和最嚴謹的成果。[31]
韓國還在中國文本的保存和傳播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韓國印刷術早在1234年就採用了金屬活字——比古騰堡早了兩個世紀——印製的中國經典版本有時保存了中國版本中已佚失的文本。高麗大藏經（八萬大藏經），於1237至1248年間刻在八萬餘塊木版上，是中國佛教大藏經現存最完整、最古老的版本。韓國圖書館保存了在中國本土已被毀壞或遺失的中國文本，尤其是在動盪的明清之際和乾隆帝的文字獄期間。[32]
韓國學者不僅研習中國文學，還以最高水準創作文言文作品。高麗時代文人李奎報（1168–1241年）的文集包含贏得中國學者讚賞的中文詩文。朝鮮時代，韓國的漢詩（漢詩，中文詩歌）以許均（1569–1618年）和樸趾源（1737–1805年）等人達到鼎盛，他們運用中國文學形式探索獨具韓國特色的主題。韓國學者還創作了中國文本的註釋和校勘本，有時在嚴謹性上超越了中國的底本，朝鮮宮廷還利用金屬活字印製中國經典分發至全國各地的學校和圖書館。[33][34]
2.3 現代韓國漢學
1910年日本吞併韓國及隨後的殖民時期（1910–1945年）對韓國漢學產生了複雜影響。殖民當局壓制韓國語言和文化，試圖將韓國學術納入日本"東洋史"的框架。與此同時，殖民時期使韓國學者接觸到現代學術方法——包括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的批判性歷史方法——併爲中國歷史文化研究創造了新的制度框架。"漢學"一詞本身變得充滿爭議，日本和韓國中國經典學者之間的合作被描述爲"殖民合作"——在知識上富有成效，但在政治上充滿矛盾。[35][36]
1945年解放和半島分裂之後，韓國漢學迅速發展。主要大學——首爾國立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和成均館大學（其制度譜系可追溯至朝鮮時代的學院）——設立了中文、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系。該領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經歷了顯著增長。韓國的中國史學者憑藉其國家對中國古典傳統的深厚諳熟，爲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做出了貢獻，尤其是宋、明、清時期，並在中韓關係、儒學傳播和東亞文明比較史的研究中特別活躍。[37][38]
韓國漢學佔據着有別於西方漢學和日本漢學的獨特位置。與日本一樣，韓國擁有先於現代學術學科的深厚本土中國古典學術傳統。然而與日本不同的是，韓國從未與中國建立過使日本漢學有可能捲入文化統治話語的那種帝國關係。韓國學者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以對儒學傳統的深切崇敬和在這一傳統內堅持韓國獨特性的持續主張相結合爲特徵——一位學者將此概括爲"對來自中國的文化知識的接受、策展與重新創造"。[39]1443年世宗大王創制韓文字母（hangul）——書寫史上最傑出的成就之一——本身就是對韓國語言獨立性的主張，儘管將韓文用於學術目的長期遭到儒學精英的抵制，他們將文言文視爲嚴肅思考的唯一恰當媒介。
三、越南：中越傳統
3.1 千年中國統治及其遺產
越南與中國文明的關係是本卷所涉各國中最爲密切的，韓國或許是唯一的例外。在中國的統治下逾千年——從公元前111年漢朝征服南越國，到939年吳權擊敗南漢建立越南獨立——越南吸收了中國的行政制度、法律典籍、中國文字和中國學問，其規模給越南文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40]
即使在獲得獨立之後，越南國家仍繼續使用文言文（字漢，chữ Hán）作爲官方書面語言。獨立後近千年間，朝廷文書、法律典籍、歷史記錄、外交文書和學術著作均以中文撰寫。儒家科舉制度、儒學國教、中國式官僚體制和中國古典課程都得以延續，創造了學者們所描述的"漢化"國家——在此，中國文明的制度和價值被採納並適應于越南的條件。[41]
3.2 儒家科舉與喃字
越南於1075年李朝時期建立了自己的儒家宮廷科舉制度。1070年，李朝在升龍（今河內）建立文廟（Văn Miếu）作爲祭祀孔子的國家廟宇，1076年設立國子監（Quốc Tử Giám）。[42]科舉考試通過包括經義（經典釋義）、詩賦（格律詩和辭賦）、制詔表（詔令和奏疏）和策論（政策論文）等形式，評估應試者對儒家經典中倫理和政治原則的理解。四書五經構成核心課程，以中文研習，通過朱熹的新儒學註釋加以詮釋。[43]
科舉制度對越南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創造了一種英才選拔理想，緩和了貴族階層的主導地位，並確保了文言文在越南知識生活中的持續核心地位。文廟中的碑刻記錄了1442年以來科舉進士的姓名和成就，見證了科舉成功所賦予的聲望。[44]越南是最後一個舉行儒家科舉考試的國家：法國殖民當局於1913年在東京（北圻）、1918至1919年在安南停辦了科舉，結束了一個延續八百餘年的傳統。[45]
雖然文言文是政府和學術的語言，越南還發展了自己的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喃字（字喃，chữ Nôm，"南方文字"）。喃字大約起源於十世紀，使用漢字來表示漢越詞彙，並通過各種方法創造新字以表示越南本土詞彙。字漢與喃字的關係，對應於日本的漢文與假名的關係，以及韓國的漢文與韓文字母的關係。[46][47]越南文學的最偉大作品——阮攸的《翹傳》（Truyện Kiều，約1820年），一部將中國小說改編爲越南韻文的3,254行敘事詩——即以喃字寫成，體現了中越文學傳統之間的創造性張力。
十七世紀由葡萄牙和法國傳教士發展的拉丁化越南文字——國語字（chữ Quốc ngữ）——的引入逐漸取代了字漢和喃字。如今，全世界能流利閱讀喃字的學者不足百人。[48]1970年，漢喃研究院（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在河內成立，以發現、保存、翻譯和出版喃字遺產爲使命。迄今已收集了兩萬餘部古籍，大多以喃字或字漢書寫。保存和研究這一龐大語料——構成越南前現代文學和歷史遺產的主體——是越南漢學面臨的最緊迫任務之一。
3.3 越南學者與遠東法國學院
儘管越南的規模小於中國、日本和韓國，越南學者仍對中國古典文本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黎朝學者黎貴惇（1726–1784年），常被譽爲"越南最偉大的博學者"，撰寫了大量關於中國哲學和歷史文本的註釋，並編纂了《芸臺類語》（Vân Đài Loại Ngữ），一部以中國類書爲範本的百科全書式著作，綜合了中國和越南的學問。他的同代人阮燮奉命改革科舉考試，並將中國經典翻譯爲通俗越南語（喃字），以便更廣泛地傳播——這是可以稱爲儒學學問民主化的一次早期嘗試。[49]河內文廟自1070年以來持續運作至今，是越南與中國古典學問交往的實物見證；其82塊石碑於2010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產名錄。[50]
遠東法國學院（EFEO），自1898年創立至1957年總部設在河內，在越南漢學發展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EFEO的法國學者——包括路易·費諾（Louis Finot）、馬伯樂（Henri Maspero，在河內期間1908–1920年）、保羅·繆斯（Paul Mus）和加斯帕爾多納（Émile Gaspardone）——對越南歷史、金石學和語言學進行了奠基性研究，大量利用了中文資料。EFEO圖書館建立了東南亞最優秀的中文和漢越文本收藏之一，該研究所培養了一代越南學者掌握現代批判方法。[51]
3.4 現代越南中國研究
越南的現代漢學產生於法國殖民統治時期（1858–1954年），西方學術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儒家經典課程。[52]1954年越南分裂和1975年統一之後，中國研究走上了社會主義國家的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塑造了對中國歷史的詮釋，1979年的中越戰爭創造了一種中國研究既具戰略重要性又具政治敏感性的政治氛圍。[53]
自1991年中越關係正常化和越南實施"革新"（đổi mới）政策以來，越南漢學經歷了復興。越南社會科學院、河內越南國家大學及其他機構擴展了中國研究項目。與中國恢復學術交流、中文教學的增長以及中越經濟關係日益增長的重要性，都促進了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重新關注。
越南漢學與韓國漢學有某些共同特徵——兩者都源於對中國文明的深層交往，這種交往先於現代學術學科；兩者都受到殖民主義的塑造；兩者都以對中國古典遺產的崇敬與民族獨特性主張之間的張力爲特徵。然而越南漢學也是獨一無二的。直接中國政治控制的深度和持續時間——逾千年——沒有可比物。二十世紀漢字識讀能力的喪失造成了一種激進的斷裂：今天的越南學者必須將漢字作爲外國文字來學習，儘管他們的祖先將其視爲理所當然。而漢喃研究院保存的兩萬餘部字漢和喃字書籍，既是一筆學術財富，也是一項巨大的挑戰，因爲其中絕大多數文本從未被翻譯、編目或以現代批判方法加以研究。[54]
四、結論：比較視野中的東亞漢學
日本、韓國和越南的漢學傳統共享中國文明文化影響這一共同起源，但各自的發展道路截然不同。日本的傳統最爲廣泛、制度上最爲完善，由一個可與世界上任何同類相媲美的大學、研究機構和期刊網絡所支撐。韓國的傳統雖然在國際上不太爲人知，卻汲取了對儒家思想極爲深入的參與，產出了東亞文明史上最具原創性的部分哲學成果。越南的傳統因殖民主義和漢字識讀能力的喪失而中斷，面臨着最爲緊迫的保存和恢復挑戰。
這三種傳統都挑戰了西方漢學的隱含假設——即中國研究是一項西方事業。遠在雷繆薩在法蘭西學院舉行首次講座之前，日本學者已經閱讀、註釋和討論中國經典千年之久。遠在歐洲傳教士編纂第一部漢拉詞典之前，韓國學者已經用金屬活字印製了中國佛教文本的版本。遠在沙畹翻譯《史記》之前，越南學者已經以文言文作爲其國家的官方語言進行寫作。任何漢學史都必須正視這些傳統——不是作爲西方敘事的附屬物，而是作爲自主的、在許多情況下是更古老和更深入的與中國文明的交往。
這些東亞傳統是否應當被歸類爲"漢學"，這一問題引發了相當多的討論。在日本，"漢學"一詞特指前現代的中國學術傳統，而現代學科則被稱爲"中國學"或"東洋史"。在韓國和越南，中國學術的古典傳統如此深地融入了民族文化，以至於難以將其定性爲研究"他者"文明的"外國"學科。當一位韓國學者以文言文閱讀《論語》時，她並非像法國或美國漢學家那樣在研讀一部外國文本；她是在閱讀一部她的祖先五百年來研習、背誦和辯論的文本，使用的是一千多年來作爲她的國家的政府、法律和高雅文化媒介的語言。這種差異對漢學的實踐和自我理解的意涵是深遠的，至今尚未被充分探索。
東亞漢學與西方漢學之間的關係複雜而又在近幾十年日益富有成效。日本的中國歷史研究尤其對西方漢學產生了日益增長的影響，這主要通過傅佛果（Joshua Fogel）等學者的中介，他將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用於爲英語讀者翻譯和闡釋日本漢學成果。整合東亞與西方的視角，仍然是該領域面臨的最有前途、也最具挑戰性的任務之一。
註釋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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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於殖民時期，見 “Kangaku and the State: Coloni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Korean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Sinologists,”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4, no. 2（2024）。
- ↑ 關於「殖民合作」，見同上。
- ↑ 關於戰後韓國漢學，見 “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The Korean Reception, Curation, and Reinvention of Cultural Knowledg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
- ↑ 同上。
- ↑ “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
- ↑ 關於中國統治時期，見 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尤見第11–13、35–41、225–268頁。
- ↑ 關於獨立後越南對文言文的使用，見維基百科 “History of writing in Vietnam” 條；Alexander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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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越南爲最後一個舉行科舉的國家：見維基百科 “Confucian court examination system in Vietnam”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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