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Xun Complete Works/zh-ar/Guxiang

Language: ZH · EN · DE · FR · ES · IT · RU · AR · HI · JA · ZH-EN · ZH-DE · ZH-FR · ZH-ES · ZH-IT · ZH-RU · ZH-AR · ZH-HI · ZH-JA · ← Contents

Hometown (故乡)

Lu Xun (鲁迅, Lǔ Xùn, 1881–1936)

---

中文（原文）

العربية

一九二七年 黄花节的杂感 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寻些材料，好发议论起见，只得查《辞源》。书里面有是有的，可不过是： “黄花冈，地名，在广东省城北门外白云山之麓。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数十人，攻袭督署，不成而死，丛葬于此。” 轻描淡写，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于我并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愿意知道一点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时也找不到目击耳闻的耆老。从别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乡——的例子推想起来，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别，当时虽然失败，十月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于是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悲壮剧刚要收场，又添上一个团圆剧的结束。这于我们是很可庆幸的，我想，在纪念黄花节的时候便可以看出。 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了：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 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我并非说，大家都须天天去痛哭流涕，以凭吊先烈的“在天之灵”，一年中有一天记起他们也就可以了。但就广东的现在而论，我却觉得大家对于节日的办法，还须改良一点。黄花节很热闹，热闹一天自然也好；热闹得疲劳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觉。然而第二天，元气恢复了，就该加工做一天自己该做的工作。这当然是劳苦的，但总比枪弹从致命的地方穿过去要好得远；何况这也算是在培养幸福的花果，为着后来的人们呢。 （三月二十四日夜。） 略论中国人的脸 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为他古怪。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但总而言之：相貌不应该如此。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是毫无异议；即使有好丑之别，然而都不错的。 我们的古人，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汉朝还有《相人》二十四卷。后来闹这玩艺儿的尤其多；分起来，可以说有两派罢：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荣枯。于是天下纷纷，从此多事，许多人就都战战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脸。我想，镜子的发明，恐怕这些人和小姐们是大有功劳的。不过近来前一派已经不大有人讲究，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捣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结果，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红点，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们之黄。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有时简直象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仿佛就要滴下来，使人看得栗栗危惧，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也见得较为安全。总而言之：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 后来，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谈》或者《安兑生童话》中的插画，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独有两眼歪斜，张嘴露齿，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不过我那时想，其实并不尽然，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筋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核桃。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 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余着一点什么。这多余着的东西，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兽性。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则加上多余的东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兽性＝西洋人 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 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暂且中止讨论罢。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看见了两种多余。一到广州，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半是“国片”，有古装的，有时装的。因为电影是“艺术”，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余加上去了。 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那好看不下于看戏；至少，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在“银幕”上，则有身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缓慢地动作；脸正如古人一般死，因为要显得活，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 时装人物的脸，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画报》的，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画报》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脸相都狡猾。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国产影片中的人物，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可见不如此，是连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 听说，国产影片之所以多，是因为华侨欢迎，能够获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带了孩子去指点给他们看道：“看哪，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在广州似乎也受欢迎，日夜四场，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 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正在这样地修养他们的趣味。可惜电影一开演，电灯一定熄灭，我不能看见人们的下巴。 （四月六日。） 革命时代的文学 ——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 今天要讲几句的话是就将这“革命时代的文学”算作题目。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自然，因为自己的嗜好，文学书是也时常看看的，不过并无心得，能说出于诸君有用的东西来。加以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许能够称誉于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虚名罢，——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着谁的挽联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 买卖。 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在此地是听惯了“革命”了，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都很害怕，讲的人也很危险。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现在也还没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呢？大约可以分开三个时候来说：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颇不少。但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所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因为止于叫苦和鸣不平。例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经了结了；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没有什么声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苏俄革命将起时，即有些这类的文学。但也有例外，如波兰，虽然早有复仇的文学，然而他的恢复，是靠着欧洲大战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还有一层，是那时民生凋敝，一心寻面包吃尚且来不及，那里有心思谈文学呢？守旧的人因为受革命潮流的打击，气得发昏，也不能再唱所谓他们底文学了。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有些的人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我想，倒也无须加以这么大的罪名。革命虽然进行，但社会上旧人物还很多，决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他们的脑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环境渐变，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因而讲出很古的话，陈旧的话，形成这样的文学。这种文学都是悲哀的调子，表示他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见新的建设胜利了，一方面看见旧的制度灭亡了，所以唱起挽歌来。但是怀旧，唱挽歌，就表示已经革命了，如果没有革命，旧人物正得势，是不会唱挽歌的。 不过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不过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旧式。我想，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只在苏俄却已产生了这两种文学。他们的旧文学家逃亡外国，所作的文学，多是吊亡挽旧的哀词，新文学则正在努力向前走，伟大的作品虽然还没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们已经离开怒吼时期而过渡到讴歌的时期了。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 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一个才子出门遇见一个佳人，两个人很要好，有一个不才子从中捣乱，生出差迟来，但终于团圆了。这样地看看，多么舒服。或者讲上等人怎样有趣和快乐，下等人怎样可笑。前几年《新青年》载过几篇小说，描写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学教授看了就不高兴，因为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下流人。如果诗歌描写车夫，就是下流诗歌；一出戏里，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戏。他们的戏里的脚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状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欢喜，他们看了也很欢喜，下等人没奈何，也只好替他们一同欢喜欢喜。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眼前的文人有些虽然穷，但总比工人农民富足些，这才能有钱去读书，才能有文章；一看好象是平民所说的，其实不是；这不是真的平民小说。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现在也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了，因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绅士们惯吟五言诗，七言诗，因此他们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这是就格律而言，还有构思取意，也是很陈腐的，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现在中国底小说和诗实在比不上别国，无可奈何，只好称之曰文学；谈不到革命时代的文学，更谈不到平民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有些人说：“中国已有平民文学”，其实这是不对的。 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最好不过作一篇战歌，或者写得美的，便可于战余休憩时看看，倒也有趣。要讲得堂皇点，则譬如种柳树，待到柳树长大，浓阴蔽日，农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树底下吃饭，休息休息。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满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我的演说只有这样多，感谢诸君听完的厚意！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 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 张秀哲君是我在广州才遇见的。我们谈了几回，知道他已经译成一部《劳动问题》给中国，还希望我做一点简短的序文。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赞成作序的；况且对于劳动问题，一无所知，尤其没有开口的资格。我所能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日两国的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罢了。 但我这回却很愿意写几句话在这一部译本之前，只要我能够。我虽然不知道劳动问题，但译者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我是觉得的。 我只能以这几句话表出我个人的感激。但我相信，这努力与诚意，读者也一定都会觉得的。这实在比无论什么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鲁迅识于广州中山大学。 略谈香港 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今天看见《语丝》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忽又记得起来，想说几句话来凑热闹。 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 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 从广州往香港时，在船上还亲自遇见一桩笑话。有一个船员，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给我十分担心。他以为我的赴港，说不定会遭谋害；我遥遥地跑到广东来教书，而无端横死，他——广东人之一——也觉得抱歉，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计画，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避免。到埠后，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 我虽然觉得可笑，但我从真心里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记得他的认真的脸相。 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过因为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现在回想起来，像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不过香港总是一个畏途。这用小事情便可以证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环日报》上，有这样两条琐事： ▲陈国被控窃去芜湖街一百五十七号地下布裤一条，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 ▲昨晚夜深，石塘嘴有两西装男子，……遇一英警上前执行搜身。该西装男子用英语对之。该英警不理会，且警以□□□。于是双方缠上警署。…… 第一条我们一目了然，知道中国人还在那里被抽藤条。“司”当是“藩司”“臬司”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国人的。港报上所谓“政府”，“警司”之类，往往是指英国的而言，不看惯的很容易误解，不如上海称为“捕房”之分明。 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甚么。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这□□□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在香港时遇见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辩，英官无话可说了，但他还是输。那最末是得到严厉的训斥，道：“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 带着书籍的人也困难，因为一不小心，会被指为“危险文件”的。这“危险”的界说，我不知其详。总之一有嫌疑，便麻烦了。人先关起来，书去译成英文，译好之后，这才审判。而这“译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我记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时，裁判就用翻译。一个和尚去告状追债，而债户商同通事，将他的状子改成自愿焚身了。官说道好；于是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我去讲演的时候也偶然提起元朝，听说颇为“Ｘ司”所不悦，他们是的确在研究中国的经史的。 但讲讲元朝，不但为“政府”的“Ｘ司”所不悦，且亦为有些“同胞”所不欢。我早知道不稳当，总要受些报应的。果然，我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之后，那边的《工商报》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已经逃走。后来，则在《循环日报》上，以讲文学为名，提起我的事，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特约撰述员”，现在则“到了汉口”。我知道这种宣传有点危险，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寝”，益处大概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便写了一封信去更正： “在六月十日十一日两天的《循环世界》里，看见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各人各有他的眼光，心思，手段。他耍他的，我不想来多嘴。但其中有关于我的三点，我自己比较的清楚些，可以请为更正，即： “一，我从来没有做过《晨报副刊》的‘特约撰述员’。 “二，陈大悲被攻击后，我并未停止投稿。 “三，我现仍在广州，并没有‘到了汉口’。” 从发信之日到今天，算来恰恰一个月，不见登出来。“总之你是这样的：因为我说你是这样”罢。幸而还有内地的《语丝》；否则，“十二藤”，“□□□”，那里去诉苦！ 我现在还有时记起那一位船上的广东朋友，虽然神经过敏，但怕未必是无病呻吟。他经验多。 若夫“香江”（案：盖香港之雅称）之于国粹，则确是正在大振兴而特振兴。如六月二十五日《循环日报》“昨日下午督宪府茶会”条下， 就说： “（上略）赖济熙太史即席演说，略谓大学堂汉文专科异常重要，中国旧道德与乎国粹所关，皆不容缓视，若不贯彻进行，深为可惜，（中略）周寿臣爵士亦演说汉文之宜见重于当世，及汉文科学之重要，关系国家与个人之荣辱等语，后督宪以华语演说，略谓华人若不通汉文为第一可惜，若以华人而中英文皆通达，此后中英感情必更融洽，故大学汉文一科，非常重要，未可以等闲视之云云。（下略）” 我又记得还在报上见过一篇“金制军”的关于国粹的演说，用的是广东话，看起来颇费力；又以为这“金制军”是前清遗老，遗老的议论是千篇一律的，便不去理会它了。现在看了辰江先生的通信，才知道这“金制军”原来就是“港督”金文泰，大英国人也。大惊失色，赶紧跳起来去翻旧报。运气，在六月二十八日这张《循环日报》上寻到了。因为这是中国国粹不可不振兴的铁证，也是将来“中国国学振兴史”的贵重史料，所以毫不删节，并请广东朋友校正误字（但末尾的四句集《文选》句，因为不能悬揣“金制军”究竟如何说法，所以不敢妄改），剪贴于下，加以略注，希《语丝》记者以国学前途为重，予以排印，至纫公谊：

ترجمة من الصينية. خواطر متفرّقة حول عيد زهور الأقحوان يقترب عيد زهور الأقحوان، ولا بدّ من كتابة شيءٍ يشبه المقال. لكن أن يُطلب منّي الكتابة في هذا الموضوع يكاد يكون كـ«الإجابة على ورقة بيضاء» في قاعة الامتحانات قديماً. ذلك أنني — ويُخجلني أن أعترف — وإن كنتُ أفهم تماماً معنى الأحرف الثلاثة «عيد زهور الأقحوان»، فإنني لا أعرف حتى أسماء المقاتلين الذين سقطوا على تلّة هوانغ هوا (黄花冈)، ولا حتى عددهم. بحثاً عن مادّة تتيح لي صوغ آراء، لم يكن أمامي بُدٌّ من مراجعة قاموس تسي يوان (《辞源》). وجدتُ فيه مدخلاً فعلاً، لكنه لم يتجاوز هذا: «هوانغ هوا قانغ (黄花冈)، اسم موقع، عند سفح جبل باي يون (白云山)، خارج البوابة الشمالية لعاصمة مقاطعة قوانغ دونغ. في اليوم التاسع والعشرين من الشهر الثالث في السنة الثالثة من عهد شوان تونغ (宣统)، هاجم عشرات الثوريّين مقرّ الحاكم، وفشلوا ولقوا حتفهم؛ ودُفنوا هناك في مقبرة جماعية.» موجز ومقتضب، لا يختلف كثيراً عمّا كنتُ أعرفه؛ لم يُفدني بشيء. كنتُ أودّ أيضاً أن أعرف شيئاً عن أحداث التاسع والعشرين من مارس قبل سبعة عشر عاماً، لكنني لم أجد في الحال شيوخاً شهود عيان. واستناداً إلى أمثلة أماكن أخرى — بكين، نانكين، مسقط رأسي — يمكن الاستنتاج أنه في ذلك الوقت تألّم بعضُهم، وابتهج بعضُهم، ولم يكن لبعضهم رأي، واتّخذها بعضُهم مادّة أحاديث بين الكؤوس وأكواب الشاي. ثم نُسيت سريعاً. المقهورون طويلاً لا يعرفون أثناء القهر إلا الصبر على المعاناة؛ وإن حالفهم الحظّ بالتحرّر فلا يعرفون إلا الانغماس في الملذّات — المآسي البطولية لا تبقى طويلاً في الذاكرة. لكن أحداث التاسع والعشرين من مارس كانت خاصة: فمع أنها فشلت آنذاك، في أكتوبر جاءت انتفاضة ووتشانغ (武昌起义)، وفي العام التالي وُلدت جمهورية الصين. وهكذا صار المقاتلون الذين سقطوا روّاداً للنصر الثوري؛ المأساة البطولية كادت تُسدل ستارها حين أُضيفت نهاية سعيدة. هذا مدعاة احتفال، ويمكن الإحساس به عند إحياء ذكرى عيد زهور الأقحوان. لم أشهد شخصياً إحياء ذكرى عيد زهور الأقحوان، لأنني قضيتُ زمناً طويلاً في الشمال. لكنني شهدتُ ذكرى السيد صون يات-سِن: في المدرسة، جاء كثيرون مساءً لمشاهدة المسرحية، حتى كسروا بعض المقاعد — كان الأمر حيوياً جداً. من هذا المثال يمكن الاستنتاج أن عيد زهور الأقحوان أيضاً لا بدّ أن يكون بالغ الحيوية. في ليلة الثاني عشر من مارس، وسط الحيوية، شعرتُ بعمقٍ أكبر بعظمة الثوري. فكّرتُ: حين ينجح الحبّ ويموت أحد الحبيبين، لا يمنح الباقي سوى الحزن. لكن حين تنجح الثورة ويموت الثوري، يمنح كلّ عام الباقين حيوية — بل حتى ابتهاجاً وفرحاً. وحده الثوري، حيّاً أو ميتاً، يمنح الجميع السعادة. إنه الحبّ ذاته، ومع ذلك يا لاختلاف النتائج — لا عجب أن كثيراً من شباب اليوم يشعرون بعذاب الصراع بين الحبّ والثورة. «نجاح الثورة» المذكور أعلاه يُشير فقط إلى أمرٍ مؤقّت؛ في الحقيقة «الثورة لم تنجح بعد». الثورة لا نهاية لها. غير أن الصين، بفضل روح ولحم ودم كثيرٍ من المقاتلين، أثمرت فعلاً بعض ثمار السعادة التي لم تكن موجودة من قبل، ولا يزال ثمة أمل في نموٍّ تدريجي. وإن بدا الأمر غير ذلك، فلأن مَن يواصلون الزراعة قلّة، بينما مَن يتأمّلون الزهور ويقطفونها ويلتهمون الثمار كُثر. لا أقول إن على الجميع البكاء المرّ يومياً لتكريم «أرواح الشهداء في السماء»؛ يكفي تذكّرهم يوماً واحداً في السنة. لكن فيما يخصّ قوانغ دونغ الحالية، أرى أن طريقة الاحتفال بالأعياد لا تزال تحتاج إلى بعض التحسين. عيد زهور الأقحوان حيويّ جداً؛ يومٌ من الحيوية لا بأس به؛ وإن أنهكت الحيوية الناس، يعودون إلى ديارهم وينامون ملء جفونهم. لكن في اليوم التالي، حين تتجدّد الطاقة، ينبغي أن يعمل كلٌّ يوماً إضافياً فيما يجب عليه. هذا شاقٌّ بالطبع، لكنه أفضل بكثير من تلقّي رصاصة في موضعٍ مميت؛ فضلاً عن أن هذا أيضاً يُعدّ زراعةً لزهور وثمار السعادة من أجل القادمين. (ليلة الرابع والعشرين من مارس.) مقال موجز عن وجوه الصينيين حين يصادف المرء شيئاً غير مألوف، لا يسعه عادةً إلا أن يجده غريباً. ما زلتُ أتذكّر حين رأيتُ أناساً غربيين لأوّل مرة: بدا لي أن وجوههم أبيض مفرطاً، وشعرهم أصفر مفرطاً، وعيونهم فاتحة مفرطاً، وجسر أنفهم مرتفع مفرطاً. ومع أنني لم أستطع ذكر الأسباب بوضوح، فالخلاصة: لا ينبغي أن تكون الملامح هكذا. أما وجوه الصينيين، فلم يكن ثمة أيّ اعتراض؛ وإن كانت بينها فوارق في الحُسن والقُبح، فكلّها على ما يرام. أسلافنا لم يتهاونوا مع ملامح الصينيين أنفسهم. مِنغ كَه في عهد تشو كان يحكم على استقامة القلب من حدقتَي العين، وفي عهد الهان كان ثمة أربعة وعشرون مجلّداً من «فنّ قراءة الوجوه». لاحقاً تكاثر المشتغلون بهذا الأمر؛ ويمكن تقسيمهم إلى مدرستين: واحدة تقرأ في الوجه ذكاء الإنسان أو غباءه وصلاحه أو فساده؛ وأخرى تقرأ فيه ماضيه وحاضره ومستقبله. وهكذا اضطرب العالم، وأخذ كثيرون يدرسون وجوههم بقلقٍ بالغ. أظنّ أن اختراع المرآة يعود بفضلٍ كبير إلى هؤلاء الناس وإلى الآنسات. غير أن المدرسة الأولى لم يعد لها كثير من الأتباع مؤخراً، ومَن يمارسون الدجل في بكين وشنغهاي كلّهم من المدرسة الثانية. لطالما انتبهتُ إلى الغربيين. ونتيجة ملاحظتي وجدتُ أن بشرتهم خشنة أكثر مما ينبغي؛ والشعر الأبيض أيضاً ليس جميلاً. على جلدهم غالباً بقع حمراء، وذلك بالتحديد لأن لونهم أبيض أكثر مما ينبغي؛ لونُنا الأصفر أفضل. الأقبح هو الأنف الأحمر، الذي يبدو أحياناً كالشمع المذاب على وشك أن يقطر، ممّا يثير الرعب؛ العرق الأصفر أكثر تحفّظاً في هذا وبالتالي أكثر أماناً في المظهر. الخلاصة: لا ينبغي أن تكون الملامح هكذا. لاحقاً، حين رأيتُ رسومات صينيين بريشة غربيين، علمتُ أنهم أيضاً لا يحترمون مظهرنا كثيراً. بدت كرسوم من «ألف ليلة وليلة» أو حكايات أندرسن؛ الذاكرة ليست واضحة جداً. على الرأس قبّعة حمراء بشرّابات وريشة، وضفيرة تطير في الهواء، وأحذية المانشو بنعالٍ سميكة كالطوب. لكن كلّ ذلك ذنب المانشو. وحدها العيون المائلة والفم المفتوح الذي يُظهر الأسنان هي ملامحنا الأصلية. غير أنني فكّرتُ: في الحقيقة ليس الأمر كذلك تماماً؛ الأجانب أرادوا السخرية منّا فبالغوا عمداً. لكنني بعد ذلك أخذتُ أشعر بعدم رضا عن وجوه بعض الصينيين: كلّما رأوا شيئاً غير مألوف أو امرأة جميلة أو سمعوا كلاماً يسحرهم، يأخذ فكُّهم السفلي بالتدلّي ببطء ويبقى فمهم مفتوحاً. هذا ليس أنيقاً أبداً؛ كأن في الروح ترساً ناقصاً. يقول دارسو الجسم البشري إن «العضلة الماضغة»، المثبّتة بطرفٍ في الفكّ العلوي والآخر في الفكّ السفلي، قوّتها هائلة. في صغرنا، حين نريد أكل الجوز، نضعه في شقّ الباب لنكسر قشرته. لكن البالغ ذا الأسنان الجيدة يستطيع بمجرّد انقباض العضلة الماضغة أن يكسر جوزة. أن عضلةً بهذه القوة تعجز أحياناً عن إسناد فكٍّ ليس بالثقيل، وإن كان ذلك يحدث في لحظة انبهار، فالعذر مقبول، لكنني أظلّ أرى أنه ليس بالأمر اللائق جداً. الياباني هاسيغاوا نيوزيكان (长谷川如是闲) كان بارعاً في كتابة السخرية. في مجموعته «قطط وكلاب وبشر» (《猫·狗·人》) نصٌّ عن وجوه الصينيين. الفكرة الرئيسية أنه حين يرى المرء صينياً لأوّل مرة، يشعر أن في وجهه نقصاً مقارنةً باليابانيين أو الغربيين. ومع الوقت يألف الأمر ويشعر أن هذا يكفي؛ بل يصبح وجه الغربي هو الذي فيه فائض. ذلك الفائض يمنحه اسماً غير مجاملٍ: الوحشية. وجه الصيني يخلو من هذا؛ إذا كان الإنسان إنساناً ثم أُضيف إليه الفائض، حصلنا على المعادلة التالية: إنسان + وحشية = غربي يُحقّق بذلك غرضه في مدح الصينيين وذمّ الغربيين لأجل السخرية من اليابانيين. وبطبيعة الحال ليس بحاجة إلى القول إن الوحشية الغائبة عن وجوه الصينيين لم تكن موجودة أصلاً أم أُزيلت. وإن كانت أُزيلت لاحقاً، يبقى السؤال: هل تنقّت تدريجياً حتى بقيت الطبيعة البشرية وحدها، أم تحوّلت مجرّد استسلام؟ الجاموس البرّي صار بقرة أهلية، والخنزير البرّي صار خنزيراً، والذئب صار كلباً؛ الطبيعة البرّية اختفت، لكن ذلك لا يُسعد إلا الراعي، بلا نفع للحيوان نفسه. أن يكون الإنسان إنساناً فقط، بلا خليطٍ من شيء آخر، هو المثال. لكن إن لم يكن ثمة مفرّ، أرى أنه أفضل أن يُبقي شيئاً من الوحشية؛ فإن انطبق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تالية فالأمر ليس ممتعاً جداً: إنسان + طبيعة حيوان أليف = نوعٌ ما من الأشخاص قوانغتشو (广州)، كشنغهاي، تزرع أذواقها بالطريقة نفسها. المؤسف أنه حين تبدأ الأفلام، تُطفأ الأنوار دائماً فلا أستطيع مراقبة أذقان الناس. (السادس من أبريل.) الأدب في عصر الثورة محاضرة أُلقيت في الثامن من أبريل في الأكاديمية العسكرية في هوانغ بو (黄埔军官学校) ما أودّ قوله اليوم يتّخذ عنواناً «الأدب في عصر الثورة». هذه المدرسة دعتني عدّة مرات، وظللتُ أؤجّل. لماذا؟ لأنني أظنّ أنكم دعوتموني لأنني كتبتُ بضع قصص قصيرة، أي أنني أديب، وتريدون أن تسمعوا عن الأدب. في الحقيقة لستُ كذلك ولا أفهم شيئاً. تعليمي الأصلي كان التعدين؛ لو طُلب منّي محاضرةٌ عن استخراج الفحم لكان ربما أفضل من محاضرة عن الأدب.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بسبب هوايتي الشخصية، أقرأ كتب الأدب بين حينٍ وآخر، لكن بلا حصيلة أستطيع أن أنقلها لكم بفائدة. فضلاً عن أن تجربتي في بكين في السنوات الأخيرة جعلتني أشكّ تدريجياً في كلّ ما عرفتُه من نظريات الأسلاف في الأدب. في الحقيقة، «الثورة» ليست شيئاً خارقاً: بفضلها بالتحديد يتجدّد المجتمع ويتقدّم الإنسان، وبها أمكن الانتقال من الكائن الأحادي الخلية إلى الإنسان، ومن الهمجية إلى الحضارة. الثورة الكبرى تؤثّر في الأدب من ثلاث جهات. أولاً: قبل الثورة الكبرى، كلّ الأدب يتألّف من شكاوى وصرخات ألم وسخط على مساوئ المجتمع، لكن هذه الكتابات تفتقر إلى القوة. ما دام شعبٌ يكتفي بالشكوى فلا أمل فيه. بعض الأمم، حين رأت أن الشكوى لا تجدي، كفّت حتى عن الشكوى وأصبحت أمماً صامتة — مصر، العرب، فارس، الهند لم يعد لها صوت. لكن الشعوب المتمرّدة، المفعمة بالقوة، تستيقظ وتنتقل من النحيب إلى الزئير. حين يظهر أدب الزئير، تكون الثورة قريبة. ثانياً: أثناء الثورة الكبرى، يصمت الأدب، لأن الجميع مشغول بالثورة ولا أحد لديه وقت أو همّة للكتابة. في عصر الثورة يكون المرء مشغولاً جداً وفقيراً جداً، فيسكت الأدب. ثالثاً: بعد الثورة الكبرى، يظهر نوعان من الأدب: واحد يمدح الثورة ويحتفي بها، وآخر يرثي دمار النظام القديم. الصين لا تملك حتى الآن لا هذا ولا ذاك، لأن الثورة الصينية لم تنجح بعد. لكن في الاتحاد السوفييتي ظهر كلا النوعين: أدباء النظام القديم الفارّون إلى الخارج ينتجون المراثي، والأدب الجديد يتقدّم بقوة. لقد انتقلوا من مرحلة الزئير إلى مرحلة الغناء. أما الأدب الشعبي: لا يوجد بعد في العالم أدبٌ شعبي حقيقي. كلّ الأدب الموجود — شعر وأغانٍ — صُنع للطبقات العليا: أناسٌ ممتلئو البطون يتّكئون ويقرأون. رجلٌ موهوب يلتقي بسيدة جميلة، يقعان في الحبّ، يتدخّل شرير، تنشأ تعقيدات، لكن في النهاية يجتمعان. هكذا يُقرأ براحة. في الصين اليوم، وإن كان هناك مَن يتّخذ الشعب — العمّال والفلاحين — مادةً للروايات والقصائد ونسمّيه أدباً شعبياً، فهو في الحقيقة ليس كذلك، لأن الشعب لم يفتح فمه بعد. أيها السادة، أنتم مقاتلون حقيقيون، جنود الثورة. أعتقد أنه من الأفضل الآن ألا تُعجبوا بالأدب. في وضع الصين الراهن، وحدها الحرب الثورية الحقيقية تُحسب: قصيدةٌ لا تستطيع طرد صون تشوان فانغ (孙传芳)، لكن مدفعاً يستطيع. انتهى كلامي: أشكركم على صبركم! الوطن بمناسبة سفري الشاقّ عبر ألفَي لي، عائداً بعد أكثر من عشرين عاماً من الغياب إلى مسقط رأسي. كان شتاءً عميقاً، ومع اقترابنا من البلدة، ازداد الطقس كآبةً. ريحٌ باردة تعصف داخل المقصورة تُصدر أزيزاً؛ ومن خلال الفتحات في الغطاء أطللتُ إلى الخارج: تحت سماءٍ صفراء كابية، بضع قرى كئيبة متناثرة هنا وهناك، خاوية من أيّ حيوية. لم أتمالك إحساساً بالكآبة. آه! أهذا هو مسقط الرأس الذي أحنّ إليه منذ عشرين عاماً؟ مسقط الرأس الذي أتذكّره لم يكن هكذا على الإطلاق. مسقط رأسي كان أجمل بكثير. لكن لو طلبتَ منّي أن أتذكّر جماله وأُعبّر عن حُسنه، لتبدّدت صوره وذهبت كلماتي. يبدو أنه كان هكذا. فقلتُ لنفسي: مسقط الرأس كان دائماً هكذا — وإن لم يتقدّم فلم ينحدر أيضاً كما يوحي شعوري؛ ما تغيّر هو مزاجي وحسب، لأن هذه العودة ليست رحلة سعيدة. أتيتُ خصّيصاً لتوديعه. البيت القديم الذي عاشت فيه عشيرتنا أجيالاً بِيع منذ زمن لعائلة أخرى وسيُسلَّم قبل نهاية العام؛ كان عليّ أن أحضر قبل نهاية العام لأودّعه وأبحث عن سكنٍ جديد بعيداً ليتحوّل إليه أهلي. في صباح اليوم التالي وصلتُ إلى باب بيتنا. أعشابٌ جافّة مكسّرة ترتعش على السطح في الريح، تُبيّن لماذا تعاقب على البيت عدّة أسر مستأجرة. كانت عائلتي قد نُقلت بالفعل، فالبيت كان هادئاً جداً. حين دخلتُ إلى دار أمّي، استقبلتني وهي فرحة جداً، ومع ذلك لم يخلُ وجهها من أثر الحزن. أجلستني وقدّمت لي الشاي وجعلتني أرتاح، ولم تذكر موضوع النقل. هونغ إير (宏儿) لم يكن قد رآني؛ كان واقفاً من بعيد يراقب. لكنّنا أخيراً تحدّثنا عن النقل. قلتُ إنني استأجرتُ بيتاً هناك وإنني اشتريتُ بعض الأثاث، وأنه ينبغي بيع كلّ أثاث البيت القديم، ثم نشتري ما نحتاجه هناك. أمّي وافقت، وكانت أمتعة النقل قد تمّ ترتيب جانبٍ منها. تبقّى حوالي نصف الأثاث القديم لبيعه، وبعض العفش الخفيف كان يجب نقله. قالت أمّي إنه ينبغي أن نرتاح يوماً أو يومين ونزور أقاربنا ثم نرحل. وقالت أيضاً: رون تو (闰土) يريد أن يأتي لزيارتك حين يعلم أنك عدتَ؛ لقد أرسلنا إليه رسالة ولعلّه سيصل قريباً. عند ذلك برقت أمام عيني فجأةً صورةٌ رائعة ومدهشة: تحت سماء زرقاء صافية، قمرٌ ذهبيّ مستدير معلّق على شاطئ رملي أخضر ممتدّ حتى البحر؛ وصبيٌّ في الحادية عشرة أو الثانية عشرة، يضع طوقاً فضّياً حول رقبته، يمسك مذراةً من حديد في يده، ويطعن بكلّ ما أوتي من قوة في تشا (猹) — وذلك الوحش الصغير يلتفّ ويفلت هارباً من بين ساقيه. ذلك الصبيّ هو رون تو. حين التقيتُ به كنتُ في العاشرة تقريباً، أي قبل ثلاثين عاماً. كان والده في ذلك الوقت يشتغل بالزراعة، وكان في موسم الحراسة الكبيرة يأتي لحراسة أضحية بيتنا. كان رون تو يعرف أنواعاً كثيرة من الطيور والحيوانات: كيف يمسك بها ليلاً بالأفخاخ والمذاري. في ليالي القمر، كان يقصّ عليّ حكاياته: عن البطّيخ في حقل الرمل بجوار البحر. في ليلةٍ مقمرة، تسمع خشخشة: تشا يقرض بطّيخة. تأخذ مذراتك وتتسلّل نحوه... لم أكن أعرف ما هو التشا حتى الآن؛ تخيّلتُه شيئاً يشبه كلباً صغيراً لكنه شرس. «ألا يعضّ؟» «لهذا المذراة. حين تقترب وترى التشا، تطعنه بالمذراة. الحيوان ذكيّ جداً: يهجم عليك ثم ينسلّ بين ساقيك. فروه أملس كالزيت...» لم أكن أعرف أن في العالم كلّ هذه العجائب: شاطئ البحر بأصدافه الملوّنة؛ وأن للبطّيخ مغامراتٍ بهذه الخطورة. كنتُ لا أعرفه إلا معروضاً في دكان الفاكهة. «على رملنا، حين يرتفع المدّ، تقفز أسماك النطّاطة (弹涂鱼) في كلّ مكان، كلّ واحدة بقدمين كالضفدع...» آه! عقل رون تو كان يحوي كنزاً لا ينضب من العجائب، كلّها مجهولة لرفاق لعبي المعتادين. هم لم يكونوا يعرفون شيئاً من هذا؛ بينما رون تو كان بجوار البحر، كانوا هم — مثلي — لا يرون سوى المربّع الأزرق من السماء فوق أسوار الفناء العالية. للأسف، مضى الشهر الأول واضطرّ رون تو للعودة. بكيتُ بحرقة، وهو أيضاً اختبأ في المطبخ يبكي رافضاً الرحيل، لكن والده أخذه في النهاية. بعد ذلك أرسل لي عبر والده رزمة أصداف وريش طيور جميل؛ وأنا أيضاً أرسلتُ له أشياء مرّةً أو مرّتين، لكن بعد ذلك لم نتلاقَ ثانية. الآن وقد ذكرته أمّي، عادت كلّ ذكريات طفولتي كالبرق دفعةً واحدة، وخُيّل إليّ أنني أرى أمامي وطني الجميل. فأجبتُ فوراً: «يا للروعة! هو... كيف حاله؟...» «هو؟... لم تسِر أموره جيداً أيضاً...» قالت أمّي ناظرةً إلى الباب. «ها هم يأتون مرةً أخرى. يقولون إنهم يريدون شراء أثاث، لكنهم يحملون كلّ ما يطاله يدهم. لعلّي أذهب لألقي نظرة.» نهضت أمّي وخرجت. في الخارج سُمعت أصوات نسائية. استدعيتُ هونغ إير بإشارة وتحدّثتُ معه: هل يعرف الكتابة؟ هل يودّ السفر؟ «هل سنركب القطار؟» «نعم، القطار.» «والسفينة؟» «أولاً السفينة...» «ها! انظروا إلى هيئته! يا لها من لحية طويلة!» صوتٌ حادّ ومميّز صرخ فجأة. ارتعتُ ورفعتُ رأسي بسرعة، لأرى امرأة في الخمسين تقريباً تقف أمامي، عظام خدّيها بارزة وشفتاها رقيقتان، يداها على خصرها، بلا مئزر، ساقاها متباعدتان — بهيئة فرجارٍ رفيع الساقين أُخرج من علبة أدوات الرسم. وقفتُ مذهولاً. «ألا تعرفني؟! أنا حملتُك على ذراعي!» ازددتُ ذهولاً. لحسن الحظ دخلت أمّي في تلك اللحظة وقالت من جانب: «قضى سنوات كثيرة في الخارج ونسي كلّ شيء. ينبغي أن تتذكّر،» قالت لي ملتفتة. «هذه السيدة يانغ (杨二嫂)، من البيت المقابل بشكلٍ مائل: صاحبة دكان التوفو.» آه نعم، الآن تذكّرتُها. في طفولتي كنتُ فعلاً أرى سيدة يانغ جالسة طوال اليوم في دكان التوفو المقابل؛ الكلّ يسمّيها «حسناء التوفو». لكنها آنذاك كانت تضع البودرة البيضاء، وعظام خدّيها لم تكن بهذا البروز، وشفتاها لم تكنا بهذا النحول. ولأنها كانت دائماً جالسة، لم أرَ قطّ هذه الهيئة الفرجارية. كان يُقال إن بفضلها كانت تجارة التوفو ممتازة. لكن على الأرجح بسبب سنّي لم يكن لجمالها أيّ أثرٍ عليّ فنسيتُها تماماً. السيدة الفرجار، مع ذلك، كانت مستاءة جداً واتّخذت تعبير ازدراء، كأنها تسخر من فرنسي لا يعرف نابليون أو أمريكي لا يعرف واشنطن، وتهكّمت: «نسيت؟ هذا ما يحدث حين يصبح المرء مهمّاً جداً...» «لا، ليس الأمر كذلك... أنا...» قلتُ مذعوراً ناهضاً. «إذن دعني أقول لك، يا شون. صرتَ غنياً، وهذه الأثاثات الثقيلة يصعب نقلها على أيّ حال. لماذا لا تتركني هذه الأثاثات القديمة المتهالكة؟ لأناسٍ بسطاء مثلنا، لا تزال صالحة.» «لستُ غنياً أبداً. أحتاج أن أبيع هذه الأشياء ثم...» «يا إلهي! نُصّبتَ حاكم دائرة، وتقول إنك لستَ غنياً! الآن عندك ثلاث محظيات؛ حين تخرج تُحمل في محفّة يرفعها ثمانية حمّالين، وتقول إنك لستَ غنياً! لا يفوتني شيء.» أدركتُ أنه لا فائدة من الكلام فأغلقتُ فمي ووقفتُ صامتاً. «نعم، نعم: كلّما ازداد الغنى قلّ العطاء، وكلّما قلّ العطاء ازداد الغنى...» استدارت السيدة الفرجار ساخطةً تتمتم بلا انقطاع، ومضت ببطء نحو المخرج، وفي طريقها دسّت خلسةً قفّازين لأمّي في خصرها. بعد ذلك جاء المزيد من الأقارب والجيران للزيارة. بين الاستقبال والتعبئة مرّت ثلاثة أو أربعة أيام. ذات عصر شديد البرد، بعد الأكل، كنتُ جالساً أشرب الشاي حين أحسستُ بأحدٍ يدخل فالتفتُّ. حين رأيتُ مَن هو، لم أستطع إلا أن أشعر بصدمةٍ هائلة. قفزتُ من مقعدي وأسرعتُ نحوه. كان رون تو. عرفتُه من النظرة الأولى، لكنه لم يعد رون تو الذي في ذاكرتي. كبر حتى ضعف حجمه السابق؛ الوجه المستدير ذو البشرة الداكنة صار رمادياً مصفرّاً ومحفوراً بتجاعيد عميقة؛ عيناه، كعيني والده، منتفختان ومحمرّتان في كلّ محيطهما؛ كنتُ أعلم أن مَن يزرعون بجوار البحر ويتعرّضون لريح الساحل طوال اليوم، عادةً ما يكون مظهرهم هكذا. على رأسه قبّعة لبّاد ممزّقة، على جسده سترة مبطّنة رقيقة جداً، وهو يرتجف من قمّة رأسه حتى أخمص قدميه. في يديه رزمة ورقية وغليونٌ طويل؛ تلك اليدان لم تعدا اليدين الممتلئتين الورديتين القويتين اللتين أتذكّرهما؛ كانتا خشنتين بطيئتين ومتشقّقتين، كلحاء شجرة صنوبر. تأثّرتُ بعمق لكنني لم أعرف ماذا أقول؛ لم أستطع إلا أن أقول: «آه! أخي رون تو... أتيتَ؟...» عندئذٍ أراد ألفُ شيء أن ينطلق دفعةً واحدة: طيور الحجل، أسماك النطّاطة، الأصداف، التشا... لكن شيئاً ما بدا يحبس كلّ ذلك. الكلمات تدور في رأسي بلا أن تخرج. وقف جامداً لا يتحرّك. على وجهه ظهر تعبيرُ فرحٍ وحزنٍ في آن؛ شفتاه تتحرّكان لكن لم يخرج أيّ صوت. أخيراً اتّخذ وقفةً وقورة ونطق بوضوح: «سيّدي!...» بدا أن رعشةً سرت في جسدي؛ عرفتُ حينها أن حاجزاً حزيناً لا يُختَرق قد ارتفع بيننا. لم أستطع أنا أيضاً نطق كلمة. التفت وقال: «شوي شِنغ (水生)، انحنِ للسيد.» وسحب الطفل الذي كان يختبئ خلفه — صورةٌ طبق الأصل من رون تو قبل عشرين عاماً، لكن أصفر وأنحف، بلا طوقٍ فضّي حول رقبته. «هذا الخامس. لم يرَ الدنيا، دائماً يختبئ...» نزلت أمّي وهونغ إير من الطابق العلوي؛ لعلّهما سمعا الأصوات. «يا سيدتي. تلقّيتُ الرسالة منذ زمن. كنتُ سعيداً جداً حين علمتُ أن السيد عاد...» قال رون تو. «آه، لماذا صرتَ رسمياً هكذا؟ ألم تكونا تناديان بعضكما أخاً من قبل؟ استمرّا كما كنتما: شون.» قالت أمّي سعيدة. «آه، يا سيدتي، أرجوكِ... ذلك لن يكون لائقاً. كنّا أطفالاً حينها ولم نكن نعرف شيئاً...» وبينما يتكلّم رون تو، نادى شوي شِنغ ليركع، لكن الطفل كان خجولاً ويتشبّث بظهر أبيه. «إذن هذا شوي شِنغ؟ الخامس؟ هنا الكلّ غرباء، لا عجب أن يخجل. ليأخذه هونغ إير في نزهة»، قالت أمّي. سمع هونغ إير ذلك وأشار إلى شوي شِنغ، الذي ذهب معه عن طيب خاطر. طلبت أمّي من رون تو أن يجلس. تردّد لحظةً، ثم جلس أخيراً، وأسند غليونه الطويل إلى المائدة وسلّم الرزمة الورقية: «في الشتاء ليس عندنا شيء يُذكر. هذا فولٌ أخضر جفّفناه في الشمس. من فضلك، يا سيدي...» سألتُه عن أحواله. اكتفى بهزّ رأسه. «صعبٌ جداً. السادس يمكنه المساعدة قليلاً، لكنه رغم ذلك لا يكفينا لنأكل... ولا سلام... الكلّ يريد مالاً من كلّ مكان، بلا قواعد... الحصاد سيّء. يزرع المرء شيئاً ويحمله إلى السوق، فيفرضون ضرائب في كلّ مرة، ويخسر المرء. لو لم يبِع، يتعفّن...» اكتفى بهزّ رأسه؛ ومع أن تجاعيد عميقة محفورة في وجهه، لا عضلة تتحرّك — كأنه تمثال حجري. غالباً لم يشعر إلا بالمرارة، لكنه لم يستطع التعبير عنها. بعد لحظة صمت، أخذ غليونه ودخّن بلا كلمة. سألته أمّي وعرفت أن لديه كثيراً ليفعله في البيت وأنه يجب أن يعود في اليوم التالي. ولأنه لم يتناول الغداء بعد، أخبرته أن يذهب إلى المطبخ ويقلي لنفسه بعض الأرزّ. حين خرج، تنهّدنا أنا وأمّي معاً على حاله: أبناء كثيرون، مجاعات، ضرائب ساحقة، جنود وقطّاع طرق، مسؤولون وملاّك أراضٍ — كلّ ذلك طحنه حتى تحوّل إلى دمية من خشب. قالت أمّي إن كلّ ما لا نحتاج لنقله يمكننا إعطاءه له؛ يختار ما يريد. بعد الظهر اختار بعض الأشياء: مائدتين طويلتين، أربعة كراسي، مبخرة بحامل شموع، وقبّاناً. وأراد أيضاً كلّ رماد القشّ. حين نرحل، سيأتي بقاربه ويحمل كلّ شيء. تلك الليلة تبادلنا بضع كلمات عن أمور لا أهمية لها؛ وفي صباح اليوم التالي أخذ شوي شِنغ وعاد إلى بيته. مرّت تسعة أيام أخرى وجاء يوم رحيلنا. جاء رون تو في الصباح؛ شوي شِنغ لم يأتِ — أحضر فقط ابنته ذات الخمس سنوات لتقود القارب. كنّا مشغولين طوال اليوم ولم نجد وقتاً للحديث. جاء أيضاً كثيرٌ من الزوّار: بعضهم لتوديعنا، وبعضهم لأخذ أشياء، وبعضهم لكليهما. عند المساء، حين صعدنا إلى القارب، كان كلّ خردةٍ في البيت القديم، كبيرة وصغيرة، قد كُنس بلا أن يبقى شيء. تقدّم قاربنا. التلال الخضراء على جانبَي النهر أخذت تكتسي لوناً نيلياً عميقاً في الشفق وتبتعد باستمرار خلف المؤخّرة. أنا وهونغ إير اتّكأنا على نافذة القارب، نتأمّل المنظر الغائم في الخارج. فجأة سأل: «عمّاه! متى سنعود؟» «نعود؟ لم تذهب بعد وتريد العودة.» «لكن شوي شِنغ دعاني لأزوره ونلعب في بيته...» نظر بحلمٍ بعينيه السوداوين الكبيرتين. أنا وأمّي أيضاً شعرنا ببعض الحنين، فعدنا للحديث عن رون تو. قالت أمّي إن السيدة يانغ «حسناء التوفو»، منذ أن بدأنا التعبئة، كانت تأتي كلّ يوم. قبل يومين نبشت أكثر من اثنتي عشرة صحناً من كومة الرماد، وبعد تداول أعلنت أن رون تو لا بدّ أنه دفنها ليأخذها مع الرماد. بعد اكتشاف هذه «الحيلة»، نسبت السيدة يانغ لنفسها فضلاً كبيراً وانطلقت ومعها «مُستفزّ الكلاب» (جهاز لإطعام الدجاج في منطقتنا: صينية خشبية بسياج فوقها، مملوءة بالحبوب؛ يستطيع الدجاج أن يمدّ رقبته وينقر، لكن الكلب لا يستطيع فيظلّ ينظر ويكاد ينفجر من الغيظ). رغم قدميها الصغيرتين في أحذية بنعال عالية، كانت تجري بسرعة مذهلة. البيت القديم يبتعد أكثر فأكثر خلفنا؛ جبال ووديان مسقط رأسي تتلاشى تدريجياً. لكنني لم أشعر بحنينٍ خاصّ. شعرتُ فقط أن جدراناً عالية غير مرئية تُحيط بي من كلّ الجوانب، تعزلني في الوحدة، وتضغط عليّ بشدّة. صورة البطل الصغير ذي الطوق الفضّي في حقل البطّيخ، التي كانت واضحة وضوح الشمس قبل لحظة، صارت فجأةً ضبابية، وملأني ذلك بحزنٍ عميق. أمّي وهونغ إير كانا قد ناما. استلقيتُ أصغي إلى همهمة الماء تحت القارب، عالماً أنني في الطريق. فكّرتُ: إلى هذا وصل الأمر بيني وبين رون تو! لكن أبناءنا لا يزالون قلباً واحداً: أليس هونغ إير يفكّر في شوي شِنغ هذه اللحظة؟ أملتُ ألا يتباعدا كما حدث لنا... لكنني لم أُرد لهم أن يعيشوا، من أجل البقاء متّحدين، حياةَ كدٍّ وقلق كحياتي؛ ولا حياة كدٍّ وخدَر كحياة رون تو؛ ولا حياة كدٍّ ووقاحة مُتعمَّدة كحياة آخرين. يجب أن تكون لهم حياةٌ جديدة، حياةٌ لم نعشها قطّ. حين فكّرتُ في الأمل، انتابني فجأةً الخوف. حين أراد رون تو المبخرة وحامل الشموع، سخرتُ منه سرّاً، ظانّاً أنه لا يزال يعبد الأصنام ولا ينساها أبداً. لكن أليس ما أسمّيه الآن أملاً هو أيضاً صنمٌ صنعتُه بنفسي؟ الفارق الوحيد أن أمنيته قريبة، بينما أمنيتي بعيدة وغامضة. في سِنتي، امتدّ أمام عيني شاطئٌ رملي أخضر زمرّدي بجوار البحر، وفوقه سماءٌ زرقاء صافية وقمرٌ ذهبيّ مكتمل. فكّرتُ: لا يمكن القول إن الأمل موجود، ولا يمكن القول إنه غير موجود. هو كالدروب على الأرض. لأن الأرض في الأصل لم يكن فيها دروب، لكن حين يمشي كثيرون في الاتّجاه نفسه، يُوجَد الدرب. (يناير ١٩٢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