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tw/Chapt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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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意大利——從利瑪竇到當代意大利漢學

一、利瑪竇的遺產：意大利是歐洲漢學的誕生地

沒有任何國家能夠聲稱在歐洲與中國的交往中扮演了比意大利更爲悠久或更具深遠影響的角色。從十三世紀末馬可·波羅的《寰宇記》到十七世紀之交利瑪竇劃時代的傳教使命，從塑造了啓蒙運動中國形象的耶穌會民族誌到戰後羅馬、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專業漢學的復興，意大利學者、旅行家、傳教士和外交官一直站在西方與中國文明交往史上每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上。正如傑出的意大利漢學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所觀察的，在歐洲歷史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與西方的接觸基本上可以說就是中國與意大利的接觸。"

然而，意大利漢學同時也悖論般地是一個年輕的學科。1773年耶穌會被取消後，意大利進入了一個相對沉寂的漫長階段——白佐良稱之爲"空白之窗"（finestra vuota）——除短暫的間歇外，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中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白佐良、蘭喬蒂（Lionello Lanciotti）等人及其學生的帶領下，意大利漢學的復興代表了現代人文學科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制度重建故事之一。當代意大利漢學雖然在規模上小於法國、德國或美國的同行，但在中意關係、古典中國文學、明清社會文化史和耶穌會傳教研究等領域產出了最高水準的成果。

意大利漢學的弧線從中世紀旅行者延伸到耶穌會傳教的偉大時代、十八至十九世紀的漫長中斷，再到戰後的復興——使意大利中國研究再次成爲國際學術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中世紀意大利旅行家與"契丹"的發現

2.1 蒙古和平與意大利商人

十三世紀的蒙古征服創造了使歐洲人與中國直接接觸成爲可能的條件。"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橫跨廣袤歐亞帝國的相對和平與穩定時期——開闢了陸路通道，意大利商人是最早利用這些通道的歐洲人之一。佛羅倫薩商人弗朗切斯科·巴爾杜奇·貝格洛提（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在其商業手冊《各國貿易指南》中描述了一條從頓河口岸塔納經中亞草原到中國的貿易路線，並向讀者保證："無論白天還是夜晚，這條路線都完全安全……如果你與六十名同伴同行，就如同在自己家中一樣安全。"

正是意大利旅行者——修士和商人——撰寫了中世紀歐洲最具影響力的中國記述。方濟各會使者柏朗嘉賓（Giovanni di Pian del Carpine）於1246年到達蒙古宮廷，是第一位留下關於蒙古世界重要文字記錄的歐洲人。其繼任者魯布魯克的威廉（Willem van Rubroeck）雖是佛蘭芒人，但通過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網絡傳播了他的記述，而意大利教士在這些網絡中發揮着核心作用。但真正改變歐洲人對中國認知、其遺產在此後數百年中中歐關係中迴響的，是馬可·波羅的敘述。

2.2 馬可·波羅的持久影響

馬可·波羅的《寰宇記》（1298年）已在本書第一章中詳述，但其對意大利漢學史的意義值得進一步強調。該書的影響遠超地理學：它激發了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世俗想象力，在"歐洲人眼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創造了一位學者所謂的"新的意大利夢幻生活的象徵，一個世俗追求的理想王國。"哥倫布那本寫滿批註的《寰宇記》至今保存在塞維利亞，見證着該書在激發大發現時代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意大利漢學而言，波羅的遺產建立了一種意大利人與中國交往的傳統，後世有意識地加以援引。利瑪竇1583年抵達中國時，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在追隨中世紀同胞的足跡。二十世紀漢學家白佐良撰寫其權威著作《意大利與中國》時，從羅馬帝國與漢朝的最早接觸寫起，勾勒出意大利人對中國跨越兩千年的不間斷迷戀弧線。

2.3 元代中國的方濟各會傳教

在馬可·波羅與耶穌會之間，數位意大利方濟各會修士對歐洲的中國知識做出了重要貢獻。孟高維諾（Giovanni di Montecorvino，1247—1328）於1294年攜教皇尼古拉四世致元朝皇帝的信函抵達北京（大都），實際上創建了天主教在中國的教會。他保存至今的三封致歐洲的信函構成了關於元末社會的珍貴文獻。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約1286—1331）在華南廣泛遊歷六年，到訪廣州、泉州、福州、杭州、揚州和南京，撰寫了當時歐洲人中地理覆蓋面最廣的中國城市描述。馬黎諾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於1342年作爲教皇使節抵達大都，受到末代元帝的隆重接見，並獻上一匹馬，引出了《元詩選集》中的五首詩賦。

這些方濟各會的記述雖不如馬可·波羅著名，但對歐洲的中國形象做出了實質性貢獻，並在大航海時代來臨之前的幾十年裏維持了意大利與遠東的聯繫。

三、耶穌會傳教：意大利對早期漢學的最大貢獻

3.1 羅明堅與傳教士漢學的基礎

耶穌會在華傳教的歷史，亦即系統的歐洲漢學的歷史，始於一位意大利人：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羅明堅出生於意大利南部的斯皮納佐拉，擁有兩個法學博士學位，曾在市政機構任職，後加入耶穌會。他於1579年抵達澳門，遵照耶穌會巡視員範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關於入華傳教士"應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字"的指示，立即開始學習中文。

羅明堅所遭遇的困難揭示了第一批歐洲中文學習者面臨的巨大挑戰。他在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以非凡的坦率描述了自己的經歷：

巡視神父寫信命令我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字，在閱讀、書寫和口語方面同時進步。我立即竭盡全力服從了這一命令。但中國的語言和文字不僅不同於我國的，而且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的：沒有字母表，沒有固定數目的字符，每個字符都有自己的含義。即使對於中國人自身而言，也需要十五年的刻苦學習才能閱讀他們的書籍。

羅明堅最初的學習方法是兒童使用的看圖識字法。正如他在1583年的一封信中所說："起初很難找到一位能教我官話的老師，但我必須爲傳教工作學會它……於是我找到了一位老師，只能通過圖畫學習中文：他畫一匹馬，告訴我這種動物中文叫'馬'，其他事物依此類推。"儘管困難重重，羅明堅在兩年零四個月內就能辨認15,000個漢字並開始閱讀中文書籍；三年之內，他已能用中文寫作。

羅明堅最重要的學術成就是首次將中國經典翻譯成歐洲語言。1593年，他對《大學》部分內容的拉丁文翻譯由耶穌會學者波塞維諾（Antonio Possevino）收入其百科全書式的《精選書目》（Bibliotheca Selecta）在羅馬出版。雖然這一部分譯文最初未引起多大注意，但它是西方漢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儒家經典文本首次被譯爲西方語言。羅明堅對"四書"拉丁文翻譯的完整手稿至今保存在羅馬的意大利國家圖書館。

羅明堅還編纂了一部葡中辭典以幫助後來的傳教士學習中文，並用中文撰寫了第一部基督教教義問答——《祖傳天主十誡》。他還是第一位在中國大陸建立永久居所的歐洲耶穌會士，於1583年獲准在肇慶定居——這一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的官話流利和用中文與中國官員通信的能力。

3.2 利瑪竇：歐洲漢學之父

如果說羅明堅奠定了基礎，那麼他的同伴和繼任者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則建起了歐洲漢學的大廈。利瑪竇出生於意大利中部馬切拉塔的一個貴族家庭，十九歲加入耶穌會，在羅馬學院師從德國耶穌會數學家克拉維烏斯（Christopher Clavius）——後來利瑪竇在向中國同行提及時稱其爲"丁老師"。在克拉維烏斯的指導下，利瑪竇掌握了數學、天文學和儀器製造技術——這些技能後來被證明是贏得中國精英階層接納的不可或缺的條件。

利瑪竇1582年抵達澳門，在中國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二十八年，於1610年在北京去世。他的天才在於後來學者所稱的"適應策略"（accommodatio）：將基督教呈現爲與儒學相容，並將歐洲學問調適爲中國文化形式。這一策略要求利瑪竇對中國語言和經典進行深入研究。正如明代知識分子李贄評價利瑪竇所說："讀盡我國之書，延師正其音，聘通四書之士講其深義，復請精六經者解其註疏。"

利瑪竇的《基督教遠征中國記》

利瑪竇最重要的漢學著作是他的意大利文手稿《耶穌會和基督教進入中國記》（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esu e Christianita nella Cina），約1607年開始撰寫，去世時尚未完成。此書由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譯爲拉丁文，1615年以《基督教遠征中國記》（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出版，立即在歐洲引起轟動。

意大利文原始手稿1909年在耶穌會檔案中重新發現，1911—1913年由耶穌會士塔基·文圖裏（Tacchi Venturi）首次出版，隨後由意大利漢學家德禮賢（Pasquale D'Elia）於1942—1949年重新編輯出版，配有詳盡的學術註釋。將利瑪竇的意大利文原文與金尼閣的拉丁文譯本對比，可發現顯著差異：金尼閣刪除或修改了可能顯得過於同情儒學的段落，反映了耶穌會內部關於適應策略的爭論。

該著作的第一卷構成了利瑪竇所說的關於中國的綜合報告，涵蓋其地理、自然資源、工商業、學術和科舉制度、行政制度、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利瑪竇意識到自己的記述優於此前歐洲作者的著作："我們在中國生活了近三十年，走遍了最重要的省份，與這個國家的貴族、高官和傑出學者有友好往來。我們通曉本國語言，親身研究了他們的習俗和法律，而且——最後但也是最重要的——我們日夜致力於研究他們的文獻。"

利瑪竇的觀察不僅因其廣度而引人注目，更因他所展現的批判性智慧。在仔細研讀了跨越四千年的中國歷史並諮詢中國史家之後，他對中國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個引人矚目的評價："雖然他們擁有裝備精良的軍隊和海軍，可以輕鬆征服鄰國，但無論是皇帝還是人民都從未想過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對已有之物心滿意足，沒有徵服的野心。"他帶着近乎諷刺的意味補充道："西方各國似乎被稱霸天下的狂野野心弄得精疲力竭，最終連祖先留下的東西都保不住；中國人卻保存了他們的千年之久。"

《基督教遠征中國記》是第一部向廣大歐洲讀者介紹孔子和儒家經典的歐洲著作。它爲啓蒙運動對中國哲學和治國之道的迷戀奠定了基礎。正如歷史學家方豪總結的："歐洲人最初開始翻譯中國經典、系統地研究儒學和中國文化、在政治、經濟、文學和宗教方面感受到中國的影響——所有這一切都源於"利瑪竇開創的"這一時期"。

3.3 衛匡國：中國地理學之父

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出生於意大利北部特倫託，是繼利瑪竇之後的又一位偉大的意大利耶穌會漢學家。他於1643年抵達中國，正值明朝覆滅之際，大部分職業生涯在浙江省度過。儘管明清交替的動盪，衛匡國仍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仔細測量了他所到每個省份的經緯度，繪製精確地圖，記錄自然環境和地方風俗。

衛匡國的拉丁文著作構成了利瑪竇《基督教遠征中國記》（1615年）與十七世紀晚期耶穌會學術繁榮之間最重要的歐洲中國出版物。他的三部主要著作是：

《韃靼戰紀》（Bellum Tartaricum，1654年）：在回歐旅途中完成，同時在安特衛普、科隆、倫敦、羅馬和阿姆斯特丹出版，這是第一部關於明清易代的歐洲目擊記述。該書基於親身經歷和中國文獻，描述了滿洲征服、北京陷落、李自成起義以及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決定。該書以其冷靜客觀和分析深度備受讚譽，至今仍被視爲研究那一時期歷史不可或缺的資料。它還深刻影響了十七世紀歐洲文學：全歐的劇作家和小說家都取材於其關於王朝覆滅的戲劇性敘事。

《中國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1658年）：這是第一部系統性的歐洲中國史著作，覆蓋從神話起源到西漢末年（公元前1年）的時期。衛匡國依據《史記》、《通鑑綱目》等中國史籍，編撰了一部按朝代和統治時期編排的編年史，中西紀年並列——這是首次使用此種雙重紀年系統。該書被譽爲"歐洲最早的科學、嚴謹、詳盡和系統性的中國歷史著作"，杜赫德（Du Halde）1735年編纂其百科全書式的中國《全志》時大量使用了此書。

《中國新圖志》（Novus Atlas Sinensis，1655年）：衛匡國的傑作，這是第一部採用科學制圖方法制作的歐洲中國地圖集。它包含十七幅地圖——一幅東亞總圖和十六幅分省圖——每幅都手工着色，附有精確的經緯網格。該地圖集將歐洲測量技術與中國方誌的內容相結合，提供了行政區劃、地名詞源、氣候、自然資源、山川、主要城市、人口、風俗和著名歷史人物等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建省地圖上，衛匡國明確標示臺灣爲隸屬福建管轄的中國領土。《中國新圖志》被公認爲十七世紀歐洲中國製圖學的最高成就，在杜赫德1735年的《全志》問世之前一直保持權威地位。衛匡國被尊爲"中國地理學之父"。

衛匡國還撰寫了一部《中國語法》（Grammatica Sinica），這是最早的歐洲中文語法著作，但僅以手稿形式留存，從未出版。

3.4 郎世寧與其他意大利耶穌會士

意大利對耶穌會傳教的貢獻遠超文本學術的範疇。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擔任宮廷畫師逾五十年。他發展出一種獨特的混合畫風，將歐洲的透視法、明暗法和解剖學精確性與中國的構圖原則和繪畫媒介融爲一體。他的鴻篇鉅製——包括騎馬肖像、戰爭場景和乾隆帝征戰圖——成爲清廷自我表現的標誌性作品，展示了中歐藝術交匯的創造性可能。

其他值得注意的意大利耶穌會士包括：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福建被尊爲"西來孔子"，用中文大量撰寫地理、哲學和基督教義著作；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與徐光啓合作撰寫水利工程文獻；利類思（Lodovico Buglio，1606—1682），將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翻譯成中文。這些人物中的每一位都爲界定耶穌會傳教使命並奠定西方漢學基礎的宏大文化翻譯事業做出了貢獻。

3.5 殷鐸澤與經典翻譯

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西西里耶穌會士，1659年抵達中國，被派往江西省從事"四書"翻譯工作。1662年，他出版了《中國智慧》（Sapientia Sinica），收錄了《大學》的拉丁文翻譯及《論語》的部分內容。在1664—1665年的反基督教迫害中，殷鐸澤和另外二十五名歐洲傳教士被拘禁在廣州的一座教堂裏；在這段被迫的囚禁中，他完成了《中庸》的拉丁文翻譯，以《中國人的政治和道德學問》（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爲題分別於1667年在廣州和1669年在果阿出版。他還撰寫了一部簡短的孔子拉丁文傳記《孔子傳》（Confucii Vita）。

殷鐸澤的名字出現在里程碑式著作《中國哲學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巴黎出版）的編者名單之首——這部著作首次使儒家哲學爲歐洲知識分子所理解，深刻影響了啓蒙運動。通過這部著作，殷鐸澤"使歐洲認識了孔子，爲儒家思想在歐洲的傳播做出了傑出貢獻。"

3.5（續）、馬國賢與那不勒斯中國學院的創立

馬國賢（Matteo Ripa，1682—1746），傳信部神父，1710年抵達北京，在康熙帝朝中擔任宮廷畫師。1723年返回意大利時，他帶回了四名中國學生及其老師，並在教皇批准下在那不勒斯創辦了中國學院（Collegio dei Cinesi）。該學院的主要目的是培養中國籍神職人員，但它也成爲中文教學和研究的中心——意大利第一個、也是歐洲最早的專門中國研究機構之一。

馬國賢晚年撰寫的兩卷本回憶錄《日誌》（Giornale）詳細記述了他在清廷的歲月和在中國的遊歷，包括對宮廷生活、自然風光和風俗的細緻觀察。意大利文原本於1996年由那不勒斯東方大學出版，附有漢學家法蒂卡（Michele Fatica）的學術導言和註釋。

那不勒斯中國學院歷經多次制度變遷：1870年意大利統一後改爲皇家亞洲學院（Reale Accademia Asiatica），1925年升格爲那不勒斯東方大學（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這所直接承繼馬國賢十八世紀創辦的機構，至今仍是意大利最重要的中國研究中心之一。

四、漫長的中斷：1773至1945年的意大利漢學

4.1 耶穌會的取消及其後果

1773年教皇克萊門特十四世取消耶穌會對意大利漢學造成了毀滅性打擊。耶穌會一直是意大利學者與中國交往的主要載體；隨着其解散，意大利中國研究的制度基礎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在取消後的半個多世紀裏，曾構成歐洲漢學研究脊樑的耶穌會學者紛紛沉默，中西知識交流的步伐明顯放緩。

與此同時，意大利半島長期的政治分裂——意大利直到1870年才統一——將國家精力從遙遠的文化交往中轉移開來。當法國、英國和德國在建立殖民帝國、設立東方學大學教席之時，意大利卻沉浸在內部政治鬥爭中。在這種環境下，意大利學者幾乎沒有動力去學習中文或研究中國文明。結果就是白佐良所說的漫長"空白之窗"時期，意大利漢學家"寥寥無幾"，也沒有產出具有持久國際影響力的著作。

正如白佐良指出的，這兩個因素合力終結了意大利在歐洲漢學中的領先地位，將這一殊榮讓給了法國——雷慕沙（Rémusat）1814年被任命爲法蘭西學院首任中文教席教授，開啓了專業學術漢學的時代。這是一個苦澀的諷刺：給歐洲帶來了最早的漢學家——羅明堅、利瑪竇、衛匡國、殷鐸澤——的那個國家，如今卻發現自己成了這些人所創立的學科中的後來者。

4.2 十九世紀

整個十九世紀，意大利漢學幾乎未產出具有持久影響力的著作。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晁德蒞（Angelo Zottoli，1826—1902），他是耶穌會1814年恢復後於1848年抵達上海的耶穌會士。晁德蒞的五卷本《中國文學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1879—1883），以中拉雙語格式在上海出版，是1950年之前西方最全面的中國古典文學選集。雖然晁德蒞的拉丁文有時被批評爲"略顯晦澀"，但該著作展示了對中國文學傳統的真正精通，在新興的專業漢學背景下，代表了從傳教士學術到學院學術的過渡性作品。

4.3 德禮賢：最後的傳教士，第一個專業人士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產生了一位一流的意大利漢學家：耶穌會士德禮賢（Pasquale D'Elia，1890—1963）。德禮賢在中國擔任傳教士多年，習得流利的中文和對中國文化及歷史文獻的深厚知識。他"幾乎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唯一重要的意大利漢學家。"

德禮賢最持久的成就是他對利瑪竇著作的批評性編輯——《利瑪竇文獻》（Fonti Ricciane），1942—1949年出版。在塔基·文圖裏早期版本的基礎上，德禮賢提供了詳盡的註釋和評註，辨識中國人名和地名，驗證歷史日期和事件，交叉參照中國文學和文獻資料，並對利瑪竇關於中國文化的闡釋進行詳細分析。其成果是一部至今仍是研究利瑪竇和早期耶穌會傳教的學者所用的"標準版本"。

德禮賢的工作既是一個高峯也是一座橋樑。作爲三個半世紀前由羅明堅和利瑪竇開創的意大利傳教士漢學傳統的最後一位偉大代表，他將這一傳統推向了學術的巔峯。同時，通過在羅馬大學的短暫任教，他直接影響了兩位年輕學者——白佐良和蘭喬蒂——他們將成爲意大利戰後專業漢學的奠基者。德禮賢的性格有些棘手：白佐良後來回憶說，他"固執而驕傲"，在學術界"沒有一個朋友"，最後的歲月"被疾病和失望所困擾。"然而，他的學術遺產令人矚目，對下一代的影響也被證明是決定性的。

五、戰後復興：專業的意大利漢學

5.1 廢墟與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意大利漢學的狀況十分慘淡。中文教學實際上已經停止；1945年戰爭結束時，意大利只有一位中文教授——德禮賢本人，當時在羅馬大學。學生人數，如蘭喬蒂回憶的，"一隻手的手指就數得過來。"

重建由三所機構及其相關學者主導：羅馬大學、那不勒斯東方大學和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學。羅馬的白佐良、先後在羅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蘭喬蒂、以及威尼斯的薩巴蒂尼（Mario Sabattini）成爲培養新一代意大利漢學家的核心。由偉大的東方學家圖齊（Giuseppe Tucci）創立的意大利中東遠東研究所（Is.M.E.O.）通過其在羅馬、米蘭和都靈的語言課程以及兩種重要刊物——《東方與西方》（1951年創刊的英文季刊）和《中國》（蘭喬蒂自1956年起編輯的意大利文叢刊）——提供了額外的制度支持。

5.2 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1920—2001）

白佐良是一位語言天賦超羣的多語者，在十六歲開始學習中文之前就已精通希臘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和德文。他在羅馬大學學習法學，同時跟隨德禮賢接受漢學訓練。1946年，他被派往南京的意大利大使館擔任外交隨員，在那裏他的中文迅速提高，並沉浸在古典中國文學之中。

1953年，白佐良被派往香港擔任意大利副領事，後升任總領事，任至1960年。在香港的七年對其學術發展至關重要：脫離了歐洲學術生活的束縛，白佐良如飢似渴地閱讀中國文學和歷史資料，積累了他日後學術工作所賴以爲特色的對中文文本的深厚熟悉。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中國文學史》（La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Cinese），1959年在米蘭出版，當時他仍在香港。

1969年，白佐良在意大利代表團中參與了在巴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外交關係的談判——這是對中意關係的一項超越純學術層面的貢獻。

1981年至1995年，他執掌羅馬大學中文教席，發表了一百多篇關於中國文學史、中意關係、耶穌會傳教和道教的論著，以及大量中國古典和通俗文學的意大利文翻譯。

白佐良的登峯造極之作是《意大利與中國》（Italia e Cina），與年輕同事馬西尼（Federico Masini）合著。該書追溯了從古代到清朝覆滅的中意關係史。白佐良撰寫了前四章，覆蓋從羅馬帝國到十八世紀的時期，馬西尼則貢獻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章節。該書以其資料基礎的廣度和深度著稱：白佐良不僅利用了標準的歐洲文獻，還利用了中國正史、野史、叢書、文集、筆記、考古報告以及傳教士本人的中文著述。例如，他在宋代市舶司官員趙汝適的《諸蕃志》中發現了出現在中國文獻中的"第一塊意大利土地"——斯加里耶（Sikaliye，即西西里）王國。

在該書的最後一章——以儒家名言"子不語"爲題——白佐良通過日常生活的視角比較了意大利和中國文明——家庭價值觀、有組織犯罪、猜拳、喫麪條、移民——最終得出了具有持久意義的結論：一個以其文化遺產爲榮的民族，必須努力克服民族虛榮心和對其他民族的潛在偏見，以開放的態度面對外國文化。他認爲，這兩個國家永遠不應發生衝突，"正如在過去的世紀裏，它們從未真正發生過沖突。"

5.3 蘭喬蒂（Lionello Lanciotti，1925—2010）

蘭喬蒂是白佐良在羅馬大學德禮賢門下的同窗，1947年獲得學位後赴海外深造：先在斯德哥爾摩師從偉大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後在萊頓師從戴聞達（J.J.L. Duyvendak）。意大利、瑞典和荷蘭學術傳統的結合賦予了蘭喬蒂異常開闊的方法論視野。

自1960年起，他先後在羅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擔任教授；自1956年起，他擔任Is.M.E.O.出版系列《中國》的編輯，該系列代表了意大利中國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他還與圖齊共同編輯季刊《東方與西方》。1980年代，蘭喬蒂參與了歐洲中國研究協會的道藏編目項目，並根據馬王堆帛書出版了一部《道德經》意大利文翻譯（1981年，米蘭）。

蘭喬蒂的學術著述涵蓋中國語言、文學、哲學、宗教、考古學和政治，發表了150多篇論著。他最重要的著作包括《中國敘事文學》（La Letteratura Narrativa Cinese，1960年）、《中國文學》（La Letteratura Cinese，1968年）和《孔子：生平與教導》（Confucio: Vita e Insegnamento，1997年）。他還撰寫了一部有價值的綜述——《漢學簡史》（Breve Storia della Sinologia，1977年），評述了該領域的趨勢和前景。

5.4 後續世代

白佐良和蘭喬蒂的學生使意大利漢學建立在了堅實的制度基礎之上，並顯著擴展了其研究範圍。

薩巴蒂尼（Mario Sabattini，約生於1940年代），蘭喬蒂的學生，自1972年起執掌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教席，1988年至1999年擔任意大利中國研究協會（AISC）祕書長。1999年至2003年任意大利駐北京大使館文化參贊，2003年獲中國政府頒發的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歷史和中國美學史；他是第一位研究中國現代美學家朱光潛對貝內代託·克羅齊哲學的接受的意大利學者，1984年出版了一部關於這一課題的專著。他與桑坦傑洛（Paolo Santangelo）合著了《中國史》（Storia della Cina，1986年，羅馬）。

桑坦傑洛（Paolo Santangelo，生於1943年），任教於那不勒斯東方大學，專攻明清社會文化史。他的獨特學術貢獻是對中國文學——尤其是《聊齋志異》等作品——中情感和態度詞彙的研究。通過對文本的細緻辭典學分析，桑坦傑洛探索了晚期帝制中國文化中情感如何被概念化、分類和評價，主張"需要翻譯的不是詞語本身，而是整個文化；只有這樣才能理解一種感情是如何被定位在一個系統性的世界觀、語言和社會生活方式之中的。"他關於新儒學倫理傳統中"情"、"欲"和"罪"等概念的著作構成了對比較情感史的獨創性貢獻。

馬西尼（Federico Masini，生於1957年），白佐良在羅馬大學的繼任者，以《近代中國詞彙的形成及其向國語的演進：1840—1898》（1993年）確立了學術聲譽。這是一項關於中國如何在動盪的十九世紀通過創造新詞彙來吸收外來概念的開創性研究。馬西尼認爲，中西文化背景的差異使得將西方物質、科學和哲學概念翻譯成中文成爲一個複雜的"思考和解讀"過程，而非簡單的語言借用。該書1997年上海出版的中文翻譯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廣泛關注。他還與白佐良合著了《意大利與中國》。

六、機構與當代方向

6.1 主要中心

到二十一世紀初，意大利漢學已發展出堅實的制度基礎設施。十五所意大利大學開設了中文課程，學生總數約三千人。三個歷史中心——羅馬、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仍然最爲重要，但中國研究已擴展到米蘭、都靈、博洛尼亞、佛羅倫薩等地的大學。

1988年，意大利中國研究協會（Associazione Italiana di Studi Cinesi, AISC）出版了《意大利中國研究書目》（Bibliografia degli Studi Italiani sulla Cina），記錄了四個世紀以來意大利漢學家的生平和著述——這是對整個傳統的一次有益盤點。

6.2 AISC與國際網絡

意大利漢學專業化的一個重要步驟是1980年代意大利中國研究協會（AISC）的成立。AISC爲從事中國研究的各大學院系和研究機構提供了一個全國性的協調論壇，定期組織學術會議，促進與歐洲中國研究協會（EACS）和中國學術機構的聯繫。意大利漢學家是國際學術網絡的活躍參與者，頻繁在意大利和海外主辦和出席會議，並與中國大學發展交換項目。

圖齊創立的意大利中東遠東研究所（Is.M.E.O.，後改爲Is.I.A.O.）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雖然圖齊本人不是漢學家，但他創建的制度基礎設施——包括《東方與西方》和《中國》期刊、語言課程和研究項目——提供了戰後意大利漢學重建的組織框架。在蘭喬蒂自1956年起的編輯主持下，《中國》叢刊出版了三十多卷學術論文，代表了意大利中國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

6.3 獨特特徵

當代意大利漢學具有若干獨特特徵，這些特徵既反映了其傳統的優勢，也反映了意大利學術界特有的知識文化。

第一，耶穌會傳教和中意文化關係的研究仍然是一個核心關注領域。意大利學者在這一領域享有天然優勢，因爲他們能夠接觸梵蒂岡和耶穌會檔案，熟悉拉丁文和近代早期意大利文，並與利瑪竇、衛匡國等人所來自的世界有文化上的親近感。白佐良晚年編輯衛匡國《全集》（Opera Omnia）——收集其拉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和中文著作——的項目體現了這一傳統。

第二，意大利漢學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產出了傑出成果。直接從原文——而非通過英文、法文或德文中介翻譯——翻譯主要中國文學作品已成爲標準做法。從《唐詩三百首》和《紅樓夢》到魯迅、老舍、巴金、莫言和阿城的小說，都有合格漢學家完成的意大利文翻譯。在文學理論領域，學者羅珊達（Alessandra Rosanda）自1979年起完成了劉勰《文心雕龍》的首個西方語言翻譯——這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第三，明清社會文化史研究——尤其是桑坦傑洛及其學生所進行的研究——代表了意大利對國際中國文明研究的一項真正原創性貢獻。對情感、心態以及文化藉以構建其內心生活的詞彙的關注，使意大利漢學與意大利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更廣泛傳統相連接。

七、結語：一個古老而年輕的學科

意大利漢學的軌跡——從馬可·波羅十三世紀的發現到耶穌會的黃金時代、十九世紀的漫長消沉和戰後的文藝復興——代表了任何國別漢學傳統中最富戲劇性的弧線之一。正如蘭喬蒂所觀察的，意大利專業漢學"出於超越歐洲中心主義的願望"而發展起來；意大利漢學家以日益增長的自覺意識，努力擺脫前幾代人無意識吸收的"歐洲中心主義"偏見。他認爲，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不是出於好奇或異國奢華的趣味，而是出於真正的文化需要。"

意大利漢學的悖論——同時是歐洲最古老和最年輕的中國研究國別傳統之一——賦予了它獨特的視角。它是唯一能夠聲稱與西方對中國文明進行系統研究的最初起源有直接連續性的歐洲漢學傳統。利瑪竇的適應策略、他對古典中文的精通、他對儒家思想的尊重以及他關於平等尊嚴的文明間知識交流的願景，確立了至今仍與漢學實踐相關的原則。同時，意大利漢學作爲專業學科的相對晚近重建，使之得以在沒有根深蒂固的制度結構負擔的情況下發展，靈活地適應新的方法論路徑和新的研究領域。

正如白佐良在《意大利與中國》中總結的，意大利與中國長期交往的歷史爲跨文化關係提供了一個模式——不是建立在武力而是建立在文化之上，不是建立在征服而是建立在對話之上。從這個意義上說，意大利漢學的歷史不僅僅是學術史上的一個篇章；它是人類文明相互理解能力這部更宏大歷史中的一個章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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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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