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tw/Chapte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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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斯堪的納維亞——高本漢與瑞典學派

一、導論：北歐的漢學傳統

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瑞典、丹麥、挪威和芬蘭——的現代漢學史，本質上就是一個人的巨大影響力及其所創學派的歷史。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將歐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應用於古代漢語語音的構擬，徹底革新了漢語歷史音韻學的研究，從而使瑞典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裡處於國際漢學研究的中心位置。正如蒲立本（E.G. Pulleyblank）所言，漢語歷史音韻學的歷史可以分為兩個時期：「BK（Before Karlgren，高本漢之前）和AK（After Karlgren，高本漢之後）」。

然而，高本漢並非憑空而生。瑞典與中國的交往可追溯至十七世紀，植根於比學術漢學早兩百年的商業、科學和知識興趣。瑞典東印度公司、林奈弟子的植物學考察、裝點皇室宮廷的中國風（chinoiserie）以及十九世紀的傳教事業，共同造就了高本漢成就賴以生長的文化土壤。

瑞典及斯堪的納維亞漢學的歷史可分為三個大的階段：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末的形成時期，以旅行記述、科學考察和傳教學術為特徵；從二十世紀初到1960年代的專業化時期，由高本漢及其學生主導，在語言學、考古學和藝術史領域做出了開創性工作；以及從1960年代中期至今的現代時期，在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及其後繼者的引領下，研究重心從古典中國轉向當代中國。

二、瑞典對中國的早期興趣（十七至十九世紀）

2.1 最初的瑞典接觸

瑞典與中國之間最早有文獻記載的接觸發生在1654年，瑞典旅行家尼爾斯·馬特松·喬平隨一位荷蘭商人外交官航行至中國沿海。他的旅行報告於1667年出版，以時代典型的措辭描述中國為一片居住著「聰明而幸福的人民」的土地。此後，瑞典最古老的大學——烏普薩拉大學——出現了一系列以中國為主題的博士論文：約納斯·羅克內魯斯的Murus Sinensis brevi dissertatione adumbratus（《長城略論》，1694年）——第一部瑞典關於中國主題的學術作品——、埃里克·羅蘭的De magno Sinarum imperio（《論偉大的中華帝國》，1697年）以及奧拉夫·塞爾修斯的Exercitium academicum Confucium Sinarum Philosophum leviter adumbrans（《略述孔子——中國哲學家——之學術習作》，1710年）。

這三篇由不同作者在不同時期撰寫的論文，揭示了瑞典對中國崇拜的逐步深化：第一篇描述了一個實體建築，第二篇讚美中國為柏拉圖理想中由哲學家治國之夢的實現，第三篇則把儒家思想作為一種可能有益於瑞典社會的哲學和準宗教體系加以考察。它們反映了這一時期席捲歐洲知識界的「中國熱」。

2.2 瑞典東印度公司與植物學交流

1731年，瑞典建立了自己的東印度公司（Svenska Ostindiska Compagniet）。1732年至1806年間，公司的船隻在哥德堡和廣州之間至少往返了一百三十次，建立了持續四分之三個世紀的瑞中直接貿易聯繫。數位博物學家——主要是偉大植物學家林奈的學生——搭乘這些船隻前往中國，並發表了他們的中國見聞。

其中最重要的是佩爾·奧斯貝克，他的《1750、1751、1752年東印度航行日記》（Dagbok over en Ostindisk Resa aren 1750, 1751, 1752，1757年）是一部篇幅可觀的著作，包含關於中國自然史和文化的詳盡資訊——實際上就是一部中國植物百科全書。同年，林奈的朋友卡爾·古斯塔夫·艾克貝格船長出版了《中國農業概述》（Kort Berattelse om den Chinesiska Landt-Hushallningen），報告了中國的耕作方法，恰好與當時風行法國的重農學派經濟理論相契合。這些出版物對十八世紀中期瑞典人的中國觀產生了重大影響。

2.3 中國崇尚與瑞典宮廷

瑞典中國崇尚最壯觀的表現是1753年在卓寧霍姆宮修建的「中國宮」（Kina Slott）——一座中國風格的宮殿，是國王阿道爾夫·弗雷德里克送給王后洛維薩·烏爾麗卡的生日禮物。這座亭閣至今仍矗立在王宮園林中，藏有大量中國瓷器和藝術品。

洛維薩·烏爾麗卡王后本人也是中國研究的重要贊助者。她蒐集了一批中國書籍，後來年輕的奧古斯特·斯特林堡在斯德哥爾摩皇家圖書館任職期間加以編目，為此花了一年時間學習中文，編成一份四十九條書目，並撰寫了一本關於中文和日文的小冊子《中國與日本》（Kina och Japan）。

最有影響力的瑞典中國崇尚者是卡爾·弗雷德里克·謝費爾，他在1743年至1752年間擔任瑞典駐法大使，與法國重農學派思想家保持著密切聯繫。謝費爾撰寫了大量宣揚重農主義思想的文章，主張農業應為經濟基礎，中國提供了一個值得歐洲仿效的開明治理典範。1772年，他在國王古斯塔夫三世蒞臨的瑞典科學院演講中讚頌了中國的政治制度，並將中國呈現為歐洲國家的楷模。

2.4 傳教士與向學術的過渡

十八世紀末啟蒙時代崇華風潮的消退之後，瑞典與中國交往進入了由新教傳教士領導的新階段。西奧多·漢伯格於1847年作為巴塞爾差會的代表抵達香港。他學會了中文，深入了解中國社會，並與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結為朋友。漢伯格根據洪仁玕的講述撰成《中國叛軍首領洪秀全與廣西起義的起源》（倫敦，1855年），其動機是喚起人們「對中國人民的同情」。此書至今仍是瑞典中國研究早期史的珍貴資料。

另一位傳教士埃里克·福爾克，1887年至1920年間在中國服務，將《莊子》（1924年）和《老子》（1927年）譯為瑞典文，並出版了一部早期中國思想研究——《古代中國的思想家》（Tankare i det gamla Kina，1922年）。兩位前傳教士也完成了利用中國經歷的博士論文：凱蒂·卡爾格倫的《從朱熹〈全書〉看宋代口語漢語研究》（1958年）和貢納爾·謝霍爾姆的《墨子讀本》（1982年）。

傳教士與之前的商人和旅行者不同，通常精通中文，且與普通中國人有廣泛接觸。他們的中國語言和社會知識雖然是為傳教目的而獲得的，但構成了一套真正的專業知識體系，有助於中國文化向瑞典的傳播。

2.5 龍思泰與早期歷史學術

1830年代，瑞典歷史學家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在澳門撰成了第一部西方人關於葡萄牙殖民地的歷史——《葡萄牙在中國的殖民地及天主教在中國的教會與傳教之歷史概述》（澳門，1832–1834年；修訂版，波士頓，1836年）。龍思泰在澳門居住了二十多年，廣泛利用原始資料。他的著作明確闡述了「澳門為中國領土」的論點，並為後來的學者提供了珍貴的原始文獻。這部著作在一個多世紀裡一直是澳門研究的標準參考書。

第一部中國詩歌的瑞典文翻譯——《以瑞典韻文譯中國詩》（Kinesiska dikter pa svensk vars，1894年）——由漢斯·埃米爾·拉爾松完成，他不識中文，而是從德文和法文譯本轉譯。該集收錄了《詩經》中的作品和李白、杜甫、蘇軾的詩作，表明在專業漢學建立之前，瑞典文學界就已對中國詩歌產生了興趣。

三、高本漢與瑞典專業漢學的誕生

3.1 生平與學術養成

高本漢於1889年10月5日出生在瑞典南部的延雪平。他在斯莫蘭長大，很早就表現出對方言學的興趣，在還是學生時就於1908年和1909年發表了兩篇關於當地方言的文章。1907年他進入烏普薩拉大學，最初師從斯拉夫語言學教授倫德爾學習俄語，倫德爾曾開發了一套記錄方言的語音標記系統。

正是二十世紀初斯堪的納維亞歷史音韻學領域的知識風潮塑造了高本漢的學術生涯。在倫德爾和歐洲比較語言學更廣泛傳統的影響下，歷史音韻學已成為「一門非常先進的學科」，吸引了才華橫溢的年輕學者。還在本科階段，高本漢便構想了將為研究歐洲語言和方言而開發的方法應用於中文的設想——而當時瑞典還沒有任何大學開設中文課程。

1909年獲得學士學位後，高本漢前往聖彼得堡，在伊凡諾夫教授門下學習中文基礎，同時修習比較語言學。隨後他獲得資助前往中國進行方言調查。他於1910年3月啟程赴華，1912年1月返回歐洲。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高本漢完成了一項驚人的語言學田野調查壯舉——他的中文水平已足以對二十四個不同方言進行語音學調查——這一成就至今令人嘆服。

返回歐洲後，高本漢在倫敦短暫停留，然後前往巴黎，在法蘭西學院師從偉大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學習了兩年（1912年9月至1914年4月）。在巴黎，他還結識了伯希和（Paul Pelliot）和馬伯樂（Henri Maspero）——這些相遇對漢語歷史音韻學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3.2 《中國音韻學研究》

1915年5月，高本漢以一篇法文撰寫的論文在烏普薩拉獲得博士學位：這是他不朽巨著《中國音韻學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的第一部分。該著作獲得了巴黎碑銘與美文學院1916年的儒蓮獎。

《中國音韻學研究》代表了歐洲比較歷史語言學對漢語的系統性應用。高本漢採用為構擬原始印歐語而開發的方法，通過對現代漢語方言和中國傳統歷史音韻學研究——特別是清代大家們的工作——的比較分析，構擬了中古漢語（公元601年編纂的韻書《切韻》所代表的語言）的語音系統。正如大衛·哈尼所概括的：

高本漢是第一位以歐洲當時通行的歷史語言學學派方法系統研究漢語歷史音韻學的西方漢學家。「高本漢[是]現代漢語歷史音韻學科學研究的先驅，」蒲立本指出。「他為這一學科帶來了其前輩所沒有的、其自稱的追隨者往往也缺乏的嚴謹性。」

高本漢將漢語音韻史分為兩個階段：「古代漢語」（今通常稱為上古漢語），即《詩經》押韻所代表的語言；和「上古漢語」（今稱中古漢語），即《切韻》和宋代韻圖所代表的語言。他又花了約十年時間擴展和修訂最初的論文，於1926年完成了完整的《中國音韻學研究》。該書於1940年由中國頂尖語言學家——趙元任、李方桂和羅常培——譯為中文，這一合作本身就說明了中國學者對高本漢貢獻的尊重。王力，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中國語言學家之一，如此評價高本漢的影響：「西方漢學家人數雖多，但對中國語言學產生影響的卻寥寥無幾。其影響真正巨大的，只有高本漢一人」；「漢語歷史音韻學受高本漢的影響超過了受任何其他人的影響」。

3.3 方法解說

高本漢的方法值得簡要說明，因為它代表了一次真正的方法論突破。他的做法本質上是十九世紀歐洲語言學家用以構擬原始印歐語的比較法的改造。正如比較語言學家通過比較梵語、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等子語言中的同源形式來構擬印歐語祖先詞形一樣，高本漢通過比較同一漢字在不同現代漢語方言中的讀音來構擬漢語更早階段的語音。

關鍵的洞見在於：公元601年的韻書《切韻》保存了漢語更早階段語音系統的資訊，而這一系統可以通過將《切韻》的類別與現代方言讀音的證據結合起來加以構擬。高本漢走遍中國，記錄了二十四個不同方言區的漢字讀音，然後將這些現代形式相互比較，並與《切韻》的類別進行系統對照。其結果是構擬出了中古漢語的語音系統——即約公元六至七世紀的漢語。

對於上古漢語——《詩經》和最早期經典文獻的語言——高本漢主要依據《詩經》本身保存的押韻規律，結合漢字結構中固有的「諧聲系列」證據（即共用同一聲符的漢字最初發音相似）。這第二套構擬更具推測性，但影響同樣深遠。

高本漢工作的重要性遠超語言學範疇。正如哈尼所強調的，歷史音韻學不僅僅是一項技術性操練，更是語文學分析的基本工具。了解漢字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讀音，使學者能夠辨識假借字（一個漢字被「借用」來表示一個同音但語義無關的詞），追蹤詞義的演變，並解決其他方式無法克服的文本疑難。正如清代文字學家王引之所言：「學者若能因聲求義，見假借之字而知本字，則難處自可迎刃而解。」

3.4 與馬伯樂的學術論辯

高本漢的構擬並非沒有受到挑戰。馬伯樂（Henri Maspero）曾獨立從事漢語歷史音韻學研究，並預見了高本漢的部分方法。1920年，他以自己對《切韻》系統的詳細研究——《唐代長安方言》（Le Dialecte de Tch'ang-an sous les T'ang）——回應了《中國音韻學研究》。高本漢則在《古代漢語的構擬》（1922年）中採納了馬伯樂的部分建議，並反駁了另一些。高本漢承認：「我1919年的構擬體系（Phonologie chinoise, III）基本上仍然成立，但有三個重要方面例外，在這些方面馬伯樂引入了或至少指出了有價值的修正方向。」

高本漢在斯德哥爾摩與馬伯樂在巴黎之間這場富有成效的交流，體現了漢學研究國際主義的最佳狀態。兩位學者從不同的國家傳統和方法論出發，通過持續的批評性對話相互完善各自的結論。高本漢的中古漢語構擬「主導了這一領域多年」，直到蒲立本提出了根本性的新方案；他的上古漢語構擬則最終被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的《上古漢語音韻學手冊》（1992年）所取代。然而，即使是高本漢已被超越的框架仍然具有奠基性意義：此後該領域的所有工作，無論以何種方式，都是對他所提出的問題和他所建立的方法的回應。

3.4 《漢文典》與其他主要著作

除《中國音韻學研究》外，高本漢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的辭典和參考工具書，它們使漢語歷史音韻學為從事實際研究的漢學家所用。彼得·布德伯格稱之為「學術的巍峨豐碑」。喬治·A.肯尼迪如此描述其意義：

1923年高本漢教授出版的《中日漢字分析字典》是一件頭等重要的事件，因為它為那些無暇研讀《廣韻》等中國韻書的漢學家提供了一個簡便易用的指南，可以快速查閱特定時期漢字的讀音。1940年《漢文典》的出版進一步擴展了知識領域。

《漢文典——中日漢字的文字與語音》（Grammata Serica，1940年），修訂為《漢文典（修訂版）》（Grammata Serica Recensa，1957年），按語音偏旁系統整理了約六千個漢字，為每個字提供了構擬的中古和上古漢語讀音。他的《古代和上古漢語音韻學綱要》（1954年）總結了他的方法、材料和成果。這些參考工具書成為全世界整整一代漢學家不可或缺的工具。

3.5 經學研究與青銅器研究

高本漢的學術興趣遠不止於音韻學。他完成了中國經典的重要翻譯和注釋，包括《詩經》及其《詁林》（BMFEA，1942–1946年）、《書經》及其《詁林》（BMFEA，1948–1949年）和《左傳》注釋（BMFEA，1969–1970年）。他研究了先秦文獻中的假借字，編纂了一部古典漢語詞彙集，並撰寫了關於《老子》和《莊子》的劄記。

從1930年代到1960年代，高本漢還發表了一系列關於中國青銅器的重要研究，包括《早期中國鏡銘》（1934年）、《中國青銅器的斷代》（1937年）以及對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館藏的多項研究。他還以瑞典文撰寫了面向普通讀者的著作，包括《中國的語文》（Ordet och Pennan i Mittens Rike，1918年）和《中國思想世界》（Fran Kinas Tankevarld，1929年）。

3.6 高本漢的性格與影響

現任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教授羅多弼（Torbjörn Lodén）以同樣適用於其學術的措辭描述了高本漢的性格：「清晰、徹底、目標明確和直言不諱」。他的文風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簡潔而精確」。高本漢最鍾愛的中國古典文本是《左傳》，他稱讚其「字字珠璣」——正如羅多弼所指出的，這一描述也恰切地概括了高本漢本人的學術風格。對高本漢而言，「學術研究的任務是闡明那些可以闡明的事實，而不是沉溺於對無法闡明之事的臆測」。

3.7 制度遺產

1918年9月，高本漢被任命為哥德堡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教授，講授中文和日文。1931年至1936年間他擔任該校校長。1939年他轉往斯德哥爾摩，出任遠東古物博物館（Östasiatiska Museet）館長和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考古學教授。1945年至1965年退休期間，他還兼任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教授，在此期間培養了整整一代斯堪的納維亞漢學家。

遠東古物博物館因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中國的考古工作而創建，在高本漢的領導下成為歐洲最重要的中國藝術和考古研究中心之一。其刊物——《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BMFEA），創刊於1929年——成為漢學研究的頂級平台，高本漢本人從創刊到1970年代幾乎在每一卷中都有論文發表。

四、斯文·赫定、安特生與喜龍仁

4.1 瑞典的考古學貢獻

在高本漢改革漢語語言學的同時，其他瑞典學者在考古學和藝術史領域做出了同樣具有開創意義的貢獻。

斯文·赫定（1865–1952），地理學家和探險家，先後三次赴中亞進行大規模考察。在第二次考察（1899–1902年）中，他在塔里木盆地發現了古城樓蘭，引起國際轟動。第三次考察（1927–1935年）規模最大，有瑞典、德國和中國學者參加；其成果已出版五十六卷。赫定關於亞洲旅行的通俗著作吸引了廣大讀者，激發了瑞典公眾對中國和中亞的興趣。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地質學家，1914年至1924年間擔任中國地質調查所顧問，做出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發現。他參加了北京附近周口店的發掘，最終導致了「北京猿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的發現。1921年，他在河南仰韶村發現了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彩陶——這是在中國古代文明核心地帶發現的第一個新石器時代聚落。1923年至1924年間，他組織了赴甘肅的考察，辨識出約五十個史前遺址。這些發現推翻了此前中國不存在石器時代或史前文化的認知。他的綜合性著作《中國人的史前史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1943年）至今仍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關於中國史前史最重要的考古學著作之一。

安特生將許多出土文物帶回瑞典作進一步研究。根據與中國當局達成的協議，部分文物後來歸還；留在瑞典的藏品成為遠東古物博物館的核心收藏，安特生本人擔任了該館第一任館長（直到1939年退休）。他也是BMFEA的創刊主編。

喜龍仁（Osvald Sirén，1879–1966），出生於芬蘭，長期在斯德哥爾摩工作，是歐洲中國藝術史研究的先驅。他原本研究瑞典和義大利藝術，在擔任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1908–1925年）和國立博物館遠東部主任（1926–1943年）期間轉向中國藝術。他在1920年至1956年間五次訪問中國，拍攝了寺廟、宮殿、園林、城市和風景——這批攝影檔案具有非凡的歷史價值，現保存在遠東古物博物館。他的主要出版物包括四卷本《中國早期藝術史》（1930年）、兩卷本《中國三千年藝術》（Kinas konst under tre tusenden，1942–1943年），以及關於中國園林、北京城牆與城門、中國雕塑和中國繪畫的研究。馬悅然後來寫道：「喜龍仁關於中國建築、雕塑和繪畫的眾多著作早已為世人所知，無須贅述。他的一些判斷或許已被後來的研究所修正。但正是因為有了喜龍仁的工作，西方學術界的注意力才轉向了中國雕塑和繪畫。」

五、馬悅然與現代轉型

5.1 從古典到當代

1965年，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1924–2019）接替高本漢擔任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教授，但頭銜有一項重要的修改：他的教席指定為「中文，尤其是現代中文」。馬悅然同時創建了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並擔任首任系主任。

馬悅然是一位過渡性人物，體現了瑞典漢學從聚焦古代到面向現代的轉型。如一位評論者所言：「如果我們比較瑞典中國研究的兩位巨人——高本漢和馬悅然——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從專注於解決智識難題的漢學，到主要充當跨文化理解媒介的漢學的轉變。」

5.2 從方言學到文學翻譯

受教於高本漢，馬悅然在古典漢語音韻學和文獻考證方面接受了嚴格訓練。他的早期學術生涯沿循老師的道路：在四川進行方言田野調查（1948–1950年），撰寫關於西南官話音韻學的研究；並對《公羊傳》和《穀梁傳》——《春秋》的兩部注釋——以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進行細緻的文本分析。

馬悅然的學術轉向發生在1970年代，他日益投身於將中國文學翻譯為瑞典文。他的翻譯範圍極為廣泛：古典小說（四卷本《水滸傳》、《西遊記》）、唐詩、毛澤東詩詞（三十八首）以及現當代作家沈從文、北島、高行健和李銳的作品。他還組織並參與主編了四卷本《1900–1949年中國文學手冊》，涵蓋二十世紀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和戲劇。

馬悅然兼具「敏銳的分析能力和美學敏感度」，這一品質使他「特別適合從事學術研究和跨文化溝通」。他對文學翻譯的要求極為嚴格：「翻譯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一個優秀的翻譯家，除了具有對文學語言的強烈敏感和銳利的表達能力之外，還必須真正熱愛作家，與其作品同呼吸，才能準確傳達原作的精神。」

5.3 諾貝爾關聯

1985年，馬悅然當選為瑞典學院院士——該機構負責頒發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也是多年來唯一一位具有中國文學專業知識的院士。這一任命使瑞典學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接觸中國文學文化的渠道。馬悅然利用其地位在國際場合推介中國文學，促成中國作家訪問斯堪的納維亞並翻譯他們的作品。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法籍華裔作家高行健——其作品正是馬悅然翻譯為瑞典文的——被廣泛認為反映了馬悅然多年來在世界舞台上為中國文學所做的倡導。

六、斯堪的納維亞漢學的擴展

6.1 高本漢的學生與斯堪的納維亞學術網絡

高本漢最重大的成就之一是培養了一批學生，他們日後在斯堪的納維亞各地創建了中國研究項目。他的第一代學生包括：艾爾西·格蘭（Else Glahn），編纂了高本漢著作目錄；易家樂（Søren Egerod），成為哥本哈根大學中文教授，撰寫了關於高本漢的標準傳記評述；以及畢漢斯（Hans Bielenstein），高本漢門下第一位以漢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論文題為《漢朝的復興》（1953年）。畢漢斯後來將研究擴展為關於東漢歷史的多卷本綜合研究，成為第一位對東漢社會進行全面分析的西方學者。他後來成為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歷史教授。

高本漢的三位學生在將斯堪的納維亞漢學建設成為一項地區性事業方面發揮了特別關鍵的作用：哥本哈根的易家樂（丹麥）、奧斯陸的亨利·亨內（挪威）和斯德哥爾摩的馬悅然（瑞典）。通過這三項任命，高本漢的影響力輻射到了整個北歐地區。

6.2 馬悅然之後的斯德哥爾摩

1990年馬悅然退休後，羅多弼（Torbjörn Lodén）繼任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教授。羅多弼師從馬悅然，其博士論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1928–1929》（1980年）發表後，他轉向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特別是戴震的哲學。他將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譯為英文，並發表了關於儒學的社會功能以及戴震思想中「情」概念的研究。

在羅多弼的領導下，斯德哥爾摩中文系自覺追求他所稱的研究「臨界質量」策略，將研究生集中在聚焦的主題周圍，而不是放任以往時期那種分散狀態。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研究主題擴展到當代中國經濟特區（如比約恩·謝爾格倫2002年關於深圳的博士研究）、勞動力市場、婦女問題、哲學和文學語言學等領域。

6.3 隆德與現代漢語語言學的發展

隆德大學是瑞典第二個主要的中國研究中心，1989年在馬悅然的另一位學生拉格瓦爾德（Lars Ragvald，中文名羅思）的主持下設立了漢學教席。拉格瓦爾德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文學批評家和政治人物姚文元——《姚文元作為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中國日丹諾夫主義的興起》（1978年）。他最初的研究集中在當代中國文學和政治方面，後來轉向現代漢語語言學研究。在他的主持下，隆德大學編纂了第一部漢瑞辭典（《漢語-瑞典語辭典》），於2000年出版——這是瑞典漢學辭書學的一個里程碑。

6.4 更廣泛的斯堪的納維亞發展

除瑞典外，中國研究還在其他數所斯堪的納維亞大學得到了發展。除哥本哈根（易家樂）和奧斯陸（亨內）外，哥德堡大學和烏普薩拉大學也開設了中文課程。斯德哥爾摩大學還於1984年設立了太平洋亞洲研究中心（CPAS），反映了中國研究從傳統人文漢學向社會科學的擴展。

更廣泛的制度格局反映了歐洲漢學共有的一種趨勢：從通過書面文本研究古典中國文明，逐步轉向以社會科學方法介入現代和當代中國。這一轉變——馬悅然既是其體現者也是其推動者——並未完全取代古典傳統——羅多弼關於戴震和先秦哲學的工作展示了文本學術持續的活力——但從根本上改變了斯堪的納維亞中國研究的重心。

七、瑞典貢獻的國際視野

7.1 獨特特徵

瑞典及更廣泛的斯堪的納維亞漢學傳統具有幾個突出特點：

語言學的嚴謹性。高本漢將比較歷史語言學應用於漢語，確立了一個方法論精確性的標準，後來的斯堪的納維亞漢學家一直予以秉承。即使是那些離開語音學研究的學者，如馬悅然和羅多弼，也在其工作中帶入了高本漢學派特有的對語言和文本的嚴謹態度。

制度集中性。不同於美國甚至德國漢學分散的制度格局，斯堪的納維亞的中國研究集中在少數幾個中心，形成了既足夠小以便於密切的學術交流、又足夠大以支撐博士項目和出版系列的學術社群。

從古典到現代的轉變。從高本漢專注古代中國到馬悅然面向現代中國文學和社會的轉變，在一代人之內、在同一學術譜系之中完成——這是一次異常順暢的過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兩人的個人品質和知識廣度。

文化中介。自1970年代以來，瑞典漢學以其對文學翻譯和文化交流的非凡投入而著稱。馬悅然數十年如一日地將中國文學翻譯為瑞典文的計劃，他在瑞典學院中的角色，以及他與中國作家的個人友誼，使他成為中歐關係中一位具有真正文化意義的人物。

7.2 高本漢的全球遺產

高本漢的影響遠超斯堪的納維亞。他的中古和上古漢語語音構擬，雖然在細節上已被超越，但確立了此後所有漢語歷史音韻學研究得以在其中展開的概念框架。他的參考工具書——《中日漢字分析字典》、《漢文典》、《綱要》——數十年來一直是學者們的標準工具。他堅持以語文學嚴謹性和經驗證據作為漢學研究基礎的立場，確立了超越國界的學術標準。

在中國本身，高本漢的影響是深遠的。王力的評價——高本漢是唯一一位對中國語言學產生真正重大影響的西方漢學家——得到了廣泛認同。中國學者普遍接受了高本漢的方法和原則，即使在提出具體修正和改進意見的時候亦是如此。1940年由三位中國最傑出語言學家完成的《中國音韻學研究》中譯本，本身就是西方漢學方法在中國被接受的一個里程碑。

八、結論：從中國風到「臨界質量」

瑞典漢學的軌跡——從卓寧霍姆宮的中國風，經過高本漢的語音構擬，到馬悅然的文學翻譯和羅多弼的哲學研究——描繪出一條具有歐洲漢學發展共性但又帶有鮮明斯堪的納維亞色彩的弧線。斯堪的納維亞學術生活的小規模培育了一種學術親密性的傳統：高本漢培養了馬悅然，馬悅然培養了羅多弼和拉格瓦爾德，通過這些師承鏈條，一個連貫的傳統得以維繫，即使其內容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

正如羅多弼所闡述的當代斯堪的納維亞漢學面臨的挑戰：「對我和我的同事而言，目前的首要任務是盡可能善用高本漢教授和馬悅然教授留給我們的傳統，並將精力集中在我們在世紀之交面臨的最重要的學術挑戰上。維護傳統並不意味著簡單地繼續耕耘他們所開墾的田地，而是為今天和明天尋找新的研究課題。」

新一代斯堪的納維亞漢學家正在不斷擴展的領域中踐行這一使命——從深圳經濟特區研究到中國廣告文化分析，從苗語音韻學到《詩經》詮釋學。將這些多樣化的研究統一起來的，是從高本漢繼承並經其後繼者完善的一個信念：中國研究需要同樣的方法論嚴肅性、同樣的對原始資料的耐心以及同樣的向中國學者學習的意願——這些正是瑞典傳統自其肇始以來最優秀作品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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