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Xun 11 CN DE

鲁迅全集 Lu Xun Gesamtausgabe

Chinesisch-Deutsch（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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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表之外”

　　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诧异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已经去信公开答复了。还有一层没有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但今年发见了，我的骂对于被骂者是大抵有利的。

　　拿来做广告，显而易见，不消说了。还有：１，天下以我为可恶者多，所以有一个被我所骂的人要去运动一个以我为可恶的人，只要摊出我的杂感来，便可以做他们的“兰谱”〔２〕，“相视而笑，莫逆于心”〔３〕了。“咱们一伙儿”。

　　２，假如有一个人在办一件事，自然是不会好的。但我一开口，他却可以归罪于我了。譬如办学校罢，教员请不到，便说：这是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学生闹一点小乱子罢，又是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他倒干干净净。

　　我又不学耶稣〔４〕，何苦替别人来背十字架呢？

　　但“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也许后来还要开开口。可是定了“新法”了，除原先说过的“主将”之类以外，新的都不再说出他的真姓名，只叫“一个人”，“某学者”，“某教授”，“某君”。这么一来，他利用的时候便至少总得费点力，先须加说明。

　　你以为“骂”决非好东西罢，于有些人还是有利的。人类究竟是可怕的东西。就是能够咬死人的毒蛇，商人们也会将它浸在酒里，什么“三蛇酒”，“五蛇酒”，去卖钱。

　　这种办法实在比“交战”厉害得多，能使我不敢写杂感。但再来一回罢，写“不敢写杂感”的杂感。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意表之外”，是引用复古派文人林纾文章中不通的用语。

　　〔２〕“兰谱”旧时朋友相契，结为兄弟，互换谱帖以为凭证，称为金兰谱，省称兰谱，取《周易•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意思。

　　〔３〕“相视而笑”二句，见《庄子•大宗师》，即彼此同心，毫无拂逆的意思。

　　〔４〕耶稣（约前４-３０）基督教创始人。据《新约全书》说，他在犹太各地传教，为犹太教当权者所仇视，后被捕送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

可恶罪

　　这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ＣＰ或ＣＹ，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２〕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

　　九，十四。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２〕清党委员会蒋介石国民党为镇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而设立的机构。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指派邓泽如等七人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五月十七日，该会正式成立，各省也先后组成它的下属机构。

谈“激烈”

　　带了书籍杂志过“香江”，有被视为“危险文字”而尝“铁窗斧钺风味”之险，我在《略谈香港》里已经说过了。但因为不知道怎样的是“危险文字”，所以时常耿耿于心。为什么呢？倒也并非如上海保安会所言，怕“中国元气太损”〔２〕，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许要经过香港，须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里以为平常的，那边就算过激，滚油煎指头。今天正是正当的，明天就变犯罪，藤条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从乡间来，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为现在是时行这样的制度了罢。至于我呢，前年已经四十五岁了〔３〕，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无须这么宝贵生命，思患豫防。但这是别人的意见，若夫我自己，还是不愿意吃苦的。敢乞“新时代的青年”们鉴原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环日报》上遇到一点参考资料了。事情是一个广州执信学校的学生，路过（！）香港，“在尖沙嘴码头，被一五七号华差截搜行李，在其木杠（谨案：箱也）之内，搜获激烈文字书籍七本。计开：执信学校印行之《宣传大纲》六本，又《侵夺中国史》一本。此种激烈文字，业经华民署翻译员择译完竣，昨日午乃解由连司提讯，控以怀有激烈文字书籍之罪。……”抄报太麻烦，说个大略罢，是：“择译”时期，押银五百元出外；后来因为被告供称书系朋友托带，所以“姑判从轻罚银二十五元，书籍没收焚毁”云。

　　执信学校是广州的平正的学校，既是“清党”之后，则《宣传大纲》不外三民主义可知，但一到“尖沙嘴”，可就“激烈”了；可怕。惟独对于友邦，竟敢用“侵夺”字样，则确也未免“激烈”一点，因为忘了他们正在替我们“保存国粹”之恩故也。但“侵夺”上也许还有字，记者不敢写出来。

　　我曾经提起过几回元朝，今夜思之，还不很确。元朝之于中文书籍，未尝如此留心。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范。他不但兴过几回“文字狱”〔４〕，大杀叛徒，且于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细心加以删改。同胞之热心“复古”及友邦之赞助“复古”者，似当奉为师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书，我曾经举出过《茅亭客话》。但这书在《琳琅秘室丛书》里〔５〕，现在时价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阔人，那能得之哉？近来却另有一部了，是商务印书馆印的《鸡肋编》，宋庄季裕著，每本只要五角，我们可以看见清朝的文澜阁本和元钞本有如何不同。〔６〕今摘数条如下：“燕地……女子……冬月以栝蒌涂面，……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今使中国妇女，尽污于殊俗，汉唐和亲之计，盖未为屈也。”（清人将“今使中国”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异于南方如此”七字。）

　　“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僊源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今其遗址，不复可见。而先圣旧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叹也夫。”）

　　抄书也太麻烦，还是不抄下去了。但我们看第二条，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会所切望的“循规蹈矩”之道〔７〕。即：原文带些愤激，是“激烈”，改本不过“可叹也夫”，是“循规蹈矩”的。何以故呢？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叹也夫”则瘟头瘟脑，即使全国一同叹气，其结果也不过是叹气，于“治安”毫无妨碍的。

　　但我还要给青年们一个警告：勿以为我们以后只做“可叹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还未研究好，单看清朝的老例，则准其叹气，乃是对于古人的优待，不适用于今人的。因为奴才都叹气，虽无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必须要如罗素〔８〕所称赞的杭州的轿夫一样，常是笑嘻嘻。

　　但我还要给自己解释几句：我虽然对于“笑嘻嘻”仿佛有点微词，但我并非意在鼓吹“阶级斗争”，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一篇，杭州轿夫是不会看见的。况且“讨赤”诸君子，都不肯笑嘻嘻的去抬轿，足见以抬轿为苦境，也不独“乱党”为然。而况我的议论，其实也不过“可叹也夫”乎哉！现在的书籍往往“激烈”，古人的书籍也不免有违碍之处。那么，为中国“保存国粹”者，怎么办呢？我还不大明白。仅知道澳门是正在“征诗”，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经“江霞公太史（孔殷）〔９〕评阅”，取录二百名。第一名的诗是：南中多乐日高会。。。良时厚意愿得常。。。

　　陵松万章发文彩。。。百年贵寿齐辉光。。。

　　这是从香港报上照抄下来的，一连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这诗大约还有一种“格”，如“嵌字格”〔１０〕之类，但我是外行，只好不谈。所给我益处的，是我居然从此悟出了将来的“国粹”，当以诗词骈文为正宗。史学等等，恐怕未必发达。即要研究，也必先由老师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独诗词骈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骈文入神的饶汉祥〔１１〕一死，日本人也不禁为之慨叹，而“狂徒”又须挨骂了。日本人拜服骈文于北京，“金制军”“整理国故”于香港，其爱护中国，恐其沦亡，可谓至矣。然而裁厘加税〔１２〕，大家都不赞成者何哉？盖厘金乃国粹，而关税非国粹也。“可叹也夫”！

　　今是中秋，璧月澄澈，叹气既完，还不想睡。重吟“征诗”，莫名其妙，稿有余纸，因录“江霞公太史”评语，俾读者咸知好处，但圈点是我僭加的--“以谢启为题，寥寥二十八字。既用古诗十九首中字，复嵌全限内字。首二句是赋，三句是兴，末句是兴而比。步骤井然，举重若轻，绝不吃力。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洵属巧中生巧，难上加难。至其胎息之高古，意义之纯粹，格调之老苍，非寝馈汉魏古诗有年，未易臻斯境界。”

　　九月十一日，广州。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２〕“中国元气太损”一九二七年夏天，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当局，嗾使一部分买办洋奴用所谓“上海保安会”的名义，散发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反动传单与图画，有一张图画上画一个学生高高站着大叫“打倒帝国主义！”他下面的一群听众，包括绅士、学者、商人、流氓，都表示反对，其中有一个工人张嘴喊着：“中国元气太损，再用不着破坏了！”

　　〔３〕高长虹在《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有这样谩骂作者的话：“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下文“身心交病”、“新时代的青年”，也是引自高长虹的文章。

　　〔４〕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等朝，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如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庄廷鑨《明书》之狱；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吕留良、曾静之狱；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之狱；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徐述夔《一柱楼诗》之狱等，是其中最著名的几次大狱。

　　〔５〕《茅亭客话》宋代黄休复著；《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珽校刊。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一节及其注〔６〕、〔７〕。

　　〔６〕《鸡肋编》参看本书第３３６页注〔８〕。清代胡珽《琳琅秘室丛书》中收有此书，系以影元钞本校文澜阁本；这里是指夏敬观据琳琅秘室本校印的本子，一九二○年七月出版。文澜阁，收藏清代乾隆年间所纂修的“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在杭州西湖孤山附近，建于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

　　〔７〕“循规蹈矩”之道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下令增加房捐，受到人民的反抗。租界当局御用的“上海保安会”便散发题为《循规蹈矩》的传单，说“循规蹈矩”“是千古治家治国的至理名言；否则，处处演出越轨的举动，就要家不家，国不国了。”威胁群众不得为此事“罢工辍业”。

　　〔８〕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７２-１９７０）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来我国讲学，曾至西湖游览。他“称赞”杭州轿夫“常是笑嘻嘻”的话，见所著《中国问题》一书，其中说几个中国轿夫在休息时，“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

　　〔９〕江霞公太史即江孔殷，字少泉，号霞公，广东南海人。清末翰林，故称太史。他当时是广东军阀李福林的幕僚，经常在广州、港澳等地以遗老姿态搞复古活动。

　　〔１０〕“嵌字格”过去做旧诗或对联的人，将几个特定的字（如人名地名或成语），依次分别用在各句中相同的位置上，叫做“嵌字格”。

　　〔１１〕饶汉祥湖北广济人，民国初年曾任黎元洪的秘书长。他作的通电宣言，都是骈文滥调。他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去世，同月二十九日《顺天时报》日本记者著文哀悼，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实则词章本属国粹，饶已运化入神，何物狂徒，鄙弃国粹，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

　　〔１２〕裁厘加税厘即厘金，是起于清代咸丰年间的一种地方货物通过税。一九二五年十月段祺瑞政府邀请英、美、日本等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会上曾讨论中国裁撤厘金和增加进口税等问题。各国代表大都以裁撤厘金为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条件，反对中国在裁厘以前提高进口货物的税率。他们所以在会议上提出裁厘，意在抵制中国增加关税的要求，因为他们明知当时的中国政府根本是不可能裁撤厘金的。

文艺和革命

　　欢喜维持文艺的人们，每在革命地方，便爱说“文艺是革命的先驱”。

　　我觉得这很可疑。或者外国是如此的罢；中国自有其特别国情，应该在例外。现在妄加编排，以质同志--１，革命军。先要有军，才能革命，凡已经革命的地方，都是军队先到的：这是先驱。大军官们也许到得迟一点，但自然也是先驱，无须多说。

　　（这之前，有时恐怕也有青年潜入宣传，工人起来暗助，但这些人们大抵已经死掉，或则无从查考了，置之不论。）

　　２，人民代表。军官们一到，便有人民代表群集车站欢迎，手执国旗，嘴喊口号，“革命空气，非常浓厚”：这是第二先驱。

　　３，文学家。于是什么革命文学，民众文学，同情文学〔２〕，飞腾文学都出来了，伟大光明的名称的期刊也出来了，来指导青年的：这是--可惜得很，但也不要紧--第三先驱。

　　外国是革命军兴以前，就有被迫出国的卢梭，流放极边的珂罗连珂〔３〕……。

　　好了。倘若硬要乐观，也可以了。因为我们常听到所谓文学家将要出国的消息，看见新闻上的记载，广告；看见诗；看见文。虽然尚未动身，却也给我们一种“将来学成归国，了不得呀！”的豫感，--希望是谁都愿意有的。

　　十二月二十四夜零点一分五秒。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２〕同情文学一九二七年春，广州一小撮共产党的叛徒在《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连续发表“忏悔”的诗文，并对他们的叛变互表“同情”；三月间，又在《现代青年》上发表《谈谈革命文艺》、《革命与文艺》等文章，鼓吹文艺“是人类同情的呼声”，“人类同情的应惑”等等。所谓“同情文学”，当指这类东西。

　　〔３〕珂罗连珂（Q．J．^ENELSZOE，１８５３-１９２１）通译柯罗量疲，俄国作家。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流放西伯利亚六年。著有中篇小说《盲音乐家》、文学回忆录《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

新时代的放债法

　　还有一种新的“世故”〔２〕。

　　先前，我总以为做债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钱的，近来才知道无须。在“新时代”里，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

　　你倘说中国像沙漠罢，这资本家便乘机而至了，自称是喷泉。你说社会冷酷罢，他便自说是热；你说周围黑暗罢，他便自说是太阳。

　　阿！世界上冠冕堂皇的招牌，都被拿去了。岂但拿去而已哉。他还润泽，温暖，照临了你。因为他是喷泉，热，太阳呵！

　　这是一宗恩典。

　　不但此也哩。你如有一点产业，那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倘若他一提倡共产，你的产业便要充公了，但他没有提倡，所以你能有现在的产业。那自然是他赏赐你的。

　　你如有一个爱人，也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许多女性都渴仰到五体投地。他只要说一声“来！”便都飞奔过去了，你的当然也在内。但他不说“来！”所以你得有现在的爱人。那自然也是他赏赐你的。这又是一宗恩典。

　　还不但此也哩！他到你那里来的时候，还每回带来一担同情！一百回就是一百担--你如果不知道，那就因为你没有精神的眼睛--经过一年，利上加利，就是二三百担……阿阿！这又是一宗大恩典。

　　于是乎是算账了。不得了，这么雄厚的资本，还不够买一个灵魂么？但革命家是客气的，无非要你报答一点，供其使用--其实也不算使用，不过是“帮忙”而已。

　　倘不如命地“帮忙”，当然，罪大恶极了。先将忘恩负义之罪，布告于天下。而且不但此也，还有许多罪恶，写在账簿上哩，一旦发布，你便要“身败名裂”了。想不“身败名裂”么，只有一条路，就是赶快来“帮忙”以赎罪。

　　然而我不幸竟看见了“新时代的新青年”的身边藏着这许多账簿，而他们自己对于“身败名裂”又怀着这样天大的恐慌。

　　于是乎又得新“世故”：关上门，塞好酒瓶，捏紧皮夹。这倒于我很保存了一些润泽，光和热--我是只看见物质的。

　　九，十四。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原题《“新时代”的避债法》。

　　〔２〕“世故”及下文若干词句，都是引用高长虹的话。高长虹，参看本卷第３８３页注〔３〕。他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认识鲁迅后，曾得到鲁迅很多指导和帮助。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他却对鲁迅进行恣意的诬蔑和攻击。他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谩骂鲁迅为“世故老人”。在第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给--》一诗中自比太阳：“如其我是太阳时，我将嫉妒那夜里的星星。”在第九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介绍中华第一诗人》内则说：“在恋爱上我虽然像嫉妒过人，然而其实是我倒让步过人。”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时代的命运》中又有“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等语。在同篇中又说他和鲁迅“曾经过一个思想上的战斗时期”，他所用的“战略”是“同情”。在《指掌图》一文内，又自称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第十四期（一九二七年一月）《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中又咒骂：“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等等。所以本文中有“太阳”、“爱人”、“同情”、“来一百回”等语。此外，“帮忙”、“新时代的新青年”等，都是高长虹文中常用的词语。

《尘影》题辞

　　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

　　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在异性中看见爱，在百合花中看见天堂，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２〕，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在此时此地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委实身心舒服，如喝好酒。然而《尘影》〔３〕所赍来的，却是重压。

　　现在的文艺，是往往给人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要不然，只好使自己逃出文艺，或者从文艺推出人生。

　　谁更为仁义和钞票写照，为三道血的“难看”传神呢？〔４〕我看见一篇《尘影》，它的愉快和重压留与各色的人们。

　　然而在结末的“尘影”中却又给我喝了一口好酒。他将小宝留下，不告诉我们后来是得死，还是得生。〔５〕作者不愿意使我们太受重压罢。但这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尘影》一书，题为《〈尘影〉序言》，稍后又刊载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上海《文学周报》第二九七期。

　　〔２〕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这是针对胡适“提倡拜金主义”的文章而说的。该文说：“美国人因为崇拜大拉（按“大拉”是英语ｄｏｌｌａｒ的音译，意思是“元”，后泛指金钱），所以已经做到了真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境界了。……我们不配骂人崇拜大拉；请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崇拜的是什么？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杆，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去寻那垃圾堆里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寸两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这些人崇拜的是什么！”（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语丝》周刊第一五六期《随看录三》）

　　〔３〕《尘影》中篇小说，黎锦明作。它描写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国民党背叛革命前后南方一个小县城的局势。这个小县城在大革命中成立了“县执行委员会”和“农工纠察队”，斗争了地主豪绅；但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当地土豪和各色反动人物，与国民党军官相勾结，对革命力量突施袭击，屠杀了许多革命者和工农群众。

　　〔４〕《尘影》中有这样的描写：大土豪刘百岁被捕，群众要求将他处死。他的儿子用几千元向混进县党部当委员的旧官僚韩秉猷行贿求救。韩受贿后宴请同党商议，说是“人家为孝道，我就为仁义”，最后商定将刘百岁放出。“三道血”是书中主要人物县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者熊履堂在时局逆转后被杀头时所溅的血；“难看”是旁观者的议论。

　　〔５〕《尘影》最末一章描写熊履堂被杀时，他的儿子小宝正从幼稚园放学出来，唱着“扫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但未叙明后来结果如何。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我所要说的几句话

　　陶元庆〔２〕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记得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３〕：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

　　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

　　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已经对于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们是迟暮了，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就不过敬谨接收，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Ｙｅｓ”“Ｎｏ”，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４〕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５〕或清朝的营造尺〔６〕，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鲁迅于上海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２〕陶元庆（１８９３-１９２９）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员。鲁迅前期著译《彷徨》、《朝花夕拾》、《坟》、《苦闷的象征》等书的封面都由他作画。

　　〔３〕作者在陶元庆第一回绘画展览时所说的话，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所作的《“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收入《集外集拾遗》）。

　　〔４〕密达尺法国长度单位Ｍｅｔｒｅ的音译，一译米突。后来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通称为“米”。

　　〔５〕虑傂尺东汉章帝建初六年（８１）所造的一种铜尺。

　　〔６〕营造尺清朝工部营造工程中所用的尺子，也称“部尺”，当时用作标准的长度单位。

革命文学

　　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

　　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意大利的唐南遮〔２〕，德国的霍普德曼〔３〕，西班牙的伊本纳兹〔４〕，中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５〕，都应该作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６〕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７〕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８〕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９〕，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１０〕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１１〕，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众旬刊》第五期。

　　〔２〕唐南遮（Ｇ．Ｄ’Ａｎｎｕｎｚｉｏ，１８６３-１９３８）通译邓南遮，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又狂热地拥护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受到法西斯主义党的推崇。其创作倾向主要是唯美主义，著有剧本《琪康陶》，小说《死的胜利》等。

　　〔３〕霍普德曼（Ｇ．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６）德国剧作家。早年写过《日出之前》、《织工》等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竭力赞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纠合德国的若干知识分子为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辩护。

　　〔４〕伊本纳兹（Ｖ．Ｂｌａｓｃｏ－ＩｂReｎ～ｅｚ，１８６７-１９２８）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因为反对王党，曾两次被西班牙政府监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侨居法国。主要作品有小说《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５〕吴稚晖于一九二七年秉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文，以“救护”国民党为名发起“清党”。参看本卷第４５９页注〔１６〕。

　　〔６〕这里说的指挥刀下的“革命文学”，指当时一些反动文人发起的反革命法西斯文学。如一九二七年间在广州出现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这样做》旬刊，第二斯刊登的《革命文学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党员，提倡革命文学……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等语。

　　〔７〕“杀身成仁”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８〕“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一诗。宋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９〕“赋得革命，五言八韵”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大抵都用古人诗句或成语，冠以“赋得”二字，以作诗题。清朝又规定每首为五言八韵，即五字一句，十六句一首，二句一韵。这里指那些只有革命口号，空洞无物的作品。

　　〔１０〕叶遂宁（Ｃ．Ａ．ＥｃｅZPZ，１８９５-１９２５）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以描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扬革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杀。

　　〔１１〕梭波里（Ａ．Ｍ．ＣｏhELM，１８８８-１９２６）苏联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之后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的现实而自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土》、短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等。

扣丝杂感

　　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一四七期）的《随感录》（二八）〔２〕而写的。

　　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莽原》，《新生》〔３〕，《沉钟》〔４〕。甚至于日本文的《斯文》，里面所讲的都是汉学，末尾附有《西游记传奇》〔５〕，我想和演义来比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于《语丝》，我所没有收到的统共有六期，后来多从市上的书铺里补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终于买不到，至今还不知道内容究竟是怎样。

　　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遗失，还是没收的呢？我以为两者都有。没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还是上海，广州呢？我以为大约也各处都有。至于没收的缘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确切知道的，有这样几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过一期，不过这还可以说，因为里面有俄国作品的翻译。那时只要一个“俄”字，已够惊心动魄，自然无暇顾及时代和内容。但韦丛芜的《君山》〔６〕，也被扣留。这一本诗，不但说不到“赤”，并且也说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纪一样，是“青”的，而竟被禁锢在邮局里。黎锦明先生早有来信，说送我《烈火集》〔７〕，一本是托书局寄的，怕他们忘记，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将半年，一本也没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没收了，因为火色既“赤”，而况又“烈”乎，当然通不过的。

　　《语丝》一三二期寄到我这里的时候是出版后约六星期，封皮上写着两个绿色大字道：“扣留”，另外还有检查机关的印记和封条。打开看时，里面是《猓猓人的创世记》，《无题》，《寂寞札记》，《撒园荽》，《苏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会犯禁。我便看《来函照登》，是讲“情死”“情杀”的，不要紧，目下还不管这些事。只有《闲话拾遗》了。这一期特别少，共只两条。一是讲日本的，大约也还不至于犯禁。一是说来信告诉“清党”的残暴手段的，《语丝》此刻不想登。莫非因为这一条么？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为在于检查的人员。

　　中国近来一有事，首先就检查邮电。这检查的人员，有的是团长或区长，关于论文诗歌之类，我觉得我们不必和他多谈。但即使是读书人，其实还是一样的说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谓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训练弄惯了，将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画一个工人，手捏铁铲或鹤嘴锹，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风顺，算是好的。现在是要画一个少年军人拿旗骑在马上，里面“严办！严办！”〔８〕这才庶几免于罪戾。至于什么“讽刺”，“幽默”，“反语”，“闲谈”等类，实在还是格不相入。从格不相入，而成为视之懵然，结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乱七八糟，谁也莫明其妙。还有一层，是终日检查刊物，不久就会头昏眼花，于是讨厌，于是生气，于是觉得刊物大抵可恶--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严办不可。我记得书籍不切边，我也是作俑者之一，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见本《丝》一二九），竟说得要毛边装订的人有如此可恶〔９〕，不觉满肚子冤屈。但仔细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图书馆员，那么，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兴趣的毛边书，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毛边党，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检查员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发火，开初或者看得详细点，但后来总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条最稳当的路：扣留。

　　两个月前罢，看见报上记着某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毁。我那时实在感到心痛，仿佛内中很有几本是我的东西似的。呜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游记传奇》呵。我的……。

　　附带还要说几句关于毛边的牢骚。我先前在北京参与印书的时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样无关紧要的小改革，来试一试。一，是首页的书名和著者的题字，打破对称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几行空白；三，就是毛边。现在的结果，第一件已经有恢复香炉烛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时无论怎样叮嘱，而临印的时候，工人终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纸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无可挽救；第三件被攻击最早，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与李老板〔１０〕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还确是毛边。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类。归根结蒂，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所以说我想改革社会，或者和改革社会有关，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头瘟脑，躺在板床上吸烟卷--彩凤牌--了。

　　言归正传。刊物的暂时要碰钉子，也不但遇到检查员，我恐怕便是读书的青年，也还是一样。先已说过，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这才是“革命文学”。我曾经看见一种期刊上登载一篇文章，后有作者的附白，说这一篇没有谈及革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对不起。〔１１〕但自从“清党”以后，这“直截痛快”以外，却又增添了一种神经过敏。“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过激，过激便近于共产党，变了“反革命”了。所以现在的“革命文学”，是在顽固这一种反革命和共产党这一种反革命之间。

　　于是又发生了问题，便是“革命文学”站在这两种危险物之间，如何保持她的纯正--正宗。这势必至于必须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将来有趋于赤化之虑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击礼教和白话，即有趋于赤化之忧。因为共产派无视一切旧物，而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１２〕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中。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那么，谈谈风月，讲讲女人，怎样呢？也不行。这是“不革命”。“不革命”虽然无罪，然而是不对的！

　　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

　　但这直捷痛快和神经过敏的状态，其实大半也还是视指挥刀的指挥而转移的。而此时刀尖的挥动，还是横七竖八。方向有个一定之后，或者可以好些罢。然而也不过是“好些”，内中的骨子，恐怕还不外乎窒息，因为这是先天性的遗传。先前偶然看见一种报上骂郁达夫先生，〔１３〕说他《洪水》〔１４〕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怀好意，恭维汉口。我就去买《洪水》来看，则无非说旧式的崇拜一个英雄，已和现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么恶意来。这就证明着眼光的钝锐，我和现在的青年文学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语丝》的莫明其妙的失踪，大约也许只是我们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检查员云云，倒是假设的恕词。

　　至于一四五期以后，这里是全都收到的，大约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却以为大约也与吴老先生无关。“打倒……打倒……严办……严办……”，固然是他老先生亲笔的话，未免有些责任，但有许多动作却并非他的手脚了。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种的运命。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老实说一句罢，虽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时从旁看来也觉得倒也并不坏。

　　但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则于是乎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１５〕直要待到蔡松坡〔１６〕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１７〕了。

　　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

　　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了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１８〕。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世事也还是像螺旋。但《语丝》今年特别碰钉子于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一点，我自以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这里常见的标语。但由我看来，这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在后方的一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于赤化之虑者无论矣，而要说不吉利语，即可以说是颇有近于“反革命”的气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欢。而《语丝》，是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的，则其不免于有时失踪也，盖犹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２〕《语丝》第一四七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随感录》二十八是岂明所作的《光荣》。内容是说《语丝》第一四一期登载了一篇《吴公如何》，指斥吴稚晖提议“清党”，残杀异己，因而从那一期以后在南方便都被扣留的事。

　　〔３〕《新生》文艺周刊，北京大学新生社编辑发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出至第二十一期停刊。

　　〔４〕《沉钟》文艺刊物，沉钟社编辑。一九二五年十月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仅出十期；次年八月改为半月刊，中经休刊复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有林如稷、冯至、陈炜谟、陈翔鹤、杨晦等。这里是指半月刊。

　　〔５〕《斯文》月刊，日本出版的汉学杂志，佐久节编，一九一九年二月创刊于东京。该刊自一九二七年一月第九编第一号起连载《西游记杂剧》（非传奇）。《西游记杂剧》，现存本题元吴昌龄撰，实为元末明初杨讷（字景贤）所作，共六卷。我国佚亡已久，一九二六年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见明刊杨东来评本。

　　〔６〕《君山》韦丛芜作的长诗，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

　　〔７〕黎锦明湖南湘潭人，小说家。《烈火》是他的短篇小说集（书名无“集”字），一九二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８〕这是广州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的反共刊物《这样做》（旬刊）第三、四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的封面画，以后各期均沿用。

　　〔９〕方传宗关于毛边装订的通信，载《语丝》第一二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其中说，毛边装订在作者是作品“内容浅薄的掩丑”，对于读者，则“两百多页的书要受十多分钟裁剖的损失”，所以他反对毛边装订。从通信中知道他当时是福建一个学校的图书馆馆员。

　　〔１０〕李老板指北新书局主持者李小峰。

　　〔１１〕大概指发表在《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上署名侠子的《东风》一文，作者在文末“附白”中说：“在这革命火焰高燃的当中，我们所渴望着的文学当然是革命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拙作《东风》载在这革命的刊物里，本来是不对的……希望读者指正和原谅。”

　　〔１２〕教育部禁止白话一九二七年九月，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说使用白话文是“坐令俚鄙流传，斯文将丧”，下令“所有国文一课，无论编纂何项讲义及课本，均不准再用白话文体，以昭划一而重国学”。

　　〔１３〕郁达夫的受反动报刊攻击的文章，指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发表的《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该文主旨在攻击他认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按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大危险”的“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文中有这样一段：“处在目下的这一个世界潮流里，我们要知道，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末你们且看着，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这些话对于当时的蒋介石反革命派自然是不利的，所以反动刊物《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上发表叛徒孔圣裔的《郁达夫先生休矣！》一文，攻击说：“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竟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郁达夫先生！你现在是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还是想跑去武汉方面升官发财，特使来托托共产党的大脚？”

　　〔１４〕《洪水》创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复刊，改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三十六期停刊。

　　〔１５〕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改元为“洪宪”，自称“中华帝国”皇帝，至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共八十一天。关于他看特印的报纸一事，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引《虎庵杂记》：“项城（按指袁世凯）在京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

　　〔１６〕蔡松坡（１８８２-１９１６）名锷，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在昆明起义，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后病故于日本。

　　〔１７〕龙驭上宾于天封建时代称皇帝的死为“龙驭上宾于天”（或龙驭宾天），即乘龙仙去的意思。《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

　　〔１８〕“清道”封建时代，帝王和官员出入，先命清扫道路和禁止行人，叫做“清道”。

谈所谓“大内档案”

　　所谓“大内档案”〔２〕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３〕，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G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我也曾见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４〕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５〕，随时发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论档案的售出》，蒋彝潜〔６〕先生做的。

　　我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确。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先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于意云何”了。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７〕，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８〕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人，肯说这不是宝贝的么？

　　那么，这不是好东西么？不好，怎么你也要买，我也要买呢？我想，这是谁也要发的质问。

　　答曰：唯唯，否否。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面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检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

　　“大内档案”也者，据深通“国朝”〔９〕掌故的罗遗老说，是他的“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的。但到他的“国朝”退位，民国元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它们已经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确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其时孔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是胡玉缙〔１０〕先生。“筹备处”云者，即里面并无“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们发生了一点关系，眼见它们的升沉隐显。可气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后来看见外面的议论说得天花乱坠起来，也颇想做几句记事，叙出我所目睹的情节。可是胆子小，因为牵涉着的阔人很有几个，没有敢动笔。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广州的一种期刊上说我只打叭儿狗，不骂军阀。殊不知我正因为骂了叭儿狗，这才有逃出北京的运命。泛骂军阀，谁来管呢？军阀是不看杂志的，就靠叭儿狗嗅，候补叭儿狗吠。阿，说下去又不好了，赶快带住。

　　现在是寓在南方，大约不妨说几句了，这些事情，将来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说。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既非欧化，也不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为自己在南方，他们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觑他们。他们是突然会在你眼前阔起来的，真是神奇得很。这时候，恐怕就会死得连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稳当，最好是不说。但我现在来“折衷”，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灵！

　　却说这些麻袋们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胡玉缙先生担忧，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为什么呢？这事谈起来可有些繁复了。弄些所谓“国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书院〔１１〕的高材生，不但深研旧学，并且博识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将内容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

　　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１２〕先生。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两位熟于掌故的“要办”和“不办”的老先生，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说说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于是麻袋们又安稳地躺了十来年。

　　这回是Ｆ先生〔１３〕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有一天，他就发一个命令，教我和Ｇ主事〔１４〕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但太多了，倒觉得不希奇。还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满半汉，只有几个是也特别的，但满眼都是了，也觉得讨厌。殿试〔１５〕卷是一本也没有；另有几箱，原在教育部，不过都是二三甲的卷子，听说名次高一点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况乎状元。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或则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也有清初的黄榜，也有实录〔１６〕的稿本。朝鲜的贺正表，我记得也发见过一张。

　　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但奇怪，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Ｙ次长〔１７〕，以讲大话出名的Ｃ参事〔１８〕，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Ｆ总长，都“念兹在兹”〔１９〕，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检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约是几叶宋版书作怪罢，Ｆ总长要大举整理了，另派了部员几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内。其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已经迁在午门，处长早换了ＹＴ〔２０〕；麻袋们便在午门上被整理。ＹＴ是一个旗人，京腔说得极漂亮，文字从来不谈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变成考古家了，对于此道津津有味。后来还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么《司马法》〔２１〕，可惜缺了角，但已经都用古色纸补了起来。

　　那时的整理法我不大记得了，要之，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有用”和“无用”的两部分。从此几十个部员，即天天在尘埃和破纸中出没，渐渐完工--出没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后来给北京大学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余的仍藏博物馆。不要的呢，当时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不，据“高等做官教科书”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员几十人办理，虽说倘有后患，即应由他们负责，和总长无干。但究竟还只一部，外面说起话来，指摘的还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总长无干了。

　　于是办公事，请各部都派员会同再行检查。这宗公事是灵的，不到两星期，各部都派来了，从两个至四个，其中很多的是新从外洋回来的留学生，还穿着崭新的洋服。于是济济跄跄，又在灰土和废纸之间钻来钻去。但是，说也奇怪，好几个崭新的留学生又都忽然变了考古家了，将破烂的纸张，绢片，塞到洋裤袋里--但这是传闻之词，我没有目睹。

　　这一种仪式既经举行，即倘有后患，各部都该负责，不能超然物外，说风凉话了。从此午门楼上的空气，便再没有先前一般紧张，只见一大群破纸寂寞地铺在地面上，时有一二工役，手执长木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和别的他们所要的东西。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不。Ｆ总长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他知道万不可烧，一烧必至于变成宝贝，正如人们一死，讣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况且他的主义本来并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着，他也就“下野”了。

　　这些废纸从此便又没有人再提起，直到历史博物馆自行卖掉之后，才又掀起了一阵神秘的风波。

　　我的话实在也未免有些煞风景，近乎说，这残余的废纸里，已没有什么宝贝似的。那么，外面惊心动魄的什么唐画呀，蜀石经〔２２〕呀，宋版书呀，何从而来的呢？我想，这也是别人必发的质问。

　　我想，那是这样的。残余的破纸里，大约总不免有所谓东西留遗，但未必会有蜀刻和宋版，因为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现在好东西的层出不穷者，一，是因为阔人先前陆续偷去的东西，本不敢示人，现在却得了可以发表的机会；二，是许多假造的古董，都挂了出于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还有，蒋先生以为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来败去总得糟蹋得很多。”那可也不然的。从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战争，图书馆从未遭过损失。只当袁世凯称帝时，曾经几乎遭一个皇室中人攘夺，然而幸免了。它的厄运，是在好书被有权者用相似的本子来掉换，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了。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一九二七，一二，二四。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２〕“大内档案”指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内的诏令、奏章、朱谕、则例、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他文件。内容庞杂，是有关清朝历史的原始资料。

　　〔３〕罗振玉参看本卷第３８９页注〔７〕。辛亥革命以后，他曾在文章中咒骂武昌起义为“盗起湖北”，又自称“不忍见国门”；但他后来寓居天津，仍往来京津，常到故宫“朝见”废帝溥仪，并与一般遗老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复辟的阴谋活动。一九二二年春，历史博物馆将大内档案残余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售价四千元；其后又由罗振玉以一万二千元买得。一九二七年九月，罗振玉又将它卖给日本人松崎。

　　〔４〕金梁字息侯，驻防杭州的汉军旗人。清光绪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奉天新民府知府。民国后是坚持复辟的顽固分子。这里是指他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一文。《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

　　〔５〕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著有《宋元戏曲史》、《观堂集林》、《人间词话》等。他一生和罗振玉的关系密切，在罗的影响下，受清废帝溥仪的征召，任所谓清宫“南书房行走”；后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杀。

　　〔６〕蒋彝潜事迹不详。他的《论档案的售出》一文，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

　　〔７〕Ｓａｎｄｗｉｃｈ英语：夹肉面包片。音译三明治。

　　〔８〕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英语：感伤的。按蒋彝潜的文章中充满“追悼”、“痛哭”、“去了！东渡！--一部清朝全史！”等语句。

　　〔９〕“国朝”封建时代臣民称本朝为“国朝”，这里是指清朝。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在文章中仍称清朝为“国朝”。

　　〔１０〕胡玉缙（１８５９-１９４０）字绥之，江苏吴县人。清末曾任学部员外郎、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著有《许蚌学林》等书。

　　〔１１〕南菁书院在江苏江阴县城内，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江苏学政黄体芳创立，以经史词章教授学生，主讲者有黄以周、缪荃孙等人。曾刻有《南菁书院丛书》、《南菁讲舍文集》等。

　　〔１２〕夏曾佑（１８６５-１９２４）字穗卿，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光绪进士。他在清末与谭嗣同、梁启超等提倡新学，参加维新运动。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五年七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他所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上古起到隋代止，共二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列为该馆编印的《大学丛书》之一。

　　〔１３〕Ｆ先生指傅增湘（１８７２-１９４９），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书。

　　〔１４〕Ｇ主事不详。

　　〔１５〕殿试又叫廷试，皇帝主持的考试。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录取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１６〕实录封建王朝中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大事记，由当时的史臣奉旨编写。因材料较丰富，常为后来修史的人所采用。

　　〔１７〕Ｙ次长指袁希涛（１８６６-１９３０），字观澜，江苏宝山人。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九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

　　〔１８〕Ｃ参事指蒋维乔，学竹庄，江苏武进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

　　〔１９〕“念兹在兹”语见《尚书•大禹谟》。念念不忘的意思。

　　〔２０〕ＹＴ指彦德，字明允，满洲正黄旗人，曾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郎中、京师学务局长。他在这“大内档案”中得到蜀石经《穀梁传》九四○余字。（罗振玉亦得《穀梁传》七十余字，后来两人都卖给庐江刘体乾；刘于一九二六年曾影印《孟蜀石经》八册。）

　　〔２１〕《司马法》古代兵书名，共三卷，旧题齐司马穰苴撰，但实为战国时齐威王诸臣辑古代司马（掌管军政、军赋的官）兵法而成；其中曾附及田穰苴用兵的方法，所以称为《司马穰苴兵法》，后来《隋书•经籍志》等就以为是他所撰。

　　〔２２〕蜀石经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命宰相毋昭裔楷书《易》、《诗》、《书》、三《礼》、三《传》、《论》、《孟》等十一经，刻石列于成都学宫。这种石刻经文的拓本，后世称为蜀石经。因为它是历代石经中唯一附有注文的一种，错字也比较少，所以为后来研究经学的人所重视。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２〕讲

　　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

　　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３〕和董卓〔４〕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５〕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６〕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７〕，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８〕。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

　　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９〕。--丁福保是做医生的，现在还在。

　　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１０〕。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１１〕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１２〕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１３〕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１４〕，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１５〕。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１６〕，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１７〕，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１８〕，还有明帝曹叡〔１９〕，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不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２０〕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２１〕（ＡｒｔｆｏｒＡｒｔ′ｓＳａｋｅ）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２２〕；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２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２４〕，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２５〕。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２６〕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２７〕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２８〕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２９〕，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３０〕。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３１〕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３２〕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

　　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３３〕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３４〕，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３５〕。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３６〕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骃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３７〕--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３８〕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３９〕。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４０〕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４１〕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４２〕，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４３〕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４４〕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４５〕。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４６〕和阮籍〔４７〕。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４８〕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４９〕。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５０〕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５１〕。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５２〕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５３〕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５４〕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５５〕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５６〕，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５７〕，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５８〕。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５９〕，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６０〕，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６１〕，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６２〕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６３〕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６４〕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６５〕--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６６〕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６７〕。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６８〕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６９〕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７０〕。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１〕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２〕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也“邀请”学者演讲。作者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作者后来说过：“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癋信）他在这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３〕黄巾指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汉灵帝中平元年（１８４）起义，参加的人都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烧官府，旬日之间，全国响应，给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但后来终于在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４〕董卓（？-１９２）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大军阀。灵帝时为并州牧，灵帝死后，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阳后，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任丞相，专断朝政。献帝初平元年（１９０），山东河北等地军阀袁绍、韩馥等为了和董卓争权，联合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献帝迁都长安，自为太师。后为王允、吕布所杀。他在离洛阳时，焚烧宫殿府库民房，二百里内尽成墟土；又驱数百万人口入关，积尸盈途。在他被杀以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长安，焚掠屠杀，人民受害甚烈。

　　〔５〕党锢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僚，为了维护刘汉政权和自己的地位，便与太学生互通声气，议论朝政，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汉桓帝延熹九年（１６６），宦官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人结党为乱，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狱，株连二百余人。以后又于灵帝建宁二年（１６９），熹平元年（１７２），熹平五年（１７６）三次捕杀党人，更诏各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直到灵帝中平元年（１８４）黄巾起义，才下诏将他们赦免。这件事，史称“党锢之祸”。

　　〔６〕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二十岁举孝廉，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汉后追尊为武帝。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欢延揽文士，奖励文学，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后人把他的诗文编为《魏武帝集》。

　　〔７〕《三国志演义》即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著。书中将曹操描写为“奸雄”。

　　〔８〕严可均（１７６２-１８４３）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清嘉庆举人，曾任建德教谕。他自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起，开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历二十余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内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编辑为十五集，总计七四六卷。稍后，他的同乡蒋壑为作编目一○三卷，并以为原书题名不能概括全书，故将书名改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原书于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由黄冈王毓藻刊于广州。

　　〔９〕丁福保（１８７４-１９５２）字仲祜，江苏无锡人。清末肄业江阴南菁书院，后习医，曾至日本考察医学，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医学书局。他所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收作者七百余人，依时代分为十一集，总计五十四卷。一九一六年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１０〕刘师培（１８８４-１９１９）一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征人。清末曾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常在《民报》发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后来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出卖革命党人。入民国后，他又依附袁世凯，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组织筹安会，竭力赞助袁世凯窃国称帝的阴谋。他的著作很多，《中国中古文学史》是他在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所编的讲义，后收入《刘申叔遗书》中。

　　〔１１〕《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２１０）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并无篡汉的意思，内有“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话。

　　〔１２〕《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谢承《后汉书》：“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设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门留二百钱，姊使人追索还之，丹不得已受之。闻里中刍藁童仆更相怒曰：‘言汝清高，岂范史云辈而云不盗我菜乎？’丹闻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竖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钱去。”按范丹（１１２-１８５），一作范冉，字史云，后汉陈留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人。

　　〔１３〕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２１０）、二十二年（２１７）下求贤令，又于建安十九年（２１４）令有司取士毋废“偏短”，每次都强调以才能为用人的标准。《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五年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又裴注引王沈《魏书》所载二十二年令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１４〕“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见《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引《英雄记》载曹操《董卓歌》：“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按郑康成（１２７-２００），名玄，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经学家，其生存时代较曹操约早二十余年。

　　〔１５〕曹操的遗令，散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其他古书中，严可均缀合为一篇，收入《全三国文》卷三，其中有这样的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按指诸妾）无所为，可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宫所得绶（印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１６〕陆机（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诗人。他评曹操的话，见萧统《文选》卷六十《吊魏武帝文》：“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唐代李善注：“言裘绂轻微何所有，而空贻尘谤而及后王。”

　　〔１７〕曹丕（１８７-２２６）字子桓，曹操的次子（按操长子名昂字子修，随操征张绣阵亡，故一般都以曹丕为操的长子）。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即魏文帝。他爱好文学，创作之外，兼擅批评，所著《典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已佚，严可均《全三国文》内有辑佚一卷。其中《论文》篇论各种文体的特征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又论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１８〕曹植（１９２-２３２）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曾封东阿王，后封陈王，死谥思，后世称陈思王。他是建安时代重要诗人之一，流传下来的著作，以清代丁晏所编的《曹集诠评》搜罗较为完备。

　　〔１９〕曹叡（２０４-２３９）字元仲，曹丕的儿子，即魏明帝。

　　〔２０〕《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箫统编选。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曹丕《典论•论文》，见该书第五十二卷。

　　〔２１〕“为艺术而艺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Ｔ．Ｇａｕｔｉｅｒ）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艺术作品的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２２〕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２３〕文章小道曹植《与杨德祖（修）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２４〕曹植早年以文才为曹操所爱，屡次想立他为太子；他也结纳杨修、丁仪、丁癕等为羽翼，在曹操面前和曹丕争宠。但他后来因为任性骄纵，失去了曹操的欢心，终于未得嗣立。到了曹丕即位以后，他常被猜忌，更觉雄才无所施展。明帝时又一再上表求“自试”，希望能够用他带兵去征吴伐蜀，建功立业，但他的要求也未实现。

　　〔２５〕“建安七子”这个名称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马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后人据此便称孔融等为“建安七子”。按孔融（１５３-２０８），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为北海相，太中大夫。陈琳（？-２１７），广陵（今江苏江都）人，曾任司空（曹操）军谋祭酒。王粲（１７７-２１７），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曾任丞相（曹操）军谋祭酒、侍中。徐干（１７１-２１７），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五官将（曹丕）文学。阮瑀（？-２１２），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应瑒（？-２１７），汝南（今河南汝南）人，曾任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刘桢（？-２１７），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曾任丞相掾属。

　　〔２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论孔融的文章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按“建安七子”中，陈琳等都是曹操门下的属官，只有孔融例外；在年龄上，他比其余六人约长十余岁而又最先逝世，年辈也不相同。他没有应酬和颂扬曹氏父子的作品，而且还常常讽刺曹操。《后汉书•孔融传》载：‘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不私纳袁熙（按为袁绍子）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引孔融与曹操论酒禁书，其中有“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等语。

　　〔２７〕“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见曹操的《短歌行》。杜康，相传为周代人，善造酒。

　　〔２８〕关于曹操杀孔融的经过，《后汉书•孔融传》说：“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k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融）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又《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内载曹操宣布孔融罪状的令文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缶瓦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饿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２９〕祢衡（１７３-１９８）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他很有文才，与孔融、杨修友善，曾屡次辱骂曹操；因为他文名很大，曹操虽想杀他而又有所顾忌，便将他送到刘表处去，后因侮慢刘表，又被送给江夏太守黄祖，终于为黄祖所杀，死时年二十六。

　　〔３０〕何晏（？-２４９）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曹操的女婿。齐王曹芳时，曹爽执政，用他为吏部尚书，后与曹爽同时被司马懿所杀。《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３１〕关于何晏搽粉的事，《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鱼豢《魏略》说：“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但晋代人裴启所著《语林》则说：“（晏）美姿仪，面绝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后正夏月，唤来，与热汤饼，既炎，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洁，帝始信之。”

　　〔３２〕关于何晏服药的事，《世说新语•言语》载：“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相（按当作秦承祖）《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又隋代巢元方《诗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篇说：“皇甫（谧）云：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曰仲景（张机）。……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

　　〔３３〕巢元方隋炀帝大业中，为太医博士，奉诏撰《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关于寒食散的服法与解法，详见该书卷六《寒食散发候》篇。

　　〔３４〕“扪虱而谈”这是王猛的故事。王猛（３２５-３７５），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说：“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３５〕葛洪（约２８３-３６３）字稚川，句容（今江苏句容）人。《晋书•葛洪传》说他“为人木讷，不好荣利，……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所著《抱朴子》，共八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论神仙方药，外篇论时政人事。关于服散的记载，见该书内篇。

　　〔３６〕关于服散作假的事，《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３７〕关于闻讳而哭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桓南郡（桓玄）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王忱）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桓玄小名）故自达。’”按桓玄的父亲名温，所以他听见王忱叫人温酒便哭泣起来。

　　〔３８〕王弼（２２６-２４９）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王粲的族孙。《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说：“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夏侯玄（２０９-２５４），字太初，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说：“（玄）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正始初，曹爽辅政。玄，爽之姑子也。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顷之，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后，他也为司马师所杀。

　　〔３９〕“正始名士”《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下梁刘孝标注：“宏（彦伯名）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按正始（２４０-２４９），魏废帝齐王曹芳的年号。

　　〔４０〕《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学士的言谈风貌轶事等。有南朝梁刘孝标所作注释。今传本共三卷，三十六篇。按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爵为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

　　〔４１〕司马懿（１７９-２５１）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初为曹操主簿，魏明帝时迁大将军。齐王曹芳即位后，他专断国政；死后其子司马昭继为大将军，日谋篡位。咸熙二年（２６５），昭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按夏侯玄是被司马师所杀，作者误记为司马懿。

　　〔４２〕“解散方”《唐书•经籍志》著录《解寒食散方》十三卷，徐叔和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解寒食方》十五卷，徐叔向撰。

　　〔４３〕皇甫谧（２１５-２８２）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人。晋朝初年屡征不出，著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等。《晋书•皇甫谧传》载有他的一篇上司马炎疏，其中自述因吃散而得到的种种苦痛说：“臣以弊，迷于道趣。……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癳，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嗡，父兄见出，妻息长诀。”

　　〔４４〕关于拔剑逐蝇的故事，《三国志•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王）思又性急，尝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蝇，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按清代张英等所编《渊鉴类函》卷三一五《褊急》门载王思事，有“思自起拔剑逐蝇”的话，但未注明引用书名。按王思，济阴（今山东定陶）人，正始中为大司农。

　　〔４５〕“竹林七贤”《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内附述嵇康事略，裴注引《魏氏春秋》说：“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亦有一则，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参看本篇注〔３９〕。

　　〔４６〕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字叔夜，谯国鑟e（今安徽宿县）人Ｊ恕*《晋书•嵇康传》说：“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服药）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他的著作，现存《嵇康集》十卷，有鲁迅校本。

　　〔４７〕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诗人，与嵇康齐名。仕魏为从事中郎、步兵校尉。《晋书•阮籍传》说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又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的著作，现存《阮籍集》十卷。

　　〔４８〕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仕魏为建威参军。著有《酒德颂》，托言有大人先生，“止则操鞍执觚，动则挈~}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绅处士”在他的面前“陈说礼法”，而他“方捧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麦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４９〕关于阮籍能为青白眼，见《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他的母亲死了，“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雠。”

　　〔５０〕“口不臧否人物”见《晋书•阮籍传》：“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５１〕晋代常有子呼父名的例子，如《晋书•胡母辅之传》：“辅之正酣饮，谦之（辅之的儿子）门规而厉声曰：‘彦国（辅之的号），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又《王蒙传》：“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耶！’”

　　〔５２〕关于刘伶裸形见客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所记略同。

　　〔５３〕《大人先生传》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来抒写自己胸怀的一篇文章。这里所引的三句是“大人先生”所作的歌。

　　〔５４〕关于阮籍借醉辞婚的故事，《晋书•阮籍传》载：“文帝（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５５〕颜延之（３８４-４５６）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朝宋诗人。《文选》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下，李善注引颜延之的话：“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５６〕《难自然好学论》嵇康为反驳张邈（字辽叔）的《自然好学论》而作的一篇论文。

　　〔５７〕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两个兄弟。《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按禄父为武庚之名），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嵇康的《管蔡论》为管、蔡辩解，说“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周公践政，率朝诸侯。……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

　　〔５８〕《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２０５-２８３），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他在魏元帝（曹奂）景元年间投靠司马昭，曾任选曹郎，后将去职，欲举嵇康代任，康作书拒绝，并表示和他绝交，书中自说不堪受礼法的束缚，“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后来嵇康受朋友吕安案的牵连，钟会便乘机劝司马昭把他杀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叙述他被杀的经过说：“大将军（司马昭）尝欲辟（征召）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叹曰：‘雅音于是绝矣！’时人莫不哀之。”按杀嵇康的是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

　　〔５９〕裴頠（２６７-３００）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晋惠帝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迁尚书左仆射，后为司马伦（赵王）所杀。《晋书•裴頠传》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６０〕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曾任桓温参军，长沙太守。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他的《老聃非大贤论》，批评当时清谈家奉为宗主的老聃，用老聃自己的话证明他的学说的自相矛盾，不切实际，从而断定老聃并非大贤。

　　〔６１〕何曾（１９７-２７８）字颖考，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司马炎篡魏，他因劝进有功，拜太尉，封公爵。《晋书•何曾传》说：“时（按当为魏高贵乡公即位初年）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母丧）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耶！’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６２〕“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二句，见《庄子•田子方》：“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据唐代成玄英注：温伯，字雪子，春秋时楚国人。鲁迅误记为季札。

　　〔６３〕阮籍不愿儿子效法自己的事，见《晋书•阮籍传》：“（籍）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又《世说新语•任诞》也载有此事。按阮咸，字仲容，阮籍兄阮熙之子。

　　〔６４〕嵇康怠慢钟会，见《晋书•嵇康传》：“（康）性绝巧而好锻（打铁）。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又说：“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按钟会（２２５-２６４），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司马昭的重要谋士，官至左徒。魏常通乡公景元三年（２６２）拜镇西将军，次年统兵伐蜀，蜀平后谋反，被杀。

　　〔６５〕《家诫》见《嵇康集》卷十。鲁迅所举的这几条的原文是：“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尖，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独在后，又不当宿。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无何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坐视必见曲直，傥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恶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言。……又慎不须离楼，强劝人酒，不饮自己；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据鲁迅校本）按嵇康的儿子名绍，字延祖，《晋书•嵇绍传》说他“十岁而孤”。

　　〔６６〕刘勰（？-约５２０）字彦和，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南朝梁文艺理论家。著有《文心雕龙》。这里所引的两句，见于该书《才略》篇。

　　〔６７〕陶潜（约３７２-４２７）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曾任彭泽令，因不满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虚伪，辞官归隐。著作有《陶渊明集》。梁代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五四”以后又常被人称为“田园诗人”。他在《乞食》一诗中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又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江州刺史王弘造渊明，无履，弘从人脱履以给之。弘语左右为彭泽作履，左右请履度，渊明于众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采菊东篱下”句见他所作的《饮酒》诗第五首。

　　〔６８〕陶潜的《述酒》诗，据南宋汤汉的注语，以为它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注语中说：“晋元熙二年（４２０）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授张伟使酖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诗辞尽隐语，故观者弗省。……予反复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见《陶靖节诗注》卷三）

　　〔６９〕墨子（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名翟，鲁国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墨家创始人。他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提倡“兼爱”的学说。现存《墨子》书中有《兼爱》上中下三篇。杨子，指杨朱，战国时代思想家。他的学说的中心是“为我”，《孟子•尽心》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没有著作留传下来，后人仅能从先秦书中略知他的学说的大概。

　　〔７０〕陶潜诗文中提到“死”的地方很多，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中说：“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又《与子俨等疏》中说：“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等等。

小杂感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是如此不同。

　　约翰穆勒〔３〕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４〕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５〕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

　　杨朱无书。

　　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

　　创作是有社会性的。

　　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

　　但遇到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６〕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九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

　　〔２〕犬儒原指古希腊昔匿克学派（Ｃｙｎｉｃｉｓｍ）的哲学家。他们过着禁欲的简陋的生活，被人讥诮为穷犬，所以又称犬儒学派。这些人主张独善其身，以为人应该绝对自由，否定一切伦理道德，以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一切。作者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致章廷谦信中说：“犬儒＝Ｃｙｎｉｃ，它那‘刺’便是‘冷嘲’。”

　　〔３〕约翰穆勒（Ｊ．Ｓ．Ｍｉｌｌ，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４〕这里所说的“演讲录”，指当时不断编印出售的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等人的演讲集。作者在写本文后第二天（九月二十五日）致台静农信中说：“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他们当时在各地发表的演讲，内容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的演讲很不相同：政变以前，他们不得不口是心非地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变以后，他们便显露出真实面目，竭力鼓吹反苏、反共、压迫工农。

　　〔５〕“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也是指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派。“如昨日死”是引用曾国藩的话：“从前种种如昨日死，从后种种如今日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广州《民国日报》就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反共所发表的一篇社论中，也引用曾国藩的这句话，其中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所应负之责任益大且难，这真要我们真诚的不妥协的非投机的同志不念既往而真正联合。”

　　〔６〕“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语见《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前２０６）十月，沛公（刘邦）兵遂先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阳……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又《汉书•刑法志》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附录：大衍发微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对于这名单的编纂者，我现在并不想研究。但将这一批人的籍贯职务调查开列起来，却觉得取舍是颇为巧妙的。先开前六名，但所任的职务，因为我见闻有限，所以也许有遗漏：一徐谦（安徽）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中俄大学校长，广东外交团代表主席。

　　二李大钊（直隶）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室秘书。三吴敬恒（江苏）清室善后委员会监理。

　　四李煜瀛（直隶）俄款委员会委员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中法大学代理校长，北大教授。

　　五易培基（湖南）前教育总长，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六顾兆熊（直隶）俄款委员会委员，北大教务长，北京教育会会长。

　　四月九日《京报》云：“姓名上尚有圈点等符号，其意不明。……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虽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于是就有人推测，以为吴老先生之所以仅有一点者，因章士钊还想引以为重，以及别的原因云云。案此皆未经开列职务，以及未见陈源《闲话》之故也。只要一看上文，便知道圈点之别，不过表明“差缺”之是否“优美”〔２〕。监理是点查物件的监督者，又没有什么薪水，所以只配一点；而别人之“差缺”则大矣，自然值得三圈。“不记其详”的余人，依此类推，大约即不至于有大错。将冠冕堂皇的“整顿学风”〔３〕的盛举，只作如是观，虽然太煞风景，对不住“正人君子”们，然而我的眼光这样，也就无法可想。再写下去罢，计开：七陈友仁（广东）前《民报》英文记者，现《国民新报》英文记者。

　　八陈启修（四川）中俄大学教务长，北大教授，女师大教授，《国民新报副刊》编辑。

　　九朱家骅（浙江）北大教授。

　　十蒋梦麟（浙江）北大教授，代理校长。

　　十一马裕藻（浙江）北大国文系主任，师大教授，前女师大总务长现教授。

　　十二许寿裳（浙江）教育部编审员，前女师大教务长现教授。

　　十三沈兼士（浙江）北大国文系教授，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女师大教授。

　　十四陈垣（广东）前教育次长，现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北大导师。

　　十五马叙伦（浙江）前教育次长，教育特税督办，现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北大讲师。

　　十六邵振青（浙江）《京报》总编辑。

　　十七林玉堂（福建）北大英文系教授，女师大教务长，《国民新报》英文部编辑，《语丝》撰稿者。

　　十八萧子升（湖南）前《民报》编辑，教育部秘书，《猛进》撰稿者。

　　十九李玄伯（直隶）北大法文系教授，《猛进》撰稿者。二十徐炳昶（河南）北大哲学系教授，女师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二十一周树人（浙江）教育部佥事，女师大教授，北大国文系讲师，中国大学讲师，《国副》编辑，《莽原》编辑，《语丝》撰稿者。

　　二十二周作人（浙江）北大国文系教授，女师大教授，燕京大学副教授，《语丝》撰稿者。

　　二十三张凤举（江西）北大国文系教授，女师大讲师，《国副》编辑，《猛进》及《语丝》撰稿者。

　　二十四陈大齐（浙江）北大哲学系教授，女师大教授。二十五丁维汾（山东）国民党。

　　二十六王法勤（直隶）国民党，议员。

　　二十七刘清扬（直隶）国民党妇女部长。

　　二十八潘廷干

　　二十九高鲁（福建）中央观象台长，北大讲师。三十谭熙鸿（江苏）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一陈彬和（江苏）前平民中学教务长，前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现中俄大学总务长。

　　三十二孙伏园（浙江）北大讲师，《京报副刊》编辑。

　　三十三高一涵（安徽）北大教授，中大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

　　三十四李书华（直隶）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五徐宝璜（江西）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六李麟玉（直隶）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七成平（湖南）《世界日报》及《晚报》总编辑，女师大讲师。

　　三十八潘蕴巢（江苏）《益世报》记者。

　　三十九罗敦伟（湖南）《国民晚报》记者。

　　四十邓飞黄（湖南）《国民新报》总编辑。

　　四十一彭齐群（吉林）中央观象台科长，《猛进》撰稿者。

　　四十二徐巽（安徽）中俄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长。

　　四十三高穰（福建）律师，曾担任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刘百昭事。

　　四十四梁鼎

　　四十五张平江（四川）女师大学生。

　　四十六姜绍谟（浙江）前教育部秘书。

　　四十七郭春涛（河南）北大学生。

　　四十八纪人庆（云南）大中公学教员。

　　以上只有四十八人，五十缺二，不知是失抄，还是像九六的制钱似的，这就算是足串了。至于职务，除遗漏外，怕又有错误，并且有几位是为我所一时无从查考的。但即此已经足够了，早可以看出许多秘密来--甲，改组两个机关：

　　１．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２．清室善后委员会。

　　乙，“扫除”三个半学校：１．中俄大学；

　　２．中法大学；

　　３．女子师范大学；

　　４．北京大学之一部分。

　　丙，扑灭四种报章：

　　１．《京报》；

　　２．《世界日报》及《晚报》；３．《国民新报》；

　　４．《国民晚报》。

　　丁，“逼死”两种副刊：１．《京报副刊》；

　　２．《国民新报副刊》。

　　戊，妨害三种期刊：

　　１．《猛进》；

　　２．《语丝》；

　　３．《莽原》。

　　“孤桐先生”是“正人君子”一流人，“党同伐异”〔４〕怕是不至于的，“睚眦之怨”〔５〕或者也未必报。但是赵子昂的画马〔６〕，岂不是据说先对着镜子，摹仿形态的么？据上面的镜子，从我的眼睛，还可以看见一些额外的形态--１．连替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的律师都要获罪，上面已经说过了。

　　２．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籍”〔７〕，有十二人，占全数四分之一。

　　３．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系”（案盖指北大国文系也），计有五人。

　　４．曾经发表反章士钊宣言的北大评议员十七人〔８〕，有十四人在内。

　　５．曾经发表反杨荫榆宣言的女师大教员七人，有三人在内，皆“某籍”。

　　这通缉如果实行，我是想要逃到东交民巷或天津去的〔９〕；能不能自然是别一问题。这种举动虽将为“正人君子”所冷笑，但我却不愿意为要博得这些东西的夸奖，便到“孤桐先生”的麾下去投案。但这且待后来再说，因为近几天是“孤桐先生”也如“政客，富人，和革命猛进者及民众的首领”一般，“安居在东交民巷里”〔１０〕了。

　　这一篇是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作的，就登在那年四月的《京报副刊》上，名单即见于《京报》。用“唯饭史观”〔１１〕的眼光，来探究所以要捉这凑成“大衍之数”〔１２〕的人们的原因，虽然并不出奇，但由今观之，还觉得“不为无见”。本来是要编入《华盖集续编》中的，继而一想，自己虽然走出北京了，但其中的许多人，却还在军阀势力之下，何必重印旧账，使叭儿狗们记得起来呢。

　　于是就抽掉了。但现在情势，却已不同，虽然其中已有两人被杀〔１３〕，数人失踪，而下通缉令之权，则已非段章诸公所有，他们万一不慎，倒可以为先前的被缉者所缉了。先前的有几个被缉者的座前，现在也许倒要有人开单来献，请缉别人了。《现代评论》也不但不再豫料革命之不成功，且登广告云：“现在国民政府收复北平，本周刊又有销行的机会（谨案：妙极）了”〔１４〕了。而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字一二六号令，则将《语丝》“严行禁止”〔１５〕了。此之所以为革命欤。因见语堂的《翦拂集》〔１６〕内，提及此文，便从小箱子里寻出，附存于末，以为纪念。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鲁迅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京报副刊》。

　　〔２〕“优美的差缺”这是引用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２７２页注〔１１〕。

　　〔３〕“整顿学风”参看本卷第１２０页注〔４〕。

　　〔４〕“党同伐异”参看本卷第６页注〔５〕。

　　〔５〕“睚眦之怨”参看本卷第３０１页注〔７〕。

　　〔６〕赵子昂的画马参看本卷第２３６页注〔１７〕。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说：“你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７〕“某籍”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作者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针对杨荫榆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职员的行径，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同月三十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的《闲话》中攻击这个宣言，其中有“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的话。某籍，指浙江。参看本卷第８０页注〔８〕。

　　〔８〕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评议会为了反对章士钊非法解散女师大，议决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宣布独立，有十七位教员曾发表《致本校同事公函》。这里说的北大评议员反章士钊宣言即指此事。

　　〔９〕逃到东交民巷或天津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等作战期间，国民军因发觉段祺瑞勾结奉军，于四月九日包围执政府，收缴卫队枪械，段祺瑞、章士钊等逃匿东交民巷（当时外国使馆所在地）。又一九二五年五月间，章士钊因禁止爱国学生纪念“五七”国耻日，遭到学生群众的反对，曾逃往天津躲避。

　　〔１０〕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的《闲话》中曾对当时北方的革命力量加以讽刺说：“每一次飞艇（按指奉军飞机）正在我头上翱翔着的时候，我就免不了羡慕那些安居在东交民巷的政客，富人，和革命猛进者及民众的首领。”

　　〔１１〕“唯饭史观”这是讽刺陈西滢的。陈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闲话》中说：“我是不信唯物史观的，可是中国的政治，我相信实在可以用唯物观来解释，也只可这样的解释。种种的战争，种种的政变，出不了‘饭碗问题’四个字。”

　　〔１２〕“大衍之数”语见《周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后来“大衍”就成为五十的代词。

　　〔１３〕指李大钊及邵振青。李大钊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邵振青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枪杀。

　　〔１４〕《现代评论》的这个广告登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北京《新晨报》。

　　〔１５〕一九二八年九月，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查禁书报十五种，《语丝》是其中的一种。〔１６〕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名玉堂，福建龙溪人，作家。语丝社成员。曾留学美国、德国，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他在北京任教时，曾对青年学生反对章士钊的斗争表示支持。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提倡“幽默”和“闲适”，为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翦拂集》是他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所作杂文的结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北新书局出版。集中有《“发微”与“告密”》一文，内容是揭露段祺瑞、章士钊等在三一八惨案中的无耻手段，其中曾提及作者这篇文章，有“鲁迅先生以其神异之照妖镜一照，照得各种的丑态都照出来”等语。

三闲集

目录 　　序言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吊与贺

　　“皇汉医学”

　　匪笔三篇

　　“醉眼”中的朦胧

　　革命咖啡店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流氓的变迁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鲁迅译著书目

　　《小彼得》译本序

　　路

　　扁

　　某笔两篇

　　铲共大观

　　柔石作《二月》小引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并来信）

　　书籍和财色

　　太平歌诀

　　述香港恭祝圣诞

　　通信（并Ｙ来信）

　　无声的中国

　　头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怎么写（夜记之一）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我和《语丝》的始终

序言

　　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一九三二年的《鲁迅译著书目》一篇。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序言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１〕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２〕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３〕，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４〕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５〕，太阳社〔６〕，“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７〕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８〕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９〕，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１０〕，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１１〕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１２〕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１３〕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１４〕，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１５〕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１６〕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１７〕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１８〕。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

　　〔１〕一二八战争时，作者住在临近战区的北四川路底，战事发生后即避居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三月十九日迁回原寓。〔２〕“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发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其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３〕作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从广州到上海后，曾先后应邀在一些学校讲演。十月二十五日在劳动大学作题为《关于智识阶级》的讲演，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十月二十八日在立达学园作题为《伟人的化石》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十六日在光华大学讲演，有洪绍统、郭子雄记录稿，发表于《光华》周刊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编者加题为《文学与社会》。十七日在大夏大学讲演，题目和讲稿未详。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后收入《集外集》。此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在江湾复旦实验中学作题为《老而不死论》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十日在大陆大学讲演，题目、讲稿未详。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离骚与反离骚》的讲演，有郭博如记录稿，发表于《暨南校刊》第二十八——三十二期合刊（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一九二九年五月，作者到北平省亲，于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作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讲演，后收入本书。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六月二日上午在第二师范学院、同日晚间在第一师范学院讲演，题目、讲稿均未详。

　　〔４〕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发生时，作者在中山大学担任教职，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忿而辞去一切职务，于九月间离广州去上海。

　　〔５〕创造社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一九二七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一九二九年二月，该社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关于革命文学论争，参看本卷第６６页注〔１〕。

　　〔６〕太阳社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鑨、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一九三○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关于太阳社和鲁迅在一九二八年的论争，参看本卷第６６页注〔１〕。

　　〔７〕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周刊），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新月社主要成员曾因办《现代评论》杂志而又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先是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转而投靠国民党，同时鼓吹“英国式的民主”，重提“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在文学上竭力攻击革命文学运动。“正人君子”，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时，拥护章士钊的《大同晚报》，称现代评论派（后为新月派）的陈源等人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８〕“有闲即是有钱”见《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该文引用成仿吾说鲁迅等是“有闲阶级”的话之后说：“我们知道，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没落者”，见《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石厚生（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传闻他（按指鲁迅）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封建余孽”和棒喝主义者，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Ｆａｓｃｉｓｔ（法西斯谛）！”按法西斯蒂，当时有人译为棒喝主义。

　　〔９〕廖君即廖立峨，广东兴宁人。原为厦门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一月随鲁迅转学中山大学。

　　〔１０〕《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１１〕《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均为李何林编辑，上海北新书局分别于一九三○年三月和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前者收入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间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二十四篇，后者收入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运动中各派的论争文章四十六篇。

　　〔１２〕“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这是当时反动派对进步作家的诬陷。如一九三○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解放中国文坛》中说，进步作家“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上海小报《金钢钻报》刊载的《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等等。

　　〔１３〕“杀，杀，杀”这是杜荃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的话：“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些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这是这位‘老头子’（按指鲁迅）的哲学，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

　　〔１４〕按《老调子已经唱完》曾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广州《国民新闻•新时代》，后由许广平编入《集外集拾遗》；又据《鲁迅日记》，这篇讲演作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即作者去香港的第二天，第一天的讲演是《无声的中国》。〔１５〕蒲力汗诺夫（CAD艶GHIJKL，１８５６—１９１８）通移樟泻号捣颍欢砉缙诘穆砜怂贾饕謇砺奂遥*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艺术论》，参看《二心集•〈艺术论〉译本序》及其注〔１〕。

　　〔１６〕成仿吾笔名石厚生，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他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并说：“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１７〕锻炼周纳意思是罗织罪名，陷人于法。语出《汉书•路温舒传》：“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１８〕“刀笔”这里指刀笔吏（讼师）罗织人罪的手法。《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九月）所刊克兴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中说鲁迅“拿出他本来的刀笔，尖酸刻薄的冷诮热骂”。作者在这里引用是给以反刺。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西湖博览会〔２〕上要设先烈博物馆了，在征求遗物。这是不可少的盛举，没有先烈，现在还拖着辫子也说不定的，更那能如此自在。

　　但所征求的，末后又有“落伍者的丑史”，却有些古怪了。仿佛要令人于饮水思源以后，再喝一口脏水，历亲芳烈之余，添嗅一下臭气似的。

　　而所征求的“落伍者的丑史”的目录中，又有“邹容〔３〕的事实”，那可更加有些古怪了。如果印本没有错而邹容不是别一人，那么，据我所知道，大概是这样的：他在满清时，做了一本《革命军》〔４〕，鼓吹排满，所以自署曰“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后来从日本回国，在上海被捕，死在西牢里了，其时盖在一九○二年。自然，他所主张的不过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自然更不知道三民主义〔５〕，当然也不知道共产主义。但这是大家应该原谅他的，因为他死得太早了，他死了的明年，同盟会〔６〕才成立。听说中山先生的自叙上就提起他的，〔７〕开目录的诸公，何妨于公余之暇，去查一查呢？

　　后烈实在前进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经茫然了，可谓美史也已。二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语丝》第五卷第二期。

　　〔２〕西湖博览会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建设厅主办的一个交流物资性质的展览会，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在杭州西湖开幕，内设“革命纪念馆”。开幕前曾在报纸上刊登“征集革命纪念品”的广告。

　　〔３〕邹容（１８８５—１９０５）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清末革命家。一九○二年春留学日本，积极宣传反清革命，回国后于一九○三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拘捕，判处监禁二年，一九○五年四月死于狱中。

　　〔４〕《革命军》邹容著，章炳麟序，清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刊行，全书共七章。它揭露了清朝政府的残酷统治，提出了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的理想，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作者在自序后署“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

　　〔５〕三民主义孙中山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提出的原则和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背叛了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学说也被窜改。

　　〔６〕同盟会即中国革命同盟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九○五年八月在孙中山领导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成立于日本东京。它的政治纲领是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７〕孙中山在《自传》中谈到清末反清运动时说：“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为清廷所控，太炎、邹容被拘囚租界监狱，吴亡命欧洲。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见《总理全集》）

吊与贺

　　《语丝》在北京被禁之后，一个相识者寄给我一块剪下的报章，是十一月八日的北京《民国晚报》的《华灯》栏，内容是这样的：

　　吊丧文孔伯尼

　　顷闻友云：“《语丝》已停”，其果然欤？查《语丝》问世，三年于斯，素无余润，常经风波。以久特闻，迄未少衰焉。方期益臻坚壮，岂意中道而崩？“闲话”失慎，“随感”伤风欤？抑有他故耶？岂明〔２〕老人再不兴风作浪，叛徒首领〔３〕无从发令施威；忠臣孝子，或可少申余愤；义士仁人，大宜下井投石。“语丝派”已亡，众怒少息，“拥旗党”〔４〕犹在，五色何忧？从此狂澜平静，邪说歼绝。有关风化，良匪浅鲜！则《语丝》之停也，岂不懿欤？所惜者余孽未尽，祸根犹存，复萌故态，诚堪预防！

　　自宜除恶务尽，何容姑息养奸？兴仁义师，招抚并用；设文字狱，赏罚分明。打倒异端，惩办祸首；以安民心，而属众望。岂惟功垂不朽；易止德及黎庶？抑亦国旗为荣耶？效《狂飙》〔５〕之往例，草《语丝》之哀辟，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朝野君子，乞勿忽之。

　　未废标点，已禁语体之秋，阳历晦日，杏坛上。

　　先前没有想到，这回却记得起来了。去年我在厦门岛上时，也有一个朋友剪寄我一片报章，是北京的《每日评论》，日子是“丙寅年十二月二十……”，阳历的日子被剪掉了。内容是这一篇：

　　挽狂飙燕生〔６〕不料我刚作了《读狂飙》一文之后，《狂飙》疾终于上海正寝的讣闻随着就送到了。本来《狂飙》的不会长命百岁，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但它夭折的这样快，却确乎“出人意表之外”。尤其是当这与“思想界的权威者”〔７〕正在宣战的时候，而突然得到如此的结果，多心的人也许会猜疑到权威者的反攻战略上面，“这话当然不确”，“不过”自由批评家所走不到的光华书局，“思想界的权威”也许竟能走得到了，于是乎《狂飙》乃停，于是乎《狂飙》乃不得不停。

　　但当今之世，权威亦多矣，《狂飙》所得罪者不知是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抑……欤？

　　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狂飙》虽停，而长虹〔８〕终于能安然走到北京，这个，我们倒要向长虹道贺。

　　呜呼！回想非宗教大同盟〔９〕轰轰烈烈之际，则有五教授慨然署名于拥护思想自由之宣言，曾几何时，而自由批评已成为反动者唯一之口号矣。自由乎！自由乎！其随线装书以入于毛厕坑中乎！嘻嘻！咄咄！

　　《语丝》本来并非选定了几个人，加以恭维或攻击或诅咒之后，便将作者和刊物的荣枯存灭，都推在这几个人的身上的出版物。但这回的禁终于燕京北寝的讣闻，却“也许”不“会猜疑到权威者的反攻战略上面”去了罢。诚然，我亦觉得“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也！但是，这个，我倒要向燕生和五色国旗道贺。

　　十二月四日，于上海正寝。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语丝》第四卷第三期。

　　〔２〕岂明即周作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浙江绍兴人，《语丝》的编者和主要撰稿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

　　〔３〕叛徒首领指鲁迅。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鲁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致志摩》，说鲁迅不配作“青年叛徒的首领”。

　　〔４〕“拥旗党”指国家主义派。他们拥护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曾发起保护五色旗的“护旗运动”。五色，指五色旗，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的国旗，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组成。

　　〔５〕《狂飙》文学周刊，狂飙社的高长虹等人编辑。一九二六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一月出至第十七期停刊。光华书局出版。

　　〔６〕燕生常燕生，山西榆次人，国家主义派分子。曾参加过狂飙社。

　　〔７〕“思想界的权威者”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北京《民报》分别在《京报》、《晨报》刊登发刊广告，内称“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后来有些人就引用这称号来讽刺鲁迅。

　　〔８〕长虹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他曾经一度和鲁迅接近，不久即对鲁迅肆意进行攻击和诽谤。

　　〔９〕非宗教大同盟指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它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在上海《先驱》半月刊上发表宣言、通电和章程，并在群众中散发传单，组织讲演会，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当时北京大学周作人、沈士远等五教授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反对“同盟”的意见，发表信教自由的宣言。

“皇汉医学”

　　革命成功〔２〕之后，“国术”“国技”“国花”“国医”闹得乌烟瘴气之时，日本人汤本求真做的《皇汉医学》〔３〕译本也将乘时出版了。广告〔４〕上这样说——“日医汤本求真氏于明治三十四年卒业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后应世多年觉中西医术各有所长短非比较同异舍短取长不可爱发愤学汉医历十八年之久汇集吾国历来诸家医书及彼邦人士研究汉医药心得之作著‘皇汉医学’一书引用书目多至一百余种旁求博考洵大观也……”

　　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这也正是同例，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卒业者何止数千人，做西洋医学的也有十几位了，然而我们偏偏刮目于可入《无双谱》〔５〕的汤本先生的《皇汉医学》。小朋友梵儿〔６〕在日本东京，化了四角钱在地摊上买到一部冈千仞作的《观光纪游》〔７〕，是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来游中国的日记。他看过之后，在书头卷尾写了几句牢骚话，寄给我了。来得正好，钞一段在下面：“二十三日，梦香竹孙来访。……梦香盛称多纪氏〔８〕医书。余曰，‘敝邦西洋医学盛开，无复手多纪氏书者，故贩原板上海书肆，无用陈余之刍狗〔９〕也。’曰，‘多纪氏书，发仲景氏〔１０〕微旨，他年日人必悔此事。’曰，‘敝邦医术大开，译书续出，十年之后，中人争购敝邦译书，亦不可知。’梦香默然。余因以为合信氏医书（案：盖指《全体新论》〔１１〕），刻于宁波，宁波距此咫尺，而梦香满口称多纪氏，无一语及合信氏者，何故也？……”（卷三《苏杭日记》下二页。）

　　冈氏于此等处似乎终于不明白。这是“四千余年古国古”〔１２〕的人民的“收买废铜烂铁”脾气，所以文人则“盛称多纪氏”，武人便大买旧炮和废枪，给外国“无用陈余之刍狗”有一条出路。

　　冈氏距明治维新〔１３〕后不久，还有改革的英气，所以他的日记里常有好意的苦言。革命底批评家或云与其看世纪末的烦琐隐晦没奈何之言，不如上观任何民族开国时文字，证以此事，是颇有一理的。

　　七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语丝》第五卷第二十二期。

　　“皇汉医学”，日本应用中医原理来治病的医学。

　　〔２〕革命成功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反动政权，自称“革命成功”。这里是讽刺的说法。

　　〔３〕汤本求真（１８６７—１９４１）日本医生，汉医学家，著有《皇汉医学》和《日医应用汉方释义》等。《皇汉医学》以中医理论为基础，阐述中医治疗的效用。前部以注解我国东汉张机的医学著作为主，后部分述中医方剂的主治症候。有周子叙的中译本，一九三○年九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４〕这是中华书局的“《皇汉医学》出版预告”，载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上海《新闻报》。

　　〔５〕《无双谱》清代金古良编绘，内收从汉到宋的“忠孝、才节、事功……妖佞之从来无有者”四十人的画像，并各附乐府诗一首，记其“生平大端”。

　　〔６〕梵儿即李秉中（？—１９４０），四川彭山人。原是北京大学学生，后入黄埔军校，继去苏联、日本学习陆军，为国民党军官。早期与作者通信较多。《鲁迅日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收李秉中自日本所寄赠《观光纪游》一部三本。”

　　〔７〕冈千仞（１８３３—１９１４）日本人。清末曾到中国游历，著有《沪上》、《苏杭》、《燕京》、《粤南》等日记共十卷，总称《观光纪游》，一八八五年自费刊印。

　　〔８〕多纪氏即多纪蓝溪（１７３１—１８０１），名元惠，字仲明，日本内科医生。

　　〔９〕刍狗语见《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刍狗是古代祭祀时用草做成的狗，祭后即弃去，所以喻作轻贱无用之物。

　　〔１０〕仲景氏张机，字仲景，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人，东汉医学家。著有《金匮要略》、《伤寒论》。

　　〔１１〕《全体新论》英国合信在华编写的生理学著作，陈修堂译，一八五一年广东金利埠惠爱医局石印，后在宁波等处刻印。按鲁迅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致江绍原信中曾说：“括弧中《全体新论》下，乞添入‘等五种’三字。”

　　〔１２〕“四千余年古国古”语出清代黄遵宪《出军歌》：“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载一九○二年十月《新小说》第一号）

　　〔１３〕明治维新指发生于日本明治年间（１８６８—１９１２）的维新运动。它结束了封建王朝德川幕府的统治，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

匪笔三篇

　　今之“正人君子”，论事有时喜欢讲“动机”〔２〕。案动机，我自己知道，绍介这三篇文章是未免有些有伤忠厚的。旅资将尽，非逐食不可了，许多人已知道我将于八月中走出广州。七月末就收到了一封所谓“学者”的信，说我的文字得罪了他，“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且叫我“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命令被告枵腹恭候于异地，以俟自己雍容布置，慢慢开审，真是霸道得可观。第二天偶在报纸上看见飞天虎寄亚妙信，有“提防剑仔〔３〕”的话，不知怎地忽而欣然独笑，还想到别的两篇东西，要执绍介之劳了。这种拉扯牵连，若即若离的思想，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但是，由它去罢，好在“开审”时总会结帐的。

　　在我的估计上，这类文章的价值却并不在文人学者的名文之下。先前也曾收集，得了五六篇，后来只在北京的《平民周刊》〔４〕上发表过一篇模范监狱里的一个囚人的自序，其余的呢，我跑出北京以后，不知怎样了，现在却还想搜集。要夸大地说起来，则此类文章，于学术上也未始无用；我记得Ｌｏｍｂｒｏｓｏ〔５〕所做的一本书——大约是《天才与狂人》，请读者恕我手头无书，不能指实——后面，就附有许多疯子的作品。然而这种金字招牌，我辈却无须挂起来。

　　这回姑且将现成的三篇介绍，都是从香港《循环日报》〔６〕上采取的。以其都不是韵文，所以取阮氏《文笔对》〔７〕之说，名之曰：笔。倘有好事之徒，寄我材料，无任欢迎。但此后拟不限有韵无韵，并且廓大范围，并收土匪，骗子，犯人，疯子等等的创作。但经文人润色，或拟作赝作者不收。其实，古如陈涉帛书〔８〕，米巫题字〔９〕，近如义和团传单〔１０〕，同善社乩笔〔１１〕，也都是这一流。我想，凡见于古书的，也都可以抄出来编为一集，和现在的来比照，看思想手段，有什么不同。

　　来件想托北新书局代收，当择尤发表，——但这是我倘不忙于“以俟开审”或下了牢监的话。否则，自己的文章也就是材料，不必旁搜博采了。

　　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一撕票布告潘平广州佛山缸瓦栏维新码头发现烂艇一艘，有水浸淹其中，用蓑衣覆盖男子尸身一具，露出手足，旁有粗碗一只，白旗一面，书明云云。由六区水警，将该尸艇移泊西医院附近。验得该尸颈旁有一枪孔，直贯其鼻，显系生前轰毙。查死者年约三十岁，乃穿短线衫裤，剪平头装者。

　　南海紫洞潘平布告。

　　为布告事：昨四月念六日，在禄步共掳得乡人十余名，困留月余，并望赎音。兹提出禄步笋洞沙乡，姓许名进洪一名，枪毙示众，以儆其余。四方君子，特字周知，切勿视财如命！此布。（据七月十三日《循环报》。）二致信女某书金吊桶广西梧州洞天酒店相命家金吊桶，原名黄卓生，新会人，日前有行骗陈社恩，黄心，黄作梁夫妇银钱单据，为警备司令部将其捕获，又搜获一封固之信，内空白信笺一张，以火烘之，发现字迹如下：今日民国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吕纯阳先师下降，查明汝信女系广西人。汝今生为人，心善清洁，今天上玉皇赐横财四千五百两银过你，汝信享福养儿育女。但此财分作八回中足，今年七月尾只中白鸽票七百五十元左右。

　　老来结局有个子，第三位有官星发达，有官太做。但汝终身要派大三房妾伴，不能坐正位。今生条命极好。汝前世犯了白虎五鬼天狗星，若想得横财旺子，要用六元六毫交与金吊桶先生代汝解除，方得平安无事。若不信解除，汝条命得来十分无夫福无子福，有子死子，有夫死夫。但见字要求先生共汝解去此凶星为要可也。汝想得财得子者，为夫福者，有夫权者，要求先生共汝行礼，交合阴阳一二回，方可平安。如有不顺从先生者，汝条命冇好处，无安乐也。……（据七月二十六日《循环报》。）

　　三诘妙嫦书飞天虎香港永乐街如意茶楼女招待妙嫦，年仅双十，寓永吉街三十号二楼。七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时许，散工之后，偕同女侍三数人归家，道经大道中永吉街口，遇大汉三四人，要截于途，诘妙嫦曰：汝其为妙玲乎？嫦不敢答，闪避而行。讵大汉不使去，逞凶殴之，凡两拳，且曰：汝虽不语，固认识汝之面目者也！嫦被殴，大哭不已，归家后，以为大汉等所殴者为妙玲，故尚自怨无辜被辱，不料翌早复接恐吓信一通，按址由邮局投至，遂知昨晚之被殴，确为寻己，乃将事密报侦探，并告以所疑之人，务使就捕雪恨云。

　　亚妙女招待看！启者：久在如意茶楼，用诸多好言，殴辱我兄弟，及用滚水来陆之兄弟，灵端相劝，置之不理，与续大发雌雄，反口相齿，亦所谓恶不甚言矣。昨晚在此二人殴打已捶，亦非介意，不过小小之用。刻下限你一星期内答复，妥讲此事，若有无答复，早夜出入，提防剑仔，决列对待，及难保性命之虞，勿怪书不在先，至于死地之险也。诸多未及，难解了言，顺候，此询危险。

　　七月初一晚，卅六友飞天虎谨。（据八月一日《循环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十年九月十日北京《语丝》第一四八期。

　　〔２〕“动机”陈源的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的动机？”

　　〔３〕剑仔广州话：匕首。

　　〔４〕《平民周刊》即《民众文艺》，北京《京报》附出的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创刊。鲁迅曾为该刊撰稿，并校阅过自创刊号至第十六号中的一些稿件。一个囚人的自序，即《一个“罪犯”的自述》，该文曾由鲁迅加上按语，发表于《民众文艺》第二十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５〕Ｌｏｍｂｒｏｓｏ龙勃罗梭（１８３６—１９０９），意大利精神病学者，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他认为“犯罪”是自有人类以来长期遗传的结果，提出荒谬的“先天犯罪”说，主张对“先天犯罪”者采取死刑、终身隔离、消除生殖机能等以“保卫社会”。著有《天才论》、《犯罪者论》等。他的学说曾被德国法西斯采用。

　　〔６〕《循环日报》香港出版的中文报纸，一八七四年一月由王韬创办，约于一九四七年停刊。

　　〔７〕《文笔对》清代阮福为回答他父亲阮元的提问而作。它“综合六朝唐人之所谓文所谓笔与宋明之说不同而见于书史者，不分年代类列之，以明其体”。阮福认为：“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直言无文采者为笔”。这篇文章收入他所编的《文笔考》，又见阮元的《"C经室三集•学海堂文笔策问》。

　　〔８〕陈涉帛书陈胜（？——前２０８）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秦二世元年（前２０９），他和吴广被派戍守渔阳，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因雨误期，按秦代法律将被斩首，于是揭竿起义。据《史记•陈涉世家》，起义前夕，“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

　　〔９〕米巫题字据《后汉书•刘焉传》，东汉张陵于“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后来，张陵被尊为“张天师”，并奉为道教的创始人，他的道徒与巫觋一样，都以符箓为术。符箓，是在纸或布上划的似字非字的图形，他们用以“祭祷”、“治病”和“驱使鬼神”。

　　〔１０〕义和团传单十九世纪末，反帝爱国组织义和团的活动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在一些宣言和传单中，往往借用神灵、符咒来号召群众：如“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备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见《拳匪纪事》）

　　〔１１〕同善社封建迷信的道门组织。乩笔，扶乩的人假托鬼神降临，用木锥在沙盘上划出的“文字”。内容是与人唱和、示人吉凶，或为病人开具药方等等。

“醉眼”中的朦胧

　　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拚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这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大家都有些自觉的，所以总要向读者声明“将来”：不是“出国”，“进研究室”，便是“取得民众”。功业不在目前，一旦回国，出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２〕——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

　　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便在最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方面也何尝不带些朦胧。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３〕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４〕，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５〕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６〕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７〕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８〕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９〕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１０〕，踏踏主义〔１１〕，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

　　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１２〕，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１３〕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１４〕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１５〕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１６〕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１７〕，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横竖缠不清，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１８〕，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

　　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曾有人批评我的小说，说是“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１９〕“冷静”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三个了。倘有四个，连《小说旧闻钞》也不写，或者只有两个，见得比较地忙，也许可以不至于被“奥伏赫变”〔２０〕（“除掉”的意思，Ａｕｆｈｅｂｅｎ的创造派的译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罢，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个。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现自己”之罪〔２１〕，大约总该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文学是现在最紧要的一点，因为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一到“武器的艺术”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２２〕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２３〕了。

　　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为什么不就到“武器的艺术”呢？

　　这也很像“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２４〕。但当现在“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２５〕，这问题是总须起来的，不尽是资产阶级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计。因为这极彻底而勇猛的主张，同时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这样：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

　　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因此必然的应该坐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等待“武器的铁和火”出现。这出现之际，同时拿出“武器的艺术”来。倘那时铁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个“闲暇”，能静听他们自叙的功勋，那也就成为一样的战士了。最后的胜利。然而文艺是还是批判不清的，因为社会有许多层，有先进国的史实在；要取目前的例，则《文化批判》已经拖住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２６〕，《创造月刊》也背了Ｖｉｇｎｙ在“开步走”〔２７〕了。

　　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２８〕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现在创造派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虽然不得已而玩着“艺术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艺术”的非革命武学家也玩起这玩意儿来了，有几种笑迷迷的期刊〔２９〕便是这。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手里的“武器的艺术”了罢。那么，这一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一期。

　　本篇是鲁迅针对一九二八年初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批评而写的。当时创造社等的批评和鲁迅的反驳，曾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这次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促进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注意。但创造社、太阳社的某些成员，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文艺领域时，出现过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鲁迅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的攻击的态度。后来他们改变了排斥鲁迅的立场，与鲁迅共同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２〕冯乃超广东南海人，作家，后期创造社成员。“醉眼陶然”，见他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一月）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ＬAＴｏｌMｓｔｏｙ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３〕托尔斯泰（XAYAZKFS[K\，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著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曾引用列宁在《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的一段话：“托尔斯泰一方面毫无忌惮地批判资本主义的榨取，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与行政的喜剧的假面，暴露着国富的增大，文化的结果与贫困的增大，劳动大众的痛苦间的矛盾；他方面很愚蠢地劝人不要以暴力反抗罪恶。一方面站在最觉悟的现实主义上，剥去一切的假面；他方面却靦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按译文与现在通行的版本不完全相同。

　　〔４〕这是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的话：“自从北伐军进出杨子江以来，中国国民革命的一特征，就是大众的政治运动的炽烈化，然而，观察目前的情状，革命的势力在表面上似呈一种停顿的样子，而事实上，社会的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

　　〔５〕“杀人如草不闻声”语见明代沈明臣作《铙歌十章•凯歌》：“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原是歌颂战功的，这里用以指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罪行。

　　〔６〕见《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我们知道，社会上，一定有一些常识的煽动家，向我们发出嘲笑，他们说：你们既口口声声在革命，何以不去直接行动，却来弄这样咬文嚼字的文学？我们要看出他们的奸诈来；这是他们的退兵计；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

　　〔７〕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一九二六年，创造社曾发出招股简章，筹集办社资金。一九二七年聘请刘世芳为该社律师。后来，当创造社受到反动当局压迫时，刘世芳曾代表创造社及其出版部登报声明“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见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新闻报》）

　　〔８〕创造社成立初期，成仿吾主张文学“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追求文学的“全”和“美”，存在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一九二六年他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再回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所以这里说他是“复活的批评家”，“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

　　〔９〕“获得大众”、“保障最后的胜利”，都见《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明了的意识努力你的工作，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在大众中的流毒与影响，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莫忘记了，你是站在全战线的一个分野！以真挚的热诚描写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悲愤，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这样，你可以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将建立殊勋，你将不愧为一个战士。”

　　〔１０〕表现主义二十世纪初流行于德国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它对资本主义黑暗现实带有盲目的反抗情绪；强调表现自我感受，认为主观是唯一真实，漠视现实生活，反对艺术的自的性，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文化危机的反映。

　　〔１１〕踏踏主义通称达达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于瑞士、美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它反对艺术规律，否定语言、形象的思想意义，以梦呓、混乱的语言、怪诞荒谬的形象表现不可思议的事物，是当时青年一代恐慌、狂乱的精神状态的反映。

　　〔１２〕《文化批判》月刊，创造社的理论性刊物。一九二八年一月创行，共出五期。在创刊号上载有成仿吾的《祝辞》。李初梨，四川江津人，文艺评论家，后期创造社成员。这里是指他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其中说：“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不一定要出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出身者，不一定会产生出无产阶级文学。”又说：“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

　　〔１３〕《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发表署名甘人的《中国新文学的将来与其自己的认识》中有“鲁迅……是我们时代的作者”的话；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加以反对说：“我要问甘人君，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曾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我们的时代’，又是第几阶级的时代？甘人君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将来与其自己’简直毫不认识。”

　　〔１４〕这段引文见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１５〕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评论早期创造社时说：“它的诸作家以他们的反抗的精神，以他们的新鲜的作风，四五年之内在文学界养成了一种独创的精神，对一般青年给与了不少的激刺。他们指导了文学革命的方针，率先走向前去，他们扫荡了一切假的文艺批评，他们驱逐了一些蹩脚的翻译。他们对于旧思想与旧文学的否定最为完全，他们以真挚的热诚与批判的态度为全文学运动奋斗。”而在展望“文学革命今后的进展”时又说：“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得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

　　〔１６〕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的动机。看他是‘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

　　〔１７〕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过去外国历史家曾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阶级（应译“等级”）。第一阶级：国王；第二阶级：僧侣和贵族；第三阶级：当时的被统治阶级，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等。后来又有人把工人阶级称为第四阶级。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１８〕“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有产者既利用一切艺术为他的支配工具，那么文学当然为无产者的重要的战野。所以我们的作家，是‘为革命而文学’，不是‘为文学而革命’，我们的作品，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

　　〔１９〕这是张定璜的话，见《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七、八期（一九二五年一月）连载的《鲁迅先生》一文：“鲁迅先生的医究竟学到了怎样一个境地，曾经进过解剖室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２０〕“奥伏赫变”德语音译，现通译为“扬弃”。

　　〔２１〕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呐喊〉的评论》中，将《呐喊》中的小说分为“再现的”和“表现的”两类。认为前者“平凡”“庸俗”，是作者“失败的地方”，而后者如《端午节》，“表现方法恰与我的几个朋友的作风相同”，“作者由他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与我们接近了”。

　　〔２２〕“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推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九页，一九七二年五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２３〕这两句话的出处待查。

　　〔２４〕“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参看本篇注〔６〕。苏秦，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曾游说齐、楚、燕、赵、韩、魏六国联合抗秦。

　　〔２５〕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有人说：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者自身写出的文学。不是。因为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他写出来的，仍是一些有产者文学。”

　　〔２６〕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辛克莱（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美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世界末日》等。《文化批判》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曾刊载辛克莱《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的摘译，译者冯乃超在译文的前言中说：辛克莱“和我们站着同一的立脚地来阐明艺术与社会阶级的关系，……他不特喝破了艺术的阶级性，而且阐明了今后的艺术的方向”。

　　〔２７〕Ｖｉｇｎｙ维尼（１７９７—１８６３），法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著有《上古和近代诗集》、《命运集》等。《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五、七、八、九各期曾连载穆木天的论文《维尼及其诗歌》。“开步走”，是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的话：“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２８〕符拉特弥尔•伊力支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２９〕指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所办的一些刊物如《新生命》等。

革命咖啡店

　　革命咖啡店的革命底广告式文字，〔２〕昨天在报章上看到了，仗着第四个“有闲”，先抄一段在下面：“……但是读者们，我却发现了这样一家我们所理想的乐园，我一共去了两次，我在那里遇见了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且认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他们有的在那里高谈着他们的主张，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我在那里领会到不少教益呢。……”

　　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３〕，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

　　何况既喝咖啡，又领“教益”呢？上海滩上，一举两得的买卖本来多。大如弄几本杂志，便算革命；小如买多少钱书籍，即赠送真丝光袜或请吃冰淇淋——虽然我至今还猜不透那些惠顾的人们，究竟是意在看书呢，还是要穿丝光袜。至于咖啡店，先前只听说不过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饱眼福”罢了。谁料这回竟是“名人”，给人“教益”，还演“高谈”“沉思”种种好玩的把戏，那简直是现实的乐园了。但我又有几句声明——就是：这样的咖啡店里，我没有上去过，那一位作者所“遇见”的，又是别一人。因为：一，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４〕），不喜欢，还是绿茶好。二，我要抄“小说旧闻”之类，无暇享受这样乐园的清福。三，这样的乐园，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５〕辈，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材料；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口黄牙”〔６〕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亵渎了“无产阶级文学”么？还有四，则即使我要上去，也怕走不到，至多，只能在店后门远处彷徨彷徨，嗅嗅咖啡渣的气息罢了。你看这里面不很有些在前线的文豪么，我却是“落伍者”，决不会坐在一屋子里的。

　　以上都是真话。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经画过我的像〔７〕，说是躲在酒坛的后面。这事的然否我不谈。现在所要声明的，只是这乐园中我没有去，也不想去，并非躲在咖啡杯后面在骗人。

　　杭州另外有一个鲁迅时，我登了一篇启事，“革命文学家”就挖苦了。〔８〕但现在仍要自己出手来做一回，一者因为我不是咖啡，不愿意在革命店里做装点；二是我没有创造社那么阔，有一点事就一个律师，两个律师。

　　八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三期郁达夫的《革命广告》之后，题作《鲁迅附记》，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

　　〔２〕指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申报》所载的《“上海珈琲”》，作者署名慎之。

　　〔３〕“龌龊的农工大众”这是成仿吾的话。他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说：“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４〕“时代错误”成仿吾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发表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中，说当时的文学出版物“在创作上是时代错误的趣味的高调，在评论上是狂妄的瞎说的乱响”。

　　〔５〕潘汉年（１９０６—１９７７）江苏宜兴人，作家。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他们都曾参加创造社。

　　〔６〕“满口黄牙”《流沙》第三期（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刊有署名心光的《鲁迅在上海》一文，其中攻击鲁迅说：“你看他近来在‘华盖’之下哼出了一声‘醉眼中的朦胧’来了。但他在这篇文章里消极的没有指摘出成仿吾等的错误，积极的他自己又不屑替我们青年指出一条出路来，他看见旁人的努力他就妒忌，他只是露出满口黄牙在那里冷笑。”

　　〔７〕叶灵凤的画，载于上海《戈壁》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参看本卷第１２４页注〔１２〕。

　　〔８〕指收入本书的《在上海的鲁迅启事》。“革命文学家”，指潘汉年。他在《战线》周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的《假鲁迅与真鲁迅》中，挖苦鲁迅的启事说：“那位少老先生，看中鲁迅的名字有如此魔力，所以在曼殊和尚坟旁Ｍ女（士）面前，题下这个‘鲁迅游杭吊老友’的玩意儿，现在上海的鲁迅偏偏来一个启事……这一来岂不是明明白白叫以后要乞教或见访的女士们，认清本店老牌，只此一家，并无分出了吗？虽然上海的鲁迅启事，没有那个大舞台对过天晓得所悬那玩意儿强硬，至少也使得我们那位‘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的另一个鲁迅要显着原形哆嗦而发抖！这才是假关公碰到真关公，假鲁迅遇着真鲁迅！”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文章，文坛上不常有；即有之，也什九是大部的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其少见的。

　　但至今，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不但巨细高低，相依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因此那些终于为人所注重了。

　　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和事状，所得也颇不少的。而便捷，易成，取巧……这些原因还在外。

　　中国于世界所有的大部杰作很少译本，翻译短篇小说的却特别的多者，原因大约也为此。我们——译者的汇印这书，则原因就在此。贪图用力少，绍介多，有些不肯用尽呆气力的坏处，是自问恐怕也在所不免的。但也有一点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的近于不坏的意思。还有，是要将零星的小品，聚在一本里，可以较不容易于散亡。我们——译者，都是一面学习，一面试做的人，虽于这一点小事，力量也还很不够，选的不当和译的错误，想来是一定不免的。我们愿受读者和批评者的指正。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朝花社同人识。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九年四月出版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一）》。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是鲁迅和柔石等创立的朝花社的出版物之一，分《奇剑及其他》和《在沙漠上》两集，收入比利时、捷克、法国、匈牙利、俄国和苏联、犹太、南斯拉夫、西班牙等国家和民族的短篇小说二十四篇。

流氓的变迁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２〕。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３〕。“儒者，柔也”〔４〕，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５〕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６〕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７〕，“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８〕者在。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９〕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１０〕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１１〕，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１２〕，《七侠五义》〔１３〕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１４〕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１５〕“氏”的近作。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一日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天”指儒、墨两家著作中的所谓“天命”、“天意”。如《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墨子•天志》：“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３〕墨子（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者。他的言行，经他的弟子及后学辑入《墨子》一书。墨子之徒多尚武。他死后，他的学派起分化，以宋钘，许行等为代表的正统派，到秦汉时演化成为游侠。

　　〔４〕“儒者，柔也”见许慎《说文解字》：“儒者，柔也，术士之称。”

　　〔５〕“死”指游侠中流行的所谓“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见《史记•游侠列传》）的一种侠义精神。这些游侠往往为某些权贵所豢养。“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他们的道德观念。

　　〔６〕汉代的大侠多和权贵交往勾结，如《汉书•游侠传》载，陈遵“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

　　〔７〕“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语见《韩非子•五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也曾引用此语。

　　〔８〕“五侯”汉成帝（刘骜）河平二年（前２７），外戚王谭、王逢时、王根、王立、王商兄弟五人同日封侯，当时称为“五侯”。据《汉书•游侠传》载，“五侯”豢养许多儒侠之士，其中大侠楼护（君卿）最受信用，是“五侯上客”。

　　〔９〕李逵劫法场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第四十回。

　　〔１０〕《水浒》即《水浒传》，元末明初施耐庵作，是一部以北宋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书中有宋江受朝廷招安后又去镇压方腊等农民起义军的情节。“替天行道”是宋江一贯打着的旗号。

　　〔１１〕《施公案》清代公案小说，作者不详，共九十七回。写康熙年间施仕纶官江都知县至灌运总督时，黄天霸为他办案的故事，一八三八年印行。

　　〔１２〕《彭公案》清代公案小说，署贪梦道人作，共一百回。写康熙年间一帮江湖侠客为三河知县彭鹏办案的故事，一八九一年印行。

　　〔１３〕《七侠五义》原名《三侠五义》，清代侠义小说，署石玉昆述，入迷道人编订，共一百二十回。一八七九年印行，后经俞樾修订，一八八九年重印，改名《七侠五义》。前半部主要写包拯审案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江湖侠客的活动。

　　〔１４〕《九尾龟》张春帆作，描写妓女生活的小说，一九一○年出版。

　　〔１５〕张资平参看《二心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及其有关注。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大家都说要打俄国，〔２〕或者“愿为前驱”，或者“愿作后盾”，连中国文学所赖以不坠的新月书店〔３〕，也登广告出卖关于俄国的书籍两种，则举国之同仇敌忾也可知矣。自然，大势如此，执笔者也应当做点应时的东西，庶几不至于落伍。我于是在七月廿六日《新闻报》的《快活林》里，遇见一篇题作《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叙述详细而昏不可当的文章，可惜限于篇幅，只能摘抄：“……乃尝读史至元成吉思汗〔４〕。起自蒙古。入主中夏。开国以后。奄有钦察阿速诸部。命速不合征蔑里吉〔５〕。复引兵绕宽田吉思海。转战至太和岭〔６〕。洎太宗七年。又命速不台为前驱。随诸王拔都。皇子贵由。皇侄哥等〔７〕伐西域。十年乃大举征俄。直逼耶烈赞城〔８〕。而陷莫斯科。太祖长子术赤〔９〕遂于其地即汗位。可谓破前古未有之纪载矣。夫一代之英主。开创之际。战胜攻取。用其兵威。

　　不难统一区宇。史册所叙。纵极铺张。要不过禹域以内。

　　讫无西至流沙。举朔北辽绝之地而空之。不特唯是。犹复鼓其余勇。进逼欧洲内地。而有欧亚混一之势者。谓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得乎……”那结论是：

　　“……质言之。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

　　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余故备述之。以告应付时局而固边圉者。”

　　这只有这作者“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

　　倘照这样的论法，俄国人就也可以作“吾国征华史之一页”，说他们在元代奄有中国的版图。

　　倘照这样的论法，则即使俄人此刻“入主中夏”，也就有“欧亚混一之势”，“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后人“之勇气者”矣。

　　嗟乎，赤俄未征，白痴已出，殊“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也！

　　七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语丝》第五卷第二十二期。

　　〔２〕一九二九年七月，国民党以武力接收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双方发生冲突，国民党藉此掀起“反俄运动”。

　　〔３〕新月书店新月社的书店，一九二七年春成立于上海。该店为配合“反俄运动”，曾再版了署名世界室主人的《苏俄评论》和徐志摩的《自剖》（第三辑为《游俄》），并刊登宣传广告。

　　〔４〕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的领袖，十三世纪初统一了蒙古族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被拥戴为王，称成吉思汗，后被尊为元太祖。他曾将蒙古汗国的版图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后来他的继承者们征服了俄罗斯，建立钦察汗国；又灭了南宋，建立元朝。

　　〔５〕速不台（１１７６—１２４８）蒙古汗国大将。一二一六年春，成吉思汗命他征服蔑里吉。蔑里吉，通称蔑几乞，辽金时游牧于色楞格河流域的一个部落。

　　〔６〕宽田吉思海今译里海。太和岭，今译高加索。

　　〔７〕拔都（１２０９—１２５６）蒙古汗国大将，成吉思汗之孙。贵由（１２０６—１２４８），元太宗窝阔台的长子，后被尊为元定宗。哥，即蒙哥（１２０８—１２５９），窝阔台的侄子，后被尊为元宪宗。

　　〔８〕耶烈赞城今译梁赞，在莫斯科之南。

　　〔９〕术赤（１１７７—１２２５）蒙古汗国大将，成吉思汗长子。

鲁迅译著书目

　　一九二一年

　　《工人绥惠略夫》（俄国Ｍ•阿尔志跋绥夫作中篇小说。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后归北新书局，为《未名丛刊》之一，今绝版。）

　　一九二二年

　　《一个青年的梦》（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作戏曲。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后归北新书局，为《未名丛刊》之一，今绝版。）

　　《爱罗先珂童话集》（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一九二三年

　　《桃色的云》（俄国ＶA爱罗先珂作童话剧。北新书局印《未名丛刊》之一。

　　《呐喊》（短篇小说集，一九一八至二二年作，共十四篇。印行所同上。）

　　《中国小说史略》上册（改订之北京大学文科讲义。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四年

　　《苦闷的象征》（日本厨川白村作论文。北新书局印行《未名丛刊》之一。）

　　《中国小说史略》下册（印行所同上。后合上册为一本。）一九二五年

　　《热风》（一九一八至二四年的短评。印行所同上。）一九二六年

　　《彷徨》（短篇小说集之二，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作，共十一篇。印行所同上。）

　　《华盖集》（短评集之二，皆一九二五年作。印行所同上。）

　　《华盖集续编》（短评集之三，皆一九二六年作。印行所同上。）

　　《小说旧闻钞》（辑录旧文，间有考正。印行所同上。）

　　《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厨川白村作随笔，选译。未名社印行《未名丛刊》之一，今归北新书局。）

　　一九二七年

　　《坟》（一九○七至二五年的论文及随笔。未名社印行。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朝华夕拾》（回忆文十篇。未名社印行《未名新集》之一。今版被抵押，由北新书局另排印行。）

　　《唐宋传奇集》十卷（辑录并考正。北新书局印行。）一九二八年

　　《小约翰》（荷兰Ｆ•望•蔼覃作长篇童话。未名社印行《未名丛刊》之一。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野草》（散文小诗。北新书局印行。）

　　《而已集》（短评集之四，皆一九二七年作。印行所同上。）

　　《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鹤见祐辅作随笔，选译。印行所同上，今绝版。）

　　一九二九年

　　《壁下译丛》（译俄国及日本作家与批评家之论文集。印行所同上。）

　　《近代美术史潮论》（日本板坦鹰穗作。印行所同上。）《拾谷虹儿画选》（并译题词。朝华社印行《艺苑朝华》之一，今绝版。）

　　《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日本片上伸作。大江书店印行《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

　　《艺术论》（苏联Ａ•卢那卡尔斯基作。印行所同上。）一九三○年

　　《艺术论》（俄国ＧA蒲力汗诺夫作。光华书局印行《蒲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文艺与批评》（苏联卢那卡尔斯基作论文及演说。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一。）

　　《文艺政策》（苏联关于文艺的会议录及决议。并同上。）

　　《十月》（苏联ＡA雅各武莱夫作长篇小说。神州国光社稿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今尚未印。）

　　一九三一年

　　《药用植物》（日本刈米达夫作。商务印书馆收稿，分载《自然界》中。）

　　《毁灭》（苏联Ａ•法捷耶夫作长篇小说。三闲书屋印行。）译著之外，又有

　　所校勘者，为：

　　唐刘恂《岭表录异》三卷（以唐宋类书所引校《永乐大典》本，并补遗。未印。）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校明丛书堂钞本，并补遗。未印。）

　　所纂辑者，为：

　　《古小说钩沈》三十六卷（辑周至隋散逸小说。未印。）

　　谢承《后汉书》辑本五卷（多于汪文台辑本。未印。）所编辑者，为：

　　《莽原》（周刊。北京《京报》附送，后停刊。）

　　《语丝》（周刊。所编为在北平被禁，移至上海出版后之第四卷至第五卷之半。北新书局印行，后废刊。）

　　《奔流》（自一卷一册起，至二卷五册停刊。北新书局印行。）

　　《文艺研究》（季刊。只出第一册。大江书店印行。）所选定，校字者，为：《故乡》（许钦文作短篇小说集。北新书局印行《乌合丛书》之一。）

　　《心的探险》（长虹作杂文集。同上。）

　　《飘渺的梦》（向培良作短篇小说集。同上。）

　　《忘川之水》（真吾诗选。北新书局印行。）

　　所校订，校字者，为：《苏俄的文艺论战》（苏联褚沙克等论文，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任国桢译。北新书局印行《未名丛刊》之一。）

　　《十二个》（苏联ＡA勃洛克作长诗，胡译。同上。《争自由的波浪》。同上。）

　　《勇敢的约翰》（匈牙利裴多菲•山大作民间故事诗，孙用译。湖风书局印行。）

　　《夏娃日记》（美国马克•土温作小说，李兰译。湖风书局印行《世界文学名著译丛》之一。）

　　所校订者，为：

　　《二月》（柔石作中篇小说。朝华社印行，今绝版。）

　　《小小十年》（叶永蓁作长篇小说。春潮书局印行。）

　　《穷人》（俄国ＦA陀思妥夫斯基作小说，韦丛芜译。未名社印行《未名丛书》之一。

　　《黑假面人》（俄国ＬA安特来夫作戏曲，李霁野译。同上。

　　《红笑》（前人作小说，梅川译。商务印书馆印行。）

　　《小彼得》（匈牙利ＨA至尔•妙伦作童话，许霞译。社印行，今绝版。

　　《进化与退化》（周建人所译生物学的论文选集。光华书局印行。）

　　《浮士德与城》（苏联ＡA卢那卡尔斯基作戏曲，柔石译,神州国光社印行《现代文丛书》之一。）

　　《静静的顿河》（苏联ＭA唆罗诃夫作长篇小说，第一卷：非译。同上。

　　《铁甲列车第一四——六九》（苏联ＶA伊凡诺夫作小说,侍桁译。同上，未出。

　　所印行者，为：

　　《士敏土之图》（德国ＣA梅斐尔德木刻十幅。珂罗版印。《铁流》《铁流之图》（苏联ⅠA毕斯凯莱夫木刻四幅。印刷中炸毁。）

　　我所译著的书，景宋〔１〕曾经给我开过一个目录，载在《关于鲁迅及其著作》〔２〕里，但是并不完全的。这回因为开手编集杂感，打开了装着和我有关的书籍的书箱，就顺便另抄了一张书目，如上。

　　我还要将这附在《三闲集》的末尾。这目的，是为着自己，也有些为着别人。据书目察核起来，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

　　虽说做这些事，原因在于“有闲”，但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倒是近四五年没有先前那么起劲了。

　　但这些陆续用去了的生命，实不只成为徒劳，据有些批评家言，倒都是应该从严发落的罪恶。做了“众矢之的”者，也已经四五年，开首是“作恶”，后来是“受报”了，有几位论客，还几分含讥，几分恐吓，几分快意的这样“忠告”我。然而我自己却并不全是这样想，我以为我至今还是存在，只有将近十年没有创作，而现在还有人称我为“作者”，却是很可笑的。

　　我想，这缘故，有些在我自己，有些则在于后起的青年的。在我自己的，是我确曾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所出的许多书，功罪姑且弗论，即使全是罪恶罢，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开”，必须有较大的腿劲。凭空的攻击，似乎也只能一时收些效验，而最坏的是他们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淡去，消去了。

　　但是，试再一检我的书目，那些东西的内容也实在穷乏得可以。景致命的，是：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翻译又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所以徘徊观望，不敢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后来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会跨过的。但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３〕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评，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４〕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

　　当我被“进步的青年”〔５〕们所口诛笔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现在却真的过了五十岁了，据卢南〔６〕（ＥAＲｅｎａｎ）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Ｎ以敢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但灯下独坐，春夜又倍觉凄清，便在百静中，信笔写了这一番话。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鲁迅于沪北寓楼记。

　　〔１〕景宋许广平（１８９８—１９６８），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鲁迅夫人。著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

　　〔２〕《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台静农编，收入当时关于《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十四篇，一九二六年七月未名社出版。

　　〔３〕“绊脚石”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琐记两则》中，暗指鲁迅为“青年作者”的“绊脚石”说：“我所唯一希望于已成名之作者，则彼等如无赏鉴青年艺术运动的特识，而亦无帮助青年艺术运动之雅量者，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豪兴也！”

　　〔４〕“可怜无益费精神”语见韩愈诗《赠崔立之评事》：“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

　　〔５〕“进步的青年”指高长虹。他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

　　〔６〕卢南（１８２８—１８９２）法国作家。著有《耶稣传》等。

《小彼得》译本序

　　这连贯的童话六篇，原是日本林房雄〔２〕的译本（一九二七年东京晓星阁出版），我选给译者，作为学习日文之用的。逐次学过，就顺手译出，结果是成了这一部中文的书。但是，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这也就是说，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处来，也已经是校改者的责任。

　　作者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ＨｅｒｍｙｎｉａＺｕｒＭｕｅｈ－ｌｅｎ）〔３〕，看姓氏好像德国或奥国人，但我不知道她的事迹。据同一原译者所译的同作者的别一本童话《真理之城》（一九二八年南宋书院出版）的序文上说，则是匈牙利的女作家，但现在似乎专在德国做事，一切战斗的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期刊——尤其是专为青年和少年而设的页子上，总能够看见她的姓名。作品很不少，致密的观察，坚实的文章，足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人，而使她有世界底的名声者，则大概由于那独创底的童话云。

　　不消说，作者的本意，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们看的，但输入中国，结果却又不如此。首先的缘故，是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不能认识这四方形的字和格子布模样的文章，所以在他们，和这是毫无关系，且不说他们的无钱可买书和无暇去读书。但是，即使在受过教育的孩子们的眼中，那结果也还是和在别国不一样。为什么呢？第一，还是因为文章，故事第五篇中所讽刺的话法的缺点，在我们的文章中可以说是几乎全篇都是。第二，这故事前四篇所用的背景，是：煤矿，森林，玻璃厂，染色厂；读者恐怕大多数都未曾亲历，那么，印象也当然不能怎样地分明。第三，作者所被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者，我想，在这里，有主张大家的生存权（第二篇），主张一切应该由战斗得到（第六篇之末）等处，可以看出，但披上童话的花衣，而就遮掉些斑斓的血汗了。尤其是在中国仅有几本这种的童话孤行，而并无基本底，坚实底的文籍相帮的时候。并且，我觉得，第五篇中银茶壶的话，太富于纤细的，琐屑的，女性底的色彩，在中国现在，或者更易得到共鸣罢，然而却应当忽略的。第四，则故事中的物件，在欧美虽然很普通，中国却纵是中产人家，也往往未曾见过。火炉即是其一；水瓶和杯子，则是细颈大肚的玻璃瓶和长圆的玻璃杯，在我们这里，只在西洋菜馆的桌上和汽船的二等舱中，可以见到。破雪草也并非我们常见的植物，有是有的，药书上称为“獐耳细辛”（多么烦难的名目呵！），是一种毛茛科的小草，叶上有毛，冬末就开白色或淡红色的小花，来“报告冬天就要收场的好消息”。日本称为“雪割草”，就为此。破雪草又是日本名的意译，我曾用在《桃色的云》〔４〕上，现在也袭用了，似乎较胜于“獐耳细辛”之古板罢。

　　总而言之，这作品一经搬家，效果已大不如作者的意料。倘使硬要加上一种意义，那么，至多，也许可以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或并未劳动而不忘勤劳大众的人们的一览，或者给留心世界文学的人们，报告现代劳动者文学界中，有这样的一位作家，这样的一种作品罢了。

　　原译本有六幅乔治•格罗斯〔５〕（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ｏｓｚ）的插图，现在也加上了，但因为几经翻印，和中国制版术的拙劣，制版者的不负责任，已经几乎全失了原作的好处，——尤其是如第二图，——只能算作一个空名的绍介。格罗斯是德国人，原属踏踏主义（Ｄａｄａｉｓｍｕｓ）者之一人，后来却转了左翼。据匈牙利的批评家玛察〔６〕（ⅠAＭａｔｚａ）说，这是因为他的艺室心谌荨枷耄巡荒鼙惶ぬぶ饕*所牢笼的缘故。欧洲大战时候，大家用毒瓦斯来打仗，他曾画了一幅讽刺画〔７〕，给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嘴上，也蒙上一个避毒的嘴套，于是很受了一场罚，也是有名的事，至今还颇有些人记得的。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校讫记。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的《小彼得》中译本。

　　《小彼得》，原名《小彼得的朋友们讲的故事》，由许霞（许广平）翻译，鲁迅校改。

　　〔２〕林房雄（１９０３—１９７５）日本小说家，军国主义分子。

　　〔３〕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１８８３—１９５１）德国女作家。生于维也纳，童年随父到过欧亚不少国家。她熟悉工人生活，曾参加德国无产阶级文学活动。一九三三年在德国纳粹党压迫下，长期流亡国外。她的作品除《小彼得》和文中所说的《真理之城》外，还有《玫瑰》、《织毯工阿里》等。

　　〔４〕《桃色的云》俄国爱罗先珂作的童话剧，鲁迅的中文译本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５〕乔治•格罗斯（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德国讽刺画家，装帧设计家，一九三三年移居美国。

　　〔６〕玛察匈牙利文艺批评家，生于捷克；一九二三年移居苏联，从事艺术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对格罗斯的评论，见他所著《现代欧洲的艺术》（有冯雪峰中译本，一九三○年六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７〕指格罗斯于一九二三年画的《耶稣受难像》。一九二五年他因画《资产阶级的镜子》，曾受到德国当局的审讯。

路

　　又记起了Ｇｏｇｏｌ〔２〕做的《巡按使》的故事：中国也译出过的。一个乡间忽然纷传皇帝使者要来私访了，官员们都很恐怖，在客栈里寻到一个疑似的人，便硬拉来奉承了一通。等到奉承十足之后，那人跑了，而听说使者真到了，全台演了一个哑口无言剧收场。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

　　文艺家的眼光要超时代，所以到否虽不可知，也须先行拥篲清道，或者伛偻奉迎。于是做人便难起来，口头不说“无产”便是“非革命”，还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险了。这真要没有出路。

　　现在的人间也还是“大王好见，小鬼难当”的处所。出路是有的。何以无呢？只因多鬼祟，他们将一切路都要糟蹋了。这些都不要，才是出路。自己坦坦白白，声明了因为没法子，只好暂在炮屁股上挂一挂招牌，倒也是出路的萌芽。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野草》序）

　　还只说说，而革命文学家似乎不敢看见了，如果因此觉得没有了出路，那可实在是很可怜，令我也有些不忍再动笔了。

　　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

　　〔２〕Ｇｏｇｏｌ果戈理（ＨAＢACK]KFW，１８０９—１８５２），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死魂灵》、喜剧《钦差大臣》（即《巡按使》）等。

扁

　　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还要由此生出议论来。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坏……等等。

　　乡间一向有一个笑谈：两位近视眼要比眼力，无可质证，便约定到关帝庙去看这一天新挂的扁额。他们都先从漆匠探得字句。但因为探来的详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个便不服，争执起来了，说看见小字的人是说谎的。又无可质证，只好一同探问一个过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么也没有。扁还没有挂哩。”〔２〕我想，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扁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随感录”栏。

　　〔２〕这个笑话，在清代崔述的《考信录提要》中有记载。

某笔两篇

　　昨天又得幸逢了两种奇特的广告，仍敢执绍介之劳。标点是我所加的，以醒眉目。该称什么笔呢，想了两天两夜，没有好结果。姑且称为“某笔”，以俟博雅君子教正。这回的“动机”比较地近于纯正，除希望“有目共赏”外，似乎并不含有其他的副作用了。但又发生了一种妄想。记得前清时，曾有一种专选各种报上较好的论说的，叫作《选报》〔２〕。现在如有好事之徒，也还可以办这一类的刊物。每省须有访员数人，专收该地报上奇特的社论，记事，文艺，广告等等，汇刊成册，公之于世。则其显示各种“社会相”也，一定比游记之类要深切得多。不知ＣＦ男士〔３〕以为何如？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午饭之前。

　　其一

　　熊仲卿榜名文蔚。历任民国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兼作良医，尤擅女科。住本港跑马地黄泥涌道门牌五十五号一楼中医熊寓，每日下午应诊及出诊。电话总局五二七零。

　　（右一则见九月二十一日香港《循环日报》。）

　　谨案：以吾所闻，向来或称世医，以其数代为医也；或称儒医，以其曾做八股也；或称官医，以其亦为官家所雇也；或称御医，以其曾经走进（？）太医院〔４〕也。若夫“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而又“兼作良医”，则诚旷古未有者矣。而五“长”做全，尤为难得云。

　　其二

　　征求父母广告余现已授中等教育有年，品行端正，纯无嗜好。因不幸父母相继逝世，余独取家资，来学广州。自思自觉单身儿子，有非常之寂寞。于是自愿甘心为人儿子。并自愿倾家产而从四方人事而无儿子者。有相当之家庭，且欲儿子者，请来函报告（家庭状况经济地位若何），并写明通讯地址。俟我回复，方接洽面商。阅报诸君而能介绍我好事成功者，应以百金敬酬。不成功者，当有谢谢。申一○六通讯处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余希成具。

　　（右一则见同日广州《民国日报》。）

　　谨案：我辈生当浇漓之世，于“征求伴侣”等类广告，早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奇。昔读茅泮林所辑《古孝子传》〔５〕，见有三男皆无母，乃共迎养一不相干之老妪，当作母亲一事，颇以为奇。然那时孝廉方正〔６〕，可以做官，故尚能疑为别有作用也。而此广告则挟家资以求亲，悬百金而待荐，雒诵之余，乌能不欣人心之复返于淳古，表而出之，以为留心世道者告，而为打爹骂娘者劝哉？特未知阅报诸君，可知广州有欲儿子者否？要知道倘为介绍，即使好事不成，亦有“谢谢”者也。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语丝》第一五六期。

　　〔２〕《选报》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在上海出版的一种杂志。

　　〔３〕ＣＦ男士指李小峰（１８９７—１９７１），江苏江阴人，当时北新书局主持人。该书局出版的非洲须莱纳尔（ＯｌｉｖｅＳｃｈｒｅｉｎｅｒ）所著《梦》的中译本，译者张近芬署名为ＣＦ女士。这里是对李小峰的戏称。

　　〔４〕太医院宫廷医疗机构。

　　〔５〕《古孝子传》清代茅泮林从类书中辑录刘向、萧广济、王歆、王韶之、周景式、师觉授、宋躬、虞盘佑、郑缉等已散佚的《孝子传》成书。这里引述的事，见该书《五郡孝子》篇。“三男”应是“五男”。

　　〔６〕孝廉方正汉代选拔官吏，有孝廉和贤良方正的科目，由地方向朝廷荐举“孝子”、“直言极谏者”，中选的授予官职。清代合孝廉和贤良方正为孝廉方正科。

铲共大观

　　仍是四月六日的《申报》上，又有一段《长沙通信》〔２〕，叙湘省破获共产党省委会，“处死刑者三十余人，黄花节斩决八名”。其中有几处文笔做得极好，抄一点在下面：“……是日执行之后，因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傅（凤君，二十四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计南门一带民众，则看郭亮首级后，又赴教育会看女尸。北门一带民众，则在教育会看女尸后，又往司门口看郭首级。全城扰攘，铲共空气，为之骤张；直至晚间，观者始不似日间之拥挤。”

　　抄完之后，觉得颇不妥。因为我就想发一点议论，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在冷嘲（有人说，我是只喜欢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责罚我传播黑暗，因此咒我灭亡，自己带着一切黑暗到地底里去。但我熬不住，——别的议论就少发一点罢，单从“为艺术的艺术”〔３〕说起来，你看这不过一百五六十字的文章，就多么有力。我一读，便仿佛看见司门口挂着一颗头，教育会前列着三具不连头的女尸。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这也许我猜得不对，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再添一点蛇足，是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在我所见的“革命文学”或“写实文学”中，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强有力的文学。批评家罗喀绥夫斯奇说的罢：“安特列夫竭力要我们恐怖，我们却并不怕；契诃夫不这样，我们倒恐怖了。”〔４〕这百余字实在抵得上小说一大堆，何况又是事实。

　　且住。再说下去，恐怕有些英雄们又要责我散布黑暗，阻碍革命了。一理是也有一理的，现在易犯嫌疑，忠实同志被误解为共党，或关或释的，报上向来常见。万一不幸，沉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这些来，也许未免会短壮士之气。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

　　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是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５〕，民二〔６〕，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

　　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

　　〔２〕《申报》的这则通讯题为《湘省共产党省委会破获》，下面的两句引语是它的副题。

　　〔３〕“为艺术的艺术”最早由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创造社早期也曾提过这类主张。

　　〔４〕罗喀绥夫斯奇（DAXAPK]I_GLSOJ\，１８７４—１９３０）现译罗忧夫斯基，苏联文学史家,他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契诃夫与新的道路》中说：“托尔斯泰批评安特列夫道：‘他想吓我，然而并不怕’，那么关于契诃夫，我们却可以相反地说，‘他不吓我们，然而很怕人’。”

　　〔５〕清末党狱指清政府对革命党人的迫害，如囚禁章太炎、邹容，杀害秋瑾、徐锡麟等。

　　〔６〕民二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孙中山领导广东、江西、安徽等省讨伐袁世凯，在此前后，袁世凯杀害了许多革命者。

柔石作《二月》小引

　　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２〕——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但是，矍昙（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３〕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上海《朝花旬刊》第一卷第十期。

　　柔石参看《二心集•柔石小传》及其有关注。《二月》，中篇小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２〕女佛山小说《二月》中的一个地名。

　　〔３〕霍善斯坦因（ＷAＨａｕ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８２—１９５７）德国张评家。这里所引他对于释迦牟尼出家的解释，见他的《艺术与社会•印度的社会和艺术》。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并来信）

　　鲁迅先生：

　　顷发一挂号信，以未悉先生住址，由中山大学转奉，嗣恐先生未能接到，特探得尊寓所在，另钞一分奉览。敬请大安。

　　颉刚敬上。十六，七，廿四。

　　钞件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廿四日回信

　　颉刚先生：

　　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八月中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２〕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此复，顺请著安！

　　鲁迅。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顾颉刚，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一九二六年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任教，一九二七年作者到广州不久，他也往中山大学任教，这年暑假去杭州为学校购书。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一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十八号发表编者孙伏园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其中引用谢玉生和鲁迅给编者的两封信。谢玉生信中说：“迅师本月二十号，已将中大所任各职，完全辞卸矣。中大校务委员会及学生方面，现正积极挽留，但迅师去志已坚，实无挽留之可能了。迅师此次辞职之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之谋臣，伙同张星YR、张颐、黄开宗等主张开除学生，以致此项学生，至今流离失所；这是迅师极伤心的事。”鲁迅信中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２〕谢君谢玉生，湖南耒阳人，作者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

书籍和财色

　　今年在上海所见，专以小孩子为对手的糖担，十有九带了赌博性了，用一个铜元，经一种手续，可有得到一个铜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专以学生为对手的书店，所给的希望却更其大，更其多——因为那对手是学生的缘故。

　　书籍用实价，废去“码洋”的陋习，是始于北京的新潮社——北新书局〔２〕的，后来上海也多仿行，盖那时改革潮流正盛，以为买卖两方面，都是志在改进的人（书店之以介绍文化者自居，至今还时见于广告上），正不必先定虚价，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骗的把戏。然而将麻雀牌送给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对于这样简捷了当，没有意外之利的办法，是终于耐不下去的。于是老病出现了，先是小试其技：送画片。继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对折，但自然又不是旧法，因为总有一个定期和原因，或者因为学校开学，或者因为本店开张一年半的纪念之类。花色一点的还有赠丝袜，请吃冰淇淋，附送一只锦盒，内藏十件宝贝，价值不资。更加见得切实，然而确是惊人的，是定一年报或买几本书，便有得到“劝学奖金”一百元或“留学经费”二千元的希望。洋场上的“轮盘赌”〔３〕，付给赢家的钱，最多也不过每一元付了三十六元，真不如买书，那“希望”之大，远甚远甚。

　　我们的古人有言，“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渐在实现了。但后一句，“书中自有颜如玉”〔４〕呢？

　　日报所附送的画报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而登载的什么“女校高材生”和什么“女士在树下读书”的照相之类，且作别论，则买书一元，赠送裸体画片的勾当，是应该举为带着“颜如玉”气味的一例的了。在医学上，“妇人科”虽然设有专科，但在文艺上，“女作家”分为一类〔５〕却未免滥用了体质的差别，令人觉得有些特别的。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６〕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张博士也改弦易辙，去译《卢骚忏悔录》〔７〕，此道遂有中衰之叹了。

　　书籍的销路如果再消沉下去，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员卖女作家的作品及照片，仍然抽彩，给买主又有得到“劝学”，“留学”的款子的希望。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２〕新潮社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成的文化团体，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和周作人等。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办《新潮》月刊，次年八月起出版《新潮丛书》，一九二三年起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北新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成立于北京，由原新潮社成员李小峰主持。当时主要出版新文艺书籍。

　　〔３〕“轮盘赌”欧洲赌场中的一种赌博方法，当时也盛行于上海租界。

　　〔４〕“书中自有黄金屋”见相传为宋真宗（赵恒）所作的《劝学文》：“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锺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

　　〔５〕“女作家”分为一类张若谷曾编辑《女作家杂志》，一九二九年九月由上海女作家杂志社出版。

　　〔６〕张竞生广东饶平人，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一九二六年起在上海编辑《新文化》月刊，一九二七年开设美的书店（不久即被封闭），宣传色情文化。“第三种水”指女性性生活中的分泌物。张在所编《性史》一书中曾论及“第三种水”。

　　〔７〕《忏悔录》卢梭于一七七八年写的自传体小说。张竞生曾翻译它的第一、二部分，一九二九年上海美的书店出版。

太平歌诀

　　四月六日的《申报》上有这样的一段记事：“南京市近日忽发现一种无稽谣传，谓总理墓行将工竣，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市民以讹传讹，自相惊扰，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悬红布一方，上书歌诀四句，借避危险。其歌诀约有三种：（一）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二）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急早回家转，免去顶坟坛。（三）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后略）

　　这三首中的无论那一首，虽只寥寥二十字，但将市民的见解：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虽有善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学家，恐怕也难有做到这么简明深切的了。“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

　　看看有些人们的文字，似乎硬要说现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２〕，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却毫不客气，自己表现了。那小巧的机灵和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

　　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罢，被遗弃了的现实的现代，在后面恭送你的行旌。

　　但其实还是同在。你不过闭了眼睛。不过眼睛一闭，“顶石坟”却可以不至于了，这就是你的“最后的胜利”。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

　　〔２〕鸡肋语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三月，曹操自长安出斜谷，兵临汉中，和刘备军队相持不下，打算退兵，“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曹操）欲还也。’”

述香港恭祝圣诞

　　记者先生：

　　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２〕孔夫子圣诞，香港恭祝，向称极盛。盖北方仅得东邻〔３〕鼓吹，此地则有港督督率，实事求是，教导有方。侨胞亦知崇拜本国至圣，保存东方文明，故能发扬光大，盛极一时也。今年圣诞，尤为热闹，文人雅士，则在陶园雅集，即席挥毫，表示国粹。各学校皆行祝圣礼，往往欢迎各界参观，夜间或演新剧，或演电影，以助圣兴。超然学校每年祝圣，例有新式对联，贴于门口，而今年所制，尤为高超。今敬谨录呈，乞昭示内地，以愧意欲打倒帝国主义者：

　　乾男校门联

　　本鲁史，作《春秋》，罪齐田恒，〔４〕地义天经，打倒贼子乱臣，免得赤化宣传，讨父仇孝，共产公妻，破坏纲常伦纪。

　　堕三都，出藏甲，〔５〕诛少正卯，〔６〕风行雷厉，铲除贪官悍吏，训练青年德育，修身齐家，爱亲敬长，挽回世道人心。

　　坤女校门联

　　母凭子贵，妻藉夫荣，方今祝圣诚心，正宜遵懔三从，岂可开口自由，埋口自由，一味误会自由，趋附潮流成水性。

　　男禀乾刚，女占坤顺，〔７〕此际尊孔主义，切勿反违四德，动说有乜所谓，冇乜所谓，至则不知所谓，随同社会出风头。

　　埋犹言合，乜犹言何，冇犹言无，盖女子小人，不知雅训，故用俗字耳。舆论之类，琳琅尤多，今仅将载于《循环日报》者录出一篇，以见大概：孔诞祝圣言感佩蘅

　　金风送爽。凉露惊秋。转瞬而孔诞时期届矣。迩来圣教衰落。邪说嚣张。礼孔之举。惟港中人士。犹相沿奉行。至若内地。大多数不甚注意。盖自新学说出。而旧道德日即于沦亡。自新人物出。而古圣贤胥归于淘汰。

　　一般学子。崇持列宁马克思种种谬说。不惜举二千年来炳若日星之圣教。摧陷而廓清之。其诋人也。不曰腐化即曰老朽。实则若曹少不更事。卤莽灭裂。不惜假新学说以便其私图。而古人之大义微言。俨如肉中刺。眼中钉。必欲拔除之而后快。孔子且在于打倒之列。更何有孔诞之可言。呜呼。长此以往。势不至等人道于禽兽不止。何幸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经教犹存。当此祝圣时期。济济跄跄一时称盛耶。虽然。吾人祝圣。特为此形式上之纪念耳。尤当注重孔教之精神。孔教重伦理。重实行。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皆有轨道之可循。天不变道亦不变。自有碻凿之理由在。虽暴民嚣张。摧残圣教。然浮云之翳。何伤日月之明。吾人当蒙泉剥果〔８〕之余。伤今思古。首当发挥大义。羽翼微言。子舆氏谓能言距杨墨〔９〕者。圣人之徒。生今之世。群言淆乱。异说争鸣。众口铄金。积非成是。与圣教为难者。向只杨墨。就贵词而辟之。为吾道作干城。树中流之砥柱。若乎张皇耳目。涂饰仪文。以敷衍为心。作例行之举。则非吾所望于祝圣诸公也。感而书之如此。香港孔圣会则于是日在太平戏院日夜演大尧天班。其广告云：祝大成之圣节，乐奏钧天，彰正教于人群，欢腾大地。我国数千年来，崇奉孔教，诚以圣道足以维持风化，挽救人心者也。本会定期本月廿七日演大尧天班。是日演《加官大送子》，《游龙戏凤》。夜通宵先演《六国大封相》及《风流皇后》新剧。查《风流皇后》一剧，情节新奇，结构巧妙。惟此剧非演通宵，不能结局，故是晚经港政府给发数特别执照。演至通宵。……预日沽票处在荷李活道中华书院孔圣会办事所。

　　丁卯年八月廿四日，香港孔圣会谨启。

　　《风流皇后》之名，虽欠雅驯，然“子见南子”〔１０〕，《论语》不讳，惟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者，能知此意耳。余如各种电影，亦复美不胜收，新戏院则演《济公传》四集，预告者尚有《齐天大圣大闹天宫》，新世界有《武松杀嫂》，全系国粹，足以发扬国光。皇后戏院之《假面新娘》虽出邻邦，然观其广告云：“孔子有言，‘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请君今日来看《假面新娘》以证孔子之言，然后知圣人一言而为天下法，所以不愧称为万世师表也。”则固亦有裨圣教者耳。嗟夫！乘桴浮海〔１１〕，曾闻至圣之微言，崇正辟邪，幸有大英之德政。爱国劬古之士，当亦必额手遥庆，恨不得受一廛而为氓〔１２〕也。专此布达，即颂辑祺。

　　圣诞后一日，华约瑟谨启。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语丝》第一五六期，发表时用致编者信的形式，刊于“来函照登”栏内，题目为作者编入本书时所加。

　　〔２〕文宣正大成至圣先师这是封建统治者加给孔丘的谥号。唐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加谥孔丘为文宣王；后来宋元明各朝都有加谥；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又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３〕东邻指日本。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些人曾组织“斯文会”，尊奉儒教。

　　〔４〕《春秋》编年体春秋史，相传系孔丘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改订而成。罪齐田恒，据《春秋左氏传》哀公十四年记载：“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斋），而请伐齐三。”陈恒，即田恒。他于公元前四八五年杀了齐简公（即壬），孔丘认为他是乱臣贼子，所以迫切要求鲁哀公出兵讨伐。

　　〔５〕堕三都，出藏甲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丘做鲁司寇时，见孟孙、叔孙和季孙三家掌握实权，自建都城，俨如一个国家，便向鲁定公进言：要使“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并“使仲由（即孔丘学生子路）为季氏宰，将堕三都”。结果堕毁了叔孙氏的都和季孙氏的费都。

　　〔６〕诛少正卯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前４９７）孔丘在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７〕男禀乾刚，女占坤顺《周易•系辞》：“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同书《说卦》又说：“乾，健也；坤，顺也。”

　　〔８〕蒙泉剥果蒙、剥，是《周易》中的两个卦名；泉和果是解释这两个卦使用的比喻。蒙泉剥果，大意是指人们愚昧，世道衰微。

　　〔９〕子舆氏即孟轲。这里所引他的话，见《孟子•滕文公》：“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杨墨，指杨朱和墨翟。

　　〔１０〕“子见南子”见《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南子，春秋时卫灵公夫人。

　　〔１１〕乘桴浮海语见《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竹木编的小筏。

　　〔１２〕受一廛而为氓语见《孟子•滕文公》。廛，古代城市平民住宅区。氓，居民。

通信（并Ｙ来信）

　　鲁迅先生：

　　精神和肉体，已被困到这般地步——怕无以复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撑了病体向“你老”作最后的呼声了！——不，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２〕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

　　我，本来是个小资产阶级里的骄子，温乡里的香花。有吃有着，尽可安闲地过活。只要梦想着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满足，委实一无他求。

　　《呐喊》出版了，《语丝》发行了（可怜《新青年》时代，我尚看不懂呢），《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一篇篇连续地戟刺着我的神经。当时，自己虽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们的浅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卖，在马路上呐喊得洋溢，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我，确竟被其吸引。当然也因我嫌弃青年的浅薄，且想在自己生命上找一条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认识了人类的欺诈，虚伪，阴险……的本性！果然，不久，军阀和政客们弃了身上的蒙皮，而显出本来的狰狞面目！我呢，也随了所谓“清党”之声而把我一颗沸腾着的热烈的心清去。当时想：“素以敦厚诚朴”的第四阶级，和那些“遁世之士”的“居士”们，或许尚足为友吧？——唉，真的，“令弟”岂明先生说得是：“中国虽然有阶级，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发财”〔３〕，而且我几疑置身在纪元前的社会里了，那种愚蠢比鹿豕还要愚蠢的言动（或者国粹家正以为这是国粹呢！），真不禁令我茫然——茫然于叫我究竟怎么办呢？

　　利，莫利于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贯穿了我的心，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

　　不错，没有希望之人应该死，然而我没有勇气，而且自己还年青，仅仅廿一岁。还有爱人。不死，则精神和肉体，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钟。爱人亦被生活所压迫着。我自己，薄薄的遗产已被“革命”革去了。所以非但不能相慰，相对亦徒唏嘘！

　　不识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请你指示我所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不然，则请你麻痹了我的神经，因为不识不知是幸福的，好在你是习医，想必不难“还我头来”！我将效梁遇春〔４〕先生（？）之言而大呼。

　　末了，更劝告你的：“你老”现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为军阀们赶制适口的鲜味，保全几个像我这样的青年。倘为生活问题所驱策，则可以多做些“拥护”和“打倒”的文章，以你先生之文名，正不愁富贵之不及，“委员”“主任”，如操左券也。

　　快呀，请指示我！莫要“为德不卒”！

　　或《北新》，或《语丝》上答复均可。能免，莫把此信刊出，免笑。

　　原谅我写得草率，因病中，乏极！

　　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Ｙ。枕上书。

　　三月十三日。

　　回信

　　Ｙ先生：

　　我当答复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为我不能如你的所嘱，不将来信发表。来信的意思，是要我公开答复的，那么，倘将原信藏下，则我的一切所说，便变成“无题诗Ｎ百韵”，令人莫名其妙了。况且我的意见，以为这也不足耻笑。自然，中国很有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虽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虽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当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无以对死者，但一切活着的人，该能原谅的罢，彼此都不过是靠侥幸，或靠狡滑，巧妙。他们只要用镜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脸来的。

　　我在先前，本来也还无须卖文糊口的，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段祺瑞〔５〕执政之际，虽颇有人造了谣言，但我敢说，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决不沾别国的半个卢布，阔人的一文津贴，或者书铺的一点稿费。我也不想充“文学家”，所以也从不连络一班同伙的批评家叫好。几本小说销到上万，是我想也没有想到的。

　　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虽然有人指定我为没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状元么——的作者，“毒笔”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对于他们，攻击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来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发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实在并不在欺蒙阅读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谓“蒙在鼓里”做小资产阶级时候的事。但还是因为行文不慎，饭碗敲破了，并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无烟火药”来轰，便辗转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于是接着是清党，详细的事实，报章上是不大见的，只有些风闻。我正有些神经过敏，于是觉得正像是“聚而歼旃”〔６〕，很不免哀痛。虽然明知道这是“浅薄的人道主义”〔７〕，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因为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那时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个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几句。

　　先前的我的言论，的确失败了，这还是因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约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的缘故。然而那么风云变幻的事，恐怕也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没有料到，未曾描写，可见我还不很有“毒笔”。但是，那时的情形，却连在十字街头，在民间，在官间，前看五十年的超时代的革命文学家也似乎没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论斗争”。否则，该可以救出许多人的罢。我在这里引出革命文学家来，并非要在事后讥笑他们的愚昧，不过是说，我的看不到后来的变幻，乃是我还欠刻毒，因此便发生错误，并非我和什么人协商，或自己要做什么，立意来欺人。

　　但立意怎样，于事实是无干的。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但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学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于是从那里面掷出无烟火药——约十万两——来，轰然一声，一切有闲阶级便都“奥伏赫变”了。

　　那些革命文学家，大抵是今年发生的，有一大串。虽然还在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经成功”的文学家呢，还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学家。不过似乎说是因为有了我的一本《呐喊》或《野草》，或我们印了《语丝》，所以革命还未成功，或青年懒于革命了。这口吻却大家大略一致的。这是今年革命文学界的舆论。对于这些舆论，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也颇有些高兴。因为虽然得了延误革命的罪状，而一面却免去诱杀青年的内疚了。那么，一切死者，伤者，吃苦者，都和我无关。先前真是擅负责任。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的，今年倒心里轻松了，又有些想活动。不料得了你的信，却又使我的心沉重起来。

　　但我已经没有去年那么沉重。近大半年来，征之舆论，按之经验，知道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你说我毒害了你了，但这里的批评家，却明明说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假使文学足以移人，则他们看了我的文章，应该不想做革命文学了，现在他们已经看了我的文章，断定是“非革命”，而仍不灰心，要做革命文学者，可见文字于人，实在没有什么影响，——只可惜是同时打破了革命文学的牌坊。不过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想来决不至于诬栽我，所以我再从别一面来想一想。第一，我以为你胆子太大了，别的革命文学家，因为我描写黑暗，便吓得屁滚尿流，以为没有出路了，所以他们一定要讲最后的胜利，付多少钱终得多少利，像人寿保险公司一般。而你并不计较这些，偏要向黑暗进攻，这是吃苦的原因之一。既然太大胆，那么，第二，就是太认真。革命是也有种种的。你的遗产被革去了，但也有将遗产革来的，但也有连性命都革去的，也有只革到薪水，革到稿费，而倒捐了革命家的头衔的。这些英雄，自然是认真的，但若较原先更有损了，则我以为其病根就在“太”。第三，是你还以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钉子，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胜，则即使失败，苦痛恐怕会小得多罢。

　　那么，我没有罪戾么？有的，现在正有许多正人君子和革命文学家，用明枪暗箭，在办我革命及不革命之罪，将来我所受的伤的总计，我就划一部分赔偿你的尊“头”。这里添一点考据：“还我头来”这话，据《三国志演义》，是关云长夫子说的，似乎并非梁遇春先生。

　　以上其实都是空话。一到先生个人问题的阵营，倒是十分难于动手了，这决不是什么“前进呀，杀呀，青年呵”那样英气勃勃的文字所能解决的。真话呢，我也不想公开，因为现在还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但来信没有住址，无法答复，只得在这里说几句。第一，要谋生，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且住，现在很有些没分晓汉，以为“问目的不问手段”是共产党的口诀，这是大错的。人们这样的很多，不过他们不肯说出口。苏俄的学艺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卡尔斯基〔８〕所作的《被解放的吉诃德先生》里，将这手段使一个公爵使用，可见也是贵族的东西，堂皇冠冕。第二，要爱护爱人。这据舆论，是大背革命之道的。但不要紧，你只要做几篇革命文字，主张革命青年不该讲恋爱就好了。只是假如有一个有权者或什么敌前来问罪的时候，这也许仍要算一条罪状，你会后悔轻信了我的话。因此，我得先行声明：等到前来问罪的时候，倘没有这一节，他们就会找别一条的。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

　　先生，我将这样的话写出，可以略蔽我的过错了罢。因为只这一点，我便可以又受许多伤。先是革命文学家就要哭骂道：“虚无主义者呀，你这坏东西呀！”呜呼，一不谨慎，又在新英雄的鼻子上抹了一点粉了。趁便先辩几句罢：无须大惊小怪，这不过不择手段的手段，还不是主义哩。即使是主义，我敢写出，肯写出，还不算坏东西。等到我坏起来，就一定将这些宝贝放在肚子里，手头集许多钱，住在安全地带，而主张别人必须做牺牲。

　　先生，我也劝你暂时玩玩罢，随便弄一点糊口之计，不过我并不希望你永久“没落”，有能改革之处，还是随时可以顺手改革的，无论大小。我也一定遵命，不但“歇歇”，而且玩玩。但这也并非因为你的警告，实在是原有此意的了。我要更加讲趣味，寻闲暇，即使偶然涉及什么，那是文字上的疏忽，若论“动机”或“良心”，却也许并不这样的。纸完了，回信也即此为止。并且顺颂痊安，又祝

　　令爱人不挨饿。

　　鲁迅。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

　　〔２〕“泡制醉虾”这是鲁迅在《答有恒先生》（收入《而已集》）一文中说过的话。

　　〔３〕这里所引岂明（周作人）的话，见他在《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爆竹》：“事实上中国有‘有产’与‘无产’这两类，而其思想感情实无差别，有产者在升官发财中而希望更升更发者也，无产者希望将来升官发财者也，故生活上有两阶级，思想上只有一阶级；即为升官发财之思想。”

　　〔４〕“还我头来”这是《三国志演义》中关云长说的话。关云长在荆州战败，夜走麦城被杀，吴兵割下他的首级后仍“阴魂不散”，到玉泉山向普静和尚诉冤，大呼“还我头来”（见该书第七十七回）。梁遇春（１９０１—１９３２），福建福州人，当时的青年作家。他在一篇题为《“还我头来”及其他》（载一九二七年八月《语丝》第一四六期）的文章中曾引用过这个典故。

　　〔５〕段祺瑞（１８６４—１９３６）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军阀首领。袁世凯死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几次把持北洋政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被推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６〕“聚而歼旃”语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旃，助词，意为“之焉”。

　　〔７〕“浅薄的人道主义”郑伯奇于一九二三年底和一九二四年初在《创造周报》第三十三至三十五期上连载《国民文学论》，其中批评五四新文学运动和“平民文学”的提倡者说：“国民意识未经唤醒，国民感情未经燃着的新文学家，对于一般国民的生活依然不起研究的兴味。结果只生出了几篇浅薄的人道主义的作品，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期就闭幕了。”

　　〔８〕卢那卡尔斯基（ＡAＢAX^JI_I`SOJ\，１８７５—１９３３）苏联文评论家。曾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部长）。著有《艺术与革命》、《实证美学的基础》和剧本《被解放的吉诃德先生》等。鲁迅曾翻译过他的《艺术论》，一九二九年六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无声的中国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２〕讲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３〕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Ｃｈａｎｇ。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４〕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５〕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６〕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７〕。“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８〕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９〕。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１０〕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１１〕，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１〕本篇最初刊于香港报纸（报纸名称及日期未详），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转载。据《鲁迅日记》，这篇讲演作于二月十八日。

　　〔２〕青年会即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进行社会文化活动的机构之一。

　　〔３〕这里说的浙江陕西在打仗，指一九二六年末至一九二七年初北洋军阀孙传芳在浙江进攻与广州国民政府有联系的陈仪、周凤歧等部，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陕西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

　　〔４〕中日战争指一八九四年（甲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引起的战争。拳匪事件，指一九○○年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民元革命，即一九一一年（辛亥）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民主革命。

　　〔５〕指清初统治者多次施于汉族人民的文字狱，其中较著名的有康熙年间的“庄廷媟之狱”、“戴名世之狱”，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曾静之狱”，乾隆年间的“胡中藻之狱”等。这些文字狱的起因，都是由于他们在著作中记载了汉族人民在历史上（特别是宋末和明末）反抗民族压迫的事实，或涉及了当时一些政治事件，因而遭到迫害和屠杀。

　　〔６〕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著有《韩昌黎集》。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代文学家，著有《东坡全集》等。

　　〔７〕胡适之（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在“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右翼的代表人物。这里所说他提倡“文学革命”，是指他在《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四号（一九一八年四月）上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

　　〔８〕法国革命指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推动了欧洲各国的革命。

　　〔９〕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论注音字母》一文中以过，“高等字典和中学以上的高深书籍，都应该用罗马字母记音”；在同年四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通信”中，提出“废灭汉文”，代以世界语的主张。

　　〔１０〕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他的主要言行记载在《论语》一书中。孟子（约前３７２—前２８９），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继孔丘之后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言行记载在《孟子》一书中。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字子厚，河东（今山西运城）人，唐代文学家，著有《柳河东集》等。

　　〔１１〕泰戈尔（ＲA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印度诗人，钟惺*《新月集》、《飞鸟集》和长篇小说《沉船》等。

头

　　三月二十五日的《申报》〔２〕上有一篇梁实秋〔３〕教授的《关于卢骚》，以为引辛克来儿的话来攻击白璧德〔４〕，是“借刀杀人”，“不一定是好方法”。至于他之攻击卢骚〔５〕，理由之二，则在“卢骚个人不道德的行为，已然成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之标类的代表，对于卢骚的道德的攻击，可以说即是给一般浪漫的人的行为的攻击。……”

　　那么，这虽然并非“借刀杀人”，却成了“借头示众”了。假使他没有成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之标类的代表”，就不至于路远迢迢，将他的头挂给中国人看。一般浪漫文人，总算害了遥拜的祖师，给了他一个死后也不安静。他现在所受的罚，是因为影响罪，不是本罪了，可叹也夫！

　　以上的话不大“谨饬”，因为梁教授不过要笔伐，井未说须挂卢骚的头，说到挂头，是我看了今天《申报》上载湖南共产党郭亮“伏诛”后，将他的头挂来挂去，“遍历长岳”，〔６〕偶然拉扯上去的。可惜湖南当局，竟没有写了列宁（或者溯而上之，到马克斯；或者更溯而上之，到黑格尔等等）的道德上的罪状，一同张贴，以正其影响之罪也。湖南似乎太缺少批评家。

　　记得《三国志演义》〔７〕记袁术（？）死后，后人有诗叹道：“长揖横刀出，将军盖代雄，头颅行万里，失计杀田丰。”〔８〕当三个有闭之暇，也活剥一首来吊卢骚：“脱帽怀铅〔９〕出，先生盖代穷。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１０〕”

　　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

　　〔２〕《申报》我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报纸，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创刊于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停刊。

　　〔３〕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国家社会党党员。他经常宣传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

　　〔４〕白璧德（ＩAＢａｂｂｉｔｔ，１８６５—１９３３）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的领导者之一,他的理论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人性论，鼓吹所谓人性的均衡，提倡个人克制及所谓道德准则。他反对浪漫主义，主张复活欧洲古典文艺。主要著作有《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民主和领导》等。

　　〔５〕卢骚（ＪAＪA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７８）通译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著有《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

　　〔６〕郭亮（１９０１—１９２８）湖南长沙人，湖南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历任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等职。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岳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二十九日在长沙壮烈牺牲。《申报》四月十日刊载的《郭亮在湘伏诛续闻》中说：“郭亮首级之转运、郭首用木笼装置、悬在司门口者数日矣、兹铲共法院、因郭系铜官人、在该地作恶更多、特于昨日将郭首运往铜官、示众三日、期满再解往岳州示众、是郭之首级、将遍历长岳矣。”

　　〔７〕《三国志演义》即《三国演义》，长篇历史小说，元末明初罗贯中作，通行本为一百二十回。这里袁术应为袁绍。该书第三十、三十一回写有袁绍杀田丰的事：田丰为袁绍谋士，曾劝阻袁暂不攻打曹操，袁认为他沮丧军心，把他杀了，结果被曹操打败；他的儿子袁熙、袁尚投奔辽东军阀公孙康。相见时袁尚要求榻上铺席，公孙康叱道：“汝二人之头将行万里！何席之有？”便命左右砍下他们的头，使人送给在易州的曹操。

　　〔８〕这诗是清代王士禛作的《咏史小乐府三十首•杀田丰》（见《带经堂全集•乙巳稿》）。第二句中的盖，原作一。“长揖横刀出”，语出《后汉书•袁绍传》：东汉献帝时，董卓欲谋废立，袁绍反对，董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

　　〔９〕铅我国古代书写工具之一。晋代葛洪撰的《西京杂记》载有汉代扬雄“怀铅提椠”，到处搜求方言的故事。

　　〔１０〕卢梭于一七六二年出版教育小说《爱弥儿》，提倡儿童身心的自由发展，批判封建贵族和教会的教育制度。当时法国的反动当局曾为此下令焚毁该书并逮捕作者，卢梭被迫逃往瑞士、英国等地，直到一七七○年才重返巴黎。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于大家都无益处。这一次回到北平，几位旧识的人要我到这里来讲几句，情不可却，只好来讲几句。但因为种种琐事，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连题目都没有。

　　那题目，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但因为道路坏，汽车颠起来有尺多高，无从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

　　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北平还不到这样，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２〕……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Ｙｅｓ”〔３〕，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Ｎｏ”〔４〕，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

　　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５〕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６〕，——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７〕——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不过附和的，创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现在，还是给几个出题目的人们圈了起来。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８〕；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清末的南社〔９〕，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１０〕”，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俄国的例子尤为明显，十月革命开初，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欢迎这暴风雨的袭来，愿受风雷的试炼。但后来，诗人叶遂宁，小说家索波里自杀了，近来还听说有名的小说家爱伦堡〔１１〕有些反动。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炼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这倒不如古时候相信死后灵魂上天，坐在上帝旁边吃点心的诗人们福气。〔１２〕因为他们在达到目的之前，已经死掉了。

　　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１３〕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那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这照我上面所讲的推论起来，就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虽然革命家听了也许不大喜欢。

　　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１４〕“ＰｏｎｇＰｏｎｇＰｏｎｇ”，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１５〕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但这些却也正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学的一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把钢叉，这是从《苦闷的象征》〔１６〕的书面上取来的，叉的中间的一条尖刺上，又安一个铁锤，这是从苏联的旗子上取来的。然而这样地合了起来，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艺家的徽章。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现在的人们既然神经过敏，听到“俄”字便要气绝，连嘴唇也快要不准红了，对于出版物，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单是这样的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对于诸君，“奉旨申斥”大概还须解释几句才会明白罢。这是帝制时代的事。一个官员犯了过失了，便叫他跪在一个什么门外面，皇帝差一个太监来斥骂。这时须得用一点化费，那么，骂几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从祖宗一直骂到子孙。这算是皇帝在骂，然而谁能去问皇帝，问他究竟可是要这样地骂呢？去年，据日本的杂志上说，成仿吾是由中国的农工大众选他往德国研究戏曲去了，我们也无从打听，究竟真是这样地选了没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较地明白，还只好用我的老话，“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这事，于诸君是不甚费力的。关于新兴文学的英文书或英译书，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几本，一定较为切实可靠。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２〕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

　　〔３〕“Ｙｅｓ”英语：是。

　　〔４〕“Ｎｏ”英语：不是。

　　〔５〕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访华时，他担任翻译，并在《小说月报》上多次发表颂扬泰戈尔的文章。

　　〔６〕杜威（ＪAＤｅｗｅｙ，１８５９—１９５２）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否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有用就是真理。主要著作有《哲学的改造》、《经验和自然》、《逻辑：探究的理论》等。胡适是杜威学说的宣传者。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二一年七月杜威来华讲学时，他曾担任翻译。

　　〔７〕曼殊斐儿（ＫA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８８—１９２３）通译曼斯菲英国女作家。著有《幸福》、《鸽巢》等中短篇小说集。徐志摩翻译过她的作品。他在《自剖集•欧游漫记》中，说他曾在法国上过曼殊斐儿的坟：“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儿的坟。……”

　　〔８〕乌托邦拉丁文Ｕｔｏｐｉａ的音译，源于英国汤姆士•莫尔在一五一六年所作的小说《乌托邦》。书中描写一种叫“乌托邦”的社会组织，寄托着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由此“乌托邦”就成了“空想”的同义语。

　　〔９〕南社文学团体，一九○九年由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于苏州，盛时有社员千余人。他们以诗文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发生分化，有的附和袁世凯，有的加入安福系、研究系等政客团体，只有少数人坚持进步立场。一九二三年解体。该社编印不定期刊《南社》，发表社员所作诗文，共出二十二集。

　　〔１０〕“汉官威仪”指汉代叔孙通等人所制定的礼仪制度。《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王莽篡位失败被杀后，司隶校尉刘秀（即后来的汉光武帝）带了僚属到长安，当地吏士“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

　　〔１１〕爱伦堡（fAZAg`GJV^`]，１８９１—１９６７）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他在创作中歪曲社会主义现实，曾受到当时苏联文艺界的批判。

　　〔１２〕德国诗人海涅在诗集《还乡记》第六十六首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梦见我自己做了上帝，昂然地高坐在天堂，天使们环绕在我身旁，不绝地称赞着我的诗章。我在吃糕饼、糖果，喝着酒，和天使们一起欢宴，我享受着这物珍品，却无须破费一个小钱……。”

　　〔１３〕“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见李初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防御自己》（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创造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１４〕指王独清的长诗《ⅡＤｅｃA》（《十二月十一日》），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版（未标出版处）。

　　〔１５〕《一只手》短篇小说，载一九二八年《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至十一期，内容和这里所说的有出入。

　　〔１６〕《苦闷的象征》文艺论文集，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作。鲁迅曾译成中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北京新潮社出版。中译本的封面为陶元庆作。画面是一把钢叉叉着一个女人的舌头，象征“人间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