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Xun 18 CN DE

鲁迅全集 Lu Xun Gesamtausgabe

Chinesisch-Deutsch（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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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后杂谈之余

　　——关于“舒愤懑”

　　一

　　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２〕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

　　那时我毫无什么历史知识，这憎恨转移的原因是极简单的，只以为流贼尚可，皇帝却不该，还是“礼不下庶人”〔３〕的传统思想。至于《立斋闲录》，好像是一部少见的书，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记得《汇刻书目》〔４〕说是在明代的一部什么丛书中，但这丛书我至今没有见；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放在“存目”里，那么，《四库全书》里也是没有的，我家并不是藏书家，我真不解怎么会有这明抄本。这书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宫闺秘典》〔５〕去卖给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６〕，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又藏在北平的寓里；但久已没有人照管，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

　　那一本书，还是四十年前看的，对于永乐的憎恨虽然还在，书的内容却早已模模胡胡，所以在前几天写《病后杂谈》时，举不出一句永乐上谕的实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乐实录》〔７〕，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够；来青阁有残本在寄售，十本，实价却是一百六十元，也决不是我辈书架上的书。又是一个偶然：昨天在《安徽丛书》〔８〕第三集中看见了清俞正燮（１７７５—１８４０）《癸巳类稿》〔９〕的改定本，那《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里，却引有永乐皇帝的上谕，是根据王世贞《合艹州史料》〔１０〕中的《南京法司所记》的，虽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够“略见一斑”，和献忠流贼的作品相比较了。摘录于下——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１１〕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君臣之间的问答，竟是这等口吻，不见旧记，恐怕是万想不到的罢。但其实，这也仅仅是一时的一例。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觉得义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记载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户，罢教坊，停女乐〔１２〕的故事之后，作一结语道——“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后晋高祖，金，元，及明景帝，于法宽假之，而尚存其旧。余皆视为固然。本朝尽去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汉儒歌颂朝廷功德，自云‘舒愤懑’〔１３〕，除乐户之事，诚可云舒愤懑者：故列古语琐事之实，有关因革者如此。”

　　这一段结语，有两事使我吃惊。第一事，是宽假奴隶的皇帝中，汉人居很少数。但我疑心俞正燮还是考之未详，例如金元，是并非厚待奴隶的，只因那时连中国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隶，从征服者看来，并无高下，即所谓“一视同仁”，于是就好像对于先前的奴隶加以宽假了。第二事，就是这自有历史以来的虐政，竟必待满洲的清才来廓清，使考史的儒生，为之拍案称快，自比于汉儒的“舒愤懑”——就是明末清初的才子们之所谓“不亦快哉！”〔１４〕然而解放乐户却是真的，但又并未“廓清”，例如绍兴的惰民，直到民国革命之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去给大户服役，不过已有报酬，这一点，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后，我久不回到绍兴去了，不知道他们怎样，推想起来，大约和三十年前是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二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来。”）

　　嘉庆道光以来，珍重宋元版本的风气逐渐旺盛，也没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虑”，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书籍很有些出版了，这就使那时的阴谋露了马脚。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１５〕，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琳琅秘室丛书》我是在图书馆里看的，自己没有，现在去买起来又嫌太贵，因此也举不出实例来。但还有比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１６〕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１７〕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１８〕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所删的是怎样内容的文章呢？为惜纸墨计，现在只摘录一条《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在这里——“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据此一条，可见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们不过是一扫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为奴隶，而自己则是主子。但是，这校勘，是用清朝的书坊刻本的，不知道四库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确凿，还有一部也是《四部丛刊续编》里的影旧抄本宋晁说之《嵩山文集》〔１９〕在这里，卷末就有单将《负薪对》一篇和四库本相对比，以见一斑的实证，现在摘录几条在下面，大抵非删则改，语意全非，仿佛宋臣晁说之，已在对金人战栗，嗫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旧抄本

　　金贼以我疆埸之臣无状，斥堠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结河东。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以百骑却虏枭将，

　　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号，顾弗之惧哉！

　　我取而歼焉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谓敢眦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

　　何则：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

　　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

　　褫中国之衣冠，复夷狄之四库本金人扰我疆埸之地，边城斥堠不明，遂长驱河北，盘结河东。

　　为上下臣民之大耻，

　　以百骑却辽枭将，

　　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顾弗之惧哉！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不谓竟酿患滋祸一至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异地乎？

　　（无）

　　遂其报复之心，肆其凌侮态度。

　　取故相家孙女姊妹，缚马上而去，执侍帐中，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故相家皆携老襁幼，弃其籍而去，焚掠之余，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即此数条，已可见“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但是，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读者不自改，尚存旧文，使我们至今能够看见晁氏的真面目，在现在说起来，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愤懑”的了。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２０〕，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三

　　对于清朝的愤懑的从新发作，大约始于光绪中，但在文学界上，我没有查过以谁为“祸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满的骁将著名的，然而在他那《訄书》〔２１〕的未改订本中，还承认满人可以主中国，称为“客帝”，比于嬴秦的“客卿”〔２２〕。但是，总之，到光绪末年，翻印的不利于清朝的古书，可是陆续出现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说，在再版的《訄书》里，“删而存此篇”；后来这书又改名为《检论》，我却不知道是否还是这办法。留学日本的学生们中的有些人，也在图书馆里搜寻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献。那时印成一大本的有《汉声》，是《湖北学生界》〔２３〕的增刊，面子上题着四句集《文选》句：“抒怀旧之积念，发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来了，第四句是“振大汉之天声”。无古无今，这种文献，倒是总要在外国的图书馆里抄得的。

　　我生长在偏僻之区，毫不知道什么是满汉，只在饭店的招牌上看见过“满汉酒席”字样，也从不引起什么疑问来。听人讲“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文•字•狱•的•事•情•却•一•向•没•有•听•到•过，乾隆皇帝南巡〔２４〕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讲述了，最多的是“打长毛”。我家里有一个年老的女工，她说长毛时候，她已经十多岁，长毛故事要算她对我讲得最多，但她并无邪正之分，只说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种，一种自然是“长毛”，一种是“短毛”，还有一种是“花绿头”〔２５〕。到得后来，我才明白后两种其实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经验上，是和长毛并无区别的。给我指明长毛之可恶的倒是几位读书人；我家里有几部县志，偶然翻开来看，那时殉难的烈士烈女的名册就有一两卷，同族里的人也有几个被杀掉的，后来封了“世袭云骑尉”〔２６〕，我于是确切的认定了长毛之可恶。然而，真所谓“心事如波涛”〔２７〕罢，久而久之，由于自己的阅历，证以女工的讲述，我竟决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凶手，究竟是长毛呢，还是“短毛”和“花绿头”了。我真很羡慕“四十而不惑”〔２８〕的圣人的幸福。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２９〕，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３０〕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３１〕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

　　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Ｐｉｇ－ｔａｉｌ——猪尾巴。这一句话，现在是早不听见了，那意思，似乎也不过说人头上生着猪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国人自己一斗嘴，便彼此互骂为“猪猡”的，还要客气得远。不过那时的青年，好像涵养工夫没有现在的深，也还未懂得“幽默”，所以听起来实在觉得刺耳。而且对于拥有二百余年历史的辫子的模样，也渐渐的觉得并不雅观，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来拖在背后，真好像做着好给别人来拔着牵着的柄子。对于它终于怀了恶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为•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的〔３２〕。（这两句，奉官谕改为“不足怪的”。）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３３〕

　　•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

　　•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四

　　然而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３４〕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幸而不几天就失败了，使我们至今还可以剪短，分开，披落，烫卷……张勋的姓名已经暗淡，“复辟”的事件也逐渐遗忘，我曾在《风波》里提到它，别的作品上却似乎没有见，可见早就不受人注意。现在是，连辫子也日见稀少，将与周鼎商彝同列，渐有卖给外国人的资格了。

　　我也爱看绘画，尤其是人物。国画呢，方巾长袍，或短褐椎结，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洋画呢，歪脸汉子，肥腿女人，也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这回见了几幅钢笔画和木刻的阿Ｑ像，这才算遇到了在艺术上的辫子，然而是没有一条生得合式的。想起来也难怪，现在的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生下来已是民国，就是三十岁的，在辫子时代也不过四五岁，当然不会深知道辫子的底细的了。•那•么，•我•的“•舒•愤•懑”，•恐•怕•也•很•难•传•给•别•人，•令•人•一•样•的•愤•激，•感•慨，•欢•喜，•忧•愁•的•罢。十二月十七日。

　　一星期前，我在《病后杂谈》里说到铁氏二女的诗。据杭世骏说，钱谦益编的《列朝诗集》〔３５〕里是有的，但我没有这书，所以只引了《订讹类编》完事。今天《四部丛刊续编》的明遗民彭孙贻《茗斋集》〔３６〕出版了，后附《明诗钞》，却有铁氏长女诗在里面。现在就照抄在这里，并将范昌期原作，与所谓铁女诗不同之处，用括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较。照此看来，作伪者实不过改了一句，并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教坊献诗

　　教坊脂粉（落籍）洗铅华，一片闲（春）心对落花。

　　旧曲听来犹（空）有恨，故园归去已（却）无家。云鬟半挽（馨）临妆（青）镜，雨泪空流（频弹）湿绛纱。今日相逢白司马（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与诉（为赋）琵琶。

　　但俞正燮《癸巳类稿》又据茅大芳希董集》，言“铁公妻女以死殉”〔３７〕；并记或一说云，“铁二子，无女。”那么，连铁铉有无女儿，也都成为疑案了。两个近视眼论扁额上字，辩论一通，其实连扁额也没有挂，原也是能有的事实。不过铁妻死殉之说，我以为是粉饰的。《合艹州史料》所记，奏文与上谕具存，王世贞明人，决不敢捏造。

　　倘使铁铉真的并无女儿，或有而实已自杀，则由这虚构的故事，也可以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铁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沦教坊，终觉于心不安，所以还是和寻常女子不同，因献诗而配了士子。这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二十三日之夜，附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三号，发表时题目被改为《病后余谈》，副题亦被删去。参看本书《附记》。

　　〔２〕宋端仪字孔时，福建莆田人，明成化时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佥事。著有《考亭渊源录》、《立斋闲录》等。《立斋闲录》，四卷，是依据明人的碑志和说部杂录的笔记，自太祖吴元年至英宗天顺（１３６７—１４６４）止。鲁迅家藏的是明抄《国朝典故》本，残存上二卷。

　　〔３〕“礼不下庶人”语见《礼记•曲礼》。

　　〔４〕《汇刻书目》清代王懿荣编，共二十卷，系将顾修原编本及朱隘增订本重编而成，是各种丛书的详细书目，共收丛书五百六十余种。后来又有《续汇刻书目》、《续补汇刻书目》、《再续补汇刻书目》等。

　　〔５〕《宫闺秘典》即《皇明宫闺秘典》，又名《酌中志》，明代刘若愚著，共二十四卷，写明末太监魏忠贤专权时的宫廷内幕情况。

　　〔６〕傅某指傅增湘（１８７２—１９４９），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

　　〔７〕《永乐实录》明代杨士奇等编纂，共一三○卷；《明史•艺文志》作《成祖实录》。

　　〔８〕《安徽丛书》安徽丛书编审会编辑，共四集，内容为汇集安徽人的著作，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陆续出版。

　　〔９〕俞正燮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代学者。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四养斋诗稿》等。《癸巳类稿》，共十五卷，刻于道光癸巳（１８３３），内容是考订经、史以至小说、医学的杂记，《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一文载《癸巳类稿》卷十二中。收入《安徽丛书》的这一部书是作者晚年的增订本。

　　〔１０〕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字元美，号凤洲，别号合艹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著有《合艹州山人四部稿》、《合艹山堂别集》等。《合艹州史料》，明代董复表编，系采录王世贞著作中有关朝野的记载编纂而成，计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

　　〔１１〕齐泰江苏溧水人，官兵部尚书；下文的黄子澄，江西分宜人，官太常卿；茅大芳，江苏泰兴人，官副都御史。他们都是忠于建文帝的大臣，永乐登位时被杀。

　　〔１２〕惰民又作堕民，明代称作丐户，清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始废除惰民的“丐籍”。教坊废于清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女乐废于清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

　　〔１３〕“舒愤懑”汉代班固作有《典引》一文，歌颂朝廷功德，文前小引中说：“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舒愤懑”，即班固所说的“启发愤满”。

　　〔１４〕“不亦快哉！”金圣叹在他批评的《西厢记》的《圣叹外书》卷七《拷艳》章篇首中说：“昔与亚斤山同客共住，霖雨十日，对床无聊，因约赌说快事，以破积闷。”下面就记录了“快事”三十三则，每则都用“不亦快哉”一语结束。

　　〔１５〕《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珽校刊。共五集，计三十六种，所收主要是掌故、说部、释道方面的书。《茅亭客话》，宋代黄休复著，共十卷，内容系记录从五代到宋真宗时（约当公元十世纪）的蜀中杂事。

　　〔１６〕《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编选影印的丛书《四部丛刊》的续编，共八十一种，五百册。

　　〔１７〕洪迈（１１２３—１２０２）字景庐，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代文学家。《容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又《五笔》十卷，是一部有关经史、文艺、掌故等的笔记。

　　〔１８〕张元济（１８６７—１９５９）字菊生，浙江海盐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著有《校史随笔》、《涉园序跋集录》等。《容斋随笔五集》有张元济写于一九三四年的跋，其中说：“清代坊刻，《随笔》卷九阙《五胡乱华》一则，《三笔》卷三阙《北狄俘虏之苦》一则，卷五阙《北虏诛宗王》一则。盖当时深讳胡、虏等字，刊者惧罹禁网，故概从删削。”

　　〔１９〕晁说之（１０５９—１１２９）字以道，号景迂，清丰（今属河北）人，宋代文学家。著有《嵩山文集》、《晁氏客语》等。《嵩山文集》，二十卷，是他的诗文集，《负薪对》载于卷三中。

　　〔２０〕“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

　　〔２１〕《訄书》章太炎早期的一部学术论著，木刻本印行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二年改订出版时，作者删去了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客帝》等篇，增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论文，共收《原学》、《原人》、《序种姓》、《原教》、《哀清史》、《解辫发》等文共六十三篇，卷首有“前录”二篇：《客帝匡谬》和《分镇匡谬》。并在《客帝匡谬》文末说：“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著之以自劾，录而删是篇。”一九一四年作者重行增删时，删去“前录”二篇及《解辫发》等文，并将书名改为《检论》。

　　〔２２〕“客卿”战国时代，某一诸侯国任用他国人担任官职，称之为客卿。如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是楚国人。

　　〔２３〕《湖北学生界》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北学生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一月创刊于东京，第四期起改名为《汉声》。同年闰五月另编“闰月增刊”一册，题名为《旧学》，扉页背面印有集南朝梁萧统《文选》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四句，前二句见《文选》卷一东汉班固《西都赋》，后二句见同书卷五十六班固《封燕然山铭》。

　　〔２４〕乾隆皇帝南巡清代乾隆帝在位六十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曾先后巡游江南六次，沿途供应频繁，销耗民财民力甚巨；在他第二次巡游后，视学江苏回来的大臣尹会一就已奏称：“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

　　〔２５〕“长毛”指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队。为了对抗清政府剃发留辫的法令，他们都留发而不结辫，因此被称为“长毛”。“短毛”，指剃发的清朝官兵。“花绿头”，指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法、英帝国主义军队。清代许瑶光《谈浙》卷四“谈洋兵”条：“法国兵用花布缠头，英国兵则用绿布，故人称绿头、花头云。”

　　〔２６〕“世袭云骑尉”云骑尉是官名。唐、宋、元、明各朝都有这名称；清朝则以为世袭的职位，为世职的末级。凡阵亡者授爵，自云骑尉至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不等。

　　〔２７〕“心事如波涛”唐代诗人李贺《申胡子觱篥歌》中的句子。

　　〔２８〕“四十而不惑”孔丘的话，语见《论语•为政》，据朱熹《集注》，“不惑”是“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的意思。

　　〔２９〕满族旧俗，男子剃发垂辫（剃去头顶前部头发，后部结辫垂于脑后）。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薙（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此事曾引起各地人民的广泛反抗，有许多人被杀。

　　〔３０〕开口跳传统戏曲中武丑的俗称。

　　〔３１〕吴友如（？—约１８９３）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申江胜景图》分上下二卷，出版于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会审公堂，即会审公廨，清末民初上海租界内的审判机关，由中外会审官会同审理租界内华人和外侨的互控案件。

　　〔３２〕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指国民党反动派诬蔑进步人士拿卢布，信俄国人的学说。“斯基”是俄国常见姓氏的词尾。

　　〔３３〕指施蛰存。他在《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曾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

　　〔３４〕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原为清朝提督，民国成立后，他和所部官兵仍留着辫子，表示忠于清王朝。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他在北京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

　　〔３５〕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任礼部侍郎。清军占领南京时，他首先迎降，因此为人所鄙视。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列朝诗集》是他选辑的明诗的总集，共六集，计八十一卷；铁氏二女诗载闰集卷四中。

　　〔３６〕彭孙贻（１６１５—１６７３）字仲谋，号茗斋，浙江海盐人。明代选贡生，明亡后闭门不出。著有《茗斋集》、《茗香堂史论》等。《茗斋集》是他的诗词集，共二十三卷；所附《明诗钞》共九卷，铁氏长女诗载卷五中。

　　〔３７〕俞正燮在《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一文中引永乐上谕后的小注说：“大芳有《希董集》，言妻张氏及女媳皆死于井，未就逮；书藏其家。又铁公妻女亦以死殉，与此不同。”

难行和不信

　　中国的“愚民”——没有学问的下等人，向来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无端的问他多少年纪，什么意见，兄弟几个，家景如何，他总是支吾一通之后，躲了开去。有学识的大人物，很不高兴他们这样的脾气。然而这脾气总不容易改，因为他们也实在从经验而来的。

　　假如你被谁注意了，一不小心，至少就不免上一点小当，譬如罢，中国是改革过的了，孩子们当然早已从“孟宗哭竹”“王祥卧冰”〔２〕的教训里蜕出，然而不料又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年”〔３〕，爱国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笔，或者用舌，不怕劳苦的来给他们教训。一个说要用功，古时候曾有“囊萤照读”“凿壁偷光”〔４〕的志士；一个说要爱国，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这些故事，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谁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吉诃德〔５〕。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那里，至少是挨一顿骂之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

　　请援，杀敌，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国，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他们那里的儿童，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中国的儿童给大家特别看得起，那当然也很好，然而出来的题目就因此常常是难题，仍如飞剑一样，非上武当山〔６〕寻师学道之后，决计没法办。到了二十世纪，古人空想中的潜水艇，飞行机，是实地上成功了，但《龙文鞭影》或《幼学琼林》〔７〕里的模范故事，却还有些难学。

　　我想，便是说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罢。

　　所以听的人也不相信。我们听了千多年的剑仙侠客，去年到武当山去的只有三个人，只占全人口的五百兆分之一，就可见。古时候也许还要多，现在是有了经验，不大相信了，于是照办的人也少了。——但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其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这脾气的也不但是“愚民”，虽是说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别人的，现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８〕，也就是恰如将他的钱试买各种股票，分存许多银行一样，其实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

　　七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二期，署名公汗。

　　〔２〕“孟宗哭竹”据唐代白居易所编《白氏六帖》：三国时吴人“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王祥卧冰”，据《晋书•王祥传》：王祥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这两个故事后来都收入《二十四孝》一书。

　　〔３〕“儿童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呈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一九三五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又根据中华慈幼协会的呈请，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开始的一年为全国儿童年。

　　〔４〕“囊萤照读”见《晋书•车胤传》：“车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凿壁偷光”，见《西京杂记》卷二：“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５〕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一六○五年和一六一五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角。

　　〔６〕武当山在湖北均县北，山上有紫霄宫、玉虚宫等道教宫观。《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引南朝宋郭仲产《南雍州记》说：“武当山广三四百里，……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

　　〔７〕《龙文鞭影》明代萧良友编著，内容是从古书中摘取一些历史典故编成四言韵语。《幼学琼林》，清代程允升编著，内容系杂集关于天文、人伦、器用、技艺等成语典故，用骈文写成。两书都是旧时学塾的初级读物。

　　〔８〕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之流。戴季陶在一九三四年曾捐款修建吴兴孔庙。同年他又和当时已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宣扬“佛法”。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２〕，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上海的华界虽然接近夷（亦作彝）场〔３〕，也听到了当年孔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４〕。八月三十日的《申报》〔５〕报告我们说——“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有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所用乐器因欲扩大音量起见，不分古今，凡属国乐器，一律配入，共四十种。其谱一仍旧贯，并未变动。

　　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

　　乐器不分古今，一律配入，盖和周朝的韶乐，该已很有不同。但为“扩大音量起见”，也只能这么办，而且和现在的尊孔的精神，也似乎十分合拍的。“孔子，圣之时者也”〔６〕，“亦即圣之摩登者也”，要三月不知鱼翅燕窝味，乐器大约决非“共四十种”不可；况且那时候，中国虽然已有外患，却还没有夷场。

　　不过因此也可见时势究竟有些不同了，纵使“扩大音量”，终于还扩不到乡间，同日的《中华日报》上，就记着一则颇伤“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的体面的新闻，最不凑巧的是事情也出在二十七——“（宁波通讯）余姚入夏以来，因天时亢旱，河水干涸，住民饮料，大半均在河畔开凿土井，借以汲取，故往往因争先后，而起冲突。廿七日上午，距姚城四十里之朗霞镇后方屋地方，居民杨厚坤与姚士莲，又因争井水，发生冲突，互相加殴。姚士莲以烟筒头猛击杨头部，杨当即昏倒在地。继姚又以木棍石块击杨中要害，竟遭殴毙。迨邻近闻声施救，杨早已气绝。而姚士莲见已闯祸，知必不能免，即乘机逃避……”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７〕，

　　•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听说在阿拉伯，有些地方，水已经是宝贝，为了喝水，要用血去换。“我国民族性”是“酷爱和平”的，想必不至于如此。•但•余•姚•的•实•例•却•未•免•有•点•怕•人，•所•以•我•们•除•食•肉•者•听•了•而•不•知•肉•味•的“•韶•乐”•之•外，•还•要•不•知•水•味•者•听•了•而•不•想•水•喝•的“•韶•乐”。八月二十九日。〔８〕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公汗。

　　〔２〕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提议，明令公布以八月二十七日孔丘生日为“国定纪念日”。当时南京、上海等地曾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曾于一九一四年二月颁布祀孔令，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主持盛大祭礼。

　　〔３〕夷场指上海的租界。我国古代泛称东方各民族为夷，明清时也用以称外国人。因清朝统治者忌讳“夷狄”字样，所以有时“夷场”也写作“彝场”。

　　〔４〕“韶乐”相传是虞舜时的乐曲。《论语•述而》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记载。

　　〔５〕《申报》我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报纸，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刊，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时停刊。

　　〔６〕“孔子，圣之时者也”语见《孟子•万章》，是孟轲称道孔丘的话。

　　〔７〕“非小人无以养君子”语出《孟子•滕文公》：“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８〕本文发表时原未署写作日期，此处所记有误：文中所引新闻二则均见八月三十日报；又据《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寄望道信并稿一篇”，“望道”即当时《太白》的编辑陈望道，所寄稿即本文。

儒术

　　元遗山〔２〕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３〕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

　　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４〕传》这样说——“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k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５〕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６〕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７〕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８〕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

　　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

　　……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

　　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９〕，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鞍〔１０〕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唐俟。

　　〔２〕元遗山（１１９０—１２５７）即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代文学家。原是北魏拓跋氏的后裔，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据《金史•元德明传》载：“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著有《遗山集》。

　　〔３〕崔立（？—１２３４）将陵（今山东德州）人。原为地主武装军官，金天兴元年（１２３２）在蒙古军围汴京时受任为西面元帅。次年叛变，将监国的梁王及皇族送往蒙古军营乞降。后为部将所杀。

　　〔４〕王若虚（１１７４—１２４３）字从之，藁城（今属河北）人，金代文学家。曾任翰林直学士。金亡不仕，自号滹南遗老，著有《滹南遗老集》。

　　〔５〕刘祁（１２０３—１２５０）字京叔，山西浑源人，金代太学生，入元复试后征南行省辟置幕府。所著《归潜志》多记金末故事，共十四卷；《录崔立碑事》见该书第十二卷。

　　〔６〕凌廷堪（约１７５５—１８０９）字次仲，安徽歙县人，清代经学家。著有《校礼堂文集》、《元遗山先生年谱》等。

　　〔７〕张德辉（１１９５—１２７４）字耀卿，金末冀宁交城（今属山西）人，元世祖时任河东南北路宣抚使，传见《元史》卷一六三。下面引文中的元裕即元好问。

　　〔８〕余阙（１３０３—１３５８）字廷心，一字天心，原出唐兀族（色目人），其父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做官，遂为庐州人。《青阳先生文集》，共九卷，是他的诗文集。

　　〔９〕颜之推（５３１—约５９０后）字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南北朝时文学家。历仕梁、北齐、北周、隋等朝。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

　　〔１０〕卢文鞍（１７１７—１７９６）字绍弓，号抱经，浙江杭州人，清代经学家、校勘学家。《抱经堂丛书》，系辑印他所校勘的古籍十七种，并附有他自著的《抱经堂文集》等。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覗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２〕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３〕，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八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四期，署名孺牛。

　　〔２〕“恨恨而死”指空自愤恨不平而不去进行实际的改革工作。参看《热风•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

　　〔３〕“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作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批判当时某些借口反对欧化句法而攻击白话文的人；八月七日，文公直在同刊发表致作者的公开信，说他主张采用欧化句法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的附录。

说“面子”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

　　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颇疑心他们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这样看来，“丢脸”的机会，似乎上等人比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车夫偷一个钱袋，被人发见，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仿佛也不见得怎样“丢脸”，况且还有“出洋考察”〔２〕，是改头换面的良方。

　　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报》就告诉我们一条新闻：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为其母出殡，邀开“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因来宾众多，所备白衣，不敷分配，其时适有名王道才，绰号三喜子，亦到来送殡，争穿白衣不遂，以为有失体面，心中怀恨，……邀集徒党数十人，各执铁棍，据说尚有持手枪者多人，将王树宝家人乱打，一时双方有剧烈之战争，头破血流，多人受有重伤。……”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而又“不遂”，足见并非亲族，但竟以为“有失体面”，演成这样的大战了。这时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这类脾气，是“绅商”也不免发露的：袁世凯〔３〕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有面子”；有一国从青岛撤兵〔４〕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万民伞上为“有面子”。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说，人应该“不要脸”。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这声明是万不可少的。

　　况且，“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么？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

　　在上海，“吃外国火腿”〔５〕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有面子”。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６〕，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７〕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十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漫画生活》月刊第二期。

　　〔２〕“出洋考察”旧时的军阀、政客在失势或失意时，常以“出洋考察”作为暂时隐退、伺机再起的手段。其中也有并不真正“出洋”，只用这句话来保全面子的。

　　〔３〕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自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有一国从青岛撤兵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日本撤走侵占青岛的军队。

　　〔５〕“吃外国火腿”旧时上海俗语，意指被外国人所踢。

　　〔６〕“圆机活法”随机应变的方法。“圆机”，语见《庄子•盗跖》：“若是若非，执而圆机。”据唐代成玄英注：“圆机，犹环中也；执环中之道，以应是非。”

　　〔７〕长谷川如是闲（１８７５—１９６９）日本评论家。著有《现代社会批判》、《日本的性格》等。不饮盗泉，原是中国的故事，见《尸子》（清代章宗源辑本）卷下：“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据《水经注》：盗泉出卞城（今山东泗水县东）东北卞山之阴。

答《戏》周刊编者信

　　鲁迅先生鉴：

　　《阿Ｑ》的第一幕已经登完了，搬上舞台实验虽还不是马上可以做到，但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就要开始发动了。我们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刚登完的时候先发表一点意见，一方面对于我们的公演准备或者也有些帮助，另方面本刊的丛书计划一实现也可以把你的意见和《阿Ｑ》剧本同时付印当作一篇序。这是编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读者和演出的同志们的要求。祝健！

　　编者。

　　编辑先生——

　　在《戏》周刊〔２〕上给我的公开信，我早看见了；后来又收到邮寄的一张周刊，我知道这大约是在催促我的答复。对于戏剧，我是毫无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复，是一声也不响。但如果先生和读者们都肯豫先了解我不过是一个外行人的随便谈谈，那么，我自然也不妨说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阿Ｑ》在每一期里，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六天，断断续续的看过，也陆陆续续的忘记了。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Ｑ所说的绍兴话，我却有许多地方看不懂。

　　现在我自己想说几句的，有两点——一，未庄在那里？《阿Ｑ》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Ｑ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３〕是最近的例子。为了医病，方子上开人参，吃法不好，倒落得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这才恢复了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空空的折贴了萝卜子。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百家姓》〔４〕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Ｑ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时还是发生了谣言。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豫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上面所说那样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果戈理作《巡按使》〔５〕，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Ｑ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

　　但是，指定了绍兴也好。于是跟着起来的是第二个问题——

　　二，阿Ｑ该说什么话？这似乎无须问，阿Ｑ一生的事情既然出在绍兴，他当然该说绍兴话。但是第三个疑问接着又来了——

　　三，《阿Ｑ》是演给那里的人们看的？倘是演给绍兴人看的，他得说绍兴话无疑。绍兴戏文中，一向是官员秀才用官话，堂倌狱卒用土话的，也就是生，旦，净大抵用官话，丑用土话。我想，这也并非全为了用这来区别人的上下，雅俗，好坏，还有一个大原因，是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使本地的看客们能够彻底的了解。那么，这关系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倘使演给绍兴的人们看，别的脚色也大可以用绍兴话，因为同是绍兴话，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说的也并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简，语助词和感叹词少，后者句子长，语助词和感叹词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话，可以冗长到一倍。但如演给别处的人们看，这剧本的作用却减弱，或者简直完全消失了。据我所留心观察，凡有自以为深通绍兴话的外县人，他大抵是像目前标点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样，并不怎么懂得的〔６〕；至于北方或闽粤人，我恐怕他听了之后，不会比听外国马戏里的打诨更有所得。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譬如现在的中国，要编一本随时随地，无不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所以我以为现在的办法，只好编一种对话都是比较的容易了解的剧本，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可以无须改动，如果到某一省县，某一乡村里面去，那么，这本子就算是一个底本，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话，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察觉得更加切实。譬如罢，如果这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么，航船可以化为大车，七斤〔７〕也可以叫作“小辫儿”的。

　　我的意见说完了，总括一句，不过是说，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使大家可以活用。

　　临末还有一点尾巴，当然决没有叭儿君的尾巴的有趣。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过还是非说不可。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这信后来被发表在《社会月报》上了〔８〕，末了是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９〕。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１０〕。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发表的罢，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１１〕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Ｑ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１２〕，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鲁迅。十一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第十五期。

　　〔２〕《戏》周刊《中华日报》副刊之一，袁牧之主编，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创刊。袁梅（袁牧之）所作《阿Ｑ正传》剧本，于该刊创刊号起开始连载。

　　〔３〕《闲话扬州》易君左著，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是一本关于扬州的杂记。书中对当地习俗和生活状况的描述，引起一些扬州人的不满，他们以诽谤罪控告作者，要求将他撤职查办（当时作者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科主任），因此不久该书即被毁版停售。

　　〔４〕《百家姓》以前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之一，宋初人编纂。为便于诵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赵钱孙李”是书中的首句。

　　〔５〕果戈理（ab]GRGQc，１８０９—１８５２）俄国作家。《巡按使》，通译《钦差大臣》，讽刺喜剧。“你们笑自己”这句话是该剧第五幕第八场中市长发觉自己被骗，面对哄笑着的观众说的。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贺启明译的《巡按》中，这句话译为：“这都是笑的甚么？不是笑的你吗？”

　　〔６〕指刘大杰标点的《袁中郎全集》中的断句错误。参看《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

　　〔７〕七斤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人物。袁牧之改编的《阿Ｑ正传》剧本里也有这样一个人物，叫做“航船七斤”。

　　〔８〕即本书的《答曹聚仁先生信》。

　　〔９〕杨邨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一篇文章”，指《赤区归来记（续）》，参看本书《附记》。

　　〔１０〕绍伯的文章题为《调和》，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参看本书《附记》。

　　〔１１〕曾今可（１９０１—１９７１）江西泰和人。他曾提倡所谓“解放词”，内容大多庸俗无聊；并与张资平同办《文艺座谈》，攻击左翼文艺。参看《伪自由书•后记》。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他曾在《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其中人物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１２〕买办意识林默（廖沫沙）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上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错误地认为鲁迅的杂文《倒提》有买办意识。参看《花边文学•倒提》及其附录。

随便翻翻

　　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２〕，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３〕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胡涂。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５〕，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６〕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７〕。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８〕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９〕，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１０〕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

　　十一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海《读书生活》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公汗。

　　〔２〕《鉴略》清代王仕云著，是旧时学塾所用的一种初级历史读物，四言韵语，上起盘古，下迄明代弘光。

　　〔３〕《四库书目提要》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编撰。参看本卷第５９页注〔１１〕。《简明目录》，即《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二十卷，亦纪昀编撰，各书提要较《总目》简略，并且不录《总目》中“存目”部分的书目。

　　〔４〕“食菜事魔”五代两宋时农民的秘密宗教组织明教，提倡素食，供奉摩尼（来源于古代波斯的摩尼教）为光明之神。因此在有关他们的记载中有“食菜事魔”的说法。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载：“事魔食菜法……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１１２０—１１２１），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问，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但禁令太严，每有告者，株连既广，又常籍没，全家流放，与死为等；必协力同心，以拒官吏，州县惮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

　　〔５〕“十彪五虎”疑应作“五虎五彪”。明代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有《五虎五彪》一则：“五虎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等追赃发充军，五彪田尔耕、许显纯处决，崔应元、杨寰、孙云鹤边卫充军，以为附权蠹政之戒。”按《明史•魏忠贤传》载：“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

　　〔６〕杨光先字长公，安徽歙县人。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政府委任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变更厉法，新编历书。杨光先上书礼部，指摘新历书封面上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又上书指摘新历书推算该年的日蚀有错误，汤若望等因此被判罪，由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复用旧历。康熙七年，杨因推闰失实入狱，后获赦。《不得已》就是杨光先历次指控汤若望呈文和论文的汇集，其中有浓重的封建排外思想，如《日食天象验》一文中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等。

　　〔７〕“我大清”旧时学塾初级读物《三字经》中的句子。满族统治者建立清朝政权后，一般汉族官吏对新王朝也称之为“我大清”；鲁迅在这里不说“清朝”，含有讽刺的意味。

　　〔８〕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领袖。一二○六年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被拥戴为王，称成吉思汗。他的继承者灭南宋建立元朝后，追尊他为元太祖。他在一二一九年至一二二三年率军西征，占领中亚和南俄。以后他的孙子拔都又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第二次西征，征服俄罗斯并侵入匈、奥、波等欧洲国家。以上事件都发生在一二七九年忽必烈（即元世祖）灭宋之前。

　　〔９〕“斡罗思”即俄罗斯。见清代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六。《新元史•外国列传》作“斡罗斯”。

　　〔１０〕《世界史教程》苏联波查洛夫（WXYGZ[\G，现译鲍恰罗夫）等人合编的一本教科书，原名《阶级斗争史课本》。有中译本两种，一为王礼锡等译，只出第一分册，神州国光社出版；另一种为史嵛音等译，出了第一、二分册，骆驼社出版。鲁迅说此书只译了一本，可能是指前一译本。《中国社会史》，苏联沙发洛夫（]^P[_[\G，现译萨法罗夫）著，原名《中国史纲》。鲁迅藏有早川二郎的日译本（一九三四年版）。文中所说“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中译本，系李俚人译，一九三二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

　　聚仁〔２〕先生：

　　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没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没有开过口。但是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

　　现在写一点我的简单的意见在这里：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３〕（即拉丁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每区又分为小区（譬如绍兴一个地方，至少也得分为四小区），写作之初，纯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们是要前进的，那时原有方言一定不够，就只好采用白话，欧字，甚而至于语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着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即可以输进穷乡僻壤去。中国人是无论如何，在将来必有非通几种中国语不可的运命的，这事情，由教育与交通，可以办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现在我们所办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试用广东话之类，读者较多的言语，做出东西来看；（丙）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罢，反对欧化者所说的欧化，就不是中国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语法，是会有非用不可的时候的。

　　四，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五，至于已有大众语雏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依此为根据而加以改进，太僻的土语，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对话，却不必特用于作者的叙事中，因为说“打”，工人也一样的能够懂。有些人以为如“像煞有介事”之类，已经通行，也是不确的话，北方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和江苏人是不一样的，那感觉并不比“俨乎其然”切实。

　　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

　　所以现在能够实行的，我以为是（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４〕的太繁，用不来的）；（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

　　还有一层，是文言的保护者，现在也有打了大众语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论极高，使大众语悬空，做不得；别一方面，借此攻击他当面的大敌——白话。这一点也须注意的。要不然，我们就会自己缴了自己的械。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迅上。八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一九三四年五月，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周刊第一一○号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读经。当时吴研因在南京、上海报纸同时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一文，加以反驳。于是在文化界展开了关于文言与白话的论战。同年六月十八、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先后刊出了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二文，提出了有关语文改革的大众语问题；随后各报刊陆续发表不少文章，展开了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七月二十五日，当时《社会月报》编者曹聚仁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的信，信中提出五个问题：“一、大众语文的运动，当然继承着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而来的；究竟在现在，有没有划分新阶段，提倡大众语的必要？二、白话文运动为什么会停滞下来？为什么新文人（五四运动以后的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三、白话文成为特殊阶级（知识分子）的独占工具，和一般民众并不发生关涉；究竟如何方能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四、大众语文的建设，还是先定了标准的一元国语，逐渐推广，使方言渐渐消灭？还是先就各大区的方言，建设多元的大众语文，逐渐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国语？五、大众语文的作品，用什么方式去写成？民众所惯用的方式，我们如何弃取？”鲁迅这一篇虽分五点作答，但并不针对曹聚仁来信所提的问题。他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致曹聚仁的另一信中曾针对这五个问题作了答复（见《鲁迅书信集》）。

　　〔２〕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浦江人，作家，曾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３〕罗马字拼音泛指用拉丁字母（即罗马字母）拼音。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当时称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个文字改革方案由“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的部分会员及刘复等人制定，赵元任是主要制作人。这种方案用拼法变化表示声调，有繁细的拼调规则，比较难学。一九三一年，吴玉章等又拟定了“拉丁化新文字”，它不标声调，比较简单；一九三三年起各地相继成立各种团体，进行推广。

　　〔４〕赵元任江苏武进人，语言学家。历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著有《现代英语之研究》、《国语罗马字常用字表》等。

韦素园墓记

　　韦君素园〔２〕之墓。

　　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弟丛芜，友静农，霁野〔３〕立表；鲁迅书。

　　〔１〕本篇写成于一九三四年四月，据作者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致台静农信：“素兄墓志，当于三四日内写成寄上”；又作者同年四月三日日记：“以所书韦素园墓表寄静农。”

　　〔２〕韦素园（１９０２—１９３２）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中篇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

　　〔３〕丛芜韦丛芜（１９０５—１９７８）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陀思妥也夫斯基长篇小说《穷人》、《罪与罚》等。静农，即台静农，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等。霁野，即李霁野，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影》，译有安特列夫剧本《往星中》、《黑假面人》等。

答国际文学社问

　　原问——

　　一、苏联的存在与成功，对于你怎样（苏维埃建设的十月革命，对于你的思想的路径和创作的性质，有什么改变）？

　　二、你对于苏维埃文学的意见怎样？

　　三、在资本主义的各国，什么事件和种种文化上的进行，特别引起你的注意？

　　一，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但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旋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

　　二，我只能看别国——德国，日本——的译本。我觉得现在的讲建设的，还是先前的讲战斗的——如《铁甲列车》，《毁灭》，《铁流》〔２〕等——于我有兴趣，并且有益。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绍介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三，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国际文学》一九三四年第三、四期合刊，发表时题为《中国与十月》，同年七月五日苏联《真理报》曾予转载。《国际文学》，双月刊，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以俄、德、英、法等文字在苏联出版，原名《外国文学消息》，一九三○年十一月改称《世界革命文学》，一九三三年改名为《国际文学》。

　　〔２〕《铁甲列车》全名《铁甲列车第１４—６９号》，伊凡诺夫著，侍桁译，系鲁迅所编《现代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三二年神州国光社出版；《毁灭》，法捷耶夫作，鲁迅译，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铁流》，绥拉菲摩维支作，曹靖华译，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这些都是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忆刘半农君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２〕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３〕投稿之后，由蔡孑民〔４〕先生或陈独秀〔５〕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６〕，“她”字和“牠”字的创造〔７〕，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８〕，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９〕，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１０〕。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１１〕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１２〕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青年界》月刊第六卷第三期。

　　〔２〕半农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名复，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著有《半农杂文》、诗集《扬鞭集》以及《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

　　〔３〕《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

　　〔４〕蔡孑民（１８６８—１９４０）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参加同盟会，民国成立后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五四”时期赞成和支持新文化运动。

　　〔５〕陈独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６〕答王敬轩的双鐄信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７〕“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刘半农在一九二○年六月六日所作《她字问题》一文中主张创造“她”、“牠”二字，他说：“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应当再取一个‘牠’字，以代无生物。”（见《半农杂文》）

　　〔８〕《何典》清代张南庄（署名“过路人”）编著，是运用俗谚写成、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十回，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上海申报馆出版。一九二六年六月，刘半农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它作题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９〕“驷不及舌”语出《论语•颜渊》，据朱熹《集注》：“言出于舌，驷马不能追之。”

　　〔１０〕《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曾发表刘半农的《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其中说林则徐被英人俘虏，并且“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不久有读者洛卿来信指出这是史实性的错误，《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同年四月二日）发表了这封信，从此刘半农就不再给《语丝》写稿。

　　〔１１〕禁称“蜜斯”见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北平《世界日报》所载刘半农答记者的谈话。其中说他不赞成学生间以密斯互称，在一九三○年他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即曾加以禁止；他主张废弃“带有奴性的”密斯称呼，而代以国语中原有的姑娘、小姐、女士等。密斯，英语Ｍｉｓｓ的音译，小姐的意思。

　　〔１２〕指刘半农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发表于《论语》、《人间世》等刊物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参看《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下）》。

隔膜

　　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狱，到清朝末年才被从新提起。最起劲的是“南社”〔２〕里的有几个人，为被害者辑印遗集；还有些留学生，也争从日本撤回文证来〔３〕。待到孟森的《心史丛刊》〔４〕出，我们这才明白了较详细的状况，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

　　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５〕，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６〕，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而最有趣的，则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

　　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闻乾隆将谒泰陵〔７〕，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在这里犯不上抄录，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一大段，却是十分特别的——

　　“又，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这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实结局却不大好，署直隶总督袁守侗拟奏罪名是“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俟部复到日，照例解部刺字发遣。”这位才子，后来大约终于单身出关做西崽去了。

　　此外的案情，虽然没有这么风雅，但并非反动的还不少。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８〕，也仍然活不出。

　　凡这等事，粗略的一看，先使我们觉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怜。但再来一想，事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

　　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９〕，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１０〕。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但是，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嘴里却并不照样说，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不久，儿子们吓得不再开口了，计划居然成功；直到光绪时康有为们的上书〔１１〕，才又冲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这奥妙，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来说明。

　　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里，很为“忠而获咎”者不平，〔１２〕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这是《颜氏家训》或《庄子》《文选》里所没有的〔１３〕。

　　六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上海《新语林》半月刊第一期，署名杜德机。

　　〔２〕“南社”文学团体，一九○九年由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于苏州。该社以诗文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社员发生分化，一九二三年无形解体。由南社社员辑印的清代文字狱中被害者的遗集，如吴炎的《吴赤溟集》，戴名世的《戴褐夫集》和《孑遗录》，吕留良的《吕晚村手写家训》等，后来大都收入邓实、黄节主编的《国粹丛书》。

　　〔３〕清末有些留日学生从日本的图书馆中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等。印出后输入国内，以鼓吹反清革命。

　　〔４〕孟森（１８６８—１９３７）字莼荪，号心史，江苏武进人，历史学家。曾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心史丛刊》，共三集，出版于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内容都是有关考证的札记文字；其中关于清代文字狱的记载，有朱光旦案、科场案三（河南、山东、山西闱）附记之“查嗣庭典试江西命题有意讽刺”案、《字贯》案、《闲闲录》案。他在论述王锡侯因著《字贯》被杀一案时说：“锡侯之为人，盖亦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与戴名世略同，断非有菲薄清廷之意。戴则以古文自命，王则以理学自矜，俱好弄笔。弄笔既久，处处有学问面目。故于明季事而津津欲网罗其遗闻，此戴之所以杀身也。于字书而置《康熙字典》为一家言，与诸家均在平阝少马之列，此王之所以罹辟也。”

　　〔５〕指故宫博物院文物被盗卖事。故宫博物院是管理清朝故宫及其所属各处的建筑物和古物、图书的机构。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易培基任院长时，该院古物被盗卖者甚多，易培基曾因此被控告。

　　〔６〕《清代文字狱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其中资料都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军机处档、宫中所存缴回朱批奏折、实录三种清代文书辑录。第一辑出版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冯起炎一案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八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出版）。

　　〔７〕秦陵清朝雍正皇帝（胤祯）的陵墓，在河北易县。

　　〔８〕“斩监候”清朝法制：将被判死刑不立时处决的犯人暂行监禁，候秋审（每年八月中由刑部会同各官详议各省审册，请旨裁夺）再予决定，叫做“监候”，有“斩监候”与“绞监候”之别。

　　〔９〕“炎黄之胄”指汉族。炎黄，传说中的我国古代帝王炎帝和黄帝。

　　〔１０〕“思不出其位”语见《易经•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１１〕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于一八九五年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与当时同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成为后来戊戌变法运动的前奏。

　　〔１２〕施蛰存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六月）《书籍禁止与思想左倾》一文中说：“前一些时候，政府曾经根据于剿除共产主义文化这政策而突然禁止了一百余种文艺书籍的发行。……沈从文先生曾经在天津《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讨论这禁书问题的文字。……但是在上海的《社会新闻》第六卷第二十七八期上却连续刊载了一篇对于沈从文先生那篇文章的反驳。……沈从文先生正如我一样地引焚书坑儒为喻，原意也不过希望政府方面要以史实为殷鉴，出之审慎……他并非不了解政府的禁止左倾书籍之不得已，然而他还希望政府能有比这更妥当，更有效果的办法；……然而，在《社会新闻》的那位作者的笔下，却写下了这样的裁决：‘我们从沈从文的……口吻中，早知道沈从文的立场究竟是什么立场了，沈从文既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那沈从文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主张，又何待我们来下断语呢？’”

　　〔１３〕《庄子》战国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文选》，即《昭明文选》，共三十卷，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自秦汉至齐梁的诗文总集。一九三三年九月《大晚报》征求所谓“推荐书目”时，施蛰存曾提倡青年读这些书。作者在《准风月谈•重三感旧》等文中曾予批评，可参看。

忆韦素园君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画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２〕。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３〕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４〕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５〕，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６〕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７〕，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８〕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９〕。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１０〕。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１１〕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１２〕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记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ＮＧｏｇｏｌ），陀思妥也夫斯基（Ｆ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安特列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绍介了望•蔼覃（ＦｖａｎＥｅｄｅｎ），绍介了爱伦堡（ＩＥｈｒｅｎｂｕｒｇ）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ＢＬａｖｒｅｎｅｖ）的《四十一》。〔１３〕还印行了《未名新集》〔１４〕，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我以这几千字纪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鲁迅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文学》月刊第三卷第四号。

　　〔２〕未名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秋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等。先后出版过《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一九三一年秋后因经济困难，无形解体。

　　〔３〕李小峰（１８９７—１９７１）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后为北新书局主持人。

　　〔４〕段祺瑞（１８６４—１９３６）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军阀。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北京临时执政府执政等。

　　〔５〕林素园福建人，研究系的小官僚。一九二五年八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为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下令停办该校，改为北京女子学院师范部，林被任为师范部学长。同年九月五日，他率领军警赴女师大实行武装接收。

　　〔６〕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一九二六年十月高长虹等在上海创办《狂飙》周刊，该刊第二期载有高长虹《给鲁迅先生》的通信，其中说：“接培良来信，说他同韦素园先生大起冲突，原因是为韦先生退还高歌的《剃刀》，又压下他的《冬天》……现在编辑《莽原》者，且甚至执行编辑之权威者，为韦素园先生也……然权威或可施之于他人，要不应施之于同伴也……今则态度显然，公然以‘退还’加诸我等矣！刀搁头上矣！到了这时，我还能不出来一理论吗？”最后他又对鲁迅说：“你如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７〕未名社被封一九二八年春，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著，李霁野、韦素园译）一书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扣。北京警察厅据山东军阀张宗昌电告，于三月二十六日查封未名社，捕去李霁野等三人。至十月始启封。

　　〔８〕按鲁迅到广州应是一九二七年初（一月十八日）。

　　〔９〕《外套》俄国作家果戈理所作中篇小说，韦素园的译本出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为《未名丛刊》之一。据《鲁迅日记》，他收到韦素园的赠书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

　　〔１０〕伊孛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勃兰特》是他作的诗剧，剧中人勃兰特企图用个人的力量鼓动人们起来反对世俗旧习。他带领一群信徒上山去寻找理想的境界，在途中，人们不堪登山之苦，对他的理想产生了怀疑，于是把他击倒，最后他在雪崩下丧生。

　　〔１１〕陀思妥也夫斯基（EDＭDFGHIGJKHLMM，１８２１—１８８１）　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１２〕一九三○年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次年又因柔石被捕，曾两次被迫“弃家出走”，出走前烧毁了所存的信札。参看《两地书•序言》。

　　〔１３〕收入《未名丛刊》中的译本有：俄国果戈理的小说《外套》（韦素园译），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穷人》（韦丛芜译），安特列夫（１８７１—１９１９）的剧本《往星中》和《黑假面人》（李霁野译），荷兰望•蔼覃（１８６０—１９３２）的童话《小约翰》（鲁迅译），苏联爱伦堡（１８９１—１９６７）等七人的短篇小说集《烟袋》（曹靖华辑译），苏联拉甫列涅夫（１８９１—１９５９）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曹靖华译）。

　　〔１４〕《未名新集》未名社印行的专收创作的丛刊。《君山》是诗集，《地之子》和《建塔者》都是短篇小说集。

关于新文字

　　——答问

　　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当没有看见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难明确的断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拼法，也还是麻烦的，不合实用，也没有前途的文字。

　　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最近，宣传古文的好处的教授，竟将古文的句子也点错了，〔２〕就是一个证据——他自己也没有懂。不过他们可以装作懂得的样子，来胡说八道，欺骗不明真相的人。

　　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先前也曾有过学者，〔３〕想出拼音字来，要大家容易学，也就是更容易教训，并且延长他们服役的生命，但那些字都还很繁琐，因为学者总忘不了官话，四声，以及这是学者创造出来的字，必需有学者的气息。这回的新文字却简易得远了，又是根据于实生活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这对大家说话，听大家的话，明白道理，学得技艺，这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现在正在中国试验的新文字，给南方人读起来，是不能全懂的。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拼，待将来再图沟通。反对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将这当作一个大缺点，以为反而使中国的文字不统一了，但他却抹杀了方块汉字本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识，有些知识阶级也并不真识的事实。

　　然而他们却深知道新文字对于劳苦大众有利，所以在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地方，这新文字是一定要受摧残的。现在连并非新文字，而只是更接近口语的“大众语”，也在受着苛酷的压迫和摧残。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并不识字，但特权阶级却还嫌他们太聪明了，正竭力的弄麻木他们的思索机关呢，例如用飞机掷下炸弹去，用机关枪送过子弹去，用刀斧将他们的颈子砍断，就都是的。

　　十二月九日。

　　〔１〕本篇曾被译为拉丁化新文字，发表于《拥护新文字六日报》，期数未详。

　　〔２〕指刘大杰。他在上海《人间世》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发表的《春波楼随笔》中说：“此等书（指《琅嬛文集》、《袁中郎全集》等）中，确有不少绝妙的小品文字，可恨清代士大夫，只会做滥调古文，不能赏识此等绝妙文章耳。”但他标点的《琅嬛文集》、《袁中郎全集》中却有不少断句错误。参看《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

　　〔３〕指王照、劳乃宣等人，参看本卷第１０８页注〔４１〕。

运命

　　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２〕里闲谈——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３〕，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岁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还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个，所以想结婚是很困难的。这自然是一种迷信，但日本社会上的迷信也还是真不少。我问：可有方法解除这夙命呢？回答是：没有。

　　接着我就想到了中国。

　　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但据我所知道，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画上符咒，和这命的女人一同行“结俪之礼”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

　　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所谓“没有法子”，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转移运命的方法。等到确信这是“运命”，真真“没有法子”的时候，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我们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这么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于是他说，这用种种方法之后所得的结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连必须用种种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们来，却似乎并不这样想。

　　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

　　十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署名公汗。

　　〔２〕内山书店日本人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在上海开设的书店，主要经售日文书籍。

　　〔３〕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一九三三年七月，曾今可主办的《文艺座谈》第一卷第一期刊登署名白羽遐的《内山书店小坐记》，影射鲁迅为日本的间谍（参看《伪自由书•后记》）。又一九三四年五月《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刊登署名思的《鲁迅愿作汉奸》一稿，诬蔑鲁迅“与日本书局订定密约……乐于作汉奸矣”。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一关于中国的火

　　希腊人所用的火，听说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２〕从天上偷来的，但中国的却和它不同，是燧人氏〔３〕自家所发见——或者该说是发明罢。因为并非偷儿，所以拴在山上，给老雕去啄的灾难是免掉了，然而也没有普洛美修斯那样的被传扬，被崇拜。

　　中国也有火神〔４〕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自从燧人氏发见，或者发明了火以来，能够很有味的吃火锅，点起灯来，夜里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罢，同时也开始了火灾，故意点上火，烧掉那有巢氏〔５〕所发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现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即使伤了食，这回是属于神农氏〔６〕的领域了，所以那神农氏，至今还被人们所记得。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法，只好漫称之曰火神，而献以敬畏。看他的画像，是红面孔，红胡须，不过祭祀的时候，却须避去一切红色的东西，而代之以绿色。他大约像西班牙的牛一样，一看见红色，便会亢奋起来，做出一种可怕的行动的。〔７〕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中国，这样的恶神还很多。

　　然而，在人世间，倒似乎因了他们而热闹。赛会〔８〕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却没有。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还要来表感谢之意，虽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据说是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对于火神，就是对于人，有时也一样的这么办，我想，大约也是礼仪的一种罢。

　　其实，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烧饭来，却也许更有趣。外国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国，则无论查检怎样的历史，总寻不出烧饭和点灯的人们的列传来。在社会上，即使怎样的善于烧饭，善于点灯，也毫没有成为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９〕一烧书，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至于引为希特拉〔１０〕烧书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拉太太善于开电灯，烤面包罢，那么，要在历史上寻一点先例，恐怕可就难了。但是，幸而那样的事，是不会哄动一世的。

　　烧掉房子的事，据宋人的笔记说，是开始于蒙古人的。因为他们住着帐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１１〕然而，这是诳话。蒙古人中，懂得汉文的很少，所以不来更正的。其实，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项羽〔１２〕在，一烧阿房宫，便天下闻名，至今还会在戏台上出现，连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烧以前的阿房宫里每天点灯的人们，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姓呢？

　　现在是爆裂弹呀，烧夷弹呀之类的东西已经做出，加以飞机也很进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１３〕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二关于中国的王道

　　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氏〔１４〕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人都讴歌他，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满洲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译载了的，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只在去年的上海报上所载的胡适〔１５〕博士的谈话里，有的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不消说，那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觉得好像是对于那信的答复。

　　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该是不至于不知道的。

　　不错，中国也有过讴歌了元和清的人们，但那是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如果给与一个暗示，说是倘不讴歌，便将更加虐待，那么，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还可以使人们来讴歌。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１６〕，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着陈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识，一面有时也不免想，真该是讴歌三民主义的。然而，现在是已经太晚了。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１７〕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汉的高祖〔１８〕，据历史家说，是龙种，但其实是无赖出身，说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对的。至于周的武王〔１９〕，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时的民众的声音，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２０〕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但先生们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历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说。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而要做官，则不如称赞周朝之为便当的。然而，看起别的记载来，却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２１〕，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２２〕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２３〕，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似的。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

　　儒士和方士，是中国特产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这两件在中国终于都没有。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孟子生于周季，所以以谈霸道为羞〔２４〕，倘使生于今日，则跟着人类的智识范围的展开，怕要羞谈王道的罢。

　　三关于中国的监狱

　　我想，人们是的确由事实而从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发生变化的。从宋朝到清朝的末年，许多年间，专以代圣贤立言的“制艺”〔２５〕这一种烦难的文章取士，到得和法国打了败仗〔２６〕，这才省悟了这方法的错误。于是派留学生到西洋，开设兵器制造局，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省悟到这还不够，是在和日本打了败仗之后〔２７〕，这回是竭力开起学校来。于是学生们年年大闹了。从清朝倒掉，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时候起，才又省悟了这错误，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的，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在中国，国粹式的监狱，是早已各处都有的，到清末，就也造了一点西洋式，即所谓文明式的监狱。那是为了示给旅行到此的外国人而建造，应该与为了和外国人好互相应酬，特地派出去，学些文明人的礼节的留学生，属于同一种类的。托了这福，犯人的待遇也还好，给洗澡，也给一定分量的饭吃，所以倒是颇为幸福的地方。但是，就在两三礼拜前，政府因为要行仁政了，还发过一个不准克扣囚粮的命令。从此以后，可更加幸福了。

　　至于旧式的监狱，则因为好像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的，所以不但禁锢犯人，此外还有给他吃苦的职掌。挤取金钱，使犯人的家属穷到透顶的职掌，有时也会兼带的。但大家都以为应该。如果有谁反对罢，那就等于替犯人说话，便要受恶党〔２８〕的嫌疑。然而文明是出奇的进步了，所以去年也有了提倡每年该放犯人回家一趟，给以解决性欲的机会的，颇是人道主义气味之说的官吏。〔２９〕其实，他也并非对于犯人的性欲，特别表着同情，不过因为总不愁竟会实行的，所以也就高声嚷一下，以见自己的作为官吏的存在。然而舆论颇为沸腾了。有一位批评家，还以为这么一来，大家便要不怕牢监，高高兴兴的进去了，很为世道人心愤慨了一下。〔３０〕受了所谓圣贤之教那么久，竟还没有那位官吏的圆滑，固然也令人觉得诚实可靠，然而他的意见，是以为对于犯人，非加虐待不可，却也因此可见了。

　　从别一条路想，监狱确也并非没有不像以“安全第一”为标语的人们的理想乡的地方。火灾极少，偷儿不来，土匪也一定不来抢。即使打仗，也决没有以监狱为目标，施行轰炸的傻子；即使革命，有释放囚犯的例，而加以屠戮的是没有的。当福建独立〔３１〕之初，虽有说是释放犯人，而一到外面，和他们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们倒反而失踪了的谣言，然而这样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过的。总而言之，似乎也并非很坏的处所。只要准带家眷，则即使不是现在似的大水，饥荒，战争，恐怖的时候，请求搬进去住的人们，也未必一定没有的。于是虐待就成为必不可少了。

　　牛兰〔３２〕夫妇，作为赤化宣传者而关在南京的监狱里，也绝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么效力也没有。这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监狱的精神的缘故。有一位官员诧异的说过：他自己不吃，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岂但和仁政并无关系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于监狱有益的。甘地〔３３〕的把戏，倘不挑选兴行场〔３４〕，就毫无成效了。

　　然而，在这样的近于完美的监狱里，却还剩着一种缺点。至今为止，对于思想上的事，都没有很留心。为要弥补这缺点，是在近来新发明的叫作“反省院”的特种监狱里，施着教育。我还没有到那里面去反省过，所以并不知道详情，但要而言之，好像是将三民主义时时讲给犯人听，使他反省着自己的错误。听人说，此外还得做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那自然，非终身反省不可了，而做得不够格，也还是非反省到死则不可。现在是进去的也有，出来的也有，因为听说还得添造反省院，可见还是进去的多了。考完放出的良民，偶尔也可以遇见，但仿佛大抵是萎靡不振，恐怕是在反省和毕业论文上，将力气使尽了罢。那前途，是在没有希望这一面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参看本书《附记》。

　　〔２〕普洛美修斯通译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３〕燧人氏我国传说中最早钻木取火的人，远古三王之一。

　　〔４〕火神传说不一。一说指祝融，见罗泌《路史•前纪》卷八；一说指回禄，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及其注疏。

　　〔５〕有巢氏我国传说中发明树上搭巢居住的人，远古三王之一。

　　〔６〕神农氏我国传说中发明制作农具、教人耕种的人，远古三王之一。又传说他曾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

　　〔７〕西班牙以前有斗牛的风俗，斗牛士手持红布对牛撩拨，待牛以角向他触去，斗牛士即与之搏斗。

　　〔８〕赛会也称赛神，旧时的一种迷信习俗。用仪仗、鼓乐和杂戏等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以酬神祈福。

　　〔９〕秦始皇（前２５９—前２１０）姓嬴名政。战国时秦国国君，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始皇三十四年（前２１３），他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将秦以外的各国史书和民间所藏除农书和医书以外的古籍尽行焚毁。

　　〔１０〕希特拉（ＡＨｉｔｌ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４５）通译希特勒，德国纳粹党头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一九三三年他担任内阁总理后，实行法西斯统治，烧毁进步书籍和一切所谓“非德国思想”的书籍。关于引秦始皇为希特勒焚书先例的论调，作者在《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中曾作过分析，可参看。

　　〔１１〕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中载：“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Ｚ，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

　　〔１２〕项羽（前２３２—前２０２）下相（今江苏宿迁）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后为刘邦所败。据《史记•项羽本纪》载：他攻破咸阳后，“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阿房宫，秦始皇时建筑的宫殿，遗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阿房村。

　　〔１３〕救世主基督教徒对耶稣的称呼。《新约•马太福音》说基督所在之处，都有大光照耀。

　　〔１４〕中里介山（１８８５—１９４４）日本通俗小说家，著有历史小说《大菩萨山卡》。他的《给支那和支那国民的一封信》，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日本春阳堂出版。

　　〔１５〕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当时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这里所引的这段话，是他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在北平对记者的谈话，载同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下文的“有历史癖和考据癖”，是他在一九二○年七月所写的《〈水浒传〉考证》中的话：“我最恨中国史家说的什么‘作史笔法’，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啮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据癖’！”

　　〔１６〕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一九三○年二月成立于上海，它的宗旨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１７〕关于王道和霸道之说，《孟子•公孙丑》载有孟轲的话：“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又《汉书•元帝纪》：“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１８〕汉高祖即刘邦（前２４７—前１９５），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汉朝的建立者。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又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

　　〔１９〕周武王姓姬名发，殷末周族领袖。公元前十一世纪，他联合西北和西南各族起兵进入中原，灭殷后建立周王朝。

　　〔２０〕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孟子（约前３７２—前２８９），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他继承并发挥了儒家学说，成为孔丘以后的又一儒家代表人物。

　　〔２１〕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据《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

　　〔２２〕血流漂杵据《尚书•武成》载：“甲子昧爽，受（纣）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２３〕“顽民”据《史记•殷本纪》载：“周武王崩，武庚（商纣之子）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又《尚书•多士》载：“成周（今洛阳）既成，迁殷顽民。”据唐代孔颖达疏：“顽民，谓殷之大夫、士从武庚叛者；以其无知，谓之顽民。”

　　〔２４〕以谈霸道为羞据《孟子•梁惠王》载：“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据宋代朱熹《集注》：“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

　　〔２５〕“制艺”也称制义。科举考试时规定的文体。在明清两代指摘取“四书”、“五经”中文句命题、立论的八股文。

　　〔２６〕指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约》。

　　〔２７〕指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清政府在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２８〕恶党这里是反语，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曾用“匪党”等字眼诬称中国共产党。

　　〔２９〕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南京专电”称：“司法界某要人谈……壮年犯之性欲问题，依照理论，人民犯罪，失去自由，而性欲不在剥夺之列，欧美文明国家，定有犯人假期……每年得请假返家五天或七天，解决其性欲。”

　　〔３０〕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十日谈》第二期载有郭明的《自由监狱》一文，其中说：“最近司法当局复有关于囚犯性欲问题之讨论……本来，囚禁制度……是国家给予犯罪者一个自省而改过的机会……监狱痛苦尽人皆知，不法犯罪，乃自讨苦吃，百姓既有戒心，或者可以不敢犯法；对付小人，此亦天机一条也。”

　　〔３１〕福建独立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建发生的政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抗击进犯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进行反共内战。该军广大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反对蒋介石投降日本的政策，不愿和红军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但不久即在蒋介石的兵力压迫下失败。

　　〔３２〕牛兰（Ｎａｕｌｅｎ）即保罗•鲁埃格（ＰａｕｌＲｕｅｇｇ），原籍波兰，“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牛兰夫妇同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拘捕，送往南京监禁，次年七月一日以“危害民国”罪受审。牛兰不服，于七月二日起进行绝食斗争。宋庆龄、蔡元培等曾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营救。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南京前夕出狱。

　　〔３３〕甘地（ＭＧａｎｄｈｉ，１８６９—１９４８）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他主张“非暴力抵抗”，倡导对英国殖民政府“不合作运动”，曾屡遭监禁，在狱中多次以绝食表示反抗。

　　〔３４〕兴行场日语，戏场的意思。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２〕，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３〕，•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４〕。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５〕，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公汗。

　　〔２〕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即在南京发表讲话，声称“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国民党政府也多次向国联申诉，要求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国联采取了袒护日本的立场。它派出的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后，在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竟认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有特殊地位，说它对中国的侵略是“正当而合法”的。

　　〔３〕求神拜佛当时一些国民党官僚和“社会名流”，以祈祷“解救国难”为名，多次在一些大城市举办“时轮金刚法会”“仁王护国法会”。

　　〔４〕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当时舆论界曾有过这类论调，如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十日《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中说：“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

　　〔５〕“正史”清高宗（乾隆）诏定从《史记》到《明史》共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二十四史。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夫激荡之会，利于乘时，劲风盘空，轻蓬振翮，故以豪杰称一时者多矣，而品节卓异之士，盖难得一。卢氏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幼承义方，长怀大愿，秉性宽厚，立行贞明。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或有未谛，循循诱之，历久不渝，惠流遐迩。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爰使旧乡丕变，日见昭明，君子自强，永无意必〔２〕。而韬光里巷，处之怡然。此岂辁才小慧之徒之所能至哉。中华民国二十有三年秋，年届七十，含和守素，笃行如初。门人敬仰，同心立表，冀彰潜德，亦报师恩云尔。铭曰：

　　华土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海涛外薄，黄神徙倚〔３〕，巧黠因时，鷃枪鹊起〔４〕，然犹飘风〔５〕，终朝而已。卓哉先生，遗荣崇实，开拓新流，恢弘文术，诲人不俺，惟精惟一〔６〕。介立或有，恒久则难，敷教翊化，实邦之翰，敢契贞石，以励后昆。

　　会稽后学鲁迅谨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北平《细流》杂志第五、六期合刊，发表时题为《曹植甫先生教泽碑碑文》。《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后为靖华之父作教泽碑文一篇成。”

　　〔２〕永无意必永不任性固执。语出《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３〕黄神徙倚黄神，意为黄帝之神，原出《淮南子•览冥训》：“黄神啸吟”。据汉代高诱注：“时无法度，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徙倚，徘徊不定的意思。

　　〔４〕鷃枪鹊起比喻乘时崛起。《庄子•逍遥游》篇：“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文选》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李善注引《庄子》（佚文）：“鹊上高城之*'，而巢于高榆之颠；城坏巢折，陵风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时则义行，失时则鹊起。”鷃、鹊都是小鸟；枪是飞跃的意思。

　　〔５〕飘风不会长久的意思，《老子》：“飘风不终朝”。

　　〔６〕惟精惟一《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阿金〔１〕

　　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

　　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

　　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颇有几个姘头；她曾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

　　不过这和我不相干。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后门，斜对着我的前门，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来，我总受些影响，有时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时竟会在稿子上写一个“金”字。更不幸的是我的进出，必须从她家的晒台下走过，而她大约是不喜欢走楼梯的，竹竿，木板，还有别的什么，常常从晒台上直摔下来，使我走过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先看一看这位阿金可在晒台上面，倘在，就得绕远些。自然，这是大半为了我的胆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钱；但我们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国人，被打得头破血出，固然不成问题，即使死了，开同乡会，打电报也都没有用的，——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

　　半夜以后，是别一种世界，还剩着白天脾气是不行的。有一夜，已经三点半钟了，我在译一篇东西，还没有睡觉。忽然听得路上有人低声的在叫谁，虽然听不清楚，却并不是叫阿金，当然也不是叫我。我想：这么迟了，还有谁来叫谁呢？同时也站起来，推开楼窗去看去了，却看见一个男人，望着阿金的绣阁的窗，站着。他没有看见我。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关窗退回的时候，斜对面的小窗开处，已经现出阿金的上半身来，并且立刻看见了我，向那男人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挥，那男人便开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了，心里想：以后总要少管闲事，要炼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但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她仍然嘻嘻哈哈。不过这是晚快边才得到的结论，所以我真是负疚了小半夜和一整天。这时我很感激阿金的大度，但同时又讨厌了她的大声会议，嘻嘻哈哈了。自有阿金以来，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种扰动，我的警告是毫无效验的，她们连看也不对我看一看。有一回，邻近的洋人说了几句洋话，她们也不理；但那洋人就奔出来了，用脚向各人乱踢，她们这才逃散，会议也收了场。这踢的效力，大约保存了五六夜。

　　此后是照常的嚷嚷；而且扰动又廓张了开去，阿金和马路对面一家烟饭店里的老女人开始奋斗了，还有男人相帮。她的声音原是响亮的，这回就更加响亮，我觉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间门面以外的人们听见。不一会，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论战的将近结束的时候当然要提到“偷汉”之类，那老女人的话我没有听清楚，阿金的答复是：“你这老×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这恐怕是实情，看客似乎大抵对她表同情，“没有人要”的老×战败了。这时踱来了一位洋巡捕，反背着两手，看了一会，就来把看客们赶开；阿金赶紧迎上去，对他讲了一连串的洋话。洋巡捕注意的听完之后，微笑的说道：“我看你也不弱呀！”

　　他并不去捉老×，又反背着手，慢慢的踱过去了。这一场巷战就算这样的结束。但是，人间世的纠纷又并不能解决得这么干脆，那老×大约是也有一点势力的。第二天早晨，那离阿金家不远的也是外国人家的西崽忽然向阿金家逃来。后面追着三个彪形大汉。西崽的小衫已被撕破，大约他被他们诱出外面，又给人堵住后门，退不回去，所以只好逃到他爱人这里来了。爱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孛生（ＨＩｂｓｅｎ）戏剧里的彼尔•干德〔２〕，就是失败之后，终于躲在爱人的裙边，听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瑙威女子，她无情，也没有魄力。独有感觉是灵的，那男人刚要跑到的时候，她已经赶紧把后门关上了。那男人于是进了绝路，只得站住。这好像也颇出于彪形大汉们的意料之外，显得有些踌蹰；但终于一同举起拳头，两个是在他背脊和胸脯上一共给了三拳，仿佛也并不怎么重，一个在他脸上打了一拳，却使它立刻红起来。这一场巷战很神速，又在早晨，所以观战者也不多，胜败两军，各自走散，世界又从此暂时和平了。然而我仍然不放心，因为我曾经听人说过：所谓“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日。

　　但是，过了几天，阿金就不再看见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复。补了她的缺的是一个胖胖的，脸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气的娘姨，已经二十多天，还很安静，只叫了卖唱的两个穷人唱过一回“奇葛隆冬强”的《十八摸》〔３〕之类，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余闲，享点清福，谁也没有话说的。只可惜那时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连阿金的爱人也在内，保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巷战。但我却也叨光听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ｂａｒｙｔｏｎｅ）的歌声，觉得很自然，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４〕要好得天差地远。

　　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来了。但是我还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５〕会安汉，木兰从军〔６〕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７〕，西施沼吴〔８〕，杨妃乱唐〔９〕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１０〕，我却为了区区一个阿金，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虽然圣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见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

　　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

　　十二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写成时未能发表（参看本书《附记》），后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上海《海燕》月刊第二期。

　　〔２〕彼尔•干德挪威易卜生的诗剧《彼尔•干德》的主角，是一个想像丰富、意志薄弱的人物，最后在他爱人给他唱催眠曲时死去。

　　〔３〕《十八摸》旧时流行的一种猥亵小调。

　　〔４〕《毛毛雨》黎锦晖作的歌曲，曾流行于一九三○年前后。

　　〔５〕昭君出塞昭君，即王昭君，名嫱，汉元帝宫女。竟宁元年（前３３）被遣出塞“和亲”，嫁与匈奴呼韩邪单于（见《汉书•匈奴传》）。

　　〔６〕木兰从军北朝民间叙事诗《木兰诗》中的故事，写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见《乐府诗集•鼓角横吹曲》）。

　　〔７〕妲己亡殷妲己，殷纣王的妃子，周武王灭殷时被杀。《史记•殷本纪》：“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武王伐殷时，在《太誓》中有“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等语，后来一些文人就把殷亡的责任归罪于妲己。

　　〔８〕西施沼吴西施，春秋时越国的美女。越王勾践为吴所败，把她献给吴王夫差。后来吴王昏乱失政，破灭于越（见《吴越春秋》）。“沼吴”，语出《左传》哀公元年，当勾践战败向吴求和时，伍员谏夫差拒和，不听，伍员“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

　　〔９〕杨妃乱唐杨妃，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起兵反唐，玄宗奔蜀，至马嵬驿，将士杀国忠，玄宗令将杨妃缢死。

　　〔１０〕“五十而知天命”孔丘的话，见《论语•为政》。据朱熹《集注》：“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一

　　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

　　我们有一个传说。大约二千年之前，有一个刘先生，积了许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飞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着的老房子，养着的鸡和狗。刘先生只好去恳求上帝，设法连老房子，鸡，狗，和他们俩全都弄到天上去，这才做成了神仙。〔２〕也就是大大的变化了，其实却等于并没有变化。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

　　于是许多青年们，共产主义者及其嫌疑者，左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这些嫌疑者的朋友们，就到处用自己的血来洗自己的错误，以及那些权力者们的错误。权力者们的先前的错误，是受了他们的欺骗的，所以必得用他们的血来洗干净。然而另有许多青年们，却还不知底细，在苏联学毕，骑着骆驼高高兴兴的由蒙古回来了。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旅行者还曾经看得酸心，她说，他们竟不知道现在在祖国等候他们的，却已经是绞架。

　　不错，是绞架。但绞架还不算坏，简简单单的只用绞索套住了颈子，这是属于优待的。而且也并非个个走上了绞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

　　二

　　从此而不知忏悔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成了该杀的罪人。而且这罪人，却又给了别人无穷的便利；他们成为商品，可以卖钱，给人添出职业来了。而且学校的风潮，恋爱的纠纷，也总有一面被指为共产党，就是罪人，因此极容易的得到解决。如果有谁和有钱的诗人辩论，那诗人的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我有钱，他反对我，所以他是共产党。于是诗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车，凯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从外国学来，或在本国学得的富于智识的青年，他们自然是觉得的，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３〕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然而这事件又并没有公表，他们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４〕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

　　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５〕。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然而这须经过极辛苦的试验，火车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给他们坐到南京，有许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却不料就遇到一大队曾经训练过的“民众”，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使他们只好脸上或身上肿起几块，当作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家，有些人还从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据报上说，那是他们自己掉下去的。〔６〕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样的，出去的时候，有杂乱的乐队，有唱歌似的哭声，但那目的是在将悲哀埋掉，不再记忆起来；目的一达，大家走散，再也不会成什么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别一方面，就出现了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不过他们，忠实于文学的“第三种人”，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左翼批评家不懂得文学，为邪说所迷，对于他们的好作品，都加以严酷而不正确的批评，打击得他们写不出来了。所以左翼批评家，是中国文学的刽子手。〔７〕

　　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虽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学并不为它所击退。“民族主义文学”已经自灭，“第三种文学”又站不起来，这时候，只好又来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走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８〕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四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但是，几块石子是还嫌不够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Ｇｏｒｋｙ），卢那卡尔斯基（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斐定（Ｆｅｄｉｎ），法捷耶夫（Ｆａｄｅｅｖ），绥拉斐摩维支（Ｓｅｒａｆｉｍｏｖｉｃｈ），辛克莱（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甚而至于梅迪林克（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梭罗古勃（Ｓｏｌｏｇｕｂ），斯忒林培克（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９〕这真使出版家很为难，他们有的是立刻将书缴出，烧毁了，有的却还想补救，和官厅去商量，结果是免除了一部分。为减少将来的出版的困难起见，官员和出版家还开了一个会议。在这会议上，有几个“第三种人”因为要保护好的文学和出版家的资本，便以杂志编辑者的资格提议，请采用日本的办法，在付印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以免别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连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亏。这提议很为各方面所满足，当即被采用了，〔１０〕虽然并不是光荣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开始了实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１１〕，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们的引日本为榜样，是错误的。日本固然不准谈阶级斗争，却并不说世界上并无阶级斗争，而中国则说世界上其实无所谓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不准谈，为的是守护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这种在现在的中国读者面前说昏话，是弗理契（Ｆｒｉｃｈｅ）〔１２〕，卢那卡尔斯基他们也在所不免的。

　　于是出版家的资本安全了，“第三种人”的旗子不见了，他们也在暗地里使劲的拉那上了绞架的同业的脚，而没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们的原形，因为他们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在读者，只看见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国一向有名的前进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变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实际上，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十一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英文刊物《现代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参看本书《附记》。

　　〔２〕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载：西汉淮南王刘安吃了仙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全后汉文•仙人唐公房碑》也有唐公房得仙药后与他的妻子、房屋、六畜一起升天的故事。

　　〔３〕五个左翼青年作家指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和白莽（殷夫）。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参看《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４〕“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语出《史记•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５〕“民族文学”即“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御用文学。发起人为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下文所说对拔都西侵的赞美，见《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一年四月）黄震遐所作的诗剧《黄人之血》。参看《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奋起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遭到军警的逮捕和屠杀，有的学生被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

　　〔７〕这里所引“第三种人”的一些论调，见苏汶发表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第一卷第六期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月）等文。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８〕关于艺华影片公司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书店被捣毁的事，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９〕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查禁书籍一百四十九种，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被禁的作者和书籍中有：苏联高尔基（１８６８—１９３６）的《高尔基文集》、《我的童年》等，卢那卡尔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３３）的《文艺与批评》、《浮士德与城》，斐定（１８９２—１９７７）等的《果树园》，法捷耶夫（１９０１—１９５６）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１８６３—１９４９）的《铁流》，美国辛克莱（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的《屠场》、《石炭王》等，比利时梅迪林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的《檀泰琪儿之死》等，俄国梭罗古勃（１８６３—１９２７）等的《饥饿的光芒》，瑞典斯忒林培克（１８４９—１９１２，通译斯特林堡）的《结婚集》等。

　　〔１０〕关于官员和出版家开会的事，参看作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１１〕书籍杂志检查处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年五月在上海设立。

　　〔１２〕弗理契（ＢＭd\MZJ，１８７０—１９２７）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学史家。作有《艺术社会学》、《二十世纪欧洲文学》等。

寄《戏》周刊编者信

　　编辑先生：

　　今天看《戏》周刊第十四期，《独白》〔２〕上“抱憾”于不得我的回信，但记得这信已于前天送出了，还是病中写的，自以为巴结得很，现在特地声明，算是讨好之意。

　　在这周刊上，看了几个阿Ｑ像〔３〕，我觉得都太特别，有点古里古怪。我的意见，以为阿Ｑ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Ｑ，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

　　报上说要图画，我这里有十张，是陈铁耕君〔４〕刻的，今寄上，如不要，仍请寄回。他是广东人，所用的背景有许多大约是广东。第二，第三之二，第五，第七这四幅，比较刻的好；第三之一和本文不符；第九更远于事实，那时那里有摩托车给阿Ｑ坐呢？该是大车，有些地方叫板车，是一种马拉的四轮的车，平时是载货物的。但绍兴也并没有这种车，我用的是那时的北京的情形，我在绍兴，其实并未见过这样的盛典。

　　又，今天的《阿Ｑ正传》上说：“小Ｄ大约是小董罢？”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Ｑ一样。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上。十一月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第十五期。

　　〔２〕《独白》《戏》周刊第十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刊载的编者的话。其中说：“这一期上我们很抱憾的是鲁迅先生对于阿Ｑ剧本的意见并没有来，只得待诸下期了。”

　　〔３〕阿Ｑ像《戏》周刊在发表《阿Ｑ正传》剧本时，从一九三四年九月起，同时刊载剧中人物的画像。“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的阿Ｑ像，叶灵凤作，见该刊第十二期（十一月四日）。

　　〔４〕陈铁耕木刻家。参看本卷第４９页注〔９〕。

中国语文的新生

　　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

　　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

　　也许有人要说，这十分之二的特别国民，是怀抱着中国文化，代表着中国大众的。我觉得这话并不对。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要不然，一个郑孝胥〔２〕，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满洲去。

　　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这样的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国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了。我想，这可以无须我举例。

　　单在没有文字这一点上，智识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办白话报，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就为此。但还只知道了文章难，没有悟出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复兴文言文，也为此，他明知道现在的机关枪是利器，却因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想侥幸，就只好梦想大刀队成事了。

　　大刀队的失败已经显然，只有两年，已没有谁来打九十九把钢刀去送给军队〔３〕。但文言队的显出不中用来，是很慢，很隐的，它还有寿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反对，当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规，动他不得。格理莱〔４〕倡地动说，达尔文〔５〕说进化论，摇动了宗教，道德的基础，被攻击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飞〔６〕发见了血液在人身中环流，这和一切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却也被攻击了一世。然而结果怎样？结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环流！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要得实证，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至于拉丁化的较详的意见，我是大体和《自由谈》连载的华圉作《门外文谈》相近的，这里不多说。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众语的前途的艰难；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

　　九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上海《新生》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六期，署名公汗。

　　〔２〕郑孝胥（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清末曾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后，他任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伪职，鼓吹“王道政治”，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３〕关于打钢刀送给军队事，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载：“二十九军宋哲元血战喜峰，大刀杀敌，震惊中外，兹有王述君定制大刀九十九柄，捐赠该军。”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

　　〔４〕格理莱（Ｇ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１６４２）通译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从一六○九年起自制望远镜观察和研究天体，证实了哥白尼关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太阳中心说（地动说），推翻了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天动说，给予欧洲中世纪神权论以致命打击，因此曾遭到罗马教廷的迫害。

　　〔５〕达尔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生物不变论，给宗教以严重的打击。因此受到教权派和巴黎科学院的歧视和排斥。

　　〔６〕哈飞（ＷＨａｒｖｅｙ，１５７８—１６５７）通译哈维，英国医学家。他根据实验研究证实了血液循环现象，为动物生理学和胚胎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连环图画琐谈

　　“连环图画”的拥护者，看现在的议论，是“启蒙”之意居多的。

　　古人“左图右史”，现在只剩下一句话，看不见真相了，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未读者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

　　但民间另有一种《智灯难字》或《日用杂字》，是一字一像，两相对照，虽可看图，主意却在帮助识字的东西，略加变通，便是现在的《看图识字》。文字较多的是《圣谕像解》〔２〕，《二十四孝图》〔３〕等，都是借图画以启蒙，又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

　　“连环图画”便是取“出相”的格式，收《智灯难字》的功效的，倘要启蒙，实在也是一种利器。

　　但要启蒙，即必须能懂。懂的标准，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譬如罢，中国画是一向没有阴影的，我所遇见的农民，十之九不赞成西洋画及照相，他们说：人脸那有两边颜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画，是观者作为站在一定之处的，但中国的观者，却向不站在定点上，所以他说的话也是真实。那么，作“连环图画”而没有阴影，我以为是可以的；人物旁边写上名字，也可以的，甚至于表示做梦从人头上放出一道毫光来，也无所不可。观者懂得了内容之后，他就会自己删去帮助理解的记号。这也不能谓之失真，因为观者既经会得了内容，便是有了艺术上的真，倘必如实物之真，则人物只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没有和地球一样大小的纸张，地球便无法绘画。

　　艾思奇〔４〕先生说：“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这话也并不错。不过要商量的是怎样才能够触到，触到之法，“懂”是最要紧的，而且能懂的图画，也可以仍然是艺术。

　　五月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一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燕客。

　　〔２〕《圣谕像解》清代梁延年编，共二十卷。清康熙九年（１６７０）曾颁布“敦孝弟、笃宗族、和乡党、重农桑……”等“上谕”十六条，“以为化民成俗之本”。《圣谕像解》即根据这些“上谕”配图和解说的书。编者在序文中说：“摹绘古人事迹于上谕之下，并将原文附载其后……且粗为解说，使易通晓。”

　　〔３〕《二十四孝图》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所传孝子二十四人的故事，编为《二十四孝》，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

　　〔４〕艾思奇（１９１０—１９６６）云南腾冲人，哲学家。他在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动向》的《连环图画还大有可为》中说：“我以为若有活生生的新内容新题材，则就要大胆地应用新的手法以求其尽可能的完善，大众是决不会不被吸引的，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艺术的可贵是在于能提高群众的认识，决不是要迎合他们俗流的错觉。”

附记

　　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１〕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ＨＩｓａａｃｓ）〔２〕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３〕上登出来了，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副刊《火炬》〔４〕上的文章为证——

　　调和绍伯——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来又听得广东Ａ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翱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炮灰，各国资本家却可以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什么“军阀主义”“民主主义”都成了骗人的话。

　　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

　　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我们知道应把“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的“‘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输进穷乡僻壤去”。我们知道“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大众许多话“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明白更精确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所能实行的是以“进步的”思想写“向大众语去的作品”。但读了最后杨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那里在水灾与敌人围攻之下，破产无余，……“维持已经困难，建设更不要空谈。”还是“归”到都会里“来”扬起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旗更靠得住。

　　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关于开锣以后“压轴”以前的那些“中间作家”的文章特别是大众语问题的一些宏论，本想略抒鄙见，但这只好改日再谈了。

　　关于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戏〉周刊编者信》里，这才回答了几句。

　　《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５〕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写给《太白》〔６〕的，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那时有人看了《太白》上的这一篇，当面问我道：“你在说什么呀？”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７〕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于绍伯先生那篇《调和》的答复。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８〕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

　　不过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别人也许会觉得奇怪。然而并不，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９〕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是写给《现代中国》（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的，不知由何人所译，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后来又由英文转译，载在德文和法文的《国际文学》上。

　　《病后杂谈》是向《文学》〔１０〕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号上登了出来时，只剩下第一段了。后有一位作家，根据了这一段评论我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检查官的删削。可见文艺上的暗杀政策，有时也还有一些效力的。

　　《病后杂谈之余》也是向《文学》的投稿，但不知道为什么，检查官这回却古里古怪了，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登，也不动贵手删削，就是一个支支吾吾。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听说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一通，这才能在四卷三号上登出。题目必须改为《病后余谈》，小注“关于舒愤懑”这一句也不准有；改动的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读者试一想这些讳忌，是会觉得很有趣的。只有不准说“言行一致”云云，也许莫明其妙，现在我应该指明，这是因为又触犯了“第三种人”了。

　　《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１１〕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怎么会惹出这样大问题来的呢，自己总是参不透。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约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已无疑义了。再看下去，就又发见了许多红杠子，现在改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边。

　　看了杠子，有几处是可以悟出道理来的。例如“主子是外国人”，“炸弹”，“巷战”之类，自然也以不提为是。但是我总不懂为什么不能说我死了“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的缘由，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编讫记。

　　〔１〕《改造》日本的一种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创刊，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日本东京改造出版社印行。

　　〔２〕伊罗生美国人，曾任上海出版的中英文合印的刊物《中国论坛》（每月发行一期或两期）的编辑。

　　〔３〕《社会月报》综合性期刊，陈灵犀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上海社会出版社发行。

　　〔４〕《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起初接受政学系的津贴，一九三五年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副刊《火炬》由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编辑。

　　〔５〕《自由谈》上海《申报》副刊之一，一九一一年八月创刊。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革新后，先后由黎烈文、张梓生主编。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鲁迅常在该刊发表文章。

　　〔６〕《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主编，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创刊，次年九月五日出至第二卷第十二期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

　　〔７〕《生生月刊》文艺杂志，李辉英、朱荢园编辑，一九三五年二月创刊，只出一期，上海图画书局发行。

　　〔８〕姓沈的“战友”指沈端先，即夏衍，浙江杭州人，文学家、戏剧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

　　〔９〕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戏剧家，曾创办话剧团体南国社，后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人之一。

　　〔１０〕《文学》月刊，先后由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编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

　　〔１１〕《漫画生活》刊载漫画和杂文的月刊，吴朗西、黄士英等编辑，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刊，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社发行。

脸谱臆测

　　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伯鸿先生在《戏》周刊十一期（《中华日报》副刊）上，说起脸谱，承认了中国戏有时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黑表‘威猛’，蓝表‘妖异’，金表‘神灵’之类，实与西洋的白表‘纯洁清净’，黑表‘悲哀’，红表‘热烈’，黄金色表‘光荣’和‘努力’”并无不同，这就是“色的象征”，虽然比较的单纯，低级。〔２〕这似乎也很不错，但再一想，却又生了疑问，因为白表奸诈，红表忠勇之类，是只以在脸上为限，一到别的地方，白就并不象征奸诈，红也不表示忠勇了。

　　对于中国戏剧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时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带假面的，〔３〕这假面上，大约一定得表示出这角色的特征，一面也是这角色的脸相的规定。古代的假面和现在的打脸的关系，好像还没有人研究过，假使有些关系，那么，“白表奸诈”之类，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类，却并非象征手法了。

　　中国古来就喜欢讲“相人术”〔４〕，但自然和现在的“相面”不同，并非从气色上看出祸福来，而是所谓“诚于中，必形于外”〔５〕，要从脸相上辨别这人的好坏的方法。一般的人们，也有这一种意见的，我们在现在，还常听到“看他样子就不是好人”这一类话。这“样子”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戏剧上的“脸谱”。富贵人全无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诈。红表忠勇，是从关云长的“面如重枣”来的。“重枣”是怎样的枣子，我不知道，要之，总是红色的罢。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士君子常在一门一门的将人们分类，平民也在分类，我想，这“脸谱”，便是优伶和看客公同逐渐议定的分类图。不过平民的辨别，感受的力量，是没有士君子那么细腻的。况且我们古时候戏台的搭法，又和罗马不同，〔６〕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现倘不加重，他们就觉不到，看不清。这么一来，各类人物的脸谱，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画化，甚而至于到得后来，弄得希奇古怪，和实际离得很远，好像象征手法了。脸谱，当然自有它本身的意义的，但我总觉得并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构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时候，它更不过是一种赘疣，无须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别一种有意义的玩艺上，在现在，我却以为还是很有兴趣的。

　　十月三十一日。

　　〔１〕本篇在印入本书前未能发表，参看本书《附记》。

　　〔２〕《戏》周刊第十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发表伯鸿的《苏联为什么邀梅兰芳去演戏（上）》一文，该文先引《申报》“读书问答”栏《梅兰芳与中国旧剧的前途（三）》文中的话说：“中国旧剧其取材大半是历史上的传说，其立论大体是‘劝善罚恶’的老套，这里面既不含有神秘的感情，也就用不着以观感的具体的符号来象征什么……即如那一般人认为最含有象征主义意味的脸谱，和那以马鞭代马的玩意儿，也只能说借以帮助观众对于剧情的理解，不能认为即是象征主义。”于是接着说：“这个是很正确的了。但是他因否定了中国旧戏是象征主义，同时否定了中国旧剧采用的一些‘象征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因为‘色的象征’，还有‘音的象征’‘形的象征’，也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着……这一些都是象征的手法，不过多是比较单纯的低级的。”

　　〔３〕指南北朝时的歌舞戏《大面》。据《旧唐书•音乐志》载：“《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

　　〔４〕“相人术”《左传》文公元年：“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又《汉书•艺文志》“形法”类著录有《相人》一书。

　　〔５〕“诚于中，必形于外”语出《大学》：“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６〕古代罗马剧场，中间为圆形表演场地，周围环绕着台阶式的观众席，近似现代的体育场。

论“旧形式的采用”

　　“旧形式的采用”的问题，如果平心静气的讨论起来，在现在，我想是很有意义的，但开首便遭到了耳耶〔２〕先生的笔伐。“类乎投降”，“机会主义”，这是近十年来“新形式的探求”的结果，是克敌的咒文，至少先使你惹一身不干不净。但耳耶先生是正直的，因为他同时也在译《艺术底内容和形式》〔３〕，一经登完，便会洗净他激烈的责罚；而且有几句话也正确的，是他说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旧形式的采用机械的地分开。

　　不过这几句话已经可以说是常识；就是说内容和形式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已经是常识；还有，知道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当然是常识。旧形式为什么只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却指为“为整个（！）旧艺术捧场”——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采取若干，和“整个”捧来是不同的，前进的艺术家不能有这思想（内容）。然而他会想到采取旧艺术，因为他明白了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灵感”的爆发，象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想到，而且关心了大众。这是一个新思想（内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旧形式的采取，这采取的主张，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在我看来，是既没有将内容和形式机械的地分开，更没有看得《姊妹花》〔４〕叫座，于是也来学一套的投机主义的罪案的。

　　自然，旧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须说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但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不能只斥他交代未清之后，便可逍遥事外。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采取什么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５〕，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６〕，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只是上文所举的，亦即我们现在所能看见的，都是消费的艺术。它一向独得有力者的宠爱，所以还有许多存留。但既有消费者，必有生产者，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古代的东西，因为无人保护，除小说的插画以外，我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至于现在，却还有市上新年的花纸，和猛克〔７〕先生所指出的连环图画。这些虽未必是真正的生产者的艺术，但和高等有闲者的艺术对立，是无疑的。但虽然如此，它还是大受着消费者艺术的影响，例如在文学上，则民歌大抵脱不开七言的范围，在图画上，则题材多是士大夫的部事，然而已经加以提炼，成为明快，简捷的东西了。这也就是蜕变，一向则谓之“俗”。注意于大众的艺术家，来注意于这些东西，大约也未必错，至于仍要加以提炼，那也是无须赘说的。

　　但中国的两者的艺术，也有形似而实不同的地方，例如佛画的满幅云烟，是豪华的装璜，花纸也有一种硬填到几乎不见白纸的，却是惜纸的节俭；唐伯虎〔８〕画的细腰纤手的美人，是他一类人们的欲得之物，花纸上也有这一种，在赏玩者却只以为世间有这一类人物，聊资博识，或满足好奇心而已。为大众的画家，都无须避忌。

　　至于谓连环图画不过图画的种类之一，与文学中之有诗歌，戏曲，小说相同，那自然是不错的。但这种类之别，也仍然与社会条件相关联，则我们只要看有时盛行诗歌，有时大出小说，有时独多短篇的史实便可以知道。因此，也可以知道即与内容相关联。现在社会上的流行连环图画，即因为它有流行的可能，且有流行的必要，着眼于此，因而加以导引，正是前进的艺术家的正确的任务；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这工作是决不如旁观者所想的容易的。

　　但就是立有了新形式罢，当然不会就是很高的艺术。艺术的前进，还要别的文化工作的协助，某一文化部门，要某一专家唱独脚戏来提得特别高，是不妨空谈，却难做到的事，所以专责个人，那立论的偏颇和偏重环境的是一样的。

　　五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署名常庚。

　　〔２〕耳耶即聂绀弩，湖北京山人，作家，“左联”成员。当时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动向》上发表了《新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反驳四月十九日同刊猛克的《采用与模仿》一文。猛克文中说：“在社会制度没有改革之前，对于连环图画的旧形式与技术，还须有条件地接受过来……却有人以为这是投降旧艺术。”又说新的连环图画“形式与街头流行的连环图画颇不同，而技术有的也模仿着立体派之类，不但常常弄得儿童看不懂，就是知识阶级的人们，也无法了解其内容。”耳耶的文章中则认为这些话“非常之类乎‘投降’”，“把内容与形式这样机械地分开……因为旧艺术内面有一二接近大众的东西，就这样为整个旧艺术捧场。”接着又说：“一小部分旧艺术之能为大众‘了解’、‘习惯’、‘爱好’，有种种复杂的原因存在……要谈采用旧形式，不先从这些决定的原因上加以详细的研究，看见《啼笑姻缘》销路广，《姊妹花》卖座好就眼红，这是机会主义的办法。”最后他说：“要艺术大众化，只有一条路，就是新形式的探求……只有在新形式的探求的努力之中，才可以谈有条件地采用旧形式。”

　　〔３〕《艺术底内容和形式》日本藏原惟人所作的论文。译文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十日《动向》上连载。

　　〔４〕《姊妹花》郑正秋根据他自己所作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和导演的故事片，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一九三四年二月在上海上映。

　　〔５〕宋的院画指宋代“翰林图画院”中宫廷画家的作品。它们在形式上都以工整、细致为主要特点。

　　〔６〕米点山水指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的山水画。米芾（１０５１—１１０７）、米友仁（１０７４—１１５３），润州（今江苏镇江）人。他们的画不取工细，自创一种皴法，以笔尖横点而成，被称为米点山水。

　　〔７〕猛克魏猛克，湖南长沙人，美术工作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

　　〔８〕唐伯虎（１４７０—１５２３）名寅，字伯虎，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画家，擅长山水、仕女画。

且介亭杂文二集

目录 　　且介亭杂文二集

　　序言

　　“京派”和“海派”

　　“靠天吃饭”

　　“题未定”草（一至三）

　　论“人言可畏”

　　“题未定”草（五）

　　论讽刺

　　“题未定”草（六至九）

　　论毛笔之类

　　“文人相轻”

　　再论“文人相轻”

　　论新文字

　　“寻开心”

　　漫画而又漫画

　　“招贴即扯”

　　漫谈“漫画”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名人和名言

　　《死魂灵百图》小引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弄堂生意古今谈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备考：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魏金枝）

　　人生识字胡涂始

　　不应该那么写

　　什么是“讽刺”？

　　从“别字”说开去

　　书的还魂和赶造

　　从帮忙到扯淡

　　三论“文人相轻”

　　四论“文人相轻”

　　非有复译不可

　　逃名

　　几乎无事的悲剧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鎌田诚一墓记

　　文坛三户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萧红作《生死场》序

　　隐士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杂谈小品文

　　叶紫作《丰收》序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后记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一九三五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序言

　　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１〕，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

　　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

　　编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大感想。要感的感过了，要写的也写过了，例如“以华制华”〔２〕之说罢，我在前年的《自由谈》上发表时，曾大受傅公红蓼之流的攻击，今年才又有人提出来，却是风平浪静。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宁可如邵洵美〔３〕辈的《人言》之所说：“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４〕，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５〕。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单将这些文字，过而存之，聊作今年笔墨的记念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１〕《文学论坛》《文学》月刊的一个专栏，自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三四年一月）开始，至第六卷第六号（一九三六年六月）结束。

　　〔２〕“以华制华”作者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以夷制夷”》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阴谋，傅红蓼等就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加以攻击。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及其附录。

　　〔３〕邵洵美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１〕。

　　〔４〕华北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指使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５〕保护正当的舆论一九三五年底，国内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保障舆论”。如平津报界十二月十日的电文中说：“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新闻学会的电文要求“保障正当舆论”和“新闻从业者之自由”。

“京派”和“海派”

　　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２〕，但不多久，就完了。文滩上的风波，总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容易完，也真的不便当。我也曾经略略的赶了一下热闹〔３〕，在许多唇枪舌剑中，以为那时我发表的所说，倒也不算怎么分析错了的。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但到得今年春末，不过一整年带点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说的并不圆满。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己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不但现身说法，演述了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而且实践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

　　实例，自然是琐屑的，而且自然也不会有重大的例子。举一点罢。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４〕，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５〕，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到这里要附带一点声明：我是故意不举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来的。先前，曾经有人用过“某”字，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但后来该刊的一个作者在该刊上说，他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以为这是因为不替它来作广告。〔６〕这真是聪明的好朋友，不愧为“熟悉商情”。由此启发，子细一想，他的话实在千真万确：被称赞固然可以代广告，被骂也可以代广告，张扬了荣是广告，张扬了辱又何尝非广告。例如罢，甲乙决斗，甲赢，乙死了，人们固然要看杀人的凶手，但也一样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尸，如果用芦席围起来，两个铜板看一下，准可以发一点小财的。我这回的不说出这刊物的名目来，主意却正在不替它作广告，我有时很不讲阴德，简直要妨碍别人的借死尸敛钱。然而，请老实的看官不要立刻责备我刻薄。

　　他们那里肯放过这机会，他们自己会敲了锣来承认的。

　　声明太长了一点了。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

　　文豪，究竟是有真实本领的，法郎士做过一本《泰绮思》〔７〕，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了，其中就透露着这样的消息。他说有一个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是一个贻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们，也给自己积无量功德。事情还算顺手，泰绮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毁坏了她在俗时候的衣饰。但是，奇怪得很，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独房里继续修行时，却再也静不下来了，见妖怪，见裸体的女人。他急遁，远行，然而仍然没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为其实爱上了泰绮思，所以神魂颠倒了的，但一群愚民，却还是硬要当他圣僧，到处跟着他祈求，礼拜，拜得他“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终于决计自白，跑回泰绮思那里去，叫道“我爱你！”然而泰绮思这时已经离死期不远，自说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

　　不过京海之争的目前的结局，却和这一本书的不同，上海的泰绮思并没有死，她也张开两条臂膊，叫道“来口虐！”于是——团圆了。

　　《泰绮思》的构想，很多是应用弗洛伊特〔８〕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倘有严正的批评家，以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实本领”，我也不想来争辩。但我觉得自己却真如那本书里所写的愚民一样，在没有听到“我爱你”和“来”之前，总以为奚落单是奚落，鄙薄单是鄙薄，连现在已经出了气的弗洛伊特学说也想不到。

　　到这里又要附带一点声明：我举出《泰绮思》来，不过取其事迹，并非处心积虑，要用妓女来比海派的文人。这种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妨随意改换的，即改作隐士，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类，都无不可。况且泰绮思其实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时是泼剌的活，出家后就刻苦的修，比起我们的有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像人样。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９〕。

　　至于为什么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来”了呢？说起来，可又是事前的推测，对不对很难定了。我想：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

　　四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署名旅隼。

　　〔２〕指关于“京派和海派”的争论。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在上海的作家。十二月一日苏汶在上海《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接着，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就展开了所谓“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３〕指《“京派”与“海派”》一文，后收入《花边文学》。

　　〔４〕老京派的题签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封面有当时在北平的周作人的题签；文中所说的“真正老京派”，即指周作人。

　　〔５〕新出的刊物指一九三五年二月创刊的《文饭小品》月刊，康嗣群编辑。施蛰存发行。它是由施筹款创办的。该刊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第一篇文章是知堂（周作人）的《食味杂咏注》，最末一篇是施蛰存的《无相庵断残录》。文中所说“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指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该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卷首刊有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

　　〔６〕《文饭小品》第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发表署名酉生的《某刊物》一文，其中说《太白》半月刊第十一期有评论《文饭小品》的两篇小文，“文章一开头都是‘某刊物创刊号’那么一句。这地方，我觉得未免‘太’不坦‘白’了。”“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来看了，他说：‘……他们如果在文章中写明了《文饭小品》字样，岂不就等于替你登了广告？’”

　　〔７〕法郎士（ＡＦｒａｎｃｅ，１８４４—１９２４）法国作家。《泰绮思》，长篇小说，作于一八九一年。它的两种中译本是：《黛丝》，杜衡译，一九二八年开明书店出版；《女优泰绮思》，徐蔚南译，一九二九年世界书局出版。

　　〔８〕弗洛伊特（Ｓ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９〕打棚上海方言，开玩笑的意思。

“靠天吃饭”

　　“靠天吃饭说”是我们中国的国宝。清朝中叶就有《靠天吃饭图》的碑〔２〕，民国初年，状元陆润庠〔３〕先生也画过一张：一个大“天”字，末一笔的尖端有一位老头子靠着，捧了碗在吃饭。这图曾经石印，信天派或嗜奇派，也许还有收藏的。

　　而大家也确是实行着这学说，和图不同者，只是没有碗捧而已。这学说总算存在着一半。

　　前一月，我们曾经听到过嚷着“旱象已成”，现在是梅雨天，连雨了十几日，是每年必有的常事，又并无飓风暴雨，却又到处发现水灾了。植树节〔４〕所种的几株树，也不足以挽回天意。“五日一风，十日一雨”的唐虞之世〔５〕，去今已远，靠天而竟至于不能吃饭，大约为信天派所不及料的罢。到底还是做给俗人读的《幼学琼林》〔６〕聪明，曰：“轻清者上浮而为天”，“轻清”而又“上浮”，怎么一个“靠”法。

　　古时候的真话，到现在就有些变成谎话。大约是西洋人说的罢，世界上穷人有份的，只有日光空气和水。这在现在的上海就不适用，卖心卖力的被一天关到夜，他就晒不着日光，吸不到好空气；装不起自来水的，也喝不到干净水。报上往往说：“近来天时不正，疾病盛行”，这岂只是“天时不正”之故，“天何言哉”〔７〕，它默默地被冤枉了。

　　但是，“天”下去就要做不了“人”，沙漠中的居民为了一塘水，争夺起来比我们这里的才子争夺爱人还激烈，他们要拚命，决不肯做一首“阿呀诗”就了事。洋大人斯坦因〔８〕博士，不是从甘肃敦煌的沙里掘去了许多古董么？那地方原是繁盛之区，靠天的结果，却被天风吹了沙埋没了。为制造将来的古董起见，靠天确也是一种好方法，但为活人计，却是不大值得的。

　　一到这里，就不免要说征服自然了，但现在谈不到，“带住”可也。

　　七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署名姜珂。

　　〔２〕《靠天吃饭图》的碑山东济南大明湖铁公祠有这样的碑，并附有清嘉庆癸酉（１８１３）魏祥的一篇文章，其中说：“余襄工五台，得此石拓，语虽近俚，实有理趣……今重刊一石，作《靠天论》，以与天下吃饭者共质之。”

　　〔３〕陆润庠（１８４１—１９１５）字凤石，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同治时状元，官至东阁大学士。

　　〔４〕植树节一九三○年，国民党政府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为植树节。

　　〔５〕“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语见王充《论衡•是应》：“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风不鸣条，雨不破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唐虞之世，指我国上古传说中的尧（陶唐氏）、舜（有虞氏）时代。儒家典籍中常把它作为太平盛世的典范。

　　〔６〕《幼学琼林》参看本卷第５２页注〔７〕。该书的首二句为：“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７〕“天何言哉”孔丘的话，见《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８〕斯坦因（ＭＡＳｔｅｉ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３）英国考古学家。他曾在一九○七年、一九一四年先后从甘肃敦煌千佛洞等处盗走我国大量古代文物。敦煌，汉唐时代我国与中亚和欧洲交通线上的重镇，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

“题未定”草（一至三）

　　

　　极平常的豫想，也往往会给实验打破。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２〕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蹰”，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

　　新近就因为豫想的不对，自己找了一个苦吃。《世界文库》〔３〕的编者要我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没有细想，一口答应了。这书我不过曾经草草的看过一遍，觉得写法平直，没有现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时的人们还在蜡烛光下跳舞，可见也不会有什么摩登名词，为中国所未有，非译者来闭门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样的名词，譬如电灯，其实也不算新花样了，一个电灯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样：花线，灯泡，灯罩，沙袋，扑落〔４〕，开关。但这是上海话，那后三个，在别处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里有一篇短篇〔５〕，讲到铁厂，后来有一位在北方铁厂里的读者给我一封信，说其中的机件名目，没有一个能够使他知道实物是什么的。呜呼，——这里只好呜呼了——其实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纪末我在江南学习挖矿时，得之老师的传授。不知是古今异时，还是南北异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学家靠它修养的《庄子》和《文选》或者明人小品里，也找不出那些名目来。没有法子。“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最没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还太自大，竟又小觑了《死魂灵》，以为这倒不算什么，担当回来，真的又要翻译了。于是“苦”字上头。仔细一读，不错，写法的确不过平铺直叙，但到处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隐藏，要感得到；虽然重译，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锋头。里面确没有电灯和汽车，然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菜单，赌具，服装，也都是陌生家伙。这就势必至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语学程度的不够格。但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罚酒是应该喝干的：硬着头皮译下去。到得烦厌，疲倦了的时候，就随便拉本新出的杂志来翻翻，算是休息。这是我的老脾气，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灾乐祸之意，其意若曰：这回是轮到我舒舒服服的来看你们在闹什么花样了。

　　好像华盖运还没有交完，仍旧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学》四卷六号，一翻开来，卷头就有一幅红印的大广告，其中说是下一号里，要有我的散文了，题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编辑先生的确曾经给我一封信，叫我寄一点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谓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广告来了，情同绑票，令我为难。但同时又想到这也许还是自己错，我曾经发表过，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乃是挤出来的〔６〕。他大约正抓住了这弱点，在用挤出法；而且我遇见编辑先生们时，也间或觉得他们有想挤之状，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说：“我的文章，是挤也挤不出来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谈自己，以及有些文豪们的专讲别人。

　　但是，积习还未尽除，稿费又究竟可以换米，写一点也还不算什么“冤沉海底”。笔，是有点古怪的，它有编辑先生一样的“挤”的本领。袖手坐着，想打盹，笔一在手，面前放一张稿子纸，就往往会莫名其妙的写出些什么来。自然，要好，可不见得。

　　二

　　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躲在书房里，是只有这类事情的。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７〕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传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就随随便便，但副词的“地”字，却还是使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看惯了这字的读者已经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发见我的新职业了：做西崽〔８〕。

　　还是当作休息的翻杂志，这回是在《人间世》二十八期上遇见了林语堂先生的大文，摘录会损精神，还是抄一段——“……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历史地’为形容词，‘历史地的’为状词，以模仿英文之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拖一西洋辫子，然则‘快来’何不因‘快’字是状词而改为‘快地的来’？此类把戏，只是洋场孽少怪相，谈文学虽不足，当西崽颇有才。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今文八弊》中）

　　其实是“地”字之类的采用，并非一定从高等华人所擅长的英文而来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况且看上文的反问语气，似乎“一味仿效西洋”的“今人”，实际上也并不将“快来”改为“快地的来”，这仅是作者的虚构，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谓“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之例了。不过不切实，倘是“自称摩登”的“今人”所说，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还住在故乡，看了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们那里只有几个洋教堂，里面想必各有几位西崽，然而很难得遇见。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标本，虽不过“颇”，也够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后来竟到了上海，上海住着许多洋人，因此有着许多西崽，因此也给了我许多相见的机会；不但相见，我还得了和他们中的几位谈天的光荣。不错，他们懂洋话，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这是他们的吃饭家伙，专用于服事洋东家的，他们决不将洋辫子拖进中国话里来，自然更没有捣乱中国文法的意思，有时也用几个音译字，如“那摩温”，“土司”〔９〕之类，但这也是向来用惯的话，并非标新立异，来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１０〕；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不过要戴草帽，眼镜也不用玳瑁边的老样式，倘用华洋的“门户之见”看起来，这两样却不免是缺点。

　　又倘使我要另找职业，能说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为我以为用工作换钱，西崽和华仆在人格上也并无高下，正如用劳力在外资工厂或华资工厂换得工资，或用学费在外国大学或中国大学取得资格，都没有卑贱和清高之分一样。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租界上的中国巡捕，也常常有这一种“相”。

　　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但又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较为“圆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乐，除非你扫了他的兴头。三

　　由前所说，“西崽相”就该和他的职业有关了，但又不全和职业相关，一部份却来自未有西崽以前的传统。所以这一种相，有时是连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１１〕，历史上有过的，“自大”，事实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虽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为实际上所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众人之上”的文素臣〔１２〕，就是这标本。他是崇华，抑夷，其实却是“满崽”；古之“满崽”，正犹今之“西崽”也。

　　所以虽是我们读书人，自以为胜西崽远甚，而洗伐未净，说话一多，也常常会露出尾巴来的。再抄一段名文在这里——“……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

　　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今文八弊》中）〔１３〕

　　但是，这种“新装”的开始，想起来却长久了，“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１４〕，还曾为弱小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的余波。但生长于民国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势奴才，拜金崽子，当然更不会知道。但即使现在绍介波兰诗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媚”呢？他们就没有“已经闻名”的文人吗？况且“已经闻名”，是谁闻其“名”，又何从而“闻”的呢？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１５〕，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外国的文人，要在中国闻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够的，他反要得到轻薄。

　　所以一样的没有打过中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剌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诃德》〔１６〕，纵使在别国“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无能，再也用不着“媚”字。

　　对于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语堂先生的训词移到这里来的——

　　“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

　　不过后两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来思去，不过“奴”得巧妙一点而已。中国宁可有未“思”的西崽，将来的文学倒较为有望。

　　但“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国却确是不遇的。中国的立学校来学这四国语，为时已久〔１７〕，开初虽不过意在养成使馆的译员，但后来却展开，盛大了。学德语盛于清末的改革军操，学法语盛于民国的“勤工俭学”〔１８〕。学英语最早，一为了商务，二为了海军，而学英语的人数也最多，为学英语而作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也最多，由英语起家的学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军不过将军舰送人，绍介“已经闻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１９〕，连绍介最大的“已经闻名”的莎士比亚的几篇剧本的，也有待于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２０〕。这缘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则不可了。

　　然而现在又到了“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的危机，弱国文人，将闻名于中国，英美法德的文风，竟还不能和他们的财力武力，深入现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没有恒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动手，但见山林映以电灯，语录夹些洋话，“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时，这才来“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当然也是好极了的，然甲则曰不佞望洋而兴叹，乙则曰汝辈何不潜心而探求。旧笑话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闻股肉可疗，而自怕痛，执刀出门，执途人臂，悍然割之，途人惊拒，孝子谓曰，割股疗父，乃是大孝，汝竟惊拒，岂是人哉！〔２１〕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说法虽乖，功效实同”，是好辩解。六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一号。

　　〔２〕严又陵（１８５３—１９２１）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说及“定名之难”：“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３〕《世界文库》郑振铎编辑，一九三五年五月创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每月发行一册，内容分中国古典文学及外国名著翻译两部分。该刊于第一年印出十二册后，第二年起以《世界文库》的总名改出单行本。鲁迅所译的《死魂灵》第一部在印单行本前曾连载于该刊第一年第一至第六册。

　　〔４〕沙袋旧式电灯为调节灯头悬挂高低而装置的瓷瓶，内贮沙子，故俗称沙袋。扑落，英语Ｐｌｕｇ的音译，今称插头或插销。

　　〔５〕指略悉珂所作的《铁的静寂》。《一天的工作》，鲁迅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内收作家十人的作品十篇（其中二篇系瞿秋白译，署名文尹），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６〕关于文章是挤出来的，作者曾在《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中说：“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

　　〔７〕上田进（１９０７—１９４７）日本翻译家。曾将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多种译成日文。

　　〔８〕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林语堂在《人间世》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今文八弊（中）》一文中说：“（三）卖洋铁罐，西崽口吻——今人既赶时髦，生怕落伍，于是标新立异，竞角摩登。……譬如医道，以西洋爱克斯光与中国阴阳五行之说相较，……倘加以深究，其中自有是非可言，……说法虽乖，功效实同。……一入门户之见，便失了自主，苦痛难言，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下面就紧接着这里所引的一段文字。

　　〔９〕“那摩温”即英语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ｅ的音译，意为第一号，当时上海用以称工头。“土司”，即英语Ｔｏａｓｔ的音译，意为烤面包片。

　　〔１０〕《探母》即京剧《四郎探母》。演的是北宋杨家将故事。

　　〔１１〕“事大”服事大国的意思。语出《孟子•梁惠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１２〕文素臣小说《野叟曝言》中的主角，官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这里说他“崇华，抑夷”，是因为书中有关于他“征苗”、“平倭”的描写。这书写的是明代中叶的事，说他是“满崽”，似有误。

　　〔１３〕这一段引文见于《今文八弊（中）》之二“随行随失，狗逐尾巴”一节中。

　　〔１４〕《小说月报》一九一○年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容是刊载文言小说和旧诗词笔记等，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号起，先后由沈雁冰、郑振铎主编，经过改革，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停刊。一九二一年十月该刊第十二卷第十号曾出版“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增刊，刊有鲁迅、沈雁冰等译的波兰、捷克等国的文学作品和介绍这些国家的文学情况的文章。

　　〔１５〕“花旗”旧时我国一些地方对美国的俗称；“茄门”，英语Ｇｅｒｍａｎ的音译，通译日耳曼，指德国。

　　〔１６〕《天方夜谈》现译《一千零一夜》，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

　　〔１７〕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在北京设立了培养译员的学校，称“京师同文馆”，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设英文馆，次年添设法文、俄文馆，后又设德文、日文馆。

　　〔１８〕“勤工俭学”一九一四年蔡元培等成立勤工俭学会，号召青年到法国“勤劳作工，节俭求学”；当时赴法求学的人不少。该会于一九二一年停办。

　　〔１９〕林纾（１８５２—１９２４）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他曾据别人口述，以文言文翻译欧美文学作品一百多种，英国的如司各德（ＷＳｃｏｔｔ，１７７１—１８３２）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迭更斯（ＣＤｉｃｋｅｎｓ，１８１２—１８７０）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狄福（ＤＤｅｆｏｅ，约１６６０—１７３１）的《鲁滨孙飘流记》，斯惠夫特（ＪＳｗｉｆｔ，１６６７—１７４５）的《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等。

　　〔２０〕田汉参看本卷第２１４页注〔９〕。他曾在一九二一年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罗蜜欧与朱丽叶》和《哈孟雷特》，由中华书局印行。

　　〔２１〕这则笑话见于清初石成金所著《传家宝》的《笑得好》初集，题为《割股》。

论“人言可畏”

　　“人言可畏”是电影明星阮玲玉〔２〕自杀之后，发见于她的遗书中的话。这哄动一时的事件，经过了一通空论，已经渐渐冷落了，只要《玲玉香消记》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３〕自杀事件一样，完全烟消火灭。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这句话，开初是也曾惹起一点小风波的。有评论者，说是使她自杀之咎，可见也在日报记事对于她的诉讼事件的张扬；不久就有一位记者公开的反驳，以为现在的报纸的地位，舆论的威信，可怜极了，那里还有丝毫主宰谁的运命的力量，况且那些记载，大抵采自经官的事实，绝非捏造的谣言，旧报具在，可以复按。所以阮玲玉的死，和新闻记者是毫无关系的。

　　这都可以算是真实话。然而——也不尽然。

　　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决不会过分的责备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上海的街头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邻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乐道，但如果对她讲甘肃的谁在偷汉，新疆的谁在再嫁，她就不要听了。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认识的人，因此她更是给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读者看了这些，有的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却比她正经”；有的想：“我虽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领，却比她出身高”；连自杀了之后，也还可以给人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的技艺，却比她有勇气，因为我没有自杀”。化几个铜元就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艺为生的人，一遇到公众发生了上述的前两种的感想，她就够走到末路了。所以我们且不要高谈什么连自己也并不了然的社会组织或意志强弱的滥调，先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罢，那么，大概就会知道阮玲玉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

　　但新闻记者的辩解，以为记载大抵采自经官的事实，却也是真的。上海的有些介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报章，那社会新闻，几乎大半是官司已经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点坏习气，是偏要加上些描写，对于女性，尤喜欢加上些描写；这种案件，是不会有名公巨卿在内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写。案中的男人的年纪和相貌，是大抵写得老实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一个女孩儿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道，“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醮了两回，原是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笔下，就又赐以大字的题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这些轻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约是并无什么影响的，她不识字，她的关系人也未必看报。但对于一个智识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出到社会上了的女性，却足够使她受伤，更不必说故意张扬，特别渲染的文字了。然而中国的习惯，这些句子是摇笔即来，不假思索的，这时不但不会想到这也是玩弄着女性，并且也不会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但是，无论你怎么描写，在强者是毫不要紧的，只消一封信，就会有正误或道歉接着登出来，不过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我们又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么，大概就又知她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

　　然而，先前已经说过，现在的报章的失了力量，却也是真的，不过我以为还没有到达如记者先生所自谦，竟至一钱不值，毫无责任的时候。因为它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的，这也就是说，它还能为恶，自然也还能为善。“有闻必录”或“并无能力”的话，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在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

　　至于阮玲玉的自杀，我并不想为她辩护。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豫备自杀的。但我的不豫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凡有谁自杀了，现在是总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

　　自然，能试的勇者恐怕也多得很，不过他不屑，因为他有对于社会的伟大的任务。那不消说，更加是好极了，但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笔记簿，写下所尽的伟大的任务来，到得有了曾孙的时候，拿出来算一算，看看怎么样。

　　五月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署名赵令仪。

　　〔２〕阮玲玉参看本卷第２８８页注〔７〕。

　　〔３〕艾霞当时的电影演员，于一九三四年二月间自杀。

“题未定”草（五）

　　Ｍ君寄给我一封剪下来的报章。这是近十来年常有的事情，有时是杂志。闲暇时翻检一下，其中大概有一点和我相关的文章，甚至于还有“生脑膜炎”〔２〕之类的恶消息。这时候，我就得预备大约一块多钱的邮票，来寄信回答陆续函问的人们。至于寄报的人呢，大约有两类：一是朋友，意思不过说，这刊物上的东西，有些和你相关；二，可就难说了，猜想起来，也许正是作者或编者，“你看，咱们在骂你了！”用的是《三国志演义》上的“三气周瑜”或“骂死王朗”的法子。不过后一种近来少一些了，因为我的战术是暂时搁起，并不给以反应，使他们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后来却也许会去拨一拨谁的下巴：这于他们诸公是很不利的。Ｍ君是属于第一类的；剪报是天津《益世报》〔３〕的《文学副刊》。其中有一篇张露薇〔４〕先生做的《略论中国文坛》，下有一行小注道：“偷懒，奴性，而忘掉了艺术”。只要看这题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记住艺术的批评家了。看起文章来，真的，痛快得很。我以为介绍别人的作品，删节实在是极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应该设法流传，万不可听其泯灭。不过纸墨也须顾及，所以只摘录了第二段，就是“永远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在这里，也万不能再少，因为我实在舍不得了——

　　“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于是便有许多人跟着别人学口号。特别是对于苏联，在目前的中国，一般所谓作家也者，都怀着好感。可是，我们是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人性，对于苏联的文学，尤其是对于那些由日本的浅薄的知识贩卖者所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苏联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的话，我们所取的态度决不该是应声虫式的；我们所需要的介绍的和模仿的（其实是只有抄袭和盲目的应声）方式也决不该是完全出于热情的。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我们有了一般奴隶性极深的作家，于是我们便有无数的空虚的标语和口号。

　　“然而我们没有几个懂得苏联的文学的人，只有一堆盲目的赞美者和零碎的翻译者，而赞美者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翻译者又不配合于他们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译’，不得不说文不对题的话，一言以蔽之，他们的能力永远是对不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识’虽然正确了，可是他们的工作却永远是不正确的。

　　“从苏联到中国是很近的，可是为什么就非经过日本人的手不可？我们在日本人的群中并没有发现几个真正了解苏联文学的新精神的人，为什么偏从浅薄的日本知识阶级中去寻我们的食粮？这真是一件可耻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的了解？为什么不取一种纯粹客观的工作的态度？为什么人家唱‘新写实主义’，我们跟着喊，人家换了‘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我们又跟着喊；人家介绍纪德，我们才叫；人家介绍巴尔扎克，我们也号；然而我敢预言，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介绍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

　　“我们再退一步，对于那些所谓‘文学遗产’，我们并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对喊‘文学遗产’的人们担负把那些‘文学遗产’送给中国的‘大众’的责任。可是我们却要求那些人们有承受那些‘遗产’的义务，这自然又是谈不起来的。我们还记得在庆祝高尔基的四十年的创作生活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几个是知道高尔基的伟大在那儿的？……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报》。

　　我并不想因此来研究“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这些难问题；我只要说，诚如张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艺上，我们中国也的确太落后。法国有纪律和巴尔扎克〔５〕，苏联有高尔基，我们没有；日本叫喊起来了，我们才跟着叫喊，这也许真是“追随”而且“永远”，也就是“奴隶性”，而且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但是，并不“追随”的叫喊其实是也有一些的，林语堂先生说过：“……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人间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两公，眼睛都有些斜视，只看了一面，各骂了一面，独跳犹可，并排跳舞起来，那“勇敢”就未免化为有趣了。

　　不过林先生主张“求一究竟”，张先生要求“直接了解”，这“实事求是”之心，两位是大抵一致的，不过张先生比较的悲观，因为他是“豫言”家，断定了“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绍介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的缘故。照这“豫言”看起来，“直接了解”的张露薇先生自己，当然是一定不译的了；别人呢，我还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决没有目睹的希望。

　　豫言颇有点难。说得近一些，容易露破绽。还记得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６〕先生手抡双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的时候，曾经说，他不屑看流行的作品，要从冷落堆里提出作家来。这是好的，虽然勃兰兑斯曾从冷落中提出过伊孛生和尼采，但我们似乎也难以斥他为追随或奴性。不大好的是他的这一张支票，到十多年后的现在还没有兑现。说得远一些罢，又容易成笑柄。江浙人相信风水，富翁往往豫先寻葬地；乡下人知道一个故事：有风水先生给人寻好了坟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后，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发，请打我的嘴巴！”然而他的期限，比张露薇先生的期限还要少到约十分之九的样子。

　　然而讲已往的琐事也不易。张露薇先生说庆祝高尔基四十年创作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这质问是极不错的。我只得招供：读得很少，而且连高尔基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几本也不知道。不过高尔基的全集，却连他本国也还未出全，所以其实也无从计算。至于祝电，我以为打一个是应该的，似乎也并非中国人的耻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实在却并没有发，也没有在任何电报底稿上签名〔７〕。这也并非怕有“奴性”，只因没有人来邀，自己也想不到，过去了。发不妨，不发也不要紧，我想，发，高尔基大约不至于说我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不发，也未必说我是“张露薇的追随者的作家”的。但对于绥拉菲摩维支〔８〕的祝贺日，我却发过一个祝电，因为我校印过中译的《铁流》。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较难于想到，还不如测定为对于高尔基发电的容易。当然，随便说说也不要紧，然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话，对于有一些人却大概是真的了。

　　张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识阶级，他在同阶级中发见了这许多奴隶，拿鞭子来抽，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谓的奴隶们，也只隔了一张纸。如果有谁看过菲洲的黑奴工头，傲然的拿鞭子乱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电影的，拿来和这《略论中国文坛》的大文一比较，便会禁不住会心之笑。那一个和一群，有这么相近，却又有这么不同，这一张纸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隶和奴才。

　　我在这里，自以为总算又钩下了一种新的伟大人物——一九三五年度文艺“豫言”家——的嘴脸的轮廓了。

　　八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芒种》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时题目下原有小注：“一至三载《文学》，四不发表。”按《“题未定”草（四）》实系拟写未就。

　　〔２〕“生脑膜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伪满《盛京时报》第三版载《鲁迅停笔十年，脑病甚剧亦不能写稿》消息一则：“上海函云，左翼作家鲁迅近染脑病，亦不能执笔写作，据医生诊称，系脑膜炎之现象，苟不速治，将生危险，并劝氏今后停笔不作任何文章，非休养十年，不能痊愈云。”同年三月十日天津《大公报》据以转载。

　　〔３〕《益世报》天主教教会报纸，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后入中国籍）主办。一九一五年十月创刊于天津，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时停刊。

　　〔４〕张露薇原名贺志远，吉林人，曾主编北平《文学导报》，后成为汉奸。《略论中国文坛》一文共分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的题目分别为《意识正确的文魔们的新梦》和《茅盾先生的法宝》。

　　〔５〕纪德（Ａ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法国作家。著有小说《窄门》、《地粮》、《田园交响曲》等。巴尔扎克（ＨｄｅＢａｌｚａｃ，１７９９—１８５０）法国作家。他的作品总题为《人间喜剧》，包括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等九十多部。

　　〔６〕成仿吾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

　　〔７〕关于祝贺高尔基创作四十年一事，上海《文化月报》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曾刊出由鲁迅、茅盾、丁玲、曹靖华、洛扬等人署名的《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们的祝贺》一文，并不是祝电。

　　〔８〕绥拉菲摩维支（ＡＣＣｅｐａdMpGMZ，１８６３—１９４９）苏联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铁流》由曹靖华译成中文，鲁迅写了《编校后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论讽刺

　　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看见讽刺作品，就觉得这不是文学上的正路，因为我们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但我们走到交际场中去，就往往可以看见这样的事实，是两位胖胖的先生，彼此弯腰拱手，满面油晃晃的正在开始他们的扳谈——

　　“贵姓？……”

　　“敝姓钱。”

　　“哦，久仰久仰！还没有请教台甫……”

　　“草字阔亭。”

　　“高雅高雅。贵处是……？”

　　“就是上海……”

　　“哦哦，那好极了，这真是……”

　　谁觉得奇怪呢？但若写在小说里，人们可就会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讽刺。有好些直写事实的作者，就这样的被蒙上了“讽刺家”——很难说是好是坏——的头衔。例如在中国，则《金瓶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还有《儒林外史》写范举人因为守孝，连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吃饭时，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和这相似的情形是现在还可以遇见的；在外国，则如近来已被中国读者所注意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他那《外套》〔２〕（韦素园译，在《未名丛刊》中）里的大小官吏，《鼻子》〔３〕（许遐译，在《译文》中）里的绅士，医生，闲人们之类的典型，是虽在中国的现在，也还可以遇见的。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们皆谓之讽刺。

　　人大抵愿意有名，活的时候做自传，死了想有人分讣文，做行实，甚而至于还“宣付国史馆立传”。人也并不全不自知其丑，然而他不愿意改正，只希望随时消掉，不留痕迹，剩下的单是美点，如曾经施粥赈饥之类，却不是全般。“高雅高雅”，他其实何尝不知道有些肉麻，不过他又知道说过就完，“本传”里决不会有，于是也就放心的“高雅”下去。如果有人记了下来，不给它消灭，他可要不高兴了。于是乎挖空心思的来一个反攻，说这些乃是“讽刺”，向作者抹一脸泥，来掩藏自己的真相。但我们也每不免来不及思索，跟着说，“这些乃是讽刺呀！”上当真可是不浅得很。

　　同一例子的还有所谓“骂人”。假如你到四马路去，看见雉妓在拖住人，倘大声说：“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骂人”。骂人是恶德，于是你先就被判定在坏的一方面了；你坏，对方可就好。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４〕做生意”，恰如对于那些弯腰拱手之辈，做起文章来，是要改作“谦以待人，虚以接物”的。——这才不是骂人，这才不是讽刺。

　　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三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敖。

　　〔２〕《外套》中篇小说，韦素园译，《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

　　〔３〕《鼻子》中篇小说，鲁迅译，最初发表于《译文》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九月），署名许遐。后收入《译丛补》。

　　〔４〕勒浪上海方言，“在”的意思。

“题未定”草（六至九）

　　记得Ｔ君曾经对我谈起过：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后，施蛰存先生曾在什么刊物上有过批评〔２〕，以为这本书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选一下。我至今没有看到那刊物；但从施先生的推崇《文选》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业，以及自标“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测起来，这也正像他的话。好在我现在并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着多管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无论谁说，都是对的。其实岂只这一本书，将来重开四库馆时，恐怕我的一切译作，全在排除之列；虽是现在，天津图书馆的目录上，在《呐喊》和《彷徨》之下，就注着一个“销”字，“销”者，销毁之谓也；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３〕。但从一般的情形而论，目前的出版界，却实在并不十分谨严，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么特别糟蹋了纸墨。至于选本，我倒以为是弊多利少的，记得前年就写过一篇《选本》，说明着自己的意见，后来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随便玩玩，那是什么选本都可以的，《文选》好，《古文观止》也可以。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例如蔡邕〔４〕，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也见于《续古文苑》），那些“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手头无书，也许记错，容后订正）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５〕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６〕之类的“金刚怒目”〔７〕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

　　这也是关于取用文学遗产的问题，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前几天，看见《时事新报》的《青光》〔８〕上，引过林语堂先生的话，原文抛掉了，大意是说：老庄是上流，泼妇骂街之类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窃下，最无足观。如果我所记忆的并不错，那么，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语录，明人小品，下至《论语》，《人间世》，《宇宙风》〔９〕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彻的表白了其人的毫无自信。不过这还是空腹高心之谈，因为虽是“中流”，也并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窃，有取了好处的，有取了无用之处的，有取了坏处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连剽窃也不会，“老庄”不必说了，虽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尝真的看得懂。

　　标点古文，不但使应试的学生为难，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学者出丑，乱点词曲，拆散骈文的美谈，已经成为陈迹，也不必回顾了；今年出了许多廉价的所谓珍本书，都有名家标点，关心世道者癌然忧之，以为足煽复古之焰。我却没有这么悲观，化国币一元数角，买了几本，既读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标点；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结论，就从这里得来的。

　　例如罢，——这种举例，是很危险的，从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并非他的什么“意德沃罗基”〔１０〕的悖谬，倒是为了个人的私仇居多。然而这里仍得举，因为写到这里，必须有例，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者是也。但经再三忖度，决定“姑隐其名”，或者得免于难欤，这是我在利用中国人只顾空面子的缺点。

　　例如罢，我买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张岱〔１１〕的《琅嬛文集》，“特印本实价四角”；据“乙亥十月，卢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的，但照标点看下去，却并不十分“康庄”。标点，对于五言或七言诗最容易，不必文学家，只要数学家就行，乐府就不大“康庄”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１２〕里，有了难懂的句子：

　　“……佩铅刀。藏膝髁。太史奏。机谋破。不称王内前。坐对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诵，韵也押的，不过“不称王向前”这一句总有些费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跃而询上。大怒曰。毋谓我王。即王敢尔耶。清曰。今日之号。尚称王哉。命抉其齿。王且询。则含血前。○御衣。上益怒。剥其肤。……”（标点悉遵原本）那么，诗该是“不称王，向前坐”了，“不称王”者，“尚称王哉”也；“向前坐”者，“则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跃而訽。上大怒曰”，恐怕也该是“跃而訽。上大怒曰”才合式，据作文之初阶，观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纵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１３〕，如何“性灵”，拿它乱玩究竟还是不行的，自误事小，误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１４〕序里，有这样的句子：“秦府僚属。劝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门。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过一翻《唐书》，就不免觉得魏征实在射杀得冤枉，他其实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后，这才病死的。〔１５〕所以我们没有法，这里只好点作“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明明是张岱作的《琴操》，怎么会是魏征作呢，索性也将他射杀干净，固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中流”文人，是常有拟作的，例如韩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说过“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１６〕，所以在这里，也还是以“魏征伤亡作”为稳当。

　　我在这里也犯了“文人相轻”罪，其罪状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将功折罪”的，是证明了有些名人，连文章也看不懂，点不断，如果选起文章来，说这篇好，那篇坏，实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认真读书的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

　　七

　　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１７〕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学生》〔１８〕的十二月号上，看见了朱光潜〔１９〕先生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文章，推这两句为诗美的极致，我觉得也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他说的好处是：“我爱这两句诗，多少是因为它对于我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所表现的是永恒。可爱的乐声和奏乐者虽然消逝了，而青山却巍然如旧，永远可以让我们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凄凉的，要求伴侣的。曲终了，人去了，我们一霎时以前所游目骋怀的世界猛然间好像从脚底倒塌去了。这是人生最难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转眼间我们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个可亲的伴侣，另一个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远是在那里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种风味似之。不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么；这一曲缠绵悱恻的音乐没有惊动山灵？它没有传出江上青峰的妩媚和严肃？它没有深深地印在这妩媚和严肃里面？反正青山和湘灵的瑟声已发生这么一回的因缘，青山永在，瑟声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这确已说明了他的所以激赏的原因。但也没有尽。读者是种种不同的，有的爱读《江赋》和《海赋》，有的欣赏《小园》或《枯树》〔２０〕。后者是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于是“曲终人不见”之外，如“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２１〕之类，就往往为人所称道。因为眼前不见，而远处却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这就是道士之所以说“至心归命礼，玉皇大天尊！”〔２２〕也。

　　抚慰劳人的圣药，在诗，用朱先生的话来说，是“静穆”：

　　“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我在别的文章里曾经说过这一段话：‘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明白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把诗神亚波罗摆在蔚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常如作甜蜜梦，不露一丝被扰动的神色？’这里所谓‘静穆’（Ｓｅｒｅｎｉｔｙ）

　　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

　　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古希腊人，也许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的罢，这一点我毫无知识。但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２３〕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我想，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至于亚波罗〔２４〕之在山巅，那可因为他是“神”的缘故，无论古今，凡神像，总是放在较高之处的。这像，我曾见过照相，睁着眼睛，神清气爽，并不像“常如作甜蜜梦”。不过看见实物，是否“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在我可就很难断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觉得，我以为也许有些因为他“古”的缘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间的人，此刻的话，很近于大煞风景，但有时却自以为颇“雅”的：间或喜欢看看古董。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土财主，不知怎么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２５〕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以为“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其实是他们四位，都因为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了冤屈的牺牲的。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钱起的全篇罢：“省试湘灵鼓瑟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要证成“醇朴”或“静穆”，这全篇实在是不宜称引的，因为中间的四联，颇近于所谓“衰飒”。但没有上文，末两句便显得含胡，不过这含胡，却也许又是称引者之所谓超妙。现在一看题目，便明白“曲终”者结“鼓瑟”，“人不见”者点“灵”字，“江上数峰青”者做“湘”字，全篇虽不失为唐人的好试帖，但末两句也并不怎么神奇了。况且题上明说是“省试”〔２６〕，当然不会有“愤愤不平的样子”，假使屈原不和椒兰〔２７〕吵架，却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约也不至于在考卷上大发牢骚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们于是应该再来看看这《湘灵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诗了。但我手头也没有他的诗集，只有一部《大历诗略》〔２８〕，也是迂夫子的选本，不过篇数却不少，其中有一首是：“下第题长安客舍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随时变，交情与我违。空余主人柳，相见却依依。”

　　一落第，在客栈的墙壁上题起诗来，他就不免有些愤愤了，可见那一首《湘灵鼓瑟》，实在是因为题目，又因为省试，所以只好如此圆转活脱。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时都不免是怒目金刚，但就全体而论，他长不到丈六〔２９〕。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意思，大致并无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

　　八

　　现在还在流传的古人文集，汉人的已经没有略存原状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３０〕，晋的阮籍，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３１〕，大约都是很古的残本，由后人重编的。《谢宣城集》〔３２〕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现在采取这样的编法的，据我所知道，则《独秀文存》〔３３〕，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关的别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谨严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只删存一个或者三四个字，刻之泰山顶上，“传之其人”〔３４〕，那当然听他自己的便，还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将保佑，姓名大可公开，他却偏要躲躲闪闪，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发生关系，随作随删，删到只剩下一张白纸，到底什么也没有，那当然也听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会有些关系的文字，我以为是都应该集印的，其中当然夹杂着许多废料，所谓“榛楛弗剪”〔３５〕，然而这才是深山大泽。现在已经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铅字一排就够。虽说排印，糟蹋纸墨自然也还是糟蹋纸墨的，不过只要一想连杨邨人之流的东西也还在排印，那就无论什么都可以闭着眼睛发出去了。〔３６〕中国人常说“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无耻之旗，固然要引出无耻群，但使谦让者泼剌起来，却是一利。

　　收回了谦让的人，在实际上也并不少，但又是所谓“爱惜自己”的居多。“爱惜自己”当然并不是坏事情，至少，他不至于无耻，然而有些人往往误认“装点”和“遮掩”为“爱惜”。集子里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脸上，种上一撮白胡须；也有兼收别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拣选，决不取谩骂诬蔑的文章，以为无价值。其实是这些东西，一样的和本文都有价值的，即使那力量还不够引出无耻群，但倘和有价值的本文有关，这就是它在当时的价值。中国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和佞幸传，有忠臣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隐逸之作不必论，倘使这作者是身在人间，带些战斗性的，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确在放暗箭，一经指出，这才改为明枪，但又说这是因为被诬为“假想敌”〔３７〕的报复。所用的技俩，也是决不肯任其流传的，不但事后要它消灭，就是临时也在躲闪；而编集子的人又不屑收录。于是到得后来，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无可对比，当时的抗战之作，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我尝见人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棱太露”，谁又是“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倘在，是也许可以减去评论家几分懵懂的。所以我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罔两的形状的禹鼎〔３８〕相同。

　　就是近来的有些期刊，那无聊，无耻与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这又确是现代中国的或一群人的“文学”，现在可以知今，将来可以知古，较大的图书馆，都必须保存的。但记得Ｃ君曾经告诉我，不但这些，连认真切实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国的杂志，一大本一大本的装起来：还是生着“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的老毛病。

　　九

　　仍是上文说过的所谓《珍本丛书》之一的张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书牍类里，有《又与毅儒八弟》的信，开首说：“前见吾弟选《明诗存》，有一字不似钟谭〔３９〕者，必弃置不取；今几社诸君子盛称王李〔４０〕，痛骂钟谭，而吾弟选法又与前一变，有一字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钟谭之诗集，仍此诗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转若飞蓬，捷如影响，何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乃至斯极耶？盖吾弟喜钟谭时，有钟谭之好处，尽有钟谭之不好处，彼盖玉常带璞，原不该尽视为连城；吾弟恨钟谭时，有钟谭之不好处，仍有钟谭之好处，彼盖瑕不掩瑜，更不可尽弃为瓦砾。吾弟勿以几社君子之言，横据胸中，虚心平气，细细论之，则其妍丑自见，奈何以他人好尚为好尚哉！……”

　　这是分明的画出随风转舵的选家的面目，也指证了选本的难以凭信的。张岱自己，则以为选文造史，须无自己的意见，他在《与李砚翁》的信里说：“弟《石匮》一书，洶笔四十余载，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划，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镜，也不能虚，所以立“虚心平气”为选诗的极境，“并不自立意见”为作史的极境者，也像立“静穆”为诗的极境一样，在事实上不可得。数年前的文坛上所谓“第三种人”杜衡辈，标榜超然，实为群丑，不久即本相毕露，知耻者皆羞称之，无待这里多说了；就令自觉不怀他意，屹然中立如张岱者，其实也还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论东林〔４１〕云：“……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４２〕。……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此其间线索甚清，门户甚迥。……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４３〕，以致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东林之尤可丑者，时敏〔４４〕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鲁王监国，蕞尔小朝廷，科道任孔当〔４５〕辈犹曰，‘非东林不可进用’。则是东林二字，直与蕞尔鲁国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这真可谓“词严义正”。所举的群小，也都确实的，尤其是时敏，虽在三百年后，也何尝无此等人，真令人惊心动魄。然而他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或者还更加一转云：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两面都有好有坏，并无不同，但因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则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谢国桢〔４６〕先生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钩索文籍，用力甚勤，叙魏忠贤〔４７〕两次虐杀东林党人毕，说道：“那时候，亲戚朋友，全远远的躲避，无耻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党的旗帜底下了。说一两句公道话，想替诸君子帮忙的，只有几个书呆子，还有几个老百姓。”

　　这说的是魏忠贤使缇骑捕周顺昌〔４８〕，被苏州人民击散的事。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４９〕，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张岱又说：“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越绝诗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现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５０〕！

　　十二月十八——十九夜。

　　〔１〕本篇第六、七两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八、九两节最初发表于同年二月《海燕》第二期。

　　〔２〕施蛰存对《集外集》的批评，见他在《文饭小品》第五期（一九三五年六月）发表的《杂文的文艺价值》一文，其中说：“他（鲁迅）是不主张‘悔其少作’的，连《集外集》这种零碎文章都肯印出来卖七角大洋；而我是希望作家们在编辑自己的作品集的时候，能稍稍定一下去取。因为在现今出版物蜂涌的情形之下，每个作家多少总有一些随意应酬的文字，倘能在编集子的时候，严格地删定一下，多少也是对于自己作品的一种郑重态度。”

　　〔３〕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一九三○年前后他任青岛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时，曾取缔馆藏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鲁迅所译《文艺政策》在内。

　　〔４〕蔡邕（１３２—１９２）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东汉文学家。汉献帝时任左中郎将。后王允诛董卓，他受牵连下狱，死于狱中。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后人所辑的《蔡中郎文集》十卷。在萧统《文选》中选有他的《郭有道碑文》。《述行赋》系有愤于当时宦官擅权而作。这里所引的四句，“工巧”原作“变巧”，“委”原作“消”（《蔡中郎文集》、《续古文苑》所载并同）。《续古文苑》，二十卷，清代孙星衍编。

　　〔５〕“愿在丝而为履”四句，见陶潜所作《闲情赋》。他在该文的序中说：“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这里说“止于礼义”，即指此。“止于礼义”，语见《诗经•关雎》序：“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６〕“精卫衔微木”四句，见陶潜所作《读山海经》之十。精卫事见《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名曰精卫，其名自叫，是炎帝之少女……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形天事见《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７〕“金刚怒目”见《太平广记》卷一七四引《谈薮》：“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钟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怒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８〕《青光》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林语堂的话原见刊于《宇宙风》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所作的《烟屑》，原文为：“吾好读极上流书或极下流书，中流书读极少。上流如佛老孔孟庄生，下流如小调童谣民歌盲词，泼妇骂街，船婆毒咒等。世界作品百分之九十五居中流，居中流者偷下袭上，但皆偷的不好。”

　　〔９〕《论语》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一九三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一七期停刊。《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十二期停刊。《宇宙风》，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陶亢德编辑，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五二期停刊。

　　〔１０〕“意德沃罗基”德语ｌｄｅｏｌｏｇｉｅ的音译，即“意识形态”。

　　〔１１〕张岱（１５９７—１６７９）字宗子，石公，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著有《石匮书》、《琅嬛文集》、《陶庵梦忆》等。《琅嬛文集》是他的诗文杂集，六卷，这里所指的“特印本”是《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之一，由刘大杰校点，后面有乙亥（１９３５）十月卢前的跋文，其中说：“世方好公安竟陵之文，得宗子翩跹其间，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知文章升降，故有其自也。”卢前，字冀野（１９０５—１９５１），江苏南京人，戏曲研究者，曾任光华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

　　〔１２〕《景清刺》是一首关于景清谋刺永乐帝（朱棣）的乐府诗。参看本卷第１７５页注〔１８〕。

　　〔１３〕“本色”林语堂在《文饭小品》第六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发表的《说本色之美》一文中说：“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

　　〔１４〕《琴操》古琴曲，又指与古琴曲相配合的乐歌。张岱《琅嬛文集》中有《琴操》十章，《脊令操》是其中之一。脊令，一作鹡鸰，一种鸣禽类的小鸟。《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后常喻作兄弟友爱。

　　〔１５〕关于唐太宗射杀建成元吉的事，据《新唐书•太宗皇帝本纪》载：“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按即李世民，时封秦王），未发。（武德）九年（６２６）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同书《隐太子建成传》载：“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尉迟）敬德追杀之。”又同书《魏征传》载：“魏征（５８０—６４３），字玄成，魏州曲城（今河北巨鹿）人……隐太子（建成）引为洗马。征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贞观）十七年，疾甚。……帝亲问疾，屏左右，语终日乃还。……是夕，帝梦征若平生，及旦，薨。帝临哭，为之恸，罢朝五日。”

　　〔１６〕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著有《韩昌黎集》。“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是他模拟周文王（西伯）的口气写的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中的句子。

　　〔１７〕《述酒》陶潜的这首诗，据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卷三的注语，认为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晋元熙二年（４２０）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张伟使鸩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

　　〔１８〕《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月刊。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

　　〔１９〕朱光潜安徽桐城人，文艺理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这里所说的文章发表于《中学生》杂志第六十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２０〕《江赋》晋代郭璞作；《海赋》，晋代木华作。《小园》和《枯树》，二赋是北周庾信作。

　　〔２１〕“只在此山中”二句，见唐代诗人贾岛《寻隐者不遇》一诗。“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诗人白居易《宴散》一诗。

　　〔２２〕“至心归命礼”二句，是道教经典中常见的话，意思是诚心皈依道教，礼拜玉皇大帝。

　　〔２３〕沙孚（Ｓａｐｐｈｏ）通译萨福，约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古希腊女诗人。她流传至今的作品只有两三篇完整的短诗和一些断片，内容主要是歌颂爱情和友谊。

　　〔２４〕亚波罗希腊神话中光明、艺术与健康之神。

　　〔２５〕钱起（７２２—约７８０）字仲文，吴兴（今属浙江）人。唐天宝间进士，曾任考功郎中，唐代诗人中“大历十才子”之一。著有《钱考功集》。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７６６—７７９）。

　　〔２６〕“省试”唐代各州县贡士到京城参加考试，由尚书省的礼部主试，故称省试或礼部试。

　　〔２７〕椒兰指楚大夫子椒和楚怀王少子子兰。屈原在《离骚》中说：“余既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椒专佞以慢剥兮，菭又欲充夫佩帏。”据后汉王逸注：“兰，怀王少弟（按应为少子）司马子兰也，……内无诚信之实，但有长大之貌，浮华而已。……椒，楚大夫子椒也，……行淫慢佞谀之志，又欲援引面从不贤之类使居亲近。”

　　〔２８〕《大历诗略》清代乔亿评选的唐诗选集，共六卷。

　　〔２９〕丈六佛家语，指佛的身量。晋代袁宏《后汉纪•明帝纪》载：“佛身长一丈六尺。”

　　〔３０〕嵇康的著作今存《嵇中散集》十卷，有鲁迅校本。集中附录嵇喜、郭遐周等人的赠答诗共十四首，向子期、张辽叔等人的论难文共四篇。

　　〔３１〕阮籍的著作今存《阮籍集》十卷。集中有《答伏义书》，并录有伏义的《与阮嗣宗书》。伏义，字公表，生平不详。

　　〔３２〕《谢宣城集》南朝齐诗人谢朓的诗文集，今存五卷，书后有宋代娄拜跋：“小谢自有全集十卷，但世所罕传……考其上五卷，赋与乐章以外，诗乃百有二首，而唱和联句，他人所囗见者不与焉……其下五卷则皆当时应用之文；衰世之事，其可采者已载于本传、《文选》，余视诗劣焉，无传可也。”谢朓（４６４—４９９），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官宣城太守。

　　〔３３〕《独秀文存》陈独秀的文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内分论文、随感录、通信三类；其中附录别人的论文、通信十四篇。

　　〔３４〕“传之其人”语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３５〕“榛楛弗剪”语出晋代陆机《文赋》：“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榛楛，丛生的荆棘。

　　〔３６〕杨邨人曾在《现代》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声称：“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阵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

　　〔３７〕“假想敌”杜衡在《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一文中说：“杂文是战斗的。……但有时没有战斗的对象，而这‘战斗的’杂文依然为人所需要，于是乎不得不去找‘假想敌’。……至于写这些文章的动机，……三分是为了除了杂文无文可写，除了骂人无杂文可写，除了胡乱找‘假想敌’无人可骂之故。”

　　〔３８〕禹鼎相传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左传》宣公三年载周大夫王孙满的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网两莫能逢之。”据晋代杜预注：“螭（同魑），山神，兽形；魅，怪物；网两，水神。”

　　〔３９〕钟谭指明代文学家钟惺（１５７４—１６２４）和谭元春（１５８６—１６３７）。二人都是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他们在文学上主张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与袁中郎等的公安派基本相同；但为矫公安派的“浮浅”，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以致流于冷涩，被称为竟陵派。

　　〔４０〕几社明末陈子龙、夏允彝等在江苏松江组织的文学社团。明亡后社中主要成员多参加抗清。王李，指明代文学家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和李攀龙（１５１４—１５７０）。他们是提倡拟古的“后七子”的代表人物。

　　〔４１〕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气，形成了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他们遭到宦官魏忠贤的残酷迫害和镇压，被杀害的达数百人。

　　〔４２〕元祐党碑宋徽宗时，蔡京当权，奏请把宋哲宗（年号元祐）朝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苏轼等三○九人镌名立碑于太学端礼门前，指为奸党，称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党人子孙却引以为荣，当党人碑被毁之后，还重新摹刻。

　　〔４３〕王图陕西耀州人，明万历时任吏部侍郎。李三才，陕西临潼人，明万历时任凤阳巡抚。项煜，吴县（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至詹事，李自成克北京，项归降。周钟，南直（今属江苏）金坛人，明崇祯癸未庶吉士，李自成克北京，周归降。

　　〔４４〕时敏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兵科给事中、江西督漕。李自成克北京，时归降。

　　〔４５〕科道明清官制，都察院所属礼、户、吏、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及十五道监察御史，统称为科道。任孔当在南明鲁王小朝廷任浙江道监察御史。

　　〔４６〕谢国桢号刚主，河南安阳人，史学家。著有《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九三四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４７〕魏忠贤（１５６８—１６２７）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代天启年间最跋扈的太监。曾利用特务机关东厂大杀较为正直有气节的人。当时一些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对他竞相谄媚，丑态百出。据《明史•魏忠贤传》所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４８〕周顺昌（１５８４—１６２６）字景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天启中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后被魏忠贤陷害，死于狱中。《明史•周顺昌传》载：“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蜂拥大呼，势如山崩。鐮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顺昌乃自诣吏，又三日，北行。”

　　〔４９〕《大美晚报》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国人撒克里（ＴＯＴｈａｃ－ｋｒｅｙ）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一九三三年一月另出汉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这里所说的学生游行，是指“一二九”学生运动。

　　〔５０〕关于不要再请愿的主张，参看《华盖集续编•“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