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Xun 16 CN DE

鲁迅全集 Lu Xun Gesamtausgabe

Chinesisch-Deutsch（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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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上）〔１〕

　　洛文

　　因为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穆木天〔２〕先生的《从〈为翻译辩护〉谈到楼译〈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九日《自由谈》所载），这在我，是很以为荣幸的，并且觉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实在的错误。但从那作者的案语里，我却又想起一个随便讲讲，也许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问题来了。那是这样的一段

　　——

　　学术院（译者：当系指著者所属的俄国共产主义学院）所选的鲁易倍尔德兰的不朽的诸作，为最优秀’。在我以为此地所谓‘Ａｃａｄｅｍｉｅ’者，当指法国翰林院。苏联虽称学艺发达之邦，但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罢？我不知为什么楼先生那样地滥下注解？”

　　究竟是那一国的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３〕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国的翰林院，是万分近理的，但我们也不能决定苏联的大学院就“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倘在十年以前，是决定不会的，这不但为物力所限，也为了要保护革命的婴儿，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前面。现在却可以了，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不消说，一面也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说吸了就会上瘾，而上瘾之后，就成一个废物，或者还是社会上的害虫。

　　在事实上，我曾经见过苏联的Ａｃａｄｅｍｉａ新译新印的阿剌伯的《一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谈》，还有西班牙的《吉诃德先生》，英国的《鲁滨孙漂流记》〔４〕；在报章上，则记载过在为托尔斯泰印选集，为歌德〔５〕编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倍尔德兰〔６〕不但是加特力教〔７〕的宣传者，而且是王朝主义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纪初德意志布尔乔亚〔８〕的文豪歌德来，那作品也不至于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苏联来给他出一本选集，实在是很可能的。不过在这些书籍之前，想来一定有详序，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

　　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于读者愈无害。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块的砒霜，欣赏之余，所得的是知道它杀人的力量和结晶的模样：药物学和矿物学上的知识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间，使青年不知不觉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谓“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就是这一类。这倒是应该防备的。

　　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

　　九月十一日。

　　补记：这一篇没有能够刊出。

　　九月十五日。

　　〔１〕　本篇在当时没有能够刊出，原文前三行（自“因为我的一篇短文”至“也恐怕都是实在的错误”）被移至下篇之首，并为一篇发表。

　　〔２〕　穆木天（１９００—１９７１）　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曾参加创造社。他这篇文章所谈的《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系指苏联弗里契原著、楼建南（适夷）翻译的中文本，一九三三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拉丁文：科学院（旧时曾译作大学院、翰林院）。法文作Ａｃａｄéｍｉｅ。法国翰林院，指法兰西学院（Ａｃａｄéｍｉｅ　Ｆｒａｎéａｉｓｅ）。苏联大学院，指苏联科学院（Ａ\]IX^JW　Ｈ]V\　ＣＣＣＰ）。

　　〔４〕　《一千一夜》　即《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谈》，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十日谈》，意大利薄伽丘著的故事集。《吉诃德先生》，即《堂吉诃德》，西班牙塞万提斯著的长篇小说。《鲁滨孙漂流记》，英国笛福著的长篇小说。

　　〔５〕　歌德（Ｊ．Ｗ．ｖｏｎ　Ｇｏｅｔｈｅ，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德国诗人、学者。主要作品有诗剧《浮士德》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６〕　倍尔德兰（Ｌ．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１）　通译路易•贝特朗，法国作家。一九二五年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小说《种族之血》等及多种历史传记。

　　〔７〕　加特力教　即天主教。加特力为拉丁文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ａ的音译。

　　〔８〕　布尔乔亚　即资产阶级，法文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音译。

关于翻译（下）〔１〕

　　洛文

　　但我在那《为翻译辩护》中，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实做的是第一句。以后呢，可能有别的批评家来做其次的文章，想起来真是一个大疑问。

　　所以我要再来补充几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

　　此后的译作界，恐怕是还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论民穷财尽，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给日本拿去了，一大块在水淹，一大块在旱，一大块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读者是减少了许许多了。因为销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机，欺骗，而拿笔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机，欺骗。即有不愿意欺骗的人，为生计所压迫，也总不免比较的粗制滥造，增出些先前所没有的缺点来。走过租界的住宅区邻近的马路，三间门面的水果店，晶莹的玻璃窗里是鲜红的苹果，通黄的香蕉，还有不知名的热带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这地方，中国人是很少进去的，买不起。我们大抵只好到同胞摆的水果摊上去，化几文钱买一个烂苹果。

　　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２〕，不好；巴比塞〔３〕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４〕，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

　　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

　　但这一类的批评，在中国还不大有，即以《自由谈》所登的批评为例，对于《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就是专指烂疤的；记得先前有一篇批评邹韬奋〔５〕先生所编的《高尔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几个缺点之外，也没有别的话。前者我没有看过，说不出另外可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后者却曾经翻过一遍，觉得除批评者所指摘的缺点之外，另有许多记载作者的勇敢的奋斗，胥吏的卑劣的阴谋，是很有益于青年作家的，但也因为有了烂疤，就被抛在筐子外面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九月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　萧伯纳于一九三三年乘英国皇后号轮船周游世界，二月十七日途经上海。

　　〔３〕　巴比塞（Ｈ．Ｂａｒｂｕｓｓｅ，１８７３—１９３５）　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及《斯大林传》等。

　　〔４〕　“大学教授，下职官员”　这是邵洵美在《十日谈》杂志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发表的《文人无行》一文中的话：

　　“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当局欠薪，家有儿女老少，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时借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

　　〔５〕　邹韬奋（１８９５—１９４４）　原名恩润，江西余江人，政论家、出版家。曾主编《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著有《萍踪寄语》等书。《高尔基》（原书名《革命文豪高尔基》）是他根据美国康恩所著的《高尔基和他的俄国》一书编译而成，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里所谈的批评，是指林翼之的《读〈高尔基〉》一文，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新秋杂识（三）〔１〕

　　旅隼

　　“秋来了！”

　　秋真是来了，晴的白天还好，夜里穿着洋布衫就觉得凉飕飕。报章上满是关于“秋”的大小文章：迎秋，悲秋，哀秋，责秋……等等。为了趋时，也想这么的做一点，然而总是做不出。我想，就是想要“悲秋”之类，恐怕也要福气的，实在令人羡慕得很。

　　记得幼小时，有父母爱护着我的时候，最有趣的是生点小毛病，大病却生不得，既痛苦，又危险的。生了小病，懒懒的躺在床上，有些悲凉，又有些娇气，小苦而微甜，实在好像秋的诗境。呜呼哀哉，自从流落江湖以来，灵感卷逃，连小病也不生了。偶然看看文学家的名文，说是秋花为之惨容，大海为之沉默云云，只是愈加感到自己的麻木。我就从来没有见过秋花为了我在悲哀，忽然变了颜色；只要有风，大海是总在呼啸的，不管我爱闹还是爱静。

　　冰莹〔２〕女士的佳作告诉我们：“晨是学科学的，但在这一刹那，完全忘掉了他的志趣，存在他脑海中的只有一个尽量地享受自然美景的目的。……”这也是一种福气。科学我学的很浅，只读过一本生物学教科书，但是，它那些教训，花是植物的生殖机关呀，虫鸣鸟啭，是在求偶呀之类，就完全忘不掉了。昨夜闲逛荒场，听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鸣叫，觉得好像是美景，诗兴勃发，就做了两句新诗——

　　野菊的生殖器下面，

　　蟋蟀在吊膀子。

　　写出来一看，虽然比粗人们所唱的俚歌要高雅一些，而对于新诗人的由“烟士披离纯”而来的诗，还是“相形见绌”。写得太科学，太真实，就不雅了，如果改作旧诗，也许不至于这样。生殖机关，用严又陵〔３〕先生译法，可以谓之“性官”；“吊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语源，但据老于上海者说，这是因西洋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来的，引伸为诱惑或追求异性的意思。吊者，挂也，亦即相挟持。那么，我的诗就

　　译出来了——

　　野菊性官下，

　　鸣蛩在悬肘。

　　虽然很有些费解，但似乎也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人们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现在也还是一个做文豪的秘诀呀。质之“新诗人”邵洵美〔４〕先生之流，不知以为何如？

　　九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冰莹　谢冰莹，湖南新化人，女作家。下文引自她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海滨之夜》一文。

　　〔３〕　严又陵（１８５３—１９２１）　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他在关于自然科学的译文中，把人体和动植物的各种器官，都简译为“官”。

　　〔４〕　邵洵美　（１９０６—１９６８）　浙江余姚人。曾出资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唯美主义文学；著有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等。

礼〔１〕

　　苇索

　　看报，是有益的，虽然有时也沉闷。例如罢，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到这一天，报上照例得有几块记载，几篇文章。但这事真也闹得太重叠，太长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过了，明年也许还可用，只要没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为反正总只能说这几句话。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会觉再沉闷，看不出新的启示来。

　　然而我还是看。今天偶然看见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邓文〔２〕的记事，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礼成，奏乐散会”。

　　我于是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

　　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３〕，连在外国也译出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殁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礼中，各有仪，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之类。新的忌日添出来，旧的忌日就淡一点，“新鬼大，故鬼小”〔４〕也。我们的纪念日也是对于旧的几个比较的不起劲，而新的几个之归于淡漠，则只好以俟将来，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样的。有人说，中国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真是有识见。

　　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５〕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总之，这一节不说也罢。

　　古时候，或以黄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６〕。现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责备民众的对于纪念日的淡漠是错的，《礼》曰：“礼不下庶人”〔７〕；舍不得物质上的什么东西也是错的，孔子不云乎：“赐也尔爱其羊，

　　我爱其礼！”〔８〕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９〕，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１０〕，礼也。

　　九月二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邓文　当时东北军马占山部的骑兵师长，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张家口被暗杀。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报纸曾载“京各界昨日追悼邓文”的消息。京，指南京。

　　〔３〕　三部关于礼的书，指《周礼》、《仪礼》、《礼记》。《仪礼》有英国斯蒂尔（Ｊ．Ｓｔｅｅｌ）的英译本，一九一七年伦敦出版。

　　〔４〕　“新鬼大，故鬼小”　见《左传》文公二年：春秋时鲁闵公死后，由他的异母兄僖公继立；僖公死，他的儿子文公继立，依照世序，在宗庙里的位次，应该是闵先僖后；但文公二年八月祭太庙时，将他的父亲僖公置于闵公之前，说是“新鬼大，故鬼小”。意思是说死去不久的僖公是哥哥，死时年纪又大；而死了多年的闵公是弟弟，死时年纪又小，所以要“先大后小”。

　　〔５〕　“礼让为国”　语出《论语•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６〕　以黄老治天下　指以导源于道家而大成于法家的刑名法术治理国家。黄老，指道家奉为宗祖的黄帝和老聃。以孝治天下，指用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思想治理国家。

　　〔７〕　“礼不下庶人”　语见《礼记•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８〕　“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语见《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据宋代朱熹注：饩羊，即活羊。诸侯每月朔日（初一）告庙听政，叫做告朔。子贡（端木赐）因见当时鲁国的国君已废去告朔之礼，想把为行礼而准备的羊也一并去掉；但孔丘以为有羊还可以在形式上保留一点礼的虚文，所以这样说。

　　〔９〕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丘的话，语见《论语•颜渊》。

　　〔１０〕　“多行不义，必自毙”　语见《左传》隐公元年，原语为春秋时郑庄公说他弟弟共叔段的话。

打听印象〔１〕

　　桃椎

　　五四运动以后，好像中国人就发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

　　罗素〔２〕到中国讲学，急进的青年们开会欢宴，打听印象。

　　罗素道：“你们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急进的青年愤愤然，以为他滑头。

　　萧伯纳周游过中国，上海的记者群集访问，又打听印象。

　　萧道：“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３〕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愤愤然，以为他刻薄。

　　这回是瑞典的卡尔亲王〔４〕到上海了，记者先生也发表了他的印象：“……足迹所经，均蒙当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余，异常愉快。今次游览观感所得，对于贵国政府及国民，有极度良好之印象，而永远不能磨灭者也。”这最稳妥，我想，是不至于招出什么是非来的。

　　其实是，罗萧两位，也还不算滑头和刻薄的，假如有这么一个外国人，遇见有人问他印象时，他先反问道：“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

　　我们是生长在中国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见也好；而意见又怎么说呢？说我们像浑水里的鱼，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罢，不像意见。说中国好得很罢，恐怕也难。这就是爱国者所悲痛的所谓“失掉了国民的自信”，然而实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听印象，就恰如求签问卜，自己心里先自狐疑着了的缘故。

　　我们里面，发表意见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见的是无拳无勇，未曾“杀死十万条人命”，倒是自称“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见也无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于有位有势的大人物，则在野时候，也许是很急进的罢，但现在呢，一声不响，中国“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看当时欢宴罗素，而愤愤于他那答话的由新潮社〔５〕而发迹的诸公的现在，实在令人觉得罗素并非滑头，倒是一个先知的讽刺家，将十年后的心思豫先说去了。

　　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拟答案，是从外国人的嘴上抄来的。

　　九月二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　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７２—１９７０）　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中国，在北京大学讲过学。

　　〔３〕　萧伯纳的话，见《论语》半月刊第十二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载镜涵的《萧伯纳过沪谈话记》：“问我这句话有什么用——到处人家问我对于中国的印象，对于寺塔的印象。老实说——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你们不会听我的指挥。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

　　〔４〕　卡尔亲王（Ｃａｒｌ　Ｇｕｓｔａｖ　Ｏｓｋａｒ　Ｆｒｅｄｒｉｋ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当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侄子，一九三三年周游世界，八月来中国。下引他对记者的谈话，见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申报》。

　　〔５〕　新潮社　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织的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社团。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周作人等。曾出版《新潮》月刊（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和《新潮丛书》。后来由于主要成员的变化，该社逐渐趋向右倾，无形解体；傅斯年、罗家伦等成为国民党政权在教育文化方面的骨干人物。

吃教〔１〕

　　丰之余

　　达一〔２〕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３〕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４〕，二是《老子》〔５〕，三是《维摩诘经》〔６〕，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７〕，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

　　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８〕，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

　　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清朝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近年则有杂志上的所谓“主张”〔９〕。《现代评论》〔１０〕之出盘，不是为了迫压，倒因为这派作者的飞腾；《新月》〔１１〕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

　　“教”之在中国，何尝不如此。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１２〕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刘勰亦然，盖仅由“不撤姜食”〔１３〕一变而为吃斋，于胃脏里的分量原无差别，何况以和尚而注《论语》《孝经》或《老子》，也还是不失为一种“天经地义”呢？

　　九月二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　达一　即陈子展，湖南长沙人，古典文学研究者。《文统之梦》一文，载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其中有一节说：“文统之梦，盖南北朝文人恒有之。刘勰作《文心雕龙》，其序略云：

　　予齿在逾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圣人之难见也，薨小子之垂梦欤？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可知刘勰梦见孔子，隐然以文统自肩，而以道统让之经生腐儒。微惜其攻乎异端，皈依佛氏，正与今之妄以道统自肩者同病，贻羞往圣而不自知也。”

　　〔３〕　刘勰（？—约５２０）　字彦和，南朝梁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文艺理论家。晚年出家为僧。

　　〔４〕　《论语》　儒家经典，孔丘弟子记录孔丘言行的书。《孝经》，儒家经典，记载孔丘与其弟子曾参关于“孝道”问答的书。

　　〔５〕　《老子》　又名《道德经》，道家经典，相传为春秋时老聃所作。

　　〔６〕　《维摩诘经》　全称《维摩诘所说经》，佛教经典，维摩诘是经中所写的大乘居士，相传是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人。

　　〔７〕　三教辩论　始见于北周，盛于唐代。唐德宗每年生日，在麟德殿举行儒、释、道三教的辩论，形式很典重，但三方都以常识性的琐碎问题应付场面，并无实际上的问难，相反却强调三教“同源”，并往往杂以谐谑。唐懿宗时，还有俳优在皇帝面前以“三教辩论”作为逗笑取乐的资料（见《太平广记》卷二五二引《唐阙史•俳优人》）。

　　〔８〕　《太上感应篇》　《道藏•太清部》著录三十卷，题“宋李昌龄传”。清代经学家惠栋曾为它作注。《文昌帝君阴骘文》，相传为晋代张亚子所作。《明史•礼志（四）》说张亚子死后成为掌管人间禄籍的神道，称文昌帝君。二者都是宣传道家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

　　〔９〕　杂志上的所谓“主张”　指胡适在《努力周报》上提出的“好政府”主张，参看本卷第６５页注〔５〕。

　　〔１０〕　《现代评论》　综合性周刊，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徐志摩等人办的同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停刊。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后来多在教育界或反动政界充任要职。

　　〔１１〕　《新月》　新月社主办的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三年六月停刊。

　　〔１２〕　这里是对戴季陶一类国民党政客言行的讽刺。戴季陶在大革命时期伪装革命，不久即暴露出反革命面目，竭力鼓吹忠孝等封建道德。关于他“跟大拉嘛打圈子”及“造塔藏主义”，参看本卷第２８２页注〔５〕、第１４０页注〔６〕。

　　〔１３〕　不撤姜食　语见《论语•乡党》。据朱熹注：“姜，通神明，去秽恶，故不撤。”

喝茶〔１〕

　　丰之余

　　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

　　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但这是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当我正写着《吃教》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的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２〕，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牌号。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声。

　　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九月三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悲哉秋之为气也”　语见战国时楚国诗人宋玉《九辩》。

禁用和自造〔１〕

　　孺牛

　　据报上说，因为铅笔和墨水笔进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笔了。〔２〕我们且不说飞机大炮，•美•棉•美•麦，都非国货之类的迂谈，单来说纸笔。

　　我们也不说写大字，画国画的名人，单来说真实的办事者。在这类人，毛笔却是很不便当的。砚和墨可以不带，改用墨汁罢，墨汁也何尝有国货。而且据我的经验，墨汁也并非可以常用的东西，写过几千字，毛笔便被胶得不能施展。倘若安砚磨墨，展纸舔笔，则即以学生的抄讲义而论，速度恐怕总要比用墨水笔减少三分之一，他只好不抄，或者要教员讲得慢，也就是大家的时间，被白费了三分之一了。

　　所谓“便当”，并不是偷懒，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可以由此做成较多的事情。这就是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古人说，“非人磨墨墨磨人”〔３〕，就在悲愤人生之消磨于纸墨中，而墨水笔之制成，是正可以弥这缺憾的。

　　但它的存在，却必须在宝贵时间，宝贵生命的地方。中国不然，这当然不会是国货。进出口货，中国是有了帐簿的了，人民的数目却还没有一本帐簿。一个人的生养教育，父母化去的是多少物力和气力呢，而青年男女，每每不知所终，谁也不加注意。区区时间，当然更不成什么问题了，能活着弄弄毛笔的，或者倒是幸福也难说。

　　和我们中国一样，一向用毛笔的，还有一个日本。然而在日本，毛笔几乎绝迹了，代用的是铅笔和墨水笔，连用这些笔的习字帖也很多。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便当，省时间。然而他们不怕“漏鞍”〔４〕么？不，他们自己来制造，而且还要运到中国来。

　　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

　　九月三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禁用进口笔，改用毛笔的报道，见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大晚报》载路透社广州电：广东、广西省当局为“挽回利权”，禁止学生使用自来水笔、铅笔等进口文具，改用毛笔。

　　〔３〕　“非人磨墨墨磨人”　语见宋代苏轼《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一诗。

　　〔４〕　“漏鞍”　鞍是圆形的酒器，汉代桓宽《盐铁论•本议》有“川源不能实漏鞍”的话；后人常用“漏鞍”以比喻利权外溢。

看变戏法〔１〕

　　游光

　　我爱看“变戏法”。

　　他们是走江湖的，所以各处的戏法都一样。为了敛钱，一定有两种必要的东西：一只黑熊，一个小孩子。

　　黑熊饿得真瘦，几乎连动弹的力气也快没有了。自然，这是不能使它强壮的，因为一强壮，就不能驾驭。现在是半死不活，却还要用铁圈穿了鼻子，再用索子牵着做戏。有时给吃一点东西，是一小块水泡的馒头皮，但还将勺子擎得高高的，要它站起来，伸头张嘴，许多工夫才得落肚，而变戏法的则因此集了一些钱。

　　这熊的来源，中国没有人提到过。据西洋人的调查，说是从小时候，由山里捉来的；大的不能用，因为一大，就总改不了野性。但虽是小的，也还须“训练”，这“训练”的方法，是“打”和“饿”；而后来，则是因虐待而死亡。我以为这话是的确的，我们看它还在活着做戏的时候，就瘪得连熊气息也没有了，有些地方，竟称之为“狗熊”，其被蔑视至于如此。

　　孩子在场面上也要吃苦，或者大人踏在他肚子上，或者将他的两手扭过来，他就显出很苦楚，很为难，很吃重的相貌，要看客解救。六个，五个，再四个，三个……而变戏法的就又集了一些钱。

　　他自然也曾经训练过，这苦痛是装出来的，和大人串通的勾当，不过也无碍于赚钱。

　　下午敲锣开场，这样的做到夜，收场，看客走散，有化了钱的，有终于不化钱的。

　　每当收场，我一面走，一面想：两种生财家伙，一种是要被虐待至死的，再寻幼小的来；一种是大了之后，另寻一个小孩子和一只小熊，仍旧来变照样的戏法。

　　事情真是简单得很，想一下，就好像令人索然无味。然而我还是常常看。此外叫我看什么呢，诸君？

　　十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申报•自由谈》。

双十怀古〔１〕

　　——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

　　史癖

　　小引

　　要做“双十”〔２〕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须找材料。找法有二，或从脑子里，或从书本中。我用的是后一法。但是，翻完“描写字典”，里面无之；觅遍“文章作法”，其中也没有。

　　幸而“吉人自有天相”，竟在破纸堆里寻出一卷东西来，是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种大报小报的拔萃。

　　去今已经整整的三个年头了，剪贴着做什么用的呢，自己已经记不清；莫非就给我今天做材料的么，一定未必是。但是，“废物利用”——既经检出，就抄些目录在这里罢。不过为节省篇幅计，不再注明广告，记事，电报之分，也略去了报纸的名目，因为那些文字，大抵是各报都有的。

　　看了什么用呢？倒也说不出。倘若一定要我说，那就说是譬如看自己三年前的照相罢。

　　十月三日

　　中国红十字会筹募湖南辽西各省急振。

　　中央军克陈留。

　　辽宁方面筹组副司令部。

　　礼县土匪屠城。

　　六岁女孩受孕。

　　辛博森伤势沉重。

　　汪精卫到太原。

　　卢兴邦接洽投诚。

　　加派师旅入赣剿共。

　　裁厘展至明年一月。

　　墨西哥拒侨胞，五十六名返国。

　　墨索里尼提倡艺术。

　　谭延贻轶事。

　　战士社代社员征婚。

　　十月四日

　　开幕。

　　前进的，民族主义的，唯一的，文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准双十节出版。

　　空军将再炸邕。

　　剿匪声中一趣史。

　　十月五日

　　程艳秋登台盛况。

　　卫乐园之保证金。

　　十月六日

　　诸君阅至此，请虔颂南无阿弥陀佛……

　　大家错了，中秋是本月六日。

　　查封赵戴文财产问题。

　　鄂省党部祝贺克复许汴。

　　取缔民间妄用党国旗。

　　十月七日

　　津浦全线将通车。

　　平津党部行将恢复。

　　法轮殴毙栈伙交涉。

　　王士珍举殡记。

　　冯阎部下全解体。

　　湖北来凤苗放双穗。

　　冤魂为厉，未婚夫索命。

　　鬼击人背。

　　十月八日

　　八路军封锁柳州交通。

　　安德思考古队自蒙古返北平。

　　国货时装展览。

　　哄动南洋之萧信庵案。

　　学校当注重国文论。

　　追记郑州飞机劫。

　　谭宅挽联择尤录。

　　汪精卫突然失踪。

　　十月九日

　　外部发表英退庚款换文。

　　京卫戍部枪决人犯。

　　辛博森渐有起色。

　　国货时装展览。

　　上海空前未有之跳舞游艺大会。

　　十月十日

　　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旋参与盛典。

　　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

　　首都枪决共犯九名。

　　林埭被匪洗劫。

　　老陈圩匪祸惨酷。

　　海盗骚扰丰利。

　　程艳秋庆祝国庆。

　　蒋丽霞不忘双十。

　　南昌市取缔赤足。

　　伤兵怒斥孙祖基。

　　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

　　结语

　　我也说“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罢。

　　十月一日。

　　盖双十盛典，“伤今”固难，“怀古”也不易了。

　　十月十三日。

　　〔１〕　本篇收入本书前未能在报刊发表。

　　〔２〕　“双十”　即双十节。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决定以十月十日为国庆节。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窃取政权后，仍以“双十”为国庆节。

重三感旧〔１〕

　　——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

　　丰之余

　　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２〕。

　　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３〕，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４〕，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５〕，看《化学鉴原》〔６〕；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７〕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８〕，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然而现在是别一种现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９〕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

　　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１０〕。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１１〕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１２〕的喽罗。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

　　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给“生存竞争”添一条新例的。

　　十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六日《申报•自由谈》时，题为《感旧》，无副题。

　　〔２〕　“骸骨的迷恋”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斯提（叶圣陶）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十九期发表过一篇《骸骨之迷恋》，批评当时一些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有时还做文言文和旧诗词的现象，以后这句话便常被引用为形容守旧者不能忘情过去的贬辞。

　　〔３〕　“新党”　清末戊戌变法前后主张或倾向维新的人被称为新党；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出现主张彻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因而前者被称为老新党。

　　〔４〕　甲午战败　一八九四年（甲午）日本侵略朝鲜并对中国进行挑衅，发生中日战争。中国军队虽曾英勇作战，但因清廷的动摇妥协而终告失败，次年同日本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５〕　《学算笔谈》　十二卷，华蘅芳著，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收入他的算学丛书《行素轩算稿》中，一八八五年刻印单行本。

　　〔６〕　《化学鉴原》　六卷，英国韦而司撰，英国傅兰雅口译，无锡徐寿笔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

　　〔７〕　“富强丛书”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曾出现过“富强丛书”一类读物。如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由张荫桓编辑，鸿文书局石印的《西学富强丛书》，分算学、电学、化学、天文学等十二类，收书约七十种。

　　〔８〕　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　字孝达，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年间进士，清末提倡洋务运动的官僚之一。曾任四川学政、湖广总督、军机大臣。《书目答问》是他在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任四川学政时所编（一说为缪荃孙代笔）。书中列有《新法算书》、《新译几何原本》等“西法”数学书多种。缪荃孙（１８４４—１９１９），字筱珊，江苏江阴人，清代藏书家、版本学家。

　　〔９〕　《庄子》　战国时庄周著，现存三十三篇，亦名《南华经》。《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

　　〔１０〕　“旧瓶不能装新酒”　这原是欧洲流行的一句谚语，最初出于基督教《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提倡白话文学的人，认为文言和旧形式不能表现新的内容，常引用这话作为譬喻。

　　〔１１〕　“五更调”　亦称“叹五更”，民间曲调名。一般五叠，每叠十句四十八字，唐敦煌曲子中已见。“攒十字”，民间曲调名，每句十字，大体按三三四排列。

　　〔１２〕　“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原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钱玄同攻击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话，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七月）他给陈独秀的信中，当时曾经成为反对旧文学的流行用语。桐城派是清代古文流派之一，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姚鼐等，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他们和各地赞同他们文学主张的人为桐城派。

“感旧”以后（上）〔１〕

　　丰之余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旧，就引出了一篇施蛰存〔２〕先生的《〈庄子〉与〈文选〉》来，以为我那些话，是为他而发的，但又希望并不是为他而发的。

　　我愿意有几句声明：那篇《感旧》，是并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

　　倘使专对个人而发的话，照现在的摩登文例，应该调查了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乡有什么出产，他老子开过什么铺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没有这些的。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不指定着谁和谁；但也因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着的当然也不会少，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肢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现在施先生自说了劝过青年去读《庄子》与《文选》，“为文学修养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点相关，但以为这文为他而作，却诚然是“神经过敏”，我实在并没有这意思。

　　不过这是在施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之前的话，现在却连这“相关”也有些疏远了，因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较顽固的遗少群，标准还要高一点。

　　现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释，（一）才知道他当时的情形，是因为稿纸太小了，“倘再宽阔一点的话”，他“是想多写几部书进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历，是“从国文教员转到编杂志”，觉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了，所以推举了这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寻觅。我想，假如庄子生在今日，则被劈棺之后〔３〕，恐怕要劝一切有志于结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传》〔４〕的罢。

　　还有一点另外的话——

　　（一）施先生说我用瓶和酒来比“文学修养”是不对的，但我并未这么比方过，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而且正因为不能以“何者为分界”，所以也没有了“第三种人”〔５〕的立场。

　　（二）施先生说写篆字等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强别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就好，这似乎是很对的。然而中学生和投稿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却并没有勉强别人都去做字汇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来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该看《庄子》与《文选》了呢？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

　　（三）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的。他的文章中，诚然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备考：

　　《庄子》与《文选》　施蛰存来，要我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

　　在第二项中，我写着：《庄子》，《文选》，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

　　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作的。

　　十月八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　施蛰存　江苏松江人，作家。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曾主编《现代》杂志。

　　〔３〕　庄子死后被劈棺的故事，见明代冯梦龙辑《警世通言》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大意说：庄子死后不久，他的妻子田氏便再嫁楚国王孙；成婚时，王孙突然心痛，他的仆人说要吃人的脑髓才会好，于是田氏便拿斧头去劈棺，想取庄子的脑髓；不料棺盖刚劈开，庄子便从棺内叹一口气坐了起来。

　　〔４〕　《烈女传》　汉代刘向著有《列女传》，内分“贞顺”、“节义”等七类。这里可能即指此书。

　　〔５〕　“第三种人”　参看本卷第２５页注〔１０〕。

“感旧”以后（下）〔１〕

　　丰之余

　　还要写一点。但得声明在先，这是由施蛰存先生的话所引起，却并非为他而作的。对于个人，我原稿上常是举出名字来，然而一到印出，却往往化为“某”字，或是一切阔人姓名，危险字样，生殖机关的俗语的共同符号“××”了。我希望这一篇中的有几个字，没有这样变化，以免误解。

　　我现在要说的是：说话难，不说亦不易。弄笔的人们，总要写文章，一写文章，就难免惹灾祸，黄河的水向薄弱的堤上攻，于是露臂膊的女人和写错字的青年，就成了嘲笑的对象了，他们也真是无拳无勇，只好忍受，恰如乡下人到上海租界，除了拚出被称为“阿木林”之外，没有办法一样。

　　然而有些是冤枉的，随手举一个例，就是登在《论语》二十六期上的刘半农〔２〕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这打油诗。北京大学招考，他是阅卷官，从国文卷子上发见一个可笑的错字，就来做诗，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钻地洞，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于不对的，不过我以为有些却还可有磋商的余地。集中有一

　　个“自注”道——

　　“有写‘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们现在是不写作“倡”的，但先前两字通用，大约刘先生引据的是古书。不过要引古书，我记得《诗经》里有一句“倡予和女”〔３〕，好像至今还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一个错字，错而已矣，可笑可鄙却不属于它的。还有一句是——　　“幸‘萌科学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边都加着一个夹圈，大约是指明着可笑之处在这里的罢，但我以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个名词，而“萌动”，“萌发”，就成了动词，将“萌”字作动词用，似乎也并无错误。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

　　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

　　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４〕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

　　十月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　名复，号半农，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思想渐趋保守。著有《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等。

　　他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在《论语》半月刊上连续发表，下文所引诗及注，都出自集中的《阅卷杂诗》六首（载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二十六期）。“有写‘倡明文化’者……”，系《杂诗》第一首的“自注”；“幸‘萌科学思想之芽’”，系《杂诗》第六首中的一句；“先生犯了弥天罪……”系《杂诗》的第二首。

　　〔３〕　倡予和女”　语见《诗经•郑风•熔兮》：“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汝）！”

　　〔４〕　“先生犯了弥天罪”四句，据刘半农在这首诗的“自注”中说：“古时候九流，最远不出国境，今流往外洋，是加一等治罪矣。昔吴稚老言：外国为大油锅，留学生为油面筋，谓其去时小而归来大也。

　　据此，流学生不特流而已也，且入油锅地狱焉，阿要痛煞！”

黄祸〔１〕

　　尤刚

　　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

　　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

　　不过“黄祸”这故事的来源，却又和我们所幻想的不同，是出于德皇威廉〔２〕的。他还画了一幅图，是一个罗马装束的武士，在抵御着由东方西来的一个人，但那人并不是孔子，倒是佛陀〔３〕，中国人实在是空欢喜。所以我们一面在做“黄祸”

　　的梦，而有一个人在德国治下的青岛〔４〕所见的现实，却是一个苦孩子弄脏了电柱，就被白色巡捕提着脚，像中国人的对付鸭子一样，倒提而去了。

　　现在希特拉的排斥非日耳曼民族思想，方法是和德皇一样的。

　　德皇的所谓“黄祸”，我们现在是不再梦想了，连“睡狮”也不再提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章上也不很看见。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觉得现在好像是什么了？

　　我们似乎不再想，也寻不出什么“象征”来，我们正在看海京伯〔５〕的猛兽戏，赏鉴狮虎吃牛肉，听说每天要吃一只牛。我们佩服国联〔６〕的制裁日本，我们也看不起国联的不能制裁日本；我们赞成军缩〔７〕的“保护和平”，我们也佩服希特拉的退出军缩；我们怕别国要以中国作战场，我们也憎恶非战大会。我们似乎依然是“睡狮”。

　　“黄祸”可以一转而为“福”，醒了的狮子也会做戏的。当欧洲大战时，我们有替人拚命的工人，青岛被占了，我们有可以倒提的孩子。

　　但倘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

　　十月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　德皇威廉　指德皇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Ⅱ，１８５９—１９４１）。

　　他曾鼓吹“黄祸”论，并在一八九五年绘制了一幅题词为“欧洲各国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的画，画上以基督教《圣经》中所说的上帝的天使长、英勇善战的米迦勒（德国曾把他作为自己的保护神）象征西方；以浓烟卷成的巨龙、佛陀象征来自东方的威胁。按“黄祸”论兴起于十九世纪末，盛行于二十世纪初，它宣称中国、日本等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是威胁欧洲的祸害，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奴役、掠夺制造舆论。

　　〔３〕　佛陀　梵文　Ｂｕｄｄｈａ　的音译，简称佛，是佛教对“觉行圆满”者的称呼。

　　〔４〕　德国治下的青岛　青岛于一八九七年被德帝国主义强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一九二二年由我国收回。

　　〔５〕　海京伯（Ｃ．Ｈａｇｅｎｂｅｃｋ，１８４４—１９１３）　德国驯兽家，一八八七年创办海京伯马戏团。该团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来我国上海演出。

　　〔６〕　国联　参看本卷第３０页注〔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声称要期待国联的“公理判决”。一九三二年四月国联派调查团来中国，十月发表名为调解中日争端实则偏袒日本的报告书，主张东北各省脱离中国由国际共管。国民党政府竟对这一《报告书》佩服赞赏。但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无视国联意见，于一九三三年五月退出国联。国民党政府又对国联无力约束日本表示过不满。

　　〔７〕　军缩　指国际军缩（即裁军）会议，一九三二年二月起在日内瓦召开。当时中国一些报刊曾赞扬军缩会议，散布和平幻想。一九三三年十月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军缩会议，一些报刊又为希特勒扩军备战进行辩护，如同年十月十七日《申报》载《德国退出军缩会议后的动向》一文说：德国此举乃“为准备自己，原无不当，且亦适合于日尔曼民族之传统习惯”。

冲〔１〕

　　旅隼

　　“推”和“踢”只能死伤一两个，倘要多，就非“冲”不可。

　　十三日的新闻上载着贵阳通信〔２〕说，九一八纪念，各校学生集合游行，教育厅长谭星阁临事张皇，乃派兵分据街口，另以汽车多辆，向行列冲去，于是发生惨剧，死学生二人，伤四十余，其中以正谊小学学生为最多，年仅十龄上下耳。……

　　我先前只知道武将大抵通文，当“枕戈待旦”的时候，就会做骈体电报，这回才明白虽是文官，也有深谙韬略的了。田单曾经用过火牛〔３〕，现在代以汽车，也确是二十世纪。

　　“冲”是最爽利的战法，一队汽车，横冲直撞，使敌人死伤在车轮下，多么简截；“冲”也是最威武的行为，机关一扳，风驰电掣，使对手想回避也来不及，多么英雄。各国的兵警，喜欢用水龙冲，俄皇〔４〕曾用哥萨克马队冲，都是快举。各地租界上我们有时会看见外国兵的坦克车在出巡，这就是倘不恭顺，便要来冲的家伙。

　　汽车虽然并非冲锋的利器，但幸而敌人却是小学生，一匹疲驴，真上战场是万万不行的，不过在嫩草地上飞跑，骑士坐在上面暗呜叱咤，却还很能胜任愉快，虽然有些人见了，难免觉得滑稽。

　　十龄上下的孩子会造反，本来也难免觉得滑稽的。但我们中国是常出神童的地方，一岁能画，两岁能诗，七龄童做戏，十龄童从军，•十•几•龄•童•做•委•员，原是常有的事实；连七八岁的女孩也会被凌辱，从别人看来，是等于“年方花信”〔５〕的了。

　　况且“冲”的时候，倘使对面是能够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车会弄得不爽利，冲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敌人总须选得嫩弱。流氓欺乡下老，洋人打中国人，教育厅长冲小学生，都是善于克敌的豪杰。

　　“身当其冲”，先前好像不过一句空话，现在却应验了，这应验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婴儿杀戮”〔６〕算是一种罪恶，已经是过去的事，将乳儿抛上空中去，接以枪尖，不过看作一种玩把戏的日子，恐怕也就不远了罢。

　　十月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贵阳通信　见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申报》载国闻社重庆通讯。按当时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为王家烈，他和教育厅长谭星阁等都是这次惨案的主谋；事后他们严密检查邮电，消息在惨案发生后二十余日才由重庆传出。

　　〔３〕　田单曾经用过火牛　田单，战国时齐国人。据《史记•田单列传》，燕伐齐，破齐七十余城，齐军退守莒和即墨；后来田单在即墨用火牛大破燕军，尽复失地。

　　〔４〕　俄皇　指旧俄最末的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NJ\GP]S　Ⅱ，１８６８—１９１）。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国旧历一月九日）他曾令哥萨克马队在冬宫前冲击和屠杀请愿群众

　　〔５〕　“年方花信”　指女子正当成年时期。花信，花开的消息。

　　〔６〕　“婴儿杀戮”　见基督教的《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章，其中说：当犹太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希律王知道了，心里很不安。“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按约瑟是马利亚的丈夫，马利亚在婚前受圣灵感动怀孕，婚后生子耶稣）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他们走后，希律“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

“滑稽”例解〔１〕

　　苇索

　　研究世界文学的人告诉我们：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这大概是真确的，就都为社会状态所制限。慨自语堂〔２〕大师振兴“幽默”以来，这名词是很通行了，但一普遍，也就伏着危机，正如军人自称佛子，高官忽挂念珠，而佛法就要涅磐倘若油滑，轻薄，猥亵，都蒙“幽默”之号，则恰如“新戏”〔３〕之入“×世界”，必已成为“文明戏”也无疑。这危险，就因为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所以别于单单的“滑稽”，即为此。那么，在中国，只能寻得滑稽文章了？却又不。中国之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的滑稽有别。这“狸猫换太子”〔４〕的关键，是在历来的自以为正经的言论和事实，大抵滑稽者多，人们看惯，渐渐以为平常，便将油滑之类，误认为滑稽了。

　　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

　　这些名文是俯拾即是的，譬如报章上正正经经的题目，什么“中日交涉渐入佳境”呀，“中国到那里去”呀，就都是的，咀嚼起来，真如橄榄一样，很有些回味。

　　见于报章上的广告的，也有的是。我们知道有一种刊物，自说是“舆论界的新权威”〔５〕，“说出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而一面又在向别一种刊物“声明误会，表示歉意”，但又说是“按双方均为社会有声誉之刊物，自无互相攻讦之理”。“新权威”而善于“误会”，“误会”了而偏“有声誉”，“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却是误会和道歉：这要不笑，是必须不会思索的。

　　见于报章的短评上的，也有的是。例如九月间《自由谈》所载的《登龙术拾遗》上，以做富家女婿为“登龙”之一术，不久就招来了一篇反攻，那开首道：“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嫉，妒嫉的结果是攻击。”〔６〕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结果”，便分明是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的味道是甜的了。

　　诸如此类的妙文，我们也尝见于冠冕堂皇的公文上：而且并非将它漫画化了的，却是它本身原来是漫画。《论语》一年中，我最爱看“古香斋”〔７〕这一栏，如四川营山县长禁穿长衫令云：“须知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且国势衰弱，……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又如•北•平•社•会•局禁女人养雄犬文云：“查雌女雄犬相处，非仅有碍健康，更易发生无耻秽闻，揆之我国礼义之邦，亦为习俗所不许。谨特通令严禁……凡妇女带养之雄犬，斩之无赦，以为取缔！”这那里是滑稽作家所能凭空写得出来的？

　　不过“古香斋”里所收的妙文，往往还倾谄诡，滑稽却不如平淡，惟其平淡，也就加滑稽，在这一标准上，我推选“甜葡萄”说。

　　十月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语堂　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作家。他在三十年代初主编《论语》半月刊，声称“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

　　（见《论语》第三期《我们的态度》）。

　　〔３〕　“新戏”　我国话剧兴起于二十世纪初，最早称为“新剧”（“新戏”），又称“文明戏”，二十年代末“话剧”名称确立以后，一般仍称当时上海大世界、新世界等游艺场演出的比较通俗的话剧为文明戏。

　　〔４〕　“狸猫换太子”　从《宋史•李宸妃传》宋仁宗（赵祯）生母李宸妃不敢认子的记载演变而来的传说。清代石玉昆编述的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中写有这个故事，情节是：宋真宗无子，刘、李二妃皆怀孕，刘妃为争当皇后，与太监密谋，在李妃生子时，用一只剥皮的狸猫将小孩换下来。

　　〔５〕　“舆论界的新权威”等语，见邵洵美主办的《十日谈》创刊时的广告，载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申报》。下面“声明误会”等语，见该刊向《晶报》“表示歉意”的广告，参看本书《后记》。

　　〔６〕　“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等语，见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所载圣闲《“女婿”的蔓延》一文，参看本书《后记》。

　　〔７〕　“古香斋”　是《论语》半月刊自第四期起增辟的一个栏目，刊载当时各地记述荒谬事件的新闻和文字。以下所举两令文，均见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该栏内。

外国也有〔１〕

　　符灵

　　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

　　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２〕；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３〕；狄昆希〔４〕吸鸦片；陀思妥夫斯基〔５〕赌得发昏。斯惠夫德〔６〕带枷，马克斯反动。林白〔７〕大佐的儿子，就给绑匪绑去了。而裹脚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见得有多么远。

　　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民国以来，有过许多总统和阔官了，下野之后，都是面团团的，或赋诗，或看戏，或念佛，吃着不尽，真也好像给批评者以证据。不料今天却被我发见了：外国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电——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总统麦查度……在古巴之产业，计值八百万美元，凡能对渠担保收回此项财产者，无论何人，渠愿与以援助。又一消息，谓古巴政府已对麦及其旧僚属三十八人下逮捕令，并扣押渠等之财产，其数达二千五百万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财产一共只有这区区二千五百万美元，手段虽不能谓之高，但有些近乎发财却总是确凿的，•这•地•皮，•在•外•国•银•行•里•另•有•存•款，•那•么，•我•们•和•外•人•折•冲•樽•俎

　　〔８〕

　　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来却也真费事。况且北京有一种学说，说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见了就更好。发见，这是积极的事业。哥仑布与爱迪生〔９〕，也不过有了发见或发明而已。

　　与其劳心劳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国也有的，巴黎就有许多跳舞场和咖啡店。

　　•底•与•马•基•顿•乎〔１０〕？——

　　•外•国•也•有•的！十月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　甘地（Ｍ．Ｇａｎｄｈｉ，１８６９—１９４８）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他提出“非暴力抵抗”口号，发起“不合作运动”，领导印度人民反抗当时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

　　〔３〕　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　据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申报》载：德国国社党冲锋队队员殴伤美国医生慕尔比希，希特勒出于外交需要，即派员赴美使馆道歉，并下令禁止冲锋队殴打外侨。

　　〔４〕　狄•昆希（Ｔ．Ｄｅ　Ｑｕｉｎｃｅｙ，１７８５—１８５９）　英国散文家。曾服食鸦片；著有《一个吃鸦片的英国人的忏悔》，于一八二二年出版

　　〔５〕　陀思妥夫斯基（_．Ｍ．`GQRGXYQ\JS，１８２１—１８８１）　通译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在他夫人的回忆录中曾谈到他赌博的事，并引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信中的话说：

　　“那个使我痛苦了十年的下流的幻想……消失了。我以前老是梦想赢钱，梦想得很厉害，很热烈，……赌博将我全身缚住了。……但是现在我要想到工作，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夜夜梦想着赌博的结果了。”

　　〔６〕　斯惠夫德（Ｊ．Ｓｗｉｆｔ，１６６７—１７４５）　通译斯威夫特，英国作家。著有《格列佛游记》等。鲁迅这里所说，似系另一英国作家、《鲁滨孙飘流记》的著者笛福（Ｄ．Ｄｅｆｏｅ，约１６６０—１７３１）之误。一七○三年笛福曾为了一本讽刺教会的小册子《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被英国政府逮捕，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被罚在闹市带枷示众三天。

　　〔７〕　林白（Ｃ．Ａ．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ｈ，１９０２—１９７４）　美国飞行家，一九二七年五月首次驾机横渡大西洋，完成由纽约到巴黎的不着陆飞行，获空军预备队上校衔。一九三二年三月，他的儿子在纽约被绑匪绑去。

　　〔８〕　折冲樽俎　语出《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原指诸侯在会盟的宴席上制胜对方，后泛指外交谈判。

　　〔９〕　哥仑布（Ｃ．Ｃｏｌｕｍｂｕｓ，约１４５１—１５０６）　意大利探险家，美洲大陆的发现者。爱迪生，参看本卷第１５页注〔４〕。

　　〔１０〕　迦勒底（Ｃｈａｌｄａｅａ）　古代西亚经济繁盛的奴隶制国家，又称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六二六年建立，前五三八年为波斯人所灭。马基顿（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通译马其顿，古代巴尔干半岛中部的奴隶制军事强国，约形成于公元前六世纪，前二世纪被罗马帝国吞并。

扑空〔１〕

　　丰之余

　　自从《自由谈》上发表了我的《感旧》和施蛰存先生的《〈庄子〉与〈文选〉》以后，《大晚报》〔２〕的《火炬》便在征求展开的讨论。首先征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题目曰《推荐者的立场》，注云“《庄子》与《文选》的论争”。

　　但施先生又并不愿意“论争”，他以为两个人作战，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无非给看客好玩。这是很聪明的见解，我赞成这一肢一节。不过更聪明的是施先生其实并非真没有动手，他在未说退场白之前，早已挥了几拳了。挥了之后，飘然远引，倒是最超脱的拳法。现在只剩下一个我了，却还得回一手，但对面没人也不要紧，我算是在打“逍遥游”〔３〕。

　　施先生一开首就说我加以“训诲”，而且派他为“遗少的一肢一节”。上一句是诬赖的，我的文章中，并未对于他个人有所劝告。至于指为“遗少的一肢一节”，却诚然有这意思，不过我的意思，是以为“遗少”也并非怎么很坏的人物。新文学和旧文学中间难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认的，辛亥革命去今不过二十二年，则民国人中带些遗少气，遗老气，甚而至于封建气，也还不算甚么大怪事，更何况如施先生自己所说，“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

　　的呢，过去的余气当然要有的。但是，只要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能少传授一点，那就好了。

　　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是并非专为他个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庄子〉与〈文选〉》之后，则连这“一肢一节”也已经疏远。为什么呢，因为在推荐给青年的几部书目上，还题出着别一个极有意味的问题：其中有一种是《颜氏家训》〔４〕。

　　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隋，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意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胡人。这也是庚子义和拳〔５〕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念佛，子弟却学些“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便是现在，抱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而这颜氏的渡世法，竟打动了施先生的心了，还推荐于青年，算是“道德修养”。他又举出自己在读的书籍，是一部英文书和一部佛经〔６〕，正为“鲜卑语”和《归心篇》〔７〕写照。只是现代变化急速，没有前人的悠闲，新旧之争，又正剧烈，一下子看不出什么头绪，他就也只好将先前两代的“道德”，并萃于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这颜氏式道德者多，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自然，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但因为连带提出，表面上似有太关涉了某一个人之观，我便不敢论及了，可以和他相关的只有“劝人看《庄子》《文选》了”八个字，对于个人，恐怕还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庄子〉与〈文选〉》，却实在生了一点不敬之心，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豫料的还空虚，但仍给以正经的答复，那便是《感旧以后》（上）。

　　然而施先生的写在看了《感旧以后》（上）之后的那封信，却更加证明了他和我所谓“遗少”的疏远。他虽然口说不来拳击，那第一段却全是对我个人而发的。现在介绍一点在这里，并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说：“据我想鹄矗扒嗄昕葱率樽匀槐热八强淳墒槟芄欢嗷竦靡恍┤褐凇！?这是说，劝青年看新书的，并非为了青年，倒是为自己要多获些群众。

　　施先生说：“我想借贵报的一角篇幅，将……书目改一下：

　　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这一大堆的话，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与《伪自由书》的缘故。

　　施先生说：“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８〕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这一段话，有些语无伦次了，好像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

　　这是“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劝青年去看《庄子》与《文选》，《论语》，《孟子》〔９〕，《颜氏家训》的施蛰存先生，看了我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不想再写什么”而终于写出来了的文章，辞退做“拳击手”，而先行拳击别人的拳法。

　　但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坚实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十月二十日。

　　备考：

　　推荐者的立场　施蛰存

　　——《庄子》与《文选》之论争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生的训诲，把我派做“遗少中的一肢一节”。自从读了他老人家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我就不想再写什么，因为据我想起来，劝新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丰之余先生毕竟是老当益壮，足为青年人的领导者。至于我呢，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在这万象皆秋的环境中，即使丰之余先生那样的新精神，亦已不够振拔我的中年之感了。所以，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将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

　　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

　　此外，我还想将丰之余先生介绍给贵报，以后贵报倘若有关于征求意见之类的计划，大可设法寄一份表格给丰之余先生，我想一定能够供给一点有价值的意见的。

　　不过，如果那征求是与“遗少的一肢一节”有关系的话，那倒不妨寄给我。

　　看见昨天的贵报，知道你预备将这桩公案请贵报的读者来参加讨论。我不知能不能请求你取销这个计划。我常常想，两个人在报纸上作文字战，其情形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而报纸编辑正如那赶来赶去的瘦裁判，读者呢，就是那些在黑暗里的无理智的看客。瘦裁判总希望拳击手一回合又一回合地打下去，直到其中的一个倒了下来，Ｏｎｅ，Ｔｗｏ，Ｔｈｒｅｅ……站不起来，于是跑到那喘着气的胜者身旁去，举起他的套大皮手套的膀子，高喊着“Ｍｒ．Ｘ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你试想想看，这岂不是太滑稽吗？现在呢，我不幸而自己做了这两个拳击手中间的一个，但是我不想为了瘦裁判和看客而继续扮演这滑稽戏了。并且也希望你不要做那瘦裁判。你不看见今天《自由谈》上止水先生的文章中引着那几句俗语吗？“舌头是扁的，说话是圆的”，难道你以为从读者的讨论中会得有真是非产生出来呢？

　　施蛰存。十月十八日。

　　十月十九日，《大晚报》《火炬》。

　　《扑空》正误　丰之余

　　氏家训》之处，仅凭记忆，后来怕有错误，设法觅得原书来查了一查，发见对于颜之推的记述，是我弄错了。其《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册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然则齐士的办法，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可改称为“北朝式道德”，也还是社会上的严重的问题。

　　对于颜氏，本应该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经死去了，谢罪行否都不相干，现在只在这里对于施先生和读者订正我的错误。

　　十月二十五日。

　　突　　围　施蛰存

　　（八）对于丰之余先生，我的确曾经“打了几拳”，

　　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但是丰先生作《扑空》，其实并未“空”，还是扑的我，站在丰先生那一方面（或者说站在正邪说那方面）的文章却每天都在“剿”我，而我却真有“一个人的受难”之感了。

　　但是，从《扑空》一文中我发现了丰先生作文的逻辑，他说“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并非专为他个人而发的”。

　　但下文却有“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预料的还空虚”。不专为我而发，但已经预料我会辩驳，这又该作何解？

　　因为被人“指摘”了，我也觉得《庄子》与《文选》这两本书诚有不妥处，于是在给《大晚报》编辑的信里，要求他许我改两部新文学书，事实确是如此的。我并不说丰先生是恨我没有推荐这两部新文学书而“反对《庄子》与《文选》”的，而丰先生却说我存着这样的心思，这又岂是“有伦次”的话呢？

　　丰先生又把话题搭到《颜氏家训》，又搭到我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并为一谈，说推荐《颜氏家训》是在教青年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而且我还以身作则，在读一本洋书；说颜之推是“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因而我也看一本佛书；从丰先生的解释看起来，竟连我自己也失笑了，天下事真会这样巧！

　　我明明记得，《颜氏家训》中的确有一个故事，说有人教子弟学鲜卑语，学琵琶，但我还记得底下有一句：

　　“亦不愿汝曹为之”，可见颜之推并不劝子弟读外国书。今天丰先生有“正误”了，他把这故事更正了之后，却说：

　　“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

　　这个，我倒不懂了，难道我另外还介绍过一本该“齐士”的著作给青年人吗？如果丰先生这逻辑是根据于“自己读外国书即劝人学鲜卑语”，那我也没话可说了。

　　丰先生似乎是个想为儒家争正统的人物，不然何以对于颜之推受佛教影响如此之鄙薄呢？何以对于我自己看一本《释迦传》如此之不满呢？这里，有两点可以题出来：（一）《颜氏家训》一书之价值是否因《归心篇》而完全可以抹杀？况且颜氏虽然为佛教张目，但他倒并不鼓吹出世，逃避现实，他也不过列举佛家与儒家有可以并行不悖之点，而采佛家报应之说，以补儒家道德教训之不足，这也可以说等于现在人引《圣经》或《可兰经》中的话一样。（二）我看一本《佛本行经》，其意义也等于看一本《谟罕默德传》或《基督传》，既无皈佛之心，更无劝人学佛之行，而丰先生的文章却说是我的“渡世法”，妙哉言乎，我不免取案头的一本某先生舍金上梓的《百喻经》而引为同志矣。

　　我以前对于丰先生，虽然文字上有点太闹意气，但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但看到《扑空》这一篇，他竟骂我为“洋场恶少”了，切齿之声俨若可闻，我虽“恶”，却也不敢再恶到以相当的恶声相报了。我呢，套一句现成诗：“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原是无足重轻，但对于丰先生，我想该是会得后悔的。今天读到《〈扑空〉正误》，则又觉得丰先生所谓“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又正好留着给自己“写照”了。

　　（附注）《大晚报》上那两个标题并不是我自己加的，我并无“立场”，也并不愿意因我之故而使《庄子》与《文选》这两部书争吵起来。

　　右答丰之余先生。（二十七日）。

　　十月三十一行，十一月一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　《大晚报》　参看本卷第２４页注〔４〕。该报自一九三三年四月起，增出《火炬》副刊，由崔万秋主编。

　　〔３〕　“逍遥游”　原为《庄子》书中的篇名，这里是借用。

　　〔４〕　《颜氏家训》　北齐颜之推著。颜本为南朝梁人，后投奔鲜卑族政权北齐。隋初，太子召为学士。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经过五胡之乱，鲜卑族居统治地位的时期。

　　〔５〕　义和拳　即义和团，清末我国北方农民和手工业者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自发的群众组织。一九○○年（庚子）曾英勇抗击八国联车的侵略，后来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

　　〔６〕　施蛰存在《大晚报》征求答案的表格“目下所读之书”栏内，填了一部《文学批评之原理》（英国李却兹著）和一部《佛本行经》。

　　〔７〕　《归心篇》　是《颜氏家训》中的一篇。主旨在说明“内（佛）外（儒）两教，本为一体”，而对一些人加于佛教的批评和怀疑作种种解释，篇末并举有因果报应的例子数条。参看本篇“备考”《突围》。

　　〔８〕　丰子恺（１８９８—１９７５）　浙江桐乡人，美术家、散文家。

　　〔９〕　《孟子》　儒家经典，是记载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轲的言行的书，由他的弟子纂辑而成。

答“兼示”〔１〕

　　丰之余

　　前几天写了一篇《扑空》之后，对于什么“《庄子》与《文选》”之类，本也不想再说了。第二天看见了《自由谈》上的施蛰存先生《致黎烈文先生书》，也是“兼示”我的，就再来说几句。因为施先生驳复我的三项，我觉得都不中肯——（一）施先生说，既然“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像他似的“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的旧思想也可以存而不论，而且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了。自然，倘要这样写，也可以说“不妨”的，宇宙决不会因此破灭。但我总以为现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话不写，却另去熟读了《庄子》，学了它那样的文法来写文章。

　　至于存而不论，那固然也可以，然而论及又有何妨呢？施先生对于青年之文法拙直，字汇少，和我的《感旧》，不是就不肯“存而不论”么？

　　（二）施先生以为“以词取士”，和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有“强迫”与“贡献”之分，我的比例并不对。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国文教员的时候，对于学生的作文，是否以富有《庄子》文法与《文选》字汇者为佳文，转为编辑之后，也以这样的作品为上选？假使如此，则倘作“考官”，我看是要以《庄子》与《文选》取士的。

　　（三）施先生又举鲁迅的话，说他曾经说过：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２〕可见是承认了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二，“……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就知道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这是施先生忽略了时候和环境。他说一条的那几句的时候，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犹言即使恰如他们所说，也不过不能作文，而去读古书，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至于二，则明明指定着研究旧文学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张，涉及一般的大异。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我们不是还得看《易经》与《书经》〔３〕么？

　　其实，施先生说当他填写那书目的时候，并不如我所推测那样的严肃，我看这话倒是真实的。我们试想一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青年后学，奉命惟谨，下过一番苦功之后，用了《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来写发挥《论语》《孟子》和《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这岂不是太滑稽吗”？

　　然而我的那篇《怀旧》是严肃的。我并非为要“多获群众”，也不是因为恨施先生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更不是别有“动机”，例如因为做学生时少得了分数，或投稿时被没收了稿子，现在就借此来报私怨。

　　十月二十一日。

　　备考：

　　致黎烈文先生书　施蛰存——兼示丰之余先生

　　烈文兄：

　　那天电车上匆匆一晤，我因为要到民九社书铺去买一本看中意了的书，所以在王家沙下车了。但那本书终于因价钱不合，没有买到，徒然失去了一个与你多谈一刻的机会，甚怅怅。

　　关于“《庄子》与《文选》”问题，我决不再想说什么话。本来我当时填写《大晚报》编辑部寄来的那张表格的时候，并不含有如丰先生的意见所看出来的那样严肃。我并不说每一个青年必须看这两部书，也不是说每一个青年只要看这两部书，也并不是说我只有这两部书想推荐。大概报纸副刊的编辑，想借此添一点新花样，而填写者也大都是偶然觉得有什么书不妨看看，就随手写下了。早知这一写竟会闯出这样大的文字纠纷来，即使《大晚报》副刊编者崔万秋先生给我磕头我也不肯写的。

　　今天看见《涛声》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给我的信，最后一句是：“没有比这两部书更有利于青年了吗？

　　敢问。”这一问真问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态度很真挚，我将有一封复信给他，也许他会得刊在《涛声》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对于丰之余先生我也不愿再冒犯他，不过对于他在《感旧》（上）那一篇文章里三点另外的话觉得还有一点

　　意见——

　　（一）丰先生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旧思想，那么像我这种“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之有旧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论的了。至于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似乎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内容如何罢了。

　　（二）丰先生说不懂我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有何分界，这其实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见供献给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者却是代表了整个阶级（注：做官的阶级也），几乎是强迫青年全体去填词了。（除非这青年不想做官。）

　　（三）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是从《庄子》与《文选》中来的，这确然是滑稽的，我记得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的文章里举出鲁迅先生来作例，其意只想请不反对青年从古书求得一点文学修养的鲁迅先生来帮帮忙。鲁迅先生虽然一向是劝青年多读外国书的，但这是他以为从外国书中可以训练出思想新锐的青年来；至于像我那样给青年从做文章（或说文学修养）上着想，则鲁迅先生就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举两个证据来罢：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见北新版《华盖集》第四页。）这可见鲁迅先生也承认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了。而这所谓中国书，从上文看来，似乎并不是指的白话文书。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见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页。）

　　现在，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带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给《大晚报》副刊的编者，为了尊重丰之余先生的好意，我曾请求允许我换两部书介绍给青年。除了我还写一封信给曹聚仁先生之外，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偈语：

　　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　庶几免是非倘有人能写篆字者乎？颇想一求法挥，张之素壁。

　　施蛰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少看中国书”二句见《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３〕　《易经》　又名《周易》，儒家经典，古代记载占卜的书。

　　其中卦辞、爻辞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书经》，又名《尚书》，儒家经典，我国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

中国文与中国人〔１〕

　　余铭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２〕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Ｋａｒｌｇｒｅｎ）。他为什么“贵姓”高呢？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对于中国语文学有很大的供献。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

　　他说：“近来——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多数定报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著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来，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还是莫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按本篇为瞿秋白所作，参看本卷第４７页注〔１〕。

　　〔２〕　高本汉（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　瑞典汉语学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间旅居中国，研究汉语音韵学。他的《中国语和中国文》一书，一九二三年在英国出版；后经张士禄译出，一九三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野兽训练法〔１〕

　　余铭

　　最近还有极有益的讲演，是海京伯马戏团的经理施威德在中华学艺社的三楼上给我们讲“如何训练动物？”〔２〕可惜我没福参加旁听，只在报上看见一点笔记。但在那里面，就已

　　经够多着警辟的话了——

　　那便错了，因为这是从前野蛮人对付野兽的办法，现在训练的方法，便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所用的方法，是用爱的力量，获取它们对于人的信任，用爱的力量，温和的心情去感动它们。

　　……”

　　这一些话，虽然出自日耳曼人之口，但和我们圣贤的古训，也是十分相合的。用武力拳头去对付，就是所谓“霸道”。然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３〕，所以文明人就得用“王道”，以取得“信任”：“民无信不立”〔４〕。

　　但是，有了“信任”以后，野兽可要变把戏了——

　　“教练者在取得它们的信任以后，然后可以从事教练它们了：第一步，可以使它们认清坐的，站的位置；再可以使它们跳浜，站起来……”

　　训兽之法，通于牧民，所以我们的古之人，也称治民的大人物曰“牧”〔５〕。然而所“牧”者，牛羊也，比野兽怯弱，因此也就无须乎专靠“信任”，不妨兼用着拳头，这就是冠冕堂皇的“威信”。

　　由“威信”治成的动物，“跳浜，站起来”是不够的，结果非贡献毛角血肉不可，至少是天天挤出奶汁来，——如牛奶，羊奶之流。

　　然而这是古法，我不觉得也可以包括现代。

　　施威德讲演之后，听说还有余兴，如“东方大乐”及“踢毽子”〔６〕等，报上语焉不详，无从知道底细了，否则，我想，恐怕也很有意义。

　　十月二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　施威德（Ｒ．Ｓａｗａ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４７）　德国驯兽家。据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报》报道：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在中华学艺社讲演者为海京伯马戏团中的惠格纳，施因年老未讲。中华学艺社，一些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学术团体。一九一六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原名丙辰学社，后迁上海，改名“中华学艺社”。曾发行《学艺》杂志。

　　〔３〕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孟轲的话，见《孟子•公孙丑》。

　　〔４〕　“民无信不立”　孔丘的话，见《论语•颜渊》。

　　〔５〕　治民的大人物曰“牧”　《礼记•曲礼》：“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古代称“九州”的各州之长为牧。汉代起，有些朝代曾设置牧的官职。

　　〔６〕　东方大乐”及“踢毽子”　据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报》报道：在惠格纳讲演后，放映电影助兴，其中有《东方大乐》及《褚民谊踢毽子》等短片。

反刍〔１〕

　　元艮

　　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议论，有些刊物上早不直接提起应否大家研究这问题，却拉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他们是在嘲笑那些反对《文选》的人们自己却曾做古文，看古书。

　　这真利害。大约就是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２〕罢——对不起，“古书”又来了！

　　不进过牢狱的那里知道牢狱的真相。跟着阔人，或者自己原是阔人，先打电话，然后再去参观的，他只看见狱卒非常和气，犯人还可以用英语自由的谈话〔３〕。倘要知道得详细，那他一定是先前的狱卒，或者是释放的犯人。自然，他还有恶习，但他教人不要钻进牢狱去的忠告，却比什么名人说模范监狱的教育卫生，如何完备，比穷人的家里好得多等类的话，更其可信的。

　　然而自己沾了牢狱气，据说就不能说牢狱坏，狱卒或囚犯，都是坏人，坏人就不能有好话。只有好人说牢狱好，这才是好话。读过《文选》而说它无用，不如不读《文选》而说它有用的可听。反“反《文选》”的诸君子，自然多是读过的了，但未读的也有，举一个例在这里罢——“《庄子》我四年前虽曾读过，但那时还不能完全读懂……《文选》则我完全没有见过。”然而他结末说，“为了浴盘的水糟了，就连小宝宝也要倒掉，这意思是我们不敢赞同的。”〔４〕见《火炬》他要保护水中的“小宝宝”，可是没有见过“浴盘的水”。

　　五四运动的时候，保护文言者是说凡做白话文的都会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读。现在保护古书者是说反对古书的也在看古书，做文言，——可见主张的可笑。永远反刍，自己却不会呕吐，大约真是读透了《庄子》了。

　　十一月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语出《韩菲子•难势》：“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之。’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３〕　犯人还可以用英语自由的谈话　这是胡适说的话，参看《伪自由书•“光明所到……”》。

　　〔４〕　“为了浴盘的水糟了，就连小宝宝也要倒掉”等语，见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大晚报•火炬》载何人《我的意见》一文。

归厚〔１〕

　　罗怃

　　在洋场上，用一瓶强水去洒他所恨的女人，这事早经绝迹了。用些秽物去洒他所恨的律师，这风气只继续了两个月。

　　最长久的是造了谣言去中伤他们所恨的文人，说这事已有了好几年，我想，是只会少不会多的。

　　洋场上原不少闲人，“吃白相饭”尚且可以过活，更何况有时打几圈马将。小妇人的嘁嘁喳喳，又何尝不可以消闲。我就是常看造谣专门杂志之一人，但看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有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造谣，也要才能的，如果他造得妙，即使造的是我自己的谣言，恐怕我也会爱他的本领。

　　但可惜大抵没有这样的才能，作者在谣言文学上，也还是“滥竽充数”〔２〕。这并非我个人的私见。讲什么文坛故事的小说不流行，什么外史也不再做下去，〔３〕可见是人们多已摇头了。讲来讲去总是这几套，纵使记性坏，多听了也会烦厌的。

　　想继续，这时就得要才能；否则，台下走散，应该换一出戏来叫座。

　　譬如罢，先前演的是《杀子报》〔４〕罢，这回就须是《三娘教子》〔５〕，“老东人呀，唉，唉，唉！”

　　而文场实在也如戏场，果然已经渐渐的“民德归厚”〔６〕了，有的还至于自行声明，更换办事人，说是先前“揭载作家秘史，虽为文坛佳话，然亦有伤忠厚。以后本刊停登此项稿件。

　　……以前言责，……概不负责。”（见《微言》〔７〕为了“忠厚”而牺牲“佳话”，虽可惜，却也可敬的。

　　尤其可敬的是更换办事人。这并非敬他的“概不负责”，而是敬他的彻底。古时候虽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为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念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这一种玩意儿，实在已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

　　令人办事有点为难了。

　　不过，尤其为难的是忠厚文学远不如谣言文学之易于号召读者，所以须有才能更大的作家，如果一时不易搜求，那刊物就要减色。我想，还不如就用先前打诨的二丑挂了长须来唱老生戏，那么，暂时之间倒也特别而有趣的。

　　十一月四日。

　　次年六月十九日记。

　　〔１〕　本篇当时未能在报刊发表。

　　〔２〕　“滥竽充数”　出自《韩非子•内储说》所载的一个故事：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悦）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３〕　这里说的“文坛故事的小说”、“外史”，指当时一些反动、无聊的文人恶意编造的影射文化界人士的作品，如张若谷的《婆汉迷》、杨邨人的《新儒林外史》（只写了第一回）等。

　　〔４〕　《杀子报》　一出表现淫恶、凶杀和迷信思想的旧戏。

　　〔５〕　《三娘教子》　一出宣传节义思想的旧戏。“老东人”是戏中老仆人薛保对主人薛广的称呼。

　　〔６〕　“民德归厚”　语见《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７〕　《微言》　参看本卷第１８２页注〔４〕。该刊第一卷第二十期（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登载“改组启事”，声明原创办人何大义等八人已与该刊脱离关系，自第二十期起，改由钱唯学等四人接办，同时又登有钱等四人的“启事”；这里所引的几句，即出于后一“启事”中。

难得糊涂〔１〕

　　子明

　　因为有人谈起写篆字，我倒记起郑板桥〔２〕有一块图章，刻着“难得糊涂”。那四个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足见刻图章写篆字也还反映着一定的风格，正像“玩”木刻之类，未必“只是个人的事情”：“谬种”和“妖孽”就是写起篆字来，也带着些“妖谬”的。

　　然而风格和情绪，倾向之类，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其实他还能够糊涂的。现在，到了“求仕不获无足悲，求隐而不得其地以窜者，毋亦天下之至哀欤”〔３〕的时代，却实在求糊涂而不可得了。

　　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

　　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着，坚持着什么，例如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这终于说出来了：——道德要孔孟加上“佛家报应之说”（老庄另帐登记），而说别人“鄙薄”佛教影响就是“想为儒家争正统”，原来同善社的三教同源论早已是正统了。文学呢？要用生涩字，用词藻，○纤的作品，而且是新文学的作品，虽则他“否认新文学和旧文学的分界”；而大众文学“固然赞成”，“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４〕。正统和正宗，是明显的。

　　对于人生的倦怠并不糊涂！活的生活已经那么“穷乏”，要请青年在“佛家报应之说”，在“《文选》，《庄子》，《论语》，《孟子》”里去求得修养。后来，修养又不见了，只剩得字汇。“自然景物，个人情感，宫室建筑，……之类，还不妨从《文选》之类的书中去找来用。”〔５〕从前严几道从甚么古书里——大概也是《庄子》罢——找着了“幺匿”〔６〕两个字来译Ｕaｎｉｔ，又古雅，又音义双关的。但是后来通行的却是“单位”。

　　严老先生的这类“字汇”很多，大抵无法复活转来。现在却有人以为“汉以后的词，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拼成功我们的光芒的新文学”〔７〕。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那大概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了。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可恨的是人生那么骚扰忙乱，使一些人“不得其地以窜”，想要逃进字和词里去，以求“庶免是非”，然而又不可得。真要写篆字刻图章了！

　　十一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　郑板桥（１６９３—１７６５）　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文学家、书画家。

　　〔３〕　“求仕不获无足悲”等句，见章太炎为吴宗慈纂辑的《庐山志》所作《题辞》。这篇《题辞》作于一九三三年九月，曾发表于同年十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４〕　这是施蛰存《突围》之四（答曹聚仁）中的话，见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原文为：“我赞成大众文学，尽可能地以浅显的文字供给大众阅读，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

　　〔５〕　“自然景物”等语，是施蛰存《突围》之五（答致立）中的话，见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原文为：“我想至少还有许多自然景物，个人感情，宫室建筑，以及在某种情形之下专用的名词或形容词之类，还不妨从《文选》之类的书中去找来用。”

　　〔６〕　“幺匿”　英语ｕｎｉｔ的音译。严复译英国斯宾塞《群学肄言》第三章《喻术》中说：“群者，谓之拓都（原注：译言总会）；一者，谓之幺匿（原注：译言单个）。”严复自己在《译余赘语》里举例解释说：“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幺匿，译言单位。笔，拓都也；毫，幺匿也。饭，拓都也；粒，幺匿也。国，拓都也；民，幺匿也。”按“拓都”，英语ｔｏｔａｌ的音译，意为全体、总计。

　　〔７〕　“汉以后的词”等句，也见施蛰存《突围》之四（答曹聚仁）。

古书中寻活字汇〔１〕

　　罗怃

　　古书中寻活字汇，是说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书中，寻不出一个活字汇。

　　假如有“可看《文选》的青年”在这里，就是高中学生中的几个罢，他翻开《文选》来，一心要寻活字汇，当然明知道那里面有些字是已经死了的。然而他怎样分别那些字的死活呢？大概只能以自己的懂不懂为标准。但是，看了六臣注〔２〕之后才懂的字不能算，因为这原是死尸，由六臣背进他脑里，这才算是活人的，在他脑里即使复活了，在未“可看《文选》的青年”的眼前却还是死家伙。所以他必须看白文。

　　诚然，不看注，也有懂得的，这就是活字汇。然而他怎会先就懂得的呢？这一定是曾经在别的书上看见过，或是到现在还在应用的字汇，所以他懂得。那么，从一部《文选》里，又寻到了什么？

　　然而施先生说，要描写宫殿之类的时候有用处。这很不错，《文选》里有许多赋是讲到宫殿的，并且有什么殿的专赋。

　　倘有青年要做汉晋的历史小说，描写那时的宫殿，找《文选》是极应该的，还非看“四史”《晋书》〔３〕之类不可。然而所取的僻字也不过将死尸抬出来，说得神秘点便名之曰“复活”。如果要描写的是清故宫，那可和《文选》的瓜葛就极少了。

　　倘使连清故宫也不想描写，而豫备工夫却用得这么广泛，那实在是徒劳而仍不足。因为还有《易经》和《仪礼》〔４〕，里面的字汇，在描写周朝的卜课和婚丧大事时候是有用处的，也得作为“文学修养之根基”，这才更像“文学青年”的样子。

　　十一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　六臣注　《文选》在唐代先有李善注，后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注，合称六臣注。

　　〔３〕　“四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合称。《晋书》，唐代房玄龄等撰，记述晋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４〕　《仪礼》　又称《礼经》，儒家经典，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资料的汇编。

“商定”文豪〔１〕

　　白在宣

　　笔头也是尖的，也要钻。•言•路•的•窄，•现•在•也•正•如•活•路•一•样，•所•以（以上十五字，刊出时作“别的地方钻不进”）只好对于文艺杂志广告的夸大，前去刺一下。

　　一看杂志的广告，作者就个个是文豪，中国文坛也真好像光焰万丈，但一面也招来了鼻孔里的哼哼声。然而，著作一世，藏之名山，以待考古团的掘出的作家，此刻早已没有了，连自作自刻，订成薄薄的一本，分送朋友的诗人，也已经不大遇得到。现在是前周作稿，次周登报，上月剪贴，下月出书，大抵仅仅为稿费。倘说，作者是饿着肚子，专心在为社会服务，恐怕说出来有点要脸红罢。就是笑人需要稿费的高士，他那一篇嘲笑的文章也还是不免要稿费。但自然，另有薪水，或者能靠女人奁资养活的文豪，都不属于这一类。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２〕的了。

　　商家印好一种稿子后，倘那时封建得势，广告上就说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时，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家的书也印出来了，另一种广告说那些作者并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这边的才是真货色，于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一家又集印了各种广告的论战，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评，另出了一位新文豪。

　　还有一法是结合一套脚色，要几个诗人，几个小说家，一个批评家，商量一下，立一个什么社，登起广告来，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结果也总可以封定一批文豪们，也是一种的“商定”。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后来的书价，就不免指出文豪们的真价值，照价二折，五角一堆，也说不定的。不过有一种例外：虽然铺子出盘，作品贱卖，却并不是文豪们走了末路，那是他们已经“爬了上去”，进大学，进衙门，不要这踏脚凳了。

　　十一月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久已夫，已非一日矣”　这是对叠床架屋的八股文滥调的模仿，清代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十四曾引有这样的句子：“久已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

青年与老子〔１〕

　　敬一尊

　　听说，“慨自欧风东渐以来”〔２〕，中国的道德就变坏了，尤其是近时的青年，往往看不起老子。这恐怕真是一个大错误，因为我看了几个例子，觉得老子的对于青年，有时确也很有用处，很有益处，不仅足为“文学修养”之助的。

　　有一篇旧文章——我忘记了出于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曾有一个道士，有长生不老之术，自说已经百余岁了，看去却“美如冠玉”，像二十左右一样。有一天，这位活神仙正在大宴阔客，突然来了一个须发都白的老头子，向他要钱用，他把他骂出去了。大家正惊疑间，那活神仙慨然的说道，“那是我的小儿，他不听我的话，不肯修道，现在你们看，不到六十，就老得那么不成样子了。”大家自然是很感动的，但到后来，终于知道了那人其实倒是道士的老子。〔３〕还有一篇新文章——•杨•某•的•自•白〔４〕——却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志之士，学说是很正确的，不但讲空话，而且去实行，但待到看见有些地方的老头儿苦得不像样，就想起自己的老子来，即使他的理想实现了，也不能使他的父亲做老太爷，仍旧要吃苦。于是得到了更正确的学说，抛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了。假使父母早死，学说那有这么圆满而堂皇呢？这不也就是老子对于青年的益处么？

　　那么，早已死了老子的青年不是就没有法子么？我以为不然，也有法子想。这还是要查旧书。另有一篇文章——我也忘了出在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一个老女人在讨饭，忽然来了一位大阔人，说她是自己的久经失散了的母亲，她也将错就错，做了老太太。后来她的儿子要嫁女儿，和老太太同到首饰店去买金器，将老太太已经看中意的东西自己带去给太太看一看，一面请老太太还在拣，——可是，他从此

　　就不见了。〔５〕

　　不过，这还是学那道士似的，必须实物时候的办法，如果单是做做自白之类，那是实在有无老子，倒并没有什么大关系的。先前有人提倡过“虚君共和”〔６〕，现在又何妨有“没亲孝子”？张宗昌〔７〕很尊孔，恐怕他府上也未必有“四书”“五经”罢。

　　十一月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慨自欧风东渐以来”　这是清末许多人笔下常常出现的滥调；“欧风东渐”指西方文化传入中国。

　　〔３〕　关于道士长生不老的故事，见《太平广记》卷二八九引五代汉王仁裕《玉堂闲话》：“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上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有阍者报曰：

　　‘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觐。’道士作色叱之。坐客闻之，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蹙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见一老叟，鬓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马矣，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道者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好道术者，受其诳惑，如欺婴孩矣。”

　　〔４〕　杨某的自白　指杨邨人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一文，参看本卷第１８５页注〔２８〕。

　　〔５〕　宋代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五“钱塘游手”条有与这里所述大致相同的故事。《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西牖书钞》引录过该书。

　　〔６〕　“虚君共和”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曾在上海《不忍》杂志第九、十两期合刊（一九一八年一月）发表《共和平议》、《与徐太傅（徐世昌）书》，说中国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而应实行“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

　　〔７〕　张宗昌（１８８１—１９３２）　山东掖县人，北洋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他任山东督军时，曾提倡尊孔读经。

后记

　　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旧稿，在年底里，粘成了一本书，将那时被人删削或不能发表的，也都添进去了，看起分量来，倒比这以前的《伪自由书》要多一点。今年三月间，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觉又过了半年，回想离停笔的时候，已是一年有余了，时光真是飞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杂文还好像说着现在或甚而至于明年。

　　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１〕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

　　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

　　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因为笔名改得勤，开初倒还平安无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豪语的折扣》又触犯了张资平，此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些别的什么伟人，我还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以后，这案件可就闹大了。

　　去年八月间，诗人邵洵美先生所经营的书店里，出了一种《十日谈》〔２〕，这位诗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飘飘然的论起“文人无行”来了，先分文人为五类，然后作结道——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

　　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

　　因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职业而不在文人。他们借着文艺宴会的名义极力地拉拢大人物；借文艺杂志或是副刊的地盘，极力地为自己做广告：但求闻达，不顾羞耻。

　　谁知既为文人矣，便将被目为文人；既被目为文人矣，便再没有职业可得，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

　　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迫压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３〕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

　　我那两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说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

　　然而，帮手立刻出现了，还出在堂堂的《中央日报》〔４〕（九月四日及六日）上——

　　女婿问题　如是

　　一篇是孙用的《满意和写不出》，一篇是苇索的《登龙术拾遗》。后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则不在手头，刊出日期大约在八月下旬。

　　苇索先生说：“文坛虽然不致于要招女婿，但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后一句“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立论十分牢靠，无瑕可击。我们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们的父亲也是人家的女婿，我们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坛上“北面”而坐的鲁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会要上文坛的”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前一句“文坛虽然不致于要招女婿”，这句话就简直站不住了。我觉得文坛无时无刻不在招女婿，许多中国作家现在都变成了俄国的女婿了。

　　又说：“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能用妻子的赔嫁钱来作文学资本，我觉得这种人应该佩服，因为用妻子的钱来作文学资本，总比用妻子的钱来作其他一切不正当的事情好一些。况且凡事必须有资本，文学也不能例外，如没有钱，便无从付印刷费，则杂志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办书店，出杂志，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来，妻子的钱自然也是私蓄之一。况且做一个富家的女婿并非罪恶，正如做一个报馆老板的亲戚之并非罪恶为一样，如其一个报馆老板的亲戚，回国后游荡无事，可以依靠亲戚的牌头，夺一个副刊来编编，则一个富家的女婿，因为兴趣所近，用些妻子的赔嫁钱来作文学资本，当然也无不可。

　　“女婿”的蔓延　圣闲

　　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忌，妒忌的结果是攻击。

　　假如做了人家的女婿，是不是还可以做文人的呢？答案自然是属于正面的，正如前天如是先生在本园上他的一篇《女婿问题》里说过，今日在文坛上最有声色的鲁迅茅盾之流，一方面身为文人，一方面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不过既然做文人同时也可以做人家的女婿，则此女婿是应该属于穷岳家的呢，还是属于富岳家的呢？关于此层，似乎那些老牌作家，尚未出而主张，不知究竟应该“富倾”还是“穷倾”才对，可是《自由谈》之流的撰稿人，既经对于富岳家的女婿取攻击态度，则我们感到，好像至少做富岳家的女婿的似乎不该再跨上这个文坛了，“富岳家的女婿”和“文人”仿佛是冲突的，二者只可任择其一。

　　目下中国文坛似乎有这样一个现象，不必检查一个文人他本身在文坛上的努力的成绩，而唯斤斤于追究那个文人的家庭琐事，如是否有富妻子或穷妻子之类。要是你今天开了一家书店，则这家书店的本钱，是否出乎你妻子的赔嫁钱，也颇劳一些尖眼文人，来调查打听，以此或作攻击讥讽。

　　我想将来中国的文坛，一定还会进步到有下种情形：

　　穿陈嘉庚橡皮鞋者，方得上文坛，如穿皮鞋，便属贵族阶级，而入于被攻击之列了。

　　现在外国回来的留学生失业的多得很。回国以后编一个副刊也并非一件羞耻事情，编那个副刊，是否因亲戚关系，更不成问题，亲戚的作用，本来就在这种地方。

　　自命以扫除文坛为己任的人，如其人家偶而提到一两句自己的不愿意听的话，便要成群结队的来反攻，大可不必。如其常常骂人家为狂吠的，则自己切不可也落入于狂吠之列。

　　这两位作者都是富家女婿崇拜家，但如是先生是凡庸的，背出了他的祖父，父亲，鲁迅，茅盾之后，结果不过说着“鲁迅拿卢布”那样的滥调；打诨的高手要推圣闲先生，他竟拉到我万想不到的诗人太太的味道上去了。戏剧上的二丑帮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丑，用的便是这样的说法，我后来也引在《“滑稽”例解》中。

　　但郡府上也有恶辣的谋士的。今年二月，我给日本的《改造》〔５〕杂志做了三篇短论，是讥评中国，日本，满洲的。邵家将却以为“这回是得之矣”了。就在也是这甜葡萄棚里产生出来的《人言》〔６〕（三月三日出）上，扮出一个译者和编者来，译者算是只译了其中的一篇《谈监狱》，投给了《人言》，并且前有“附白”，后有

　　“识”——谈监狱　鲁迅

　　（顷阅日文杂志《改造》三月号，见载有我们文坛老将鲁迅翁之杂文三篇，比较翁以中国文发表之短文，更见精彩，因迻译之，以寄《人言》。惜译者未知迅翁寓所，问内山书店主人丸造氏，亦言未详，不能先将译稿就正于氏为憾。但请仍用翁的署名发表，以示尊重原作之意。——译者井上附白。）

　　人的确是由事实的启发而获得新的觉醒，并且事情也是因此而变革的。从宋代到清朝末年，很久长的时间中，专以代圣贤立言的“制艺”文章，选拔及登用人才。

　　到同法国打了败仗，才知这方法的错误，于是派遣留学生到西洋，设立武器制造局，作为改正的手段。同日本又打了败仗之后，知道这还不彀，这一回是大大地设立新式的学校。于是学生们每年大闹风潮。清朝覆亡，国民党把握了政权之后，又明白了错误，而作为改正手段，是大造监狱。

　　国粹式的监狱，我们从古以来，各处早就有的，清朝末年也稍造了些西洋式的，就是所谓文明监狱。那是特地造来给旅行到中国来的外人看的，该与为同外人讲交际而派出去学习文明人的礼节的留学生属于同一种类。囚人却托庇了得着较好的待遇，也得洗澡，有得一定分量的食品吃，所以是很幸福的地方。而且在二三星期之前，政府因为要行仁政，便发布了囚人口粮不得刻扣的命令。此后当是益加幸福了。

　　至于旧式的监狱，像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所以不但禁锢人犯，而且有要给他吃苦的责任。有时还有榨取人犯亲属的金钱使他们成为赤贫的职责。而且谁都以为这是当然的。倘使有不以为然的人，那即是帮助人犯，非受犯罪的嫌疑不可。但是文明程度很进步了，去年有官吏提倡，说人犯每年放归家中一次，给予解决性欲的机会，是很人道主义的说法。老实说：他不是他对于人犯的性欲特别同情，因为决不会实行的望头，所以特别高声说话，以见自己的是官吏。但舆论甚为沸腾起来。某批评家说，这样之后，大家见监狱将无畏惧，乐而赴之，大为为世道人心愤慨。受了圣贤之教，如此悠久，尚不像那个官吏那么狡猾，是很使人心安，但对于人犯不可不虐待的信念，却由此可见。

　　从另一方面想来，监狱也确有些像以安全第一为标语的人的理想乡。火灾少，盗贼不进来，土匪也决不来掠夺。即使有了战事，也没有以监狱为目标而来爆击的傻瓜，起了革命，只有释放人犯的例，没有屠杀的事。这回福建独立的时候，说释人犯出外之后，那些意见不同的却有了行踪不明的谣传，但这种例子是前所未见的。总之，不像是很坏的地方。只要能容许带家眷，那么即使现在不是水灾，饥荒，战争，恐怖的时代，请求去转居的人，也决不会没有。所以虐待是必要了吧。

　　牛兰夫妻以宣传赤化之故，收容于南京的监狱，行了三四次的绝食，什么效力也没有。这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国的监狱精神之故。某官吏说他自己不要吃，同别人有什么关系，很讶奇这事。不但不关系于仁政，且节省伙食，反是监狱方面有利。甘地的把戏，倘使不选择地方，就归于失败。

　　但是，这样近于完美的监狱，还留着一个缺点，以前对于思想上的事情，太不留意了。为补这个缺点，近来新发明有一种“反省院”的特种监狱，而施行教育。我不曾到其中去反省过，所以不详细其中的事情，总之对于人犯时时讲授三民主义，使反省他们自己的错误。而且还要做出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倘使不愿写或写不出则当然非终生反省下去不行，但做得不好，也得反省到死。在目下，进去的有，出来的也有，反省院还有新造的，总是进去的人多些。试验完毕而出来的良民也偶有会到的，可是大抵总是萎缩枯槁的样子，恐怕是在反省和毕业论文上面把心力用尽了。那是属于前途无望的。

　　（此外尚有《王道》及《火》二篇，如编者先生认

　　为可用，当再译寄。——译者识。）

　　姓虽然冒充了日本人，译文却实在不高明，学力不过如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先生的程度，但文字也原是无须译得认真的，因为要紧的是后面的算是编者的回答——

　　编者注：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鲁迅先生本来文章极好，强辞夺理亦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若非译笔错误，则此种态度实为我所不取也。登此一篇，以见文化统制治下之呼声一般。《王道》与《火》两篇，不拟再登，转言译者，可勿寄来。

　　这编者的“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话，是和译者的“问内山书店主人丸造氏〔７〕”相应的；而且提出“军事裁判”来，也是作者极高的手笔，其中含着甚深的杀机。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

　　他们的主公邵诗人，在赞扬美国白诗人的文章中，贬落了黑诗人〔８〕，“相信这种诗是走不出美国的，至少走不出英国语的圈子。”（《现代》五卷六期）我在中国的富贵人及其鹰犬的眼中，虽然也不下于黑奴，但我的声音却走出去了。这是最可痛恨的。但其实，黑人的诗也走出“英国语的圈子”去了。

　　美国富翁和他的女婿及其鹰犬也是奈何它不得的。

　　但这种鹰犬的这面目，也不过以向“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的我而已，只要立刻能给一个嘴巴，他们就比吧儿狗还驯服。现在就引一个也曾在《“滑稽”例解》中提过，登在去年九月二十一日《申报》上的广告在这里罢——十日谈向晶报声明误会表示歉意会本刊措词不善致使晶报对郡洵美君提起刑事自诉按双方均为社会有声誉之刊物自无互相攻讦之理兹经章士钊江容平衡诸君诠释已得晶报完全谅解除由晶报自行撤回诉讼外特此登报声明表示歉意“双方均为社会有声誉之刊物，自无互相攻讦之理”，此“理”极奇，大约是应该攻讦“最近是在查禁之列”的刊物的罢。金子做了骨髓，也还是站不直，在这里看见铁证了。

　　给“女婿问题”纸张费得太多了，跳到别一件，这就是“《庄子》和《文选》”。

　　这案件的往复的文字，已经收在本文里，不再多谈；别人的议论，也为了节省纸张，都不剪帖了。其时《十日谈》也大显手段，连漫画家都出了马，为了一幅陈静生先生的《鲁迅翁之笛》〔９〕，还在《涛声》上和曹聚仁先生惹起过一点辩论的小风波。但是辩论还没有完，《涛声》已被禁止了，福人总永远有福星照命……

　　然而时光是不留情面的，所谓“第三种人”，尤其是施蛰存和杜衡〔１０〕即苏汶，到今年就各自露出他本来的嘴脸来了。

　　这回要提到末一篇，流弊是出在用新典。

　　听说，现在是连用古典有时也要被检查官禁止了，例如提起秦始皇，但去年还不妨，不过用新典总要闹些小乱子。我那最末的《青年与老子》，就因为碰着了杨邨人先生（虽然刊出的时候，那名字已给编辑先生删掉了），后来在《申报》本埠增刊的《谈言》（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引得一篇妙文的。不过颇难解，好像是在说我以孝子自居，却攻击他做孝子，既“投井”，又“下石”了。因为这是一篇我们的“改悔的革命家”的标本作品，弃之可惜，谨录全文，一面以见杨先生倒是现代“语录体”〔１１〕作家的先驱，也算是我的《后记》里的一

　　点余兴罢——聪明之道　邨人

　　街而立，虽电车玲玲轧轧，汽车呜呜哑哑，市嚣扰人而不觉，俨然有如隐士，居处晏如，悟道深也。老人曰，“汝来何事？”对曰，“敢问聪明之道。”谈话有主题，遂成问答。

　　“难矣哉，聪明之道也！孔门贤人如颜回，举一隅以三隅反，孔子称其聪明过人，于今之世能举一隅以三隅反者尚非聪明之人，汝问聪明之道，其有意难余老糙者耶？”

　　“不是不是，你老人家误会了我的问意了！我并非要请教关于思辨之术。我是生性拙直愚笨，处世无方，常常碰壁，敢问关于处世的聪明之道。”

　　“噫嘻，汝诚拙直愚笨也，又问处世之道！夫今之世，智者见智，仁者见仁，阶级不同，思想各异，父子兄弟夫妇姊妹因思想之各异，一家之内各有主张各有成见，虽属骨肉至亲，乖离冲突，背道而驰；古之所谓英雄豪杰，各事其君而为仇敌，今之所谓志士革命家，各为阶级反目无情，甚至只因立场之不同，骨肉至亲格杀无赦，投机取巧或能胜利于一时，终难立足于世界，聪明之道实则已穷，且唯既愚且鲁之徒方能享福无边也矣。

　　……”

　　“老先生虽然说的头头是道，理由充足，可是，真的聪明之道就没有了吗？”

　　“然则仅有投机取巧之道也矣。试为汝言之：夫投机取巧之道要在乎滑头，而滑头已成为专门之学问，西欧学理分门别类有所谓科学哲学者，滑头之学问实可称为滑头学。滑头学如依大学教授之编讲义，大可分成若干章，每章分成若干节，每节分成若干项，引古据今，中西合璧，其理论之深奥有甚于哲学，其引证之广大举凡中外历史，物理化学，艺术文学，经商贸易之直，诱惑欺骗之术，概属必列，包罗万象，自大学预科以至大学四年级此一讲义仅能讲其千分之一，大学毕业各科及格，此滑头学则无论何种聪明绝顶之学生皆不能及格，且大学教授本人恐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难学也可想而知之矣。余处世数十年，头顶已秃，须发已白，阅历不为不广，教训不为不多，然而余着手编辑滑头学讲义，仅能编其第一章之第一节，第一节之第一项也。此第一章之第一节，第一节之第一项其纲目为‘顺水行舟’，即人云亦云，亦即人之喜者喜之，人之恶者恶之是也，举一例言之，如人之恶者为孝子，所谓封建宗法社会之礼教遗孽之一，则汝虽曾经为父侍汤服药问医求卜出诸天性以事亲人，然论世之出诸天性以事亲人者则引‘孝子’之名以责难之，惟求青年之鼓掌称快，勿管本心见解及自己行动之如何也。被责难者处于时势潮流之下，百辞莫辩，辩则反动更为证实，从此青年鸣鼓而攻，体无完肤，汝之胜利不但已操左券，且为青年奉为至圣大贤，小品之集有此一篇，风行海内洛阳纸贵，于是名利双收，富贵无边矣。其第一章之第一节，第一节之第二项为‘投井下石’，余本亦知一二，然偶一忆及投井下石之人，殊觉头痛，实无心编之也。然而滑头学虽属聪明之道，实乃左道旁门，汝实不足学也。”

　　“老先生所言想亦很有道理，现在社会上将这种学问作敲门砖混饭吃的人实在不少，他们也实在到处逢源，名利双收，可是我是一个拙直愚笨的人，恐怕就要学也学不了吧？”

　　“呜呼汝求聪明之道，而不学之，虽属可取，然碰壁也宜矣！”

　　是夕问道于世故老人，归来依然故我，呜呼噫嘻！

　　但我们也不要一味赏鉴“呜呼噫嘻”，因为这之前，有些地方演了“全武行”。

　　也还是剪报好，我在这里剪一点记的最为简单的——艺华影片公司被“影界铲共同志会”捣毁近新建之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之青年三人，向该公司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在持笔签名之际，另一人遂大呼一声，则预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蜂拥夺门冲入，分投各办事室，肆行捣毁写字台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后又至室外，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具，摄影机一具，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剿灭共产党”，“打倒出卖民众的共产党”，“扑灭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等等字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约逾七分钟时，由一人狂吹警笛一声，众暴徒即集合列队而去，迨该管六区闻警派警士侦缉员等赶至，均已远扬无踪。该会且宣称昨晨之行动，目的仅在予该公司一警告，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之调查矣云云。

　　据各报所载该宣言之内容称，艺华公司系共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内容为描写阶级斗争者，但以向南京检委会行贿，故得通过发行。又称该会现向教育部，内政部，中央党部及本市政府发出呈文，要求当局命令该公司，立即销毁业已摄成各片，自行改组公司，清除所有赤色份子，并对受贿之电影检委会之责任人员，予以惩处等语。

　　事后，公司坚称，实系被劫，并称已向曹家渡六区公安局报告。记者得讯，前往调查时，亦仅见该公司内部布置被毁无余，桌椅东倒西歪，零乱不堪，内幕究竟如何，想不日定能水落石出也。

　　十一月十三日，《大美晚报》。

　　警戒电影院

　　拒演田汉等之影片

　　自从艺华公司被击以后，上海电影界突然有了一番新的波动，从制片商已经牵涉到电影院，昨日本埠大小电影院同时接到署名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之警告函件，请各院拒映田汉等编制导演主演之剧本，其原文云：

　　敝会激于爱护民族国家心切，并不忍电影界为共产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影片公司之行动，查贵院平日对于电影业，素所热心，为特严重警告，祈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此告。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十一，十三。

　　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报》。

　　但“铲共”又并不限于“影界”，出版界也同时遭到覆面英雄们的袭击了。又剪报——

　　今晨良友图书公司

　　突来一怪客

　　手持铁锤击碎玻璃窗

　　扬长而去捕房侦查中

　　b……光华书局请求保护

　　沪西康脑脱路艺华影片公司，昨晨九时许，忽被状

　　似工人等数十名，闯入摄影场中，并大发各种传单，署名“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等字样，事后扬长而去。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日上午十一时许，北四川路八百五十一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忽有一男子手持铁锤，至该公司门口，将铁锤击入该店门市大玻璃窗内，击成一洞。该男子见目的已达，立即逃避。该管虹口捕房据报后，立即派员前往调查一过，查得良友公司经售各种思想左倾之书籍，与捣毁艺华公司一案，不无关联。今日上午四马路光华书局据报后，惊骇异常，即自投该管中央捕房，请求设法保护，而免意外，惟至记者截稿时尚未闻发生意外之事云。

　　十一月十三日，《大晚报》。

　　印刷所已被捣毁

　　编辑间未受损失

　　承印美人伊罗生编辑之《中国论坛报》勒佛尔印刷

　　所，在虹口天潼路，昨晚有暴徒潜入，将印刷间捣毁，其编辑间则未受损失。

　　十一月十五日，《大美晚报》。

　　袭击神州国光社

　　昨夕七时四人冲入总发行所

　　铁锤挥击打碎橱窗损失不大

　　河南路五马路口神州国光社总发行所，于昨晚七时，

　　正欲打烊时，突有一身衣长袍之顾客入内，状欲购买书籍。不料在该客甫入门后，背后即有三人尾随而进。该长袍客回头见三人进来，遂即上前将该书局之左面走廊旁墙壁上所挂之电话机摘断。而同时三短衣者即实行捣毁，用铁锤乱挥，而长衣者亦加入动手，致将该店之左橱窗打碎，四人即扬长而逸。而该店时有三四伙友及学徒，亦惊不能作声。然长衣者方出门至相距不数十步之泗泾路口，为站岗巡捕所拘，盖此长衣客因打橱窗时玻璃倒下，伤及自己面部，流血不止，渠因痛而不能快行也。

　　该长衣者当即被拘入四马路中央巡捕房后，竭力否认参加捣毁，故巡捕已将此人释放矣。

　　十二月一日，《大美晚报》。

　　美国人办的报馆捣毁得最客气，武官们开的书店〔１２〕捣毁得最迟。“扬长而逸”，写得最有趣。

　　捣毁电影公司，是一面撒些宣言的，有几种报上登过全文；对于书店和报馆却好像并无议论，因为不见有什么记载。

　　然而也有，是一种钢笔版蓝色印的警告，店名或馆名空着，各各填以墨笔，笔迹并不像读书人，下面是一长条紫色的木印。

　　我幸而藏着原本，现在订定标点，照样的抄录在这里——

　　敝会激于爱护民族国家心切，并不忍文化界与

　　思想界为共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公司之行动。现为贯彻此项任务计，拟对于文化界来一清算，除对于良友图书公司给予一初步的警告外，于所有各书局各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调

　　查。素知

　　贵……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为特严重警告，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如鲁迅，茅盾，蓬子，沈端先，钱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动文字，以及反动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此

　　告…………

　　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　十一，十三。

　　一个“志士”，纵使“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但若会在不知何时，飞来一个锤子，打破值银数百两的大玻璃；“如有不遵”，更会在不知何时，飞来一顶红帽子，送掉他比大玻璃更值钱的脑袋，那他当然是也许要灰心的。然则书店和报馆之有些为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既是被“扬长而去”的英雄们指定为“赤色作家”，还是莫害他人，放下笔，静静的看一会把戏罢，所以这一本里面的杂文，以十一月七日止，因为从七日到恭逢警告的那时候——十一月十三日，我也并没有写些什么的。

　　但是，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文人原多“烟士披离纯”，何况现在嗅觉又特别发达了，他们深知道要怎样“创作”才合式。这就到了我不批评社会，也不论人，而人论我的时期了，而我的工作是收材料。材料尽有，妙的却不多。纸墨更该爱惜，这里仅选了六篇。官办的《中央日报》讨伐得最早，真是得风气之先，不愧为“中央”；《时事新报》正当“全武行”全盛之际，最合时宜，却不免非常昏愦；《大晚报》和《大美晚报》〔１３〕起来得最晚，这是因为“商办”的缘故，聪明，所以小心，小心就不免迟钝，他刚才决计合伙来讨伐，却不料几天之后就要过年，明年是先行检查书报，以惠商民，另结新样的网，又是一个局面了。

　　现在算是还没有过年，先来《中央日报》的两篇罢——

　　杂感　洲

　　《东方杂志》以及《现代》上，都有杂感随笔这一栏。好像一九三三真要变成一个小文章年头了。目下中国杂感家之多，远胜于昔，大概此亦鲁迅先生一人之功也。中国杂感家老牌，自然要推鲁迅。他的师爷笔法，冷辣辣的，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热风》，《华盖集》，《华盖续集》，去年则还出了什么三心《二心》之类。照他最近一年来“干”的成绩而言大概五心六心也是不免的。鲁迅先生久无创作出版了，除了译一些俄国黑面包之外，其余便是写杂感文章了。杂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挥而就。则于抽卷烟之际，略转脑子，结果就是十元千字。大概写杂感文章，有一个不二法门。不是热骂，便是冷嘲。如能热骂后再带一句冷嘲或冷嘲里夹两句热骂，则更佳矣。

　　不过普通一些杂感，自然是冷嘲的多。如对于某事物有所不满，自然就不满（迅案：此字似有误）有冷嘲的文章出来。鲁迅先生对于这样也看不上眼，对于那样也看不上眼，所以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了。

　　我们村上有个老女人，丑而多怪。一天到晚专门爱说人家的短处，到了东村头摇了一下头，跑到了西村头叹了一口气。好像一切总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问她倒底要怎样呢，她又说不出。我觉得她倒有些像鲁迅先生，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问他究竟的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报》的《中央公园》。

　　文坛与擂台　鸣春

　　王。鲁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间里带了一付透视一切的望远镜，如果发现文坛上那一个的言论与行为有些瑕疵，他马上横枪跃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鲁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贵的时间，而去想如何锋利他的笔端，如何达到挖苦人的顶点，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

　　关于这，我替鲁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鲁迅先生你先要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对你的人，暗里总不敢否认你是中国顶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论，可以影响青年，那么你的言论就应该慎重。请你自己想想，在写《阿Ｑ传》之后，有多少时间浪费在笔战上？而这种笔战，对一般青年发生了何种影响？

　　第一流的作家们既然常时混战，则一般文艺青年少不得在这战术上学许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变枳，批评人的人常离开被批评者的言论与思想，笔头一转而去骂人家的私事，说人家眼镜带得很难看，甚至说人家皮鞋前面破了个小洞；甚至血偾脉张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丢下笔杆动拳头。我说，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像鲁迅先生这一般人多少总要负一点儿责任的。

　　其实，有许多笔战，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词的解放，你就是不骂，不见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词；有人提倡读《庄子》与《文选》，也不见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鸦片烟，你又何必咬紧牙根，横睁两眼，给人以难堪呢？

　　我记得一个精通中文的俄国文人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对鲁迅先生的《阿Ｑ传》曾经下过这样的批评：“鲁迅是反映中国大众的灵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风格，是使人流泪，故鲁迅不独为中国的作家，同时亦为世界的一员。”鲁迅先生，你现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荣，当你现在阅历最多，观察最深，生活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更应当如何去发奋多写几部比《阿Ｑ传》更伟大的著作？伟大的著作，虽不能传之千年不朽，但是笔战的文章，一星期后也许人就要遗忘。青年人佩服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实在更胜于佩服一个擂台上的霸主。我们读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哥德，这般人的文章，而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日报》的《中央公园》。

　　这两位，一位比我为老丑的女人，一位愿我有“伟大的著作”，说法不同，目的却一致的，就是讨厌我“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于是而时时有“杂文”。这的确令人讨厌的，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洲先生刺我不给他们一个鲜明的主张，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颇诧异鸣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亚之流一大串。不知道为什么，近一年来，竟常常有人诱我去学托尔斯泰了，也许就因为“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给我一个好榜样。可是我看见过欧战时候他骂皇帝的信〔１４〕，在中国，也要得到“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的罪名的。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他生存时，希腊教徒就年年诅咒他落地狱。

　　中间就夹两篇《时事新报》上的文章——

　　略论告密　陈代

　　自由书》，“一名：《不三不四集》”的《前记》与《后记》里也常可看到他在注意到这一点。可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告密，并不是有人把他的住处，或者什么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去密告巡捕房（或者什么要他的“密”的别的机关？）以致使他被捕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有人把“因为”他“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的什么宣说出来，而使人知道“什么就是鲁迅”。

　　“这回，”鲁迅先生说，“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他却忘了说编者暗示于鲁迅先生尚未上场之先。因为在何家干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将上台的时候，编者先介绍说，这将上场的两位是文坛老将。于是人家便提起精神来等那两位文坛老将的上场。要是在异地，或者说换过一个局面，鲁迅先生是也许会说编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个生疏的名字在什么附刊上出现，就想知道那个名字是真名呢，还是别的熟名字的又一笔名，想也是人情之常。即就鲁迅先生说，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文艺》，便禁不住问：“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谁的笔名的话，他也许会说出那就是谁来的。这不会是怎样的诬蔑，我相信，因为于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实说“柳丝是杨邨人先生……的笔名”，而表示着欺不了他？

　　还有，要是要告密，为什么一定要出之“公开的”形式？秘密的不是于告密者更为安全？我有些怀疑告密者的聪敏，要是真有这样的告密者的话。

　　而在那些用这个那个笔名零星发表的文章，剪贴成集子的时候，作者便把这许多名字紧缩成一个，看来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后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的《青光》。

　　略论放暗箭　陈代

　　《后记》，略论了告密的，现在读了唐包先生的《新脸谱》，止不住又要来略论放暗箭。

　　在《新脸谱》中，唐先生攻击的方面是很广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几乎全为“暗箭”所织成，虽然有许多箭标是看不大清楚的。

　　“说是受着潮流的影响，文舞台的戏儿一出出换了。

　　脚色虽然依旧，而脸谱却是簇新的。”——是暗箭的第一条。虽说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因为现在的确有许多文脚色，为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见，放着演惯的旧戏不演演新戏，嘴上还“说是受着潮流的影响”，以表示他的不落后。还有些甚至不要说脚色依旧，就是脸谱也并不簇新，只是换了一个新的题目，演的还是那旧的一套：如把《薛平贵西凉招亲》改题着《穆薛姻缘》之类，内容都一切依旧。

　　第二箭是——不，不能这样写下去，要这样写下去，是要有很广博的识见的，因为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数箭，看得人眼花头眩，竟无从把它把捉住，比读硬性的翻译还难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并不满意这样的态度，不然为什么要骂人家“怪声怪气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战”？

　　然而，在事实上，他是在“怪声怪气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战”。

　　或者说，他并不是在挑战，只是放放暗箭，因为“鏖战”，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败了”“再来”的时候还得去“重画”脸谱。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隐暗处，看到了什么可射的，便轻展弓弦，而箭就向前舒散地直飞。可是他又在骂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后才能骂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时事新报》的《青光》。

　　这位陈先生是讨伐军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连自己后来的说明和别人豫先的揭发的区别都不知道。倘使我被谋害而终于不死，后来竟得“寿终×寝”，他是会说我自己乃是“最后的凶手”的。

　　他还问：要是要告密，为什么一定要出之“公开的”形式？答曰：这确是比较的难懂一点，但也就是因为要告得像个“文学家”的缘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进探坛里去了。有意的和无意的的区别，我是知道的。我所谓告密，是指着叭儿们，我看这“陈代”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你想，消息不灵，不是反而不便当么？

　　第二篇恐怕只有他自己懂。我只懂得一点：他这回嗅得不对，误以唐包先生为就是我了。采在这里，只不过充充自以为我的论敌的标本的一种而已。

　　其次是要剪一篇《大晚报》上的东西——

　　钱基博之鲁迅论　戚施

　　近人有裒集关于批评鲁迅之文字而为《鲁迅论》一

　　书者，其中所收，类皆称颂鲁迅之辞，其实论鲁迅之文者，有毁有誉，毁誉互见，乃得其真。顷见钱基博氏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至三十万言，其论白话文学，不过一万余字，仅以胡适入选，而以鲁迅徐志摩附焉。于此诸人，大肆訾支。迩来旧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钱氏之大胆者，而新人未尝注意及之。兹特介绍其“鲁迅论”于此，是亦文坛上之趣闻也。

　　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之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效颦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竞欧化，《小说月报》，盛扬其焰。然而诘屈聱牙，过于周诰，学士费解，何论民众？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侪生愿读欧文，不愿见此妙文也！比于时装妇人着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倾跌，益增丑态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国，独非奴性耶。反唇之讥，或谑近虐！然始之创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户晓者，不以欧化的国语文学之兴而荒其志耶？斯则矛盾之说，无以自圆者矣，此于鲁迅之直译外国文学，及其文坛之影响，而加以訾支者也。

　　平心论之，鲁迅之译品，诚有难读之处，直译当否是一问题，欧化的国语文学又是一问题，借曰二者胥有未当，谁尸其咎，亦难言之也。钱先生而谓，鄙言为不然耶？

　　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于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而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是则于鲁迅之创作亦加以訾支，兼及其思想矣。

　　至目鲁迅为右倾，亦可谓独具只眼，别有鉴裁者也！既不满意于郭沫若蒋光赤之左倾，又不满意于鲁迅徐志摩之右倾，而惟倾慕于所谓“让清”遗老之流风余韵，低徊感喟而不能自已，钱先生之志，皎然可睹矣。当今之世，左右做人难，是非无定质，亦于钱先生之论鲁迅见之也！

　　钱氏此书出版于本年九月，尚有上年十二月之跋记云。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晚报》的《火炬》。

　　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的保存起来，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

　　最后是《大美晚报》，出台的又是曾经有过文字上的交涉

　　的王平陵先生——骂人与自供　王平陵

　　生小子道长论短，有所述作，无不讥为“浅薄无聊”；同样，较有修养的年轻人，看着那般通材硕儒们言必称苏俄，文必宗普鲁，亦颇觉得如嚼青梅，齿颊间酸不可耐。

　　世界上无论什么纷争，都有停止的可能，惟有人类思想的冲突，因为多半是近于意气，断没有终止的时候的。有些人好像把毁谤人家故意找寻人家的错误当作是一种职业；而以直接否认一切就算是间接抬高自己的妙策了。至于自己究竟是什么东西，那只许他们自己知道，别人是不准过问的。其实，有时候这些人意在对人而发的阴险的暗示，倒并不适切；而正是他们自己的一篇不自觉的供状。

　　圣经里好像有这样一段传说：一群街头人捉着一个偷汉的淫妇，大家要把石块打死她。耶稣说：“你们反省着！只有没有犯过罪的人，才配打死这个淫妇。”群众都羞愧地走开了。今之文坛，可不是这样？自己偷了汉，偏要指说人家是淫妇。如同鲁迅先生惯用的一句刻毒的评语，就就骂人是代表官方说话；我不知道他老先生是代表什么“方”说话！

　　本来，不想说话的人，是无话可说；有话要说；有话要说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是代表那一方。鲁迅先生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免“躬自薄而厚责于人”了。

　　像这样的情形，文坛有的是，何止是鲁迅先生。

　　十二月三十日，《大美晚报》的《火树》。

　　记得在《伪自由书》里，我曾指王先生的高论为属于“官方”〔１５〕，这回就是对此而发的，但意义却不大明白。由“自己偷了汉，偏要指说人家是淫妇”的话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倒是“官方”，而不知“有话要说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是代表那一方”的。所以如果想到了，那么，说人反动的，他自己正是反动，说人匪徒的，他自己正是匪徒……且住，又是“刻毒的评语”了，耶稣不说过“你们反省着”〔１６〕吗？——为消灾计，再添一条小尾：这坏习气只以文坛为限，与官方无干。

　　王平陵先生是电影检查会〔１７〕的委员，我应该谨守小民的规矩。

　　真的且住。写的和剪贴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别人的，化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这一条尾巴又并不小。

　　时光，是一天天的过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着过去，不久就在我们的记忆上消亡；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论，没有感到和没有知道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但即此写了下来的几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后记》来补叙些因此而生的纠纷，同时也照见了时事，格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而现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尊脸来，看看暗中，写它几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１８〕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文坛上的事件还多得很：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１９〕，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然而都不是做这《准风月谈》时期以内的事，在这里也且不提及，或永不提及了。还是真的带住罢，写到我的背脊已经觉得有些痛楚的时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夜，鲁迅记于上海。

　　〔１〕　《社会新闻》　参看本卷第１８２页注〔２〕。该刊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发表署名“莘”的《读〈伪自由书〉书后》一文，攻击鲁迅说：“《伪自由书》，鲁迅著，北新出版，实价七角。书呢，不贵，鲁迅的作品，虽则已给《申报•自由谈》用过一道，但你要晓得，这里还有八千字的后记呢，就算单买后记，也值。并且你得明了鲁迅先生出此一书的本意，是为那些写在《自由谈》的杂感吗？决不是，他完全是为了这条尾巴，用来稳定他那文坛宝座的回马枪。”

　　〔２〕　《十日谈》　邵洵美等办的一种文艺旬刊，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创刊，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停刊。上海第一出版社发行。

　　〔３〕　“盛宫保”　指盛宣怀，参看本卷第１３３页注〔２〕。清廷曾授他“太子少保”官衔。一九一六年盛死后，他的家属举办过轰动一时的“大出丧”。

　　〔４〕　《中央日报》　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一九二八年二月创刊，当时在南京出版。

　　〔５〕　《改造》　日本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四月创刊，改造社发行。一九五五年二月停刊。鲁迅应改造社之约写了《火》、《王道》、《监狱》三篇短论，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版的《改造》月刊。

　　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时，将三个短论组成一篇，题为《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６〕　《人言》　周刊，郭明等编辑，一九三四年二月创刊，上海第一出版社发行。《谈监狱》载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按章克标、邵洵美都是《人言》的“编辑同人”，作者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致郑振铎信中曾提到“章（克标）编《人言》”的事，说：“章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

　　〔７〕　丸造氏　即内山完造，参看本卷第１８２页注〔６〕。

　　〔８〕　贬落了黑诗人　见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一文，载《现代》第五卷第六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现代美国文学专号”。

　　黑诗人，指美国黑人作家休士（Ｌ．Ｈｕｇｈｅｓ　１９０２—１９６７）。

　　〔９〕　《鲁迅翁之笛》　刊于《十日谈》第八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署名静（陈静生）。画中为鲁迅吹笛，群鼠随行。曹聚仁曾在《涛声》第二卷第四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日）发表《鲁迅翁之笛》一文，批评了这幅漫画；接着漫画作者在《十日谈》第十一期发表《以不打官话为原则而致复涛声》进行答辩。《涛声》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因国民党政府吊销登记证而被迫停刊。

　　〔１０〕　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　原名戴克崇，笔名苏汶、杜衡，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三十年代以“第三种人”自居，攻击左翼文艺运动，曾编辑《新文艺》、《现代》等刊物。

　　〔１１〕　现代“语录体”　指当时林语堂等提倡的模仿宋人《语录》的文白夹杂的文字。

　　〔１２〕　武官们开的书店　指上海神州国光社。该社在一九三一年后曾接受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等人的投资。

　　〔１３〕　《大美晚报》　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一九三三年一月起曾另出汉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

　　〔１４〕　托尔斯泰在一九○四年日俄战争时，写了一封给俄国皇帝和日本皇帝的信（载于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英国《泰晤士报》，两月后曾译载于日本《平民新闻》），指斥他们发动战争的罪恶。又托尔斯泰很不满意当时的教会（俄国人信奉的是希腊正教），在著作中常常猛烈地加以攻击，他于一九○一年二月被教会正式除名。

　　〔１５〕　见《伪自由书•不通两种》附录《官话而已》。

　　〔１６〕　“你们反省着”　或译“你悔改吧”，是基督教《新约全书》中的话。

　　〔１７〕　电影检查会　一九三三年三月，国民党政府成立由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的“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是迫害左翼文艺运动的机构之一。

　　〔１８〕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语出《晋书•阮籍传》：“（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竖子，对人的蔑称，与“小子”相近。

　　〔１９〕　中权　本指古代军队中主将所在的中军。《左传》宣公十二年有：“中权后劲。”晋代杜预注：“中军制谋，后以精兵为殿。”这里引申为政治中枢，是说当时一些文人在反动当局指使下进行造谣诬陷的阴谋活动。

花边文学

目录 　　序言

　　“彻底”的底子

　　“此生或彼生”

　　“大雪纷飞”

　　“京派”与“海派”

　　“莎士比亚”

　　“小童挡驾”

　　《如此广州》读后感

　　安贫乐道法

　　北人与南人

　　大小骗

　　刀“式”辩

　　倒提

　　点句的难

　　读几本书

　　读书忌

　　法会和歌剧

　　古人并不纯厚

　　过年

　　汉字和拉丁化

　　化名新法

　　考场三丑

　　看书琐记（一）

　　看书琐记（二）

　　看书琐记（三）

　　零食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论“花边文学”

　　论秦理斋夫人事

　　论重译

　　骂杀与捧杀

　　漫骂

　　女人未必多说谎

　　偶感

　　朋友

　　奇怪（一）

　　奇怪（二）

　　奇怪（三）

　　批评家的批评家

　　清明时节

　　商贾的批评

　　趋时和复古

　　谁在没落？

　　水性

　　算账

　　推己及人

　　玩具

　　未来的光荣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洋服的没落

　　小品文的生机

　　一思而行

　　迎神和咬人

　　又是“莎士比亚”

　　运命

　　再论重译

　　正是时候

　　知了世界

　　中秋二愿

　　做文章

序言

　　文六十一篇，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序言

　　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１〕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２〕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３〕，小品文半月刊《太白》〔４〕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５〕，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６〕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它玩笑》，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７〕先生的来信，笔伐的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花边文学”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８〕，官家的书报检查处〔９〕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１０〕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１１〕。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１２〕。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

　　〔１〕《申报》的《自由谈》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１〕。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后，《自由谈》一度停刊。

　　〔２〕新任者指继黎烈文后主编《申报•自由谈》的张梓生。他是浙江绍兴人，与鲁迅相识。

　　〔３〕《中华日报》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办的报纸，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创刊。《动向》，该报副刊之一，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始办，聂绀弩主编，常发表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停刊。

　　〔４〕《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编辑，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停刊。

　　〔５〕青年战友指廖沫沙，湖南长沙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曾以林默等笔名写文章。参看本书《倒提》一文的附录。

　　〔６〕“花边”旧时银元边缘铸有花纹，因此有“花边”的俗称。

　　〔７〕文公直江西萍乡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

　　〔８〕《闲话皇帝》事件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决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这件事也被称为《新生》事件。

　　〔９〕书报检查处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月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设立。《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以“失责”为由，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将该会检查官项德言等七人撤职。

　　〔１０〕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他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浙江宁海人，明惠帝建文时任侍讲学士。建文四年（１４０２），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

　　〔１１〕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请愿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开放舆论”，“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同年十二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所谓“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当舆论”的决议。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指一九三五年底，北平、上海等地文化教育界人士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提出“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的要求。

　　〔１２〕北五省的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并吞我国华北的目的，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五省指当时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

“彻底”的底子

　　公汗

　　现在对于一个人的立论，如果说它是“高超”，恐怕有些要招论者的反感了，但若说它是“彻底”，是“非常前进”，却似乎还没有什么。

　　现在也正是“彻底”的，“非常前进”的议论，替代了“高超”的时光。

　　文艺本来都有一个对象的界限。譬如文学，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读者为对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当然要有深浅。而主张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还是作者的本分。然而这时“彻底”论者站出来了，他却说中国有许多文盲，问你怎么办？这实在是对于文学家的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不过还可以另外请一枝救兵来，也就是辩解。因为文盲是已经在文学作用的范围之外的了，这时只好请画家，演剧家，电影作家出马，给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东西。然而这还不足以塞“彻底”论者的嘴的，他就说文盲中还有色盲，有瞎子，问你怎么办？于是艺术家们也遭了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那么，作为最后的挣扎，说是对于色盲瞎子之类，须用讲演，唱歌，说书罢。说是也说得过去的。然而他就要问你：莫非你忘记了中国还有聋子吗？

　　又是当头一棍，闷死，都闷死了。

　　于是“彻底”论者就得到一个结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

　　他立定了这个结论之后，不知道到那里去了。谁来“彻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艺家。然而文艺家又是不“彻底”的多，于是中国就永远没有对于文盲，色盲，瞎子，聋子，无不有效的——“彻底”的好的文艺。

　　但“彻底”论者却有时又会伸出头来责备一顿文艺家。

　　弄文艺的人，如果遇见这样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脸，那么，文艺不但不会前进，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切实的文艺家必须认清这一种“彻底”论者的真面目！

　　七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此生或彼生”

　　白道

　　“此生或彼生”。

　　现在写出这样五个字来，问问读者：是什么意思？倘使在《申报》上，见过汪懋祖〔２〕先生的文章，“……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的，那就也许能够想到，这就是“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的意思。

　　否则，那回答恐怕就要迟疑。因为这五个字，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

　　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胡。我们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们的智识，并且须仗我们已有的智识，给它注解，补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话之后，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径就用白话，即使多写了几个字，但对于读者，“其省力为何如”？

　　我就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六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汪懋祖（１８９１—１９４９）字典存，江苏吴县人，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教系主任、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五四”时期他就鼓吹文言，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又鼓吹中小学尊孔读经和课本改用文言，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在六月二十一日《申报》发表的《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学习文言固较寻常语言稍难，……而应用上之省力，则阅者作者以及印工皆较经济，若用耳不用目，固无须文言。若须用目则文言尚矣。因文言为语体之缩写，语言注重音义，而文言音义之外，尚有形可察。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

“大雪纷飞”

　　张沛

　　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章士钊〔２〕先生现在是在保障民权了，段政府时代，他还曾经保障文言。他造过一个实例，说倘将“二桃杀三士”用白话写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多么的不行。这回李焰生〔３〕先生反对大众语文，也赞成“静珍君之所举，‘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酌量采用，是不能与提倡文言文相提并论”的。

　　我也赞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文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而且在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但是，两位先生代译的例子，却是很不对劲的。那时的“士”，并非一定是“读书人”，早经有人指出了；这回的“大雪纷飞”里，也没有“一片一片”的意思，这不过特地弄得累坠，掉着要大众语丢脸的枪花。

　　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在江浙，倘要说出“大雪纷飞”的意思来，是并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的，大抵用“凶”，“猛”或“厉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思想和言语，都一步一步的和大众离开，那当然是“势所不免”的事。不过他倘不是从小就是公子哥儿，曾经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关，那么，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记得他们有许多赛过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好话。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大众虽然智识没有读书人的高，但他们对于胡说的人们，却有一个谥法：绣花枕头。这意义，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因为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不是鸭绒：是稻草。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任北洋军阀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三一年起，他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曾为陈独秀、彭述之等案担任辩护。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申报》刊载他的《国民党与国家》一文，谈及保障“民权”问题。关于“二桃杀三士”，见他的《评新文化运动》（原载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新闻报》，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北京《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曾重载）一文：“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出自《晏子春秋》，这里“士”应作武士讲，章士钊误解为读书人。鲁迅曾先后发表《“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载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北京《晨报副刊》）、《再来一次》（载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两篇文章，指出他的错误。

　　〔３〕李焰生当时反动刊物《新垒》月刊的主编。他提出所谓“国民语”以反对大众语，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的《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一文。他所说的静珍的文章，指《新垒》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刊载的《文言白话及其繁简》一文，其中说：“文言文往往只有几个字而包涵很多意思，……譬如文言文的‘大雪纷飞’，这已经简化到一种成语了，见到这四个字马上会起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而译作白话文‘大雪纷纷的下着’，那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无形中就淡漠了许多。”

“京派”与“海派”

　　栾廷石

　　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且引别一某先生的陈言，以为作者的籍贯，与作品并无关系，要给北平某先生一个打击。〔２〕其实，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３〕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４〕，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５〕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６〕，前年大难临头，北平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则是古物的南迁，〔７〕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

　　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一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北平某先生指沈从文，湖南凤凰人，作家。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文学创作缺乏“认真严肃”的作风，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元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上海某先生，指苏汶（杜衡）。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为上海文人进行辩解，对“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表示不满，文中还提到：“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都似乎也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此后，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曹聚仁等也参加这一争论。

　　〔３〕梅兰芳（１８９４—１９６１）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九三○年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时，美国波摩那大学及南加州大学曾授与他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

　　〔４〕“居移气，养移体”语见《孟子•尽心》。

　　〔５〕“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语出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如……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

　　〔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参看本卷第１３页注〔５〕。

　　〔７〕关于北平学者以古文化掩护自己和古物南迁，参看本卷第１３页注〔６〕、〔２〕。

“莎士比亚”

　　苗挺

　　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２〕，一提便完；梁启超〔３〕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４〕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证明了群众的盲目〔５〕，连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也来译马克斯“牛克斯”的断片〔６〕。为什么呢？将何为呢？

　　而且听说，连苏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剧了。

　　不演还可，一要演，却就给施蛰存先生看出了“丑态”——

　　“……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

　　（《现代》五卷五期，施蛰存《我与文言文》。）

　　苏俄太远，演剧季的情形我还不了然，齿的冷暖，暂且听便罢。但梅兰芳和一个记者的谈话，登在《大晚报》的《火炬》上，却没有说要去演《贵妃醉酒》。

　　施先生自己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同前）这当然非常之好。不过他所“言”的别人的“行”，却未必一致，或者是偶然也会不一致的，如《贵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其实梅兰芳还没有动身，施蛰存先生却已经指定他要在“无产阶级”面前赤膊洗澡。这么一来，他们岂但“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７〕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国的国粹了。他们的文学青年，将来要描写宫殿的时候，会在“《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８〕也未可料的。

　　但是，做《贵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齿冷”，不做一下来凑趣，也使豫言家倒霉。两面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说：“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我何敢多撄众怒？”（同前）

　　末一句是客气话，赞成施先生的其实并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的在杂志上发表吗？——这“孤独”是很有价值的。

　　九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狭斯丕尔”即莎士比亚。严复《天演论•导言十六•进微》：“词人狭斯丕尔之所写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

　　〔３〕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学者，清末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著有《饮冰室文集》。他在《小说零简•新罗马传奇•楔子》中说：“因此老夫想著拉了两位忘年朋友，一个系英国的索士比亚，一个便是法国的福禄特尔，同去瞧听一回。”

　　〔４〕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戏剧家，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人之一。他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哈孟雷待》，《柔密欧与朱丽叶》两剧，分别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四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５〕见杜衡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六月）发表的《莎剧凯撒传中所表现的群众》。参看本书《又是“莎士比亚”》。

　　〔６〕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指梁实秋，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他曾在北京《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五月）发表译文《莎士比亚论金钱》，是根据英国《Ａｄｅｌｐｈｉ》杂志一九三三年十月号登载的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货币》一段翻译的。约翰生（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７０９—１７８４），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梁实秋曾著《约翰生》一书（一九三四年一月出版），并多次推崇约翰生，如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说他是“有眼光的哲学家”、“伟大的批评家”。马克斯“牛克斯”，是国民党政客吴稚晖谩骂马克思主义的话。

　　〔７〕施蛰存在《我与文言文》中说：“五年计划逐渐成功，革命时代的狂气逐渐消散，无产阶级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再回头来读读旧时代的文学作品，才知道它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东西。于是，为了文饰以前的愚蠢的谬误起见，巧妙地想出了‘文学的遗产’这个名词来作为承认旧时代文学的‘理论的根据’。”

　　〔８〕“《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参看本卷第４５０页注〔６〕。

“小童挡驾”

　　宓子章

　　近五六年来的外国电影，是先给我们看了一通洋侠客的勇敢，于是而野蛮人的陋劣，又于是而洋小姐的曲线美。但是，眼界是要大起来的，终于几条腿不够了，于是一大丛；又不够了，于是赤条条。这就是“裸体运动大写真”〔２〕，虽然是正正堂堂的“人体美与健康美的表现”，然而又是“小童挡驾”的，他们不配看这些“美”。

　　为什么呢？宣传上有这样的文字——“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说：她们怎不回过身子儿来呢？”“一位十足严正的爸爸说：怪不得戏院对孩子们要挡驾了！”

　　这当然只是文学家虚拟的妙文，因为这影片是一开始就标榜着“小童挡驾”的，他们无从看见。但假使真给他们去看了，他们就会这样的质问吗？我想，也许会的。然而这质问的意思，恐怕和张生〔３〕唱的“咍，怎不回过脸儿来”完全两样，其实倒在电影中人的态度的不自然，使他觉得奇怪。中国的儿童也许比较的早熟，也许性感比较的敏，但总不至于比成年的他的“爸爸”，心地更不干净的。倘其如此，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那可真真可怕了。但事实上大概决不至于此，所以那答话还不如改一下：“因为要使我过不了瘾，可恶极了！”

　　不过肯这样说的“爸爸”恐怕也未必有。他总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４〕，度了之后，便将这心硬塞在别人的腔子里，装作不是自己的，而说别人的心没有他的干净。裸体女人的都“不回过身子儿来”，其实是专为对付这一类人物的。她们难道是白痴，连“爸爸”的眼色，比他孩子的更不规矩都不知道吗？

　　但是，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的社会，所以做起戏来，是“妈妈”类献身，“儿子”类受谤。即使到了紧要关头，也还是什么“木兰从军”，“汪踦卫国”，〔５〕要推出“女子与小人”〔６〕去搪塞的。“吾国民其何以善其后欤？”

　　四月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裸体运动大写真”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的上海大戏院放映一部德、法、美等国裸体运动记录片《回到自然》。影院曾为此大肆宣传，此语及下面引文都是广告中的话。

　　〔３〕张生即张珙（君瑞），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的人物。这里引用的唱词见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第一折：“咍，怎不肯回过脸儿来？”

　　〔４〕“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语见《中庸》十三章朱熹注。

　　〔５〕“木兰从军”见南北朝时北朝叙事长诗《木兰诗》，诗中说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出征十二年，立功还乡。“汪踦卫国”，汪踦是春秋时鲁国的一个儿童，《礼记•檀弓》：“（鲁与齐师）战于郎，公叔禺人……与其邻重（童）汪踦往，皆死焉。”

　　〔６〕“女子与小人”参看本卷第１４３页注〔４〕。

《如此广州》读后感

　　越客

　　前几天，《自由谈》上有一篇《如此广州》〔２〕，引据那边的报章，记店家做起玄坛和李逵〔３〕的大像来，眼睛里嵌上电灯，以镇压对面的老虎招牌，真写得有声有色。自然，那目的，是在对于广州人的迷信，加以讥刺的。

　　广东人的迷信似乎确也很不小，走过上海五方杂处的衖堂，只要看毕毕剥剥在那里放鞭炮的，大门外的地上点着香烛的，十之九总是广东人，这很可以使新党叹气。然而广东人的迷信却迷信得认真，有魄力，即如那玄坛和李逵大像，恐怕就非百来块钱不办。汉求明珠，吴征大象，中原人历来总到广东去刮宝贝，好像到现在也还没有被刮穷，为了对付假老虎，也能出这许多力。要不然，那就是拚命，这却又可见那迷信之认真。

　　其实，中国人谁没有迷信，只是那迷信迷得没出息了，所以别人倒不注意。譬如罢，对面有了老虎招牌，大抵的店家，是总要不舒服的。不过，倘在江浙，恐怕就不肯这样的出死力来斗争，他们会只化一个铜元买一条红纸，写上“姜太公〔４〕在此百无禁忌”或“泰山石敢当”〔５〕，悄悄的贴起来，就如此的安身立命。迷信还是迷信，但迷得多少小家子相，毫无生气，奄奄一息，他连做《自由谈》的材料也不给你。

　　与其迷信，模胡不如认真。倘若相信鬼还要用钱，我赞成北宋人似的索性将铜钱埋到地里去〔６〕，现在那么的烧几个纸锭，却已经不但是骗别人，骗自己，而且简直是骗鬼了。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

　　广州人的迷信，是不足为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

　　二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如此广州》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味荔。

　　〔３〕玄坛即道教尊为“正一玄坛元帅”的财神赵公明。其绘像身跨黑虎，故称“黑虎玄坛”。李逵，长篇小说《水浒》中人物，该书四十三回中有他杀死四只老虎的故事。

　　〔４〕姜太公即周朝太公望吕尚（姓姜，封于吕，因称吕尚）。《史记•封禅书》：“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后来神话小说《封神演义》说他给神魔封号，民间也迷信他的名字能镇压“妖邪”。

　　〔５〕“泰山石敢当”西汉史游《急就篇》中已有“石敢当”一语，据唐代颜师古注：“敢当，言所当无敌也。”旧时人家正门或村口等处，如正对桥梁、通道，常树起一个石人或石片，上刻“泰山石敢当”字样，以作“镇邪”之用。前加“泰山”，大概因旧时流传“泰山府君”能“制鬼驱邪”的缘故。

　　〔６〕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用纸钱以后，也仍有以铜钱和金银埋在墓中的。

安贫乐道法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开不完，新近就看见了两种，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当。

　　一种是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当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须是轻松一点的职业。且不说掘煤，挑粪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厂里做工至少每天十点的工人，到晚快边就一定筋疲力倦，受伤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时候的。“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２〕，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转了，怎么还会有兴趣？——除非他爱兴趣比性命还利害。倘若问他们自己罢，我想，一定说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做梦也想不到发生兴趣法的。

　　还有一种是极其彻底的：说是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作“席卷天下”。这也是一张少见的富有诗趣的药方，不过也有煞风景在后面。快要秋凉了，一早到马路上去走走，看见手捧肚子，口吐黄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

　　上海中学会考的优良成绩发表了，有《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３〕，其中有一段——“……若德业已立，则虽饔飧不继，捉襟肘见，而其名德足传于后，精神生活，将充分发展，又何患物质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谛，固在彼而不在此也。……”（由《新语林》第三期转录）

　　这比题旨更进了一步，说是连不能“充腹”也不要紧的。但中学生所开的良方，对于大学生就不适用，同时还是出现了要求职业的一大群。

　　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有这么的彰明较著，其实，据我的愚见，是大可以不必再玩“之乎者也”了——横竖永远是没有用的。

　　八月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西洋古格言，见罗马讽刺诗人朱味那尔的《讽刺诗》第十篇。

　　〔３〕《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是一九三四年上海中学会考的作文试题。《新语林》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载埜容《拥护会考》一文中，曾根据《上海中学会考特刊》引录了试卷中的这段文字。《新语林》，文艺半月刊，原徐懋庸主编，第五期起改为“新语林社”编辑，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同年十月停刊。

北人与南人

　　栾廷石

　　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

　　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二陆〔２〕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衒之〔３〕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４〕，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５〕，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６〕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到清朝，又重理了这一篇账，至今还流衍着余波；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的，那真不独是南人的如天之福。当然，南人是有缺点的。权贵南迁〔７〕，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性情也不同，有缺点，也有特长，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样。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８〕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一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二陆指陆机、陆云兄弟。陆机（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陆云（２６２—３０３），字士龙，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二人都是西晋文学家。祖父陆逊、父亲陆抗皆三国时吴国名将。晋灭吴后，机、云兄弟同至晋都洛阳，往见西晋大臣张华，《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峻注引《晋阳秋》说：“司空张华见而说之，曰：‘平吴之利，在获二俊。’”又《世说新语•方正》载二陆入晋后，“卢志（按为北方士族）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世说新语•简傲》载二陆拜访刘道真的情形说：“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３〕羊衒之羊一作杨。北魏北平（今河北满城）人。《洛阳伽蓝记》，五卷，作于东魏武定五年（５４７），其中时有轻视南人的话，如卷二记中原氏族杨元慎故意说能治陈庆之（南朝梁将领，当时在洛阳）的病时的情景：“元慎即含水*e庆之曰：‘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依，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羹，唼嗍蟹黄。手把荳蔲，口嚼槟榔……’庆之伏枕曰：‘杨君见辱深矣！’自此后，吴儿更不敢解语。”又卷三记南齐秘书丞王肃投奔北魏后的情形说：“（王肃）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鞍。……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

　　〔４〕元代把所统治的人民划分为四等：前三等据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氏族》载为：一、蒙古人。二、色目人，包括钦察、唐兀、回回等族，是蒙古人侵入中原前已征服的西域人。三、汉人，包括契丹、高丽等族及在金人治下北中国的汉族人。又有第四等：南人，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说，“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断，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为南人，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诸路为南人。”

　　〔５〕南方之强语见《中庸》第十章：“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６〕孑遗这里指前朝的遗民。语出《诗经•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

　　〔７〕权贵南迁指汉族统治者不能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奴隶主的入侵，把政权转移到南方。如东晋为北方匈奴所迫，迁都建康（今南京）；南宋为北方金人所迫，迁都临安（今杭州）。他们南迁后，仍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

　　〔８〕某先生指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他在《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按原语见《论语•阳货》），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按原语见《论语•卫灵公》），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

大小骗

　　邓当世

　　“文坛”上的丑事，这两年来真也揭发得不少了：剪贴，瞎抄，贩卖，假冒。不过不可究诘的事情还有，只因为我们看惯了，不再留心它。

　　名人的题签，虽然字不见得一定写的好，但只在表示这书的作者或出版者认识名人，和内容并无关系，是算不得骗人的。可疑的是“校阅”。校阅的脚色，自然是名人，学者，教授。然而这些先生们自己却并无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所以真的校阅了没有是一个问题；即使真的校阅了，那校阅是否真的可靠又是一个问题。但再加校阅，给以批评的文章，我们却很少见。

　　还有一种是“编辑”。这编辑者，也大抵是名人，因这名，就使读者觉得那书的可靠。但这是也很可疑的。如果那书上有些序跋，我们还可以由那文章，思想，断定它是否真是这人所编辑，但市上所陈列的书，常有翻开便是目录，叫你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的。这怎么靠得住？至于大部的各门类的刊物的所谓“主编”，那是这位名人竟上至天空，下至地底，无不通晓了，“无为而无不为”〔２〕，倒使我们无须再加以揣测。

　　还有一种是“特约撰稿”。刊物初出，广告上往往开列一大批特约撰稿的名人，有时还用凸版印出作者亲笔的签名，以显示其真实。这并不可疑。然而过了一年半载，可就渐有破绽了，许多所谓特约撰稿者的东西一个字也不见。是并没有约，还是约而不来呢，我们无从知道；但可见那些所谓亲笔签名，也许是从别处剪来，或者简直是假造的了。要是从投稿上取下来的，为什么见签名却不见稿呢？

　　这些名人在卖着他们的“名”，不知道可是领着“干薪”的？倘使领的，自然是同意的自卖，否则，可以说是被“盗卖”。“欺世盗名”者有之，盗卖名以欺世者又有之，世事也真是五花八门。然而受损失的却只有读者。

　　三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无为而无不为”语见《老子》第四十八章。

刀“式”辩

　　黄棘

　　本月六日的《动向》上，登有一篇阿芷〔２〕先生指明杨昌溪〔３〕先生的大作《鸭绿江畔》，是和法捷耶夫〔４〕的《毁灭》相像的文章，其中还举着例证。这恐怕不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罢。因为生吞活剥的模样，实在太明显了。

　　但是，生吞活剥也要有本领，杨先生似乎还差一点。例如《毁灭》的译本，开头是——“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

　　而《鸭绿江畔》的开头是——“当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

　　人名不同了，那是当然的；响声不同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最特别的是他在“日本”之下，加了一个“式”字。这或者也难怪，不是日本人，怎么会挂“日本指挥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样，自己打造的了。

　　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莱奋生所带的是袭击队，自然是袭击敌人，但也夺取武器。自己的军器是不完备的，一有所得，便用起来。所以他所挂的正是“日本的指挥刀”，并不是“日本式”。

　　文学家看小说，并且豫备抄袭的，可谓关系密切的了，而尚且如此粗心，岂不可叹也夫！

　　五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阿芷即叶紫（１９１０—１９３９），湖南益阳人，作家。他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的文章是《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

　　〔３〕杨昌溪“民族主义文学”的追随者，他的中篇小说《鸭绿江畔》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汗血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４〕法捷耶夫（Ａ．Ａ．_]IXXY，１９０１—１９５６）苏联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毁灭》由鲁迅译成中文，一九三一年先由大江书铺出版，译者署名隋洛文，继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重版，译者改署鲁迅。

倒提

　　公汗

　　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动物的，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就要办。〔２〕所谓办，虽然也不过是罚钱，只要舍得出钱，也还可以倒提一下，然而究竟是办了。于是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自然，鸡鸭这东西，无论如何，总不过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然而它不能言语，不会抵抗，又何必加以无益的虐待呢？西洋人是什么都讲有益的。我们的古人，人民的“倒悬”〔３〕之苦是想到的了，而且也实在形容得切帖，不过还没有察出鸡鸭的倒提之灾来，然而对于什么“生刲驴肉”“活烤鹅掌”〔４〕这些无聊的残虐，却早经在文章里加以攻击了。这种心思，是东西之所同具的。

　　但对于人的心思，却似乎有些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５〕，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愈下劣者，愈得主人的爱怜，所以西崽〔６〕打叭儿，则西崽被斥，平人忤西崽，则平人获咎，租界上并无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正因为我们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

　　然而我们从古典里，听熟了仁人义士，来解倒悬的胡说了，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其甚者竟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也正有这气味。

　　这类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悬的，而且虽在送往厨房的时候，也无人暂时解救。这就因为我们究竟是人，然而是没出息的人的缘故。

　　六月三日。

点句的难

　　张沛

　　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记》〔２〕，想到了几句不关重要的话，是：断句的难。

　　前清时代，一个塾师能够不查他的秘本，空手点完了“四书”，在乡下就要算一位大学者，这似乎有些可笑，但是很有道理的。常买旧书的人，有时会遇到一部书，开首加过句读，夹些破句，中途却停了笔：他点不下去了。这样的书，价钱可以比干净的本子便宜，但看起来也真教人不舒服。标点古书，印了出来，是起于“文学革命”时候的；用标点古文来试验学生，我记得好像是同时开始于北京大学，这真是恶作剧，使“莘莘学子”〔３〕闹出许多笑话来。这时候，只好一任那些反对白话，或并不反对白话而兼长古文的学者们讲风凉话。然而，学者们也要“技痒”的，有时就自己出手。一出手，可就有些糟了，有几句点不断，还有可原，但竟连极平常的句子也点了破句。

　　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们大概是这样读法的：“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胺，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４〕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

　　不过倘使是调子有定的词曲，句子相对的骈文，或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里是白话怎么坏，古文怎么好，一动手，对古文就点了破句，而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扬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标记么？说好说坏，又从那里来的？

　　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点几圈，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

　　但这事还是不要多谈好，再谈下去，我怕不久会有更高的议论，说标点是“随波逐流”的玩意，有损“性灵”，〔５〕应该排斥的。

　　十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袁中郎全集校勘记》载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袁大郎再校”，内容是指摘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时代图书公司印行的《袁中郎全集》中的断句错误。

　　〔３〕“莘莘学子”语出晋代潘尼《释奠颂》：“莘莘胄子，祁祁学生”。

　　〔４〕冯妇搏虎，见《孟子•尽心》。关于这段文字的断句，宋代刘昌诗《芦浦笔记•冯妇》中曾有这样的意见：“《孟子》‘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云云……至今读者，以‘卒为善士’为一句，‘则之野’为一句。以余味其言，则恐合以‘卒为善’为一句，‘士则之’为一句，‘野有众逐虎’为一句。盖其有搏虎之勇，而卒能为善，故士以为则；及其不知止，则士以为笑。‘野有众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谓之野外，而后云攘臂也。”

　　〔５〕这是对林语堂的讽刺。林在《人间世》第十二期（一九三四年九月）《辜鸿铭特辑•辑者弁言》中，说过：“今日随波逐流之人太多，这班人才不值得研究”的话。“性灵”，是当时林语堂提倡的一种文学主张。他在《论语》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六日）发表的《论文》一文中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

读几本书

　　邓当世

　　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２〕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绍介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胡涂了。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二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３〕，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４〕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５〕，中国的白璧德〔６〕，中国的吉尔波丁〔７〕，中国的高尔基〔８〕……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少得很。莫非因为都有了“国货”的缘故吗？

　　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刚刚记熟，据说是已经过去了。易卜生〔９〕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见第三本；柴霍甫〔１０〕和莫泊桑〔１１〕的选集，也似乎走了虎头蛇尾运。但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译的；沙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的有三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两种。

　　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自然，现在是国难时期，那有工夫译这些书，看这些书呢，但我所提议的是向着只在暴躁和牢骚的大人物，并非对于正在赴难或“卧薪尝胆”的英雄。因为有些人物，是即使不读书，也不过玩着，并不去赴难的。

　　五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上海《人言》周刊第一卷第十期（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载有胡雁的《谈读书》一文，先引叔本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的话，然后说“看过一本书，是让人跑过一次马，看的书越多，脑子便变成跑马场，处处是别人的马的跑道，……我想，书大可不必读。”按叔本华在《读书和书籍》等文中，反对读书，认为“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主张“由自己思想得来真理”。

　　〔３〕象征主义十九世纪末叶在法国兴起的颓废主义文艺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它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痛苦的，而“另一世界”是真的、美的。要求用晦涩难解的语言和形象刺激感官，产生恍惚迷离的神秘联想，形成某种“意象”，即所谓“象征”，借以暗示这种虚幻的“另一世界”。

　　〔４〕梅特林（Ｍ．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通译梅特林克，比利时剧作家，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剧本《青鸟》等。

　　〔５〕法朗士（Ａ．Ｆｒａｎｃｅ，１８４４—１９２４）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黛依丝》及《企鹅岛》等。

　　〔６〕白璧德（Ｉ．Ｂａｂｂｉｔｔ，１８６５—１９３３）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著有《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民主和领导》等。

　　〔７〕吉尔波丁（Ｂ．Z．cJHdGRJ）苏联文艺批评家。著有《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先驱》等。

　　〔８〕高尔基（Ｍ．eGHY\JS，１８６８—１９３６）苏联无产阶级作家≈饕髌酚谐*篇小说《福玛•高尔捷耶夫》、《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９〕易卜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挪威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群鬼》等。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出版潘家洵译的《易卜生集》，只出两册。

　　〔１０〕柴霍甫（Ａ．f．gXhGY，１８６０—１９０４）通译契诃夫，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三姊妹》、《樱桃园》等剧本和《变色龙》、《套中人》等大量的短篇小说。当时开明书店曾出版赵景深译的《柴霍甫短篇杰作集》八册。

　　〔１１〕莫泊桑（Ｇ．ｄｅ．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１８５０—１８９３）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生》、《漂亮的朋友》以及短篇小说《羊脂球》等。当时商务印书馆曾出版李青崖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三册。

读书忌

　　焉于

　　记得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但是否真实，却无从知道，因为我从未听见有人实验过。

　　读书也有“忌”，不过与“食忌”稍不同。这就是某一类书决不能和某一类书同看，否则两者中之一必被克杀，或者至少使读者反而发生愤怒。例如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２〕，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３〕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七年）八月做的《自代北〔４〕入京记》。他的文笔，岂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极有重量的，抄几句在这里——

　　“……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见西夷毡帐，高低不一，所谓穹庐连属，如冈如阜者。男妇皆蒙古语；有卖干湿酪者，羊马者，牦皮者，卧两骆驼中者，坐奚车者，不鞍而骑者，三两而行，被戒衣，或红或黄，持小铁轮，念《金刚秽咒》者。其首顶一柳筐，以盛马粪及木炭者，则皆中华女子。皆盘头跣足，垢面，反被毛袄。人与牛羊相枕藉，腥臊之气，百余里不绝。……”

　　我想，如果看过这样的文章，想像过这样的情景，又没有完全忘记，那么，虽是中郎的《广庄》或《瓶史》〔５〕，也断不能洗清积愤的，而且还要增加愤怒。因为这实在比中郎时代的他们互相标榜还要坏，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

　　十一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明季稗史》即《明季稗史汇编》，清代留云居士辑，共二十七卷，汇刊稗史十六种，所记都是明末遗事，如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记福王弘光朝事；黄宗羲《赐姓始末》，记郑成功收复台湾事；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朱子素《嘉定屠城记略》，记清兵杀戮的残酷。《痛史》，乐天居士编，共三集，汇印明末清初野史二十余种，总题为《痛史》。民国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３〕屈大均（１６３０—１６９６）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文学家。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剃发为僧，名今种。后又回俗，北游关中、山西。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广东新语》等。清雍正、乾隆间，他的著作都遭禁毁，直至一九一○年（宣统二年），上海国学扶轮社才翻印《翁山文外》十六卷、《翁山诗外》十九卷。

　　〔４〕代北古地区名，指现在的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一带。

　　〔５〕《广庄》袁中郎模仿《庄子》文体谈道家思想的著作，共七篇。《瓶史》，袁中郎研究花瓶与插花的小品，共十二章。这两种都收入《袁中郎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