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Xun 27 CN DE

鲁迅全集 Lu Xun Gesamtausgabe

Chinesisch-Deutsch（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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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说

　　乾隆中（一七六五年顷），有小说曰《石头记》者忽出于北京，历五六年而盛行，然皆写本，以数十金鬻于庙市。其本止八十回，开篇即叙本书之由来，谓女娲补天，独留一石未用，石甚自悼叹，俄见一僧一道，以为“形体到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好携你到隆盛昌明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去安身乐业”。于是袖之而去。

　　不知更历几劫，有空空道人见此大石，上镌文词，从石之请，钞以问世。道人亦“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戚蓼生所序八十回本之第一回）

　　本文所叙事则在石头城（非即金陵）之贾府，为宁国荣国二公后。宁公长孙曰敷，早死；次敬袭爵，而性好道，又让爵于子珍，弃家学仙；珍遂纵恣，有子蓉，娶秦可卿。荣公长孙曰赦，子琏，娶王熙凤；次曰政；女曰敏，适林海，中年而亡，仅遗一女曰黛玉。贾政娶于王，生子珠，早卒；次生女曰元春，后选为妃；次复得子，则衔玉而生，玉又有字，因名宝玉，人皆以为“来历不小”，而政母史太君尤钟爱之。

　　宝玉既七八岁，聪明绝人，然性爱女子，常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人于是又以为将来且为“色鬼”；贾政亦不甚爱惜，驭之极严，盖缘“不知道这人来历。

　　……若非多读书识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者，不能知也”（戚本第二回贾雨村云）。而贾氏实亦“闺阁中历历有人”，主从之外，姻连亦众，如黛玉宝钗，皆来寄寓，史湘云亦时至，尼妙玉则习静于后园。右即贾氏谱大要，用虚线者其姻连，著×者夫妇，著G者在“金陵十二钗”之数者也。

　　事即始于林夫人（贾敏）之死，黛玉失恃，又善病，遂来依外家，时与宝玉同年，为十一岁。已而王夫人女弟所生女亦至，即薛宝钗，较长一年，颇极端丽。宝玉纯朴，并爱二人无偏心，宝钗浑然不觉，而黛玉稍恚。一日，宝玉倦卧秦可卿室，遽梦入太虚境，遇警幻仙，阅《金陵十二钗正册》及《副册》，有图有诗，然不解。警幻命奏新制《红楼梦》十二支，其末阕为《飞鸟各投林》，词有云：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戚本第五回）

　　然宝玉又不解，更历他梦而寤。迨元春被选为妃，荣公府愈贵盛，及其归省，则辟大观园以宴之，情亲毕至，极天伦之乐。宝玉亦渐长，于外昵秦钟蒋玉函，归则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儿如袭人晴雯平儿紫鹃辈之间，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

　　这日，宝玉因见湘云渐愈，然后去看黛玉。正值黛玉才歇午觉，宝玉不敢惊动。因紫鹃正在回廊上手里做针线，便上来问他，“昨日夜里咳嗽的可好些？”紫鹃道，“好些了。”（宝玉道，“阿弥陀佛，宁可好了罢。”紫鹃笑道，“你也念起佛来，真是新闻。”）宝玉笑道，“所谓‘病笃乱投医’了。”一面说，一面见他穿着弹墨绫子薄绵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子夹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说，“穿的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春风才至，时气最不好。你再病了，越发难了。”紫鹃便说道，“从此咱们只可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又打着那起混账行子们背地里说你。你总不留心，还只管合小时一般行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合你说笑。你近来瞧他，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说着，便起身，携了针线，进别房去了。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忽觉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看着竹子发了回呆。因祝妈正来挖笋修竿，便忙忙走了出来，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直呆了五六顿饭工夫，千思万想，总不知如何是好。偶值雪雁从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参来，从此经过，……便走过来，蹲下笑道，“你在这里作什么呢？”

　　宝玉忽见了雪雁，便说道，“你又作什么来招我？你难道不是女儿？他既防嫌，总不许你们理我，你又来寻我，倘被人看见，岂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罢。”雪雁听了，只当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将人参交与紫鹃。……雪雁道，“姑娘还没醒呢，是谁给了宝玉气受？坐在那里哭呢。”……紫鹃听说，忙放下针线，……一直来寻宝玉。走到宝玉跟前，含笑说道，“我不过说了两句话，为的是大家好。你就赌气，跑了这风地里来哭，作出病来唬我。”宝玉忙笑道，“谁赌气了？我因为听你说的有理，我想你们既这样说，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己伤心。”

　　……（戚本第五十七回，括弧中句据程本补。）

　　然荣公府虽煊赫，而“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故“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第二回）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他便带了两个小丫头到一石后，也不怎么样，只问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袭人姐姐可打发人瞧晴雯姐姐去了不曾？”这一个答道，“打发宋妈妈瞧去了。”宝玉道，“回来说什么？”小丫头道，“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儿早起就闭了眼，住了口，人事不知，也出不得一声儿了，只有倒气的分儿了。”宝玉忙问道，“一夜叫的是谁？”小丫头子道，（“一夜叫的是娘。”宝玉拭泪道，“还叫谁？”小丫头说，）“没有听见叫别人。”

　　宝玉道，“你糊涂，想必没听真。”（……因又想：）“虽然临终未见，如今且去灵前一拜，也算尽这五六年的情肠。”

　　……遂一径出园，往前日之处来，意为停柩在内。谁知他哥嫂见他一嚈气，便回了进去，希图得几两发送例银。

　　王夫人闻知，便赏了十两银子；又命“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罢。‘女儿痨’死的，断不可留！”他哥嫂听了这话，一面就雇了人来入殓，抬往城外化人厂去了。……宝玉走来扑了个空，……自立了半天，别没法儿，只得翻身进入园中，待回自房，甚觉无趣，因乃顺路来找黛玉，偏他不在房中。……又到蘅芜院中，只见寂静无人。……

　　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正在不知所以之际，忽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找他，说，“老爷回来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题目来了，快走快走！”宝玉听了，只得跟了出来。……彼时贾政正与众幕友谈论寻秋之胜；又说，“临散时忽然谈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谈，‘风流俊逸忠义慷慨’八字皆备。到是个好题目，大家都要作一首挽词。”众人听了，都忙请教是何等妙题。贾政乃说，“近日有一位恒王，出镇青州。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余好武，因选了许多美女，日习武事。……其姬中有一姓林行四者，姿色既冠，且武艺更精，皆呼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统辖诸姬，又呼为姽婳将军。”

　　众清客都称“妙极神奇！竟以‘姽婳’下加‘将军’二字，更觉妩媚风流，真绝世奇文！想这恒王也是第一风流人物了。”……（戚本第七十八回，括弧中句据程本补。）

　　《石头记》结局，虽早隐现于宝玉幻梦中，而八十回仅露“悲音”，殊难必其究竟。比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乃有百二十回之排印本出，改名《红楼梦》，字句亦时有不同，程伟元序其前云，“……然原本目录百二十卷，……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

　　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钞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石头记》全书至是始告成矣。”友人盖谓高鹗〔1〕，亦有序，末题“乾隆辛亥冬至后一日”，先于程序者一年。

　　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宝玉先失其通灵玉，状类失神。会贾政将赴外任，欲于宝玉娶妇后始就道，以黛玉羸弱，乃迎宝钗。姻事由王熙凤谋画，运行甚密，而卒为黛玉所知，咯血，病日甚，至宝玉成婚之日遂卒。宝玉知将婚，自以为必黛玉，欣然临席，比见新妇为宝钗，乃悲叹复病。时元妃先薨；贾赦以“交通外官倚势凌弱”革职查抄，累及荣府；史太君又寻亡；妙玉则遭盗劫，不知所终；王熙凤既失势，亦郁郁死。宝玉病亦加，一日垂绝，忽有一僧持玉来，遂苏，见僧复气绝，历噩梦而觉；乃忽改行，发愤欲振家声，次年应乡试，以第七名中式。宝钗亦有孕，而宝玉忽亡去。贾政既葬母于金陵，将归京师，雪夜泊舟毗陵驿，见一人光头赤足，披大红猩猩毡斗篷，向之下拜，审视知为宝玉。方欲就语，忽来一僧一道，挟以俱去，且不知何人作歌，云“归大荒”，追之无有，“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而已。“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为作者缘起之言更进一竿云：‘说到酸辛事，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第一百二十回）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如开篇所说：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

　　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钞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石头笑曰，“我师何太痴也！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反到新鲜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戚本第一回）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今汰去悠谬不足辩，如谓是刺和珅（《谭瀛室笔记》）藏谶纬（《寄蜗残赘》）明易象（《金玉缘》评语）〔2〕之类，而著其世所广传者于下：

　　一，纳兰成德〔3〕家事说　自来信此者甚多。陈康祺〔4〕（《燕下乡脞录》五）记姜宸英〔5〕典康熙己卯顺天乡试获咎事，因及其师徐时栋〔6〕（号柳泉）之说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侍御谓明珠之子成德，后改名性德，字容若。张维屏〔7〕（《诗人征略》）

　　云，“贾宝玉盖即容若也；《红楼梦》所云，乃其髫龄时事。”

　　俞樾（《小浮梅闲话》）亦谓其“中举人止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然其他事迹，乃皆不符；胡适作《红楼梦考证》〔8〕（《文存》三），已历正其失。最有力者，一为姜宸英有《祭纳兰成德文》，相契之深，非妙玉于宝玉可比；一为成德死时年三十一，时明珠方贵盛也。

　　二，清世祖与董鄂妃〔9〕故事说　王梦阮沈瓶庵〔10〕合著之《红楼梦索隐》为此说。其提要有云，“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

　　……”而又指董鄂妃为即秦淮旧妓嫁为冒襄妾之董小宛〔11〕，清兵下江南，掠以北，有宠于清世祖，封贵妃，已而夭逝；世祖哀痛，乃遁迹五台山为僧云。孟森作《董小宛考》（《心史丛刊》三集）〔12〕，则历摘此说之谬，最有力者为小宛生于明天启甲子，若以顺治七年入宫，已二十八岁矣，而其时清世祖方十四岁。

　　三，康熙朝政治状态说　此说即发端于徐时栋，而大备于蔡元培之《石头记索隐》〔13〕。开卷即云，“《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于是比拟引申，以求其合，以“红”为影“朱”字；以“石头”为指金陵；以“贾”为斥伪朝；以“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如林黛玉影朱彝尊，王熙凤影余国柱，史湘云影陈维崧，宝钗妙玉则从徐说，旁征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而《石头记》实其自叙也。

　　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嘉庆初，袁枚（《随园诗话》二）已云，“康熙中，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末二语盖夸，余亦有小误（如以楝为练，以孙为子），但已明言雪芹之书，所记者其闻见矣。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14〕（《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

　　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

　　雪芹名霑，字芹溪，一字芹圃，正白旗汉军。祖寅〔15〕，字子清，号楝亭，康熙中为江宁织造。清世祖南巡时，五次以织造署为行宫，后四次皆寅在任。然颇嗜风雅，尝刻古书十余种，为时所称；亦能文，所著有《楝亭诗钞》五卷《词钞》一卷（《四库书目》），传奇二种（《在园杂志》）。寅子，即雪芹父，亦为江宁织造，故雪芹生于南京。时盖康熙末。雍正六年，卸任，雪芹亦归北京，时约十岁。然不知何因，是后曹氏似遭巨变，家顿落，雪芹至中年，乃至贫居西郊，啜饘粥，但犹傲兀，时复纵酒赋诗，而作《石头记》盖亦此际。乾隆二十七年，子殇，雪芹伤感成疾，至除夕，卒，年四十余（一七一九？——一七六三）。其《石头记》尚未就，今所传者止八十回（详见《胡适文选》）。

　　言后四十回为高鹗作者，俞樾（《小浮梅闲话》）云，“《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然则此书非出一手。按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然鹗所作序，仅言“友人程子小泉过子，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辛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尚不背于名教，……遂襄其役。”盖不欲明言己出，而寮友则颇有知之者。鹗即字兰墅，镶黄旗汉军，乾隆戊申举人，乙卯进士，旋入翰林，官侍读，又尝为嘉庆辛酉顺天乡试同考官。其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

　　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芳”，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

　　续《红楼梦》八十回本者，尚不止一高鹗。俞平伯〔16〕从戚蓼生所序之八十回本旧评中抉剔，知先有续书三十回，似叙贾氏子孙流散，宝玉贫寒不堪，“悬崖撒手”，终于为僧；然其详不可考（《红楼梦辨》下有专论）。或谓“戴君诚夫见一旧时真本，八十回之后，皆与今本不同，荣宁籍没后，皆极萧条；宝钗亦早卒，宝玉无以作家，至沦于击柝之流。史湘云则为乞丐，后乃与宝玉仍成夫妇。……闻吴润生中丞家尚藏有其本。”（蒋瑞藻《小说考证》七引《续阅微草堂笔记》）

　　此又一本，盖亦续书。二书所补，或俱未契于作者本怀，然长夜无晨，则与前书之伏线亦不背。

　　此他续作，纷纭尚多，如《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梦补》，《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增补红楼》，《鬼红楼》，《红楼梦影》〔17〕等。大率承高鹗续书而更补其缺陷，结以“团圆”；甚或谓作者本以为书中无一好人，因而钻刺吹求，大加笔伐。但据本书自说，则仅乃如实抒写，绝无讥弹，独于自身，深所忏悔。此固常情所嘉，故《红楼梦》至今为人爱重，然亦常情所怪，故复有人不满，奋起而补订圆满之。此足见人之度量相去之远，亦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仍录彼语，以结此篇：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

　　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女子？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是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绔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己护短，一并使其泯灭。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束笔阁墨；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俚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照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戚本第一回）

　　※　　　　　　　 ※　　　　　　　　 ※

　　〔1〕　高鹗（约1738—约1815）　字兰墅，别署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人。曾官内阁中书、翰林院侍读。撰有《高兰墅集》、《月小山房遗稿》。清张问陶《赠高兰墅鹗同年》诗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今传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其后四十回一般认为系高鹗所续。

　　〔2〕　刺和珅　和珅，清满洲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字致斋，官至大学士。《谭瀛室笔记》云：“和珅秉政时，内宠甚多，自妻以下，内嬖如夫人者二十四人，即《红楼梦》所指正副十二钗是也。”藏谶纬，汪堃《寄蜗残赘》卷九载：“曾闻一旗下友人云：‘《红楼梦》为谶纬之书’。相传有此说，言之凿凿，具有征引”，并谓曹雪芹因撰《红楼梦》，其后代遭“灭族之祸，实基于此。”明易象，《增评补象全图金玉缘》卷首载张新之《石头记读法》云：“《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谨履霜之戒。一部《石头记》，（演）一渐字。”

　　〔3〕　纳兰成德（1655—1685）　后改名性德，字容若，清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曾任一等侍卫。撰有《饮水词》、《通志堂集》等。

　　〔4〕　陈康祺　字钧堂，清鄞县（今属浙江）人，官至郎中。所撰《燕下乡脞录》，十六卷。

　　〔5〕　姜宸英（1628—1699）　字西溟，号湛园，清慈溪（今属浙江）人。康熙己卯年（1699）为顺天乡试考官，因科场舞弊案牵连，死于狱中。撰有《湛园未定稿》、《西溟文钞》等。

　　〔6〕　徐时栋（1814—1873）　字定宇，号柳泉，清鄞县（今属浙江）人。曾任内阁中书，撰有《柳泉诗文集》等。下引徐说涉及的明珠（1635—1708），姓纳兰，清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年间任刑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澹人（1644—1703），名士奇，号江村，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任礼部侍郎。撰有《清吟堂全集》、《天禄识余》等。

　　〔7〕　张维屏（1780—1859）　字南山，清番禺（今属广东）人，官至江西南康知府。撰有《松心诗集、文集》等。《诗人征略》，即《国朝诗人征略》，一编六十卷，二编六十四卷。引文见二编卷九。

　　〔8〕　胡适（1891—1962）　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的《红楼梦考证》作于一九二一年，对《红楼梦》作者、版本进行了考证。

　　〔9〕　清世祖　即顺治皇帝福临（1638—1661）。董鄂妃，世祖之妃，内大臣鄂硕之女。有些索隐派红学家认为董鄂妃即是董小宛。

　　〔10〕　王梦阮　未详。沈瓶庵，中华书局编辑，曾编《中华小说界》杂志。王、沈合撰的《红楼梦索隐》，一九一六年附刊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卷首有他们写的《红楼梦索隐提要》。

　　〔11〕　冒襄（1611—1693）　字辟疆，号巢民，清初如皋（今属江苏）人。明末副贡，入清隐居不仕，撰有《巢民诗集、文集》。董小宛（1624—1651），名白，原为秦淮名妓，后为冒襄宠妾。

　　〔12〕　孟森（1868—1937）　字莼荪，笔名心史，江苏武进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所撰《心史丛刊》，共三集，多为有关明清史的考证文章。

　　〔13〕　蔡元培（1868—1940）　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他在所撰《石头记索隐》中，以林黛玉为绛珠仙子，“珠”、“朱”谐音；以林黛玉所住潇湘馆比附朱彝尊的号“竹垞”，故认为林黛玉影射朱彝尊。以“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俗作“国”，熙凤之夫曰“琏”，即二“王”字相连也，故认为王熙凤即影射余国柱。以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与史湘云所佩“麒麟”音近，故认为史湘云即影射陈维崧。

　　〔14〕　王国维（1877—1927）　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撰有《宋元戏曲史》、《观堂集林》等。引文见《静安文集•红楼梦评论》。

　　〔15〕　曹寅（1658—1712）　曾官通政使，苏州、江宁织造。主持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所撰传奇二种为《虎口余生》、《续琵琶记》。下文“清世祖”应作“清圣祖”。

　　〔16〕　俞平伯　名铭衡，浙江德清人。所著《红楼梦辨》，一九二三年出版（后经修订，改名《红楼梦研究》，一九五二年出版）。

　　〔17〕　《后红楼梦》　逍遥子撰，三十回，乾嘉间刊本。《续红楼梦》，同名者有二种：一为秦子忱撰，三十卷，嘉庆四年抱瓮轩刊本；

　　一为题“海圃主人手制”，四十回，嘉庆间刊本。《红楼复梦》，题“红香阁小和山樵南阳氏编辑”，一百回，嘉庆十年金谷园刊本。《红楼梦补》，归锄子撰，四十八回，嘉庆二十四年藤花榭刊本。《红楼幻梦》，花月痴人撰，二十四回，道光二十三年疏影斋刊本。《红楼圆梦》，梦梦先生撰，三十一回，嘉庆十九年红蔷阁写刻本。《增补红楼》，嫏嬛山樵撰，三十二回，道光四年刊本。《鬼红楼》，即秦子忱《续红楼梦》；据《忏玉楼丛书提要》载：“是书作于《后红楼梦》之后，人以其说鬼也，戏呼为《鬼红楼》。”《红楼梦影》，云槎外史（一名西湖散人）撰，二十四回，光绪三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刊本。《红楼后梦》、《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再梦》，未见。（以上据一粟《红楼梦书录》） 　

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

　　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与寓惩劝同意而异用者，在清盖莫先于《野叟曝言》〔1〕。其书光绪初始出，序云康熙时江阴夏氏作，其人“以名诸生贡于成均，既不得志，乃应大人先生之聘，辄祭酒帷幕中，遍历燕晋秦陇。……继而假道黔蜀，自湘浮汉，溯江而归。所历既富，于是发为文章，益有奇气，……然首已斑矣。（自是）屏绝进取，壹意著书”，成《野叟曝言》二十卷，然仅以示友人，不欲问世，迨印行时，已小有缺失；一本独全，疑他人补足之。二本皆无撰人名，金武祥（《江阴艺文志》凡例）则云夏二铭作。二铭，夏敬渠之号也；光绪《江阴县志》（十七《文苑传》）云，“敬渠，字懋修，诸生；英敏绩学，通史经，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生平足迹几遍海内，所交尽贤豪。著有《纲目举正》，《经史余论》，《全史约编》，《学古编》，诗文集若干卷。”与序所言者颇合，惟列于赵曦明〔2〕之后，则乾隆中盖尚存。

　　《野叟曝言》庞然巨帙，回数多至百五十四回，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十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二十字编卷，即作者所以浑括其全书。至于内容，则如凡例言，凡“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无所不包，而以文白为之主。白字素臣，“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闲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他平生有一段大本领，是止崇正学，不信异端；有一副大手眼，是解人所不能解，言人所不能言”（第一回）。然而明君在上，君子不穷，超擢飞腾，莫不如意。书名辟鬼，举手除妖，百夷慑于神威，四灵集其家囿。文功武烈，并萃一身，天子崇礼，号曰“素父”。而仍有异术，既能易形，又工内媚，姬妾罗列，生二十四男。男又大贵，且生百孙；孙又生子，复有云孙。其母水氏年百岁，既见“六世同堂”，来献寿者亦七十国；皇帝赠联，至称为“镇国卫圣仁孝慈寿宣成文母水太君”（百四十四回）。凡人臣荣显之事，为士人意想所能及者，此书几毕载矣，惟尚不敢希帝王。至于排斥异端，用力尤劲，道人释子，多被诛夷，坛场荒凉，塔寺毁废，独有“素父”一家，乃嘉祥备具，为万流宗仰而已。

　　《野叟曙言》云是作者“抱负不凡，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经猷莫展”，因而命笔，比之“野老无事，曝日清谈”（凡例云）。可知衒学寄慨，实其主因，圣而尊荣，则为抱负，与明人之神魔及佳人才子小说面目似异，根柢实同，惟以异端易魔，以圣人易才子而已。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但欲知当时所谓“理学家”之心理，则于中颇可考见。

　　雍正末，江阴人杨名时〔3〕为云南巡抚，其乡人拔贡生夏宗澜〔4〕尝从之问《易》，以名时为李光地〔5〕门人，故并宗光地而说益怪。乾隆初，名时入为礼部尚书，宗澜亦以经学荐授国子监助教，又历主他讲席，仍终身师名时（《四库书目》六及十《江阴志》十六及十七）。稍后又有诸生夏祖熊〔6〕，亦“博通群经，尤笃好性命之学，患二氏说漫衍，因复考辨以归于正”（《江阴志》十七）。盖江阴自有杨名时（卒赠太子太傅谥文定）而影响颇及于其乡之士风；自有夏宗澜师杨名时而影响又颇及唯一盛业，故若文白者之言行际遇，固非独作者一人之理想人物矣。文白或云即作者自寓，析“夏”字作之；又有时太师，则杨名时也，其崇仰盖承夏宗澜之绪余，然因此遂或误以《野叟曝言》为宗澜作。

　　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则有屠绅《蟫史》二十卷。绅字贤书，号笏岩，亦江阴人，世业农。绅幼孤，而资质聪敏，年十三即入邑庠，二十成进士，寻授云南师宗县知县，迁寻甸州知州，五校乡闱，颇称得士，后为广州同知。嘉庆六年以候补在北京，暴疾卒于客舍，年五十八（一七四四——一八○一）。绅豪放嫉俗，生平慕汤显祖之为人，而作吏颇酷，又好内，姬侍众多（已上俱见《鹗亭诗话》附录）；为文则务为古涩艳异，晦其义旨，志怪有《六合内外琐言》，杂说有《鹗亭诗话》（见第二十二篇），皆如此。《蟫史》为长篇，署“磊砢山房原本”，金武祥（《粟香随笔》二）云是绅作。〔8〕书中有桑蠋生，盖作者自寓，其言有云，“予，甲子生也。”与绅生年正同。开篇又云，“在昔吴依官于粤岭，行年大衍有奇，海隅之行，若有所得，辄就见闻传闻之异辞，汇为一编。”且假傅鼐〔9〕扞苗之事（在乾隆六十年）为主干，则始作当在嘉庆初，不数年而毕；有五年四月小停道人序。次年，则绅死矣。

　　《蟫史》首即言闽人桑蠋生海行，舟败堕水，流至甲子石之外澳，为捕鱼人所救，引以见甘鼎。鼎官指挥，方奉檄筑城防寇，求地形家，见生大喜，如其图依甲子石为垣，遂成神奇之城，敌不能瞰。又于地穴中得三箧书，其一凡二十卷，‘题曰‘彻土作稼之文，归墟野凫氏画’。又一箧为天人图，题曰‘眼藏须弥僧道作’。又一箧为方书，题曰‘六子携持极老人口授’。蠋生谓指挥曰，‘此书明明授我主宾矣。何言之？彻土，桑也；作稼，甘也。’……营龛于秘室，置之；行则藏枕中；有所求发明，则拜而同启视；两人大悦。”（第一回）已而有邝天龙者为乱，自署广州王，其党娄万赤有异术，则翊辅之。甘鼎进讨；有龙女来助，擒天龙，而万赤逸去。鼎以功晋位镇抚，仍随石珏协剿海寇，又破交人；万赤在交址，则仍不能得。旋擢兵马总帅，赴楚蜀黔广备九股苗，遂与诸苗战，多历奇险，然皆胜，其一事云：

　　……须臾，苗卒大呼曰，“汉将不敢见阵耶？”季孙引五百人，翼而进。两旗忽下，地中飞出滴血鸡六，向汉将啼；又六犬皆火色，亦嚎声如豺。军士面灰死，木立，仅倚其械。矩儿飞椎凿六犬脑，皆裂。木兰袖蛇医，引之啄一鸡，张喙死；五鸡连栖而不鸣。惟见瓦片所图鸡犬形，狼藉于地，实非有二物也。……复至金大都督营中，则癞牛病马各六，均有皮无毛；士卒为角触足踏者皆死，一牛龁金大都督之足，已齿陷于骨；矩儿挥两戚落牛首，齿仍不脱；木兰急遣虎头神凿去其齿，足骨亦折焉，令左右舁归大营。牛马奔突无所制，木兰以鲤鳞帕撒之，一鳞露一剑，并斫一十牛马。其物各吐火四五尺，鳞剑为之焦灼，火大延烧，牛马皆叫嚣自得。见猕猴掷身入，举手作霹雳声，暴雨灭火，平地起水丈余，牛马俱浸死。木兰喜曰，“吾固知乐王子能传灭火真人衣钵矣。”水退，见牛马皆无有，乃砌壁之破瓮朱书牛马字：

　　是为鱻妖之“穷神尽化”云。……（卷九）

　　娄万赤亦在苗中，知交址将有事，潜归。甘鼎至广州，与抚军区星进击交址。区用犷儿策，疾薄宜京，斩关而入，擒其王，交民悉降；甘则由水道进，列营于江桥北。

　　……娄万赤与其师李长脚斗法于江桥南。……李长脚变金井给万赤，即坠入，忽有铁树挺出，井阑撑欲破。

　　犷儿引庆喜至，出白罗巾掷树巅，砉然有声，铁树不复见，李长脚复其形，觅万赤，卧桥畔沙石间。遂袖出白壶子一器，持向万赤顶骨咒曰，……咒毕，举手振一雷。

　　万赤精气已铄，跃入江中，将随波出海。木兰呼鳞介士百人追之飘浮，所在必见吆喝，乃变为璅鞍。乘海蟹空腹，入之，以为“藏身之固”矣，交址人善捞蟹者，得是物如箕，大喜，刳蟹将取其腹腴，一虫随手出，倏坠地化为人形，俄顷长大，固俨然盲僧焉，询之不复语。有屠者携刀来视，咄咄曰，“蟹腹自有‘仙人’，一名‘和尚’，要是谑语；断无别肠容此妖物，不诛戮之，吾南交祸未已也。”挥刀斫其首。时甘君已入城，与区抚军议班师矣；常越所部卒持盲僧首以献，转告两元戎。桑长史进曰，“斯必万赤头也。记天人第二图为大蟹浮海中，篆云‘横行自毙’。某当初疑万赤先亡，乃今始验。”适李长脚入辞，视其头笑曰，“此贼以水火阴阳，为害中国，不死于黄钺而死于屠刀，固犬豕之流耳。仙骨何有哉？

　　……”……（卷二十）

　　自是交址平。桑蠋生还闽；甘鼎亦弃官去，言将度庾岭云。

　　《蟫史》神态，仿佛甚奇，然探其本根，则实未离于神魔小说；其缀以亵语，固由作者禀性，而一面亦尚承明代“世情书”之流风。特缘勉造硬语，力拟古书，成诘屈之文，遂得掩凡近之意。洪亮吉〔10〕（《北江诗话》）评其诗云，“如栽盆红药，蓄沼文鱼。”汪瑔〔11〕序其《鹗亭诗话》云，“貌渊奥而实平易，……然笔致逋峭可喜。”即谓虽华艳而乏天趣，徒奇崛而无深意也。《蟫史》亦然，惟以其文体为他人所未试，足称独步而已。

　　以排偶之文试为小说者，则有陈球之《燕山外史》八卷。

　　球字蕴斋，秀水诸生，家贫，以卖画自给，工骈俪，喜传奇，因有此作（《光绪嘉兴府志》五十二）。自谓“史体从无以四六为文，自我作古，极知僭妄，……第行于稗乘，当希末减”。盖未见张鷟《游仙窟》（见第八篇），遂自以为独创矣。

　　其本成于嘉庆中（约一八一○），专主词华，略以寄慨，故即取明冯梦桢所撰《窦生传》〔12〕为骨干，加以敷衍，演为三万一千余言。传略谓永乐时有窦绳祖，本燕人，就学于嘉兴，悦贫女李爱姑，迎以同居；久之，父迫令就婚淄川宦族，遂绝去。爱姑复为金陵鹾商所绐，辗转落妓家，得侠士马遴之助，终复归窦，而大妇甚妒，虐遇之，生不能堪，偕爱姑遁去，会有唐赛儿之乱，又相失。比生复归，则资产已空，妇亦求去，孑然止存一身，而爱姑忽至，自言当日匿尼庵中，今遂返矣。

　　是年窦生及第，累官至山东巡抚；迎爱姑入署如命妇。未几生男，求乳媪，有应者，则前大妇也，再嫁后夫死子殇，遂困顿为贱役，而生仍优容之。然妇又设计害马遴，主亦牵连得罪；顾终竟昭雪复官，后与爱姑皆仙去。其事殊庸陋，如一切佳人才子小说常套，而作者奋然有取，则殆缘转折尚多，足以示行文手腕而已，然语必四六，随处拘牵，状物叙情，俱失生气，姑勿论六朝俪语，即较之张鷟之作，虽无其俳谐，而亦逊其生动也。仍录其叙窦生为父促归，爱姑怅怅失所之辞，以备一格：

　　……其父内存爱犊之思，外作搏牛之势，投鼠奚遑忌器，打鸭未免惊鸳；放苙之豚，追来入苙，丧家之犬，叱去还家。疾驱而身弱如羊，遂作补牢之计，严锢而人防似虎，终无出柙之时；所虞龙性难驯，拴于铁柱，还恐猿心易动，辱以蒲鞭。由是姑也蔷薇架畔，青黛将颦，薛荔墙边，红花欲悴，托意丁香枝上，其意谁知，寄情豆蔻梢头，此情自喻。而乃莲心独苦，竹沥将枯，却嫌柳絮何情，漫漫似雪，转恨海棠无力，密密垂丝。才过迎春，又经半夏，采葑采葛，只自空期，投李投桃，俱为陈迹，依稀梦里，徒栽侍女之花，抑郁胸前，空带宜男之草。未能蠲忿，安得忘忧？鼓残瑟上桐丝，奚时续断，剖破楼头菱影，何日当归？岂知去者益远，望乃徒劳，昔虽音问久疏，犹同乡井，后竟梦魂永隔，忽阻山川。室迩人遐，每切三秋之感，星移物换，仅深两地之思。……（卷二）

　　至光绪初（一八七九），有永嘉傅声谷注释之，然于本文反有删削。

　　雍乾以来，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证经子以至小学，若艺术之微，亦所不废；惟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逮风气既成，则学者之面目亦自具，小说乃“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史以为“无可观”，故亦不屑道也；然尚有一李汝珍之作《镜花缘》。汝珍字松石，直隶大兴人，少而颖异，不乐为时文，乾隆四十七年随其兄之海州任，因师事凌廷堪〔13〕，论文之暇，兼及音韵，自云“受益极多”，时年约二十。其生平交游，颇多研治声韵之士；

　　汝珍亦特长于韵学，旁及杂艺，如壬遁星卜象纬，以至书法弈道多通。顾不得志，盖以诸生终老海州，晚年穷愁，则作小说以自遣，历十余年始成，道光八年遂有刻本。不数年，汝珍亦卒，年六十余（约一七六三——一八三○）。于音韵之著述有《音鉴》〔14〕，主实用，重今音，而敢于变古（以上详见新标点本《镜花缘》卷首胡适《引论》）。盖惟精声韵之学而仍敢于变古，乃能居学者之列，博识多通而仍敢于为小说也；惟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己，则博识多通又害之。

　　《镜花缘》凡一百回，大略叙武后于寒中欲赏花，诏百花齐放；花神不敢抗命，从之，然又获天谴，谪于人间，为百女子。时有秀才唐敖，应试中探花，而言官举劾，谓与叛人徐敬业辈有旧，复被黜，因慨然有出尘之想，附其妇弟林之洋商舶遨游海外，跋涉异域，时遇畸人，又多睹奇俗怪物，幸食仙草，“入圣超凡”，遂入山不复返。其女小山又附舶寻父，仍历诸异境，且经众险，终不遇；但从山中一樵父得父书，名之曰闺臣，约其“中过才女”后可相见；更进，则见荒冢，曰镜花冢；更进，则入水月村；更进，则见泣红亭，其中有碑，上镌百人名姓，首史幽探，终毕全贞，而唐闺臣在第十一。人名之后有总论，其文有云：

　　泣红亭主人曰：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结以花再芳毕全贞者，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澌灭无闻，今赖斯而不朽，非若花之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故以全贞毕焉。（第四十八回）

　　闺臣不得已，遂归；值武后开科试才女，得与试，且亦入选，名次如碣文。于是同榜者百人大会于宗伯府，又连日宴集，弹琴赋诗，围棋讲射，蹴鞠斗草，行令论文，评韵谱，解《毛诗》，尽觞咏之乐。已而有两女子来，自云考列四等才女，而实风姨月姊化身，旋复以文字结嫌，弄风惊其坐众。魁星则现形助诸女；麻姑亦化为道姑，来和解之，于是即席诵诗，皆包含坐中诸人身世，自过去及现在，以至将来，间有哀音，听者黯淡，然不久意解，欢笑如初。末则文芸起兵谋匡复，才女或亦在军，有死者；而武家军终败。于是中宗复位，仍尊太后武氏为则天大圣皇帝。未几，则天下诏，谓来岁仍开女试，并命前科众才女重赴“红文宴”，而《镜花缘》随毕。然以上仅全局之半，作者自云欲知“镜中全影，且待后缘”，则当有续书，然竟未作。

　　作者命笔之由，即见于《泣红亭记》，盖于诸女，悲其销沉，爰托稗官，以传芳烈。书中关于女子之论亦多，故胡适以为“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详见本书《引论》四）。其于社会制度，亦有不平，每设事端，以寓理想；惜为时势所限，仍多迂拘，例如君子国民情，甚受作者叹羡，然因让而争，矫伪已甚，生息此土，则亦劳矣，不如作诙谐观，反有启颜之效也。

　　……说话间，来到闹市，只见一隶卒在那里买物，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贱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只听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唐敖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原是买物之人向来俗谈；至‘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亦是买者之话。不意今皆出于卖者之口，倒也有趣。”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允。试问‘那个腹中无算盘’，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之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付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那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走过两个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唐敖道，“如此看来，这几个交易光景，岂非‘好让不争’的一幅行乐图么？我们还打听甚么？且到前面再去畅游。如此美地，领略领略风景，广广见识，也是好的。”……（第十一回《观雅化闲游君子邦》）

　　又其罗列古典才艺，亦殊繁多，所叙唐氏父女之游行，才女百人之聚宴，几占全书什七，无不广据旧文（略见钱静方《小说丛考》上）〔15〕，历陈众艺，一时之事，或亘数回。而作者则甚自喜，假林之洋之打诨，自论其书云，“这部‘少子’，乃圣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天朝读书人做的。这人就是老子的后裔。老子做的是《道德经》，讲的都是元虚奥妙。他这‘少子’虽以游戏为事，却暗寓劝善之意，不外风人之旨。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毬，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喷饭。”（二十三回）盖以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16〕为邻比矣。惟经作者匠心，剪裁运用，故亦颇有虽为古典所拘，而尚能绰约有风致者，略引如下：

　　……多九公道，“林兄如饿，恰好此地有个充饥之物。”随向碧草丛中摘了几枝青草。……林之洋接过，只见这草宛如韭菜，内有嫩茎，开着几朵青花，即放入口内，不觉点头道，“这草一股清香，倒也好吃。请问九公，他叫甚么名号？……”唐敖道，“小弟闻得海外鹊山有青草，花如韭，名‘祝余’，可以疗饥。大约就是此物了。”

　　多九公连连点头。于是又朝前走。……只见唐敖忽然路旁折了一枝青草，其叶如松，青翠异常，叶上生着一子，大如芥子，把子取下，手执青草道，“舅兄才吃祝余，小弟只好以此奉陪了。”说罢，吃入腹内。又把那个芥子放在掌中，吹气一口，登时从那子中生出一枝青草来，也如松叶，约长一尺，再吹一口，又长一尺，一连吹气三口，共有三尺之长，放在口边，随又吃了。林之洋笑道，“妹夫要这样很嚼，只怕这里青草都被你吃尽哩。这芥子忽变青草，这是甚故？”多九公道，“此是‘蹑空草’，又名‘掌中芥’。取子放在掌中，一吹长一尺，再吹又长一尺，至三尺止。人若吃了，能立空中，所以叫作蹑空草。”

　　林之洋道，“有这好处，俺也吃他几枝，久后回家，傥房上有贼，俺蹑空追他，岂不省事。”于是各处寻了多时，并无踪影。多九公道，“林兄不必找了。此草不吹不生。

　　这空山中有谁吹气栽他？刚才唐兄吃的，大约此子因鸟雀啄食，受了呼吸之气，因此落地而生，并非常见之物，你却从何寻找？老夫在海外多年，今日也是初次才见。若非唐兄吹他，老夫还不知就是蹑空草哩。”……（第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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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野叟曝言》　清夏敬渠（1705—1787）撰。此书有清光绪七年（1881）毗陵汇珍楼活字本，二十册，一五二回，其中缺一三二回至一三五回，第一三六回仅存末页。又有光绪八年（1882）申报馆排印本，二十卷，一五四回，增多两回，原本缺失者皆已补全；卷首有光绪壬午年（1882）西岷山樵序。夏敬渠除《野叟曝言》外，尚撰有《浣玉轩集》等。

　　〔2〕　赵曦明（1704—1787）　字敬夫，号瞰江山人，清江阴（今属江苏）人，撰有《桑梓见闻录》、《颜氏家训注》等。

　　〔3〕　杨名时（1661—1757）　字宾实，号凝斋，清江阴（今属江苏）人，官至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撰有《易义随记》、《诗义记讲》等。

　　〔4〕　夏宗澜　字起八，清江阴人。由拔贡生荐授国子监助教。撰有《易卦剳记》等。

　　〔5〕　李光地（1642—1718）　字晋卿，号榕村，清安溪（今属福建）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另撰有《榕村全集》等。

　　〔6〕　夏祖熊　字梦占，清江阴人。撰有《易学大成》等。

　　〔7〕　程朱　指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程颐（1033—1107），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程颢之弟。二人著作经朱熹编为《二程全书》。朱熹，参看本卷第88页注〔15〕。陆王，指南宋陆九渊和明王守仁。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南宋金溪（今属江西）人。

　　有《象山先生全集》。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明余姚（今属浙江）人。有《王文成公全书》。程朱学说偏于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学说偏于主观唯心主义。

　　〔8〕　关于《蟫史》撰者，据《粟香随笔》卷二云：“屠笏岩刺史，名绅，又号贤书。……所著有《六合内外琐言》二十卷，署黍余裔孙编。《蟫史》二十卷，署磊砢山人撰，近年上海以洋版刷印，流传颇广。”

　　〔9〕　傅鼐（1758—1811）　字重庵，清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历任宁洱知县、凤凰厅同知、湖南按察使。乾隆末至嘉庆中，曾于湘黔一带镇压苗民起义。

　　〔10〕　洪亮吉（1746—1809）　字稚存，号北江，清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曾由编修出督贵州学政。撰有《洪北江全集》等。

　　〔11〕　汪瑔（1828—1891）　字芙生，号谷庵，清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有《随山馆集》等。

　　〔12〕　冯梦桢（1548—1605）　字开之，明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撰有《历代贡举志》、《快雪堂集》等。所撰《窦生传》，叙窦绳祖与李爱姑悲欢离合的故事。此传亦载小说《燕山外史》卷首。

　　〔13〕　凌廷堪（1755—1809）　字次仲，清歙县（今属安徽）人，曾任宁国府学教授。撰有《燕乐考原》、《校礼堂文集》等。

　　〔14〕　《音鉴》　李汝珍撰，六卷，系研究南北方音的音韵学著作。

　　〔15〕　据钱静方《小说丛考•镜花缘考》载，该书所叙“君子国见张华《博物志》”，“大人国见《山海经》”，“毗骞国见《南史》”等。

　　〔16〕　《万宝全书》　旧题明陈继儒纂辑，清毛焕文增补。正编二十卷，续编六卷。内容多载日用生活知识，兼杂酒令、灯谜、博戏、卜筮等。 　

第二十六篇　清之狭邪小说

　　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故伎家故事，文人间亦著之篇章，今尚存者有崔令钦《教坊记》及孙棨《北里志》〔1〕。自明及清，作者尤夥，明梅鼎祚之《青泥莲花记》〔2〕，清余怀之《板桥杂记》〔3〕尤有名。是后则扬州，吴门，珠江，上海诸艳迹，皆有录载；

　　〔4〕且伎人小传，亦渐侵入志异书类中，然大率杂事琐闻，并无条贯，不过偶弄笔墨，聊遣绮怀而已。若以狭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盖始见于《品花宝鉴》〔5〕，惟所记则为伶人。

　　明代虽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挟妓，然独未云禁招优。达官名士以规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谈笑；有文名者又揄扬赞叹，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后复炽，渐乃愈益猥劣，称为“像姑”，流品比于娼女矣。《品花宝鉴》者，刻于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即以叙乾隆以来北京优伶为专职，而记载之内，时杂猥辞，自谓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并陈妍媸，固犹劝惩之意，其说与明人之凡为“世情书”者略同。至于叙事行文，则似欲以缠绵见长，风雅为主，而描摹儿女之书，昔又多有，遂复不能摆脱旧套，虽所谓上品，即作者之理想人物如梅子玉杜琴言辈，亦不外伶如佳人，客为才子，温情软语，累牍不休，独有佳人非女，则他书所未写者耳。其叙“名且”杜琴言往梅子玉家问病时情状云：

　　却说琴言到梅宅之时，心中十分害怕，满拟此番必有一场羞辱。及至见过颜夫人之后，不但不加呵责，倒有怜恤之心，又命他去安慰子玉，却也意想不到，心中一喜一悲。但不知子玉病体轻重，如何慰之？只好遵夫人之命，老着脸走到子玉房里。见帘帏不卷，几案生尘，一张小楠木床挂了轻绡帐。云儿先把帐子掀开，叫声“少爷，琴言来看你了”。子玉正在梦中，模模糊糊应了两声。琴言就坐在床沿，见那子玉面庞黄瘦，憔悴不堪。

　　琴言凑在枕边，低低叫了一声，不绝泪涌下来，滴在子玉的脸上。只见子玉忽然呵呵一笑道：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子玉吟了之后，又接连笑了两笑。琴言见他梦魔如此，十分难忍，在子玉身上掀了两掀，因想夫人在外，不好高叫，改口叫声“少爷”。子玉犹在梦中想念，候到七月七日，到素兰处，会了琴言，三人又好诉衷谈心，这是子玉刻刻不忘，所以念出这两句唐曲来。魂梦既酣，一时难醒，又见他大笑一会，又吟道：

　　“我道是黄泉碧落两难寻，……”

　　歌罢，翻身向内睡着。琴言看他昏到如此，泪越多了，只好呆怔怔看着，不好再叫。……（第二十九回）

　　《品花宝鉴》中人物，大抵实有，就其姓名性行，推之可知。惟梅杜二人皆假设，字以“玉”与“言”者，即“寓言”之谓，盖著者以为高绝，世已无人足供影射者矣。书中有高品，则所以自况，实为常州人陈森书（作者手稿之《梅花梦传奇》上，自署毘陵陈森，则“书”字或误衍），号少逸，道光中寓居北京，出入菊部中，因拾闻见事为书三十回，然又中辍，出京漫游，己酉（一八四九）自广西复至京，始足成后半，共六十回，好事者竞相传钞，越三年而有刻本（杨懋建《梦华琐簿》）。

　　至作者理想之结局，则具于末一回，为名士与名旦会于九香园，画伶人小像为花神，诸名士为赞；诸伶又书诸名士长生禄位，各为赞，皆刻石供养九香楼下。时诸伶已脱梨园，乃“当着众名士之前”，熔化钗钿，焚弃衣裙，将烬时，“忽然一阵香风，将那灰烬吹上半空，飘飘点点，映着一轮红日，像无数的花朵与蝴蝶飞舞，金迷纸醉，香气扑鼻，越旋越高，到了半天，成了万点金光，一闪不见”云。

　　其后有《花月痕》十六卷五十二回，题“眠鹤主人编次”，咸丰戊午年（一八五八）序，而光绪中始流行。其书虽不全写狭邪，顾与伎人特有关涉，隐现全书中，配以名士，亦如佳人才子小说定式。略谓韦痴珠韩荷生皆伟才硕学，游幕并州，极相善，亦同游曲中，又各有相眷妓，韦者曰秋痕，韩者曰采秋。韦风流文采，倾动一时，而不遇，困顿羁旅中；秋痕虽倾心，亦终不得嫁韦。已而韦妻先殁，韦亦寻亡，秋痕殉焉。韩则先为达官幕中上客，参机要，旋以平寇功，由举人保升兵科给事中，复因战绩，累迁至封侯。采秋久归韩，亦得一品夫人封典。班师受封之后，“高宴三日，自大将军以至走卒，无不雀忭。”（第五十回）而韦乃仅一子零丁，扶棺南下而已。其布局盖在使升沉相形，行文亦惟以缠绵为主，但时复有悲凉哀怨之笔，交错其间，欲于欢笑之时，并见黯然之色，而诗词简启，充塞书中，文饰既繁，情致转晦。符兆纶〔6〕评之云，“词赋名家，却非说部当行，其淋漓尽致处，亦是从词赋中发泄出来，哀感顽艳。……”虽稍谀，然亦中其失。至结末叙韩荷生战绩，忽杂妖异之事，则如情话未央，突来鬼语，尤为通篇芜累矣。

　　……采秋道，“……妙玉称个‘槛外人’，宝玉称个‘槛内人’；妙玉住的是栊翠庵，宝玉住的是怡红院。……

　　书中先说妙玉怎样清洁，宝玉常常自认浊物。不见将来清者转浊，浊者极清？”痴珠叹一口气，高吟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随说道，“……就书中‘贾雨村言’例之：薛者，设也；黛者，代也。设此人代宝玉以写生，故‘宝玉’二字，宝字上属于钗，就是宝钗；玉字下系于黛，就是黛玉。钗黛直是个‘子虚乌有’，算不得什么。倒是妙玉，真是做宝玉的反面镜子，故名之为妙。一僧一尼，暗暗影射，你道是不是呢？”采秋答应。……痴珠随说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便敲着案子朗吟道：

　　“银字筝调心字香，英雄底事不柔肠？我来一切观空处，也要天花作道场。采莲曲里猜莲子，丛桂开时又见君，何必摇鞭背花去，十年心已定香熏。”

　　荷生不待痴珠吟完，便哈哈大笑道，“算了，喝酒罢。”说笑一回，天就亮了。痴珠用过早点，坐着采秋的车先去了。午间，得荷生柬帖云：

　　“顷晤秋痕，泪随语下，可怜之至。弟再四慰解，令作缓图。临行，嘱弟转致阁下云，‘好自静养。耿耿此心，必有以相报也。’知关锦念，率此布闻。并呈小诗四章，求和。”

　　诗是七绝四首。……痴珠阅毕，便次韵和云：

　　“无端花事太凌迟，残蕊伤心剩折枝，我欲替他求净境，转嫌风恶不全吹。蹉跎恨在夕阳边，湖海浮沉二十年，骆马杨枝都去也，……”

　　正往下写，秃头回道，“菜市街李家着人来请，说是刘姑娘病得不好。”痴珠惊讶，便坐车赴秋心院来。秋痕头上包着绉帕，趺坐床上，身边放着数本书，凝眸若有所思，突见痴珠，便含笑低声说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实何苦呢？”痴珠说道，“他们说你病着，叫我怎忍不来呢？”秋痕叹道，“你如今一请就来，往后又是纠缠不清。”痴珠笑道，“往后再商量罢。”自此，痴珠又照旧往来了。是夜，痴珠续成和韵诗，末一章有“博得蛾眉甘一死，果然知己属倾城”之句，至今犹诵人口。……

　　（第二十五回）

　　长乐谢章铤《赌棋山庄诗集》有《题魏子安所著书后》〔7〕五绝三首，一为《石经考》，一为《陔南山馆诗话》，一即《花月痕》（蒋瑞藻《小说考证》八引《雷颠笔记》），因知此书为魏子安作。子安名秀仁，福建侯官人，少负文名，而年二十余始入泮，即连举丙午（一八四六）乡试，然屡应进士试不第，乃游山西陕西四川，终为成都芙蓉书院院长，因乱逃归，卒，年五十六（一八一九——一八七四），著作满家，而世独传其《花月痕》（《赌棋山庄文集》五）。〔8〕秀仁寓山西时，为太原知府保眠琴教子，所入颇丰，且多暇，而苦无聊，乃作小说，以韦痴珠自况，保偶见之，大喜，力奖其成，遂为巨帙云（谢章铤《课余续录》一）〔9〕。然所托似不止此，卷首有太原歌妓《刘栩凤传》〔10〕，谓“倾心于逋客，欲委身焉”，以索值昂中止，将抑郁憔悴死矣。则秋痕盖即此人影子，而逋客实魏。韦韩，又逋客之影子也，设穷达两途，各拟想其所能至，穷或类韦，达当如韩，故虽自寓一己，亦遂离而二之矣。

　　全书以伎女为主题者，有《青楼梦》六十四回，题“釐峰慕真山人著”，序则云俞吟香。吟香名达，江苏长洲人，中年颇作冶游，后欲出离，而世事牵缠，又不能遽去，光绪十年（一八八四）以风疾卒，所著尚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吴中考古录》及《闲鸥集》〔11〕等（邹弢《三借庐笔谈》四）。《青楼梦》成于光绪四年，则取吴中倡女，以发挥其“游花国，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慕道”（第一回）

　　之大理想，所写非实，从可知矣。略谓金挹香字企真，苏州府长洲县人，幼即工文，长更慧美，然不娶，谓欲得“有情人”，而“当世滔滔，斯人谁与？竟使一介寒儒，怀才不遇，公卿大夫竟无一识我之人，反不若青楼女子，竟有慧眼识英雄于未遇时也”（本书《题纲》）。故挹香游狭邪，特受伎人爱重，指挥如意，犹南面王。例如：

　　……（挹香与二友及十二妓女）至轩中，三人重复观玩，见其中修饰，别有巧思。轩外名花绮丽，草木精神。正中摆了筵席，月素定了位次，三人居中，众美人亦序次而坐：

　　第一位鸳鸯馆主人褚爱芳　第二位烟柳山人王湘云　第三位铁笛仙袁巧云　第四位爱雏女史朱素卿　第五位惜花春起早使者陆丽春　第六位探梅女士郑素卿　第七位浣花仙史陆文卿……第十一位梅雪争先客何月娟末位护芳楼主人自己坐了；两旁四对侍儿斟酒。众美人传杯弄盏，极尽绸缪。挹香向慧琼道，“今日如此盛会，宜举一觞令，庶不负此良辰。”月素道，“君言诚是，即请赐令。”挹香说道，“请主人自己开令。”月素道，“岂有此理，还请你来。”挹香被推不过，只得说道，“有占了。”众美人道，“令官必须先饮门面杯起令，才是。”

　　于是十二位美人俱各斟酒一杯，奉与挹香；挹香一饮而尽，乃启口道，“酒令胜于军令，违者罚酒三巨觥！”众美人唯唯听命。……（第五回）

　　挹香亦深于情，侍疾服劳不厌，如：

　　……一日，挹香至留香阁，爱卿适发胃气，饮食不进。挹香十分不舍，忽想着过青田著有《医门宝》四卷，尚在馆中书架内，其中胃气丹方颇多，遂到馆取而复至，查到“香郁散”最宜，令侍儿配了回来，亲侍药炉茶灶；

　　又解了几天馆，朝夕在留香阁陪伴。爱卿更加感激，乃口占一绝，以报挹香。……（第二十一回）

　　后乃终“掇巍科”，纳五妓，一妻四妾。又为养亲计，捐职仕余杭，即迁知府，则“任政事”矣。已而父母皆在府衙中跨鹤仙去；挹香亦悟道，将入山，……心中思想道，“我欲勘破红尘，不能明告他们知道，只得一个私自瞒了他们，踱了出去的了。”次日写了三封信，寄与拜林梦仙仲英，无非与他们留书志别的事情，又嘱拜林早日代吟梅完其姻事。过了几天，挹香又带了几十两银子，自己去置办了道袍道服草帽凉鞋，寄在人家，重归家里。又到梅花馆来，恰巧五美俱在，挹香见他们不识不知，仍旧笑嘻嘻在着那里，觉心中还有些对他们不起的念头。想了一回，叹道，“既解情关，有何恋恋！”……（第六十回）

　　遂去，羽化于天台山，又归家，悉度其妻妾，于是“金氏门中两代白日升天”（第六十一回）。其子则早抡元；旧友亦因挹香汲引，皆仙去；而曩昔所识三十六伎；亦一一“归班”，缘此辈“多是散花苑主坐下司花的仙女，因为偶触思凡之念，所以谪降红尘，如今尘缘已满，应该重入仙班”（第六十四回）也。

　　《红楼梦》方板行，续作及翻案者即奋起，各竭智巧，使之团圆，久之，乃渐兴尽，盖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等书。然其余波，则所被尚广远，惟常人之家，人数鲜少，事故无多，纵有波澜，亦不适于《红楼梦》笔意，故遂一变，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狭邪以发泄之。如上述三书，虽意度有高下，文笔有妍媸，而皆摹绘柔情，敷陈艳迹，精神所在，实无不同，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然自《海上花列传》出，乃始实写妓家，暴其奸谲，谓“以过来人现身说法”，欲使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第一回）。则开宗明义，已异前人，而《红楼梦》在狭邪小说之泽，亦自此而斩也。

　　《海上花列传》今有六十四回，题“云间花也怜侬著”，或谓其人即松江韩子云〔12〕，善弈棋，嗜鸦片，旅居上海甚久，曾充报馆编辑，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中，阅历既深，遂洞悉此中伎俩（《小说考证》八引《谈瀛室笔记》）；而未详其名，自署云间，则华亭人也。其书出于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每七日印二回，〔13〕遍鬻于市，颇风行。大略以赵朴斋为全书线索，言赵年十七，以访母舅洪善卿至上海，遂游青楼，少不更事，沉溺至大困顿，旋被洪送令还。而赵又潜返，愈益沦落，至“拉洋车”。书至此为第二十八回，忽不复印。

　　作者虽目光始终不离于赵，顾事迹则仅此，惟因赵又牵连租界商人及浪游子弟，杂述其沉湎征逐之状，并及烟花，自“长三”至“花烟间”具有；略如《儒林外史》，若断若续，缀为长篇。其訾倡女之无深情，虽责善于非所，而记载如实，绝少夸张，则固能自践其“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第一回）之约者矣。如述赵朴斋初至上海，与张小村同赴“花烟间”时情状云：

　　……王阿二一见小村，便撺上去嚷道，“耐好啊！骗我，阿是？耐说转去两三个月啘，直到仔故歇坎坎来。阿是两三个月嘎？只怕有两三年哉！……”小村忙陪笑央告道，“耐覅动气，我搭耐说。”便凑着王阿二耳朵边，轻轻的说话。说不到四句，王阿二忽跳起来，沉下脸道，“耐倒乖杀哚。耐想拿件湿布衫拨来别人着仔，耐末脱体哉，阿是？”小村发急道，“勿是呀，耐也等我说完仔了唲。”王阿二便又爬在小村怀里去听，也不知咕咕唧唧说些甚么，只见小村说着，又努嘴，王阿二即回头把赵朴斋瞟了一眼，接着小村又说了几句。王阿二道，“耐末那价呢？”小村道，“我是原照旧啘。”王阿二方才罢了；立起身来，剔亮了灯台；问朴斋尊姓；又自头至足，细细打量。朴斋别转脸去，装做看单条。只见一个半老娘姨，一手提水铫子，一手托两盒烟膏，……蹭上楼来，……

　　把烟盒放在烟盘里，点了烟灯，冲了茶碗，仍提铫子下楼自去。王阿二靠在小村身旁烧起烟来，见朴斋独自坐着，便说，“榻床浪来軃軃唲。”朴斋巴不得一声，随向烟榻下手躺下，看着王阿二烧好一口烟，装在枪上，授于小村，飕飗飗直吸到底。……至第三口，小村说，“覅吃哉。”王阿二调过枪来，授与朴斋。朴斋吸不惯，不到半口，斗门噎住。……王阿二将签子打通烟眼，替他把火。朴斋趁势捏他手腕，王阿二夺过手，把朴斋腿膀尽力摔了一把，摔得朴斋又痠又痛又爽快。朴斋吸完烟，却偷眼去看小村，见小村闭着眼，朦朦胧胧，似睡非睡光景，朴斋低声叫“小村哥”。连叫两声，小村只摇手，不答应。王阿二道，“烟迷呀，随俚去罢。”朴斋便不叫了。

　　……（第二回）

　　至光绪二十年，则第一至六十回俱出，进叙洪善卿于无意中见赵拉车，即寄书于姊，述其状。洪氏无计；惟其女曰二宝者颇能，乃与母赴上海来访，得之，而又皆留连不遽返。

　　洪善卿力劝令归，不听，乃绝去。三人资斧渐尽，驯至不能归，二宝遂为倡，名甚噪。已而遇史三公子，云是巨富，极爱二宝，迎之至别墅消夏，谓将娶以为妻，特须返南京略一屏当，始来迓，遂别。二宝由是谢绝他客，且贷金盛制衣饰，备作嫁资，而史三公子竟不至。使朴斋往南京询得消息，则云公子新订婚，方赴扬州亲迎去矣。二宝闻信昏绝，救之始苏，而负债至三四千金，非重理旧业不能偿，于是复揽客，见噩梦而书止。自跋谓将续作，然不成。后半于所谓海上名流之雅集，记叙特详，但稍失实；至描写他人之征逐，挥霍，及互相欺谩之状，乃不稍逊于前三十回。有述赖公子赏女优一节，甚得当时世态：

　　……文君改装登场，一个门客凑趣，先喊声“好！”

　　不料接接连连，你也喊好，我也喊好，一片声嚷得天崩地塌，海搅江翻。……只有赖公子捧腹大笑，极其得意。

　　唱过半出，就令当差的放赏。那当差的将一卷洋钱散放在巴斗内，呈赖公子过目，望台上只一撒，但闻索郎一声响，便见许多晶莹焜耀的东西，满台乱滚；台下这些帮闲门客又齐声一号。文君揣知赖公子其欲逐逐，心上一急，倒急出个计较来，当场依然用心的唱，唱罢落场，……含笑入席。不提防赖公子一手将文君拦入怀中；文君慌的推开立起，佯作怒色，却又爬在赖公子肩膀，悄悄的附耳说了几句，赖公子连连点头道，“晓得哉。”……

　　（第四十四回）

　　书中人物，亦多实有，而悉隐其真姓名，〔14〕惟不为赵朴斋讳。相传赵本作者挚友，时济以金，久而厌绝，韩遂撰此书以谤之，印卖至第二十八回，赵急致重赂，始辍笔，而书已风行；已而赵死，乃续作贸利，且放笔至写其妹为倡云。然二宝沦落，实作者豫定之局，故当开篇赵朴斋初见洪善卿时，即叙洪问“耐有个令妹，……阿曾受茶？”答则曰，“匆曾。今年也十五岁哉。”已为后文伏线也。光绪末至宣统初，上海此类小说之出尤多，往往数回辄中止，殆得赂矣；而无所营求，仅欲摘发伎家罪恶之书亦兴起，惟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已甚之辞，冀震耸世间耳目，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

　　※　　　　　　　 ※　　　　　　　　 ※

　　〔1〕　崔令钦　唐博陵（今河北定县）人。开元时官左金吾，天宝时迁著作佐郎，肃宗时改仓部郎中，后为万州刺史，终国子司业。所撰《教坊记》，一卷，记述唐开元天宝时期教坊的制度、轶闻和乐曲的起源、内容等。孙棨《北里志》，参看本卷第97页注〔9〕。

　　〔2〕　梅鼎祚（1549—1615）　字禹金，明宣城（今属安徽）人。

　　撰有传奇《玉合记》、杂剧《昆仑奴》等。所撰《青泥莲花记》，分七门十三卷。

　　〔3〕　余怀（1616—？）　字澹心，别号鬘持老人，清莆田（今属福建）人。撰有《味外轩文稿》、《研山堂集》等。所撰《板桥杂记》，分雅游、丽品、轶事三卷。

　　〔4〕　记述妓家故事之作，扬州有芬利它行者《竹西花事小录》等；

　　吴门（苏州）有西溪山人《吴门画舵录》、个中生《吴门画航续录》等；

　　珠江（广州）有支机生（缪艮）《珠江名花小传》、周友良《珠江梅柳记》等；上海有松北玉魫生（王韬）《海陬冶游录》、《淞滨琐话》等。

　　〔5〕　《品花宝鉴》　卷首有石函氏（陈森）自序。刻于咸丰二年（1852），原刊本扉页题：“戊申年（1848）十月幻中了幻斋开雕，己酉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六月工竣。”又据《梦华琐簿》载：“《宝鉴》是年（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仅成前三十回；及己酉，少逸游广西归京，乃足成六十卷。余壬子（咸丰二年，1852）乃见其刊本。”

　　〔6〕　符兆纶　字雪樵，清宜黄（今属江西）人，曾官福建知县。

　　撰有《梦梨云诗抄》等。下面的引文见《绘图花月姻缘》卷首。

　　〔7〕　谢章铤　字枚如，清长乐（今属福建）人，官至内阁中书。

　　撰有《赌棋山庄全集》。《赌棋山庄诗集》，十四卷。《题魏子安所著书后》五言诗三首，见卷八。题《花月痕》一首云：“有泪无地洒，都付管城子。醇酒与妇人，末路乃如此。独抱一片心，不生亦不死。”

　　〔8〕　《赌棋山庄文集》卷五《魏子安墓志铭》：“秀仁，字子安，一字子敦，侯官人。……少不利童试，年二十八，始补弟子员，即连举丙午乡试。……既累应春官不第，乃游晋，游秦，游蜀。故乡先达，与一时能为祸福之人，莫不爱君重君，而卒不能为君大力。君见时事多可危，手无尺寸，言不见异，而亢脏抑郁之气，无所发舒，因遁为稗官小说，托于儿女子之私，名其书曰《花月痕》。”

　　〔9〕　关于《花月痕》撰写过程，《课余续录》卷一云：“是时子安旅居山西，就太原知府保眠琴太守馆。……多暇日，欲读书，又苦丛杂，无聊极，乃创为小说，以自写照。其书中所称韦莹字痴珠者，即子安也。方草一两回，适太守入其室，见之，大欢喜。乃与子安约：十日成一回。一回成，则张盛席，招菊部，为先生润笔寿，于是浸淫数十回，成巨帙焉。”

　　〔10〕　《刘栩凤传》　即《栖梧花史小传》，内容记述河南滑县歌妓刘栩凤生平。

　　〔11〕　《醉红轩笔话》　此书及《花间棒》、《吴中考古录》、《闲鸥集》，均见邹弢《三借庐笔谈》，未见刻本。

　　〔12〕　韩子云（1856—1894）　名邦庆，别号太仙，清松江（今属上海）人。曾任申报馆编辑。

　　〔13〕　关于《海上花列传》刊出情况，该书自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初一日起，陆续刊印于韩邦庆所编文艺杂志《海上奇书》。

　　该刊开始时每逢初一、十五出刊一期，每期印《海上花列传》二回；第九期起，改为每月一期，出至十五期停刊，《海上花列传》共刊出三十回。

　　〔14〕　据《谭瀛室随笔》载：《海上花列传》“书中人名，大抵皆有所指，熟于同、光间上海名流事实者，类能言之。兹姑举所知者，如：

　　齐韵叟为沈仲馥，史天然为李木斋，赖头鼋为勒元侠，方蓬壶为袁翔父，一说为王紫诠，李实夫为盛朴人，李鹤汀为盛杏荪，黎篆鸿为胡雪岩，王莲生为马眉叔，小柳儿为杨猴子，高亚白为李芋仙。以外诸人，苟以类推之，当十得八九，是在读者之留意也。” 　

第二十七篇　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1〕，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

　　《儿女英雄传评话》本五十三回，今残存四十回，题“燕北闲人著”。马从善序〔2〕云出文康手，盖定稿于道光中。文康，费莫氏，字铁仙，满洲镶红旗人，大学士勒保〔3〕次孙也，“以资为理藩院郎中，出为郡守，洊擢观察，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卒于家。”家本贵盛，而诸子不肖，遂中落且至困惫。文康晚年块处一室，笔墨仅存，因著此书以自遣。升降盛衰，俱所亲历，“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复，三致意焉。”（并序语）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书首有雍正甲寅观鉴我斋序，谓为“格致之书”，反《西游》等之“怪力乱神”而正之；

　　〔4〕次乾隆甲寅东海吾了翁识，谓得于春明市上，不知作者何人，研读数四，“更于没字处求之”〔5〕，始知言皆有物，因补其阙失，弁以数言云云：皆作者假托。开篇则谓“这部评话……初名《金玉缘》；因所传的是首善京都一桩公案，又名《日下新书》。篇中立旨立言，虽然无当于文，却还一洗秽语淫词，不乖于正，因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初非释家言也。后来东海吾了翁重订，题曰《儿女英雄传评话》。

　　……”（首回）多立异名，摇曳见态，亦仍为《红楼梦》家数也。

　　所谓“京都一桩公案”者，为有侠女曰何玉凤，本出名门，而智慧骁勇绝世，其父先为人所害，因奉母避居山林，欲伺间报仇。其怨家曰纪献唐，有大勋劳于国，势甚盛。何玉凤急切不得当，变姓名曰十三妹，往来市井间，颇拓弛玩世；

　　偶于旅次见孝子安骥困厄，救之，以是相识，后渐稔。已而纪献唐为朝廷所诛，何虽未手刃其仇而父仇则已报，欲出家，然卒为劝沮者所动，嫁安骥。骥又有妻曰张金凤，亦尝为玉凤所拯，乃相睦如姊妹，后各有孕，故此书初名《金玉缘》。

　　书中人物亦常取同时人为蓝本；或取前人，如纪献唐，蒋瑞藻（《小说考证》八）云，“吾之意，以为纪者，年也；献者，《曲礼》云，‘犬名羹献’；唐为帝尧年号：合之则年羹尧也。……其事迹与本传所记悉合。”安骥殆以自寓，或者有慨于子而反写之。十三妹未详，当纯出作者意造，缘欲使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矣。如叙安骥初遇何于旅舍，虑其入室，呼人抬石杜门，众不能动，而何反为之运以入，即其例也：

　　……那女子又说道，“弄这块石头，何至于闹的这等马仰人翻的呀？”张三手里拿着镢头，看了一眼，接口说，“怎么‘马仰人翻’呢？瞧这家伙，不这么弄，问得动他吗？打谅顽儿呢。”那女子走到跟前，把那块石头端相了端相，……约莫也有个二百四五十斤重，原是一个碾粮食的碌碡；上面靠边，却有个凿通了的关眼儿。……他先挽了挽袖子，……把那石头撂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转，找着那个关眼儿，伸进两个指头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头碌碡，单撒手儿提了起来。向着张三李四说道，“你们两个也别闲着，把这石头上的土给我拂落净了。”两个屁滚尿流，答应了一声，连忙用手拂落了一阵，说，“得了。”那女子才回过头来，满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尊客，这石头放在那里？”安公子羞得面红过耳，眼观鼻鼻观心的答应了一声，说，“有劳，就放在屋里罢。”那女子听了，便一手提着石头，款动一双小脚儿，上了台阶儿，那只手撩起了布帘，跨进门去，轻轻的把那块石头放在屋里南墙根儿底下；回转头来，气不喘，面不红，心不跳。众人伸头探脑的向屋里看了，无不咤异。……（第四回）

　　结末言安骥以探花及第，复由国子监祭酒简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未赴，又“改为学政，陛辞后即行赴任，办了些疑难大案，政声载道，位极人臣，不能尽述”。因此复有人作续书三十二回，文意并拙，且未完，云有二续，序题“不计年月无名氏”〔6〕盖光绪二十年顷北京书估之所造也。

　　《三侠五义》出于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原名《忠烈侠义传》，百二十回，首署“石玉昆〔7〕述”，而序则云问竹主人原藏，入迷道人编订，皆不详为何如人。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其在《三侠五义》者曰包拯。拯字希仁，以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其间尝除天章阁待制，又除龙图阁学土，权知开封府，立朝刚毅，关节不到，世人比之阎罗，有传在《宋史》（三百十六）。而民间所传，则行事率怪异，元人杂剧中已有包公“断立太后”及“审乌盆鬼”〔8〕诸异说；明人又作短书十卷曰《龙图公案》〔9〕，亦名《包公案》，记拯借私访梦兆鬼语等以断奇案六十三事，然文意甚拙，盖仅识文字者所为。后又演为大部，仍称《龙图公案》，则组织加密，首尾通连，即为《三侠五义》蓝本矣。〔10〕《三侠五义》开篇，即叙宋真宗未有子，而刘李二妃俱娠，约立举子者为正宫。刘乃与宫监郭槐密谋，俟李生子，即易以剥皮之狸猫，谓生怪物。太子则付宫人寇珠，命缢而弃诸水，寇珠不忍，窃授陈林，匿八大王所，云是第三子，始得长育。刘又谗李妃去之，忠宦多死。真宗无子，既崩，八王第三子乃入承大统，即仁宗也。书由是即进叙包拯降生，惟以前案为下文伏线而已。复次，则述拯婚宦及断案事迹，往往取他人故事，并附著之。比知开封，乃于民间遇李妃，发“狸猫换子”旧案，时仁宗始知李为真母，迎以归。拯又以忠诚之行，感化豪客，如三侠，即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以及五鼠，为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等，率为盗侠，纵横江湖间，或则偶入京师，戏盗御物，人亦莫能制，顾皆先后倾心，投诚受职，协诛强暴，人民大安。后襄阳王赵珏谋反，匿其党之盟书于冲霄楼，五鼠从巡按颜查散探访，而白玉堂遽独往盗之，遂坠铜网阵而死；书至此亦完。其中人物之见于史者，惟包拯八王等数人；故事亦多非实有，五鼠虽明人之《龙图公案》及《西洋记》皆载及，而并云物怪，与此之为义士者不同，宗藩谋反，仁宗时实未有，此殆因明宸濠事〔11〕而影响附会之矣。至于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

　　……马汉道，“喝酒是小事，但不知锦毛鼠是怎么个人？”……展爷便将陷空岛的众人说出，又将绰号儿说与众人听了。公孙先生在旁，听得明白，猛然省悟道，“此人来找大哥，却是要与大哥合气的。”展爷道，“他与我素无仇隙，与我合什么气呢？”公孙策道，“大哥，你自想想，他们五人号称‘五鼠’，你却号称‘御猫’，焉有猫儿不捕鼠之理？这明是嗔大哥号称御猫之故，所以知道他要与大哥合气。”展爷道，“贤弟所说，似乎有理。但我这‘御猫’，乃圣上所赐，非是劣兄有意称‘猫’，要欺压朋友。他若真个为此事而来，劣兄甘拜下风，从此后不称御猫，也未为不可。”众人尚未答言，惟赵虎正在豪饮之间，……却有些不服气，拿着酒杯，立起身来道，“大哥，你老素昔胆量过人，今日何自馁如此？这‘御猫’二字，乃圣上所赐，如何改得？傥若是那个甚么白糖咧，黑糖咧，他不来便罢，他若来时，我烧一壶开开的水，把他冲着喝了，也去去我的滞气。”展爷连忙摆手说，“四弟悄言。岂不闻‘窗外有耳’？”刚说至此，只听得拍的一声，从外面飞进一物，不偏不歪，正打在赵虎擎的那个酒杯之上，只听当啷啷一声，将酒杯打了个粉碎。赵爷唬了一跳，众人无不惊骇。只见展爷早已出席，将槅扇虚掩，回身复又将灯吹灭，便把外衣脱下，里面却是早已结束停当的。暗暗将宝剑拿在手中，却把槅扇假做一开，只听拍的一声，又是一物打在槅扇上。展爷这才把槅扇一开，随着劲一伏身蹿将出去。只觉得迎面一股寒风，嗖的就是一刀，展爷将剑扁着，往上一迎，随招随架，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细观瞧，见来人穿着簇青的夜行衣靠，脚步伶俐：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见的那人。二人也不言语，惟听刀剑之声，叮当乱响。展爷不过招架，并不还手，见他刀刀逼紧，门路精奇，南侠暗暗喝采；又想道，“这朋友好不知进退。我让着你，不肯伤你。又何必赶尽杀绝？难道我还怕你不成？”暗道，“也叫他知道知道。”便把宝剑一横，等刀临近，用个“鹤唳长空势”，用力往上一削。只听得噌的一声，那人的刀已分为两段，不敢进步，只见他将身一纵，已上了墙头。展爷一跃身，也跟上去。……（第三十九回）

　　当俞樾寓吴下时，潘祖荫〔12〕归自北京，出示此本，初以为寻常俗书耳，及阅毕，乃叹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

　　闲中着色，精神百倍”（俞序语）。而颇病开篇“狸猫换太子”之不经，乃别撰第一回，“援据史传，订正俗说。”又以书中南侠北侠双侠，其数已四，非三能包，加小侠艾虎，则又成五，“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侠之师也，小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称其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然则此两人非侠而何？”因复改名《七侠五义》，于光绪己丑（一八八九）序而传之，乃与初本并行，在江浙特盛。

　　其年五月，复有《小五义》出于北京，十月，又出《续小五义》，皆一百二十四回。序谓与《三侠五义》皆石玉昆原稿，得之其徒。“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总名《忠烈侠义传》，原无大小之说，因上部三侠五义为创始之人，故谓之大五义，中下二部五义即其后人出世，故谓之小五义。”《小五义》虽续上部，而又自白玉堂盗盟单起，略当上部之百一回；全书则以襄阳王谋反，义侠之士竞谋探其隐事为线索。是时白玉堂早被害，余亦渐衰老，而后辈继起，并有父风。卢方之子珍，韩彰之子天锦，徐庆之子良，白玉堂之侄芸生，旨意外凑聚于客舍，益以小侠艾虎，遂结为兄弟。诸人奔走道路，颇诛豪强，终集武昌，拟共破铜网阵，未陷而书毕。《续小五义》即接叙前案，铜网先破，叛王遂逃，而诸侠仍在江湖间诛锄盗贼。已而襄阳王成擒，天子论功，侠义之士皆受封赏，于是全书完。序虽云二书皆石玉昆旧本，而较之上部，则中部荒率殊甚，入下又稍细，因疑草创或出一人，润色则由众手，其伎俩有工拙，故正续遂差异也。

　　且说徐庆天然的性气一冲的性情，永不思前想后，一时不顺，他就变脸，把桌子一扳，哗喇一声，碗盏皆碎。

　　钟雄是泥人，还有个土性情，拿住了你们，好眼相看，摆酒款待，你倒如此，难怪他怒发。指着三爷道，“你这是怎样了？”三爷说，“这是好的哪。”寨主说，“不好便当怎样？”三爷说，“打你！”话言未了，就是一拳。钟雄就用指尖往三爷肋下一点。“哎哟！”噗咚！三爷就躺于地下。焉知晓钟寨主用的是“十二支讲关法”，又叫“闭血法”，俗语就叫“点穴”。三爷心里明白，不能动转。钟雄拿脚一踢，吩咐绑起来。三爷周身这才活动，又教人捆上了五花大绑。展南侠自己把二臂往后一背，说，“你们把我捆上！”众人有些不肯，又不能不捆。钟雄传令，推在丹凤桥枭首。内中有人嚷道，“刀下留人！”……

　　（《小五义》第十七回）

　　且说黑妖狐智化与小诸葛沈仲元二人暗地商议，独出己见，要去上王府盗取盟单。……（智化）爬伏在悬龛之上，晃千里火照明：下面是一个方匣子，……上头有一个长方的硬木匣子，两边有个如意金环。伸手揪住两个金环，往怀中一带，只听上面嗑叹一声，下来了一口月牙式铡刀。智化把眼睛一闭，也不敢往前蹿，也不敢往后缩，正在腰脊骨中当啷的一声，智化以为是腰断两截，慢慢睁开眼睛一看，却不觉着疼痛，就是不能动转。列公，这是什么缘故？皆因他是月牙式样；若要是铡草的铡刀，那可就把人铡为两段。此刀当中有一个过陇儿，也不至于甚大；又对着智爷的腰细；又对着解了百宝囊，底下没有东西垫着；又有背后背着这一口刀，连皮鞘带刀尖，正把腰脊骨护住。……总而言之：智化命不该绝。可把沈仲元吓了个胆裂魂飞。……（《续小五义》第一回）

　　大小五义之书既尽出，乃即见《正续小五义全传》刊行，凡十五卷六十回，前有光绪壬辰（一八九二）绣谷居士序。其本即取《小五义》及续书，合为一部，去其复重，又汰其铺叙，省略成十三卷五十二回。末二卷八回则谓襄阳王将就擒，而又逸去，至红罗山，举兵复战，乃始败亡，是二书之所无，实为蛇足。行文叙事，亦虽简明有加，而原有之游词余韵，刊落甚多，故神采则转逊矣。

　　包拯颜查散而外，以他人为全书枢轴者，在先亦已尝有。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有《施公案》八卷九十七回，一名《百断奇观》，记康熙时施仕纶（当作世纶）〔13〕为泰州知州至漕运总督时行事，文意俱拙，略如明人之《包公案》，而稍加曲折，一案或亘数回；且断案之外，又有遇险，已为侠义小说先导。至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则有《彭公案》二十四卷一百回，为贪梦道人作，述彭朋（当作鹏）〔14〕于康熙中为三河县知县，洊擢河南巡抚，回京出查大同要案等故事，亦不外贤臣微行，豪杰盗宝之类，而字句拙劣，几不成文。

　　其他类似《三侠五义》之书尚甚夥，通行者有《永庆升平》九十七回，为潞河郭广瑞录哈辅源〔15〕演说，叙康熙帝变装私访，及除邪教，平逆匪诸案；寻有续一百回，亦贪梦道人作。又有《圣朝鼎盛万年青》八集，共七十六回，无撰人名，则记康熙帝以大政付刘塘陈宏谋〔16〕，自游江南，历遇奸徒骫法，英杰效忠之事。余如《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义》〔17〕等，其类尚多，大率出光绪二十年顷。后又有《刘公案》（刘墉），《李公案》（李丙寅当作秉衡）〔18〕；而《施公案》亦续至十集，《彭公案》续至十七集；

　　《七侠五义》则续至二十四集，千篇一律，语多不通，甚至一人之性格，亦先后顿异，盖历经众手，共成恶书，漫不加察，遂多矛盾矣。

　　《三侠五义》及其续书，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儿女英雄传》亦然。郭广瑞序《永庆升平》云，“余少游四海，常听评词演《永庆升平》一书，……国初以来，有此实事流传，咸丰年间有姜振名先生，乃评谈今古之人，尝演说此书，未能有人刊刻，传流于世。余长听哈辅源先生演说，熟记在心，闲暇之时，录成四卷。……”《小五义》序亦谓与《三侠五义》皆石玉昆原稿，得之其徒，则石玉昆殆亦咸丰时说话人，与姜振名各专一种故事。文康习闻说书，拟其口吻，于是《儿女英雄传》遂亦特有“演说”流风。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惟后来仅有拟作及续书，且多滥恶，而此道又衰落。

　　清初，流寇悉平，遗民未忘旧君，遂渐念草泽英雄之为明宣力者，故陈忱作《后水浒传》，则使李俊去国而王于暹罗（见第十五篇）。历康熙至乾隆百三十余年，威力广被，人民慑服，即士人亦无贰心，故道光时俞万春作《结水浒传》，则使一百八人无一幸免（亦见第十五篇），然此尚为僚佐之见也。

　　《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时去明亡已久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歆羡，故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然当时于此等书，则以为“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报应分明，昭彰不爽，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三侠五义》及《永庆升平》序）云。

　　而其时欧人之力又侵入中国。

　　※　　　　　　　 ※　　　　　　　　 ※

　　〔1〕　“四大奇书”　清李渔《三国演义序》云：“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见清两衡堂刊本《三国志第一才子书》卷首）李渔序。

　　〔2〕　马从善　自号古辽阆圃，文康家门客，余未详。其序写于光绪戊寅年（1878），称“《儿女英雄传》一书，文铁仙先生康所作也。”

　　〔3〕　勒保（1740—1819）　费莫氏，字宜轩，清满洲镶红旗人，官陕甘总督、四川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等。曾镇压川、鄂、陕等地白莲教起义及云、贵苗民起义。

　　〔4〕　观鉴我斋《儿女英雄传》序云：“其书以天道为纲，以人道为纪，以性情为意旨，以儿女英雄为文章，……吾不图于无意中果得于诚正、修齐、治平而外，快睹此格致一书也。”又云：“《西游记》其神也怪也，《水浒传》其力也，《金瓶梅》其乱也。”

　　〔5〕　东海吾了翁《儿女英雄传序》云：“其事则日下旧闻，其文则忽庄忽谐，若明若昧，……研读数四，更于没字处求之，始知其所以忽庄忽谐，若明若昧者，言非无所为而发也。噫，伤已！惜原稿半残阙失次，爰不辞固陋，为之点金以铁，补缀成书，易其名曰《儿女英雄传评话》。”

　　〔6〕　《续儿女英雄传》共三十二回，卷首有无名氏自序，不记年月。光绪二十四年（1898）北京宏文书局印行。

　　〔7〕　石玉昆（约1810—约1871）　字振之，清天津人。道光咸丰年间说书艺人。

　　〔8〕　“断立太后”　见元杂剧《抱妆盒》，剧情叙宋真宗时李美人生子，遭刘皇后嫉害，陈琳抱妆盒救出幼主，幼主后即位为仁宗，密询陈琳，尊生母李氏为皇太后。“审乌盆鬼”，见元杂剧《盆儿鬼》剧情叙汴梁人杨国用经商遇害，尸首虽被烧成灰和土制成瓦盆，但“冤魂”不散，能作人声，后经包公审理伸冤。

　　〔9〕　《龙图公案》　十卷，明无名氏撰，序署“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悟石轩”。有繁简两本，繁本故事一百则，简本故事六十六则。叙写包公审案故事。

　　〔10〕　这里的《龙图公案》指传钞本《龙图耳录》，一二○回，系石玉昆说唱《龙图公案》的记录本（删去唱词）。刊本《忠烈侠义传》（亦名《三侠五义》）即从此本出。

　　〔11〕　明宸濠事　明正德十四年（1519），宗室宁王朱宸濠伪称奉太后密诏，于南昌起兵叛乱，后兵败被杀。

　　〔12〕　俞樾　参看本卷第219页注〔28〕。俞樾将《三侠五义》改名《七侠五义》，并作序。序中所说的柳麻子，即柳敬亭（1587—1890），明末著名说书艺人。俞序关于柳敬亭说《水浒》的记述，本自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五《柳敬亭说书》。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奭，清吴县（今属江苏）人，官至工部尚书。撰有《郑奭诗存、文存》各一卷，编有《滂喜斋丛书》。

　　〔13〕　施世纶（？—1722）　字文贤，清汉军镶黄旗人。曾任泰州知州，后官户部侍郎、漕运总督，撰有《南堂集》。《施公案》叙写其有关事迹，多出附会臆造。

　　〔14〕　彭鹏（1637—1704）　字奋斯，号古愚，清莆田（今属福建）人，由三河知县官至广东巡抚。撰有《古愚心言》。《彭公案》叙写其有关事迹，多出附会臆造。

　　〔15〕　郭广瑞　字筱亭，别号燕南居士，清潞河（今北京通县）人。

　　哈辅源，满洲旗人。说书艺人，以专说《永庆升平》而闻名。

　　〔16〕　刘墉（1719—1804）　字崇如，号石庵，清诸城（今属山东）人，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陈宏谋（1696—1771），字汝咨，号榕门，清临桂（今属广西）人，官至湖广总督、东阁大学士。此处正文“康熙”应为“乾隆”。

　　〔17〕　《英雄大八义》　四卷，五十六回。《英雄小八义》系其续集，四卷，四十四回。叙写东京汴梁宋士公等人故事。《七剑十三侠》，又名《七子十三生》，三集，一八○回，题“姑苏桃花馆主人唐芸洲编次”。叙写明王守仁平定朱宸濠叛乱故事。《七剑十八义》，未见，同类书有《七剑八侠十六义》、《五剑十八义》等多种。

　　〔18〕　《刘公案》　仅见唱本《刘墉私访大清传》，四卷，叙写乾隆时刘墉奉旨查办国舅、济南巡抚国泰事。《李公案》，一名《李公案奇闻》，三十四回，题“惜红居士编纂”。叙写清李秉衡办理讼案事。 　

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谴责小说

　　光绪庚子（一九○○）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其作者，则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

　　南亭亭长为李宝嘉，字伯元，江苏武进人，少擅制艺及诗赋，以第一名入学，累举不第，乃赴上海办《指南报》，旋辍，别办《游戏报》，为俳谐嘲骂之文，后以“铺底”售之商人，又别办《海上繁华报》，〔1〕记注倡优起居，并载诗词小说，殊盛行。所著有《庚子国变弹词》若干卷，《海天鸿雪记》六本，《李莲英》一本，〔2〕《繁华梦》《活地狱》〔3〕各若干本。又有专意斥责时弊者曰《文明小史》，分刊于《绣像小说》中，〔4〕尤有名。时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内失望，多欲索祸患之由，责其罪人以自快，宝嘉亦应商人之托，撰《官场现形记》，拟为十编，编十二回，自光绪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中成三编，后二年又成二编，三十二年三月以瘵卒，年四十（一八六七——

　　一九○六），书遂不完；亦无子，伶人孙菊仙〔5〕为理其丧，酬《繁华报》之揄扬也。尝被荐应经济特科，不赴，时以为高；

　　又工篆刻，有《芋香印谱》〔6〕行于世（见周桂笙《新庵笔记》三，李祖杰致胡适书及顾颉刚《读书杂记》等）。

　　《官场现形记》已成者六十回，为前半部，第三编印行时（一九○三）有自序，略谓“亦尝见夫官矣，送迎之外无治绩，供张之外无材能，忍饥渴，冒寒暑，行香则天明而往，禀见则日昃而归，卒不知其何所为而来，亦卒不知其何所为而去。”

　　岁或有凶灾，行振恤，又“皆得援救助之例，邀奖励之恩，而所谓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穷期”。及朝廷议汰除，则“上下蒙蔽，一如故旧，尤其甚者，假手宵小，授意私人，因苞苴而通融，缘贿赂而解释：是欲除弊而转滋之弊也”。于是群官搜括，小民困穷，民不敢言，官乃愈肆，“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爱“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穷年累月，殚精竭诚，成书一帙，名曰《官场现形记》。

　　……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也”。故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今录南亭亭长之作八百余言为例，并以概余子：

　　……却说贾大少爷，……看看已到了引见之期，头天赴部演礼，一切照例仪注，不庸细述。这天贾大少爷起了一个半夜，坐车进城，……一直等到八点钟，才有带领引见的司官老爷把他带了进去，不知走到一个甚么殿上，司官把袖一摔，他们一班几个人在台阶上一溜跪下，离着上头约摸有二丈远，晓得坐在上头的就是“当今”了。……他是道班，又是明保的人员，当天就有旨，叫他第二天预备召见。……贾大少爷虽是世家子弟，然而今番乃是第一遭见皇上，虽然请教过多少人，究竟放心不下。当时引见了下来，先看见华中堂。华中堂是收过他一万银子古董的，见了面问长问短，甚是关切。后来贾大少爷请教他道，“明日朝见，门生的父亲是现任臬司，门生见了上头，要碰头不要碰头？”华中堂没有听见上文，只听得“碰头”二字，连连回答道，“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贾大少爷忙分辨道，“门生说的是上头问着门生的父亲，自然要碰头；倘不问，也要碰头不要碰头？”华中堂道，“上头不问你，你千万不要多说话；应该碰头的地方，又万万不要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一席话说得贾大少爷格外糊涂，意思还要问，中堂已起身送客了。贾大少爷只好出来，心想华中堂事情忙，不便烦他，不如去找黄大军机，……或者肯赐教一二。谁知见了面，贾大少爷把话才说完，黄大人先问“你见过中堂没有？他怎么说的？”贾大少爷照述一遍，黄大人道，“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碰头少说话，老成人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

　　……贾大少爷无法，只得又去找徐大军机。这位徐大人，上了年纪，两耳重听，就是有时候听得两句，也装作不知。他平生最讲究养心之学，有两个诀窍：一个是“不动心”，一个是“不操心”。……后来他这个诀窍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璃蛋”。

　　……这日贾大少爷……去求教他，见面之后，寒暄了几句，便题到此事。徐大人道，“本来多碰头是顶好的事。

　　就是不碰头，也使得。你还是应得碰头的时候，你碰头；

　　不必碰的时候，还是不必碰的为妙。”贾大少爷又把华黄二位的话述了一遍，徐大人道，“他两位说的话都不错。

　　你便照他二位的话，看事行事，最妥。”说了半天，仍旧说不出一毫道理，只得又退了下来。后来一直找到一位小军机，也是他老人家的好友，才把仪注说清。第二天召见上去，居然没有出岔子。……（第二十六回）

　　我佛山人为吴沃尧，字茧人，后改趼人，广东南海人也，居佛山镇，故自称“我佛山人”。年二十余至上海，常为日报撰文，皆小品；光绪二十八年新会梁启超〔7〕印行《新小说》于日本之横滨，月一册，次年（一九○三），沃尧乃始学为长篇，即以寄之，先后凡数种，曰《电术奇谈》，曰《九命奇冤》，〔8〕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名于是日盛，而末一种尤为世间所称。后客山东，游日本，皆不得意，终复居上海；三十二年，为《月月小说》〔9〕主笔，撰《劫余灰》《发财秘诀》《上海游骖录》〔10〕；又为《指南报》作《新石头记》〔11〕。又一年，则主持广志小学校，甚尽力于学务，所作遂不多。宣统纪元，始成《近十年之怪现状》〔12〕二十回，二年九月遽卒，年四十五（一八六六——一九一○）。别有《恨海》《胡宝玉》〔13〕二种，先皆单行；又尝应商人之托，以三百金为撰《还我灵魂记》颂其药，〔14〕一时颇被訾议，而文亦不传（见《新庵笔记》三，《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序，《我佛山人笔记》汪维甫序）。短文非所长，后因名重，亦有人缀集为《趼廛笔记》《趼人十三种》〔15〕《我佛山人笔记四种》《我佛山人滑稽谈》《我佛山人札记小说》〔16〕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本连载于《新小说》〔71〕中，后亦与《新小说》俱辍，光绪三十三年乃有单行本甲至丁四卷，宣统元年又出戊至辛四卷，共一百八回。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二十年中所遇，所见，所闻天地间惊听之事，缀为一书，始自童年，末无结束，杂集“话柄”，与《官场现形记》同。而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夥，官师士商，皆著于录，搜罗当时传说而外，亦贩旧作（如《钟馗捉鬼传》之类），以为新闻。自云“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第一回）则通本所述，不离此类人物之言行可知也。相传吴沃尧性强毅，不欲下于人，遂坎坷没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其叙北京同寓人符弥轩之虐待其祖云：

　　……到了晚上，各人都已安歇，我在枕上隐隐听得一阵喧嚷的声音出在东院里。……嚷了一阵，又静了一阵，静了一阵，又嚷一阵，虽是听不出所说的话来，却只觉得耳根不清净，睡不安稳。……直等到自鸣钟报了三点之后，方才朦胧睡去；等到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钟了。连忙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客堂，只见吴亮臣李在兹和两个学徒，一个厨子，两个打杂，围在一起窃窃私议。我忙问是甚么事。……亮臣正要开言，在兹道，“叫王三说罢，省了我们费嘴。”打杂王三便道，“是东院符老爷家的事。昨天晚上半夜里我起来解手，听见东院里有人吵嘴，……就摸到后院里，……往里面偷看：原来符老爷和符太太对坐在上面，那一个到我们家里讨饭的老头儿坐在下面，两口子正骂那老头子呢。那老头子低着头哭，只不做声。符太太骂得最出奇，说道，‘一个人活到五六十岁，就应该死的了，从来没见过八十多岁人还活着的。’符老爷道，‘活着倒也罢了。无论是粥是饭，有得吃吃点，安分守己也罢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饭了，你可知道要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是要自己本事挣来的呢。’那老头子道，‘可怜我并不求好吃好喝，只求一点儿咸菜罢了。’符老爷听了，便直跳起来，说道，‘今日要咸菜，明日便要咸肉，后日便要鸡鹅鱼鸭，再过些时，便燕窝鱼翅都要起来了。我是个没补缺的穷官儿，供应不起！’说到那里，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

　　骂够了一回，老妈子开上酒菜来，摆在当中一张独脚圆桌上。符老爷两口子对坐着喝酒，却是有说有笑的。那老头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咽咽的哭。符老爷喝两杯，骂两句；符太太只管拿骨头来逗叭儿狗顽。那老头子哭丧着脸，不知说了一句甚么话，符老爷登时大发雷霆起来，把那独脚桌子一掀，匉訇一声，桌上的东西翻了个满地，大声喝道，‘你便吃去！’那老头子也太不要脸，认真就爬在地下拾来吃。符老爷忽的站了起来，提起坐的凳子，对准了那老头子摔去。幸亏站着的老妈子抢着过来接了一接，虽然接不住，却挡去势子不少。那凳子虽然还摔在那老头子的头上，却只摔破了一点头皮。倘不是那一挡，只怕脑子也磕出来了。”我听了这一番话，不觉吓了一身大汗，默默自己打主意。到了吃饭时，我便叫李在兹赶紧去找房子，我们要搬家了。……（第七十四回）

　　吴沃尧之所撰著，惟《恨海》《劫余灰》，及演述译本之《电术奇谈》等三种，自云是写情小说，其他悉此类，而谴责之度稍不同。至于本旨，则缘借笔墨为生，故如周桂笙（《新庵笔记》三）言，亦“因人，因地，因时，各有变态”，但其大要，则在“主张恢复旧道德”（见《新庵译屑》评语） 云。

　　又有《老残游记》二十章，题“洪都百炼生”著，实刘鹗〔18〕之作也，有光绪丙午（一九○六）之秋于海上所作序；或云本未完，末数回乃其子续作之。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少精算学，能读书，而放旷不守绳墨，后忽自悔，闭户岁余，乃行医于上海，旋又弃而学贾，尽丧其资。光绪十四年河决郑州，鹗以同知投效于吴大澂〔19〕，治河有功，声誉大起，渐至以知府用。在北京二年，上书请敷铁道；又主张开山西矿，既成，世俗交谪，称为“汉奸”。庚子之乱，鹗以贱值购太仓储粟于欧人，或云实以振饥困者，全活甚众；后数年，政府即以私售仓粟罪之，流新疆死（约一八五○——一九一○，详见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其书即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行，而历记其言论闻见，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而攻击官吏之处亦多。其记刚弼误认魏氏父女为谋毙一家十三命重犯，魏氏仆行贿求免，而刚弼即以此证实之，则摘发所谓清官者之可恨，或尤甚于赃官，言人所未尝言，虽作者亦甚自憙，以为“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20〕，其显然者也。……

　　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也。

　　……那衙役们早将魏家父女带到，却都是死了一半的样子。两人跪到堂上，刚弼便从怀里摸出那个一千两银票并那五千五百两凭据，……叫差役送与他父女们看，他父女回说“不懂，这是甚么缘故？”……刚弼哈哈大笑道，“你不知道，等我来告诉你，你就知道了。昨儿有个胡举人来拜我，先送一千两银子，道，你们这案，叫我设法儿开脱；又说，如果开脱，银子再要多些也肯。……

　　我再详细告诉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谋害的，你家为甚么肯拿几千两银子出来打点呢？这是第一据。……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诉他，‘照五百两一条命计算，也应该六千五百两。’你那管事的就应该说，‘人命实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员代为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两的数目却不敢答应。’怎么他毫无疑义，就照五百两一条命算帐呢？这是第二据。我劝你们，早迟总得招认，免得饶上许多刑具的苦楚。”那父女两个连连叩头说，“青天大老爷。实在是冤枉。”刚弼把桌子一拍，大怒道，“我这样开导，你们还是不招？再替我夹拶起来！”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应了一声“嗄！”……正要动刑。刚弼又道，“慢着。行刑的差役上来，我对你说。……你们伎俩，我全知道。你们看那案子是不要紧的呢，你们得了钱，用刑就轻；让犯人不甚吃苦。你们看那案情重大，是翻不过来的了，你们得了钱，就猛一紧，把犯人当堂治死，成全他个整尸首，本官又有个严刑毙命的处分。我是全晓得的。今日替我先拶贾魏氏，只不许拶得他发昏，但看神色不好就松刑，等他回过气来再拶。预备十天工夫，无论你甚么好汉，也不怕你不招！”……（第十六章）

　　《孽海花》以光绪三十三年载于《小说林》〔21〕，称“历史小说”，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相传实常熟举人曾朴〔22〕字孟朴者所为。第一回犹楔子，有六十回全目，自金汮抡元起，即用为线索，杂叙清季三十年间遗闻逸事；后似欲以豫想之革命收场，而忽中止，旋合辑为书十卷，仅二十回。金汮谓吴县洪钧，尝典试江西，丁忧归，过上海，纳名妓傅彩云为妾，后使英，携以俱去，称夫人，颇多话柄。比洪殁于北京，傅复赴上海为妓，称曹梦兰，又至天津，称赛金花，庚子之乱，为联军统帅所暱，势甚张。书于洪傅特多恶谑，并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而时复张大其词，如凡谴责小说通病；惟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则其所长也。书中人物，几无不有所影射；使撰人诚如所传，则改称李纯客者实其师李慈铭〔23〕字莼客（见曾之撰《越缦堂骈体文集序》），亲炙者久，描写当能近实，而形容时复过度，亦失自然，盖尚增饰而贱白描，当日之作风固如此矣。即引为例：

　　……却说小燕便服轻车，叫车夫径到城南保安寺街而来。那时秋高气爽，尘软蹄轻，不一会，已到了门口。

　　把车停在门前两棵大榆树阴下。家人方要通报，小燕摇手说“不必”，自己轻跳下车。正跨进门，瞥见门上新贴一副淡红朱砂笺的门对，写得英秀瘦削，历落倾斜的两行字，道：

　　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

　　户部员外补阙一千年

　　小燕一笑。进门一个影壁；绕影壁而东，朝北三间倒厅；沿倒厅廊下一直进去，一个秋叶式的洞门；洞门里面，方方一个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绿叶森森，满院种着木芙蓉，红艳娇酣，正是开花时候。三间静室，垂着湘帘，悄无人声。那当儿恰好一阵微风，小燕觉得在帘缝里透出一股药烟，清香沁鼻。掀帘进去，却见一个椎结小童，正拿着把破蒲扇，在中堂东壁边煮药哩。见小燕进来，正要起立。只听房里高吟道，“淡墨罗巾灯畔字，小风铃佩梦中人。”小燕一脚跨进去，笑道，“‘梦中人’是谁呢？”一面说，一面看，只见纯客穿着件半旧熟罗半截衫，踏着草鞋，本来好好儿，一手捋着短须，坐在一张旧竹榻上看书。看见小燕进来，连忙和身倒下，伏在一部破书上发喘，颤声道，“呀，怎么小翁来，老夫病体竟不能起迓，怎好怎好？”小燕道，“纯老清恙，几时起的？怎么兄弟连影儿也不知？”纯客道，“就是诸公定议替老夫做寿那天起的。可见老夫福薄，不克当诸公盛意。云卧园一集，只怕今天去不成了。”小燕道，“风寒小疾，服药后当可小痊。还望先生速驾，以慰诸君渴望。”

　　小燕说话时，却把眼偷瞧，只见榻上枕边拖出一幅长笺，满纸都是些抬头。那抬头却奇怪，不是“阁下”“台端”，也非“长者”“左右”，一迭连三，全是“妄人”两字。小燕觉得诧异，想要留心看他一两行，忽听秋叶门外有两个人，一路谈话，一路蹑手蹑脚的进来。那时纯客正要开口，只听竹帘子拍的一声。正是：十丈红尘埋侠骨，一帘秋色养诗魂。不知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第十九回）

　　《孽海花》亦有他人续书（《碧血幕》《续孽海花》〔24〕，皆不称。

　　此外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撰作此类小说者尚多，顾什九学步前数书，而甚不逮，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旋生旋灭，亦多不完。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嫚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25〕。

　　※　　　　　　　 ※　　　　　　　　 ※

　　〔1〕　《指南报》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创刊，不久停刊。《游戏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刊，宣统二年（1910）停刊。《海上繁华报》，未详，不知是否即李伯元所办《世界繁华报》。该报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刊，宣统二年停刊。

　　〔2〕　《庚子国变弹词》　四十回，长篇弹词，暴露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罪行，但对义和团持敌视态度。《海天鸿雪记》，二十回，题“二春居士编”，每回后有南亭亭长评。叙写上海妓女生活，对当时社会黑暗有所暴露。《李莲英》，未见，周桂笙《新庵笔记》曾提及。

　　〔3〕　《繁华梦》　全称《海上繁华梦》，三集，一百回，题“古沪警梦痴仙戏墨”，实即孙家振撰。《活地狱》，四十三回。李宝嘉生前撰至三十九回，余为吴沃尧、欧阳巨源续成。此书由十五个长短不等的故事组成。

　　〔4〕　《文明小史》　六十回，叙写清廷官吏的昏庸腐败，提倡改良。《绣像小说》，李宝嘉主编。小说期刊，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刊于上海，光绪三十二年（1906）停刊。

　　〔5〕　孙菊仙（1841—1931）　名濂，天津人。京剧艺人。

　　〔6〕　《芋香印谱》　常州市博物馆藏有《芋香室印存》，卷首之独孤粲《李伯元传略》中称李“有芋香印谱行世”。据此，《芋香印谱》或即《芋香室印存》。

　　〔7〕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光绪戊戌年（1898）与康有为、谭嗣同等发起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他曾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著述甚多，主要有《饮冰室文集》等。

　　〔8〕　《电术奇谈》　一名《催眠术》，二十四回，日本菊池幽芳著，方庆周译，吴趼人演述。内容叙写印度一部族酋长的女儿与一英国青年相爱的故事。《九命奇冤》，三十六回，叙写两家地主因迷信风水酿成九条命案的故事。

　　〔9〕《月月小说》吴研人、周桂笙等主编。一九○六年九月创刊于上海，一九○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二十四期。所刊除小说外，尚有戏剧、论文、杂著等。

　　〔10〕　《劫余灰》　十六回，叙写一对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故事。

　　《发财秘诀》，又名《黄奴外史》，十回，叙写一穷汉在香港靠投机发家的故事。《上海游骖录》，十回，叙写一个地主的儿子投靠革命党的故事，其中对革命党人多所攻击。

　　〔11〕　《新石头记》　四十回，以庚子事变前后的北京为背景，借贾宝玉之名，幻设事迹，与原《红楼梦》故事无关。

　　〔12〕　《近十年之怪现状》　又名《最近社会龌龊史》，二十回，叙写当时社会黑暗情况，可视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续集。

　　〔13〕　《恨海》　十回，以庚子事变为背景，叙写两对青年男女的婚姻悲剧。《胡宝玉》，又名《三十年上海北里之怪历史》，全书分八章，叙写名妓胡宝玉等人的故事。

　　〔14〕　《还我灵魂记》　原题《还我魂灵记》，是吴沃尧一九一○年为药房写的一篇广告文字。其中的商人指中法大药房老板黄楚九，所颂的药为艾罗补脑汁。（据一九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汉口中西报》）

　　〔15〕　《趼廛笔记》　共七十二则，内容有记叙传闻，亦有读书札记。《趼人十三种》，即《光绪万年》、《无理取闹西游记》、《立宪万岁》、《黑籍冤魂》、《义盗记》、《庆祝立宪》、《大改革》、《平步青云》、《快升官》、《查功课》、《人镜学社鬼哭传》、《趼廛賸墨》及《趼廛诗删賸》。先后均发表于《月月小说》。吴趼人死后，由他人汇集成册印行。

　　〔16〕　《我佛山人笔记四种》　即《我佛山人笔记》，汪维甫辑。

　　收《趼廛随笔》、《趼廛续笔》、《中国侦探三十四案》及《上海三十年艳迹》四种。前二种与《趼廛笔记》内容基本相同。《我佛山人滑稽谈》，收笑话之类一百七十余则。《我佛山人札记小说》，四卷，五十三篇，所记多属奇闻轶事。

　　〔17〕　《新小说》　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创办于横滨，共刊行两卷，以小说为主，旁及诗歌、戏曲、笔记等。

　　〔18〕　刘鹗（1857—1909）　曾官候补知府，后弃官经商。除《老残游记》外，编有甲骨文《铁云藏龟》等。

　　〔19〕　吴大澂（1835—1902）　字清卿　号愙斋，清吴县（今属江苏）人，官湖南巡抚。撰有《愙斋诗文集》、《愙斋集古录》等。

　　〔20〕　徐桐（1819—1900）　字荫轩，汉军正蓝旗人，历任礼部、吏部尚书。顽固守旧，反对维新变法。李秉衡（1830—1900），字鑑堂，海城（今属辽宁）人，官山东巡抚、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战败自尽。

　　〔21〕　《小说林》　黄摩西主编。一九○七年一月于上海创刊，一九○八年九月停刊，共出十二期，多载翻译小说。

　　〔22〕　曾朴（1872—1935）　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辛亥革命后任江苏财政厅长、政务厅长等职。曾创办小说林书店。

　　所撰小说除《孽海花》外，尚有《鲁男子》等。《孽海花》前六回为爱自由者（金松岑）所作，经曾朴修改。

　　〔23〕　李慈铭（1830—1894）　字炁伯，号莼客，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撰有《越缦堂日记》、《白华绛跗阁诗集》、《湖塘林馆骈体文钞》等。

　　〔24〕　关于《孽海花》续书。《碧血幕》，包天笑撰。有光绪丁未年（1907）《小说林》本，未写完。《续孽海花》，陆士谔撰。原题《孽海花续编》，书内题作《孽海花三编》。后又续写四、五、六编，题名《新孽海花》。曾朴初撰《孽海花》时曾拟六十回回目，然初稿仅成二十回。此续书系据曾朴拟定之回目，自二十一回始，至六十回止。

　　〔25〕　“黑幕小说”　一九一六年十月《时事新报》辟“上海黑幕”专栏后逐渐风行的一种小说，代表作品有《绘图中国黑幕大观》等。　

后记

　　右《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其第一至第十五篇以去年十月中印讫。已而于朱彝尊〔1〕《明诗综》卷八十知雁宕山樵陈忱字遐心，胡适为《后水浒传序》〔2〕考得其事尤众；于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3〕第一编知《说唐传》旧本题庐陵罗本撰，《粉妆楼》相传亦罗贯中作，惜得见在后，不及增修。其第十六篇以下草稿，则久置案头，时有更定，然识力俭隘，观览又不周洽，不特于明清小说阙略尚多，即近时作者如魏子安、韩子云辈之名，亦缘他事相牵，未遑博访。况小说初刻，多有序跋，可借知成书年代及其撰人，而旧本希觏，仅获新书，贾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用以编录，亦复依据寡薄，时虑讹谬，惟更历岁月，或能小小妥帖耳。而时会交迫，当复印行，乃任其不备，辄付排印。顾畴昔所怀将以助听者之聆察、释写生之烦劳之志愿，则于是乎毕矣。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三月三日校竟记。

　　※　　　　　　　 ※　　　　　　　　 ※

　　〔1〕　朱彝尊（1629—1709）　字锡鬯，号竹垞，清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所撰《明诗综》，一百卷，卷八十辑录陈忱诗一首，称“忱字遐心，乌程人”。

　　〔2〕　《后水浒传序》　即《水浒续集两种序》，见《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3〕　谢无量（1884—1964），名蒙，四川梓潼人，曾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撰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等。《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后改名《罗贯中与马致远》。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目录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第一讲　从神话到神仙传

　　第二讲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第三讲　唐之传奇文

　　第四讲　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

　　第五讲　明小说之两大主潮

　　第六讲　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本篇系鲁迅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西安讲学时的记录稿，后收入西北大学出版部一九二五年三月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

　　我所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许多历史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例如虽至今日，而许多作品里面，唐宋的，甚而至于原始人民的思想手段的糟粕都还在。今天所讲，就想不理会这些糟粕——虽然它还很受社会欢迎——而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一共分为六讲。

第一讲　从神话到神仙传

　　考小说之名，最古是见于庄子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县”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誉。但这是指他所谓琐屑之言，不关道术的而说，和后来所谓的小说并不同。

　　因为如孔子，杨子〔1〕，墨子〔2〕各家的学员，从庄子看来，都可以谓之小说；反之，别家对庄子，也可称他的著作为小说。至于《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这才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但也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借以考察国之民情，风俗而已；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

　　小说是如何起源的呢？据《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

　　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因为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像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之的话，都是和凡人不同的。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

　　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

　　但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亦然。只是中国并无含有神话的大著作；其零星的神话，现在也还没有集录为专书的。我们要寻求，只可从古书上得到一点，而这种古书最重要的，便推《山海经》。不过这书也是无系统的，其中最要的，和后来有关系的记述，有西王母的故事，现在举一条出来：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如此之类还不少。这个古典，一直流行到唐朝，才被骊山老母夺了位置去。此外还有一种《穆天子传》，讲的是周穆王驾八骏西征的故事，是汲郡古冢中杂书之一篇。——总之中国古代的神话材料很少，所有者，只是些断片的，没有长篇的，而且似乎也并非后来散亡，是本来的少有。我们在此要推求其原因，我以为最要的有两种：

　　一、太劳苦　因为中华民族先居在黄河流域，自然界底情形并不佳，为谋生起见，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实际，轻玄想，故神话就不能发达以及流传下来。劳动虽说是发生文艺的一个源头，但也有条件：就是要不过度。劳逸均适，或者小觉劳苦，才能发生种种的诗歌，略有余暇，就讲小说。假使劳动太多，休息时少，没有恢复疲劳的余裕，则眠食尚且不暇，更不必提什么文艺了。

　　二、易于忘却　因为中国古时天神，地祇，人，鬼，往往殽杂，则原始的信仰存于传说者，日出不穷，于是旧者僵死，后人无从而知。如神荼，郁垒，为古之大神，传说上是手执一种苇索，以缚虎，且御凶魅的，所以古代将他们当作门神。但到后来又将门神改为秦琼，尉迟敬德，并引说种种事实，以为佐证，于是后人单知道秦琼和尉迟敬德为门神，而不复知神荼，郁垒，更不消说造作他们的故事了。此外这样的还很不少。

　　中国的神话既没有什么长篇的，现在我们就再来看《汉书》《艺文志》上所载的小说：《汉书》《艺文志》上所载的许多小说目录，现在一样都没有了，但只有些遗文，还可以看见。如《大戴礼》《保傅篇》中所引《青史子》说：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居则习礼文，行则鸣佩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

　　《青史子》这种话，就是古代的小说；但就我们看去，同《礼记》所说是一样的，不知何以当作小说？或者因其中还有许多思想和儒家的不同之故吧。至于现在所有的所谓汉代小说，却有称东方朔所做的两种：一、《神异经》，二、《十洲记》。班固做的，也有两种：一、《汉武故事》；二、《汉武帝内传》。此外还有郭宪做的《洞冥记》，刘歆做的《西京杂记》。《神异经》的文章，是仿《山海经》的，其中所说的多怪诞之事。现在举一条出来：

　　“西南荒山中出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西南荒经》）

　　《十洲记》是记汉武帝闻十洲于西王母之事，也仿《山海经》的，不过比较《神异经》稍微庄重些。《汉武故事》和《汉武帝内传》，都是记武帝初生以至崩葬的事情。《洞冥记》是说神仙道术及远方怪异的事情。《西京杂记》则杂记人间琐事。

　　然而《神异经》，《十洲记》，为《汉书》《艺文志》上所不载，可知不是东方朔做的，乃是后人假造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则与班固别的文章，笔调不类，且中间夹杂佛家语，——彼时佛教尚不盛行，且汉人从来不喜说佛语——可知也是假的。至于《洞冥记》，《西京杂记》又已经为人考出是六朝人做的。——所以上举的六种小说，全是假的。惟此外有刘向的《列仙传》〔3〕是真的。晋的葛洪又作《神仙传》〔4〕，唐宋更多，于后来的思想及小说，很有影响。但刘向的《列仙传》，在当时并非有意作小说，乃是当作真实事情做的，不，到现在还多拿它做儿童读物的材料。现在常有一问题发生：即此种神话，可否拿它做儿童的读物？我们顺便也说一说。在反对一方面的人说：以这种神话教儿童，只能养成迷信，是非常有害的；而赞成一方面的人说：以这种神话教儿童，正合儿堂的天性，很感趣味，没有什么害处的。在我以为这要看社会上教育的状况怎样，如果儿童能继续更受良好的教育，则将来一学科学，自然会明白，不至迷信，所以当然没有害的；但如果儿童不能继续受稍深的教育，学识不再进步，则在幼小时所教的神话，将永信以为真，所以也许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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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杨子　即杨朱，战国初期魏国人。主张“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的“为我”思想。其言论事迹，散见《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列子》中虽有《杨朱》篇，但系后人伪托。

　　〔2〕　墨子（约前468—前376）　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曾任宋国大夫，墨家学派创始者。他主张“爱无差等”的“兼爱”思想。现存《墨子》五十三篇。

　　〔3〕　《列仙传》　《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题刘向撰。叙写赤松子等七十一个仙人的故事。

　　〔4〕　《神仙传》　《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题葛洪撰。叙写许由、巢父等八十四人名列仙班的故事。

第二讲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上次讲过：一、神话是文艺的萌芽。二、中国的神话很少。三、所有的神话，没有长篇的。四、《汉书》《艺文志》上载的小说都不存在了。五、现存汉人的小说，多是假的。现在我们再看六朝时的小说怎样？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后来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像《博物志》上说：

　　“燕太子丹质于秦，……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卷八《史补》）

　　这全是怪诞之说，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响。再如刘敬叔的《异苑》上说：

　　“义熙中，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嫂即平复。”（卷八）

　　这可见六朝人视一切东西，都可成妖怪，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谓“万有神教”。此种思想，到了现在，依然留存，像：

　　常见在树上挂着“有求必应”的匾，便足以证明社会上还将树木当神，正如六朝人一样的迷信。其实这种思想，本来是无论何国，古时候都有的，不过后来渐渐地没有罢了。但中国还很盛。

　　六朝志怪的小说，除上举《博物志》、《异苑》而外，还有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后记》。但《搜神记》多已佚失，现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辑各书引用的话，再加别的志怪书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至于《搜神后记》，亦记灵异变化之事，但陶潜旷达，未必作此，大约也是别人的托名。

　　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如阳羡鹅笼的故事，就是：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中具肴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暂唤之……’……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

　　此种思想，不是中国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印度怎样相关的大概了。但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 　　六朝时志怪的小说，既如上述，现在我们再讲志人的小说。六朝志人的小说，也非常简单，同志怪的差不多，这有宋刘义庆做的《世说新语》，可以做代表。现在待我举出一两条来看：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卷下《任诞篇》）

　　这就是所谓晋人底风度。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1〕，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前乎《世说》尚有《语林》，《郭子》，不过现在都没有了。而《世说》乃是纂辑自后汉至东晋底旧文而成的。后来有刘孝标给《世说》作注，注中所引的古书多至四百余种，而今又不多存在了；所以后人对于《世说》看得更贵重，到现在还很通行。

　　此外还有一种魏邯郸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说》早。它的文章，较《世说》质朴些，现在也没有了，不过在唐宋人的类书上所引的遗文，还可以看见一点，我现在把它也举一条出来：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所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秦康父母已死）既而父数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广记》二百六十二）

　　就此可知《笑林》中所说，大概不外俳谐之谈。

　　上举《笑林》，《世说》两种书，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发达，因为只有模仿，没有发展。如社会上最通行的《笑林广记》，当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说的多是知识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广记》〔2〕，则落于形体上的滑稽，专以鄙言就形体上谑人，涉于轻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

　　至于《世说》，后来模仿的更多，从刘孝标的《续世说》——见《唐志》——一直到清之王晫所做的《今世说》，现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说》等，都是仿《世说》的书。但是晋朝和现代社会底情状，完全不同，到今日还模仿那时底小说，是很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服药者——晋人所服之药，我们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种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发炎，适于穿旧衣——因新衣容易擦坏皮肤——又常不洗，虱子生得极多，所以说：“扪虱而谈。”饮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梦死。——这就是晋时社会底情状。而生在现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岂非笑话？

　　我在上面说过：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所以《旧唐书》《艺文志》，把那种志怪的书，并不放在小说里，而归入历史的传记一类，一直到了宋欧阳修才把它归到小说里。可是志人底一部，在六朝时看得比志怪底一部更重要，因为这和成名很有关系；像当时乡间学者想要成名，他们必须去找名士，这在晋朝，就得去拜访王导，谢安一流人物，正所谓“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但要和这流名士谈话，必须要能够合他们的脾胃，而要合他们的脾胃，则非看《世说》，《语林》这一类的书不可。例如：当时阮宣子见太尉王夷甫，夷甫问老庄之异同，宣子答说：“将毋同。”夷甫就非常佩服他，给他官做，即世所谓“三语掾”。但“将毋同”三字，究竟怎样讲？有人说是“殆不同”的意思；有人说是“岂不同”的意思——总之是一种两可、飘渺恍惚之谈罢了。要学这一种飘渺之谈，就非看《世说》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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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孔融（153—208）　字文举，东汉末鲁国（今山东曲阜）人。

　　曾任北海相，后因反对曹操，为曹操所杀。祢衡（173—198），字正平，东汉末平原般（今山尔临邑）人。因反对曹操被送至刘表处，刘表又将他送至黄祖处，终为黄祖所杀。

　　〔2〕　《笑林广记》　清游戏主人辑。笑话集，四卷，分古艳、腐流、形体、闺风等十二类。

第三讲　唐之传奇文

　　小说到了唐时，却起了一个大变迁。我前次说过：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底文章，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

　　而且文章很长，并能描写得曲折，和前之简古的文体，大不相同了，这在文体上也算是一大进步。但那时作古文底人，见了很不满意，叫它做“传奇体”。“传奇”二字，当时实是訾贬的意思，并非现代人意中的所谓“传奇”。可是这种传奇小说，现在多没有了，只有宋初底《太平广记》——这书可算是小说的大类书，是搜集六朝以至宋初底小说而成的——我们于其中还可以看见唐时传奇小说底大概：唐之初年，有王度做的《古镜记》，是自述得一神镜底异事，文章虽很长，但仅缀许多异事而成，还不脱六朝志怪底流风。此外又有无名氏做的《白猿传》，说的是梁将欧阳纥至长乐，深入溪洞，其妻为白猿掠去，后来得救回去，生一子，“厥状肖焉”。纥后为陈武帝所杀，他的儿子欧阳询，在唐初很有名望，而貌像猕猴，忌者因作此传；后来假小说以攻击人的风气，可见那时也就流行了。

　　到了武则天时，有张鷟做的《游仙窟》，是自叙他从长安走河湟去，在路上天晚，投宿一家，这家有两个女人，叫十娘，五嫂，和他饮酒作乐等情。事实不很繁复，而是用骈体文做的。这种以骈体做小说，是从前所没有的，所以也可以算一种特别的作品。到后来清之陈球所做的《燕山外史》，是骈体的，而作者自以为用骈体做小说是由他别开生面的，殊不知实已开端于张鷟了。但《游仙窟》中国久已佚失；惟在日本，现尚留存，因为张鷟在当时很有文名，外国人到中国来，每以重金买他的文章，这或者还是那时带去的一种。其实他的文章很是佻巧，也不见得好，不过笔调活泼些罢了。

　　唐至开元，天宝以后，作者蔚起，和以前大不同了。从前看不起小说的，此时也来做小说了，这是和当时底环境有关系的，因为唐时考试的时候，甚重所谓“行卷”；就是举子初到京，先把自己得意的诗钞成卷子，拿去拜谒当时的名人，若得称赞，则“声价十倍”，后来便有及第的希望，所以行卷在当时看得很重要。到开元，天宝以后，渐渐对于诗，有些厌气了，于是就有人把小说也放在行卷里去，而且竟也可以得名。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做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盛极一时了。大历中，先有沈既济做的《枕中记》——这书在社会上很普通，差不多没有人不知道的——

　　内容大略说：有个卢生，行邯郸道中，自叹失意，乃遇吕翁，给他一个枕头，生睡去，就梦娶清河崔氏；——清河崔属大姓；所以得娶清河崔氏，也是极荣耀的。——并由举进士，一直升官到尚书兼御史大夫。后为时宰所忌，害他贬到端州。过数年，又追他为中书令，封燕国公。后来衰老有病，呻吟床次，至气断而死。梦中死去，他便醒来，却尚不到煮熟一锅饭的时候。——这是劝人不要躁进，把功名富贵，看淡些的意思。到后来明人汤显祖做的《邯郸记》，清人蒲松龄所做《聊斋》中的《续黄粱》，都是本这《枕中记》的。

　　此外还有一个名人叫陈鸿的，他和他的朋友白居易经过安史之乱以后，杨贵妃死了，美人已入黄土，凭吊古事，不胜伤情，于是白居易作了《长恨歌》；而他便做了《长恨歌传》。此传影响到后来，有清人洪昇所做的《长生殿》传奇，是根据它的。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是白居易之弟白行简，做了一篇《李娃传》，说的是：荥阳巨族之子，到长安来，溺于声色，贫病困顿，竟流落为挽郎。——挽郎是人家出殡时，挽棺材者，并须唱挽歌。——后为李娃所救，并勉他读书，遂得擢第，官至参军。行简的文章本好，叙李娃的情节，又很是缠绵可观。此篇对于后来的小说〔1〕，也很有影响，如元人的《曲江池》，明人薛近兖的《绣襦记》，都是以它为本的。

　　再唐人底小说，不甚讲鬼怪，间或有之，也不过点缀点缀而已。但也有一部分短篇集，仍多讲鬼怪的事情，这还是受了六朝人底影响，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张读的《宣室志》，苏鹗的《杜阳杂编》，裴铏的《传奇》等，都是的。然而毕竟是唐人做的，所以较六朝人做的曲折美妙得多了。

　　唐之传奇作者，除上述以外，于后来影响最大而特可注意者，又有二人：其一著作不多，而影响很大，又很著名者，便是元微之；其一著作多，影响也很大，而后来不甚著名者，便是李公佐。现在我把他两人分开来说一说：

　　一、元微之的著作　元微之名稹，是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他做的小说，只有一篇《莺莺传》，是讲张生与莺莺之事，这大概大家都是知道的，我可不必细说。微之的诗文，本是非常有名的，但这篇传奇，却并不怎样杰出，况且其篇末叙张生之弃绝莺莺，又说什么“……德不足以胜妖，是用忍情”。文过饰非，差不多是一篇辩解文字。可是后来许多曲子，却都由此而出，如金人董解元的《弦索西厢》，——现在的《西厢》，是扮演；而此则弹唱——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续西厢记》，明人李日华的《南西厢记》，陆采的《南西厢记》，……等等，非常之多，全导源于这一篇《莺莺传》。但和《莺莺传》原本所叙的事情，又略有不同，就是：

　　叙张生和莺莺到后来终于团圆了。这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

　　二、李公佐的著作　李公佐向来很少人知道，他做的小说很多，现在只存有四种：（一）《南柯太守传》：此传最有名，是叙东平淳于棼的宅南，有一棵大槐树，有一天棼因醉卧东庑下，梦见两个穿紫色衣服的人，来请他到了大槐安国，招了驸马，出为南柯太守；因有政绩，又累升大官。后领兵与檀萝国战争，被打败，而公主又死了，于是仍送他回来。及醒来则刹那之梦，如度一世；而去看大槐树，则有一蚂蚁洞，蚂蚁正出入乱走着，所谓大槐安国，南柯郡，就在此地。这篇立意，和《枕中记》差不多，但其结穴，余韵悠然，非《枕中记》所能及。后来明人汤显祖作《南柯记》，也就是从这传演出来的。（二）《谢小娥传》：此篇叙谢小娥的父亲，和她的丈夫，皆往来江湖间，做买卖，为盗所杀。小娥梦父告以仇人为“车中猴东门草”；又梦夫告以仇人为“禾中走一日夫”；人多不能解，后来李公佐乃为之解说：“车中猴，东门草”是“申兰”二字；“禾中走，一日夫”是“申春”二字。

　　后果然因之得盗。这虽是解谜获贼，无大理致，但其思想影响于后来之小说者甚大：如李复言演其文入《续玄怪录》，题曰《妙寂尼》，明人则本之作平话。他若《包公案》中所叙，亦多有类此者。（三）《李汤》：此篇叙的是楚州刺史李汤，闻渔人见龟山下，水中有大铁锁，以人，牛之力拉出，则风涛大作；并有一像猿猴之怪兽，雪牙金爪，闯上岸来，观者奔走，怪兽仍拉铁锁入水，不再出来。李公佐为之解说：怪兽是淮涡水神无支祁。“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

　　大禹使庚辰制之，颈锁大索，徙到淮阴的龟山下，使淮水得以安流。这篇影响也很大，我以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但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则以为是由印度传来的；俄国人钢和泰教授也曾说印度也有这样的故事。〔2〕可是由我看去：作《西游记》的人，并未看过佛经；中国所译的印度经论中，没有和这相类的话；作者——吴承恩——熟于唐人小说，《西游记》中受唐人小说的影响的地方很不少。所以我还以为孙悟空是袭取无支祁的。但胡适之先生仿佛并以为李公佐就受了印度传说的影响，这是我现在还不能说然否的话。（四）《庐江冯媪》：此篇叙事很简单，文章也不大好，我们现在可以不讲它。

　　唐人小说中的事情，后来都移到曲子里。如“红线”，“红拂”，“虬髯”〔3〕……等，皆出于唐之传奇，因此间接传遍了社会，现在的人还知道。至于传奇本身，则到唐亡就随之而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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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此处“小说”应为“戏曲”。

　　〔2〕　胡适在其《西游记考证》中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又说：“我依着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记事诗《拉麻传》里寻得一个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见《胡适文存》二集）。钢和泰，沙俄时代贵族，十月革命后曾来中国，在北京大学教古印度宗教学和梵文。

　　〔3〕　“红线，明梁辰鱼曾作杂剧《红线女》。“红拂”、明张凤翼曾作传奇《红拂记》。“虬髯”，明凌濛初曾作杂剧《虬髯翁》。

第四讲　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

　　上次讲过：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至宋朝，虽然也有作传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极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讳忌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以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宋人虽然还作传奇，而我说传奇是绝了，也就是这意思。然宋之士大夫，对于小说之功劳，乃在编《太平广记》一书。此书是搜集自汉至宋初的琐语小说，共五百卷，亦可谓集小说之大成。不过这也并非他们自动的，乃是政府召集他们做的。因为在宋初，天下统一，国内太平，因招海内名士，厚其廪饩，使他们修书，当时成就了《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但在无意中，却替我们留下了古小说的林薮来。至于创作一方面，则宋之士大夫实在并没有什么贡献。但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因为当时一般士大夫，虽然都讲理学，鄙视小说，而一般人民，是仍要娱乐的；平民的小说之起来，正是无足怪讶的事。

　　宋建都于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因之很多，市井间有种杂剧，这种杂剧中包有所谓“说话”。“说话”分四科：一、讲史；二、说经诨经；三、小说；四、合生。“讲史”是讲历史上底事情，及名人传记等；就是后来历史小说之起源。“说经诨经”，是以俗话演说佛经的。“小说”是简短的说话。“合生”，是先念含混的两句诗，随后再念几句，才能懂得意思，大概是讽刺时人的。这四科后来于小说有关系的，只是“讲史”和“小说”。那时操这种职业的人，叫做“说话人”；而且他们也有组织的团体，叫做“雄辩社”。他们也编有一种书，以作说话时之凭依，发挥，这书名叫“话本”。南宋初年，这种话本还流行，到宋亡，而元人入中国时，则杂剧消歇，话本也不通行了。至明朝，虽也还有说话人，——如柳敬亭就是当时很有名的说话人——但已不是宋人底面目；而且他们已不属于杂剧，也没有什么组织了。到现在，我们几乎已经不能知道宋时的话本究竟怎样。——幸而现在翻刻了几种书，可以当作标本看。

　　一种是《五代史平话》，是可以作讲史看的。讲史的体例，大概是从开天辟地讲起，一直到了要讲的朝代。《五代史平话》也是如此；它的文章，是各以诗起，次入正文，又以诗结，总是一段一段的有诗为证。但其病在于虚事铺排多，而于史事发挥少。至于诗，我以为大约是受了唐人底影响：因为唐时很重诗，能诗者就是清品；而说话人想仰攀他们，所以话本中每多诗词，而且一直到现在许多人所做的小说中也还没有改。再若后来历史小说中每回的结尾上，总有“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话，我以为大概也起于说话人，因为说话必希望人们下次再来听，所以必得用一个惊心动魄的未了事拉住他们。至于现在的章回小说还来模仿它，那可只是一个遗迹罢了，正如我们腹中的盲肠一样，毫无用处。一种是《京本通俗小说》，已经不全了，还存十多篇。在“说话”中之所谓小说，并不像现在所谓的广义的小说，乃是讲的很短，而且多用时事的。起首先说一个冒头，或用诗词，或仍用故事，名叫“得胜头回”——“头回”是前回之意；“得胜”是吉利语。——以后才入本文，但也并不冗长，长短和冒头差不多，在短时间内就完结。可见宋代说话中的所谓小说，即是“短篇小说”的意思，《京本通俗小说》虽不全，却足够可以看见那类小说底大概了。

　　除上述两种之外，还有一种《大宋宣和遗事》，首尾皆有诗，中间杂些俚句，近于“讲史”而非口谈；好似“小说”而不简洁；惟其中已叙及梁山泊的事情，就是《水浒》之先声，是大可注意的事。还有现在新发现的一部书，叫《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此书中国早没有了，是从日本拿回来的——这所谓“诗话”，又不是现在人所说的诗话，乃是有诗，有话；换句话说：也是注重“有诗为证”的一类小说的别名。

　　这《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虽然是《西游记》的先声，但又颇不同：例如“盗人参果”一事，在《西游记》上是孙悟空要盗，而唐僧不许；在《取经诗话》里是仙桃，孙悟空不盗，而唐僧使命去盗。——这与其说时代，倒不如说是作者思想之不同处。因为《西游记》之作者是士大夫，而《取经诗话》之作者是市人。士大夫论人极严，以为唐僧岂应盗人参果，所以必须将这事推到猴子身上去；而市人评论人则较为宽恕，以为唐僧盗几个区区仙桃有何要紧，便不再经心作意地替他隐瞒，竟放笔写上去了。

　　总之，宋人之“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后来的小说，十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如一、后之小说如《今古奇观》等片段的叙述，即仿宋之“小说”。二、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其中讲史之影响更大，并且从明清到现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作家之中，又出了一个著名人物，就是罗贯中。

　　罗贯中名本，钱唐人，大约生活在元末明初。他做的小说很多，可惜现在只剩了四种。而此四种又多经后人乱改，已非本来面目了。——因为中国人向来以小说为无足轻重，不似经书，所以多喜欢随便改动它——至于贯中生平之事迹，我们现在也无从而知；有的说他因为做了水浒，他的子孙三代都是哑巴，那可也是一种谣言。贯中的四种小说，就是：一、《三国演义》；二、《水浒传》；三、《隋唐志传》；四、《北宋三遂平妖传》。《北宋三遂平妖传》，是记贝州王则借妖术作乱的事情，平他的有三个人，其名字皆有一“遂”字，所以称“三遂平妖”。《隋唐志传》，是叙自隋禅位，以至唐明皇的事情。——这两种书的构造和文章都不甚好，在社会上也不盛行；最盛行，而且最有势力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一、《三国演义》　讲三国底事情的，也并不自罗贯中起始，宋时里巷中说古话者，有“说三分”，就讲的是三国故事。

　　苏东坡也说：“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可见在罗贯中以前，就有《三国演义》这一类的书了。因为三国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再有裴松之注《三国志》，甚为详细，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国的事情。至罗贯中之《三国演义》是否出于创作，还是继承，现在固不敢草草断定；但明嘉靖时本题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编次”之说，则可见是直接以陈寿的《三国志》为蓝本的。但是现在的《三国演义》却已多经后人改易，不是本来面目了。若论其书之优劣，则论者以为其缺点有三：（一）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1〕，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二）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三）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像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然而究竟它有很好的地方，像写关云长斩华雄一节，真是有声有色；写华容道上放曹操一节，则义勇之气可掬，如见其人。后来做历史小说的很多，如《开辟演义》，《东西汉演义》，《东西晋演义》，《前后唐演义》，《南北宋演义》，《清史演义》……都没有一种跟得住《三国演义》。所以人都喜欢看它；将来也仍旧能保持其相当价值的。

　　二、《水浒传》　《水浒传》是叙宋江等的事情，也不自罗贯中起始；因为宋江是实有其人的，为盗亦是事实，关于他的事情，从南宋以来就成社会上的传说。宋元间有高如，李嵩等，即以水浒故事作小说；宋遗民龚圣与又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又《宣和遗事》上也有讲“宋江擒方腊有功，封节度使”等说话，可见这种故事，早已传播人口，或早有种种简略的书本，也未可知。到后来，罗贯中荟萃诸说或小本《水浒》故事，而取舍之，便成了大部的《水浒传》。但原本之《水浒传》，现在已不可得，所通行的《水浒传》有两类：

　　一类是七十回的；一类是多于七十回的。多于七十回的一类是先叙洪太尉误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渐聚梁山泊，打家劫舍，后来受招安，用以破辽，平田虎，王庆，擒方腊，立了大功。最后朝廷疑忌，宋江服毒而死，终成神明。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也就是事实上缺陷者，小说使他团圆的老例。

　　《水浒传》有许多人以为是施耐庵做的。因为多于七十回的《水浒传》就有繁的和简的两类，其中一类繁本的作者，题着施耐庵。然而这施耐庵恐怕倒是后来演为繁本者的托名，其实生在罗贯中之后。后人看见繁本题耐庵作，以为简本倒是节本，便将耐庵看作更古的人，排在贯中以前去了。到清初，金圣叹又说《水浒传》到“招安”为止是好的，以后便很坏；又自称得着古本，定“招安”为止是耐庵作，以后是罗贯中所续，加以痛骂。于是他把“招安”以后都删了去，只存下前七十回——这便是现在的通行本。他大概并没有什么古本，只是凭了自己的意见删去的，古本云云，无非是一种“托古”的手段罢了。但文章之前后有些参差，却确如圣叹所说，然而我在前边说过：《水浒传》见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所以当然有不能一律处。况且描写事业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写正做强盗时难些，一大部书，结末不振，是多有的事，也不能就此便断定是罗贯中所续作。至于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胡适之先生说：“圣叹生于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强盗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这话很是。就是圣叹以为用强盗来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

　　但到明亡之后，外族势力全盛了，几个遗民抱亡国之痛，便把流寇之痛苦忘却，又与强盗表起同情来。如明遗民陈忱，就托名雁宕山樵作了一部《后水浒传》。他说：宋江死了以后，余下的同志，尚为宋御金，后无功，李俊率众浮海到暹罗做了国王。——这就是因为国家为外族所据，转而与强盗又表同情的意思。可是到后来事过情迁，连种族之感都又忘掉了，于是道光年间就有俞万春作《结水浒传》，说山寇宋江等，一个个皆为官兵所杀。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但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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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落凤坡吊庞士元”　诗见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卷十。

第五讲　明小说之两大主潮

　　上次已将宋之小说，讲了个大概。元呢，它的词曲很发达，而小说方面，却没有什么可说。现在我们就讲到明朝的小说去。明之中叶，即嘉靖前后，小说出现的很多，其中有两大主潮：一、讲神魔之争的；二、讲世情的。现在再将它分开来讲：

　　一、讲神魔之争的　此思潮之起来，也受了当时宗教，方士之影响的。宋宣和时，即非常崇奉道流；元则佛道并奉，方士的势力也不小；至明，本来是衰下去的了，但到成化时，又抬起头来，其时有方士李孜，释家继晓，正德时又有色目人于永，都以方技杂流拜官，因之妖妄之说日盛，而影响及于文章。况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大抵是互相调和，互相容受，终于名为“同源”而后已。凡有新派进来，虽然彼此目为外道，生些纷争，但一到认为同源，即无歧视之意，须俟后来另有别派，它们三家才又自称正道，再来攻击这非同源的异端。当时的思想，是极模糊的，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道释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我就总括起来给他们一个名目，叫做神魔小说。

　　此种主潮，可作代表者，有三部小说：（一）《西游记》；（二）《封神传》；（三）《三宝太监西洋记》。

　　（一）《西游记》　《西游记》世人多以为是元朝的道士邱长春做的，其实不然。邱长春自己另有《西游记》三卷，是纪行，今尚存《道藏》中：惟因书名一样，人们遂误以为是一种。加以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人更信这《西游记》是邱长春所做的了。——实则做这《西游记》者，乃是江苏山阳人吴承恩。此见于明时所修的《淮安府志》；但到清代修志却又把这记载删去了。《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是一百回，先叙孙悟空成道，次叙唐僧取经的由来，后经八十一难，终于回到东土。

　　这部小说，也不是吴承恩所创作，因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在前边已经提及过——已说过猴行者，深河神〔1〕，及诸异境。元朝的杂剧也有用唐三藏西天取经做材料的著作。

　　此外明时也别有一种简短的《西游记传》——由此可知玄奘西天取经一事，自唐末以至宋元已渐渐演成神异故事，且多作成简单的小说，而至明吴承恩，便将它们汇集起来，以成大部的《西游记》。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而且叫人看了，无所容心，不像《三国演义》，见刘胜则喜，见曹胜则恨；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了——这也是他的本领。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迦，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宜附会而已。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湅J所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后来有《后西游记》及《续西游记》等，都脱不了前书窠臼。至董说的《西游补》，则成了讽刺小说，与这类没有大关系了。

　　（二）《封神传》　《封神传》在社会上也很盛行，至为何人所作，我们无从而知。有人说：作者是一穷人，他把这书做成卖了，给他女儿作嫁资，但这不过是没有凭据的传说。

　　它的思想，也就是受了三教同源的模糊的影响；所叙的是受辛进香女娲宫，题诗黩神，神因命三妖惑纣以助周。上边多说战争，神佛杂出，助周者为阐教；助殷者为截教。我以为这“阐”是明的意思，“阐教”就是正教；“截”是断的意思，“截教”或者就是佛教中所谓断见外道。——总之是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以三教为神，以别教为魔罢了。

　　（三）《三宝太监西洋记》　《三宝太监西洋记》，是明万历间的书，现在少见；这书所叙的是永乐中太监郑和服外夷三十九国，使之朝贡的事情。书中说郑和到西洋去，是碧峰长老助他的，用法术降服外夷，收了全功。在这书中，虽然所说的是国与国之战，但中国近于神，而外夷却居于魔的地位，所以仍然是神魔小说之流。不过此书之作，则也与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因为郑和之在明代，名声赫然，为世人所乐道；而嘉靖以后，东南方面，倭寇猖獗，民间伤今之弱，于是便感昔之盛，做了这一部书。但不思将帅，而思太监，不恃兵力，而恃法术者，乃是一则为传统思想所囿；一则明朝的太监的确常做监军，权力非常之大。这种用法术打外国的思想，流传下来一直到清朝，信以为真，就有义和团实验了一次。

　　二、讲世情的　当神魔小说盛行的时候，讲世情的小说，也就起来了，其原因，当然也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状态，而且有一类，还与神魔小说一样，和方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其最著名的，是《金瓶梅》，书中所叙，是借《水浒传》中之西门庆做主人，写他一家的事迹。西门庆原有一妻三妾，后复爱潘金莲，酖其夫武大，纳她为妾；又通金莲婢春梅；复私了李瓶儿，也纳为妾了。后来李瓶儿，西门庆皆先死，潘金莲又为武松所杀，春梅也因淫纵暴亡。至金兵到清河时，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到济南去，路上遇着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佛法感化孝哥，终于使他出了家，改名明悟。因为这书中的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都是重要人物，所以书名就叫《金瓶梅》。明人小说之讲秽行者，人物每有所指，是借文字来报尽仇的，像这部《金瓶梅》中所说的西门庆，是一个绅士，大约也不外作者的仇家，但究属何人，现在无可考了。至于作者是谁，我们现在也还未知道。有人说：这是王世贞为父报仇而做的，因为他的父亲王忬为严嵩所害，而严嵩之子世蕃又势盛一时，凡有不利于严嵩的奏章，无不受其压抑，不使上闻。王世贞探得世蕃爱看小说，便作了这部书，使他得沉湎其中，无暇他顾，而参严嵩的奏章，得以上去了。所以清初的翻刻本上，就有《苦孝说》冠其首。

　　但这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辞，不足信据。《金瓶梅》的文章做得尚好，而王世贞在当时最有文名，所以世人遂把作者之名嫁给他了。后人之主张此说，并且以《苦孝说》冠其首，也无非是想减轻社会上的攻击的手段，并不是确有什么王世贞所作的凭据。

　　此外叙放纵之事，更甚于《金瓶梅》者，为《玉娇李》。但此书到清朝已经佚失，偶有见者，也不是原本了。还有一种山东诸城人丁耀亢所做的《续金瓶梅》，和前书颇不同，乃是对于《金瓶梅》的因果报应之说，就是武大后世变成淫夫，潘金莲也变为河间妇，终受极刑；西门庆则变成一个騃憨男子，只坐视着妻妾外遇。〔2〕——以见轮回是不爽的。从此以后世情小说，就明明白白的，一变而为说报应之书——成为劝善的书了。这样的讲到后世的事情的小说，如果推演开去，三世四世，可以永远做不完工，实在是一种奇怪而有趣的做法。但这在古代的印度却是曾经有过的，如《鸯堀摩罗经》〔3〕就是一例。

　　如上所讲，世情小说在一方面既有这样的大讲因果的变迁，在他方面也起了别一种反动。那是讲所谓“温柔敦厚”的，可以用《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来做代表。不过这类的书名字，仍多袭用《金瓶梅》式，往往摘取书中人物的姓名来做书名；但内容却不是淫夫荡妇，而变了才子佳人了。所谓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诗，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这似乎是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成婚，我们就知道作者是寻到了更大的帽子了。那些书的文章也没有一部好，而在外国却很有名。一则因为《玉娇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译本；《好逑传》有德，法文译本，所以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们都知道，给中国做文学史就大概提起它；二则因为若在一夫一妻制的国度里，一个以上的佳人共爱一个才子便要发生极大的纠纷，而在这些小说里却毫无问题，一下子便都结了婚了，从他们看起来，实在有些新奇而且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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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深河神　据《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应作“深沙神”。

　　〔2〕　这是《玉娇李》的情节，参看《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

　　〔3〕　《鸯堀摩罗经》　四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属大乘部，叙述佛济度鸯堀摩罗的故事。

第六讲　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

　　清代底小说之种类及其变化，比明朝比较的多，但因为时间关系，我现在只可分作四派来说一个大概。这四派便是：

　　一、拟古派；二、讽刺派；三、人情派；四、侠义派。

　　一、拟古派　所谓拟古者，是指拟六朝之志怪，或拟唐朝之传奇者而言。唐人底小说单本，到明时什九散亡了，偶有看见模仿的，世间就觉得新异。元末明初，先有钱唐瞿佑仿了唐人传奇，作《剪灯新话》，文章虽没有力，而用些艳语来描画闺情，所以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很多，直到被朝廷禁止，这风气才渐渐的衰歇。但到了嘉靖间，唐人底传奇小说盛行起来了，从此模仿者又在在皆是，文人大抵喜欢做几篇传奇体的文章；其专做小说，合为一集的，则《聊斋志异》最有名。《聊斋志异》是山东淄川人蒲松龄做的。有人说他作书以前，天天在门口设备茗烟，请过路底人讲说故事，作为著作的材料；但是多由他的朋友那里听来的，有许多是从古书尤其是从唐人传奇变化而来的——如《凤阳士人》，《续黄粱》等就是——所以列他于拟古。书中所叙，多是神仙，狐鬼，精魅等故事，和当时所出同类的书差不多，但其优点在：

　　（一）描写详细而委曲，用笔变幻而熟达。（二）说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觉得可亲，并不觉得很可怕。不过用古典太多，使一般人不容易看下去。

　　《聊斋志异》出来之后，风行约一百年，这其间模仿和赞颂它的非常之多。但到了乾隆末年，有直隶献县人纪昀出来和他反对了，纪昀说《聊斋志异》之缺点有二：（一）体例太杂。就是说一个人的一个作品中，不当有两代的文章的体例，这是因为《聊斋志异》中有长的文章是仿唐人传奇的，而又有些短的文章却象六朝的志怪。（二）描写太详。这是说他的作品是述他人的事迹的，而每每过于曲尽细微，非自己不能知道，其中有许多事，本人未必肯说，作者何从知之？纪昀为避此两缺点起见，所以他所做的《阅微草堂笔记》就完全模仿六朝，尚质黜华，叙述简古，力避唐人的做法。其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话，以攻击社会。据我看来，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过他以为对于一般愚民，却不得不以神道设教。但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可是到了末流，不能了解他攻击社会的精神，而只是学他的以神道设教一面的意思，于是这派小说差不多又变成劝善书了。

　　拟古派的作品，自从以上二书出来以后，大家都学它们；一直到了现在，即如上海就还有一群所谓文人在那里模仿它。可是并没有什么好成绩，学到的大抵是糟粕，所以拟古派也已经被踏死在它的信徒的脚下了。

　　二、讽刺派　小说中寓讥讽者，晋唐已有，而在明之人情小说为尤多。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做的。敬梓多所见闻，又工于表现，故凡所有叙述，皆能在纸上见其声态；而写儒者之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当时距明亡没有百年，明季底遗风，尚留存于士流中，八股而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事。敬梓身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态，就能格外详细。其书虽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但其变化多而趣味浓，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一直到了清末，外交失败，社会上的人们觉得自己的国势不振了，极想知其所以然，小说家也想寻出原因的所在；于是就有李宝嘉归罪于官场，用了南亭亭长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对于官场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彻，所以往往有失实的地方。嗣后又有广东南海人吴沃尧归罪于社会上旧道德的消灭，也用了我佛山人的假名字，做了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部书也很盛行，但他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常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正和南亭亭长有同样的缺点。这两种书都用断片凑成，没有什么线索和主角，是同《儒林外史》差不多的，但艺术的手段，却差得远了；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讽刺，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

　　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没有顾到这一点，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三、人情派　此派小说，即可以著名的《红楼梦》做代表。《红楼梦》其初名《石头记》，共有八十回，在乾隆中年忽出现于北京。最初皆抄本，至乾隆五十七年，才有程伟元刻本，加多四十回，共一百二十回，改名叫《红楼梦》。据伟元说：乃是从旧家及鼓担上收集而成全部的。至其原本，则现在已少见，惟现有一石印本，也不知究是原本与否。《红楼梦》所叙为石头城中——未必是今之南京——贾府的事情。其主要者为荣国府的贾政生子宝玉，聪明过人，而绝爱异性；贾府中实亦多好女子，主从之外，亲戚也多，如黛玉，宝钗等，皆来寄寓，史湘云亦常来。而宝玉与黛玉爱最深；后来政为宝玉娶妇，却迎了宝钗，黛玉知道以后，吐血死了。宝玉亦郁郁不乐，悲叹成病。其后宁国府的贾赦革职查抄，累及荣府，于是家庭衰落，宝玉竟发了疯，后又忽而改行，中了举人。但不多时，忽又不知所往了。后贾政因葬母路过毗陵，见一人光头赤脚，向他下拜，细看就是宝玉；正欲问话，忽来一僧一道，拉之而去。追之无有，但见白茫茫一片荒野而已。

　　《红楼梦》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因为这是书上写着的。至于曹雪芹是何等样人，却少有人提起过；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雪芹名佹，一字芹圃，是汉军旗人。他的祖父名寅，康熙中为江宁织造。清世祖南巡时，即以织造局为行宫。其父，亦为江宁织造。我们由此就知道作者在幼时实在是一个大世家的公子。他生在南京。十岁时，随父到了北京。此后中间不知因何变故，家道忽落。雪芹中年，竟至穷居北京之西郊，有时还不得饱食。可是他还纵酒赋诗，而《红楼梦》的创作，也就在这时候。可惜后来他因为儿子夭殇，悲恸过度，也竟死掉了——年四十余——《红楼梦》也未得做完，只有八十回。后来程伟元所刻的，增至一百二十回，虽说是从各处搜集的，但实则其友高鹗所续成，并不是原本。

　　对于书中所叙的意思，推测之说也很多。举其较为重要者而言：（一）是说记纳兰性德的家事，所谓金钗十二，就是性德所奉为上客的人们。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是少年中举，他家后来也被查抄，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来的。

　　但是查抄一事，宝玉在生前，而性德则在死后，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像。（二）是说记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而又以鄂妃为秦淮旧妓董小宛。清兵南下时，掠小宛到北京，因此有宠于清世祖，封为贵纪；后来小宛夭逝，清世祖非常哀痛，就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红楼梦》中宝玉也做和尚，就是分明影射这一段故事。但是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决不会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所以这一说也不通的。（三）是说叙康熙朝政治底状态的；就是以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如以“红”影“朱”字，以“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即斥“清”，以金陵十二钗讥降清之名士。然此说未免近于穿凿，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四）是说自叙；此说出来最早，而信者最少，现在可是多起来了。因为我们已知道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书中所叙相合。雪芹的祖父，父亲，都做过江宁织造，其家庭之豪华，实和贾府略同；雪芹幼时又是一个佳公子，有似于宝玉；而其后突然穷困，假定是被抄家或近于这一类事故所致，情理也可通——由此可知《红楼梦》一书，说尾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红楼梦》而后，续作极多：有《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复梦》，《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大概是补其缺陷，结以团圆。

　　直到道光年中，《红楼梦》才谈厌了。但要叙常人之家，则佳人又少，事故不多，于是便用了《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情，场面又为之一变。这有《品花宝鉴》，《青楼梦》可作代表。《品花宝鉴》是专叙乾隆以来北京底优伶的。

　　其中人物虽与《红楼梦》不同，而仍以缠绵为主；所描写的伶人与狎客，也和佳人与才子差不多。《青楼梦》全书都讲妓女，但情形并非写实的，而是作者的理想。他以为只有妓女是才子的知己，经过若干周折，便即团圆，也仍脱不了明末的佳人才子这一派。到光绪中年，又有《海上花列传》出现，虽然也写妓女，但不像《青楼梦》那样的理想，却以为妓女有好，有坏，较近于写实了。一到光绪末年，《九尾龟》〔1〕之类出，则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像了无赖，与《海上花列传》又不同。这样，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并且故意夸张，谩骂起来；有几种还是诬蔑，讹诈的器具。人情小说底末流至于如此，实在是很可以诧异的。

　　四、侠义派　侠义派底小说，可以用《三侠五义》做代表。这书的起源，本是茶馆中的说书，后来能文的人，把它写出来，就通行于社会了。当时底小说，有《红楼梦》等专讲柔情，《西游记》一派，又专讲妖怪，人们大概也很觉得厌气了，而《三侠五义》则别开生面，很是新奇，所以流行也就特别快，特别盛。当潘祖荫由北京回吴的时候，以此书示俞曲园，曲园很赞许，但嫌其太背于历史，乃为之改正第一回；又因书中的北侠，南侠，双侠，实已四人，三不能包，遂加上艾虎和沈仲元；索性改名为《七侠五义》。这一种改本，现在盛行于江浙方面。但《三侠五义》，也并非一时创作的书，宋包拯立朝刚正，《宋史》有传；而民间传说，则行事多怪异；元朝就传为故事，明代又渐演为小说，就是《龙图公案》。后来这书的组织再加密些，又成为大部的《龙图公案》，也就是《三侠五义》的蓝本了。因为社会上很欢迎，所以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义》等等都跟着出现。——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其先又有《施公案》，同时则有《彭公案》一类的小说，也盛行一时。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之故罢。这些书大抵出于光绪初年，其先曾经有过几回国内的战争，如平长毛，平捻匪，平教匪等，许多市井中人，粗人无赖之流，因为从军立功，多得顶戴，人民非常羡慕，愿听“为王前驱”的故事，所以茶馆中发生的小说，自然也受了影响了。现在《七侠五义》已出到二十四集，《施公案》出到十集，《彭公案》十七集，而大抵千篇一律，语多不通，我们对此，无多批评，只是很觉得作者和看者，都能够如此之不惮烦，也算是一件奇迹罢了。

　　上边所讲的四派小说，到现在还很通行。此外零碎小派的作品也还有，只好都略去了它们。至于民国以来所发生的新派的小说，还很年幼——正在发达创造之中，没有很大的著作，所以也姑且不提起它们了。

　　我讲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今天此刻就算终结了。在此两星期中，匆匆地只讲了一个大概，挂一漏万，固然在所不免，加以我的知识如此之少，讲话如此之拙，而天气又如此之热，而诸位有许多还始终来听完我的讲，这是我所非常之抱歉而且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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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九尾龟》　清末漱六山房（张春帆）撰。一九二回。叙写妓女生活。 　

汉文学史纲要

目录 　　简介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第二篇　《书》与《诗》

　　第三篇　老庄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第五篇　李斯

　　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第七篇　贾谊与鼂错

　　第八篇　藩国之文术

　　第九篇　武帝时文术之盛

　　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简介

　　本书系鲁迅一九二六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在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一九三八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用此名。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繁变，濅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时属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祗畏以颂祝，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复有巫觋，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贶，而赞颂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广大。试察今之蛮民，虽状极狉獉，未有衣服宫室文字，而颂神抒情之什，降灵召鬼之人，大抵有焉。吕不韦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1〕（《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郑玄则谓“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诗谱序》）〔2〕虽荒古无文，并难征信，而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固当以吕氏所言，为较近于事理者矣。

　　然而言者，犹风波也，激荡既已，余踪杳然，独恃口耳之传，殊不足以行远或垂后。诗人感物，发为歌吟，吟已感漓，其事随讫。倘将记言行，存事功，则专凭言语，大惧遗忘，故古者尝结绳而治，而后之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之法，今不能知；书契者，相传“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下系辞》） “神农氏复重之为六十四爻。”〔3〕（司马贞《补史记》）颇似为文字所由始。其文今具存于《易》〔4〕），积画成象，短长错综，变易有穷，与后之文字不相系属。故许慎复以为“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说文解字序》）。

　　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

　　许慎〔5〕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说文解字序》）指事象形会意为形体之事，形声假借为声音之事，转注者，训诂之事也。虞夏书契，今不可见，岣嵝禹书〔6〕，伪造不足论，商周以来，则刻于骨甲金石者多有，下及秦汉，文字弥繁，而摄以六事，大抵弭合。意者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触目会心，不待授受，渐而演进，则会意指事之类兴焉。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什九以形象为本柢，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崚嶒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记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翻今之《易》与《书》，间能得其仿佛。至于上古实状，则荒漠不可考，君长之名，且难审知，世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7〕者，列三才开始之序，继以有巢燧人〔8〕伏羲神农者，明人群进化之程，殆皆后人所命，非真号矣。降及轩辕，遂多传说，逮于虞夏，乃有箸于简策之文传于今。

　　巫史非诗人，其职虽止于传事，然厥初亦凭口耳，虑有愆误，则练句协音，以便记诵。文字既作，固无愆误之虞矣，而简策繁重，书削为劳，故复当俭约其文，以省物力，或因旧习，仍作韵言。今所传有黄帝《道言》〔9〕见《吕氏春秋》），《金人铭》〔10〕（《说苑》），颛顼《丹书》〔11〕（《大戴礼记》），帝喾《政语》〔12〕（《贾谊新书》），虽并出秦汉人书，不足凭信，而大抵协其音，偶其词，使读者易于上口，则殆犹古之道也。

　　由前言更推度之，则初始之文，殆本与语言稍异，当有藻韵，以便传诵，“直言曰言，论难曰语”〔13〕，区以别矣。然汉时已并称凡等于竹帛者为文章（《汉书》《艺文志》）；后或更拓其封域，举一切可以图写，接于目睛者皆属之。梁之刘勰〔14〕，至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文心雕龙》《原道》），三才所显，并由道妙，“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故凡虎斑霞绮，林籁泉韵，俱为文章。其说汗漫，不可审理。稍隘之义，则《易》有曰，“物相杂，故曰文。”〔15〕《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可知凡所谓文，必相错综，错而不乱，亦近丽尔之象。至刘熙〔16〕云“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释名》）。则确然以文章之事，当具辞义，且有华饰，如文绣矣。《说文》又有彣字，云： 

　　“也”；“北，彣彰也”〔17〕。盖即此义。然后来不用，但书文章，今通称文学。

　　刘勰虽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而晋宋以来，文笔之辨又甚峻。其《总术篇》即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

　　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萧绎〔18〕所诠，尤为昭晰，曰：

　　“今之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曰，“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脣吻遒会，精灵荡摇。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

　　（《金楼子》《立言篇》）盖其时文章界域，极可弛张，纵之则包举万汇之形声；严之则排摈简质之叙记，必有藻韵，善移人情，始得称文。其不然者，概谓之笔。

　　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于是散体之笔，并称曰文，且谓其用，所以载道，提挈经训，诛锄美辞，讲章告示，高张文苑矣。清阮元〔19〕作《文言说》，其子福又作《文笔对》，复昭古谊，而其说亦不行。

　　〔1〕　吕不韦（？—前235）　战国末期卫国濮阳（今属河南）人，原为大商人。秦庄襄王、秦王政时为相国，后被免职，忧惧自杀。他曾命门客编撰《吕氏春秋》，二十六卷。葛天氏，传说中氏族首领之一。

　　八阙，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即《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建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 　　〔2〕　郑玄（127—200）　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

　　所撰《诗谱》，分别说明《诗经》风、雅、颂各部分的地域、时代等情况；《诗谱序》总述《诗经》的形成与时代的关系。上皇，指伏羲氏（亦称庖牺氏），相传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

　　〔3〕　据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

　　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

　　〔4〕　《易》　又称《周易》，我国古代占卜书。分经与传。经有卦、卦辞、爻辞三部分；传有十篇，是对经的解释。

　　〔5〕　许慎（约58—约147）　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偃城）人。所撰《说文解字》三十卷，系文字学的重要著作。下文“书者，如也”，唐孔颖达《尚书序正义》：“《璇玑钤》云：‘书者，如也。’则书者，写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八岁入小学，《大戴礼记•保傅篇》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保氏教国子，《周礼•地官》载：“保氏掌谏王恶，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书，即六书。

　　〔6〕　岣嵝禹书　湖南衡山嵝峰上，有碑文七十余字，字体奇古，相传为夏禹所刻，实系后人伪托。

　　〔7〕　三皇　诸说不一。《帝王世纪》云：“天地开辟，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西汉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唐孔颖达《正义》：“三皇之书为三坟。”

　　〔8〕　有巢、燧人　皆传说中氏族首领。相传有巢教人巢居，因号有巢氏；燧人教人钻木取火，开始熟食，因号燧人氏。

　　〔9〕　黄帝　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道言》，散见《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如《吕氏春秋•去私》记黄帝之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10〕　《金人铭》　西汉刘向《说苑•敬慎》记孔丘在周太庙见一金人（铜人），背上刻有铭文，有句云：“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

　　〔11〕　颛顼　据《帝王世纪》载，颛顼即“高阳氏，黄帝之孙”。

　　《大戴礼记•武王践祚》载颛顼《丹书》语云：“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

　　〔12〕　帝喾　据《帝王世纪》载，帝喾即“高辛氏，少皡之孙”，少皡为黄帝之子。《贾子新书•修政语（上）》记帝喾语云：“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也。”

　　〔13〕　“直言曰言，论难曰语”　语见《说文解字》第三卷。

　　〔14〕　刘勰（？—约520）　字彦和，南朝梁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所撰《文心雕龙》，十卷，五十篇，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下文自 “三才所显”至“俱为文章”，均据《文心雕龙•原道》：“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唯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15〕　“物相杂•故曰文”　语见《易•系辞（下）》。物，指阴阳。此二句意谓阴（－－）和阳（—）相错综即是文。

　　〔16〕　刘熙　字成国，东汉末北海（今山东潍坊）人。事迹不详。

　　所撰《释名》，八卷，以音同或音近的字解释字义，推究事物所以命名的由来。

　　〔17〕　“，彣彰也”　许慎《说文解字》原作“北，有文章也”。

　　清段玉裁注：“彣，也，有部曰彣，有彣彰也。”彣，段注：“以毛饰画而成彣彰。”

　　〔18〕　萧绎（508—554）　即梁元帝，自号金楼子。初封湘东王，后即位称帝。所撰《金楼子》，笔记体著作，原为十卷，今存六卷。下文的阎纂，即阎缵，字续伯，晋巴西安汉人。曾为太傅杨骏舍人，《晋书》有传。伯松，姓张名竦，西汉末年武阳人。因善作奏章，封淑德侯，官丹阳太守。《汉书•王莽传》载时人云： “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引文中的“今之门徒”、“精灵荡摇”，《知不足斋丛书》本作“夫子门徒”、“情灵摇荡”。

　　〔19〕　阮元（1764—1849）　字伯元，号芸台，清仪征（今属江苏）人，历任两广总督、体仁阁大学士等。著有《揅经室集》，其中《文言说》、《文韵说》、《与友人论古文书》等篇，论析文笔之分。其子阮福撰《文笔对》，谓“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直言无文采者为笔”。此文收入他所编《文笔考》一书，又见阮元《揅经室三集•学海堂文笔策问》。

第二篇　《书》与《诗》

　　《周礼》〔1〕，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2〕今已莫知其书为何等。假使五帝书诚为五典，则今惟《尧典》在《尚书》〔3〕中。

　　“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王充《论衡》《须颂篇》）或曰： “言此上代以来之书。”（孔颖达《尚书正义》）纬书〔4〕谓“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尚书璇玑钤》）乃汉人侈大之言，不可信。《尚书》盖本百篇：《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周书》各四十篇。〔5〕今本有序，相传孔子所为，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然亦难信，以其文不类也。〔6〕秦燔烧经籍，济南伏生〔7〕抱书藏山中，又失之。汉兴，景帝使鼂错往从口授，而伏生旋老死，仅得自《尧典》至《秦誓》二十八篇；故汉人尝以拟二十八宿。〔8〕《书》之体例有六：曰典，曰谟，曰训，曰诰，曰誓，曰命，〔9〕是称六体。然其中有《禹贡》〔10〕，颇似记，余则概为训下与告上之词，犹后世之诏令与奏议也。其文质朴，亦诘屈难读，距以藻韵为饰，俾便颂习，便行远之时，盖已远矣。晋卫宏〔11〕则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故难解之处多有。今即略录《尧典》中语，以见大凡：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工。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

　　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

　　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扬雄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法言》《问神》）〔12〕虞夏禅让，独饶治绩，敷扬休烈，故深大矣；周多征伐，上下相戒，事危而言切，则峻肃而不阿借；惟《商书》时有哀激之音，若缘厓而失其援，以为夷旷，所未详也。如《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武帝时，鲁共王〔13〕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14〕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五篇与伏生所诵相合，因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会巫盅事〔15〕起，不得奏上，乃私传其业于生徒，称《尚书》古文之学（《隋书》《经籍志》）。而先伏生所口授者，缘其写以汉隶，遂反称今文。

　　孔氏所传，既以值巫盅不行，遂有张霸〔16〕之徒，伪造《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亦称古文书，而辞义芜鄙，不足取信于世。若今本孔传《古文尚书》，则为晋豫章梅赜〔17〕所奏上，独失《舜典》；至隋购募，乃得其篇，唐孔颖达〔18〕疏之，遂大行于世。宋吴棫〔19〕始以为疑；朱熹更比较其词，以为“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却似晋宋间文章”，并书序亦恐非安国作也。〔20〕明梅鷟〔21〕作《尚书考异》，尤力发其复，谓“《尚书》惟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孔壁中者，尽后儒伪作，大抵依约诸经《论》《孟》中语，并窃其字句而缘饰之”云。

　　诗歌之起，虽当早于记事，然葛天《八阕》，黄帝乐词〔22〕，仅存其名。《家语》谓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23〕曰：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尚书大传》〔24〕又载其《卿云歌》云：“卿云烂兮，乣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辞仅达意，颇有古风，而汉魏始传，殆亦后人拟作。其可征信者，乃在《尚书》《皋陶谟》，（伪孔传《尚书》分之为《益稷》）曰：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曰：俞，往，钦哉！”

　　以体式言，至为单简，去其助字，实止三言，与后之“汤之《盘铭》〔25〕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式；又虽亦偶字履韵，而朴陋无华，殊无以胜于记事。然此特君臣相勗，冀各慎其法宪，敬其职事而已，长言咏叹，故命曰歌，固非诗人之作也。

　　自商至周，诗乃圆备，存于今者三百五篇，称为《诗经》。其先虽遭秦火，而人所讽诵，不独在竹帛，故最完。司马迁〔26〕始以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

　　然唐孔颖达已疑其言；宋郑樵则谓诗皆商周人作，孔子得于鲁太师，编而录之。朱熹于诗，其意常与郑樵合，亦曰：“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27〕《书》有六体，《诗》则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是为《诗》之三经。赋比兴以体制言：赋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兴者托物兴辞也。是为《诗》之三纬。风以《关睢》始，雅有大小，小雅以《鹿鸣》始，大雅以《文王》始；颂以《清庙》始；是为四始。汉时，说《诗》者众，鲁有申培，齐有辕固，燕有韩婴，〔28〕皆尝列于学官，而其书今并亡。存者独有赵人毛苌诗传，其学自谓传自子夏；河间献王尤好之。〔29〕其诗每篇皆有序，郑玄以为首篇大序即子夏作，后之小序则子夏毛公合作也。〔30〕而韩愈则云，“子夏不序诗。”〔31〕朱熹解诗，亦但信诗不信序。〔32〕然据范晔说，则实后汉卫宏之所为尔。〔33〕毛氏《诗序》既不可信，三家《诗》又失传，作诗本义遂难通晓。而《诗》之篇目次第，又不甚以时代为先后，故后来异说滋多。明何楷作《毛诗世本古义》〔34〕，乃以诗编年，谓上起于夏少康时（《公刘》，《七月》等）而讫于周敬王之世（《下泉》），虽与孟子知人论世〔35〕之说合，然亦非必其本义矣。要之《商颂》〔36〕五篇，事迹分明，词亦诘屈，与《尚书》近似，用以上续舜皋陶之歌，或非诬欤？今录其《玄鸟》一篇；《毛诗》序曰：祀高宗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旗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

　　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至于二《雅》，则或美或刺，较足见作者之情，非如《颂》诗，大率叹美。如《小雅》《采薇》，言征人远戍，虽劳而不敢息云：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遍启居，亸狁之故。……彼尔维何？

　　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

　　岂敢定居，一月三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此盖所谓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之言矣。〔37〕然亦有甚激切者，如《大雅》《瞻卬》：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廖！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复说之！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觱沸槛泉，维其深矣；心之忧矣，宁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

　　《国风》之词，乃较平易，发抒情性，亦更分明。如：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召南》《野有死麕》）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郑风》《溱洧》）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唐风》《山有枢》）

　　《诗》之次第，首《国风》，次《雅》，次《颂》。《国风》次第，则始周召二南〔38〕，次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而终以豳。其序列先后，宋人多以为即孔子微旨所寓，〔39〕然古诗流传来久，篇次未必一如其故，今亦无以定之。惟《诗》以平易之《风》始，而渐及典重之《雅》与《颂》；《国风》又以所尊之周室始，次乃旁及于各国，则大致尚可推见而已。

　　《诗》三百篇，皆出北方，而以黄河为中心。其十五国中，周南召南王桧陈郑在河南，邶鄘卫曹齐魏唐在河北，豳秦则在泾渭之滨，疆域概不越今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四省之外。其民原重，故虽直抒胸臆，犹能止乎礼义，忿而不戾，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虽诗歌，亦教训也。然此特后儒之言，实则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而孔子则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后儒因孔子告颜渊为邦，曰“放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40〕遂亦疑及《郑风》，以为淫逸，失其旨矣。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嵇康〔41〕曰：“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本集《声无哀乐论》）世之欲捐窈窕之声，盖由于此，其理亦并通于文章。

　　参考书：

　　《尚书正义》（唐孔颖达）

　　《毛诗正义》（同上）

　　《经义考》（清朱彝尊）卷七十二至七十六　卷九十八至一百《支那文学史纲》（日本儿岛献吉郎）第二篇二至四章《诗经研究》（谢无量）

　　〔1〕　《周礼》　又名《周官》，记述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各国制度，战国后期写成。内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冬官司空》已佚，西汉河间献王（刘德）补以《考工记》。

　　〔2〕　外史　《周礼•春官宗伯》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三皇五帝之书，即“三坟五典”。西汉孔安国《尚书序》载：“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3〕　《尧典》　《尚书》第一篇，也称“帝典”。主要记载尧舜禅让事迹等。《尚书》，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追述古代史事的著作的汇编。

　　〔4〕　纬书　汉代人混合神学迷信思想附会儒家经义的书。《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七经的纬书，统称“七纬”。《璇玑钤》即《尚书纬》的一种。明胡应麟《四部正》：“纬之名，所以配经。”原书已失传，明孙穀《古微书》、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录。帝魁，南宋罗泌《路史后纪•黄帝纪》：“帝魁氏，大鸿氏之曾孙也。”传说大鸿氏系黄帝之子。《中候》，即《尚书中候》十八篇，也是《尚书》的一种纬书。

　　〔5〕　《虞夏书》　指《虞书》和《夏书》。《虞书》记载传说中唐尧、虞舜、夏禹等事迹，《夏书》记载夏代史事。《商书》记载商代史事，《周书》记载周代史事。

　　〔6〕　关于孔子作《书》序，据《汉书•艺文志》：“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7〕　伏生　名胜。西汉济南（郡治今山东章丘）人。《史记•儒林列传》： “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 　　下文“景帝”应作“文帝”。

　　〔8〕　关于汉人以《书》二十八篇拟二十八宿，据《史记•儒林列传》唐司马贞《索隐》：“孔臧与安国书云：‘旧《书》潜于壁室，歘尔复出，古训复申。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乃有百篇’。”

　　〔9〕　典、谟、训、诰、誓、命　《尚书》中的六种文体。典，记述帝王言行，以作后代常法，如《尧典》。谟，记述君臣谋议国事，如《皋陶谟》。训，记述训导言词，如《伊训》。诰，施政文告，如《汤诰》。誓，临战勉励将士的誓词，如《牧誓》。命，帝王的诏令，如《顾命》。

　　〔10〕　《禹贡》　《尚书•夏书》的一篇。内容记述夏禹王划定冀、兖、青、徐等九州，并记载各州山川、土壤、物产和贡赋等级。近人认为，反映如此广大地区自然现象和贡赋问题的记叙文，只有至战国时始可能出现。

　　〔11〕　卫宏　字敬仲，东汉东海（郡治今山东郯城）人。光武帝时任议郎，治《毛诗》及《古文尚书》。卫宏语见《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晋”应作 “东汉”。

　　〔12〕　扬雄　参看本卷第25页注〔12〕。撰有《法言》、《方言》等书和《甘泉》、《长杨》等赋。《法言》，十三卷，模仿《论语》写成的著作。“昔之说《书》者序以百”，据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按郑（玄）序《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

　　〔13〕　鲁共王　即刘余，西汉景帝子。《隋书•经籍志》载：“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

　　〔14〕　孔安国　孔丘十二世孙，汉武帝时曾任谏大夫、临淮太守。

　　《隋书•经籍志》载：孔丘旧宅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以今文校之，…… 又济南伏生所诵，有五篇相合。安国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这里所说“五篇相合”，据《孔传序》云：

　　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合成五十八篇”，从伏生口授的二十八篇分出“相合”的五篇，计三十三篇，再加孔安国校的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

　　〔15〕　巫盅事　指巫盅之祸。武帝晚年多病，疑有人以巫盅之术谋害他。宠臣江充遂诬陷太子以盅术说篡位。征和二年，太子被逼出奔，最后自杀。为追查巫盅事死者达数万人。巫盅，当时迷信认为将木偶埋于地下，用巫术诅咒，可以害人。

　　〔16〕　张霸　西汉东莱（郡治今山东掖县）人。汉成帝时伪造古文《尚书》。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张霸所造，世称《百两篇》。《汉书•儒林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

　　〔17〕　梅赜　有作梅颐或枚赜，字仲真，东晋汝南（今湖北武昌）人，曾任豫章内史。东晋元帝时，奏献孔传《古文尚书》。

　　〔18〕　孔颖达（574—648）　字冲远，唐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

　　由隋入唐，官至国子祭酒，奉太宗命主编《五经正义》。

　　〔19〕　吴棫（约1100—1154）　字才老，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官泉州通判，撰有《韵补》等。他对《古文尚书》的怀疑，见所撰《书稗传》。该书已佚，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八称：“疑古文自吴才老始。”南宋朱熹、明梅鷟均曾引述吴棫之说。

　　〔20〕　朱熹　参看本卷第88页注〔15〕。他撰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和《朱子语类》等。他对孔传《古文尚书》的怀疑，见《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21〕　梅鷟　字敬斋，明旌德（今属安徽）人，武宗正德年间进士。撰有《尚书考异》、《尚书谱》。

　　〔22〕　黄帝乐词　即《咸池》。《汉书•礼乐志》：“昔黄帝作《咸池》。”

　　〔23〕　《家语》　《孔子家语》的简称，《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七卷。今本十卷，宋以来即认为系魏时王肃收集和伪造。《南风》，《礼记•乐记》：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南风》歌见《尸子》和《家语》。

　　〔24〕　《尚书大传》　旧题西汉伏生撰。清陈寿祺有辑本。其中说：“舜为宾客，而禹为主人。……于时卿云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庆云》”。按“卿云”亦作“庆云”。

　　〔25〕　《盘铭》　见《礼记•大学》。朱熹注：“盘，沐浴之盘也。

　　铭，名其器以自警之辞也。”

　　〔26〕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　参看本书第十篇。引文见《史记•孔子世家》。

　　〔27〕　关于孔丘删诗，孔颖达怀疑《史记》之言，见《诗谱序》疏：

　　“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郑樵（1103—1162），字渔仲，南宋莆田（今属福建）人，官至枢密院编修，撰《通志》二百卷。他在所撰《六经奥论•删诗辨》中说：“夫《诗》上自《商颂》祀成汤，下至《株林》刺陈灵公，上下千余年，而诗才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编而录之，非有意于删也。”下文所引朱熹对孔丘删诗问题的话，见《朱子语类》卷二十三。

　　〔28〕　申培　西汉鲁（今山东曲阜）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辕固，西汉齐（今山东淄博）人，景帝时为博士。韩婴，西汉燕（今北京）人，文帝时为博士。三人系“鲁诗学”、“齐诗学”、“韩诗学”的开创者。此三家《诗》学均由朝廷列为经学科目，其书均已亡佚。清王先谦有辑本《诗三家义集疏》。

　　〔29〕　毛苌　苌一作“长”，西汉赵（郡治今河北邯郸）人。相传是“毛诗学”的传授者。曾任河间献王博士。子夏（前507—？），姓卜名商，春秋时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丘门徒。相传《诗》、《春秋》是由他传授下来的。河间献王，即刘德，参看本卷第405页注〔31〕。

　　〔30〕　大序　《国风》首篇《关睢》“小序”后所载有关《诗》的总序，综论古代诗歌性质、内容、形式和作用诸问题。小序，《诗》各篇题下对该诗所作的简要解释。郑玄关于《诗》大序、小序作者问题的意见，见其所撰《诗谱》。毛公，即毛亨。西汉鲁（今山东曲阜）人，一说河间（郡治今河北献县）人。相传是“毛诗学”的创立者。“毛诗学”传自毛亨，后人因称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

　　〔31〕　韩愈　参看本卷第77页注〔1〕。明杨慎《升庵经说•诗小序》：“予见古本韩文，有《议诗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诗’。”

　　〔32〕　朱熹不信《诗》序，见《朱子语类》卷八十：“《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朱熹《诗集传》对某些诗篇的评论与《诗序》不同。

　　〔33〕　范晔　参看本卷第40页注〔9〕。他所撰《后汉书•儒林列传》云：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

　　〔34〕　何楷　字元子，明镇海卫（今福建漳浦）人，熹宗天启年间进士。所撰《毛诗世本古义》，又名《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对《诗》三百篇勉强划分时代，附会作者姓名；名物训诂方面，引证考据较详。

　　〔35〕　知人论世　语出《孟子•万章》：“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36〕　《商颂》　包括《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五篇。自宋代起，即有人怀疑《商颂》并非商代作品，清魏源《诗古微•商颂发微篇》考定为宋襄公大夫正考父所作。

　　〔37〕　怨诽而不乱　语见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语见《礼记•经解》：“孔子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38〕　周召二南　指《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周是周公旦管理的地区，召是召公奭管理的地区。但二南中所收录的诗，其范围除上述两个地区外，还包括南方江汉一带的诗。

　　〔39〕　关于《诗经》序列先后问题，宋代学者如欧阳修《诗解•十五国次解》云：“《国风》之号，起《周》终《豳》，皆有所次，圣人岂徒云哉？”

　　〔40〕　“《诗》三百”等句，见《论语•为政》。“放郑声”，见《论语• 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见《论语•阳货》。

　　〔41〕　嵇康（223—262）　字叔夜，三国魏谯郡铚（今安徽宿县）人。官中散大夫，撰有《嵇中散集》。

第三篇　老庄

　　周室寝衰，风人辍采；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1〕志士欲救世弊，则穷竭神虑，举其知闻。而诸侯又方并争，厚招游学之士；或将取合世主，起行其言，乃复力斥异家，以自所执持者为要道，聘辩腾说，著作云起矣。然当时足称“显学” 〔2〕者，实止三家，曰道，曰儒，曰墨。

　　道家书据《汉书》《艺文志》所录有《伊尹》，《太公》，《辛甲》〔3〕等，今皆不传；《鬻子》《筦子》〔4〕亦后人作，故存于今者莫先于《老子》。老子〔5〕名耳，字聃，姓李氏，楚人，盖生于周灵王初（约西历纪元前五七○），尝为守藏室之史，见周之衰，遂去，至关，为关令尹喜〔6〕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也。今书又离为八十一章，亦后人妄分，本文实惟杂述思想，颇无条贯；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与秦汉人所传之黄帝《金人铭》，颛顼《丹书》等（见第一篇）同：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老子尝为周室守书，博见文典，又阅世变，所识甚多，班固〔7〕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者盖以此。然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儒墨二家起老氏之后，而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孔子以周灵王二十一年（前五五一）生于鲁昌平乡陬邑，年三十余，尝问礼于老聃，然祖述尧舜〔8〕，欲以治世弊，道不行，则定《诗》《书》，订《礼》《乐》，序《易》，作《春秋》〔9〕。既卒（敬王四十一年＝前四七九），门人又相与辑其言行而论纂之，谓之《论语》。墨子〔10〕亦鲁人，名翟，盖后于孔子百三四十年（约威烈王一至十年生），而尚夏道，兼爱尚同，非古之礼乐，亦非儒，有书七十一篇，今存者作十五卷。然儒者崇实，墨家尚质，故《论语》《墨子》，其文辞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时又有杨朱〔11〕，主“为我”，殆未尝著书，而其说亦盛行于战国之世。孟子名轲（前三七二生二八九卒）者，邹人，受学于子思，亦崇唐虞，说仁义，于杨墨则辞而辟之，〔12〕著书七篇曰《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如墦间乞食一段，宋吴氏（《林下偶谈》）〔13〕极推称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食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

　　良人出，则必餍酒食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瞰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然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列子》《鶍冠子》〔14〕书晚出，皆后人伪作；今存者有《庄子》。庄子〔15〕名周，宋之蒙人，盖稍后于孟子，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今存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然《外篇》《杂篇》疑亦后人所加。

　　于此略录《内篇》之文，以见大概：

　　“齧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要疾偏死，弇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齧缺曰：

　　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鰌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第二）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第六）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

　　儵与忽时与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应帝王》第七）

　　末有《天下》一篇（胡适谓非庄周作）〔16〕，则历评“天下之治方术者”，最推关尹老子，以为“古之博大真人”，而自述其文与意云：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纵恣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

　　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

　　……”

　　故自史迁以来，均谓周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其 “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胥此意也。中国出世之说，至此乃始圆备。

　　察周季之思潮，略有四派。一邹鲁派，皆诵法先王，标榜仁义，以备世之急，儒有孔孟，墨有墨翟。二陈宋派，老子生于苦县，本陈地也，言清净之治，迨庄周生于宋，则且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自无为而入于虚无。三曰郑卫派，郑有邓析申不害，卫有公孙鞅，赵有慎到公孙龙，韩有韩非，〔17〕皆言名法。四曰燕齐派，则多作空疏迂怪之谈，齐之驺衍，驺奭，田骈，接子〔18〕等，皆其卓者，亦秦汉方士所从出也。

　　参考书：

　　《老子》（晋王弼注）

　　《庄子》（晋郭象注）

　　《史记》（《孔子世家》，孟、老、庄列传等）

　　《汉书》（《艺文志》）

　　《子略》（宋高似孙）

　　《支那文学史纲》（日本儿岛献吉郎）第二篇第六章《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卷二第七章《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上卷

　　〔1〕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语见《孟子•离娄（下）》。南宋朱熹注： “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

　　〔2〕　“显学”　《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鲁迅在这里添上道家。

　　〔3〕　《伊尹》　《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一篇，原注：“汤相”。《太公》，《汉书•艺文志》著录二三七篇，原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辛甲》，《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九篇，原注： “纣臣”。 

　　〔4〕　《鬻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二篇，原注：“名熊，为周师。” 今存一卷，十四篇。《筦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八十六篇，原注：“名夷吾，相齐桓公。”按《筦子》即《管子》，今存七十六篇。

　　〔5〕　老子　春秋时楚国人，道家学派创始者，曾任周守藏室之史。《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

　　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隋书•经籍志》著录《老子道德经》二卷。

　　〔6〕　关令尹喜　《汉书•艺文志》著录《关尹子》九篇，原注：

　　“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7〕　班固　参看本卷第11页注〔6〕。他所撰除《汉书》外，尚有《白虎通义》及《两都赋》等。这里的引文见《汉书•艺文志》。

　　〔8〕　祖述尧舜　语见《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注：“祖述者，远宗其道。”

　　〔9〕　“定《诗》《书》”等句，其中的《诗》、《书》，参看本书第二篇。《礼》，即《仪礼》，春秋战国时期部分礼制的汇编。《乐》，即《乐经》，已亡佚。《易》，即《周易》。《春秋》，鲁国史书，上起隐公元年（前722），下止哀公十四年（前481）。相传孔丘曾对这些书作过整理，参看《史记•孔子世家》。

　　〔10〕　墨子　参看本卷第306页注〔2〕。他提出兼爱尚同，《兼爱》篇云： “兼相爱则治，相恶则乱。”《尚同》篇云：“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主张选择贤者为天子诸臣，“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下文所说“有书七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共十五卷。

　　〔11〕　杨朱　参看本卷第306页注〔1〕。《孟子•滕文公（下）》曾云：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当时二家学说盛行情况。

　　〔12〕　孟子（约前372—前289）　名轲，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他是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法先王”、“行仁政”。他排斥杨墨，曾说：

　　“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滕文公（下）》）子思（前483—前402），姓孔名伋，春秋时鲁国人。孔丘之孙，相传他受业于曾参，作《中庸》。

　　〔13〕　宋吴氏　即吴子良。字明辅，号荆溪，南宋临海（今属浙江）人，理宗宝庆年间进士。所撰《林下偶谈》，四卷。该书卷四论《孟子》：“其文法极可观，如齐人乞墦一段尤妙，唐人杂说之类，盖仿于此。”墦间乞食一段引文见《孟子•离娄（下）》。

　　〔14〕　《列子》　列子即列御寇，战国时郑国人。《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原注：“先庄子，庄子称之。”书已亡佚，现存《列子》系后人伪托。《鶡冠子》，《汉书•艺文志》著录《鶡冠子》一篇，原注：“楚人，居深山，以鶡为冠。”姓名不详。书已亡佚，现存三卷十九篇系伪托。

　　〔15〕　庄子（前369—前286）　名周，战国时宋国人。道家学派代表人，曾为蒙漆园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又云所撰“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今传《庄子》三十三篇，《内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此七篇一般认为系庄周所撰；《外篇》有《骈拇》、《马蹄》等十五篇，《杂篇》有《庚桑楚》、《徐无鬼》等十一篇，此二十六篇一般认为系庄子后学所撰。

　　〔16〕　关于《天下》篇的作者，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九篇第一章说： “《天下》篇是一篇绝妙的后序，却决不是庄子自作的。”

　　〔17〕　邓析（前545—前501）　春秋时郑国大夫。曾编刑书《竹刑》，已佚。《汉书•艺文志》著录《邓析》二篇，亦佚。今存《邓析子》一卷，系伪书。申不害（约前385—前337），战国时郑国人，曾任韩昭侯相。《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六篇，现仅存《大体》一篇。公孙鞅（约前390—前338），即商鞅，战国时卫国人。秦孝公时，任左庶长、大良造，两次进行变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已佚。慎到（约前 395—约前315），战国时赵国人，曾在齐国讲学。《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今存五篇。公孙龙（约前320—前250），战国时赵国人，曾为平原君门客。《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存六篇。韩非（约前280—前2 33），战国时韩国人，受业于荀况。《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

　　〔18〕　驺衍（约前305—前240）　号谈天衍，战国时齐国人，曾任燕昭王之师。《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子》四十九篇，又《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邹子》一卷。驺奭，号雕龙奭，战国时齐国人。《汉书 •艺文志》著录《邹奭子》十二篇，已佚。田骈，又名陈骈子，号天口骈，战国时齐国人。《汉书•艺文志》著录《田子》二十五篇，已佚。接子，又名捷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捷子》二篇，已佚。《汉书•艺文志》将驺衍、驺奭归入阴阳家，田骈、接子归入道家。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1〕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2〕。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原，名平，楚同姓也，事怀王为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王令原草宪令，上官大夫〔3〕欲夺其稿，不得，谗之于王，王怒而疏屈原。原彷徨山泽，见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眅眆，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抒愤懑，曰《天问》〔4〕。辞句大率四言；以所图故事，今多失传，故往往难得其解：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长人何守？

　　靡蓱九衢，枲华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鲮鱼何所，鬿堆焉处？

　　羿焉彃日，乌焉解羽？……”

　　“……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蚁微命力协固？惊女采薇鹿何祜？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两卒无禄？……”

　　后盖又召还，尝欲联齐拒秦，不见用。怀王与秦婚，子兰〔5〕劝王入秦，屈原止之，不听，卒为秦所留。长子顷襄王立，子兰为令尹，亦谗屈原，王怒而迁之。原在湘沅之间九年，行吟泽畔，颜色憔悴，作《离骚》，终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时盖顷襄王十四五年（前二八五或六）也。

　　《离骚》者，司马迁以为“离忧”，班固以为“遭忧”，王逸释以离别之愁思，扬雄则解为“牢骚”，故作《反离骚》，又作《畔牢愁》矣。〔6〕其辞述已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虽怀内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谗贼，于是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申纾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其文几二千言，中有云：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鷖兮，汰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时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次述占于灵氛，问于巫咸，无不劝其远游，毋怀故宇，于是驰神纵意，将翱将翔，而濞怀宗国，终又宁死而不忍去也：

　　“……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婾乐。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今所传《楚辞》中有《九章》〔7〕九篇，亦屈原作。又有《卜居》，《渔父》，〔8〕述屈原既放，与卜者及渔人问答之辞，亦云自制，然或后人取故事仿作之，而其设为问难，履韵偶句之法，则颇为词人则效，近如宋玉之《风赋》，远如相如之《子虚》，《上林》，班固之《两都》〔9〕皆是也。

　　《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评之语，遂亦纷繁，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10〕盖一则达观于文章，一乃局蹐于诗教，故其裁决，区以别矣。

　　实则《离骚》之异于《诗》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地异，故山川神灵动植皆不同；惟欲婚简狄，留二姚，或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刘勰取其言辞，校之经典，〔11〕谓有异有同，固雅颂之博徒，实战国之风雅， “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 （《文心雕龙》《辨骚》）可谓知言者已。

　　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古者交接邻国，揖让之际，盖必诵诗，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12〕周室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寝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如屈原同时有苏秦者，其说赵司寇李兑〔13〕也，曰：“雒阳乘轩里苏秦，家贫亲老，无罢车驽马，桑轮蓬箧，赢幐担囊，触尘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茧，日百而舍，造外阙，愿造于前，口道天下之事。”（《赵策》一）自叙其来，华饰至此，则辩说之际，可以推知。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况《离骚》产地，与《诗》不同，彼有河渭，此则沅湘，彼惟朴樕，此则兰蓲；又重巫，浩歌曼舞，足以乐神，盛造歌辞，用于祀祭。《楚辞》中有《九歌》〔14〕，谓“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

　　屈原放逐，……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俚，因为作《九歌》之曲”。而绮靡杳渺，与原他文颇不同，虽曰“为作”，固当有本。俗歌俚句，非不可沾溉词人，句不拘于四言，圣不限于尧舜，盖荆楚之常习，其所由来者远矣。今略录其《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苹兮聘望，与佳期兮夕张。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沅有企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筑室兮水中，葺之以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盈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

　　芷葺兮荷盖，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同时有儒者赵人荀况〔15〕（约前三一五至二三○），年五十始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已而被谗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

　　亦作赋，《汉书》云十篇，今有五篇在《荀子》中，曰《礼》，曰《知》，曰《云》，曰《蚕》，曰《箴》，臣以隐语设问，而王以隐语解之，文亦朴质，概为四言，与楚声不类。又有《眆诗》，实亦赋，言天下不治之意，即以遗春申君者，则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16〕，终亦生牢愁之思乎？

　　“天下不治，请陈眆诗：天地易位，四时易乡。列星殒坠，旦暮晦盲。……仁人绌约，敖暴擅强。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螭龙为蝘蜓，鸱枭为凤凰。比干见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时之不祥也。……

　　圣人共手，时几将矣，与愚以疑，愿闻反辞。其小歌曰：

　　念彼远方，何其塞矣。仁人绌约，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谗人般矣。璇玉瑶珠，不知佩也。杂布与锦，不知异也。

　　……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易维其同！”

　　稍后，楚又有宋玉唐勒景差〔17〕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虽学屈原之文辞，终莫敢直谏，盖掇其哀愁，猎其华艳，而“九死未悔”〔18〕之概失矣。宋玉者，王逸以为屈原弟子；

　　事怀王之子襄王，为大夫，然不得志。所作本十六篇，今存十一篇，殆多后人拟作，可信者有《九辩》〔19〕。《九辩》本古辞，玉取其名，创为新制，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如：

　　“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袭长夜之悠悠。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此西堂。心怵惕而震荡兮，何所忧之多方？卬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极明。” 

　　又有《招魂》〔20〕一篇，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欲召魂魄，来归修门。司马迁以为屈原作，然辞气殊不类。其文华靡，长于敷陈，言险难则天地间皆不可居，述逸乐则饮食声色必极其致，后人作赋，颇学其夸。句末俱用“些”字，亦为创格，宋沈存中〔21〕云，“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也。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魂兮归来，不可以久淫些。……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犲狼从目，往来侁侁些。悬人以娭，投之深渊些。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魂兮归来，入修门些。……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麦，黄粱些。大苦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肴羞未通，女乐罗些。敶锺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

　　其称为赋者则九篇，（《文选》四篇；《古文苑》六篇，然《舞赋》实傅毅作）〔22〕大率言玉与唐勒景差同侍楚王，即事兴情，因而成赋，然文辞繁缛填委，时涉神仙，与玉之《九辩》《招魂》及当时情景颇违异，疑亦犹屈原之《卜居》《渔父》，皆后人依托为之。又有《对楚王问》〔23〕，（见《文选》及《说苑》）自辩所以不见誉于士民众庶之故，先征歌曲，次引鲸凤，以明俗士之不能知圣人。其辞甚繁，殆如游说之士所谈辩，或亦依托也。然与赋当并出汉初。刘勰谓赋萌于《骚》，荀卿宋玉，乃锡专名，与诗划境，蔚成大国；

　　〔24〕又谓“宋玉含才，始造‘对问’”〔25〕，于是枚乘《七发》，扬雄《连珠》，〔26〕抒愤之文，郁然盛起。然则《骚》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泽，而特由其时游说之风而恢宏，因荆楚之俗而奇伟；赋与对问，又其长流之漫于后代者也。

　　唐勒景差之文，今所传尤少。《楚辞》中有《大招》〔27〕，欲效《招魂》而甚不逮，王逸云，“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

　　审其文辞，谓差为近。

　　参考书：

　　《楚辞集注》（宋朱熹）

　　《荀子》卷十八《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文心雕龙讲疏》（范文澜）卷一《辨骚》，卷二《诠赋》，卷三《杂文》《支那文学之研究》（日本铃木虎雄）卷一《骚赋之生成》《楚辞新论》（谢无量）

　　《楚辞概论》（游国恩）

　　〔1〕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　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人。楚怀王时官左徒，主张内修政治，任用贤能，联齐抗秦，其后遭谗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于沅湘流域。秦兵攻破郢都后，悲愤自沉于汨罗江。《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已散佚。今传屈原作品，见西汉刘向所辑《楚辞》。《离骚》，屈原代表作。这篇长诗充分抒发诗人批判丑恶现实，以及追求美好理想和无限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对后世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此诗作于顷襄王时，一说作于怀王时。

　　〔2〕　“楚辞”　楚辞起于战国时的楚国，以屈原所作《离骚》为代表。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3〕　上官大夫　一说上官系复姓，东汉王逸《离骚经序》谓即上官靳尚；一说上官大夫系官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 也。’王怒而疏屈平。”

　　〔4〕　《天问》　参看本卷第25页注〔15〕。

　　〔5〕　子兰　楚怀王少子，顷襄王时官令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 “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6〕　关于离骚一词的含义，诸解不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离骚经序》：“离，别也；骚，愁也。”扬雄作《反离骚》、《畔牢愁》，“离骚”、“牢愁”楚语意为牢骚。王逸，参看本卷第25页注〔16〕。《反离骚》、《畔牢愁》，《汉书•扬雄传》载：雄读屈原《离骚》，“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不传。

　　〔7〕　《九章》　屈原九篇较短作品的总称，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

　　南宋朱熹《楚辞集注》：“《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

　　〔8〕　《卜居》、《渔父》　此两篇假设屈原与太卜、渔父问答，抒发对世事混浊的愤慨，以及忠于理想、不愿随俗浮沉的思想感情。王逸《楚辞章句》谓此两篇均“屈原之所作也”，又谓《渔父》系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与渔父问答之辞而成。

　　〔9〕　《风赋》　旧题宋玉撰，后人或疑为伪托。篇中叙写楚襄王与宋玉关于 “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的对话，隐寓讽谏之意。

　　《子虚》、《上林》，即《子虚赋》、《上林赋》，西汉司马相如作。参看本书第十篇。《两都》，即《西都赋》和《东都赋》，东汉班固作。赋中设为西都宾与东都主人辩论建都长安或洛阳的事。

　　〔10〕　关于对屈原《离骚》的抑扬问题，扬之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抑之者，班固《离骚序》云：“今若屈原，露才扬己，……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膊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11〕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认为《离骚》中“典诰之体”、“规讽之旨”、 “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同于风雅”，至于“诡异之辞”、“谲怪之谈”、 “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则“异乎经典”。又云：

　　“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慢（一作宪）

　　于三代，而风雅（一作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12〕　“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载：孔丘“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鲤，孔丘之子。

　　〔13〕　苏秦说赵司寇李兑　苏秦（？—前317），字季子，战国时东周洛阳人。纵横家，主六国联合抗秦的“合纵”之说。李兑，战国时赵国人。《资治通鉴•周纪•慎靓王四年（前317）》：“齐大夫与苏秦争宠，使人刺秦，杀之。”同书《周纪•赧王二十年（前295）》：“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是时惠文王少，成、兑专政。”据此，则苏秦生前说李兑时，李兑尚未为司寇。

　　〔14〕　《九歌》　共十一篇，即《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系屈原根据民间祭祀的乐歌加工改写而成。这里的引文见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

　　〔15〕　荀况（约前313—前238）　又称荀卿、孙卿，战国时赵国人。曾为齐稷下祭酒，楚兰陵令。《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今称《荀子》。

　　〔16〕　居移其气　语出《孟子•尽心（上）》：“居移气，养移体。”

　　〔17〕　宋玉　宋玉与唐勒、景差皆战国时楚国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唐勒赋四篇。

　　〔18〕　“九死未悔”　语出《离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19〕　《九辩》　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

　　〔20〕　《招魂》　王逸《楚辞章句•招魂序》：“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有些学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认为《招魂》系屈原所撰。

　　〔21〕　沈存中（1031—1095）　名括，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曾任翰林学士、知延州。撰有《梦溪笔谈》、《长兴集》等。引文见《梦溪笔谈》卷三。

　　〔22〕　这里所说的“九篇”，指《文选》所收《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及《古文苑》所收《讽赋》、《笛赋》、《钓赋》、《大言》、《小言》。《文选》，即《昭明文选》，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编，选录先秦至梁的诗文词赋，共分三十八类，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古文苑》，编者不详，旧说系唐人旧藏本，清顾广圻以为系宋人所录，内收周代至南齐诗文，皆史传及《文选》所不载，共九卷，分二十类。《古文苑》另有《舞赋》一篇，傅毅撰。傅毅，参看本书第八篇及其注〔17〕。

　　〔23〕　《对楚王问》　此文叙写楚王与宋玉问答，宋玉引述《下里巴人》、《阳春白雪》之别，以说明“曲高和寡”；又以鲲鱼、凤凰比喻自己超然独处，不为世俗所理解。鲸，《文选》作“鲲”，《新序》作“鲸”。此处《说苑》应作《新序》，二书均系西汉刘向编撰。

　　〔24〕　赋萌于《骚》　《文心雕龙•诠赋》：“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

　　〔25〕　“宋玉含才，始造‘对问’”　《文心雕龙•杂文》：“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

　　〔26〕　枚乘　枚乘及其所撰《七发》，参看本书第八篇及其注〔16〕。

　　自枚乘作《七发》后，“七”成为一种文体。《连珠》，扬雄撰。后来“连珠” 亦成为一种文体。《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引西晋傅玄《连珠序》云：“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覩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

　　〔27〕　《大招》　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南宋朱熹《楚辞集注》云：

　　“此篇决为差作无疑也。”明胡应麟《诗薮•杂编•遗逸》则云：

　　“（唐）勒赋四篇，志于《艺文》。……盖《大招》即此四篇中之一篇。”

第五篇　李斯

　　秦始皇帝即位之初，相国吕不韦以列国常下士喜宾客，且多辩士，如荀况之徒，著书布天下，乃亦厚养士，使人人著其所知，集以为书，凡二十余万言，号曰《吕氏春秋》〔1〕，布咸阳市门，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始皇既壮，绌不韦；又渐并兼列国，虽亦召文学，置博士，而终则焚烧《诗》《书》，杀诸生甚众，〔2〕重任丞相李斯，以法术为治。

　　李斯，楚上蔡人，少与韩非俱从荀况学帝王之术，成而入秦，为吕不韦舍人，说始皇，拜为长史，渐进至左丞相，二世二年（前二○八）宦者赵高诬以谋反，杀之，具五刑，夷三族。斯虽出荀卿之门，而不师儒者之道，治尚严急，然于文字，则有殊勋，六国之时，文字异形，斯乃立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画一书体，作《仓颉》〔3〕七章，与古文颇不同，后称秦篆；又始造隶书，盖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简易，施之于徒隶也。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如上书《谏逐客》〔4〕云：

　　“……必秦国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

　　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夫击瓮叩缻，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缻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二十八年，始皇始东巡郡县，群臣乃相与诵其功德，刻于金石，以垂后世。其辞亦李斯所为，今尚有流传，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如《泰山刻石文》：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天下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

　　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三十六年，东郡民刻陨石以诅始皇〔5〕，案问不服，尽诛石旁居人。始皇终不乐，乃使博士作《仙真人诗》〔6〕；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其诗盖后世游仙诗之祖，然不传。

　　《汉书》《艺文志》著秦时杂赋九篇〔7〕；《礼乐志》云周有《房中乐》〔8〕，至秦名曰《寿人》，今亦俱佚。故由现存者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参考书：

　　《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卷八十五《吕不韦》，八十七《李斯列传》《全秦文》（清严可均辑）

　　《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第二编第八章

　　〔1〕　《吕氏春秋》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

　　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2〕　焚烧《诗》《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上书：“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又载三十五年，始皇以诸生“为妖言以惑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3〕　《仓颉》　亦作《苍颉》，古代字书。《汉书•艺文志》云：

　　“《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秦篆，亦称小篆。隶书，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唐张怀瓘《书断》云：“隶书者，秦下邦入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吏，得罪始皇，幽繫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烦多，篆字难成，乃用隶书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据《百川学海》本）。隶书系由古代隶人（胥吏）在书写中逐步形成，程邈加以搜集整理，故有程邈创作隶书的传说。

　　〔4〕　《谏逐客》　即《谏逐客书》。《史记•李斯列传》载：“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历陈“客卿”对于秦之功绩，分析逐客一举之谬误及其危害。奏上，“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5〕　刻陨石以诅始皇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

　　〔6〕　《仙真人诗》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东郡民刻陨石以诅始皇， “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游仙诗，借描述“仙境”以寄托作者思想感情的诗歌。

　　《文选》列为诗的一类，收有西晋何劭、郭璞此类诗篇。

　　〔7〕　秦时杂赋九篇　《汉书•艺文志》仅有“秦时杂赋九篇”一句，未载作者、篇名。

　　〔8〕　《房中乐》　参看本书第六篇及其注〔7〕。

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秦既焚烧《诗》《书》，坑诸生于咸阳，儒者乃往往伏匿民间，或则委身于敌以舒愤怨。故陈涉〔1〕起匹夫，旬月王楚，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归之；孔甲则为涉博士，与俱败死。汉兴，高祖亦不乐儒术，其佐又多刀笔之吏，惟郦食其，陆贾，叔孙通文雅，〔2〕有博士余风。然其厕足汉廷，亦非尽因文术，陆贾虽称说《诗》《书》，顾特以辩才见赏，郦生固自命儒者，而高祖实以说客视之；至叔孙通，则正以曲学阿世取容，非重其能定朝仪，知典礼也。即位之后，过鲁，虽曾以中牢祀孔子，盖亦英雄欺人，将借此收揽人心，俾知一反秦之所为而已。高祖崩，儒者亦不见用，《汉书》《儒林传》云：“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3〕，于是江湖湖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项籍困于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4〕楚声也。

　　高祖既定天下，因征黥布过沛，置酒沛宫，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自击筑歌〔5〕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亦楚声也。且发沛中儿百二十人教之歌，群儿皆和习之。其后欲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因而废太子，不果，戚夫人泣涕，亦令作楚舞，而自为楚歌〔6〕：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房中乐》〔7〕始于周，以乐祖先。汉初，高帝姬唐山夫人作乐词，以从帝所好，亦楚声。至孝惠二年（前一九三）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凡十六章，今录其二：

　　“丰草夢，女罗施。善何如，谁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长莫长，被无极。”

　　“都荔遂芳，窅窊桂华。孝奏天仪，若日月光。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随世，我署文章。”

　　又以沛宫为原庙，令歌儿吹习高帝《大风》之歌，遂用百二十人为常员。文景相嗣，礼官肄之。楚声之在汉宫，其见重如此，故后来帝王仓卒言志，概用其声，而武帝词华，实为独绝。当其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忻然中流，与群臣醼饮，自作《秋风辞》〔8〕，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降及少帝〔9〕，将为董卓所酖，与妻唐姬别，悲歌云：“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唐姬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中心哀！”虽临危抒愤，词意浅露，而其体式，亦皆楚歌也。

　　参考书：

　　《汉书》（《帝纪》，《礼乐志》）

　　《全汉诗》（丁福保辑）

　　《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第三编第一章

　　〔1〕　陈涉（？—前208）　名胜，字涉，秦末阳城（今河南登封）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领袖。《汉书•儒林传》：“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孔甲（约前264—前208），名鲋，孔丘九世孙。

　　〔2〕　郦食其（？—前203）　汉初陈留（今河南杞县）人。刘邦谋士。陆贾，汉初楚人。从刘邦定天下，拜大中大夫。撰《新语》十二篇。叔孙通，汉初薛（今山东薛城）人，原为秦博士，后归刘邦。汉王朝建立时，他曾拟定朝会典章制度。

　　〔3〕　虽三户必亡秦　《史记•项羽本纪》载：范增往说项梁曰：

　　“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

　　〔4〕　即《垓下歌》。《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

　　〔5〕　即《大风歌》。　《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追击黥布，“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今儿皆和习之”。

　　〔6〕　高祖为戚夫人作歌，《史记•留侯世家》载：“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张良设计加以阻挠。高祖告诉戚夫人，太子“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7〕　《房中乐》　周代乐歌的一种，系宗庙所用乐章。《汉书•礼乐志》载：“汉兴，…… 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唐山夫人，高祖姬，唐山系复姓。乐府令，一说疑为“太乐令”，因惠帝时尚未设立乐府；一说此系以后制追述前事。

　　夏侯宽，生平未详。

　　〔8〕　《秋风辞》　见萧统编《文选》卷四十五。

　　〔9〕　少帝　东汉少帝刘辩（173—190），中平六年（189）即位，不久被董卓废为弘农王。《后汉书•皇后纪》载：初平元年（190），“卓乃置弘农王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酖，曰：‘服此药，可以辟恶。’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耳！’ 不肯饮。强饮之，不得已，乃与妻唐姬及宫人饮醼别”，“（王）遂饮药而死”。此处所引少帝及唐姬歌，俱见于该《纪》。

第七篇　贾谊与鼂错

　　汉初善言治道，亦擅文章者，先有陆贾佐高祖，每称说《诗》《书》；高帝命著书言秦所以失天下及古今成败，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名其书曰《新语》〔1〕；今存。文帝时则有颍川贾山，尝借秦为喻，言治乱之道，名曰《至言》〔2〕；其后每上书，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不见用。所言今多亡失，惟《至言》见于《汉书》本传。

　　贾谊〔3〕，雒阳人，尝从秦博士张苍受《春秋左氏传》〔4〕。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廷尉吴公〔5〕荐于文帝，召为博士，时年二十余，而善于答诏令，诸生莫能及。文帝悦之，一岁中超迁至大中大夫，且拟以任公卿。绛灌冯敬〔6〕等毁之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帝亦疏之，不用其议；后以谊为长沙王〔7〕太傅。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吊屈原，亦以自谕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湛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覩深潜以自珍；鼂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缻。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三年，有鸮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长沙卑湿，谊自惧不寿，因作《服赋》以自广，服者，楚人之谓鸮也。大意谓祸福纠缠，吉凶同域，生旨，盖得之于庄生。岁余，文帝征谊，问鬼神之本，自叹为不能及。顷之，拜为帝少子梁怀王太傅〔8〕。

　　时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9〕为列侯，谊上疏以谏；又以诸侯王僭拟，地或连数郡，非古之制，乃屡上书陈政事〔10〕，请稍削之。

　　其治安之策，洋洋至六千言，以为天下“事势，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因历指其失，颇切事情，然不见听。居数年，怀王堕马死，无后；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年三十三（前二○○至一六八）。

　　鼂错〔11〕，颍川人，少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12〕所，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被遣从济南伏生受《尚书》，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拜太子家令。又以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举贤良文学，对策高第，又数上书文帝，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帝不听，然奇其材，迁中大夫。景帝即位，以为内史，言事辄听，始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袁盎申屠嘉〔13〕皆弗善之，而错愈贵，迁为御史大夫。又请削诸侯之地，收其枝郡。其说削吴〔14〕云：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错请削地之奏，诸贵人皆不敢难，惟窦婴〔15〕争之，由是与错有隙。诸侯亦先疾其所更法令三十章，于是吴楚七国遂反〔16〕，以诛错为名；窦婴袁盎又说文帝〔17〕，令鼂错衣朝衣，斩于东市（前一五四年）。

　　鼂贾性行，其初盖颇同，一从伏生传《尚书》，一从张苍受《左氏》。错请削诸侯地，且更定法令；谊亦欲改正朔，易服色〔18〕；又同被功臣贵幸所谮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司马迁亦云：“贾生鼂错明申商。”〔19〕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鼂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鼂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鼂错则适遭景帝，稍能改革，于是大获宠幸，得行其言，卒召变乱，斩于东市；又夙以刑名著称，遂复来“为人陗直刻深”〔20〕之谤。使易地而处，所遇之主不同，则其晚节末路，盖未可知也。但贾谊能文章，平生又坎壈，司马迁哀其不遇，以与屈原同传，遂尤为后世所知闻。

　　参考书：

　　《史记》（卷八十四，一百一）

　　《汉书》（卷四十八，四十九）

　　《全汉文》（清严可均辑）

　　《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二章）

　　《支那文学史纲》（第三篇第四章）

　　〔1〕　《新语》　陆贾撰，十二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案《汉书》贾本传称著《新语》十二篇。《汉书•艺文志》‘《陆贾》，二十三篇’，盖兼他所论述计之。”

　　〔2〕　贾山　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曾任颍川侯灌婴骑尉。

　　《汉书•艺文志》著录《贾山》八篇。《至言》，叙论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强调帝王应听取臣下劝谏。

　　〔3〕　贾谊　《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

　　〔4〕　张苍（？—前152）　西汉阳武（今河南原阳）人。秦时御史，汉初封北平侯，后为丞相。《汉书•艺文志》著录《张苍》十六篇。

　　《春秋左氏传》，即《左传》，相传系春秋时左丘明所作。是一部依据《春秋》记述当时各国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叙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4），比《春秋》多出二十七年。《隋书•经籍志》：“《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

　　〔5〕　吴公　名字失传，西汉上蔡（今属河南）人。曾就学于李斯。

　　他任河南郡守时颇器重贾谊，任廷尉后荐谊入朝。

　　〔6〕　绛灌　绛指绛侯周勃（？—前169），西汉沛县（今属江苏）

　　人。灌指颍侯灌婴（？—前176），西汉睢阳（今河南商丘）人。二人随刘邦起义，后协力共诛诸吕，迎立文帝。周勃为右丞相，灌婴为太尉。冯敬（？—前142），文帝时任典客、御史大夫。周勃、灌婴、冯敬等毁贾谊事，见《汉书•贾谊传》。

　　〔7〕　长沙王　汉初建长沙国，封吴芮为长沙王。贾谊所傅者系第五世长沙王吴产（产，一作著）。

　　〔8〕　梁怀王太傅　梁怀王指汉文帝少子刘揖（？—前170）。《汉书•贾谊传》载，贾谊被贬长沙后岁余，文帝召见贾谊。“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

　　〔9〕　淮南厉王四子　淮南厉王即文帝庶弟刘长，因谋叛罪押赴四川，中途不食而死，文帝甚悔，后分封其子安、勃、赐、良四人为列侯。贾谊“知上必将复王之”，将不利于国，上疏谏阻。

　　〔10〕　陈政事　《汉书•贾谊传》载，谊曾多次上疏陈述政事，这些疏称为《陈政事疏》，或称《治安策》。以下引文即《治安策》中语。

　　〔11〕　鼂错（前200—前154）　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历任博士、御史大夫。《汉书•艺文志》著录《鼂错》三十一篇。

　　〔12〕　张恢　西汉轵县（今河南济源）人。《汉书•袁盎鼂错传》载：鼂错 “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唐颜师古注：“轵县之儒生姓张名恢，错从之受申商法也。”

　　〔13〕　袁盎（？—前148）　即爰盎，字丝，西汉楚人，后徙安陵（今陕西咸阳）。文帝时为郎中，后为太常。申屠嘉（？—前155），西汉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文帝时为御史大夫，官至丞相。《汉书•袁盎鼂错传》载：“错又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

　　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材。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数请间言事，辄听，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

　　〔14〕　说削吴　《汉书•荆燕吴传》载：“朝错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数上书说之，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王日益横。”及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上书请削吴。朝错，即鼂错；

　　“王天下半”，《汉书•荆燕吴传》及《史记•吴王濞列传》均作“分天下半”。

　　〔15〕　窦婴（？—前131）　字王孙，西汉观津（今河北衡水）人。

　　景帝时拜大将军，武帝时为丞相。《汉书•袁盎鼂错传》载，鼂错为御史大夫， “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隙”。

　　〔16〕　吴楚七国反　《汉书•景帝本纪》载：前元三年（前154）

　　正月，“吴王鼂、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举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亚夫、大将军窦婴将兵击之，斩御史大夫鼂错以谢七国”。二月，“诸将破七国，斩首十余万级。追斩吴王濞于丹徒。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自杀”。

　　〔17〕　文帝　应作“景帝”。

　　〔18〕　改正朔，易服色　《汉书•贾谊传》载：“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

　　按秦以十月为岁首，色尚黑。据《汉书•武帝纪》，至太初元年始“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

　　〔19〕　“贾生鼂错明申商”　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鼂错明申、商。”申、商，指申不害和商鞅。

　　〔20〕　“为人陗直刻深”　语见《汉书•袁盎鼂错传》：“错为人陗直刻深。”

第八篇　藩国之文术

　　汉高祖虽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黄老，而当时诸侯王中，则颇有倾心养士，致意于文术者。楚，吴，梁，淮南，河间五王，其尤著者也。

　　楚元王交〔1〕为高祖同父少弟，好书多材艺，少时，与鲁穆生，白生，申公，〔2〕俱受《诗》于孙卿门人浮丘伯〔3〕。故好《诗》，既王楚，诸子亦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自为传，号“元王诗”。汉初治《诗》大师，皆居于楚；申公，白公之外，又有韦孟〔4〕，为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乃作诗讽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又作诗一篇，其叙事布词，自为一体，皆有风雅遗韵。魏晋以来，逮相师法，用以叙先烈，述祖德，故任昉《文章缘起》〔5〕以为“四言诗起于前汉楚王傅韦孟《谏楚夷王戊》诗”也。

　　吴王濞〔6〕者，高祖兄仲之子。文帝时，吴太子入见，与皇太子争博道，皇太子引博局提杀之。吴王由是怨望，藏亡匿死，积三十余年，故能使其众。然所用多纵横游说之士；亦有并擅文词者，如严忌，邹阳，枚乘等。吴既败，皆游梁。

　　梁孝王名武〔7〕，文帝窦皇后少子也。七国之叛，梁距吴楚最有功，又最为大国，卤簿拟天子；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传《易》者有丁宽，以授田王孙，田授施仇，孟喜，梁丘贺，〔8〕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之学。又有羊胜，公孙诡，韩安国，〔9〕各以辩智著称。吴败，吴客又皆游梁；司马相如〔10〕亦尝游梁，皆词赋高手，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

　　严忌本姓庄，后避明帝〔11〕讳，称严，会稽吴人。好词赋，哀屈原忠贞不遇，作词曰《哀时命》。遭景帝不好词赋，无所得志，乃游吴；吴败，徒步入梁，受知孝王，与邹阳，枚乘时见尊重，而忌名尤盛，世称庄夫子。《汉志》有《庄夫子赋》二十四篇；今仅存《哀时命》一篇，在《楚辞》中。

　　邹阳，齐人，初与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

　　吴王将叛，阳作书以谏，不见用，乃去而之梁，从孝王游。其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为羊胜，公孙诡所谗〔12〕，孝王怒，下阳于狱，将杀之。阳在狱中，上书自明：

　　“……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列，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隳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而跖之客可使刺由。

　　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

　　书奏，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后羊胜公孙诡以罪死，阳独为梁王解深怒于天子。盖吴蓄深谋，偏好策士，故文辩之士，亦常有纵横家遗风，词令文章，并长辟阖，犹战国游士之口说也。《汉志》纵横家，有《邹阳》七篇，而不录其词赋，似阳之在汉，固以权略见称。《西京杂记》〔13〕云：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使各为赋。枚乘《柳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酒赋》，公孙乘《月赋》，羊胜《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西京杂记》为晋葛洪作，托之刘歆〔14〕，则诸赋或亦洪之所为耳。

　　枚乘，字叔，淮阴人，为吴王濞郎中。吴王谋为逆，乘上书以谏，吴王不纳，乃去而之梁。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词，乘尤高。梁孝王薨，乘归淮阴。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前一四○）。

　　《汉志》有《枚乘赋》九篇；今惟《梁王菟园赋》存。

　　《临灞池远诀赋》仅存其目，〔15〕《柳赋》盖伪托。然乘于文林，业绩之伟，乃在略依《楚辞》《七谏》之法，并取《招魂》《大招》之意，自造《七发》。〔16〕借吴楚为客主，先言舆辇之损，宫室之疾，食色之害，宜听妙言要道，以疏神导体。于是说以声色逸游之乐等等，凡六事，最末为观涛于广陵：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蜺蜺，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强强，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盖，轧盘涌裔，原不可当。观其两傍，则滂渤怫郁，暗漠感突，上击下律。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

　　……”

　　其说皆不入，则云：

　　“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由是遂有“七”体，后之文士，仿作者众，汉傅毅有《七激》，刘广有《七兴》，崔駰有《七依》，〔17〕……凡十余家；

　　递及魏晋，仍多拟造。谢灵运有《七集》十卷，卞景有《七林》十二卷，〔18〕梁又有《七林》三十卷，盖即集众家此体为之，今俱佚；惟乘《七发》及曹植《七启》〔19〕，张协《七命》〔20〕，在《文选》中。 　　《文选》又有《古诗十九首》〔21〕，皆五言，无撰人名。唐李善曰：“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22〕然陈徐陵所集《玉台新咏》，则其中九首，明题乘名。〔23〕审如是，乘乃不特始创七体，且亦肇开五古者矣，今录其三：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复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濯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处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其词随语成韵，随韵成趣，〔24〕不假雕琢，而意志自深，风神或近楚《骚》，体式实为独造，诚所谓“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 者也。稍后李陵与苏武〔25〕赠答，亦为五言，盖文景以后，渐多此体，而天质自然，终当以乘为独绝矣。

　　淮南王安〔26〕为文帝所封，好书，鼓琴；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为诸父，辩博善文辞，甚尊重之。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传今亡；所传者惟《淮南》二十一篇，亦曰《鸿烈》。〔27〕其书盖与诸游士讲论，掇拾旧文而成。其诸游士著者，则为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是曰八公〔28〕；又分造词赋，以类相从，或称《大山》，或称《小山》，〔29〕其义犹《诗》之有《大雅》《小雅》也。小山之徒有《招隐士》〔30〕之赋，其源虽出《离骚》《招魂》等，而不泥于迹象，为汉代楚辞之新声：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巃嵸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分聊淹留。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蟪蛄鸣兮啾啾。坱兮轧，山曲岪，心淹留兮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丛薄深林兮人上栗。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骩；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状儿崟崟兮峨峨，凄凄兮痠痠。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河间献王德〔31〕为景帝子，亦好书，而所得皆古文先秦旧书。又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其所好盖与楚元王交相类。惟吴梁淮南三国之客，较富文词，梁客之上者，多来自吴，甚有纵横家余韵；聚淮南者，则大抵浮辩方术之士也。

　　参考书：

　　《史记》（卷一百六，一百十八）

　　《汉书》（卷三十六，四十四，四十七，五十一，五十三）

　　《全汉文》（清严可均辑）

　　《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三章）

　　〔1〕　楚元王交　即刘交（？—前179），刘邦同父少弟。随刘邦起兵，后封楚王。好文艺，集儒生于楚，撰有《元王诗》，已佚。事迹见《汉书•楚元王传》。

　　〔2〕　穆生《汉书•楚元王传》：“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白生，又称白公，《汉书•楚元王传》东汉服虔注：“鲁国奄里人。”申公，名申培。初为楚夷王刘戊之傅，武帝时召为太中大夫。他创立《鲁诗》学派，撰有《鲁故》、《鲁说》等，已散佚。事迹见《汉书•儒林传》。

　　〔3〕　浮丘伯　又称浮丘公，浮丘系复姓。汉初齐人。《汉书•楚元王传》： “伯者，孙卿门人也。”服虔注：“浮丘伯，秦时儒生。”

　　〔4〕　韦孟　西汉彭城（郡治今江苏徐州）人。曾任楚国刘交、刘郢、刘戊三王之傅。戊无道，韦孟作《谏楚夷王戊诗》，后弃位迁家于邹，作《在邹诗》。《在邹诗》一名《述志诗》，《汉书•韦贤传》云：

　　“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按韦孟系韦贤先人，《韦贤传》云：“自孟至贤五世。”

　　〔5〕　任昉　参看本卷第52页注〔16〕。所撰《文章缘起》，又名《文章始》，一卷，隋已亡佚。《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任昉《文章始》一卷，注：“张绩补。” 今传本可能即张绩补本。该书论述诗、文、骚、赋等各种文体起源，共八十五题。

　　〔6〕　吴王濞　即刘濞（前215—前154），刘邦侄，封吴王。景帝时发动吴、楚等七国叛乱，兵败逃至东越，被杀。事迹见《汉书•荆燕吴列传》。

　　〔7〕　梁孝王武　即刘武（？—前144），文帝刘恒次子。最受窦后宠爱，欲以他为帝嗣，大臣袁盎等反对。梁王怨望，使人刺杀袁盎，得罪景帝，抑郁而死。事迹见《汉书•文三王传》。

　　〔8〕　丁宽　字子襄，汉初梁人。景帝时从梁孝王抵御吴、楚，称丁将军。从田何受《易》，《汉书•艺文志》著录《丁氏》八篇。田王孙，西汉砀（今安徽砀山）人，景帝时博士。施仇，字长卿，西汉沛县（今属江苏）人，宣帝时博士。孟喜，字长卿，西汉兰陵（今山东峄县）人。举孝廉为郎，曲台署长。《隋书•经籍志》著录《周易》八卷，孟喜章句。梁丘贺，梁丘系复姓，字长翁，西汉琅琊诸县（今山东诸城）人。宣帝时任太中大夫，官至少府。《汉书•艺文志》著录《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丁、田、施、孟、梁丘五人事迹见《汉书•儒林传》。

　　〔9〕　羊胜（？—前150）　羊胜与公孙诡（？—前150）同为梁王门客。公孙诡多奇计，号曰“公孙将军”。《汉书•文三王传》载，胜、诡二人曾为梁王谋嗣位，袁盎等反对，梁王与胜、诡使人刺杀袁盎等多人，景帝下令缉捕，梁王遂令胜、诡自杀。韩安国（？—前130），字长孺，西汉梁成安（在今河南）人。先任梁孝王中大夫，武帝时为御史大夫。事迹见《汉书》本传。

　　〔10〕　司马相如　参看本书第十篇。

　　〔11〕　明帝　即东汉明帝刘庄（28—75）。

　　〔12〕　关于邹阳为羊胜、公孙诡所谗事，见《汉书•邹阳传》：

　　“梁王始与胜、诡有谋，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邹阳于狱中上书自明， “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及梁事败，胜、诡死，孝王恐诛”，乃问计于邹阳。邹阳结交景帝宠姬王美人兄王长君，请王美人于景帝前为梁王说情，事遂解。参看《汉书》本传。

　　〔13〕　《西京杂记》　东晋葛洪撰，托名西汉刘歆。原为二卷，后世分为六卷。记叙西汉遗闻轶事及神话传说。其中记忘忧馆作赋事，未见他书。路乔如、公孙乘，不详。《柳赋》等七篇，内容均为咏物颂圣。

　　葛洪（284—363），字稚川，东晋句容（今属江苏）人。除《西京杂记》外，尚撰有《抱朴子》、《神仙传》等。

　　〔14〕　刘歆　参看本卷第11页注〔5〕。

　　〔15〕　《梁王菟园赋》　叙写菟园山石、林禽之胜及宾客宴饮射钓之乐，收入《古文苑》。《临灞池远诀赋》，文已佚。《文选》谢朓《休沐重还道中》唐李善注：“《枚乘集》有《临灞池远诀赋》。”

　　〔16〕　《七谏》　西汉东方朔撰。内容系悼念屈原。除小序外共有《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七段。《招魂》、《大招》的作者参看本书第四篇及其注〔20〕〔27〕。内容系列述饮食、女子、宫室之美，招魂归来。枚乘《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用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论道七事启发太子，故称《七发》。以后称此类文体为 “七体”，或称“七”。按枚乘首创“七”体，他死时东方朔方十四岁，《七谏》似不能作于《七发》之前。

　　〔17〕　关于《七发》的仿作，《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引西晋傅玄《七谟序》：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疑》、《七说》、《七蠲》、《七举》之篇。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辩》。”傅毅（？—约90），字武仲，东汉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章帝时任兰台令史，与班固等共典校书。所撰《七激》，写玄通子以珍味、骏马等七事说徒华公子。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刘广，应为刘广世，生平不详。所撰《七兴》已佚，《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及《文选•七命》注中存有残文。崔駰（？—92），字亭伯，东汉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少年时与班固、傅毅齐名，撰有《达旨》等诗赋共二十一篇。《七依》已散佚，《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及《北堂书钞》卷一四二、一四四辑有残文。

　　〔18〕　谢灵运（385—433）　南朝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入宋任永嘉太守。有《谢康乐集》。卞景，生平不详。《隋书•经籍志》著录《七林》十卷，原注：“梁十二卷，录二卷，卞景撰。梁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

　　〔19〕　曹植（192—232）　字子建，三国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

　　曹操第三子，封陈王，谥思，后世称陈思王。有《曹子建集》，《七启》，叙写玄微子与镜机子问答七事。

　　〔20〕　张协　字景阳，西晋安平（今属河北）人，官河间内史。有《张景阳集》。《七命》，叙写冲漠公子与殉华大夫的对话。

　　〔21〕　《古诗十九首》　无名氏作，非一时一人所为，或谓出于西汉时，一般认为多出于东汉。梁萧统辑为一组收入《文选》，题作《古诗十九首》。为早期文人五言诗的重要作品。

　　〔22〕　李善（约630—689）　唐江都（今属江苏）人。曾任崇贤馆学士，后因罪流放，遇赦后专事研究、讲授《文选》，从学者甚多，号“文选学”，所注《文选》共六十卷。这里的“并云古诗”等句，系该书《古诗十九首》题下的注文。

　　〔23〕　徐陵（507—583）　字孝穆，南朝陈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梁时任东宫学士，陈时任尚书左仆射、中书监，宫体诗代表作家。有《徐孝穆集》。《玉台新咏》，是他所编的诗歌总集，十卷。其中题为枚乘所作诗九首，八首见于《古诗十九首》，即《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东城高且长》、《明月何皎皎》、《行行重行行》。另一首《兰若生春阳》，不入《古诗十九首》。按此九首究竟是否枚乘所作，学者颇多异议。

　　〔24〕　“随语成韵，随韵成趣”二句及下文“畜神奇于温厚”等句，见明胡应麟《诗薮•古体•五言》：“至《十九首》及诸杂诗，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辞藻气骨，略无可寻，而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诗之难，其《十九首》乎！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盖千古元气，锺孕一时，而枚、张诸子，以无意发之，故能诣绝穷微，掩映千古。”

　　〔25〕　李陵（？—前74）　字少卿，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名将李广之孙。官骑都尉，汉武帝时伐匈奴，兵败降敌。苏武（？—前60），字子卿，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人。武帝时以中郎将出使匈奴，被拘十九年，守节不降，后匈奴与汉和好，始得归国。现存苏武与李陵赠答诗，学者疑系后人伪托，参看本书第九篇及其注〔26〕。

　　〔26〕　淮南王安　即刘安（前179—前122），淮南厉王刘长子，刘邦孙。他因武帝无子，有异志，又因厉王之死，心怀怨望，遂谋反，事发自杀。事迹见《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27〕　《内书》　《内书》、《外书》与《中篇》均系淮南王刘安集门客编撰。《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唐颜师古注：“《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内书》又称《鸿烈》，《外书》又称《淮南外篇》。东汉高诱《淮南子序》称：刘安与诸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

　　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又有十九篇者，谓之《淮南外篇》。” 《鸿烈》经西汉刘向校刊，改称《淮南》，后称《淮南子》。《中篇》，《汉书• 艺文志》未著录，书名见《汉书•淮南王传》中。

　　〔28〕　八公　苏飞、李尚等八人均为淮南王门客，号称“八公”。

　　左吴、雷被、伍被事迹见《史记•淮南王传》。雷被、伍被又见《汉书•淮南王传》，伍被《汉书》另有传。 

　　〔29〕　《大山》、《小山》　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此处《大山》、《小山》系指篇章；高诱《淮南子序》云：“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则以为是人名。

　　〔30〕　《招隐士》　此文题解不一：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认为系 “闵伤屈原”之作；清王夫之《楚辞通释•招隐士》则云：

　　“今按此篇义尽于招隐，为淮南召致山谷潜伏之士，绝无闵屈子而章之之意。”

　　〔31〕　河间献王德　即刘德（？—前130），景帝刘启子。他收集古书，立博士，推崇儒术。事迹见《汉书•景十三王传》。

第九篇　武帝时文术之盛

　　武帝有雄材大略，而颇尚儒术。即位后，丞相卫绾即请奏罢郡国所举贤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1〕又以安车蒲轮征申公枚乘等；议立明堂；置“五经” 博士。〔2〕元光间亲策贤良，则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3〕又早慕词赋，喜“楚辞”，尝使淮南王安为《离骚》作传。其所自造，如《秋风辞》（见第六篇）《悼李夫人赋》〔4〕（见《汉书》《外戚传》）等，亦入文家堂奥。复立乐府，集赵代秦楚之讴〔5〕，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作诗颂，〔6〕用于天地诸祠，是为《十九章》之歌〔7〕。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谓之“新声曲”，实则楚声之遗，又扩而变之者也。其《郊祀歌》十九章，今存《汉书》《礼乐志》中，第三至第六章，皆题“邹子乐”。

　　“朱明盛长，雱与万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诎。敷华就实，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尝。广大建祀，肃雍不忘。神若宥之，传世无疆。”《朱明》四“邹子乐”“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沱，遍观是邪谓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来下！”《日出入》九是时河间献王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大乐官亦肄习之以备数，然不常用，用者皆新声。至敖游駰饮之时，则又有新声变曲。曲亦昉于李延年。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尝侍武帝，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因进其女弟，得幸，号李夫人，早卒。武帝思念不已，方士齐人少翁〔8〕言能致其魂，乃夜张烛设帐，而令帝居他帐遥望，见一好女，如李夫人之貌，然不得就视。帝愈益相思悲感，作为诗曰：“是耶非耶？

　　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随事兴咏，节促意长，殆即所谓新声变曲者也。

　　文学之士，在武帝左右者亦甚众。先有严助〔9〕，会稽吴人，严忌子也，或云族家子，以贤良对策高第，擢为中大夫。助荐吴人朱买臣〔10〕召见，说《春秋》，言“楚词”，亦拜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又有吾丘寿王〔11〕，司马相如，主父偃〔12〕，徐乐，严安，〔13〕东方朔〔14〕，枚皋〔15〕，胶仓，终军，严葱奇〔16〕等；

　　而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尤见亲幸。相如文最高，然常称疾避事；朔皋持论不根，见遇如俳优，惟严助与寿王见任用。助最先进，常与大臣辩论国家便宜，有奇异亦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寿王字子赣，赵人，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迁侍中中郎；有赋十五篇，见《汉志》。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愔鬻者以千数。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其文辞不逊，高自称誉。帝伟之，令待诏公车；渐以奇计俳辞得亲近，诙达多端，不名一行，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帝亦常用之。尝至太中大夫，与枚皋郭舍人〔17〕俱在左右，但诙啁而已，不得大官，因以刑名家言求试用，辞数万言，指意放荡，颇复诙谐，终不见用，乃作《答客难》〔18〕《见《汉书》本传）以自慰谕。又有《七谏》（见《楚辞》），则言君子失志，自古而然。

　　临终诫子云：“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

　　首阳为拙，柳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又黄老意也。朔盖多所通晓，然先以自愔进身，终以滑稽名世，后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方士又附会以为神仙，作《神异经》《十洲记》〔19〕，托为朔造，其实皆非也。

　　枚皋者字少孺，枚乘孽子也。武帝征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皋上书自陈，得见，诏使作《平乐观赋》，善之，拜为郎，使匈奴。然皋好诙笑，为赋颂多嫚戏，故不得尊显，见视如倡，才比东方朔郭舍人。作文甚疾，故所赋甚多，自谓不及司马相如，而颇诋娸东方朔，又自诋娸。班固云：“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

　　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20〕至于儒术之士，亦擅文词者，则有菑川薛人公孙弘，字次卿，元光中贤良对策第一，拜博士，终为丞相，封平津侯，于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广川董仲舒与公孙弘同学，于经术尤著，景帝时已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对策，除江都相，迁胶西相，卒。尝作《士不遇赋》（见《古文苑》），有云：

　　“……观上世之清辉兮，廉士亦茕茕而靡归。殷汤有卞随与务光兮，周武有伯夷与叔齐；卞随务光遁迹于深山兮，伯夷叔齐登山而采薇。使彼圣贤其繇周遑兮，矧举世而同迷。若伍员与屈原兮，固亦无所复顾。亦不能同彼数子兮，将远游而终古。……”

　　终则谓不若反身素业，归于一善，托声楚调，结以中庸，虽为粹然儒者之言，而牢愁狷狭之意尽矣。

　　小说家言，时亦兴盛。洛阳人虞初〔21〕，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作《周说》九百四十三篇。齐人饶，不知其姓，为待诏，作《心术》二十五篇。又有《封禅方说》十八篇，〔22〕不知何人作，然今俱亡。

　　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汉书》云东方朔作八言及七言诗〔23〕，各有上下篇，今虽不传，然元封三年作柏梁台〔24〕，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则其辞今具存，通篇七言，亦联句之权舆也：

　　“日月星辰和四时皇帝，骖驾驷马从梁来梁王，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　，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　，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中略）蛮吏朝贺常会期典属国　，柱欂栌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　，走狗逐兔张罘罳上林令　，啮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　，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　。”

　　褚少孙补《史记》〔25〕云：“东方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乃据地歌曰——

　　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亦新体也，然或出后人附会。

　　五言有枚乘开其先，而是时苏李别诗〔26〕，亦称佳制。苏武字子卿，京兆杜陵人，天汉元年，以中郎将使匈奴，留不遣。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天汉二年击匈奴，兵败降虏，单于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汉夷其族。至元始六年〔27〕，苏武得归，故与陵以诗赠答：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悢悢不能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李陵与苏武诗三首之一“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一别如秦胡，会见何讵央。怆悢切中怀，不觉泪沾裳。愿子长努力，言笑莫相忘。”苏武别李陵。见《初学记》卷十八，然疑是后人拟作武归后拜典属国；宣帝即位，赐爵关内侯，神爵二年（前六十）卒，年八十余。陵则在匈奴二十余年，卒，有集二卷。诗以外，后世又颇传其书问，在《文选》及《艺文类聚》中。〔28〕参考书：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汉书》（卷六，二十二，五十一，五十四，六十五，九十三）

　　《乐府诗集》（宋郭茂倩编）

　　《全汉文》（清严可均辑）

　　《全汉诗》（丁福保辑）

　　《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四章）

　　〔1〕　卫绾　西汉代郡大陵（今山西文水）人。文帝时任中郎将，景帝时因平吴楚有功，官至丞相，武帝初续任，旋即免职。《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奏可。”

　　〔2〕　征申公枚乘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六月，议立明堂。《汉书•儒林传》载：“（赵）绾、（王）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 舍鲁邸，议明堂事。”征枚乘事参看本书第八篇。置“五经”博士，《汉书•武帝纪》载：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经’博士”。

　　〔3〕　亲策贤良　《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前194）五月，“诏贤良曰：‘……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文、景二帝时任博士，武帝时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曾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书•艺文志》著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撰有《春秋繁露》等。公孙弘（前200—前121），字季，西汉薛（今山东滕县）人。早年研究《公羊传》，六十岁始被召为博士，罢免后又被重新召用，历任御史大夫、丞相。《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弘》十篇。

　　〔4〕　《悼李夫人赋》　汉武帝悼念宠妃李夫人之作。《汉书•外戚传》载：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甚得宠幸。她死后武帝思念不已，“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辞曰“美连娟以修嫮兮，命珽绝而不长”云云。按汉武帝辞赋，《汉书 •艺文志》著录“上所自造赋二篇”，未注篇名。

　　〔5〕　赵代秦楚之讴　当时民间歌谣。按《汉书•艺文志》著录《邯郸河间歌诗》四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等。

　　〔6〕　李延年（？—约前87）　西汉中山（郡治今河北定县）人，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汉书•佞幸传》载：“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而李夫人产昌邑王，延年由是贵为协律都尉。”

　　《汉书•礼乐志》载：“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7〕　《十九章》之歌　即《郊祀歌》十九章。此类新歌与旧时雅乐不同，内容除赞美天地神吵，外，还歌颂其他神灵和祥瑞。其第三至第六章，题《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分别祭祀春、夏、秋、冬四神。《史记•乐书》云：“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下文的邹子乐，胡应麟《诗薮•古体•杂言》：“汉《郊祀歌十九章》，以为司马相如等作，而《青阳》、《朱明》四章，史题邹子乐名。按四章体气如一，皆四字为句，辞虽淳古，而意极典明，当出一人之手，是为邹作无疑。”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亦云：“唯《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四章，注明为‘邹子乐’，当是邹阳作。阳，景帝时人，似不逮事武帝。想是当时乐府采其辞以制谱。”

　　〔8〕　少翁　西汉齐人，武帝时方士。以方术得宠，封文成将军。

　　招李夫人魂魄事，见《汉书•外戚传》。《史记•孝武本纪》亦有招魂魄事， “李夫人”作“王夫人”，无武帝诗。

　　〔9〕　严助（？—前122）　本姓庄，后人因避明帝刘庄讳，或改为严，西汉会稽吴（今江苏苏州）人。严忌之子或族家子，曾任中大夫，拜会稽太守。《汉书 •艺文志》著录《庄助》四篇、赋三十五篇，均已佚。现存《喻意淮南王》一篇，见《汉书》本传。

　　〔10〕　朱买臣（？—前115）　字翁子，西汉吴（今江苏苏州）人。

　　先为中大夫，后任会稽太守、主爵都尉。《汉书•艺文志》著录朱买臣赋三篇，已佚。

　　〔11〕　吾丘寿王　字子赣，西汉赵人。以善格五为待诏，官东郡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汉书•艺文志》著录《吾丘寿王》六篇、赋十五篇。现存《议禁民不得挟弓弩对》见《汉书》本传，《骠骑论功论》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九，赋篇已佚。格五，《汉书》本传注引刘德曰：

　　“格五，棊行。《簺法》曰簺、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

　　〔12〕　主父偃（？—前126）　主父系复姓，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武帝时官至中大夫，后任齐王相。《汉书•艺文志》著录《主父偃》二十八篇，《汉书》本传存《上书谏伐匈奴》等三篇。

　　〔13〕　徐乐　西汉燕郡无终（今天津蓟县）人，因上书被召为郎中。《汉书 •艺文志》著录《徐乐》一篇。现存《上书言世务》一篇，见《汉书》本传。严安，原姓庄，西汉临淄人。原为丞相史，因上书武帝被任为郎中，后为骑马令。《汉书 •艺文志》著录《庄安》一篇。

　　现存《上书言世务》一篇，见《汉书》本传。

　　〔14〕　东方朔（前154—前93）　字曼倩，西汉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东方朔》二十篇，现存《上书》、《谏除上林苑》、《化民有道对》、《答客难》、《非有先生传》五篇，见《汉书》本传。此外《艺文类聚》卷二十三收有《诫子》，《初学记》卷十八收有《从公孙弘借车》等。

　　〔15〕　枚皋　字少孺，西汉淮阴（今属江苏）人。枚乘庶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枚皋赋百二十篇，皆不传。后文说到的“诏使作《平乐观赋》”，《汉书》本传“观”作“馆”。平乐馆在上林苑中。

　　〔16〕　胶苍　一作聊苍，西汉赵人。与朱买臣、吾丘寿王等并侍武帝左右，《汉书•艺文志》著录《待诏金马聊苍》三篇。终军（？—前112），字子云，西汉济南（今属山东）人。十八岁上书武帝，召为谒者给事中，迁谏大夫。奉命赴南越，被杀，年方二十余岁。《汉书•艺文志》著录《终军》八篇。现存《白麟奇木对》、《自请使匈奴》等，见《汉书》本传。严葱奇，本姓庄，西汉吴（今江苏苏州）人。《汉书•艺文志》著录常侍郎庄葱奇赋十一篇，已佚。唐颜师古注：“《七略》云 ‘葱奇者，或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

　　〔17〕　郭舍人　姓郭名舍人，汉武帝宠幸的艺人。事迹见《史记•滑稽列传》。

　　〔18〕　《答客难》　《汉书•东方朔传》：“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喻。”

　　〔19〕　《神异经》　《隋书•经籍书》著录一卷，仿《山海经》，偏重于记载奇产异物。《十洲记》，《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记汉武帝召东方朔询问海内十洲物产事。二书均系伪托，《汉书•枚乘传》不载。参看《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

　　〔20〕　“其文骫骳”数句，见《汉书•枚乘传》。骫骳，颜师古注：

　　“犹言屈曲也。”

　　〔21〕　虞初　西汉洛阳（今属河南）人。《文选•西京赋》李善注：

　　“初，河南人也。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车使者。”

　　《汉书•艺文志》著录《虞初周说》九四三篇，已佚。

　　〔22〕　《心术》　《汉书•艺文志》著录《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也。”《封禅方说》，《汉书•艺文志》著录《封禅方说》十八篇，原注：“武帝时。”

　　〔23〕　关于东方朔的诗，《汉书•东方朔传》载：朔所撰有“八言、七言上下。”西晋晋灼注：“八言、七言诗，各有上下篇。”

　　〔24〕　柏梁台　《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二年（前115）“春，起柏梁台”。颜师古注：“《三辅旧事》云以香柏为之。”《柏梁台诗》收入《古文苑》，有序云：“汉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座。”柏梁台联诗后人疑为伪托。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考证甚详：“汉武《柏梁台诗》本出《三秦记》，云是元封三年作。……按《孝武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是为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为元封三年。”又参加联句者的某些官名，如光禄勋、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等“皆太初以后之名，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

　　“反复考证，无一合者。盖是后人拟作。”

　　〔25〕　褚少孙　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从王式学《鲁诗》，为博士，见《汉书•王式传》。《史记•滑稽列传》叙淳于髠、优孟、优旃三人事，其后有褚少孙补文云：“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所补者为郭舍人、东方朔、东郭先生、淳于髠、王先生、西门豹六人事迹。

　　此处引文即出自褚少孙补作。

　　〔26〕　苏李别诗　指苏武、李陵的赠答诗，苏武《别李陵》见《初学记》卷十八、《古文苑》卷四。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见《文选•杂诗》。刘勰、苏轼、顾炎武、梁启超等均认为是后人拟作。

　　〔27〕　元始　应作“始元”，汉昭帝刘弗陵年号。始元六年为公元前八十一年。

　　〔28〕　书问　即《李陵答苏武书》，见《文选》卷四十一及《艺文类聚》卷三十，内容是为他的投降作辩护。后人疑是六朝人伪作。刘知几《史通•杂说》： “《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迁《史》缺而不载，良有以焉，编于《李集》中，斯为谬矣。”苏轼《答刘淝书》：

　　“陵与武书，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人，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艺文类聚》，唐欧阳询奉命编纂的类书，一百卷，引录古籍达一千四百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