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Xun Complete Works/zh-en/Gu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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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town (故乡)
Lu Xun (鲁迅, Lǔ Xùn, 1881–1936)
| 中文（原文） | Engli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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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
黄花节的杂感
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寻些材料，好发议论起见，只得查《辞源》。书里面有是有的，可不过是：
“黄花冈，地名，在广东省城北门外白云山之麓。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数十人，攻袭督署，不成而死，丛葬于此。”
轻描淡写，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于我并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愿意知道一点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时也找不到目击耳闻的耆老。从别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乡——的例子推想起来，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别，当时虽然失败，十月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于是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悲壮剧刚要收场，又添上一个团圆剧的结束。这于我们是很可庆幸的，我想，在纪念黄花节的时候便可以看出。 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了：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 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我并非说，大家都须天天去痛哭流涕，以凭吊先烈的“在天之灵”，一年中有一天记起他们也就可以了。但就广东的现在而论，我却觉得大家对于节日的办法，还须改良一点。黄花节很热闹，热闹一天自然也好；热闹得疲劳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觉。然而第二天，元气恢复了，就该加工做一天自己该做的工作。这当然是劳苦的，但总比枪弹从致命的地方穿过去要好得远；何况这也算是在培养幸福的花果，为着后来的人们呢。
（三月二十四日夜。）
略论中国人的脸
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为他古怪。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但总而言之：相貌不应该如此。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是毫无异议；即使有好丑之别，然而都不错的。 我们的古人，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汉朝还有《相人》二十四卷。后来闹这玩艺儿的尤其多；分起来，可以说有两派罢：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荣枯。于是天下纷纷，从此多事，许多人就都战战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脸。我想，镜子的发明，恐怕这些人和小姐们是大有功劳的。不过近来前一派已经不大有人讲究，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捣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结果，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红点，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们之黄。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有时简直象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仿佛就要滴下来，使人看得栗栗危惧，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也见得较为安全。总而言之：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 后来，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谈》或者《安兑生童话》中的插画，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独有两眼歪斜，张嘴露齿，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不过我那时想，其实并不尽然，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筋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核桃。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 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余着一点什么。这多余着的东西，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兽性。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则加上多余的东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兽性＝西洋人 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 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暂且中止讨论罢。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看见了两种多余。一到广州，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半是“国片”，有古装的，有时装的。因为电影是“艺术”，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余加上去了。 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那好看不下于看戏；至少，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在“银幕”上，则有身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缓慢地动作；脸正如古人一般死，因为要显得活，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 时装人物的脸，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画报》的，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画报》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脸相都狡猾。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国产影片中的人物，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可见不如此，是连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 听说，国产影片之所以多，是因为华侨欢迎，能够获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带了孩子去指点给他们看道：“看哪，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在广州似乎也受欢迎，日夜四场，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 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正在这样地修养他们的趣味。可惜电影一开演，电灯一定熄灭，我不能看见人们的下巴。
（四月六日。）
革命时代的文学 ——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
今天要讲几句的话是就将这“革命时代的文学”算作题目。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自然，因为自己的嗜好，文学书是也时常看看的，不过并无心得，能说出于诸君有用的东西来。加以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许能够称誉于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虚名罢，——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着谁的挽联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 买卖。 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在此地是听惯了“革命”了，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都很害怕，讲的人也很危险。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现在也还没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呢？大约可以分开三个时候来说：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颇不少。但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所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因为止于叫苦和鸣不平。例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经了结了；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没有什么声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苏俄革命将起时，即有些这类的文学。但也有例外，如波兰，虽然早有复仇的文学，然而他的恢复，是靠着欧洲大战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还有一层，是那时民生凋敝，一心寻面包吃尚且来不及，那里有心思谈文学呢？守旧的人因为受革命潮流的打击，气得发昏，也不能再唱所谓他们底文学了。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有些的人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我想，倒也无须加以这么大的罪名。革命虽然进行，但社会上旧人物还很多，决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他们的脑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环境渐变，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因而讲出很古的话，陈旧的话，形成这样的文学。这种文学都是悲哀的调子，表示他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见新的建设胜利了，一方面看见旧的制度灭亡了，所以唱起挽歌来。但是怀旧，唱挽歌，就表示已经革命了，如果没有革命，旧人物正得势，是不会唱挽歌的。 不过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不过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旧式。我想，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只在苏俄却已产生了这两种文学。他们的旧文学家逃亡外国，所作的文学，多是吊亡挽旧的哀词，新文学则正在努力向前走，伟大的作品虽然还没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们已经离开怒吼时期而过渡到讴歌的时期了。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 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一个才子出门遇见一个佳人，两个人很要好，有一个不才子从中捣乱，生出差迟来，但终于团圆了。这样地看看，多么舒服。或者讲上等人怎样有趣和快乐，下等人怎样可笑。前几年《新青年》载过几篇小说，描写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学教授看了就不高兴，因为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下流人。如果诗歌描写车夫，就是下流诗歌；一出戏里，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戏。他们的戏里的脚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状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欢喜，他们看了也很欢喜，下等人没奈何，也只好替他们一同欢喜欢喜。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眼前的文人有些虽然穷，但总比工人农民富足些，这才能有钱去读书，才能有文章；一看好象是平民所说的，其实不是；这不是真的平民小说。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现在也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了，因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绅士们惯吟五言诗，七言诗，因此他们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这是就格律而言，还有构思取意，也是很陈腐的，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现在中国底小说和诗实在比不上别国，无可奈何，只好称之曰文学；谈不到革命时代的文学，更谈不到平民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有些人说：“中国已有平民文学”，其实这是不对的。 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最好不过作一篇战歌，或者写得美的，便可于战余休憩时看看，倒也有趣。要讲得堂皇点，则譬如种柳树，待到柳树长大，浓阴蔽日，农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树底下吃饭，休息休息。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满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我的演说只有这样多，感谢诸君听完的厚意！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 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 张秀哲君是我在广州才遇见的。我们谈了几回，知道他已经译成一部《劳动问题》给中国，还希望我做一点简短的序文。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赞成作序的；况且对于劳动问题，一无所知，尤其没有开口的资格。我所能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日两国的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罢了。 但我这回却很愿意写几句话在这一部译本之前，只要我能够。我虽然不知道劳动问题，但译者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我是觉得的。 我只能以这几句话表出我个人的感激。但我相信，这努力与诚意，读者也一定都会觉得的。这实在比无论什么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鲁迅识于广州中山大学。
略谈香港
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今天看见《语丝》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忽又记得起来，想说几句话来凑热闹。 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 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 从广州往香港时，在船上还亲自遇见一桩笑话。有一个船员，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给我十分担心。他以为我的赴港，说不定会遭谋害；我遥遥地跑到广东来教书，而无端横死，他——广东人之一——也觉得抱歉，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计画，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避免。到埠后，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 我虽然觉得可笑，但我从真心里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记得他的认真的脸相。 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过因为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现在回想起来，像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不过香港总是一个畏途。这用小事情便可以证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环日报》上，有这样两条琐事：
▲陈国被控窃去芜湖街一百五十七号地下布裤一条，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 ▲昨晚夜深，石塘嘴有两西装男子，……遇一英警上前执行搜身。该西装男子用英语对之。该英警不理会，且警以□□□。于是双方缠上警署。……
第一条我们一目了然，知道中国人还在那里被抽藤条。“司”当是“藩司”“臬司”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国人的。港报上所谓“政府”，“警司”之类，往往是指英国的而言，不看惯的很容易误解，不如上海称为“捕房”之分明。 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甚么。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这□□□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在香港时遇见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辩，英官无话可说了，但他还是输。那最末是得到严厉的训斥，道：“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 带着书籍的人也困难，因为一不小心，会被指为“危险文件”的。这“危险”的界说，我不知其详。总之一有嫌疑，便麻烦了。人先关起来，书去译成英文，译好之后，这才审判。而这“译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我记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时，裁判就用翻译。一个和尚去告状追债，而债户商同通事，将他的状子改成自愿焚身了。官说道好；于是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我去讲演的时候也偶然提起元朝，听说颇为“Ｘ司”所不悦，他们是的确在研究中国的经史的。 但讲讲元朝，不但为“政府”的“Ｘ司”所不悦，且亦为有些“同胞”所不欢。我早知道不稳当，总要受些报应的。果然，我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之后，那边的《工商报》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已经逃走。后来，则在《循环日报》上，以讲文学为名，提起我的事，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特约撰述员”，现在则“到了汉口”。我知道这种宣传有点危险，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寝”，益处大概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便写了一封信去更正：
“在六月十日十一日两天的《循环世界》里，看见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各人各有他的眼光，心思，手段。他耍他的，我不想来多嘴。但其中有关于我的三点，我自己比较的清楚些，可以请为更正，即： “一，我从来没有做过《晨报副刊》的‘特约撰述员’。 “二，陈大悲被攻击后，我并未停止投稿。 “三，我现仍在广州，并没有‘到了汉口’。”
从发信之日到今天，算来恰恰一个月，不见登出来。“总之你是这样的：因为我说你是这样”罢。幸而还有内地的《语丝》；否则，“十二藤”，“□□□”，那里去诉苦！ 我现在还有时记起那一位船上的广东朋友，虽然神经过敏，但怕未必是无病呻吟。他经验多。 若夫“香江”（案：盖香港之雅称）之于国粹，则确是正在大振兴而特振兴。如六月二十五日《循环日报》“昨日下午督宪府茶会”条下， 就说：
“（上略）赖济熙太史即席演说，略谓大学堂汉文专科异常重要，中国旧道德与乎国粹所关，皆不容缓视，若不贯彻进行，深为可惜，（中略）周寿臣爵士亦演说汉文之宜见重于当世，及汉文科学之重要，关系国家与个人之荣辱等语，后督宪以华语演说，略谓华人若不通汉文为第一可惜，若以华人而中英文皆通达，此后中英感情必更融洽，故大学汉文一科，非常重要，未可以等闲视之云云。（下略）”
我又记得还在报上见过一篇“金制军”的关于国粹的演说，用的是广东话，看起来颇费力；又以为这“金制军”是前清遗老，遗老的议论是千篇一律的，便不去理会它了。现在看了辰江先生的通信，才知道这“金制军”原来就是“港督”金文泰，大英国人也。大惊失色，赶紧跳起来去翻旧报。运气，在六月二十八日这张《循环日报》上寻到了。因为这是中国国粹不可不振兴的铁证，也是将来“中国国学振兴史”的贵重史料，所以毫不删节，并请广东朋友校正误字（但末尾的四句集《文选》句，因为不能悬揣“金制军”究竟如何说法，所以不敢妄改），剪贴于下，加以略注，希《语丝》记者以国学前途为重，予以排印，至纫公谊： |
1927 Miscellaneous Thoughts on the Yellow Flower Festival The Yellow Flower Festival is approaching, and one must write some sort of article. But being asked to write on this topic feels rather like answering an "empty policy question" at an examination hall, as in the old days. For -- and I am ashamed to admit it -- while I naturall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three characters "Yellow Flower Festival," I know neither the names nor even the number of the soldiers who fell at Huanghuagang. To find some material for the sake of forming opinions, I had no choice but to consult the Ciyuan dictionary. It did contain an entry, but only this: "Huanghuagang, a place name, at the foot of Baiyun Mountain outside the North Gate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Guangdong. On the twenty-ninth day of the third month,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Xuantong reign, several dozen revolutionaries attacked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failed, and died; they were buried in a mass grave there." Perfunctory and sketchy,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what I already knew; it was of no help to me. I also wished to learn something of the events of March 29th seventeen years ago, but could find no eyewitness elders on short notice. Judging from examples in other places -- Beijing, Nanjing, my hometown -- I suppose some grieved at the time, some rejoiced, some had no opinion, and some made it a topic for idle conversation over wine and tea. Before long, it would be forgotten. People long oppressed can only endure suffering when under pressure; once liberated, they know only how to make merry -- heroic tragedies cannot long remain in memory. But the events of March 29th were special: though they failed at the time, in October came the Wuchang Uprising, and the following year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born. Thus these defeated soldiers became the forerunners of revolutionary success; the heroic tragedy was about to end when a happy finale was appended. This is cause for celebration, and one can see it in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Yellow Flower Festival. On the evening of March 12th, amidst the festivities, I felt all the more deeply the greatness of the revolutionary. When love succeeds and one lover dies, it can only bring sorrow to the survivor. But when revolution succeeds and the revolutionary dies, it brings annual festivity to the surviving masses -- even jubilation. Only the revolutionary, whether alive or dead, can bring happiness to all. The "revolutionary success" referred to above is only a temporary matter; in truth, "the revolution has not yet succeeded." Revolution knows no end. Nevertheless, nurtured by the spirit and flesh and blood of many soldiers, China has indeed produced some flowers and fruits of happiness that did not exist before. (Night of March 24th.)
When people encounter something unfamiliar, they inevitably find it strange. I still remember when I first saw Westerners: I thought their faces too white, their hair too yellow, their eyes too pale, their noses too high. Though I could not clearly articulate the reasons, in short: faces should not look like that. Our ancients did not seem to let Chinese physiognomy off so easily. Mencius judged the uprightness of a man's heart by his pupils; in the Han dynasty there were twenty-four volumes of "The Art of Reading Faces." Later, far more people took up this pursuit;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chools: one that read intelligence or stupidity from the face, and another that rea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fortune. The Japanese Hasegawa Nyozekan was skilled at writing satire. In his essay collection "Cats, Dogs, and People," one piece discusses Chinese faces. The gist is: upon first seeing a Chinese person, one feels that the face always seems to be missing something compared to Japanese or Westerners. Over time, one grows accustomed and feels this is quite enough; rather, it is the faces of Westerners that have something superfluous. He gives this element a none too flattering name: bestiality. Human + Bestiality = Westerner Human + Domestic Animal Nature = A Certain Kind of Person Guangzhou is now, like Shanghai, cultivating its tastes in this way. It is a pity that when a film begins, the lights are always extinguished, and I cannot observe people's chins. (April 6th.)
What I wish to say today takes as its topic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This school has invited me several times, and I have always put it off. My proper training was in mining; to lecture on coal extraction might suit me better than on literature. In truth "revolution" is nothing extraordinary -- precisely because of it, society reforms, humanity progresses. You gentlemen are actual fighters, revolutionary soldiers. I think it is better for now not to admire literature. In China's current social condition, only actual revolutionary warfare counts -- a poem cannot drive away Sun Chuanfang, but a cannon can. My speech is only this much -- I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patience!
I recall that last summer, while living in Beijing, I met Mr. Zhang Woquan and heard him say: "It seems the Chinese have all forgotten Taiwan; hardly anyone mentions it." He was a young Taiwanese. Mr. Zhang Xiuzhe had translated a book on "The Labor Problem" for China. What I can responsibly say is that Mr. Zhang has excellent command of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and the translation must therefore be highly reliable. April 11, 1927, Lu Xun, written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In January of this year, I visited Hong Kong once. When I went to lecture, the organizers apparently encountered great difficulties. On the boat from Guangzhou to Hong Kong, a crew member who somehow knew my name was extremely worried about me, fearing my trip might result in assassination. In Hong Kong I met a gentleman who had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He recounted that once, having suffered an injustice, he argued his case before a British official; the official was left speechless -- yet he still lost. The final verdict was a harsh rebuke: "In any case, you are wrong -- because I say you are wrong!" "In any case, you are this way -- because I say you are this way." Fortunately there is still Yusi on the mainland; otherwise, with "twelve strokes" and "[redacted]," where could one even complain! As for "Xiang Jiang" (the elegant name for Hong Kong) and national heritage -- it is indeed being vigorously and emphatically reviv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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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点，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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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verb says: Honesty is another name for uselessness. This may be a bit too harsh, but upon careful reflection, it proves to be not an incitement to evil but a maxim distilled from many bitter experiences. Take the example of not beating the dog that has fallen into the water: there are probably two reasons -- first, lack of strength; second, a faulty sense of proportion. The grave error of the second is twofold: one mistakes the fallen politician for a drowning dog; one fails to distinguish good and bad among the fallen, treats them alike, and abets evil. Even now, wit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unstable, evildoers lean on mountains of power, act without restraint, and once they stumble, suddenly plead for mercy. Honest people regard them as drowning dogs, refuse to strike, show compassion. Little do they know the dog never truly fell -- its lair was built long ago, its food stored, all in the foreign concession. Put harshly, they dig their own graves. Six: Why Fair Play Cannot Yet Be Practiced Without Restriction. Humane people may ask: So we should not want fair play at all? Of course we should -- but it is too early. If the other party does not show you fair play while you show it to him, you always lose. Therefore, one should first examine the opponent carefully; if unworthy, one may show no courtesy. Even public justice cannot save the good in today's China -- it protects the bad. When the good rise up, the theorists cry: No retaliation! Forbearance! Do not resist evil with evil! This time the cry is effective: the good are persuaded, and the bad are saved. Seven: On the Principle of Treating a Man by His Own Methods. In China, some believe in Chinese medicine, others in Western; in larger cities both coexist. If this principle could be extended, there would be fewer complaints. The standard greeting of the Republic is a bow; if someone considers this wrong, let him alone kowtow. The law has no flogging; if someone believes corporal punishment is good, let him be specially spanked. Anyone wishing to live before the discovery of fire should be served raw meat. Those who oppose material civilization should not ride in automobiles. Thus: He who seeks humanity finds humanity -- what cause for compla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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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风筝】
【一九二二年】
【估“学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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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ness gracious, you have become a circuit intendant, and you say you are not rich? You now have three concubines; when you go out, it is always in an eight-bearer sedan chair, and you say you are not rich? Bah, nothing escapes me. I knew there was nothing more to say, so I stood there silently. My, my, the richer you are, the less you part with; and the less you part with, the richer you get... The Compass turned around indignantly, muttering, walking slowly toward the door, and on the way out stuffed my mother's gloves into her waistband. After that, relatives came to visit. Three or four days passed. One very cold afternoon, sitting with tea after lunch, I sensed someone coming in and turned to look. I was startled, hastily rose, and went to meet him. It was Runtu. Though I recognized him at first glance, he was no longer the Runtu of my memory. His frame had doubled; the former round, purple-tinged face had turned ashen yellow, with deep wrinkles; his eyes were swollen red all around. On his head was a tattered felt cap, on his body nothing but a thin cotton jacket, and he was shivering; in his hand a paper parcel and a long pipe. Those hands were coarse, clumsy, and cracked, like pine bark. I was excited but did not know what to say: Ah! Brother Runtu -- you have come? A flood of words wanted to pour out: pheasants, mudskippers, shells, zha... But I felt something blocking them. He stood still, his face showing joy and sorrow; his lips moved but no sound came. His manner became respectful: Master!... I felt a chill; I knew a sad thick wall had risen between us. He said: Shuisheng, kowtow to the master. Then he pulled out the child hiding behind him -- a Runtu of twenty years ago, thinner and more sallow, without the silver ring. This is the fifth child, has not seen the world... Mother and Honger came downstairs. Old Mistress, I received the letter long ago, said Runtu. Mother asked why he had become so formal. He said those were the days of childhood. He sat down, leaned his pipe against the table: In winter there is nothing much. These dried green beans, please master... I asked about his circumstances. He only shook his head: Very difficult. The sixth child helps now but it is never enough... everywhere they want money... the harvest is bad. Selling in town means paying taxes and losing money. He shook his head, his face motionless like a stone statue. After silence, he picked up his pipe and smoked. Mother learned he had to go back tomorrow and told him to fry rice in the kitchen. He went out; we sighed over his situation: many children, famine, taxes, soldiers, bandits, officials -- all had made him a wooden puppet. Mother said everything unnecessary could be given to him. He chose two tables, four chairs, an incense burner set, a scale, and all the rice-straw ash. Nine days later, on departure day, he came in the morning with only his five-year-old daughter. All day we were busy. By evening when we boarded, everything in the old house had been swept cle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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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无道杀伍奢。覆巢之下无完家。”这“无完家”虽比“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出《说岳全传》），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挂脚韵”。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的“六麻”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无完叉”，都无所不可的。
【为俄国歌剧团】
【无题】
【“以震其艰深”】
【所谓“国学”】
【儿歌的“反动”】
【“一是之学说”】
【不懂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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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ning of the poem "The Fisherman's Song" reads: "The tyrannical King of Chu killed Wu She. Under the overturned nest there is no intact house." This "no intact house," though more novel than "no intact egg," is fraught with linguistic errors. If "house" means the bird's nest, it is a redundancy, and "underneath" has no referent. If it means a human house, then the falling bird's nest would be absurdly heavy. Except for the great Peng bird with golden wings (from "The Complete Story of Yue Fei"), there simply is no nest large enough to crush houses. If it was done for the sake of rhyme, then I dare say: this is a forced rhyme. Then there is the "Travel Record of a Botanical Collection Expedition in Zhejiang" -- even the title is grammatically wrong. Collection has a purpose and is not aimless wandering; therefore the ancients in their records strictly distinguished between duty and travel. Mountains like Lushan and Emei are travel destinations, hence one speaks of "travel notes"; sulfur mining and inscription searches are official tasks, hence "diary." The above examples are merely picked up in passing. These gentlemen attack the new culture and trumpet the old learning -- if they did not contradict themselves, it would at least constitute a position. Unfortunately, they have no real access to the old learning and do not even deserve to hold a position. If people who cannot even form correct sentences were to be considered connoisseurs of the national heritage, the heritage itself would die of shame! The only thing I admire about these gentlemen is the courage to actually publish such things. For the Russian Opera Company I do not know -- actually one can say I do know, but I insist on putting it this way -- why the Russian opera company has left its homeland to come to China with this wonderful art, just to earn a little tea money. You had better go back! I went to the First Theater on the evening of the fourth day, the second day of performances, to see the Russian opera. The artists displayed remarkable skill and great devotion. Their voices were powerful and pure, their movements elegant. Yet the audience was dismally sparse; the empty seats far outnumbered the occupied ones. This is the tragedy of art in a country that does not know how to appreciate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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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
无声的中国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Chang。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 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怎么写 ——夜记之一
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 今年不大写东西，而写给《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这原因。说起来是极可笑的，就因为它纸张好。有时有一点杂感，子细一看，觉得没有什么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么洁白的纸张，便废然而止了。好的又没有。我的头里是如此地荒芜，浅陋，空虚。 可谈的问题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会国家，高超的还有文明，文艺。古来许多人谈过了，将来要谈的人也将无穷无尽。但我都不会谈。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白天还有馆员，钉书匠，阅书的学生，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就要发见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结果却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钢针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处直拍下去，同时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么哀愁，什么夜色，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连靠过的石栏也不再放在心里。而且这还是现在的话，那时呢，回想起来，是连不将石栏放在心里的事也没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进房里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椅子——上，抚摩着蚊喙的伤，直到它由痛转痒，渐渐肿成一个小疙瘩。我也就从抚摩转成搔，掐，直到它由痒转痛，比较地能够打熬。 此后的结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电灯下吃柚子。 虽然不过是蚊子的一叮，总是本身上的事来得切实。能不写自然更快活，倘非写不可，我想，也只能写一些这类小事情，而还万不能写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显明深切。而况千叮万叮，而况一刀一枪，那是写不出来的。 尼采爱看血写的书。但我想，血写的文章，怕未必有罢。文章总是墨写的，血写的倒不过是血迹，它比文章自然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这一点，就要任凭文学逞能，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似的。 能不写自然更快活，倘非写不可，我想，就是随便写写罢，横竖也只能如此。这些都应该和时光一同消逝，假使会比血迹永远鲜活，也只足证明文人是侥幸者，是乖角儿。但真的血写的书，当然不在此例。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便觉得“写什么”倒也不成什么问题了。 “怎样写”的问题，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初知道世界上有着这么一个问题，还不过两星期之前。那时偶然上街，偶然走进丁卜书店去，偶然看见一叠《这样做》，便买取了一本。这是一种期刊，封面上画着一个骑马的少年兵士。我一向有一种偏见，凡书面上画着这样的兵士和手捏铁锄的农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为我总疑心它是宣传品。发抒自己的意见，结果弄成带些宣传气味了的伊孛生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但对于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却总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样，就和雒诵教训文学的时候相同。但这《这样做》却又有些特别，因为我还记得日报上曾经说过，是和我有关系的。也是凡事切己，则格外关心的一例罢，我便再不怕书面上的骑马的英雄，将它买来了。回来后一检查剪存的旧报，还在的，日子是三月七日，可惜没有注明报纸的名目，但不是《民国日报》，便是《国民新闻》，因为我那时所看的只有这两种。下面抄一点报上的话：——
“自鲁迅先生南来后，一扫广州文学之寂寞，先后创办者有《做什么》，《这样做》两刊物。闻《这样做》为革命文学社定期出版物之一，内容注重革命文艺及本党主义之宣传。……”
开首的两句话有些含混，说我都与闻其事的也可以，说因我“南来”了而别人创办的也通。但我是全不知情。当初将日报剪存，大概是想调查一下的，后来却又忘却，搁下了。现在还记得《做什么》出版后，曾经送给我五本。我觉得这团体是共产青年主持的，因为其中有“坚如”，“三石”等署名，该是毕磊，通信处也是他。他还曾将十来本《少年先锋》送给我，而这刊物里面则分明是共产青年所作的东西。果然，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 《这样做》却在两星期以前才见面，已经出到七八期合册了。第六期没有，或者说被禁止，或者说未刊，莫衷一是，我便买了一本七八合册和第五期。看日报的记事便知道，这该是和《做什么》反对，或对立的。我拿回来，倒看上去，通讯栏里就这样说：“在一般CP气焰盛张之时，……而你们一觉悟起来，马上退出CP，不只是光退出便了事，尤其值得CP气死的，就是破天荒的接二连三的退出共产党登报声明。……”那么，确是如此了。 这里又即刻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大相反对的两种刊物，都因我“南来”而“先后创办”呢？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为我新来而且灰色。但要讲起来，怕又有些话长，现在姑且保留，待有相当的机会时再说罢。 这回且说我看《这样做》。看过通讯，懒得倒翻上去了，于是看目录。忽而看见一个题目道：《郁达夫先生休矣》，便又起了好奇心，立刻看文章。这还是切己的琐事总比世界的哀愁关心的老例，达夫先生是我所认识的，怎么要他“休矣”了呢？急于要知道。假使说的是张龙、赵虎，或是我素昧平生的伟人，老实说罢，我决不会如此留心。 原来是达夫先生在《洪水》上有一篇《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说这一次的革命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的实现，而记者则以为是民族革命的理论的实现。大约还有英雄主义不适宜于今日等类的话罢，所以便被认为“中伤”和“挑拨离间”，非“休矣”不可了。 我在电灯下回想，达夫先生我见过好几面，谈过好几回，只觉他稳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于人，更何况得罪于国。怎么一下子就这么流于“偏激”了？我倒要看看《洪水》。 这期刊，听说在广西是被禁止的了，广东倒还有。我得到的是第三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二期。照例的坏脾气，从三十二期倒看上去，不久便翻到第一篇《日记文学》，也是达夫先生做的，于是便不再去寻《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变成看谈文学了。我这种模模胡胡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怎么写》的问题，却就出在那里面。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说凡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点自叙传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称来写出，则时常有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而且叙述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过于详细时，读者会疑心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会晓得得这样精细？于是那一种幻灭之感，就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当的体裁，是日记体，其次是书简体。 这诚然也值得讨论的。但我想，体裁似乎不关重要。上文的第一缺点，是读者的粗心。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 第二种缺陷，在中国也已经是颇古的问题。纪晓岚攻击蒲留仙的《聊斋志异》，就在这一点。两人密语，决不肯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何从知之？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阱，于是只得以《春秋左氏传》的“浑良夫梦中之噪”来解嘲。他的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读者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便自然没有一切挂碍了。 一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记得年幼时，很喜欢看变戏法，猢狲骑羊，石子变白鸽，最末是将一个孩子刺死，盖上被单，一个江北口音的人向观众装出撒钱模样道：Huazaa！Huazaa！大概是谁都知道，孩子并没有死，喷出来的是装在刀柄里的苏木汁，Huazaa一够，他便会跳起来的。但还是出神地看着，明明意识着这是戏法，而全心沉浸在这戏法中。万一变戏法的定要做得真实，买了小棺材，装进孩子去，哭着抬走，倒反索然无味了。这时候，连戏法的真实也消失了。 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桥家书》我也不喜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装腔。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 《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翻翻一部小说，虽是很荒唐，浅陋，不合理，倒从来不起这样的感觉的。 听说后来胡适之先生也在做日记，并且给人传观了。照文学进化的理论讲起来，一定该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陆续的印出。 但我想，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
在钟楼上 ——夜记之二
也还是我在厦门的时候，柏生从广州来，告诉我说，爱而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来寻求新的生命的罢，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K委员，说明自己的过去和将来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个叫爱而的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我没有看完。其实，这种文学家的样子，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员对柏生说。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诉了爱而，爱而跳起来道： “怎么？……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的呢？！” 厦门还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开在山中，黄的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开在楼下。我在用花刚石墙包围着的楼屋里听到这小小的故事，K委员的眉头打结的正经的脸，爱而的活泼中带着沉闷的年青的脸，便一齐在眼前出现，又仿佛如见当K委员的眉头打结的面前，爱而跳了起来，——我不禁从窗隙间望着远天失笑了。 但同时也记起了苏俄曾经有名的诗人，《十二个》的作者勃洛克的话来：——
“共产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
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我想。 以上是那时的我想。这时我又想，在这里有插入几句声明的必要：—— 我不过说是变革和文艺之不相容，并非在暗示那时的广州政府是共产政府或委员是共产党。这些事我一点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经“正法”的人们，至今不听见有人鸣冤或冤鬼诉苦，想来一定是真的共产党罢。至于有一些，则一时虽然从一方面得了这样的谥号，但后来两方相见，杯酒言欢，就明白先前都是误解，其实是本来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毕，于是放心回到本题。却说爱而君不久也给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经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长，大约还有被冤为“反革命”的余痛罢。但又发出牢骚来：一，给他坐在饭锅旁边，无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风琴，一个漠不相识的女郎来送给他一包点心，就弄得他神经过敏，以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泼，不禁“感慨系之矣”了。 关于第一点，我在秋蚊围攻中所写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无饭锅而觉得无聊，觉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现在已见饭锅，还要无聊，则明明是发了革命热。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说，你就死心塌地地从饭锅里装饭吃罢，那是不像样的；然而叫他离开饭锅去拚命，却又说不出口，因为爱而是我的极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袭用仙传的古法，装聋作哑，置之不问不闻之列。只对于第二点加以猛烈的教诫，大致是说他“死板”和“活泼”既然都不赞成，即等于主张女性应该不死不活，那是万分不对的。 约略一个多月之后，我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到了广州，在饭锅旁边坐下时，他早已不在那里了，也许竟并没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皮小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后来我一搬出，又听说就给一位办事员住进去了，莫明其妙。不过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总还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办事员搬进去了的那一天为止，我总是常常又感激，又惭愧。 然而这优待室却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点，是不很能够睡觉的。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匹——也许二十来匹罢，我不能知道确数——老鼠出现，驰骋文坛，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广州中山大学里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楼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别聪明似的，我在别地方未曾遇到过。到清晨呢，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来访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怀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我对于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这热诚很使我感动，但我终于说是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轻轻地推却了。那当然要使他们很失望的，过了几天，尸一君就在《新时代》上说：——
“……我们中几个很不以他这句话为然，我们以为我们还有许多可骂的地方，我们正想骂骂自己，难道鲁迅先生竟看不出我们的缺点么？……”
其实呢，我的话一半是真的。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Hanbaran（统统）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Tiu-na-ma而已。 这两句有时也有用。那是我已经搬在白云路寓屋里的时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个窃取电灯的偷儿，那管屋的陈公便跟着一面骂，一面打。骂了一大套，而我从中只听懂了这两句。然而似乎已经全懂得，心里想：“他所说的，大约是因为屋外的电灯几乎Hanbaran被他偷去，所以要Tiu-na-ma了。”于是就仿佛解决了一件大问题似的，即刻安心归坐，自去再编我的《唐宋传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测是无妨的，倘若据以论广州，却未免太卤莽罢。 但虽只这两句，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读若Tiu。故Tiuhei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 至于我说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的话，那可的确是虚言。其实是，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 |
1927 Silent China -- Delivered on February 16th at the YMCA in Hong Kong That so many of you have come to hear such a boring and worthless lecture as mine, and in such heavy rain at that -- I must first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he title of my lecture is: Silent China. What does this mean? Well, China has a very ancient culture and possesses an extremely extensive literature. But this literature is written in the classical language, which the common people do not understand. The scholars understand it, but they live in an entirely different world from the common folk. What the scholars write does not reach the people; what the people say is not recorded by the scholars. Thus China has become a silent country -- silent because it has no voice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In the world there are many small nations that have their ow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But China, this vast country of four hundred million people, has no living literature that truly expresses the people. The classical written language is like a dead language -- it cannot express the feelings and thoughts of living people. Therefore, we must develop a new, living language -- use the vernacular as the written language. Only thus can China find its voice and cease to be silent. Only thus can four hundred million people truly speak and be heard. The movement for the vernacular is therefore not merely a literary reform, but a question of the nation's survival. A people that cannot speak is doomed to perish. We must give China a voice -- and this voice must be in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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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胧
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拚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这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大家都有些自觉的，所以总要向读者声明“将来”：不是“出国”，“进研究室”，便是“取得民众”。功业不在目前，一旦回国，出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 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便在最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方面也何尝不带些朦胧。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汙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踏踏主义，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 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 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 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 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横竖缠不清，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 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曾有人批评我的小说，说是“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冷静”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三个了。倘有四个，连《小说旧闻钞》也不写，或者只有两个，见得比较地忙，也许可以不至于被“奥伏赫变”（“除掉”的意思，Aufheben的创造派的译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罢，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个。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现自己”之罪，大约总该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文学是现在最紧要的一点，因为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一到“武器的艺术”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了。 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为什么不就到“武器的艺术”呢？ 这也很像“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但当现在“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这问题是总须起来的，不尽是资产阶级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计。因为这极彻底而勇猛的主张，同时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这样：—— 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 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因此必然的应该坐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等待“武器的铁和火”出现。这出现之际，同时拿出“武器的艺术”来。倘那时铁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个“闲暇”，能静听他们自叙的功勋，那也就成为一样的战士了。最后的胜利。然而文艺是还是批判不清的，因为社会有许多层，有先进国的史实在；要取目前的例，则《文化批判》已经拖住Upton Sinclair，《创造月刊》也背了Vigny在“开步走”了。 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现在创造派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虽然不得已而玩着“艺术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艺术”的非革命武学家也玩起这玩意儿来了，有几种笑迷迷的期刊便是这。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手里的“武器的艺术”了罢。那么，这一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看司徒乔君的画
我知道司徒乔君的姓名还在四五年前，那时是在北京，知道他不管功课，不寻导师，以他自己的力，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
这些自然应该最会打动南来的游子的心。在黄埃漫天的人间，一切都成土色，人于是和天然争斗，深红和绀碧的栋宇，白石的栏干，金的佛像，肥厚的棉袄，紫糖色脸，深而多的脸上的皱纹……。凡这些，都在表示人们对于天然并不降服，还在争斗。
在北京的展览会里，我已经见过作者表示了中国人的这样的对于天然的倔强的魂灵。我曾经得到他的一幅“四个警察和一个女人”。现在还记得一幅“耶稣基督”，有一个女性的口，在他荆冠上接吻。
这回在上海相见，我便提出质问：——
“那女性是谁？”
“天使，”他回答说。
这回答不能使我满足。
因为这回我发见了作者对于北方的景物──人们和天然苦斗而成的景物──又加以争斗，他有时将他自己所固有的明丽，照破黄埃。至少，是使我觉得有“欢喜”（Joy）的萌芽，如胁下的矛伤，尽管流血，而荆冠上却有天使──照他自己所说──的嘴唇。无论如何，这是胜利。
后来所作的爽朗的江、浙风景，热烈的广东风景，倒是作者的本色。和北方风景相对照，可以知道他挥写之际，盖谂熟而高兴，如逢久别的故人。但我却爱看黄埃，因为由此可见这抱着明丽之心的作者，怎样为人和天然的苦斗的古战场所惊，而自己也参加了战斗。
中国全土必须沟通。倘将来不至于割据，则青年的背着历史而竭力拂去黄埃的中国彩色，我想，首先是这样的。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四日夜，于上海。）
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从开明书店转到 M 女士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别后，多久没有见面了。前蒙允时常通讯及指导……。”
我便写了一封回信，说明我不到杭州，已将十年，决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别，所以她所看见的，是另一人。两礼拜前，蒙 M 女士和两位曾经听过我的讲义的同学见访，三面证明，知道在孤山者，确是别一“鲁迅”。但 M 女士又给我看题在曼殊师坟旁的四句诗：——
“我来君寂居， 唤醒谁氏魂？
飘萍山林迹， 待到它年随公去。
鲁迅游杭 吊老友
曼殊句 一， 一○，十七年。”
我于是写信去打听寓杭的 H 君，前天得到回信，说确有人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就在城外教书，自说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销了八万部，但自己不满意，不远将有更好的东西发表云云。 中国另有一个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鲁迅，我是毫没法子的。但看他自叙，有大半和我一样，却有些使我为难。那首诗的不大高明，不必说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说“待到它年随公去”，也未免太专制。“去”呢，自然总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但这还是小事情，尤其不敢当的，倒是什么对别人豫约“指导”之类……。 我自到上海以来，虽有几种报上说我“要开书店”，或“游了杭州”。其实我是书店也没有开，杭州也没有去，不过仍旧躲在楼上译一点书。因为我不会拉车，也没有学制无烟火药，所以只好这样用笔来混饭吃。因为这样在混饭吃，于是忽被推为“前驱”，忽被挤为“落伍”，那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个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 所以这回再登一个启事。要声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
文艺与革命
来信
鲁迅先生： 在《新闻报》的《学海》栏内，读到你底一篇《文学和政治的歧途》的讲演，解释文学者和政治者之背离不合，其原因在政治者以得到目前的安宁为满足，这满足，在感觉锐敏的文学者看去，一样是胡涂不彻底，表示失望。终于遭政治家之忌，潦倒一生，站不住脚。我觉得这是世界各国成为定例的事实。最近又在《语丝》上读到《民众主义和天才》和你底《“醉眼”中的朦胧》两篇文字，确实提醒了此刻现在做着似是而非的平凡主义和革命文学的迷梦的人们之朦胧不少，至少在我是这样。 我相信文艺思潮无论变到怎样，而艺术本身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这是不得否认的。这是说，文艺之流，从最初的什么主义到现在的什么主义，所写着的内容，如何不同，而要有精刻熟练的才技，造成一篇优美无媲的文艺作品，终是一样。一条长江，上流和下流所呈现的形相，虽然不同，而长江还是一条长江。我们看它那下流的广大深缓，足以灌田亩，驶巨舶，便忘记了给它形成这广大深缓的来源，已觉糊涂到透顶。若再断章取义，说：此刻现在，我们所要的是长江的下流，因为可以利用，增加我们的财富，上流的长江可以不要，有着简直无用。这是完全以经济价值去评断长江本身整个的价值了。这种评断，出于着眼在经济价值的商人之口，不足为怪；出于着眼在艺术价值的文艺家之口，未免昏乱至于无可救药了。因为拿艺术价值去评断长江之上流，未始没有意义，或竟比之下流较为自然奇伟，也未可知。 真与美是构成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的两大要素。而构成这真与美至于最高等级，便是造成一件艺术品，使它含有最高级的艺术价值，那便非赖最高级的天才不可了。如果这个论断可以否认，那末我们为什么称颂荷马、但丁、沙士比亚和歌德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和他们同等的文艺作品呢，我们也有观察现象的眼，有运用文思的脑，有握管伸纸的手？ 在现在，离开人生说艺术，固然有躲在象牙塔里忘记时代之嫌；而离开艺术说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家的本相，他们无须谈艺术了。由此说，热心革命的人，尽可投入革命的群众里去，冲锋也好，做后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艺作那既稳当又革命的勾当？ 我觉得许多提倡革命文学的所谓革命文艺家，也许是把表现人生这句话误解了。他们也许以为十九世纪以来的文艺，所表现的都是现实的人生，在那里面，含有显著的时代精神。文艺家自惊醒了所谓“象牙之塔”的梦以后，都应该跟着时代环境奔走；离开时代而创造文艺，便是独善主义或贵族主义的文艺了。他们看到易卜生之伟大，看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深刻，尤其看到俄国革命时期内的作家叶遂宁和戈理基们的热切动人；便以为现在此后的文艺家都须拿当时的生活现象来诅咒，刻划，予社会以改造革命的机会，使文艺变为民众的和革命的文艺。生在所谓“世纪末”的现代社会里面的人，除非是神经麻木了的，未始不会感到苦闷和悲哀。文艺家终比一般人感觉锐敏一点。摆在他们眼前的既是这么一个社会，蕴在他们心中的当有怎么一种情绪呢！他们有表现或刻划的才技，他们便要如实地写了出来，便无意地成为这时代的社会的呼声了。然而他们还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艺术，忠于自己的情知。易卜生被称颂为改革社会的先驱，陀思妥以夫斯基被称为人道主义的极致者，还须赖他们自己特有的精妙的才技，经几个真知灼见的批评者为之阐扬而后可。然而，真能懂得他们的艺术的，究竟还是少数。至于叶遂宁是碰死在自己的希望碑上不必说了，戈理基呢，听人说，已有点灰色了。这且不说。便是以艺术本身而论，他何常不崇尚真切精到的才技？我曾看到他的一首讥笑那不切实的诗人的诗。况且我们以艺术价值去衡量他的作品，是否他已是了不得的作家了，究竟还是疑问呵。 实在说，文艺家是不会抛弃社会的，他们是站在民众里面的。有一位否认有条件的文艺批评者，对于泰奴（Taine）的时间条件，认为不确，其理由是：文艺家是看前五十年。我想，看前五十年的文艺家，还是站在那时候，以那时候的生活环境做地盘而出发，所以他毕竟是那时候的民众之一员，而能在朦胧平安中看出残缺和破败。他们便以熟练的才技，写出这种残缺和破败，于艺术上达到高级的价值为止，在他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创造时，他们也许只顾到艺术的精细微妙，并没想到如何激动民众，予民众以强烈的刺激，使他们血脉偾张，而从事于革命。 我们如果承认艺术有独立的无限的价值，艺术家有完成艺术本身最终目的之必要，那末我们便不能而且不应该撇开艺术价值去指摘艺术家的态度，这和拿艺术家的现实行为去评断他的艺术作品者一样可笑。波特来耳的诗并不因他的狂放而稍减其价值。浅薄者许要咒他为人群的蛇蝎，却不知道他底厌弃人生，正是他的渴慕人生之反一面的表白。我们平常讥刺一个人，还须观察到他的深处，否则便见得浮薄可鄙。至于拿了自己的似是而非的标准，既没有看到他的深处，又抛弃了衡量艺术价值的尺度，便无的放矢地攻刺一个忠于艺术的人，真的糊涂呢还是别有用意！这不过使我们觉到此刻现在的中国文艺界真不值一谈，因为以批评成名而又是创造自许的所谓文艺家者，还是这样地崇奉功利主义呵！ 我──自然不是什么文艺家──喜欢读些高级的文艺作品，颇多古旧的东西，很有人说这是迷旧的时代摈弃者。他们告诉我，现在是民众文艺当世了，崭新的专为第四阶级玩味的文艺当世了。我为之愕然者久之，便问他们：民众文艺怎样写法？文艺家用什么手段，使民众都能玩味？现在民众文艺已产生了若干部？革了命之后的民众能够赏识所谓民众文艺者已有几分之几？莫非现在有许多新《三字经》，或新《神童诗》出版了么？我真不知民众化的文艺如何化法，化在内容呢，那我们本有表现民众生活的文艺了的；化在技艺上吧，那末一首国民革命歌尽够充数了，你听：“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多么宏壮而明白呵！我们为什么还要别的文艺？他们不能明确地回答，而我也糊涂到而今。此刻现在，才从《民众主义与天才》一文里得了答案，是： “无论民众艺术如何地主张艺术的普遍性或平等性，但艺术作品无论如何自有无限的价值等差，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所谓普遍性啦，平等性啦这一类话，意思不外乎是说艺术的内容是关于广众的民间生活或关于人生的普遍事象，而有这种内容的艺术，始可以供给一般民众的玩味。艺术备有像这种意味的普遍性和平等性不待说是不可以否认的，然而艺术作品既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以上，那些比较高级的艺术品，好，就可以说多少能够供给一般民众的玩味，若要说一切人都能够一样的精细，一样的深刻，一样的微妙──换句话说，绝对平等的来玩味它，那无论如何是不得有的事实。”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最先进的思想只有站在最高层的先进的少数人能够了解，等到这种思想透入群众里去的时候，已经不是先进的思想了。这些话，是告诉我们芸芸众生，到底有一大部分感觉不敏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不平等，除了诅咒造物的不公，我们还能怨谁呢？这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人类的演进史，可以一笔抹杀，而革命也不能发生了。世界文化的推进，全赖少数先觉之冲锋陷阵，如果各个人的聪明才智，都是相等，文化也早就发达到极致了，世界也就大同了，所谓“螺旋式进行”一句话，还不是等于废话？艺术是文化的一部，文化有进退，艺术自不能除外。民众化的艺术，以艺术本身有无限的价值等差来说，简直不能成立。自然，藉文艺以革命这梦呓，也终究是一种梦呓罢了！ 以上是我的意思，未知先生以为如何？
一九二八，三，二五，冬芬。
回信
冬芬先生： 我不是批评家，因此也不是艺术家，因为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家，总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评不可，没有一伙，是不行的，至少，在现在的上海滩上。因为并非艺术家，所以并不以为艺术特别崇高，正如自己不卖膏药，便不来打拳赞药一样。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的人生记录，人类如果进步，则无论他所写的是外表，是内心，总要陈旧，以至灭亡的。不过近来的批评家，似乎很怕这两个字，只想在文学上成仙。 各种主义的名称的勃兴，也是必然的现象。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世界上的民众很有些觉醒了，虽然有许多在受难，但也有多少占权，那自然也会有民众文学──说得彻底一点，则第四阶级文学。 中国的批评界怎样的趋势，我却不大了然，也不很注意。就耳目所及，只觉得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有的说要真正，有的说要斗争，有的说要超时代，有的躲在人背后说几句短短的冷话。还有，是自己摆着文艺批评家的架子，而憎恶别人的鼓吹了创作。倘无创作，将批评什么呢，这是我最所不能懂得他的心肠的。 别的此刻不谈。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挣得揭载稿子的机会罢了。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黄巢时候，人相食，饿人尚且不爱饿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
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家又说他是“浅薄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薄──相信辛克来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见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或则将剧本的动作辞句都推到演员的“昨日的文学家”身上去。那么，剩下来的思想的内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罢？我给你看两句冯乃超的剧本的结末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儿：我们反抗去！” |
1928 This is an essay by Lu Xun from his collection of journal writings. Here Lu Xun discusses with his characteristically sharp, satirical style th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conditions in the China of his time. He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nd exposes the hypocrisy of those in power. His observations are imbued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true social change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a radical renewal of thought. The essay demonstrates Lu Xun'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veal profound truths about human nature and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seemingly casual observations. 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胧
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拚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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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西湖博览会上要设先烈博物馆了，在征求遗物。这是不可少的盛举，没有先烈，现在还拖着辫子也说不定的，更那能如此自在。 但所征求的，末后又有“落伍者的丑史”，却有些古怪了。仿佛要令人于饮水思源以后，再喝一口脏水，历亲芳烈之余，添嗅一下臭气似的。 而所征求的“落伍者的丑史”的目录中，又有“邹容的事实”，那可更加有些古怪了。如果印本没有错而邹容不是别一人，那么，据我所知道，大概是这样的：—— 他在满清时，做了一本《革命军》，鼓吹排满，所以自署曰“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后来从日本回国，在上海被捕，死在西牢里了，其时盖在一九○二年。自然，他所主张的不过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自然更不知道三民主义，当然也不知道共产主义。但这是大家应该原谅他的，因为他死得太早了，他死了的明年，同盟会才成立。 听说中山先生的自叙上就提起他的，开目录的诸公，何妨于公余之暇，去查一查呢？ 后烈实在前进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经茫然了，可谓美史也已。
（二月十七日。）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文章，文坛上不常有；即有之，也什九是大部的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其少见的。 但至今，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不但巨细高低，相依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因此那些终于为人所注重了。 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顷刻间，而仍可藉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和事状，所得也颇不少的。而便捷，易成，取巧……这些原因还在外。
中国于世界所有的大部杰作很少译本，翻译短篇小说的却特别的多者，原因大约也为此。我们──译者的汇印这书，则原因就在此。贪图用力少，绍介多，有些不肯用尽呆气力的坏处，是自问恐怕也在所不免的。但也有一点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的近于不坏的意思。还有，是要将零星的小品，聚在一本里，可以较不容易于散亡。
我们──译者，都是一面学习，一面试做的人，虽于这一点小事，力量也还很不够，选的不当和译的错误，想来是一定不免的。我们愿受读者和批评者的指正。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朝花社同人识。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
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于大家都无益处。这一次回到北平，几位旧识的人要我到这里来讲几句，情不可却，只好来讲几句。但因为种种琐事，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连题目都没有。 那题目，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但因为道路坏，汽车颠起来有尺多高，无从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 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北平还不到这样，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Yes”，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No”，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 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不过附和的，创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现在，还是给几个出题目的人们圈了起来。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俄国的例子尤为明显，十月革命开初，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欢迎这暴风雨的袭来，愿受风雷的试炼。但后来，诗人叶遂宁，小说家索波里自杀了，近来还听说有名的小说家爱伦堡有些反动。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炼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这倒不如古时候相信死后灵魂上天，坐在上帝旁边吃点心的诗人们福气。因为他们在达到目的之前，已经死掉了。 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那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这照我上面所讲的推论起来，就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虽然革命家听了也许不大喜欢。 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Pong Pong Pong”，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但这些却也正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学的一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把钢叉，这是从《苦闷的象征》的书面上取来的，叉的中间的一条尖刺上，又安一个铁锤，这是从苏联的旗子上取来的。然而这样地合了起来，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艺家的徽章。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现在的人们既然神经过敏，听到“俄”字便要气绝，连嘴唇也快要不准红了，对于出版物，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单是这样的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对于诸君，“奉旨申斥”大概还须解释几句才会明白罢。这是帝制时代的事。一个官员犯了过失了，便叫他跪在一个什么门外面，皇帝差一个太监来斥骂。这时须得用一点化费，那么，骂几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从祖宗一直骂到子孙。这算是皇帝在骂，然而谁能去问皇帝，问他究竟可是要这样地骂呢？去年，据日本的杂志上说，成仿吾是由中国的农工大众选他往德国研究戏曲去了，我们也无从打听，究竟真是这样地选了没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较地明白，还只好用我的老话，“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这事，于诸君是不甚费力的。关于新兴文学的英文书或英译书，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几本，一定较为切实可靠。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皇汉医学”
革命成功之后，“国术”、“国技”、“国花”、“国医”闹得乌烟瘴气之时，日本人汤本求真做的《皇汉医学》译本也将乘时出版了。广告上这样说：──
“日医汤本求真氏于明治三十四年卒业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后应世多年觉中西医术各有所长短非比较同异舍短取长不可爰发愤学汉医历十八年之久汇集吾国历来诸家医书及彼邦人士研究汉医药心得之作著《皇汉医学》一书引用书目多至一百余种旁求博考洵大观也……”
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这也正是同例，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卒业者何止数千人，做西洋医学的也有十几位了，然而我们偏偏刮目于可入《无双谱》的汤本先生的《皇汉医学》。
小朋友梵儿在日本东京，化了四角钱在地摊上买到一部冈千仞作的《观光纪游》，是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来游中国的日记。他看过之后，在书头卷尾写了几句牢骚话，寄给我了。来得正好，钞一段在下面：——
“二十三日，梦香、竹孙来访。……梦香盛称多纪氏医书。余曰，‘敝邦西洋医学盛开，无复手多纪氏书者，故贩原板上海书肆，无用陈馀之刍狗也。’曰，‘多纪氏书，发仲景氏微旨，他年日人必悔此事。’曰，‘敝邦医术大开，译书续出，十年之后，中人争购敝邦译书，亦不可知。’梦香默然。余因以为合信氏医书（案：盖指《全体新论》），刻于宁波，宁波距此咫尺，而梦香满口称多纪氏，无一语及台信氏者，何故也？……”（卷三《苏杭日记》下二页。）
冈氏于此等处似乎终于不明白。这是“四千余年古国古”的人民的“收买废铜烂铁”脾气，所以文人则“盛称多纪氏”，武人便大买旧炮和废枪，给外国“无用陈馀之刍狗”有一条出路。
冈氏距明治维新后不久，还有改革的英气，所以他的日记里常有好意的苦言。革命底批评家或云与其看世纪末的烦琐隐晦没奈何之言，不如上观任何民族开国时文字，证以此事，是颇有一理的。
（七月二十八日。）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大家都说要打俄国，或者“愿为前驱”，或者“愿作后盾”，连中国文学所赖以不坠的新月书店，也登广告出卖关于俄国的书籍两种，则举国之同仇敌忾也可知矣。自然，大势如此，执笔者也应当做点应时的东西，庶几不至于落伍。我于是在七月廿六日《新闻报》的《快活林》里，遇见一篇题作《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叙述详细而昏不可当的文章，可惜限于篇幅，只能摘抄：
“……乃尝读史至元成吉思汗。起自蒙古。入主中夏。开国以后。奄有钦察阿速诸部。命速不台征蔑里吉。复引兵绕宽田吉思海。转战至太和岭。洎太宗七年。又命速不台为前驱。随诸王拔都。皇子贵田。皇侄哥等伐西域。十年乃大举征俄。直逼耶烈赞城。而陷莫斯科。太祖长子术赤遂于其地即汗位。可谓破前古未有之纪载矣。夫一代之英主。开创之际。战胜攻取。用其兵威。不难统一区宇。史册所叙。纵极铺张。要不过禹域以内。讫无西至流沙。举朔北辽绝之地而空之。不特唯是。犹复鼓其余勇。进逼欧洲内地。而有欧亚混一之势者。谓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得乎……”
那结论是：——
“……质言之。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余故备述之。以告应付时局而固边圉者。”
这只有这作者“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莫斯科“即可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 倘照这样的论法，俄国人就也可以作“吾国征华史之一页”，说他们在元代奄有中国的版图。
倘照这样的论法，则即使俄人此刻“入主中夏”，也就有“欧、亚混一之势”，“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后人“之勇气者”矣。
嗟乎，赤俄未征，白痴已出，殊“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也！
（七月二十八日。）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这是一个青年的作者，以一个现代的活的青年为主角，描写他十年中的行动和思想的书。 旧的传统和新的思潮，纷纭于他的一身，爱和憎的纠缠，感情和理智的冲突，缠绵和决撒的迭代，欢欣和绝望的起伏，都逐着这《小小十年》而开展，以形成一部感伤的书，个人的书。但时代是现代，所以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大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但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 一个革命者，将──而且实在也已经（！）──为大众的幸福斗争，然而独独宽恕首先压迫自己的亲人，将枪口移向四面是敌，但又四不见敌的旧社会；一个革命者，将为人我争解放，然而当失去爱人的时候，却希望她自己负责，并且为了革命之故，不愿自己有一个情敌，──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终于，则甚至闪出了惟本身目前的刹那间为惟一的现实一流的阴影。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 释迦牟尼出世以后，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说教的倒算是大乘，总是发达起来，我想，那机微就在此。 然而这书的生命，却正在这里。他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渐写来，并无遮瞒，也不装点，虽然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却又正是脱去了自己的衣裳。至少，将为现在作一面明镜，为将来留一种记录，是无疑的罢。多少伟大的招牌，去年以来，在文摊上都挂过了，但不到一年，便以变相和无物，自己告发了全盘的欺骗，中国如果还会有文艺，当然先要以这样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的著作，来打退骗局以后的空虚。因为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渐向战场的一段，无论意识如何，总之，许多青年，从东江起，而上海，而武汉，而江西，为革命战斗了，其中的一部分，是抱着种种的希望，死在战场上，再看不见上面摆起来的是金交椅呢还是虎皮交椅。种种革命，便都是这样地进行，所以掉弄笔墨的，从实行者看来，究竟还是闲人之业。 这部书的成就，是由于曾经革命而没有死的青年。我想，活着，而又在看小说的人们，当有许多人发生同感。 技术，是未曾矫揉造作的。因为事情是按年叙述的，所以文章也倾泻而下，至使作者在《后记》里，不愿称之为小说，但也自然是小说。我所感到累赘的只是说理之处过于多，校读时删节了一点，倘使反而损伤原作了，那便成了校者的责任。还有好象缺点而其实是优长之处，是语汇的不丰，新文学兴起以来，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乱用谁也不懂的生语如创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艺和大众隔离，这部书却加以扫荡了，使读者可以更易于了解，然而从中作梗的还有许多新名词。
通读了这部书，已经在一月之前了，因为不得不写几句，便凭着现在所记得的写了这些字。我不是什么社的内定的“斗争”的“批评家”之一员，只能直说自己所愿意说的话。我极欣幸能绍介这真实的作品于中国，还渴望看见“重上征途”以后之作的新吐的光芒。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于上海，鲁迅记。
柔石作“二月”小引
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但是，矍昙（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鲁迅记于上海。
“小彼得”译本序
这连贯的童话六篇，原是日本林房雄的译本（一九二七年东京晓星阁出版），我选给译者，作为学习日文之用的。逐次学过，就顺手译出，结果是成了这一部中文的书。但是，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这也就是说，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处来，也已经是校改者的责任。 作者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Hermynia Zur Muehlen），看姓氏好象德国或奥国人，但我不知道她的事迹。据同一原译者所译的同作者的别一本童话《真理之城》（一九二八年南宋书院出版）的序文上说，则是匈牙利的女作家，但现在似乎专在德国做事，一切战斗的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期刊——尤其是专为青年和少年而设的页子上，总能够看见她的姓名。作品很不少，致密的观察，坚实的文章，足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人，而使她有世界底的名声者，则大概由于那独创底的童话云。 不消说，作者的本意，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们看的，但输入中国，结果却又不如此。首先的缘故，是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不能认识这四方形的字和格子布模样的文章，所以在他们，和这是毫无关系，且不说他们的无钱买书和无暇读书。但是，即使在受过教育的孩子们的眼中，那结果也还是和在别国不一样。为什么呢？第一，还是因为文章，故事第五篇中所讽刺的话法的缺点，在我们的文章中可以说是几乎全篇都是。第二，这故事前四篇所用的背景，是：煤矿，森林，玻璃厂，染色厂；读者恐怕大多数都未曾亲历，那么，印象也当然不能怎样地分明。第三，作者所被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者，我想，在这里，有主张大家的生存权（第二篇），主张一切应该由战斗得到（第六篇之末）等处，可以看出，但披上童话的花衣，而就遮掉些斑斓的血汗了。尤其是在中国仅有几本这种的童话孤行，而并无基本底，坚实底的文籍相帮的时候。并且，我觉得，第四篇中银茶壶的话，太富于纤细的，琐屑的，女性底的色彩，在中国现在，或者更易得到共鸣罢，然而却应当忽略的。第四，则故事中的物件，在欧美虽然很普通，中国却纵是中产人家，也往往未曾见过。火炉即是一；水瓶和杯子，则是细颈大肚的玻璃瓶和长圆的玻璃杯，在我们这里，只在西洋菜馆的桌上和汽船的二等舱中，可以见到。破雪草也并非我们常见的植物，有是有的，药书上称为“獐耳细辛”（多么烦难的名目呵！），是一种毛莨科的小草，叶上有毛，冬末就开白色或淡红色的小花，来“报告冬天就要收场的好消息”。日本称为“雪割草”，也为此。破雪草又是日本名的意译，我曾用在《桃色的云》上，现在也袭用了，似乎较胜于“獐耳细辛”之古板罢。 总而言之，这作品一经搬家，效果已大不如作者的意料。倘使硬要加上一种意义，那么，至多，也许可以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或并未劳动而不忘勤劳大众的人们的一览，或者给留心世界文学的人们，报告现代劳动者文学界中，有这样的一位作家，这样的一种作品罢了。 原译本有六幅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s）的插图，现在也加上了，但因为几从翻印，和中国制版术的拙劣，制版者的不负责任，已经几乎全失了原作的好处，——尤其是如第二图，——只能算作一个空名的绍介。格罗斯是德国人，原属踏踏主义（Dadaismus）者之一人，后来却转了左翼。据匈牙利的批评家玛载（I.Matza）说，这是因为他的艺术要有内容——思想，已不能被踏踏主义所牢笼的缘故。欧洲大战时候，大家用毒瓦斯来打仗，他曾画了一幅讽刺画，给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嘴上，也蒙上一个避毒的嘴套，于是很受了一场罚，也是有名的事，只今还颇有些人记得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校讫记。
鲁迅。
流氓的变迁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者在。 |
1929 This is an essay by Lu Xun from his collection of journal writings. Here Lu Xun discusses with his characteristically sharp, satirical style th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conditions in the China of his time. He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nd exposes the hypocrisy of those in power. His observations are imbued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true social change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a radical renewal of thought. The essay demonstrates Lu Xun'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veal profound truths about human nature and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seemingly casual observations. 一九二九年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西湖博览会上要设先烈博物馆了，在征求遗物。这是不可少的盛举，没有先烈，现在还拖着辫子也说不定的，更那能如此自在。 但所征求的，末后又有“落伍者的丑史”，却有些古怪了。仿佛要令人于饮水思源以后，再喝一口脏水，历亲芳烈之余，添嗅一下臭气似的。 而所征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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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stoi喜欢那赞叹之泪，忏悔之泪，同情之泪，一九○九所作的《路人的故事》，是用这样的句了开端的—— “早晨，一早到外面去。心情是壮快的。是美丽的早晨。太阳刚从茂林里出来。露水在草上，树上发亮。一切都和婉，一切物象都依然。实在很舒服，不愿意死了。” 其次，是接着遇见老农，和关于吸烟之害及思索之益的叙述，又这样地写道—— “我还想说话，但喉咙里有什么塞住了。我很容易哭了。不能再说话，便别了那老人，也别了欢乐的和婉的感情，含泪走掉了。住在这样的人们之间，怎会有不高兴的道理呢，也怎能有不从这样的人们，期待那最出色的工作的道理呢？” 在逝世的三个月前，他将从一个农家青年得来的感情，写在日记上，用了和上文一样的言语，证明着自己的敏感性。那日记是这样写着的—— “为了欣喜，为了生病，还是为了两样相合的原因呢，我很容易下同情和喜悦之泪了。这可爱的，思想坚固的，强有力而愿做善事的孤独的青年的单纯的话，动了我的心，呜咽之声几乎出口，我便一句话也不能说，离开他的旁边了。” 然而这善感的禀性，是现于Tolstoi 一生中的特色，读者是不看见这眼泪的罢，但他却常抱着甚深的感慨。 Tolstoi的母亲，爱读卢梭，《爱弥儿》是她的案头的书籍，Tolstoi最所爱好的人物，乃是使感情的诗美，来对抗拟古典主义的批判的约翰·藉克·卢梭其人者，实在并非无故的。 Tolstoi在一九○一年，向在巴黎的俄语教授M. Boyer这样说—— “我将《卢梭全集》二十卷熟看了，其中最喜欢的是《音乐字典》，我感谢卢梭。” “我十五年间，帖身挂着雕出卢梭肖像的牌子，以代“十字架”。而卢梭的著作的大半，是恰如我自己所写一般，于我非常亲切的。” 一九○五年Tolstoi应允推选为日内瓦的卢梭协会会员的通告，寄信到日内瓦云，“卢梭是十五岁时代以来的我的教师。于我一生中，给与一大裨益的，是卢梭和《旧约》。” 那协会的会员班尔裨，在协会年报上，载《托尔斯泰是卢梭的后继者》一文（一九○七年），论云—— “Leov Tolstoi是十九世纪的卢梭，或是具体化的爱弥儿。卢梭的精神，透彻于Tolstoi的全创作里。Tolstoi是现代人的评释者。恰如卢梭是十八世纪的或者一般，Tolstoi是现世纪的或者。” 从托尔斯泰协会，赠给卢梭协会的答文云—— “Jean Jacques Rousseau所理想的思想的独立，人类的平等，诸国民之统一，以及对于自然美之爱，是和我们颇为近密的。我国民底智识的代表者的Tolstoi，将全生涯，贡献于上述的理想之发扬和宣传了。” 赞叹，同情或忏悔之泪，是表象Tolstoi的社会观的，昂奋的敏感之泪，则湿透着他的世界观。那天禀的敏感性，洞察了发荣于榨取的条件上的现代文明社会的虚伪，且促他爱好自然的法则和自然人了。他是作为卢梭的后继者，而用卢梭以上的情热和真挚和确信，抉剔了一切虚伪和不诚实的现象的。 他将对于人生的爱情，对于正义和朴素的憧憬，对于虚伪的愤怒与其敏感性，织在和真挚自然相融合的真挚的自己的构想之中了。 然而，为十九世纪的卢梭的Tolstoi，是观察了纷乱的世纪的后半期的社会底矛盾的现象的。诗圣Pushkin，未曾知道这样的大矛盾，据Bielinski所说，则“阶级的原则，乃永久的真理”云。但Tolstoi却并不相信自己的阶级的一定不动性。他目睹Sevastopol之陷落，遇见尼古拉一世之死，观察革新时代的情形，知道那砍断了的大连锁的一端，打着地主阶级，而别一端，则吓了贱农（Muzhik）。他又目击了所谓民众启蒙运动，经验过和都市的发达一同激增的可惊的矛盾的现象，而他自己，则成为最后的贵族了。他于一八七○及八○年代，宣说那将其生活状态，加以诗化，美化而讴歌了的庄园的没落，恰如Gogol的杰作（译者按：“Taras Bulba”中的人物Bulba，向Andrei（译者按：Bulba的儿子）所说的“我做成了你，这我也来杀掉你”一样，也说给了庄园。于是他将自己的思想一变，成为一向遮着艺术的华服的丑秽现象的曝露者了。 《忏悔录》、《爱弥儿》、《新蔼罗若》的著作者卢梭，生于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者的家庭里，历经辛苦而生长，感到十八世纪的虚伪底生活，遂如古代罗马的贱民似的，向贵族阶级宣战了。 《幼年时代》、《哥萨克兵》、“Lucerne”、《我的忏悔》的著者，则生于贵族人家，父系是德意志人，那母系，是远发于留烈克（俄国的始祖）的。 而这白马金鞍的贵公子，遂和自己抗争，经思索多年的结果，竟曝露了贵族阶级的腐败。所以那抗争是戏曲底的事，是谁都可以直觉到的。 Tolstoi 一离母胎，便即包围在旧贵族的氛围气里，为许多男女侍从所环绕，在Iasnaia Poliana的幸福的生活，是全靠着七百个农奴的劳动的。至于教育未来的文豪者，则是长留姓名于《幼年时代》里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他的父亲的图书室中，也如在Pushkin的父亲的图书室中一样，有许多十八世纪的法国人的著作。从十三岁到十九岁之间（一八四一——一八四七），他受着Kazan知事之女，退职胸甲骑兵大佐之妻，他的姑母Perageia Ilinishna Iushkova的监督，住在那家里。这家庭，是常是佳节般的热闹，为Kazan的上流社会的聚会之所，法兰西语的社交的会话，是没有间断的时候的……。 青年大学生（Tolstoi）将全世界分为二大阶级，即上流社会和贱民；那姑母则要使Tolstoi成为外交官，或皇帝的侍从，且希望自己的外甥和交际场中的贵女，意气相投。她以和富家女结婚，为他的最大幸福，就是梦想着由这结婚，而Tolstoi能有很多的农奴的。 据Zagoskin的《回忆录》，则青年的Tolstoi，是一个道地的放荡儿的代表者。 跳舞，假装会，演戏，活人画，大学毕业后的打骨牌，流人（Gipsy）歌等，是这青年贵族的生活。关于这生活，后来他在《我的忏悔》里，是不能没有悔恨和恐怖之念，记载出来的。 惯于蔑视本阶级以外的人们的青年，离墨斯科，赴高加索，在等候着做第四炮兵中队的曹长的任命了，其时他穿了时式的外套，戴着襞积的峨冠，套了雪白的鞣皮的手套，在 Tifris的市街上散步。一看见不戴手套的路人时，他便用了嘲笑的调子，对他的弟弟尼古拉这样说—— “他们是废物呵。” “为什么是废物呢？” “为什么？不是没有带手套么？” 在高加索，青年Tolstoi也竭力减交游，避朋友，守身如遁世者。那时他在寄给姑母的信里，说，“我并非自以为高，取着这样的态度的。这是自然而然之势，将我所遇见的本地的人们和我一比较，在教育上，在感情上，又在见解上，都有非常的差异，所以无论如何，和他们不能相投了。” 他于一八五四年，在Silisria（勃加利亚的山地）为司令官属副官时，也是同样的纨袴子；又其处女作出版后，进了Turgeniev，Druzhinin，Fet，及其他的文士之列的时候，也还是这样的人。 然而这青年有世袭的领地，有自己的农民。因此他觉得可以做善良的主人，知道学位证书和官阶，都非必要。而且他感到了恰如《地主的早晨》中的主人公Nekhliudov一般，有着安排七百个农民的幸福和对于神明，负有关于他们的运命的责任……。 在放荡生活中度了青年时代的Tolstoi，到三十四岁，这才成了家庭的人。立农村经济的计画，是他的无上之乐，曾将其经营的办法，向好友Fet自夸。他又为利己底感念所驱，竭力要给家族以幸福，尝醉心于劳动者Iufan的敏捷的工作，而想自行Iufan化。未来之母 Sophia Andreievna响着锁匙，巡视谷仓，大家族的未来之父的他，则到处追随其后……。经年积岁，殆十九年间浸渍于快活的蛰居生活的Iasnaia Poliana的地主，是经营农村，增加财产，牧畜场中，有豚三百头，Samara的庄园里，则马群在腾跃……。这样地，富是日见其增大了，但在一八五六年顷寄给Fet的信中，却写道，“我们的农业，现在宛如藏着那交易所所不要的废票的股东。情形很不好。我决计加以经营，以不损自己的安静为度。最近自己的工作，是满足的，但有饥馑袭来的征候，所以日日在苦虑。” 一八八二年，参加了墨斯科市况调查时，仅用于调查一个Riapinski客栈的几小时，却将较之Iasnaia Poliana生活的几年更有意义的影响，给与Tolstoi了。以这调查为动机而作的《我们该做什么呢？》（一八八二）的冒头上，是用这样的句子开始的：“我向来没有度过都会生活。一八八一年转入墨斯科生活时，使我吃惊的，是都会的穷困。我早知农村的穷困，但都会状态，在我，是新的，而且不可解。” 都会的贫民，是赤贫，不信神，看那眼色，读出了这样的质问—— “为什么，你——别世界的人——站在我们的旁边的？你究竟是谁呀？” 从别世界来的Tolstoi一经观察这不可解的新的都会生活，一向以为愉乐的奢侈生活，在他便反而成了烦闷的根苗。既经目睹了忍寒苦饥，而且被虐的多数人，于是也明白了仅靠博爱，难以解决这问题；又在都会里，也难如村落一般，容易创造爱和协同的氛围气；并且镇静“以自己的生活为不正当的自觉心”的苦恼，有所不能的理由了。他曾这样地写—— “都会的缺乏，较之村落的缺乏为不自然，更急需，更深酷。而主要之点，是在穷困者群集于一处，那情形，实给我以恶感，在Riapinski客栈所得的印象，使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的肮脏。” 村落生活者的第一的思慕，是Iasnaia Poliana的安静和幽栖。苦于剧甚的都会生活的烦琐的他，便从墨斯科跑到村落去。到一八八二年的所谓“苦痛的经验”（市况调查）为止，他是为了子女的教育，住在墨斯科的；这之前，在一八七七年，他曾向好友Fet这样地诉说墨斯科生活。“我的墨斯科生活，非常凌乱。神经纷扰，每一小时中，每一分有不同之感。为了妨害我面会必须相见的人们，无须的人们是故意地出现……。” 墨斯科的市况调查后，他从Riapinski客栈，恐怖地跑到Iasnaia Poliana的羽翼之下，一八八二年四月，写信给Sophia夫人云—— “总算已从都会的繁杂之极的世界，复归自己，读古今书，听Agafia Michalovna的纯真的饶舌，非念孩子，而念上帝，在我是心情很舒服的。” Tolstoi之跑到Iasnaia Poliana去，也不但为厌了都会生活的烦劳。他是要避开社会问题的通俗底解决，并且远离深酷的急需底的都会的穷困。而他较之Iasnaia Poliana的生活，倒在跑向农民的生活去的。 社会问题在Toistoi的面前，将那悲剧底实相展开了。他想个人底地，消极底地，将社会问题来解决，以为一切病根，全在佣雇别人，加以榨取，所以应该不去参加榨取别人的事，自己来多作工，而竭力少去利用别人的劳动。 一八八二年他遇见了加特力教派农民Siutaev；Siutaev者，是扶助别人，显示自己的实例，以说“同胞爱”而想缓和社会的矛盾的。Tolstoi又读了Bandarev的《论面包的劳动》，大有所感，便将那为村民作殉道底劳动，借以得自己的良心的和平的主意打定了。社会问题固未能仗这样的个人底出力而解决，但于怠惰豪华的地主生活上，加了打击；是并无疑义的。 Iasnaia Poliana的地主，成为Iasnaia Poliana的隐者；Iufan化了的主人，变作文化底耕作者了。恰如十八世纪的卢梭，抛掉假发，脱白袜，去金扣，居环堵萧然的小屋中，做了Montmorenci的隐者一样，十九世纪的Tolstoi也脱去华美的衣裳，加上粗野的农服，委身于所谓“面包的劳动”了。于是从现代国家的社会底矛盾脱逃的隐者，便进了“枞树下的精舍”，个人底地奉着农民底基督教，依照Siutaev的方式，以度生活了。也就是他Tolstoi，成为改悔的Anarchist，以中产的劳动农民的精神为精神了。“市况调查和Siutaev之说，教了我许多事”，是他屡屡说起的话。 |
This is an essay by Lu Xun from his collection of journal writings. Here Lu Xun discusses with his characteristically sharp, satirical style th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conditions in the China of his time. He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nd exposes the hypocrisy of those in power. His observations are imbued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true social change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a radical renewal of thought. The essay demonstrates Lu Xun'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veal profound truths about human nature and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seemingly casual observations. Tolstoi喜欢那赞叹之泪，忏悔之泪，同情之泪，一九○九所作的《路人的故事》，是用这样的句了开端的—— “早晨，一早到外面去。心情是壮快的。是美丽的早晨。太阳刚从茂林里出来。露水在草上，树上发亮。一切都和婉，一切物象都依然。实在很舒服，不愿意死了。” 其次，是接着遇见老农，和关于吸烟之害及思索之益的叙述，又这样地写道—— “我还想说话，但喉咙里有什么塞住了。我很容易哭了。不能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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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年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一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圆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Proletary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Chemie译作“舍密学”，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ABCD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 呀！──《搬家》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
“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三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象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含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文和托罗兹基的半部《文学与革命》，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生”，译文定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一下子，寻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高文，结论是并无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什么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斯”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说地体运动，达尔文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误。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一级去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这是还没有人“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一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生所说，“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但可还有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无产者”呢？自然还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地位，无产的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艺学术”。 自此以后，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四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力，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不同。文学不藉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爽快”了罢。 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因为“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象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但这好象“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五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象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然而世间纸张还多，每一文社的人数却少，志大力薄，写不完所有的纸张，于是一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扫荡异类的批评家，看见别人来涂写纸张了，便喟然兴叹，不胜其摇头顿足之苦。上海的《申报》上，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Z先生，曾往日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人。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比原文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 |
1930 This is an essay by Lu Xun from his collection of journal writings. Here Lu Xun discusses with his characteristically sharp, satirical style th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conditions in the China of his time. He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nd exposes the hypocrisy of those in power. His observations are imbued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true social change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a radical renewal of thought. The essay demonstrates Lu Xun'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veal profound truths about human nature and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seemingly casual observations. 一九三○年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一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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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
编辑先生： 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给附载在《中学生》上？ 事情是这样的── 《中学生》新年号内，郑振铎先生的大作《宋人话本》中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有如下的一段话：
“此话本的时代不可知，但王国维氏据书末：‘中瓦子张家印’数字，而断定其为宋椠，语颇可信。故此话本，当然亦必为宋代的产物。但也有人加以怀疑的。不过我们如果一读元代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便知这部原始的取经故事其产生必定是远在于吴氏《西游记》杂剧之前的。换一句话说，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数字恰好证实其为南宋临安城中所出产的东西，而没有什么疑义。”
我先前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疑此书为元椠，甚招收藏者德富苏峰先生的不满，著论辟谬，我也略加答辨，后来收在杂感集中。所以郑振铎先生大作中之所谓“人”，其实就是“鲁迅”，于唾弃之中，仍寓代为遮羞的美意，这是我万分惭而且感的。但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藏书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则不然。故于旧书，不以缺笔定时代，如遗老现在还有将儀字缺末笔者，但现在确是中华民国；也不专以地名定时代，如我生于绍兴，然而并非南宋人，因为许多地名，是不随朝代而改的；也不仅据文意的华朴巧拙定时代，因为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 所以倘无积极的确证，《唐三藏取经诗话》似乎还可怀疑为元椠。即如郑振铎先生所引据的同一位“王国维氏”，他别有《两浙古刊本考》两卷，民国十一年序，收在遗书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杂本》项下，有这样的两种在内！ 《京本通俗小说》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 是不但定《取经诗话》为元椠，且并以《通俗小说》为元本了。《两浙古本考》虽然并非僻书，但中学生诸君也并非专治文学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猎。所以录寄贵刊，希为刊载，一以略助多闻，二以见单文孤证，是难以“必定”一种史实而常有“什么疑义”的。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启上。 一月十九夜。
柔石小传
柔石，原名平复，姓赵，以一九○一年生于浙江省台州宁海县的市门头。前几代都是读书的，到他的父亲，家景已不能支，只好去营小小的商业，所以他直到十岁，这才能入小学。一九一七年赴杭州，入第一师范学校；一面为杭州晨光社之一员，从事新文学运动。毕业后，在慈溪等处为小学教师，且从事创作，有短篇小说集《疯人》一本，即在宁波出版，是为柔石作品印行之始。一九二三年赴北京，为北京大学旁听生。 回乡后，于一九二五年春，为镇海中学校务主任，抵抗北洋军阀的压迫甚力。秋，咯血，但仍力助宁海青年，创办宁海中学，至次年，竟得募集款项，造成校舍；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长，改革全县的教育。 一九二八年四月，乡村发生暴动。失败后，到处反动，较新的全被摧毁，宁海中学既遭解散，柔石也单身出走，寓居上海，研究文艺。十二月为《语丝》编辑，又与友人设立朝华社，于创作之外，并致力于绍介外国文艺，尤其是北欧、东欧的文学与版画，出版的有《朝华》周刊二十期。旬刊十二期，及《艺苑朝华》五本。后因代售者不付书价，力不能支，遂中止。 一九三○年春，自由运动大同盟发动，柔石为发起人之一；不久，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也为基本构成员之一，尽力于普罗文学运动。先被选为执行委员，次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五月间，以左联代表的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毕后，作《一个伟大的印象》一篇。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经特别法庭移交龙华警备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枪决，身中十弹。 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文学上的成绩，创作有诗剧《人间的喜剧》，未印，小说《旧时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翻译有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戈理基的《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及《丹麦短篇小说集》等。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智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进攻，或者制造谣言，或者亲作侦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 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因为如传略所罗列，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 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现在，军阀的报告，已说虽是六十岁老妇，也为“邪说”所中，租界的巡捕，虽对于小学儿童，也时时加以检查；他们除从帝国主义得来的枪炮和几条走狗之外，已将一无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说──的敌人。而他们的这些敌人，便都在我们的这一面。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为美国“新群众”作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这一点，已经由两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得十分明白。 前年，最初绍介蒲力汗诺夫（Plekhanov）和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的文艺理论进到中国的时候，先使一位白璧德先生（Mr.Prof. Irving Babbitt）的门徒，感觉锐敏的“学者”愤慨，他以为文艺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无产者倘要创作或鉴赏文艺，先应该辛苦地积钱，爬上资产阶级去，而不应该大家浑身褴褛，到这花园中来吵嚷。并且造出谣言，说在中国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人，是得了苏俄的卢布。这方法也并非毫无效力，许多上海的新闻记者就时时捏造新闻，有时还登出卢布的数目。但明白的读者们并不相信它，因为比起这种纸上的新闻来，他们却更切实地在事实上看见只有从帝国主义国家运到杀戮无产者的枪炮。 统治阶级的官僚，感觉比学者慢一点，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压了。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绥拉菲摩维支（A.Serafimovitch），伊凡诺夫（Ｖ.Ivanov）和奥格涅夫（N.Ognev）不必说了，连契诃夫（A.Chekhov）和安特来夫（L.Andreev）的有些小说，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书店只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如Mr. Cat和Miss Rose谈天，称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因为至尔妙伦（H.Zur Mühlen）所作的童话的译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称赞春天。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发怒，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的尊严了 。 单是禁止，还不是根本的办法，于是今年有五个左翼作家失了踪，经家族去探听，知道是在警备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见，半月以后，再去问时，却道已经“解放”──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称──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报章上，绝无记载。接着是封闭曾出新书或代售新书的书店，多的时候，一天五家，──但现在又陆续开张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惟看书店的广告，知道是在竭力印些英汉对照，如斯蒂文生（Robert Stevenson），槐尔特（Oscar Wilde）等人的文章。 然而统治阶级对于文艺，也并非没有积极的建设。一方面，他们将几个书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员赶开，暗暗换上肯听嗾使的自己的一伙。但这立刻失败了。因为里面满是走狗，这书店便像一座威严的衙门，而中国的衙门，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讨厌的东西，自然就没有人去。喜欢去跑跑的还是几只闲逛的走狗。这样子，又怎能使门市热闹呢？但是，还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杂志，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为止，已将十种。然而这也失败了。最有妨碍的是这些“文艺”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员和一位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他们的善于“解放”的名誉，都比“创作”要大得多。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 官僚的书店没有人来，刊物没有人看，救济的方法，是去强迫早经有名，而并不分明左倾的作者来做文章，帮助他们的刊物的流布。那结果，是只有一两个胡涂的中计，多数却至今未曾动笔，有一个竟吓得躲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他们里面的最宝贵的文艺家，是当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未受迫害，为革命的青年所拥护的时候，自称左翼，而现在爬到他们的刀下，转头来害左翼作家的几个人。为什么被他们所宝贵的呢？因为他曾经是左翼，所以他们的有几种刊物，那面子还有一部分是通红的，但将其中的农工的图，换上了毕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的个个好象病人的图画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些读者们，凡是一向爱读旧式的强盗小说的和新式的肉欲小说的，倒并不觉得不便。然而较进步的青年，就觉得无书可读，他们不得已，只得看看空话很多，内容极少──这样的才不至于被禁止──的书，姑且安慰饥渴，因为他们知道，与其去买官办的催吐的毒剂，还不如喝喝空杯，至少，是不至于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却无论如何，仍在非常热烈地要求、拥护、发展左翼文艺。 所以，除官办及其走狗办的刊物之外，别的书店的期刊，还是不能不设种种方法，加入几篇比较的急进的作品去，他们也知道专卖空杯，这生意决难久长。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支持，“将来”正属于这一面。 这样子，左翼文艺仍在滋长。但自然是好象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迫压，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像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艺家”喜欢。他们以为受教育能到会写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者应该抱住自己的小资产，现在却反而倾向无产者，那一定是“虚伪”。惟有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倒是出于“真”心的。“真”比“伪”好，所以他们的对于左翼作家的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便是更好的文艺。 但是，这用刀的“更好的文艺”，却在事实上，证明了左翼作家们正和一样在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运命，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Passion），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要讲《申报》，是必须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记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时的《申报》，还是用中国竹纸的，单面印，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作“洋场”，也叫“夷场”，后来有怕犯讳的，便往往写作“彝场”──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因为才子是旷达的，那里都去；君子则对于外国人的东西总有点厌恶，而且正在想求正路的功名，所以决不轻易的乱跑。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才子们看来，就是有点才子气的，所以君子们的行径，在才子就谓之“迂”。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象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轲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他们又帮申报馆印行些明清的小品书出售，自己也立文社，出灯谜，有入选的，就用这些书做赠品，所以那流通很广远。也有大部书，如《儒林外史》、《三宝太监西洋记》、《快心编》等。现在我们在旧书摊上，有时还看见第一页印有“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板印”字样的小本子，那就都是的。 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 在这之前，早已出现了一种画报，名目就叫《点石斋画报》，是吴友如主笔的，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但对于外国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画战舰罢，是一只商船，而舱面上摆着野战炮；画决斗则两个穿礼服的军人在客厅里拔长刀相击，至于将花瓶也打落跌碎。然而他画“老鸨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就是在现在，我们在上海也常常看到和他所画一般的脸孔。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时务”──这名称在那时就如现在之所谓“新学”──的人们的耳目。前几年又翻印了，叫作《吴友如墨宝》，而影响到后来也实在利害，小说上的绣像不必说了，就是在教科书的插画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一副流氓气。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又出了叶灵凤先生，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毕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剥来的，毕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派，他的画极受日本的“浮世绘”（Ukiyoe）的影响。浮世绘虽是民间艺术，但所画的多是妓女和戏子，胖胖的身体，斜视的眼睛──Erotic（色情的）眼睛。不过毕亚兹莱画的人物却瘦瘦的，那是因为他是颓废派（Decadence）的缘故。颓废派的人们多是瘦削的，颓丧的，对于壮健的女人他有点惭愧，所以不喜欢。我们的叶先生的新斜眼画，正和吴友如的老斜眼画合流，那自然应该流行好几年。但他也并不只画流氓的，有一个时期也画过普罗列塔利亚，不过所画的工人也还是斜视眼，伸着特别大的拳头。但我以为画普罗列塔利亚应该是写实的，照工人原来的面貌，并不须画得拳头比脑袋还要大。 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才子＋流氓的小说，但也渐渐的衰退了。那原因，我想，一则因为总是这一套老调子──妓女要钱，嫖客用手段，原不会写不完的；二则因为所用的是苏白，如什么倪＝我，耐＝你，阿是＝是否之类，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们之外，谁也看不懂。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H.R.Haggard：Joan Haste）。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其实这样的一部并不很长的书，外国也不至于分印成两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生先生所编的月刊杂志《眉语》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蝴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这时有伊孛生的剧本的绍介和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的别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蝴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此而诺拉（Nora）似的跑掉了。 这后来，就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的出现。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与同时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那出马的第一个广告上，说有人“垄断”着文坛，就是指着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看重翻译的，是注意于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这些都是小国度，没有人懂得他们的文字，因此也几乎全都是重译的。并且因为曾经声援过《新青年》，新仇夹旧仇，所以文学研究会这时就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面就是创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艺术，那么看那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自然就是多管闲事，不免有些“俗”气，而且还以为无能，所以倘被发见一处误译，有时竟至于特做一篇长长的专论。一方面是留学过美国的绅士派，他们以为文艺是专给老爷太太们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爷太太之外，只配有文人、学士、艺术家、教授、小姐等等，要会说Yes，No，这才是绅士的庄严，那时吴苾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第三方面，则就是以前说过的鸳鸯蝴蝶派，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到底使书店老板将编辑《小说月报》的一个文学研究会会员撤换，还出了《小说世界》，来流布他们的文章。这一种刊物，是到了去年才停刊的。 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然而，“新上海”是究竟敌不过“老上海”的，创造社员在凯歌声中，终于觉到了自己就在做自己们的出版者的商品，种种努力，在老板看来，就等于眼镜铺大玻璃窗里纸人的 眼，不过是“以广招徕”。待到希图独立出版的时候，老板就给吃了一场官司，虽然也终于独立，说是一切书籍，大加改订，另行印刷，从新开张了，然而旧老板却还是永远用了旧版子，只是印、卖，而且年年是什么纪念的大廉价。 商品固然是做不下去的，独立也活不下去。创造社的人们的去路，自然是在较有希望的“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在广东，于是也有“革命文学”这名词的出现，然而并无什么作品，在上海，则并且还没有这名词。 到了前年，“革命文学”这名目这才旺盛起来了，主张的是从“革命策源地”回来的几个创造社元老和若干新份子。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虽然其中也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但因为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但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 在中国，去年的革命文学者和前年很有点不同了。这固然由于境遇的改变，但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象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所以前年的主张十分激烈，以为凡非革命文学，统得扫荡的人，去年却记得了列宁爱看冈却罗夫（I.A.Gontcharov）的作品的故事，觉得非革命文学，意义倒也十分深长；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 类似的例，还可以举出向培良先生来，在革命渐渐高扬的时候，他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还曾经说，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这自然也不坏，但也应该小心，因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向培良先生现在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而在人类中分出好人和坏人来，这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器。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种的，豢养它的主人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的眼里就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这也还不算坏，因为究竟还有一点野性，如果再一变而为吧儿狗，好象不管闲事，而其实在给主子尽职，那就正如现在的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只好去点缀大学教室了。 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当革命文学的运动勃兴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忽然变过来了，那时用来解释这现象的，是突变之说。但我们知道，所谓突 |
1931 This is an essay by Lu Xun from his collection of journal writings. Here Lu Xun discusses with his characteristically sharp, satirical style th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conditions in the China of his time. He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nd exposes the hypocrisy of those in power. His observations are imbued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true social change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a radical renewal of thought. The essay demonstrates Lu Xun'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veal profound truths about human nature and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seemingly casual observations. 一九三一年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
编辑先生： 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给附载在《中学生》上？ 事情是这样的── 《中学生》新年号内，郑振铎先生的大作《宋人话本》中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有如下的一段话：
“此话本的时代不可知，但王国维氏据书末：‘中瓦子张家印’数字，而断定其为宋椠，语颇可信。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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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广州在禁女学生束胸，违者罚洋五十元。报章称之曰“天乳运动”。有人以不得樊增祥作命令为憾。公文上不见“鸡头肉”等字样，盖殊不足以餍文人学士之心。此外是报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议论。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终古。
【革“首领”】
【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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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n essay by Lu Xun from his collection of journal writings. Here Lu Xun discusses with his characteristically sharp, satirical style th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conditions in the China of his time. He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nd exposes the hypocrisy of those in power. His observations are imbued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true social change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a radical renewal of thought. The essay demonstrates Lu Xun'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veal profound truths about human nature and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seemingly casual observations. 今年广州在禁女学生束胸，违者罚洋五十元。报章称之曰“天乳运动”。有人以不得樊增祥作命令为憾。公文上不见“鸡头肉”等字样，盖殊不足以餍文人学士之心。此外是报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议论。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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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斗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赢。古时候有斗鱼，现在变把戏的会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东方杂志》，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不过和西班牙却两样的，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 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 军阀们只管自己斗争着，人民不与闻，只是看。 然而军阀们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是使兵士们相斗争，所以频年恶战，而头儿个个终于是好好的，忽而误会消释了，忽而杯酒言欢了，忽而共同御侮了，忽而立誓报国了，忽而……。不消说，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来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们玩把戏，只是看。 但我们的斗士，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云。 “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负弩前驱”呢，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 还是留着国产的兵士和现买的军火，自己斗争下去罢。中国的人口多得很，暂时总有一些孑遗在看着的。但自然，倘要这样，则对于外敌，就一定非“爱和平”不可。
（一月二十四日。）
逃的辩护
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现在这晦气落在学生头上了，进也挨骂，退也挨骂。 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 验尸之后，报告书上说道，“身上五色”。我实在不懂。 谁发一句质问，谁提一句抗议呢？有些人还笑骂他们。 还要开除，还要告诉家长，还要劝进研究室。一年以来，好了，总算安静了。但不料榆关失了守，上海还远，北平却不行了，因为连研究室也有了危险。住在上海的人们想必记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研究室里还坐得住么？ 北平的大学生是知道的，并且有记性，这回不再用头来“碰”刺刀和枪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却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这正是这几年来的教育显了成效。 然而又有人来骂了。童子军还在烈士们的挽联上，说他们“遗臭万年”。 但我们想一想罢：不是连语言历史研究所里的没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么？不是学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备的飞机么？能用本国的刺刀和枪柄“碰”得瘟头瘟脑，躲进研究室里去的，倒能并不瘟头瘟脑，不被外国的飞机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么？ 阿弥陀佛！ （一月二十四日。）
崇实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 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黄鹤楼》诗以吊之，曰──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一月三十一日。）
电的利弊
日本幕府时代，曾大杀基督教徒，刑罚很凶，但不准发表，世无知者。到近几年，乃出版当时的文献不少。曾见《切利支丹殉教记》，其中记有拷问教徒的情形，或牵到温泉旁边，用热汤浇身；或周围生火，慢慢的烤炙，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却将火移远，改死刑为虐杀了。 中国还有更残酷的。唐人说部中曾有记载，一县官拷问犯人，四周用火遥焙，口渴，就给他喝酱醋，这是比日本更进一步的办法。现在官厅拷问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遗下的方法，或则是古今英雄，所见略同。曾见一个囚在反省院里的青年的信，说先前身受此刑，苦痛不堪，辣汁流入肺脏及心，已成不治之症，即释放亦不免于死云云。此人是陆军学生，不明内脏构造，其实倒挂灌鼻，可以由气管流入肺中，引起致死之病，却不能进入心中，大约当时因在苦楚中，知觉瞀乱，遂疑为已到心脏了。 但现在之所谓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残酷又超出于此种方法万万。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前年纪念爱迪生，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一月三十一日。）
航空救国三愿
现在各色的人们大喊着各种的救国，好象大家突然爱国了似的。其实不然，本来就是这样，在这样地救国的，不过现在喊了出来罢了。 所以银行家说贮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儿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则就是吸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之一道云。 这各种救国，是像先前原已实行过来一样，此后也要实行下去的，决不至于五分钟。 只有航空救国较为别致，是应该刮目相看的，那将来也很难预测，原因是在主张的人们自己大概不是飞行家。 那么，我们不妨预先说出一点愿望来。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象至今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应该在防空队成立之前，陈明两种愿望── 一、路要认清； 二、飞得快些。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 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 三、莫杀人民！
（二月三日。）
不通两种
人们每当批评文章的时候，凡是国文教员式的人，大概是着眼于“通”或“不通，”《中学生》杂志上还为此设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国文其实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马迁，倘将他的文章推敲起来，无论从文字、文法、修辞的任何一种立场去看，都可以发见“不通”的处所。 不过现在不说这些；要说的只是在笼统的一句“不通”之中，还可由原因而分为几种。大概的说，就是：有作者本来还没有通的，也有本可以通，而因了种种关系，不敢通，或不愿通的。 例如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的记载“江都清赋风潮”，在《乡民二度兴波作浪》这一个巧妙的题目之下，述陈友亮之死云：
“陈友亮见官方军警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警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
“军警”上面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类的费话，这里也且不说。最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象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警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系。──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 现在，这样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现。不过其实也并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准通”，因而先就“不敢通”了的缘故。头等聪明人不谈这些，就成了“为艺术的艺术”家；次等聪明人竭力用种种法，来粉饰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义文学”者，但两者是都属于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这一类里的。
（二月三日。）
【因此引起的通论】：“最通的”文艺 王平陵
鲁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干的笔名，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好久不看见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种富于幽默性的讽刺的味儿，在中国的作家之林，当然还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先生。不过，听说现在的鲁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头，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去了。那么，像他这种有闲阶级的幽默的作风，严格言之，实在不革命。我以为也应该转变一下才是！譬如：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湾儿。在他最近所处的环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颂苏联德政的献词以外，便没有更通的文艺的。他认为第三种人不谈这些，是比较最聪明的人；民族主义文艺者故意找出理由来文饰自己的不通，是比较次聪明的人。其言可谓尽深刻恶毒之能事。不过，现在最通的文艺，是不是仅有那些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不免还是疑问。如果先生们真是为着解放劳苦大众而呐喊，犹可说也；假使，仅仅是为着个人的出路，故意制造一块容易招摇的金字商标，以资号召而已。那么，我就看不出先生们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们所不齿的第三种人，以及民族主义文艺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实，先生们个人的生活，由我看来，并不比到被你们痛骂的小资作家更穷苦些。当然，鲁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数的所谓革命的作家，听说，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场，拉斐花园里，可以遇见他们伴着娇美的爱侣，一面喝香槟，一面吃朱古力，兴高采烈地跳着狐步舞，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度他们真个消魂的生活。明天起来，写工人呵！斗争呵！之类的东西，拿去向书贾们所办的刊物换取稿费，到晚上，照样是生活在红绿的灯光下，沉醉着，欢唱着，热爱着。像这种优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们还要叫什么苦，喊什么冤，你们的猫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劳苦大众的同情，也许，在先生们自己都不免是绝大的疑问吧！ 如果中国人不能从文化的本身上做一点基础的工夫，就这样大家空喊一阵口号，糊闹一阵，我想，把世界上无论那种最新颖最时髦的东西拿到中国来，都是毫无用处。我们承认现在的苏俄，确实是有了他相当的成功，但，这不是偶然。他们从前所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文化的遗产，是多么丰富，我们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科学，那一件不是已经到达国际文化的水准。他们有了这些充实的根基，才能产生现在这些学有根蒂的领袖。我们仅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树，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万年，中国还是这样，也许比现在更坏。 不错，中国的文化运动，也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在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获到什么。欧美的名著，在中国是否能有一册比较可靠的译本，文艺上的各种派别，各种主义，我们是否都拿得出一种代表作，其他如科学上的发明，思想上的创造，是否能有一种值得我们记忆。唉！中国的文化低落到这步田地，还谈得到什么呢！ 要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如不能从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转运一些文艺的粮食，多多地树艺一些文艺的种子，我敢断言：在现代的中国，决不会产生“最通的”文艺的。
（二月二十日《武汉日报》的《文艺周刊》。）
【通论的拆通】：官话而已 家干
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一提起笔，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 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什么“听说”，什么“如果”，说得好不自在。听了谁说？如果不“如果”呢？“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是那些篇，“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的“所谓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经有人当开学之际，命大学生全体起立，向着鲍罗廷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经有人做过《孙中山与列宁》，说得他们俩真好象没有什么两样；至于聚敛享乐的人们之多，更是社会上大家周知的事实，但可惜那都并不是我们。平陵先生的“听说”和“如果”，都成了无的放矢，含血喷人了。 于是乎还要说到“文化的本身”上。试想就是几个弄弄笔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监禁，枪毙，失踪的灭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刻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作“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则做“基本的工夫”者，现在舍官许的“第三种人”和“民族主义文艺者”之外还能靠谁呢？“唉！” 然而他们是做不出来的。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象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
（七月十九日。）
赌咒
“天诛地灭，男盗女娼”──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几乎像诗云子曰一样，现在的宣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这种成语了。 但是，赌咒的实质还是一样，总之是信不得。他明知道天不见得来诛他，地也不见得来灭他，现在连人参都“科学化地”含起电气来了，难道“天地”还不科学化么！至于男盗和女娼，那是非但无害，而且有益：男盗——可以多刮几层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几个“裙带官儿”的位置。 我的老朋友说：你这个“盗”和“娼”的解释都不是古义。我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摩登，变成宣誓了。
（二月九日。）
战略关系
首都《救国日报》上有句名言：
“浸使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见《上海日报》二月九日转载。）
虽流血亦所不辞！勇敢哉战略大家也！ 血的确流过不少，正在流的更不少，将要流的还不知道有多多少少。这都是反对运动者的血。为着什么？为着战略关系。 战略家在去年上海打仗的时候，曾经说：“为战略关系，退守第二道防线，”这样就退兵；过了两天又说，为战略关系，“如日军不向我军射击，则我军不得开枪，着士兵一体遵照”，这样就停战。此后，“第二道防线”消失，上海和议开始，谈判，签字，完结。那时候，大概为着战略关系也曾经见过血；这是军机大事，小民不得而知，──至于亲自流过血的虽然知道，他们又已经没有了舌头。究竟那时候的敌人为什么没有“被诱深入”？ 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次敌人所以没有“被诱深入”者，决不是当时战略家的手段太不高明，也不是完全由于反对运动者的血流得“太少”，而另外还有个原因：原来英国从中调停——暗地里和日本有了谅解，说是日本呀，你们的军队暂时退出上海，我们英国更进一步来帮你的忙，使满洲国不至于被国联否认，——这就是现在国联的什么什么草案，什么什么委员的态度。这其实是说，你不要在这里深入，——这里是有赃大家分，——你先到北方去深入再说。深入还是要深入，不过地点暂时不同。 因此，“诱敌深入北平”的战略目前就需要了。流血自然又要多流几次。 其实，现在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学生，也已经各自乔迁。无论是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请深入罢。至于怕有什么反对运动，那我们的战略家：“虽流血亦所不辞”！放心，放心。
（二月九日。）
【备考】：奇文共赏 周敬侪
大人先生们把“故宫古物”看得和命（当然不是小百姓的命）一般坚决南迁，无非因为“古物”价值不止“连城”，并且容易搬动，容易变钱的原故，这也值得你们大惊小怪，冷嘲热讽！我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居然从首都一家报纸上见到赞成“古物南迁”的社论；并且建议“武力制止反对”，“流血在所不辞”，请求政府“保持威信”，“贯彻政策！”这样的宏词高论，我实在不忍使它湮没无闻，因特不辞辛苦，抄录出来，献给大众：
“……北平各团体之反对古物南迁，为有害北平将来之繁荣，此种自私自利完全蔑视国家利益之理由，北平各团体竟敢说出，吾人殊服其厚颜无耻，彼等只为北平之繁荣，必须以数千年古物冒全被敌人劫夺而去之大危险，所见未免太小，使政府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聚而歼之，则古物必被敌人劫夺而去，试问将来北平之繁荣何由维持，故不如先行迁移，俟打倒日本，北平安如泰山后，再行迁回，北平各团体自私自利，固可恶可耻，其无远虑，亦可怜也，其反对迁移之又一理由，则谓政府应先顾全土地，此言似是而实非，盖放弃一部分土地供敌人一时之占领，以歼灭敌人，然后再行恢复，古今中外，其例甚多，如一八一二年之役，俄人不但放弃莫斯科，且将莫斯科烧毁，以困拿破仑，欧战时，比利时，塞尔维亚，皆放弃全部领土，供敌人蹂躏，卒将强德击破，盖领土被占，只须不与敌人媾和，签字于割让条约，则敌人固无如该土何，至于故宫古物，若不迁移，设不幸北平被敌人占领，将古物劫夺而去，试问中国将何法以恢复之，行见中国文明结晶，供敌人战利品，可耻孰甚，……最后吾人奉告政府，政府迁移古物之政策，既已决定，则不论遇如何阻碍，应求其贯彻，若一经无见识无远虑之群愚反对，即行中止，政府威信何在，故吾主张严责张学良，使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流血亦所不辞……”
《申报·自由说》
颂萧
萧伯纳未到中国之前，《大晚报》希望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行动会因此而暂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 萧伯纳既到香港之后，各报由“路透电”译出他对青年们的谈话，题之曰“宣传共产”。 萧伯纳“语路透访员曰，君甚不像华人，萧并以中国报界中人全无一人访之为异，问曰，彼等其幼稚至于未识余乎？”（十一日路透电） 我们其实是老练的，我们很知道香港总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的章程，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雠，谁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惜哉，就是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 所以我们不能认识他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也不能深识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 但我所谓伟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为赤色革命家，因为我们有“特别国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无从到四十岁。我所谓伟大的，是他竟替我们二十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 阔人们会搬财产进外国银行，坐飞机离开中国地面，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罢；“政如飘风，民如野鹿”，穷人们可简直连明天也不能想了，况且也不准想，不敢想。 又何况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这问题极平常，然而是伟大的。 此之所以为萧伯纳！ （二月十五日。）
【又招恼了大主笔】：萧伯纳究竟不凡 《大晚报》社论
“你们批评英国人做事，觉得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好，也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坏；可是你们总找不出那一件事给英国人做坏了。他做事多有主义的。他要打你，他提倡爱国主义来；他要抢你，他提出公事公办的主义；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国主义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义的大道理；他拥护国王，有忠君爱国的主义，可是他要斫掉国王的头，又有共和主义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责任；可是他总不忘记一个国家的责任与利益发生了冲突就要不得了。” 这是萧伯纳老先生在《命运之人》中批评英国人的尖刻语。我们举这一个例来介绍萧先生，要读者认识大伟人之所以伟大，也自有其秘诀在。这样子的冷箭，充满在萧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于是萧先生的名言警句，家传户诵，而一代文豪也确定了他的伟大。 借主义，成大名，这是现代学者一时的风尚，萧先生有嘴说英国人，可惜没有眼估量自己。我们知道萧先生是泛平主义的先进，终身拥护这渐进社会主义，他的戏剧、小说、批评、散文中充塞着这种主义的宣传品，萧先生之于社会主义，可说是个彻头彻尾的忠实信徒。然而，我们又知道，萧先生是铢锱必较的积产专家，是反对慈善事业最力的理论家，结果，他坐拥着百万巨资面团团早成了个富家翁。萧先生唱着平均资产的高调，为被压迫的劳工鸣不平，向寄生物性质的资产家冷嘲热讽，因此而赢得全民众的同情，一书出版，大家抢着买，一剧登场，一百多场做下去，不愁没有人看，于是萧先生坐在提倡共产主义的安乐椅里，笑嘻嘻地自鸣得意，借主义以成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究竟巧妙无穷。 现在，萧先生功成名就，到我们穷苦的中国来玩玩了。多谢他提携后进的热诚，在香港告诉我们学生道：“二十岁不为赤色革命家，五十岁要成僵石；二十岁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岁可不致落伍。”原来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只为自己怕做僵石，怕落伍而已；主义本身的价值如何，本来与个人的前途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要在社会里混出头，只求不僵，只求不落伍，这是现代人立身处世的名言，萧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们五体投地，真不愧“圣之时者也”的现代孔子了。 然而，萧先生可别小看了这老大的中国，像你老先生这样时髦的学者，我们何尝没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戏法已耍得十分纯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尔而笑曰：“我道不孤！” 然而，据我们愚蠢的见解，伟大人格的素质，重要的是个诚字。你信仰什么主义，就该诚挚地力行，不该张大了嘴唱着好听。若说，萧先生和他的同志，真信仰共产主义的，就请他散尽了家产再说话。可是，话也得说回来，萧先生散尽了家产，真穿着无产同志的褴褛装束，坐着三等舱来到中国，又有谁去睬他呢？这样一想：萧先生究竟不凡。
（二月十七日。）
【也不佩服大主笔】：前文的案语 乐雯
这种“不凡”的议论的要点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不过是取得“伟大”的秘诀；（二）这秘诀还在于“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三）照《大晚报》的意见，似乎应当为着自己的“主义”——高唱“神武的大文”，“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虽在二十岁就落伍，就变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萧伯纳不赞成这种“主义”，就不应当坐安乐椅，不应当有家财，赞成了那种主义，当然又当别论。 可惜，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 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实属可恶之至”。这自然是“借主义，成大名”了。对于这种卑劣的市侩，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种物质上的荣华富贵的目的。这是道地的“唯物主义”──名利主义。萧伯纳不在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 而《大晚报》还推论到一般的时代风尚，推论到中国也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 |
This is an essay by Lu Xun from his collection of journal writings. Here Lu Xun discusses with his characteristically sharp, satirical style th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conditions in the China of his time. He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nd exposes the hypocrisy of those in power. His observations are imbued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true social change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a radical renewal of thought. The essay demonstrates Lu Xun'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veal profound truths about human nature and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seemingly casual observations. 观斗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赢。古时候有斗鱼，现在变把戏的会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东方杂志》，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不过和西班牙却两样的，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 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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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意表之外”】
【新时代的放债法】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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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ection, Lu Xun continues his incisive analysi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With his inimitable blend of irony, anger, and compassion, he illuminates the depths of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the tragic situ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in Republican China. His prose is at once elegant and cutting, rich in allusions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yet firmly rooted in the present. He exposes the self-deceptions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brutality of those in power with equal sharpness. This essay is an exemplary instance of Lu Xun'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a combination of literary mastery and moral commitment that has few parallels in world literature.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意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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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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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ection, Lu Xun continues his incisive analysi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With his inimitable blend of irony, anger, and compassion, he illuminates the depths of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the tragic situ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in Republican China. His prose is at once elegant and cutting, rich in allusions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yet firmly rooted in the present. He exposes the self-deceptions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brutality of those in power with equal sharpness. This essay is an exemplary instance of Lu Xun'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a combination of literary mastery and moral commitment that has few parallels in world literature.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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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小杂感】
【再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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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ection, Lu Xun continues his incisive analysi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With his inimitable blend of irony, anger, and compassion, he illuminates the depths of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the tragic situ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in Republican China. His prose is at once elegant and cutting, rich in allusions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yet firmly rooted in the present. He exposes the self-deceptions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brutality of those in power with equal sharpness. This essay is an exemplary instance of Lu Xun'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a combination of literary mastery and moral commitment that has few parallels in world literature.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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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分两头。当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时，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网篮。但那检查法，和在统舱里查书箱的时候又两样了。那时还不过捣乱，这回却变了毁坏。他先将鱼肝油的纸匣撕碎，掷在地板上，还用铁签在蒋径三君送我的装着含有荔枝香味的茶叶的瓶上钻了一个洞。一面钻，一面四顾，在桌上见了一把小刀。这是在北京时用十几个铜子从白塔寺买来，带到广州，这回削过杨桃的。事后一量，连柄长华尺五寸三分。然而据说是犯了罪了。
【革命文学】
【“尘影”题辞】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卢梭和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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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ection, Lu Xun continues his incisive analysi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With his inimitable blend of irony, anger, and compassion, he illuminates the depths of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the tragic situ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in Republican China. His prose is at once elegant and cutting, rich in allusions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yet firmly rooted in the present. He exposes the self-deceptions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brutality of those in power with equal sharpness. This essay is an exemplary instance of Lu Xun'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a combination of literary mastery and moral commitment that has few parallels in world literature. 话分两头。当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时，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网篮。但那检查法，和在统舱里查书箱的时候又两样了。那时还不过捣乱，这回却变了毁坏。他先将鱼肝油的纸匣撕碎，掷在地板上，还用铁签在蒋径三君送我的装着含有荔枝香味的茶叶的瓶上钻了一个洞。一面钻，一面四顾，在桌上见了一把小刀。这是在北京时用十几个铜子从白塔寺买来，带到广州，这回削过杨桃的。事后一量，连柄长华尺五寸三分。然而据说是犯了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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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
【文学和出汗】
【文艺和革命】
【谈所谓“大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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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ection, Lu Xun continues his incisive analysi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With his inimitable blend of irony, anger, and compassion, he illuminates the depths of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the tragic situ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in Republican China. His prose is at once elegant and cutting, rich in allusions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yet firmly rooted in the present. He exposes the self-deceptions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brutality of those in power with equal sharpness. This essay is an exemplary instance of Lu Xun'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a combination of literary mastery and moral commitment that has few parallels in world literature. “……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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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整理法我不大记得了，要之，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有用”和“无用”的两部分。从此几十个部员，即天天在尘埃和破纸中出没，渐渐完工，——出没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后来给北京大学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余的仍藏博物馆。不要的呢，当时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拟豫言】
【第二回 割爱情挥手上征途 教冒险登高吓游子】
却说亚蓠士梦中听得叫声，吓了一跳，幸而子细听去，是平日常来惊梦的洛因，在外扣窗说道：“亚蓠士君，再不起来，又要讨叔父的骂了。”亚蓠士连声称是。急忙起床，洗盥毕，已是朝餐时候。走进食堂，见叔父列曼，笑容可掬的，已吃得腹笥便便，还拿乳羔炙鸡，张着口大啖不止。瞥见亚蓠士进来，招手命坐，满口含着食物，含糊问道：“你一切事都豫备了没有？”亚蓠士答道：“都妥当了，我本来没有豫备的事。”列曼拍手笑道：“好好！既如此，你快吃朝餐，那驿马已在门外等久了！”遂回过首向洛因道：“亚蓠士远行，你要寂寞了，然我望你善自摄卫，与时相宜。”洛因微笑道：“这自然，多谢叔父。”列曼点点头，又对灶下婢说了许多看守门户的要领，侍奉洛因的规矩。才说完，便把两目直注在亚蓠士吃饭的口上，呆呆立着。亚蓠士虽才半饱，然没奈何也只得投匕而起。列曼口里嚷道：“走罢走罢！”便橐橐的先自出去。亚蓠士见叔父先行，便来同洛因握了一握手。洛因还说什么前途保重努力加餐这些话。亚蓠士却说不出一句话来，装着笑容，返身便走，上了马车，在列曼对面坐下。驭者加上一鞭，黄尘拥轮，去如激箭。亚蓠士眼中，惟仿佛见亭亭倩影，遥望车尘；而马车一转，正被列曼遮着，暗忖道：“予欲望洛兮，叔父蔽之……”然马车已抵迦修荆士汽车驿了。两人即换坐车中，未几汽笛一声，车动蠕蠕，既而如风行电掣一般，自驿间驰出。亚蓠士检点过行李，列曼从怀中取出一封绍介信，说道：“这是我故乡刚勃迦府的驻扎领事丁抹国的芬烈谦然氏写的。”便要读给亚蓠士听，什么“有博物学士列曼君”。又是什么“有地底旅行之大志”。亚蓠士虽随口答应，其实并没听得半分。只见四围景色，都如过眼烟云；一带高原，倏在车之后，不多时竟到吉黎海岸了。
列曼学士说一声“我觅汽船去！”早已执杖下车。亚蓠士招呼行李毕，急到船坞。见这老叔父，已面红耳赤，在汽船上乱跳，口里说道：“其实可恨，你们总欢喜待，岂非浪费光阴么？我看你们待到什么时候！”原来这艘汽船，必待夜中方能出发，非静候九时间，不能启行。他性质本来褊急，越想越气，所以寻着船长，又在那里大加教训了。船长却悠然答道：“阁下何必着急如是呢？荒村景色，处处宜人，策杖寻幽，岂不大佳么？”亚蓠士亦在旁笑道：“终日奔驰，独未探得此事，此刻有什么法子呢？”列曼没法，只得走到平原，瞻眺风景。伹见茅屋参差，远林如荠；晚禾黄处，小鸟欢鸣；乳羊成群，牧童偷睡。亚蓠士亦为之心旷神怡，大赏旅行的佳趣。渐而晚山争赭，慕[29]霭苍然，两人便入村中，饮了几瓶啤酒，徐步登舟，已将夜半。少顷，汽船埃雷，已吐烟排浪，向哥逐尔庐进发。翌日十点钟，到了可奔哈侃府郭外。遂舍舟登陆，在芬尼士旅亭解了行李，小憩片时，列曼呼使仆问道：“此地的北方博物馆何在？”使仆答道：“此去不远。”列曼遂偕亚蓠士出门，向博物馆而行。此博物馆，虽基础不宽，构造甚质，然经干事汤珊氏多年辛苦经营，故北方的名产古物，无不搜罗荟萃。每年观客，实繁有徒。汤珊闻二人来游，欢喜不迭，待遇极为优渥。列曼将调查往衣兰岬汽船的出发日期一事托了汤珊。汤珊说：“六月二日，恰有丁抹国的华利吉猎舰，向雷加惠克府进发。”列曼大喜，谢了汤珊。又拉亚蓠士同去拜会舰长，说明来意。舰长拔伦道：“二君可于礼拜五午前七时来此。”列曼也不再责他待时，唯唯作别，归了旅馆，豫计行期，尚距数日。二人旅居大都，纵览名胜，还不至十分寂寞。惟亚蓠士虽历览雄都，终不免时生遐想，望伊人兮天一方；挑灯偶语，联袂游行，都如昨梦，不可得矣！亚蓠士方支颐驰思，恍若有亡，而好事的叔父，却偏惠然肯来，早立其侧，问道：“亚蓠士！你想甚么？想上这谯楼一游么？我陪你去。”一面说，一面向空中乱指，亚蓠士连忙答道：“不是不是，我登高时，要昏眩的。”列曼笑道：“晕眩这种事情，都不能习惯么？不行不行。”亚蓠士还不肯，无奈列曼苦劝不已，只得懒懒的同到谯楼，但见古壁图云，飞甍入汉，真好个所在。列曼令门守开了门，偕亚蓠士拾级而上，其中冷气森然，昏不见掌。亚蓠士已浑身寒栗，不能复耐，行了几百级，目眩头晕，几欲仆地。大叫道：“我不上去了。”列曼怒叱道：“你如此懦弱，是个支那学校请安装烟科学生的胚子！能旅行地底的么？”亚蓠士不得已，缒着列曼衣襟，战战兢兢，竭力向上，不一时，竟达绝顶，开眸一望，则飞云如瀑，御风而驰，轻帆疑鸥，浮游波际。瑞士的海岸，正返照入两目之中，其景色之高尚伟大，为生平未曾梦见。约一时后，乃徐步下楼。亚蓠士才觉筋骨爽然，如释重负。然年龄方幼，未涉征途，受了一点钟的冒险教育，不免又生游子天涯之感。幸而得了一个朋友，是法国人，渐相契合。或探古迹，或游梨园，拿这人作了拄杖，始免羁旅之苦。盖丁抹梨园，华丽甲天下，优人之尊，世无其匹，有入大学兼修数种学科而卒业者，有出入宫禁，王公大臣争来交欢，愿为其义子从仆而不可得者云。 【第十二回 返故乡新说服群儒 悟至理伟功归怪火】 |
In this section, Lu Xun continues his incisive analysi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With his inimitable blend of irony, anger, and compassion, he illuminates the depths of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the tragic situ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in Republican China. His prose is at once elegant and cutting, rich in allusions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yet firmly rooted in the present. He exposes the self-deceptions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brutality of those in power with equal sharpness. This essay is an exemplary instance of Lu Xun'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a combination of literary mastery and moral commitment that has few parallels in world literature. 那时的整理法我不大记得了，要之，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有用”和“无用”的两部分。从此几十个部员，即天天在尘埃和破纸中出没，渐渐完工，——出没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后来给北京大学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余的仍藏博物馆。不要的呢，当时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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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一行且语且走，到了一片大平原，心神定后，渐觉劳瘁，渐觉炎热，渐觉饥渴，便都停住足，草卧了两小时，始向前进。末几，见远远里有一丛村落；前临清溪，翠竹白沙，明瑟如画。林中石榴粲血，葡萄垂房。三人见了，都垂涎千丈。忙摘取红熟果实，欲啖一饱；其傍恰巧是玲珑树荫，潺湲清泉，遂又脱帽解衣，濯了手足。亚蓠士一昂首，骤见前面林中，显出一个童子，失声叹道：“童子何幸，居此乐郊！仙乎！仙乎！”子细看时，却又不然。但见他垢面敝衣，不异乞丐。张皇四顾，有惊异之状。列曼笑道：“我等远来，容仪不饰，此地必无如是莽男子，惹人惊诧，亦理所应有的。”童子探望未久，返身欲行。梗斯忙大踏步上前，捉住衣袖。列曼等也都走去，先用德国语问道：“这山叫甚么名字？”连问数次，童子不答。惟目不转睛的看定列曼，把头乱摇。列曼道：“是了，这必不是我德国的地方，我德国境界中是没有火山的。”便又操英语问道：“你晓得这火山的名字么？”童子仍是摇首，默然无言。亚蓠士道：“叔父，他是哑子。”列曼微笑，仿佛对着童子，买[41]弄博物学似的，又咭咭说了几句伊大利语。童子那里理会，又照例把头摇了两摇。到此时，任你博物大博士，也只得搔首攒眉，施不出别的本领。列曼闷极，伸手一推，大声道：“你真不懂么？”童子也顺势一挣，只说一句：“色轮不离！”便跑入“阿黎夫卡”林中去了。亚蓠士大惊道：“色轮不离么？”列曼也大惊道：“啊！色轮不离…… 这青灰色山东边的，就是额拉布山么？在南方天末的，就是亚支拿山么？”原来这色轮不离，即古昔口碑所说极奇怪的囿力斯几群岛之一。昔有英雄，名雅耳者，曾锁风伯海若于此，传颂至今，几于无人不知的。三人听得“色轮不离”四字，便想起古事，忻喜不胜，口中乱嚷，没命的向山下奔去。伊大利人见了，疑从九幽地狱飞出来的魔鬼，便也大嚷起来。惟几个胆大的，却围着观看，列曼恐来加害，忙用伊大利语说道：“我等遭风，漂流至此，别无他故的。诸君不必惊怪！”众人始渐散去，三人依旧趱行。列曼垂着首，只说：“磁针！磁针！”反复不已。亚蓠士也明知磁针作怪，致今日不北而南，然以莫明其理，便不敢言语。两小时后，已过了村落，渐近圣威兼码头，购办衣冠，休憩两日；即雇了一叶扁舟，到密希拿地方。至九月十三，乘着法国邮船朴陆尔，三日后，抵马耳塞上陆，二十日晚，已归刚勃迦。洛因闻声，出门相迓，倒依然容色颇丰，腰围不减。行过礼，自然是休憩片刻，再说地底情形。岂知这旅行地底的奇事，早已传遍了远近，一刹时，亲戚故旧，未知已知，都蜂拥而至。即漠不相识的，亦一若向列曼点一点头，便大有荣誉也者。足恭卑色，缠绕不休。列曼也不睱一一理会，只择情不可却的，自去酬酢。又张了几日大宴，以报戚友之情。且留住梗斯，做个见证。草了几篇论说，痛斥地底剧热之说，缕述身历目击诸事，以证其前言之不诬。许多学者，都赞叹不迭。虽有几个反对的，说这种事迹，又似有理，又似无理，像小说一般，殊难深信。然不过如九牛一毛，既没人见信，又没人雷同。数日后，也只得索性随着众人，拍手大赞。众人甚喜，说他颇识时务。反对者既获美名，也就闭口不语了。于是有许多人说：“列曼是伟人。”又说：“是空前的豪杰！”其他奇士、英雄、冒险家等徽号，尚不一而足。德意志人，也从此都把两颗眼球，移上额角。说什么惟我德人，是环游地底的始祖！荣光赫赫，全球皆知！把索士译著的微劳，磁针变向的奇事，都瞒下不说。惟博士列曼，虽负着鼎鼎盛名，终觉于心有些未惬。每日只是磁针磁针的自语不止，一日，亚蓠士走入书斋，偶在矿物堆中，检得一物，大惊道：“便是这磁针……方向何尝误呢！”列曼熟视良久，笑道：“是了！那时的磁针，必发狂无疑。”亚蓠士也笑道：“是了，我等过列曼海时，不是遇着飓风怪火么？那团怪火，吸着铁器，直奔筏中，磁针方向，便在此时变的。”列曼鼓掌大笑道：“正是！正是！……噫！我知之矣！……伟哉电力！”
案：仍是先生给杨霁云先生的信：“《地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笔名是索子，或索士，但也许没有完。”杨先生因之就《浙江潮》十期抄得二回见寄。以为是未完的译品了。嗣承阿英先生将单行本赐借，使成完书，不胜感谢！署名之江索士译演，似即先生所谓“改作”了。印刷，出版于光绪三十二年，发行者为南京东牌楼小学巷口启新书局，印刷者为榎木邦信，印刷所为日本东京浅草区黑船町廿八番地东京并木活版所，发行所为上海三马路昼锦里普及书局。
广平识。 【复仇的话】
菊池宽
铃木八弥当十七岁之春，为要报父亲的夙仇，离了故乡赞州的丸龟了。
直到本年的正月为止，八弥是全不知道自己有着父亲的仇人的。自己未生以前便丧了父，这事固然是八弥少年时代以来的淡淡的悲哀，但那父亲是落在人手里，并非善终这一节，却直到这年的正月间，八弥加了元服为止，是全然没有知道的。
元服的仪式一完毕，母亲便叫八弥到膝下去，告诉他父亲弥门死在同藩的前川孙兵卫手里的始末，教八弥立了复仇的誓词。八弥看见母亲的通红的眼；而且明白了自己的身上是负着重大的责任了。
从九岁时候起，便伴着小侯，做了将近十年的小近侍的八弥，这时还是一个不知世事的稚气的孩子。况且中了较大一岁的小侯的意，几乎成了友人，他一无拘忌，和小侯比较破魔弓的红心，做双陆的对手，驱鸟猎和远道骑马，也都一同去。至于和小侯共了席，听那藩中的文学老儒的讲义，坐得两脚麻痹之后，大家抱腹相笑的时候，那就连主从关系也全然消灭了。八弥住在姓城中的一个大家族里；他是比较的幸福，而且舒服的。直到十七岁加了元服时，这才被授与了一件应该去杀却一个特定的人的，又困难又紧张的事业。
宽文年号还不甚久的或一年的三月间，八弥穿起不惯的草鞋来，上了复仇的道了。在多度津的港里作为埠头的金比罗船，将八弥充了坐客的数，就那吹拂着濑户内海的春风张了满帆，直向大阪外，溜也似的在海上走去了。
他靠着船的帆樯，背着小侯所赐的天正祐定的单刀，一个人蹲着。渐渐的离了陆地，他的心中的激动也就渐渐的平稳起来，连母亲的严重的训戒，小侯的激励的言语，那效果也都梦一般的变了微漠，在他心里，只剩了继激昂之后而起的倦怠和淡淡的哀愁。他对于那与自己绝不相干的生前的事故，也支配着自己的生涯这一件事实，不能不痛切的感到了。他在先前，其实并没有很想着父亲的事。因为他的母亲既竭力的不使他觉得无父的悲哀，又竭力的在他听觉里避去“父亲”这词句，而且他自从服侍小侯以后，几乎感不到对于父亲的要求。因为他的生活是既幸福，又丰裕的。然而一到十七，却于瞬息中，应该对于先前不很想到的父亲有人子之爱，又对于先前毫不知道的前川谁某有作为敌人的大憎恶了。这是他的教养和周围，教给他对于父母的仇人须有十分的敌意的。
八弥曾经各样的想象那敌人的脸。因为他的母亲是不甚知道这敌人前川的。前川和八弥的父亲，本来是无二的好朋友，但是结婚未久的新家庭，前川不敢草率，便少有来访的事了。
于是八弥不得不访问些知道前川的人，探问他的容貌去。恳切的人们便各样的绞出十七八年前的记忆来，想满八弥的意。然而这些人们所描的印象，无论怎样缀合，八弥也终于想不定仇敌的形容。于是八弥没有法，只好从小侯的藏书中，取了藩中画师所画的《曾我物语》里的工藤的脸作为基本，再加一些修改，由此想象出敌人的脸相来。他竭力的从可恶这一面想；因为他以为觉得可恶，便容易催起杀却的精神。但那脸相的唯一的特征，却只知道右脸上有一颗的黑痣。
船舶暂时循着赞岐的海岸走，但到高松港一停之后，便指了浪华一直驶去了。
敌人有怎样强，八弥是不知道。但他从幼小时候以来，便谨守着母亲的“修炼武艺，比什么都紧要”的教训，于剑法一端，是久已专心致志的。他那轻捷而大胆的刀路，藩中的导师早就称扬。八弥的母亲教他负了复仇的事情，也就因为得了这导师的保证。
他对于复仇这一件事。也夹着些许的不安，但大体却觉得在绚烂的前途中，仿佛正有着勇猛的事，美善的事。所谓复仇，固不测有怎样的难，然而这是显赫的不枉为人的事业，却以为是确凿的。他的心，也很使自己的事务起了狂热了。
一到安治川，他歇在船寓里，再出去一看浪华的街。所有繁华的市街，他都用了搜求仇敌的心情看着走。
大约一月之后到了京都的八弥，便历访京都的宏丽的寺院；走过了室町和乌丸通这些繁华的市街；每天好几回，经过那横在鸭川上面的四条五条三条桥，听得拟声游戏的笛音和大鼓。然而京都的名胜古迹处，并没有敌人。没有敌人的祗园和岛原和四条中岛，从他看来，都不过是干燥无味的处所罢了。
他从京都动身，是初夏的一日里。舍了正在鲜活的新绿的清晨中的京都，他向江户去了。
从京都经过大津，在濑田的桥边，他因为要午餐，寻到了一个茶店。到正午本来还略早，但他觉得有些口干，所以想要歇息了。他吃些这里有名的鲫鱼。不管那茶店使女含着爱娇的交谈，他只是交了臂膊，暗忖着怎样才可以发见他的仇敌。忽而听到什么地方有和自己一样的带些赞岐口音的说话了。他早就感了轻度的兴奋，便向声音这方面看。这是从正对琵琶湖的隔离的屋子里出来的。照说话的口吻，总该是武士。赞岐口音的武士，这正是他正在搜寻的敌人的一个要件。他不由的将放在旁边的祐定的单刀拉近身边了。这其间，那武士骂着使女，莽撞的从离开的屋子来到店面里。已颇酩酊的武士用了泥醉者所特有的奇妙的步法，向着门外走，一面又忽然和八弥打了一个照面。武士的心里，便涌起轻微的恶意来。
“看起来，还是年青的武士，大约是初出门哩。哈哈哈……”他嘲笑八弥似的笑了。八弥愤然了扬起那美秀的眼睛，不转瞬的看着对手。
八弥不能不憎恶这武士了。颧骨异常之高；那鼻子，也如犹太人一般，在中途突出鼻梁来；而且那藏着恶意的眼色，尤其足够唤起八弥的嫌恶的心情。他想，自己的敌人也是这样的男子才好；他又想，倒不如这人便是前川孙兵卫就更好了。其实从口音上，已经很可疑。他用冷静的意志来镇定了激昂，他想试探这武士看。
“实在是的。初出门，总有些不便可。”他驯良的回答说。
“一看那肩上带着木刀，该是武者修业罢，哈哈……也能使么？”他对于稚弱的八弥，要大加嘲弄的意志，已经很分明了。
八弥因为要知道对手的生平，格外忍了气。
“很冒昧，看足下象是赞岐的人……”八弥淡然的问。
“诚然是生驹浪人呵，因为杀人，出了国的。虽然是有着仇敌的身子，脑袋却还连在颈子上，即使有父母之仇，目下的武士倒也仿佛很安闲哩。这真是天下太平的世界了。哈哈哈……”他漏出侮辱一切有着仇敌的人们的嘲笑来。八弥想，若是生驹浪人，则也许便是自己的仇敌，用着这样的假名字。但对于出去复仇的人们的侮辱，却更其激动了他的心了。要将作为一种手段的沉静，更加继续下去，则八弥还是太年少。他看定对手，双瞳烂然的发了光。
“哈，脸色变了，看来你也有仇人罢，哈哈哈……用那细臂膊，莫说敌人，也未见得能砍一条狗。”一面说，武士在自己任意的极口的痛骂里，觉着快感似的，又大声哈哈的笑。
八弥已经不能忍了。他忘却了有着敌人的紧要的身体了。这男子，并不是自己的仇雠的孙兵卫，那是只一看颊上没有痣，早就知道了的，然而还缺乏于感情的节制的他，却不能使怒得发抖的心，归到冷静里去了。他左手拿了刀，柱起来叫喊说：
“哪，怎么说！一条狗能砍不能砍，那么，请教罢。”他的声音上，微微的带些抖。
那武士以为八弥的战栗因为恐怖，便愈加嗤笑了。
“有趣！领教罢。”他不以为意的答了话，一面从茶店里，跄跄踉踉的走到大路的中央。将那长的不虚发的佩刀，叫一声咄，便出了鞘。
好个八弥，居然很沉静。在檐下卸了背上的行囊，缚好了草鞋的纽，濡湿了祐定的刀的柄上的钉，就此亮着，走向敌手了。 |
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Lu Xun was not only a great writer but also an important translator who rendered significan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In this section, hi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produce the spirit and style of the origin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evident. The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poetic power of the original while imbuing it with its own aesthetic quality.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his program for the renew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roviding Chinese readers with access to the fines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且说一行且语且走，到了一片大平原，心神定后，渐觉劳瘁，渐觉炎热，渐觉饥渴，便都停住足，草卧了两小时，始向前进。末几，见远远里有一丛村落；前临清溪，翠竹白沙，明瑟如画。林中石榴粲血，葡萄垂房。三人见了，都垂涎千丈。忙摘取红熟果实，欲啖一饱；其傍恰巧是玲珑树荫，潺湲清泉，遂又脱帽解衣，濯了手足。亚蓠士一昂首，骤见前面林中，显出一个童子，失声叹道：“童子何幸，居此乐郊！仙乎！仙乎！”子细看时，却又不然。但见他垢面敝衣，不异乞丐。张皇四顾，有惊异之状。列曼笑道：“我等远来，容仪不饰，此地必无如是莽男子，惹人惊诧，亦理所应有的。”童子探望未久，返身欲行。梗斯忙大踏步上前，捉住衣袖。列曼等也都走去，先用德国语问道：“这山叫甚么名字？”连问数次，童子不答。惟目不转睛的看定列曼，把头乱摇。列曼道：“是了，这必不是我德国的地方，我德国境界中是没有火山的。”便又操英语问道：“你晓得这火山的名字么？”童子仍是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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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武士，最初是以微笑迎敌的，但八弥砍进一刀去的时候，那武士分明就狼狈了。他吃惊于这少年的刀风的太锐利。他后悔自己的孟浪了。而这样的气馁的自觉，又更使这武士陷入不利的地位去。他渐渐被八弥占了上风，穷追到濑田的桥的栏边，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了。感到了性命的危急的他，耸起身来，想跳过栏干，逃到河里去；但实行了他的意志的，却只有他的头颅。因为乘着要跳的空，八弥便给了从旁的一劈。
八弥完结了这杀人的事，回到故我的时候，他便已后悔起来。而对于敌人已想逃入水中，还要穷追落手的血气，尤其后悔了。但远远的立着旁观的人们却都来祝八弥的成功，其中几个怀着好意的人还来帮八弥结束，劝他乘村吏未到，事情还未纠缠之前，先离开了这处所。
八弥离开了濑田桥，走到草津的时候，最初的悔恨早经消失了。他很诧异杀人有这样的容易。他觉得先前以为重负的复仇，忽而仿佛是一件传奇的冒险了，因为觉得不过是上山打猎，追赶野猪似的，血腥的略带些危险的冒险。而且他对于自己的手段，也因此得了自信。他涌起灿烂的野心来，以为在路上再加修炼，则无论怎样的强敌，也可以唾手而得的了。他于是比先前更狂热于复仇，指着江户，强烈的走着东海道的往来的土地。
然而复仇的事，却并非如八弥最先所想象的灿烂的事情；这是一件极要忍耐的劳作。在这年的盛夏里，上了江户的他，一直到年底，留在江户，访求敌人的踪迹，但都不过是空虚的努力。第二年，下了中仙道到大阪，远眺着故乡的山，试进了山阳道向长州去。然而这些行旅，也只是等于追逐幻景的徒劳。第三年的春天，他连日在北陆的驿路中，结他客枕的夜梦，但到处竟不见一个可以疑是仇敌的人。他在仙台的青叶城下迎了二十岁的春季，已经是第四年了。他也常常记起故乡，想赶急报了仇，早得了归乡的欢喜。他看那杀却敌手，已没有些许的不安。四年间的巡行修业，早使他本领达了名人之域了。况且在冒险的旅行中，也有过许多斩夜盗杀山贼的事迹。他觉得无论敌人如何强，帮手怎样多，要取那目的的敌人，只是易于反掌的事罢了。
在具备了杀敌的资格的他，虽然想，愿早显了体面的行动，达到他的本怀，但有着唯一的问题，便是与那仇雠的邂逅。
二十一岁的春天的开头，八弥想从中仙道入信越，便离开江户，在上洲间庭的樋口的道场里，勾留了四五天，于是进了前桥的酒井侍从的城下。报仇的费用，是受着本藩的充足的供给的，所以他大抵宿在较好的客寓里。这一夜，也寓在胁本阵上野屋太兵卫的家中。
晚饭之后，他写了习惯了的旅行日记，然后照例是就寝。他刚要就寝，搁下日记的笔来，向着廊下的格子门推开了。回头去看，俯伏在那里的是一个按摩。
“贵客要按摩么？”他一面说，一面又低了头。这一天，八弥在樋口的道场里，和门人们交了几十回手，他的肩膀颇觉重滞了。
“阿阿，按摩么，来得正好，教揉一揉罢。”八弥说。盲人将他非常憔悴的身子，静静的近了八弥，慢慢的给他揉肩膀。指尖虽没有什么力，但他却很知道揉着要点的。而且这按摩，又和在各处客寓里所见的不相同，沉默得很特别。在主客的沉默中，盲人逐渐的揉得入神了。八弥有些想睡觉，因为袪睡，便和这盲人谈起话来。
“你很象是中年盲目似的。”
“诚然，三十三岁失明的。因为感觉钝，什么都不方便哩。”他用了分明的声音，极低的回答。八弥一听这，对于盲人的口音觉得诧异了。
“你的本籍是那里呢？”八弥的声音有些凛然了。
“是四国。”
“四国的那里？”
“是赞岐。”
“高松领么，丸龟领么？”八弥焦急起来了。
“丸龟领。”
“百姓，还是商人呢？”
“提起来惭愧煞人，本来也还是武士哩。”盲人在他的话里，闪出几分生来带着的威严来。
“是武士，那便是京极府的浪人了。”一面说，八弥仰起头，看定了盲人的脸。虽然是行灯的光，但在盲人的青苍的脸上，却清清楚楚的看见了仇敌唯一的目标的黑痣。
八弥伸出右手，攫住了盲人的手腕。
“你不叫前川孙兵卫么？怎的？”他说；用力一拉，盲人毫没有什么抵抗，跄跄踉踉的跌倒了。
“怎么，你不叫前川孙兵卫么，是罢？”他又焦急起来。
盲人当初有些吃惊，但也就归于冷静了。
“惭愧，你说的是对的。那么，你呢？”他的声音丝毫没有乱。
“招得好。我是，死在你手里的铃木弥门的独子，名叫八弥。觉悟罢，已经逃不脱了！”
盲人很惊骇；他暂时茫然了。在那灰色的无所见的眼睛里，分明可以见得动着强烈的感情。但是那吃惊，又似乎并不在自己切身的危险。
“怎么怎么，弥门君却有一个儿子么？那么，那时候，八重夫人是正在怀孕的了。……既这样，你今年该是二十一岁了罢。……要对我来复仇，我知道了。正是漂泊的途中，失了明，厌倦了性命的时候。我也居然要放临死的花了。”盲人断断续续的说出话来，临末又添了凄凉的一笑。他那全盘的言语里，觉得弥满着怀旧的心绪，以及平稳的谦虚的感情。
八弥一切都出了意外。他愿意自己的敌手，是一个濑田桥畔所遇到一般的刚愎骄傲的武士的。愿意是一个只要看见这人，那憎恶与敌忾便充满了心中的武士。然而此刻在眼前访得的仇敌，却是一个半死的盲人。他不由的觉着非常之失望了。况且这盲人说到八弥父母的名字时，声音中藏着无限的怀念。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称他父亲的名字时候，有人用了这样眷念的声音。八弥对着仇敌，被袭于自己全未豫料的感情，没有法，只是续着沉默。于是盲人又接下去说：
“死在弥门君的遗体的你手里，也就没有遗憾了。然而，在这里，却怕这照顾我多年的旅店要受窘；很劳驾，利根川的平野便在近旁，我就来引导罢。请，结束起来。”
盲人很稳静。八弥仿佛发了病似的，茫然的整了装束，茫然的跟着盲人。寓中的人们都抱着奇妙的好奇心，默送这两人的出去。到街上，两人暂时都无言。走了几步，盲人问讯道：
“冒昧得很，敢问令母上康健么？”
“平安的。”八弥回答说，那声音已不像先前一般严峻了。
“弥门君和我，是世间所谓竹马的朋友。什么事都契合，真好到影之与形一样的，然而时会招魔罢，而且那一夜，我们两人都酩酊了。有了那一件错失之后，我本想便在那地方自己割了腹，但因为家母的劝阻，只好去国了，这实在是我的一生的失策。直到现在，二十一年中，无一夜不苦于杀了弥门君的悔恨。弥门君没有后，以为复仇是一定无人的了，谁知道竟遇到你，给我可以消灭罪愆，那里还有此上的欣喜呢。……身为武士，却靠着商人们的情来度日，原也不是本怀。……这笛子也就无用了。”他说着，将习惯上拿在右手带来的笛子抛在空地里。
八弥在先前，便努力的要提起对于这盲人的敌忾心来，但觉得这在心底里，什么时候都崩溃了。他也将那转辗的遇着杀父之仇却柔软了的自己的心，呵斥了许多回。然而在他，总不能发生要绝灭这盲人的存在的意志。他想起自己先前在各样景况之下，杀人有那样的容易，倒反觉得奇怪了。
盲人当未到河畔数町的时候，说些八弥的父亲的事情。他似乎在将死时，怀着青年时代的回想。八弥从这盲人的口里，这才知道了父亲的分明的性格，觉得涌出新的眷慕来。但对于亡父怀着新的眷慕，却决不就变了对于盲人的恶意。而且盲人最后说，不能一见八弥，这是深为遗憾的。
于是在这异样的同伴之前，现出月光照着的利根川的平野来了。盲人又抛下了他的杖，并且说：
“八弥君，很冒昧，请借给你的添刀罢。我辈也是武士，拱手听杀，是不肯的。”他借了八弥的添刀，摆出接战的身段。这只是对于八弥的好意的虚势，是明明白白的。
八弥只在心里想。杀一个后悔着他的过失，自己也否定了自身的生存的人，这算是什么复仇呢，他想。
“八弥君胆怯了么？请，交手罢！”
盲人大声的叫喊，这叫喊在清夜的河原上，传开了哀惨的声音。八弥是交叉着两腕沉在思想里了。
第二天的早晨，河原附近的人们在这里看见了一个死尸。然而这是盲人孙兵卫的尸体，却到后来才知道，因为那死尸是没有头的。而且那死尸，肚子上有一条挺直的伤，又似乎是本人的自杀。
八弥提着敌人的首级还乡了。而且还得了百石的增秩。但因为他在什么地方报仇，在什么时候报仇，没有说明白，所以竟有了敌人的首级是假首级的谣言。甚而至于毁谤他是不能报仇的胆怯者。不知是就为此，或者为了别事，他不久便成为浪人了。延宝年间，江户的四谷坂町有一个称为铃木若狭的剑客，全府里都震服于他的勇名。有人说，这就是八弥的假名字。 【往访的心】
【一 旅行上】
【二 旅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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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Lu Xun was not only a great writer but also an important translator who rendered significan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In this section, hi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produce the spirit and style of the origin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evident. The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poetic power of the original while imbuing it with its own aesthetic quality.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his program for the renew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roviding Chinese readers with access to the fines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那武士，最初是以微笑迎敌的，但八弥砍进一刀去的时候，那武士分明就狼狈了。他吃惊于这少年的刀风的太锐利。他后悔自己的孟浪了。而这样的气馁的自觉，又更使这武士陷入不利的地位去。他渐渐被八弥占了上风，穷追到濑田的桥的栏边，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了。感到了性命的危急的他，耸起身来，想跳过栏干，逃到河里去；但实行了他的意志的，却只有他的头颅。因为乘着要跳的空，八弥便给了从旁的一劈。
八弥完结了这杀人的事，回到故我的时候，他便已后悔起来。而对于敌人已想逃入水中，还要穷追落手的血气，尤其后悔了。但远远的立着旁观的人们却都来祝八弥的成功，其中几个怀着好意的人还来帮八弥结束，劝他乘村吏未到，事情还未纠缠之前，先离开了这处所。
八弥离开了濑田桥，走到草津的时候，最初的悔恨早经消失了。他很诧异杀人有这样的容易。他觉得先前以为重负的复仇，忽而仿佛是一件传奇的冒险了，因为觉得不过是上山打猎，追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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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并不如此的人。先前，有大团体的旅行者的一群，从美国到来了，是周游世界团体。其中的一个，却是西洋厕所的总店的主人。他一面历览着火奴鲁鲁、日光、西湖、锡兰岛，一面就建设着批发他的新式厕所的代理店。但是，象这样的，不能算旅行，什么也不能算的。
【三 旅行的收获】
【四 达庚敦】
【五 拿破仑的房屋】
【六 威尔逊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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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Lu Xun was not only a great writer but also an important translator who rendered significan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In this section, hi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produce the spirit and style of the origin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evident. The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poetic power of the original while imbuing it with its own aesthetic quality.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his program for the renew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roviding Chinese readers with access to the fines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然而，也有并不如此的人。先前，有大团体的旅行者的一群，从美国到来了，是周游世界团体。其中的一个，却是西洋厕所的总店的主人。他一面历览着火奴鲁鲁、日光、西湖、锡兰岛，一面就建设着批发他的新式厕所的代理店。但是，象这样的，不能算旅行，什么也不能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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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就将带来的绍介信，并自己的信寄给大统领的秘书长泰玛尔台（J. P. Tumulty）了。过了好几天，没有回信。因为等到一周间也还没有回信，我便在写信给住在加厘福尼的蔼里渥德夫人的时候。顺便提到了这件事。这信一到，夫人便打一个快电来。说：“请速将我写的给威尔逊夫人的绍介信，直接送给她。”我于是立即照办。信一送去，就从威尔逊夫人得了指定面会日期的客气的回信。这样，我便在停战条约签字的三日之后，得了和威尔逊夫妇从容谈话的机会了。
【七 雨的亚德兰多】
【八 拉孚烈德】
【九 新渡户先生上】
【十 新渡户先生下】 |
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Lu Xun was not only a great writer but also an important translator who rendered significan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In this section, hi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produce the spirit and style of the origin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evident. The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poetic power of the original while imbuing it with its own aesthetic quality.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his program for the renew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roviding Chinese readers with access to the fines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几天之后，就将带来的绍介信，并自己的信寄给大统领的秘书长泰玛尔台（J. P. Tumulty）了。过了好几天，没有回信。因为等到一周间也还没有回信，我便在写信给住在加厘福尼的蔼里渥德夫人的时候。顺便提到了这件事。这信一到，夫人便打一个快电来。说：“请速将我写的给威尔逊夫人的绍介信，直接送给她。”我于是立即照办。信一送去，就从威尔逊夫人得了指定面会日期的客气的回信。这样，我便在停战条约签字的三日之后，得了和威尔逊夫妇从容谈话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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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下起的雨，到傍晚停止了。是闷热的天气。我们俩身穿打皱的制服，脚登泥污的皮鞋，在小石川高台的先生的宅门口出现了。那是现在是已经拆掉了的旧房子，昏暗的宅门里的左手，有大约十张席子大小的一间日本风的洋房。这就是客厅。以为师母大约就是住在那里面的，我们都吃了一吓。
【北京的魅力】
【一 暴露在五百年的风雨中】
【二 皇宫的黄瓦在青天下】
【三 驴儿摇着长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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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耳一听，时时，听到轰轰的声音。正是大炮的声音。现在战争正在开手了。是长辛店的争夺战。北京以南，三十多里的地方，有京汉铁路的长辛店驿。张作霖所率的奉天军，正据了这丘陵，和吴佩孚所率的直隶军战斗。奉直战争的运命，说得大，就是支那南北统一的运命所关的战争，就在那永定门南三十多里的地方交手了。
【四 到死为止在北京】
【五 骆驼好象贵族】
【六 珠帘后流光的眸子】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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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Lu Xun was not only a great writer but also an important translator who rendered significan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In this section, hi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produce the spirit and style of the origin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evident. The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poetic power of the original while imbuing it with its own aesthetic quality.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his program for the renew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roviding Chinese readers with access to the fines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倾耳一听，时时，听到轰轰的声音。正是大炮的声音。现在战争正在开手了。是长辛店的争夺战。北京以南，三十多里的地方，有京汉铁路的长辛店驿。张作霖所率的奉天军，正据了这丘陵，和吴佩孚所率的直隶军战斗。奉直战争的运命，说得大，就是支那南北统一的运命所关的战争，就在那永定门南三十多里的地方交手了。
【四 到死为止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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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在渴慕着他的小房子，他的父亲，普烈斯多，——但比起困苦的愁烦的再见来，他宁可在这里忍受着平静的渴慕。他又觉得，仿佛这里是可以毫无搅扰地怀想着旋儿，在家里便不行了。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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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Lu Xun was not only a great writer but also an important translator who rendered significan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In this section, hi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produce the spirit and style of the origin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evident. The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poetic power of the original while imbuing it with its own aesthetic quality.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his program for the renew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roviding Chinese readers with access to the fines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他实在渴慕着他的小房子，他的父亲，普烈斯多，——但比起困苦的愁烦的再见来，他宁可在这里忍受着平静的渴慕。他又觉得，仿佛这里是可以毫无搅扰地怀想着旋儿，在家里便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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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鸟儿很狡猾地向里一看，就又去寻觅和玩耍了。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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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Lu Xun was not only a great writer but also an important translator who rendered significan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In this section, hi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produce the spirit and style of the origin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evident. The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poetic power of the original while imbuing it with its own aesthetic quality.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his program for the renew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roviding Chinese readers with access to the fines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那小鸟儿很狡猾地向里一看，就又去寻觅和玩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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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一个知道一点蔷薇的事。它们一切都是这一夏天的。不但那这么高的自负的王烛。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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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不然，全不然，永终是一个实在忠厚的人。他被看错了。”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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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星星们么？你可知道你说了什么了，小孩子？那上面并不是小光，象你在这里四面看见的灯烛似的。那一切都是世界们。比起这带着千数的城镇的世界来，都大得多，我们就如一粒微尘，在它们之间飘浮着，而且那是既无所谓上，也无所谓下，到处都有世界们，永是世界们，而且这是永没，永没有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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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再往远走，穿凿当作解释者，将他所知道的指给小约翰。来了一个不成样子的脸带着狞视的圆眼，膨胀的黑的嘴唇和面庞。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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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永是他们的交谈的无希望的结束。约翰是疲乏而且随便了，寻觅又寻觅，是什么和为什么，他不复知道了。他已如旋儿所说的许多人们一般。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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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匹黑色的白头鸟在园里的高草间跳跃，——大的，红黑的胡蝶在花坛上盘旋，从高树的枝柯中，冲出了野鸽的柔媚的钩辀，来到约翰的耳朵里。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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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Lu Xun was not only a great writer but also an important translator who rendered significan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In this section, hi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produce the spirit and style of the origin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evident. The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poetic power of the original while imbuing it with its own aesthetic quality.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his program for the renew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roviding Chinese readers with access to the fines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一匹黑色的白头鸟在园里的高草间跳跃，——大的，红黑的胡蝶在花坛上盘旋，从高树的枝柯中，冲出了野鸽的柔媚的钩辀，来到约翰的耳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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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从冈沿上起来的时候，红焰绕着他的周围。晚云为了光的出发，已自成了群了。它们如一道雄伟的峰峦的大圈子，带着红炽的墙，围绕着落日。海上是一条活的紫火的大路，即是一条发焰的灿烂的光路，引向遥天的进口的。
【附录】
【拂来特力克·望·蔼覃 荷兰 波勒·兑·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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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Lu Xun was not only a great writer but also an important translator who rendered significan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In this section, his masterful ability to reproduce the spirit and style of the origin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evident. The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poetic power of the original while imbuing it with its own aesthetic quality. Lu Xun's translation work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his program for the renew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roviding Chinese readers with access to the fines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当他从冈沿上起来的时候，红焰绕着他的周围。晚云为了光的出发，已自成了群了。它们如一道雄伟的峰峦的大圈子，带着红炽的墙，围绕着落日。海上是一条活的紫火的大路，即是一条发焰的灿烂的光路，引向遥天的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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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这话触动了理亚波心情中的强有力之处——母爱的冲动。她随着年老的白发的王，忘却了禁欲的誓愿，而且成为他的妻了。然而她没有生产一个孩子，永不生产，虽然人们责备她，以为她有和一个勇士私通的有罪的恋爱——和她在寂寞中爱过的丹珂勒夫（Tancolf），纵或全然无罪，因为她的嘴唇只有一次当月夜里在沙冈上触着他的马的胸脯，——却生了一个孩子。她丈夫死后，被一切所摈弃了，负着重罪，她和他一同烧死在烈焰的船里。
【动植物译名小记】
【七 写实主义与平民趣味】
【a 果尔培和赉不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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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ection, Lu Xun engages with European art history and art criticism. As an avid collector and connoisseur of the visual arts, particularly printmaking and the European avant-garde, Lu Xun offers here a knowledgeable analysis of artistic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artists. He combines his aesthetic observations with cultural-critical reflections, showing how art can be both an expression of and a critique of social conditions. His art criticism is characterized by a remarkable combination of Western expertise and Eastern perspective. 他用这话触动了理亚波心情中的强有力之处——母爱的冲动。她随着年老的白发的王，忘却了禁欲的誓愿，而且成为他的妻了。然而她没有生产一个孩子，永不生产，虽然人们责备她，以为她有和一个勇士私通的有罪的恋爱——和她在寂寞中爱过的丹珂勒夫（Tancolf），纵或全然无罪，因为她的嘴唇只有一次当月夜里在沙冈上触着他的马的胸脯，——却生了一个孩子。她丈夫死后，被一切所摈弃了，负着重罪，她和他一同烧死在烈焰的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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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耳难的下葬”是将数十个人物，画作等身大，拂里斯的浮雕似的，横长地排着的构图。下葬的处所是广漠的野边，远处为平冈相连的单调的自然所围绕。送葬的人们——除了牧师和童子——都穿黑色衣服。只除死者的至亲似的人们以外，他们都漠不相关地站立着。牧师的脸上，毫无什么表情。似乎只为做完自己的公事，翻开着圣典。单调的自然，倦怠的仪式，无关心的表情，暗淡的色彩——由这些表现所生的坚硬之感，都统一于果尔培所特有的确固的强。在很随便，然而生气横溢的这画上，有一种强有力的紧张。凡果尔培的画所通有的这种力，在“阿耳难的下葬”上更其特别强烈地感得。相传画在那上面的人们，是都到果尔培的工作场里，给他来做模特儿的。果尔培所标榜的写实主义，可以说，在这幅画上，是表示了那最有光辉的具体底显现了。在大辟特的“加冕式，”格罗的“黑役病人，”陀拉克罗亚的“一八三○年”……等常是代表新时代的——而且都是写实的——大作之中，“阿耳难的下葬”似乎也可以加进去的。
【b 都人所画的风俗画和村人所画的风俗画】
【c 凯尔波和绵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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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ection, Lu Xun engages with European art history and art criticism. As an avid collector and connoisseur of the visual arts, particularly printmaking and the European avant-garde, Lu Xun offers here a knowledgeable analysis of artistic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artists. He combines his aesthetic observations with cultural-critical reflections, showing how art can be both an expression of and a critique of social conditions. His art criticism is characterized by a remarkable combination of Western expertise and Eastern perspective. “阿耳难的下葬”是将数十个人物，画作等身大，拂里斯的浮雕似的，横长地排着的构图。下葬的处所是广漠的野边，远处为平冈相连的单调的自然所围绕。送葬的人们——除了牧师和童子——都穿黑色衣服。只除死者的至亲似的人们以外，他们都漠不相关地站立着。牧师的脸上，毫无什么表情。似乎只为做完自己的公事，翻开着圣典。单调的自然，倦怠的仪式，无关心的表情，暗淡的色彩——由这些表现所生的坚硬之感，都统一于果尔培所特有的确固的强。在很随便，然而生气横溢的这画上，有一种强有力的紧张。凡果尔培的画所通有的这种力，在“阿耳难的下葬”上更其特别强烈地感得。相传画在那上面的人们，是都到果尔培的工作场里，给他来做模特儿的。果尔培所标榜的写实主义，可以说，在这幅画上，是表示了那最有光辉的具体底显现了。在大辟特的“加冕式，”格罗的“黑役病人，”陀拉克罗亚的“一八三○年”……等常是代表新时代的——而且都是写实的——大作之中，“阿耳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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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候起的凯尔波的作品上，就显出巴洛克特有的技巧来。凯尔波者，原是构想力非常之强，而绘画底才能也很好的。（他的素描，就全如画家的素描一样。他所作的油画，卢佛尔博物馆也在保存着。）卢本斯描写丰丽的肉体美时，所驱使的强烈的笔触，和培尔涅尼要将极其充实的生命，赋与冰冷的大理石时，所运用的巧妙的刀法，这二者，就养育了凯尔波的艺术。使像面极端紧张，将阴影描得极强，极浓，极深，是他的雕刻上所特有的技巧。只要一看“花神”的蹲着的丰满的肉体，和围绕着她的童子们的肥大的身躯，就总要想起卢本斯来。所不同者，只在将卢本斯的野人底的粗，代以凯尔波的雅致的细。在“世界的四部”，则负了地球仪站着的四个女子——这是用代表四大民族的状态来表现的——的裸体的肌肉，结构都极佳。“舞蹈”群像是在手持小鼓的少年的周围，裸体的女子们绕着携手游戏的情景。将青春的欢喜，描写得如此美而艳，是从来所没有的。能如这从喀尔涅所建的歌剧馆的巴洛克风的华美的正门石级的中途，俯视着热闹的广场的群像，示其和环境善相调和的成绩者，实在不多见。和装饰凯旋门的柳特的“马尔赛斯”，确是出类拔萃的好一对的作品罢。因为这像的成绩好，“舞蹈”便酿了纷纭的物议了。总爱多说废话的道学者们，很责难这裸体女子们的放肆的态度。但女子们却显着若无其事的无关心的笑容，依然舞蹈着。现在站在这像的前面的人，即使要想象半世纪前，这群像所受的不当的非难，也是不容易的。
【九 最近的主导倾向】
【a 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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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ection, Lu Xun engages with European art history and art criticism. As an avid collector and connoisseur of the visual arts, particularly printmaking and the European avant-garde, Lu Xun offers here a knowledgeable analysis of artistic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artists. He combines his aesthetic observations with cultural-critical reflections, showing how art can be both an expression of and a critique of social conditions. His art criticism is characterized by a remarkable combination of Western expertise and Eastern perspective. 从这时候起的凯尔波的作品上，就显出巴洛克特有的技巧来。凯尔波者，原是构想力非常之强，而绘画底才能也很好的。（他的素描，就全如画家的素描一样。他所作的油画，卢佛尔博物馆也在保存着。）卢本斯描写丰丽的肉体美时，所驱使的强烈的笔触，和培尔涅尼要将极其充实的生命，赋与冰冷的大理石时，所运用的巧妙的刀法，这二者，就养育了凯尔波的艺术。使像面极端紧张，将阴影描得极强，极浓，极深，是他的雕刻上所特有的技巧。只要一看“花神”的蹲着的丰满的肉体，和围绕着她的童子们的肥大的身躯，就总要想起卢本斯来。所不同者，只在将卢本斯的野人底的粗，代以凯尔波的雅致的细。在“世界的四部”，则负了地球仪站着的四个女子——这是用代表四大民族的状态来表现的——的裸体的肌肉，结构都极佳。“舞蹈”群像是在手持小鼓的少年的周围，裸体的女子们绕着携手游戏的情景。将青春的欢喜，描写得如此美而艳，是从来所没有的。能如这从喀尔涅所建的歌剧馆的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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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作为属于立体派的别的作家，则有和毕克梭及勃拉克倾向相同的斐尔南莱什（Fernand Léger）；有藉了使物体的形态歪斜，以增重其立体性的罗拔尔陀罗内（Robert Delaunay）；又有将人体也矿物的结晶似的，还原为立方体的拉孚珂涅（A. Le Fancounier）；有正象一个女性，画着木偶的叙情诗的马理罗兰珊（Marie Lauren–cin）等。而且连德国人中，也有了生在纽约的里阿，内勒法宁该尔（Lyonel Feininger）。好象将空间性这东西，加以抽象化一般的他的建筑画，是依然到处德意志气，而受了和表现派作家倾向大不相同的，南方风的绘画的分明的影响。
【b 北方系统的先驱者和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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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ection, Lu Xun engages with European art history and art criticism. As an avid collector and connoisseur of the visual arts, particularly printmaking and the European avant-garde, Lu Xun offers here a knowledgeable analysis of artistic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artists. He combines his aesthetic observations with cultural-critical reflections, showing how art can be both an expression of and a critique of social conditions. His art criticism is characterized by a remarkable combination of Western expertise and Eastern perspective. 还有，作为属于立体派的别的作家，则有和毕克梭及勃拉克倾向相同的斐尔南莱什（Fernand Léger）；有藉了使物体的形态歪斜，以增重其立体性的罗拔尔陀罗内（Robert Delaunay）；又有将人体也矿物的结晶似的，还原为立方体的拉孚珂涅（A. Le Fancounier）；有正象一个女性，画着木偶的叙情诗的马理罗兰珊（Marie Lauren–cin）等。而且连德国人中，也有了生在纽约的里阿，内勒法宁该尔（Lyonel Feininger）。好象将空间性这东西，加以抽象化一般的他的建筑画，是依然到处德意志气，而受了和表现派作家倾向大不相同的，南方风的绘画的分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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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的状态，渐次——意识底地——急速进行的这新运动中，作为中坚者，无论怎么说，总是桥梁派罢。对于这一画派的制作，给以直接的刺戟，给以构想者，第一，是古来的北欧美术，第二，是未开化人的艺术，第三，是现代法兰西的美术。作为北欧美术的影响，最为显著的，是蒙克，望呵霍等，在近代特为个性底的北欧画家的作品；以古代的艺术而言，则戈谛克的感化，是几乎大家都感察到的，至于部分底地，则望蔼克，格林纳瓦勒特等，似乎也给了若干的刺戟。其次是未开化人的艺术，但这样的影响，法兰西也一样，（倒不如说是较盛，）在现代美术界，是共通的流行。在桥梁派，是一九○四年吉锡纳尔（Ernst Ludwig Kirchner）对于特来式甸的人类学博物馆所藏南洋群岛土人和黑种人的雕品，发生兴趣，将这给丕锡斯坦因看，给了许多的刺戟，成为直接的动机的。于是诺勒台（Emil Nolde）便从一九一三年起，直至欧战时，由德属南洋，往访爪哇，缅甸；丕锡斯坦因（Max Pechstein）则于一九一四年赴德属南洋，因为大战勃发，被日本军使他退出巴拉乌岛了。
【c 意太利和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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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ection, Lu Xun engages with European art history and art criticism. As an avid collector and connoisseur of the visual arts, particularly printmaking and the European avant-garde, Lu Xun offers here a knowledgeable analysis of artistic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artists. He combines his aesthetic observations with cultural-critical reflections, showing how art can be both an expression of and a critique of social conditions. His art criticism is characterized by a remarkable combination of Western expertise and Eastern perspective. 以这样的状态，渐次——意识底地——急速进行的这新运动中，作为中坚者，无论怎么说，总是桥梁派罢。对于这一画派的制作，给以直接的刺戟，给以构想者，第一，是古来的北欧美术，第二，是未开化人的艺术，第三，是现代法兰西的美术。作为北欧美术的影响，最为显著的，是蒙克，望呵霍等，在近代特为个性底的北欧画家的作品；以古代的艺术而言，则戈谛克的感化，是几乎大家都感察到的，至于部分底地，则望蔼克，格林纳瓦勒特等，似乎也给了若干的刺戟。其次是未开化人的艺术，但这样的影响，法兰西也一样，（倒不如说是较盛，）在现代美术界，是共通的流行。在桥梁派，是一九○四年吉锡纳尔（Ernst Ludwig Kirchner）对于特来式甸的人类学博物馆所藏南洋群岛土人和黑种人的雕品，发生兴趣，将这给丕锡斯坦因看，给了许多的刺戟，成为直接的动机的。于是诺勒台（Emil Nolde）便从一九一三年起，直至欧战时，由德属南洋，往访爪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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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Il n’y a pas de ligne, il n’y pas de modele, il n’y a que des contrastes. Ces contrastes, ce ne sont pas le noir et le blanc qui les donnet；c’est la sensation colorée. Du rapport exact des tons résulte le modelé. Quand ik sont harmonieusement juxtaposés et qu’ils y sont tous, le tableau se modèle tout seul.—On ne devrait pas dire modeler, on devrait dire moduler.—Le dessin et la couleur ne sont point distincts；au fur et à mesure que l’on peint ou dessine；plus la couleur s’harmonise, plus le dessin se precise. Quand la couleur est a sa richesse, la forme à sa plénitude. Les contrastes et les rapports des tons, voilà le secret du dessin et du modelé.” 【食人人种的话 法国 腓立普 】
【农夫 苏联 雅各武莱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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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ection, Lu Xun engages with European art history and art criticism. As an avid collector and connoisseur of the visual arts, particularly printmaking and the European avant-garde, Lu Xun offers here a knowledgeable analysis of artistic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artists. He combines his aesthetic observations with cultural-critical reflections, showing how art can be both an expression of and a critique of social conditions. His art criticism is characterized by a remarkable combination of Western expertise and Eastern perspective. 七 “Il n’y a pas de ligne, il n’y pas de modele, il n’y a que des contrastes. Ces contrastes, ce ne sont pas le noir et le blanc qui les donnet；c’est la sensation colorée. Du rapport exact des tons résulte le modelé. Quand ik sont harmonieusement juxtaposés et qu’ils y sont tous, le tableau se modèle tout seul.—On ne devrait pas dire modeler, on devrait dire moduler.—Le dessin et la couleur ne so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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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沉默了。用了灰色的，好事的眼，环顾着四近。忽然又象被撒上了盐一样，慢慢深思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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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of Soviet literature. Lu Xun was an avid reader and translator of Soviet and Russian literature, seeing in it a model for a new, engaged literature. In this section, he translates an excerpt that reflects the experiences of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The prose is powerful and direct, threaded through with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demands of struggle and the humanity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Lu Xun's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rawness and immediacy of the original. 于是沉默了。用了灰色的，好事的眼，环顾着四近。忽然又象被撒上了盐一样，慢慢深思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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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
【附】
【星花 】
B. 拉甫列涅夫 作 靖华 译
当大齐山双峰上的晨天，发出蓝玉一般的曙色的时候，当淡玫瑰色的晨曦，在蓝玉般的天上浮动的时候，齐山就成了黑蓝色的分明的，巍峨的兀立在天鹅绒般的静寂的深谷上。
阵阵的冰冷的寒风，在花园的带着灰色蓓蕾的瘦枝上，在墙头上的带着灰尘的荒草上，在溅溅的冰冷的红石河床的齐山上吹着。
龙吟虎啸的寒风，捋过那一摇三摆的木桥，掊击到茶社的低矮的院墙上。
白杨也抖擞着，栏干上搭的花地毡的穗子，也被吹了起来，带着黑绿胡须的茶社主人石马梅，睁开了吃辣椒吃成了的烂眼。
将带着皱皮长着毛的胸前的破袍子紧紧的掩了掩。由袍子的破绽里露着烂棉絮。
用铁火箸子把炉子里将熄的炭火拨了拨。
黎明前的寒风，分外的刺骨而恶意了。阿拉郝[14]送来这一阵的寒风，使那些老骨头们觉得那在齐山双峰上居住的死神将近了。
但阿拉郝总是慈悲的，当他还没有要出那冰寒的严威的时候，山脊上的白雪，已经闪出了一片光艳夺目的光辉，山脊上已经燃起了一轮庄严的血日。
雄鸡高鸣着，薄雾在深谷的清泉上浮动着。
已经是残冬腊尽的时候了。
石马梅面朝太阳，坐在小地毡上深深的拜着，干瘦的白唇微动着，念着经。
“梅吉喀！”
“干吗？”
“把马鞍子披上！弄草料去！”
“马上就去！”
梅吉喀打着呵欠，由一间小屋里出来。
戴着压平了的军帽，灰色的捲发，由军帽下露出来，到得那晒得漆黑的脸上。
他的眼睛闪着德尼浦江上春潮一般的光辉，他的嘴唇是丰满的，外套紧紧的箍在他那健壮的花刚石般的脊背上，把外套后边的衣缝都挣开来。
梅吉喀眯缝着眼睛去到拴马场里吃得饱腾腾的马跟前。
他现在二十三岁，是白寺附近的人，都叫他戴梅陀·李德文。
在家的时候，老妈子们都这样称呼他，有时称梅陀罗，在晚会上的时候，一般姑娘们也都是这样称呼他。
两年来他已经把梅陀罗这名字忘掉了，现在都叫他的官名：骑兵九团二连红军士兵李德文。
现在环绕他的，不是故乡的旷野，不是遍地芳草的故乡的沃壤，而是终年积雪的石山，顺石河床奔流的山水，和默然不语，居心莫测，操着异样语言的人民。
帖木儿故国的山河，亚细亚的中心，四通八达的通衢，从亚力山大的铁军到史可伯列夫的亚普舍伦半岛的健儿，古今来不知多少英雄的枯骨，都掩埋在这热灼的黑沙漠里。
但是戴梅陀不想这些。
他的事情很简单。
马，枪，操练和有时在山上剿匪时剽悍英勇的小战。
戴梅陀牵了两匹马，捆着捆肚，很和蔼的马肚子上拍着。
“呵——呵，别淘气！……好好站着！……别动！……走的时候你再跑。”
马统统披好了。戴梅陀骑了一匹，另一匹马上骑着一位笨鳖似的郭万秋。
马就地即飞驰起来，黄白的灰球，随着马蹄在镇里街上飞扬着。
市场里杂货的颜色，一直映入到眼帘里。今天礼拜四，是逢集的日子，四乡来赶集的人非常的多。
雅得仁的集镇是很大的。从人丛中挤着非常的难。
两匹马到这里慢慢的走着，那五光十色的货物，把戴梅陀的眼睛都映花了。
这家铺子里摆着地毡，绸缎，刺绣，铜器，金器，银器，锦绣灿烂的酒白帽[15]和柳条布的花长衫。
铺子里边的深处，是半明半暗的。阳光好似箭头一般，由屋顶的缝隙里射进来，落到那贵重的毛毡上，家中自染的毛织物，在那半明半暗的光线里，也映着鲜血一般的红斑。
门限上蹲着一位穿着绣花撒鞋，头上裹着比羽毛还轻的印度绸的白头巾，长着黑胡子的人。
刮了脸的肿胀的双颊上发着黑青色。眼睛半睁半闭着，安静恬淡中含着一种不可言状的神气。这样的眼睛，戴梅陀无论在奥利尚，无论在白寺，无论在法司都，无论在畿辅，就是在那繁华的莫斯科也没有看见过的。
望着这样的眼睛好象望着魔渊似的，真真有点可怕而感到不快，戴梅陀到这里已经两年了，但是无论如何总是看不惯。
就是死人的眼里，也表现着这种令俄国人不能明白的秘密。
有一次戴梅陀看见了一个巴斯马其[16]的头目。
他是在山中的羊肠鸟道上被红军的子弹打倒的。他躺在路旁胡桃树下的草地上，头枕着手，袍子在隆起的胸前敞开着，白牙咬着下嘴唇，睁得牛大的眼睛瞪着面前的胡桃树根。
在他那已经幪上一层浊膜的黑睛珠上，也是带着那样安静的，无所不晓的胜利的秘密。
戴梅陀无论如何是不能明白这个的。
集上收摊了。
窄小的街道，蛇一般的在很高的围墙间蜿蜒着。
谁知道是谁把它们这样修的呢，但是到处都是如此的，由小村镇起，一直到汗京义斯克·马拉坎德，好象蛇一般的到处都蜿蜒着小街道，有的向下蜿蜒着，横断在水渠里，有的蠕行到山顶上，有的横断在墙跟前，深入到围墙里，有的穿过了弓形的牌楼，自己也不知道蜿蜒到什么地方去。
土围墙好似狱墙似的永远的死寂，空虚，无生气。
街上没有窗子，没有房子，只有带着雕刻和打木虫蚀成花纹的深入到围墙内的木门。
他们不爱外人的眼睛。
外人的眼睛都是邪恶的眼睛，坚厚的土围墙，隔绝了外人的眼睛，保护着这三千年的安乐窝。
戴梅陀与郭万秋懒洋洋的骑着马在街上走。
戴梅陀卷着烟草，吸着，喷着蓝烟。
“哦，他妈的，这些鬼地方！”
“什么？”郭万秋问道。
“什么，到此地两年了，好象钻在墓坑里一样。所见的只有灰尘和围墙！多么热的……而人民……”
戴梅陀默然不语，向前望着。
一个四不像的灰蓝色的东西，带着四方形的黑顶，在春光里由围墙的转角处冒出来浮到路上。
望见了骑马的人，就紧紧的贴在墙上了。
当红军士兵走跟前经过的时候，它完全贴到墙上去了，只有身子在隔着衣服抖颤着，只有那睁大的，不动一动的眼里的黑睛珠，隔着琴白特[17]的黑网迸着惊惧的火星。
戴梅陀恶恨恨的唾了一口。
“瞧见了吗？……你看这像人形吗？可以说，我们家里的女人虽说不像人，但总还是女人。”戴梅陀不能够再明了的表现自己的意思，但郭万秋同情的点着头。“可是这是什么呢？木头柱子不是木头柱子，布袋不像布袋，脸上好象监狱的铁丝网一样罩着，不叫人看见，你要同她说一句话，就会把她骇的屁滚屎流，立刻她的鬼男人就要拿刀子来戳你，你要跑的慢一步，你的肠子都会叫他挖了出来的。”
“不开通，”郭万秋懒洋洋的说：“他们识字的人太少，识字的人，也不过只会写个祈祷文。”
街尽了，已经发青了的两行杨柳中间的道路也宽旷了。
巍峨大齐山上的积雪，隔着这路旁的杨柳，闪着藤色，蓝色，淡红色的光辉。
路旁水渠的水溅溅的流着。
春日的小鸟，在杨柳枝上宛转的歌唱着。
在路的转角处，有一个草场，那里堆着去年的苜蓿。
都下了马，把马拴到路旁的木桩上，就去弄干草去了。
这里的巨绅就是亚布杜·甘默。
雅得仁镇上最大最富的商铺，就是亚布杜·甘默的商铺，就是戴梅陀和郭万秋由跟前经过的时候，屋子里边的深处，由箭头一般的射进去的阳光，地毡上映着鲜血似的红斑的铺子。
甘默是一个巨绅，而且是一个圣地参拜者。青年的时候，同其余的参拜者结队去参拜圣地麦加。
从那时起，头上就裹着头巾，作自己尊严的标志。
当他回到故乡雅得仁那天的时候，这青年参拜者的父亲，请了些乡里极负胜望的人物，去赴他那豪奢的宴会。
波罗饭在锅里烹调的响着，放着琥珀一般的蒸气。盘子里满装着食品。 |
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of Soviet literature. Lu Xun was an avid reader and translator of Soviet and Russian literature, seeing in it a model for a new, engaged literature. In this section, he translates an excerpt that reflects the experiences of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The prose is powerful and direct, threaded through with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demands of struggle and the humanity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Lu Xun's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rawness and immediacy of the original.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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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着绿黄宝石色的布哈尔无核的葡萄干，加塔古甘和加尔孙的蜜团，微酸的红玉色的石榴子，希腊的胡桃，葡萄的，胡桃的，白的，黄的，玫瑰色的蜜，透亮的香瓜，砂糖浸了的西瓜，冰糖，用彩色纸包着的莫斯科的果子糖，盘内的茵沙尔得[18]泛着浓厚的雪白的油洙。
甘默整齐严肃的坐到父亲的右旁的上座上，这天他亲自来款待宾客，席上每个宾客敬他的饮食他都吃了喝了。
他傲然的，慢慢的在席间叙述着他的游历，叙述着那用土耳其玉镶饰的教堂的圆顶，和用黄金铺着街道的城市，叙述着叶芙拉特谷的玫瑰园，在那里的树枝上歌着的带着青玉色尾巴的金刚鸟，在山洞里住着的有长着翅膀的美丽的仙女。
叙述着死的旷野，在那里阿拉郝的愤火散了整千整万的异教者，到了夜里的时候，土狼把死人的死尸抓出来到地狱去，而狗头铁身的野人袭击着来往的旅队。
来宾都大吃大嚼着波罗饭，拌着嘴，都争先恐后的角逐着那甘美的一脔，象是都很注意的听着，点着头，惊异的插着嘴。
“难道吗？……阿拉郝万能呵！”
不久甘默的父亲就归天了，他就成了雅得仁附近最肥美的土地和雅得仁镇上最富的一家商铺的所有者。
他的生活质朴而且正经。不把父亲的遗产虚掷到吃喝嫖赌上，他把钱统统积蓄着。
甘默已经讨了两个老婆了，生得微黑的，肉桂色的小兽，结实得好似胡桃一般，这热烘烘的夜间的果子，正合《可兰经》上所说的“最强壮的种子，落到了未曾开发的处女地里。”
甘默的心与手，在雅得仁镇上是铁硬的，数百佃农和佣工，都在他那产米和棉花最丰饶的田地里耕种着，都在他那满枝上的果实结的压得树枝都着了地的果园里作着工。
当蓝眼睛的俄国人在城里起了革命，把沙皇推倒的时候，后来，秋天在炮火连天中，穷光蛋夺取了政权向富而有力的人们宣战的时候，佃农和佣工们都由甘默的田地里跑了，可怕的穿着皮短衣的，只承认自己腰里挂着的手枪匣中的东西为正义的人们，把甘默的田地夺去的时候，——他就默然的隐忍着一切的不幸。
他剩下的只有花园与商铺。同这点家产过着也绰有余裕的。
人生是由阿拉郝支配的，如果阿拉郝要夺取了他的田地——这是命该如此的。甘默不信穷光蛋们的统治能长久的。
他不断的同慕拉[19]在自己铺子里闲坐，有一天老慕拉给他说了一个很聪明的故事：
“一个糊涂的耗子，住在帖木儿的京城里，这耗子，猫已经居心想吃它了。耗子虽然糊涂，但很敏捷而诡诈。猫子于是就反复的思索着怎么才能吃了它。有一天耗子在仓库里把头由洞里往外一伸，就望见猫子坐在粮食口袋上，穿着锦绣的袍子，头上裹着头巾。耗子就奇怪起来。
“‘呵呀！’耗子说：‘我敬爱的猫子，我贤慧的亲侄女，告诉我吧，你穿这一身是什么意思呢？’猫子把胡子耸了耸，把眼睛向天上望着。
“‘我现在成了斋公了，’猫子说：‘马上就到寺里去念经呢。我已经是不能再吃肉了，你可以告诉一切的耗子去，说我从今以后再不遭它们了。’
“糊涂的耗子高兴疯了，就到仓里跳起舞来大叫着：‘万岁！万岁！自由万岁！’跳着跃到猫跟前。一转瞬间——耗子的骨头在猫嘴里嚼的乱响着。
“我说——正道人会悟开的。”
甘默悟开了。
当穿皮短衣的人们由城市来到此地，招集些群众在集市的旷场上开露天大会的时候，那激烈的锋利的关于斗争，报复，和未来的幸福的言辞，激动着空气的时候，甘默坐在铺子里，目不转睛的望着演说者和群众，脸上挂着若隐若现的微笑。
“转瞬间……正道人会悟开的……”
山那边就是阿富汗的君主，英国人和其余的君主帮助他一些大炮，枪支，军官，勇敢的驸马安畏尔在布哈尔山上招集义军。
耗子跳着，耗子呼着：“自由万岁！”
转瞬间——耗子没有了。
甘默心平气静，只由那不幸的经历，额上褶起了几道皱纹，从此他就和家中人以多言为戒。
肃然的由集上回来，同自己的妻们不说多余的话，在家里当听见女人或孩子们有一点声音的时候，就把眉头一皱。
立时一切都寂然了。当回答妻们问安的时候，甘默老是一句话：
“少说话！……女人的舌头就是路上的钟，无论什么风都会把它刮响的……”
甘默去年讨了第三个老婆。
头两个都讨厌了；都长老了，脸上有皱纹了，腰也弯得好象弯腰树一般。
邻居贾利慕的女儿美丽亚长大了。
当她做小姑娘在集上跑的时候，甘默就看见她那童女的面孔上两只圆圆的眼睛和弯弯的眉毛；石榴一般的嘴唇和玫瑰色的双颊。
去年春天美丽亚已经到了成熟期了，黑色的面幕已经罩到她脸上。
这么一来，她即刻就成了神秘的他的意中人了。
甘默打发了媒人。穷而倒霉的贾利慕因为同雅得仁镇上最富的巨绅做亲，几乎喜欢得疯起来。赶快的商定了聘金，美丽亚就到甘默家里了。
那时甘默三十六岁，她十三岁。
夜里主人而兼丈夫的甘默，来到那战兢恐惧的妻跟前。
美丽亚长久的哭着，前两妻温存的安慰着她，坐到她旁边抚摩着她那被牙齿咬得青紫的肩膀。
她们不知道嫉妒，在这个国里就没有嫉妒，眼泪在她们那褶成皱纹的双颊上滚着，也许她们是回想起当年她们初来到甘默家里做妻的时候，夜里所受的这样的楚痛。
她们从前也是这样的痛哭着，就这样的被征服了。
但是没有把美丽亚征服下去。
虽然甘默每夜都来，每夜美丽亚的火热的身子都燃烧着——但她总是坚决的狂愤的憎恨着甘默。
但甘默除了她的可以用铁指拧，可以摸，可以揉，可以咬，可以抱，可以压到自己的身子底下发泄性欲的她的肉身子以外，什么也不要的。
正午的时候，戴梅陀由营房出来到街上去。
“上那去？”站在大门口的班长问他道。
“到街上去的。买葡萄干和蜜饯胡桃去。”
“难道你发了财吗？”
“昨天由塔城寄来一点钱。”
“怎么呢，请客吧？”
“你说怎么，班长同志。请喝茶吧。”
“呵，去呵！”
戴梅陀口中啸着到街上去了，走过去皮靴将路上的灰尘都带了起来。
走过了集上的旷场，就转向甘默的铺子去。
除了蜜饯胡桃和葡萄干，他还想买一顶绣着金花的酒白帽，这帽子他久已看好了的。
“当兵当满的时候，回到奥利尚戴着这帽子叫姑娘们瞧一瞧，真不亚于神父们戴的脑顶帽。”戴梅陀想着。
甘默好象平日一样，坐在铺子里吸着烟。
戴梅陀走到跟前。
“好吧，掌柜的。怎么样？”
甘默慢腾腾的喷了一口烟。
“你好吧，老总。”
“你瞧，我想买一顶酒白帽。”
“你想打扮漂亮些吗？想讨老婆的吗？”
“掌柜的，那里的话。在此地那能找来女人呢？难道去同老绵羊结婚吗？”
“呵呀！这样漂亮的老总，无论那一个美人都会跟你的。”
“好吧：……你给我说合吧，现在拿帽子来瞧一瞧。”
“你想要那样的？”
“要最好最漂亮的。”
甘默由背后什么地方取出一顶绣着金线，绿线，橘色线等的布哈尔花缎的酒白帽，金线闪出的光辉，把戴梅陀的眼睛都映花了。
“顶呱呱的，”甘默说着，几乎笑了出来。
戴梅陀把酒白帽嵌到头上，由衣兜里掏出一个破镜片照着。得意而骄傲的微笑着。
“真漂亮！活像一个土匪头！”
甘默点着头。
“唔，掌柜的，你说吧，多少钱？说老实价。”
“两万五千卢布，”甘默回答着，拈着胡子。
“你说那的话？……两万五。一万卢布，再多了不出。”
甘默把手一伸，由戴梅陀头上把酒白帽取过来，默然的放到背后的货架上。
“你老实说要多少钱？你这鬼家伙。”戴梅陀气起来。
“我已经说过了。”
“你说了吗！……你说那算瞎扯！——给你一万三，别再想多要。”
“一万三？你还的太少了。亚布杜·甘默有老婆，要吃饭呢……”
“吃，谁都要吃呢，”戴梅陀带着教训的口气：“你想要多少钱，一下子说出来。”
“老总，两万三卖给你。”
“去你的吧！……你自己也不值那两万三！”
戴梅陀扭过身子，出了铺子走了。
“老总！……老总！……两万！……”
“一万五！多一个大也不出……”
“两万！”
“一万五！”
太阳蒸晒着。戴梅陀扭回头走了五次，每次甘默都把他喊回来。最后戴梅陀出了一万七把酒白帽买到手里了。
他把头上的英雄帽褶起来，装到兜里，把酒白帽嵌在后脑上。
“你为什么这样戴？……我们人不这样戴呢。往前戴一戴吧。”
“得了，这样也不错。再见吧，掌柜的。”
戴梅陀去买葡萄干去了。
甘默的视线在后边送着他，心里默想着。
花园和葡萄园到忙的时候了。甘默一个人干不过来，老婆们无力，孩子们太小。
正需用着一两个有力的做活人。
可是，要是你雇两个工人的话，即刻就是叫你上税，工会和县苏维埃也连二赶三的给你弄得不快活。这位老总是少壮有力的人。你瞧他的脊背！
戴梅陀弯下腰买蜜饯胡桃，甘默满心满意的望着他那个把衣服都挣得无褶的脊背。
请他园子里去做活，给他说果子熟的时候请他来吃果子。俄国的老总们都挨饿的，只是喝稀饭，将来请他吃水果，他一定会来园里做活的。
戴梅陀买了好吃的东西，付了钱，转回头来走着，手里拿着装着葡萄干和蜜饯的纸袋。
“喂，喂！……老总！”甘默打着招呼。
“什么？”
“请来一下……来叙一叙。”
“唔，有什么鬼话可叙呢？”
“请来一下吧。我有花园，有葡萄。春天到了，葡萄枝得割一割呢，葡萄架得搭一搭呢……你想到园里做活吗……将来水果长熟了，请你来吃果子不要钱……樱桃，橘子，梨，苹果，葡萄。还可以带些送朋友。”
戴梅陀想了一下。
“那么……我，掌柜的，我忙得很。你大概知道，我们当兵的事情多得很。枪，马，还有什么宪法，什么关于资本家捣鬼等政治功课……”
什么政治功课，什么资本家捣鬼，甘默都没有明白，只是平心静气的说：
“白天忙，——晚上闲呢。要不了多大工夫。来一两点钟就可帮不少的忙。再找一个朋友来。两个人干。水果好吃得很。”
戴梅陀半闭着眼睛。
他回想起了奥利尚，回想起了故乡的静寞的河流，回想起了开得满树的樱桃园和晚会上的嘹亮的歌声，想到此地，那整年在黑壤里耕种的庄稼汉的心，就皱缩起来，狠狠的抖跳了一下。
他起了一种不可忍受的心情，想去挖地，想去用手抓那发着土气的土块，就是异乡的黄土壤也好，总想去用那快利的锄深深的去掘那温顺的准备着播种的土地。
他笑了一声，带着幻想的神情说：
“好！……想一想再说！”
“明天给回信吧。”
“好吧！”
喝过了茶，吃了蜜饯胡桃以后，戴梅陀躺到床上，幻想着故乡的奥利尚，幻想着草原，幻想着田间。
给马倒草料的郭万秋走到他跟前。
“戴梅陀，你想什么心思呢？”
戴梅陀在床上翻了一下身子。
“我告诉你，老郭。刚才我在街上买酒白帽的时候，那掌柜的请我到他园子里做活。在那里割葡萄枝，挖地，搭葡萄架。他说——带一个朋友一块来，晚上做一两点钟，将来水果长熟的时候，白吃不讨钱。你想怎么样？我老想下地里去做活。”
他的嘴唇上露着不好意思的怯懦的微笑。
郭万秋的手掌在膝盖上拍了一下，不紧不慢的答道： |
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of Soviet literature. Lu Xun was an avid reader and translator of Soviet and Russian literature, seeing in it a model for a new, engaged literature. In this section, he translates an excerpt that reflects the experiences of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The prose is powerful and direct, threaded through with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demands of struggle and the humanity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Lu Xun's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rawness and immediacy of the original. 发着绿黄宝石色的布哈尔无核的葡萄干，加塔古甘和加尔孙的蜜团，微酸的红玉色的石榴子，希腊的胡桃，葡萄的，胡桃的，白的，黄的，玫瑰色的蜜，透亮的香瓜，砂糖浸了的西瓜，冰糖，用彩色纸包着的莫斯科的果子糖，盘内的茵沙尔得[18]泛着浓厚的雪白的油洙。
甘默整齐严肃的坐到父亲的右旁的上座上，这天他亲自来款待宾客，席上每个宾客敬他的饮食他都吃了喝了。
他傲然的，慢慢的在席间叙述着他的游历，叙述着那用土耳其玉镶饰的教堂的圆顶，和用黄金铺着街道的城市，叙述着叶芙拉特谷的玫瑰园，在那里的树枝上歌着的带着青玉色尾巴的金刚鸟，在山洞里住着的有长着翅膀的美丽的仙女。
叙述着死的旷野，在那里阿拉郝的愤火散了整千整万的异教者，到了夜里的时候，土狼把死人的死尸抓出来到地狱去，而狗头铁身的野人袭击着来往的旅队。
来宾都大吃大嚼着波罗饭，拌着嘴，都争先恐后的角逐着那甘美的一脔 |
|
“怎样呢！……一定很不错的！……我赞成……不过连长怎么样？”
“什么？我们去请求一下好了！反正一个样——晚上总是白坐着的。没有书看；与其在家里闲躺着，不如去做点活。”
“好吧！”
“我们现在就去找连长吧。我真是等不得！……”
戴梅陀话没说到底。
从今年春天起，他就愁闷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愁闷是因何而起，总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淡漠和发懒。
不断的坐在营房的土堡上，用那无精打采的眼睛望着天，望着山，望着河，望着山谷。
他怎样了呢——自己也不明白。
或者是因为他怀想着故乡的静寂的田野，怀想着樱桃树下的茅舍，或者是怀想着那拉着手琴唱着歌的欢乐的游玩，或者是怀想着那长着可爱的眼睛，头发髻上结着彩色的缎条，带着歌喉的笑声，紧紧的，紧紧的贴着自己身子的姑娘。
他总觉得若有所失……
“唔，找连长去吧！”
他们由营房出来，去到茶社里，在茶社的二层楼上的像燕雀在笼子似的住着连长希同志。
希同志坐在茶社二楼的露台上，削着细棍做鹌鹑笼，那鹌鹑是茶社的主人送给他的。
他听了戴梅陀和郭万秋的请求以后，即时允许了。
“弟兄们，不过出去别闹事！好好守规矩，别得罪掌柜的。你们自己知道——人民都不是自家人，他们有他们的风俗，我们应当尊重这些。入乡随乡，别照自己的来。下给前线上的命令看了吗？”
“我们为什么得罪他呢，”戴梅陀答道：“连长同志，我们明白的。我们很想到地里去做活。”
“好……去吧。果子熟的时候别忘了我。”
“谢谢你，连长同志！”
“告诉班长，就说我允许你们的，别叫他留难你们。”
回到营房里，郭万秋望着微晴的天空，伸了一个懒腰说：
“到园子里去真好得很！”
第二天中饭后，戴梅陀和郭万秋到甘默家里去了。
主人在街上迎着，把他们引到客室里，那里锅煮着波罗饭，放着好吃的东西。
“坐下吧，老总……吃一点。”
“谢谢……刚偏过。”
“请坐，请坐。不许推辞——不然主人都要见怪的。”
喝过了营里的公家汤以后，这肥美的波罗饭分外的有味而可口。
郭万秋吃了三碗饭，饱饱的喝了一顿茶。
喝了茶以后，甘默把他们引到园子里，把锄给他们，并且教他们到树周围如何的掘土。
“现在挖坑，后来割树枝，搭葡萄架。”
在花园的另一角里有三个女人在那里掘土，女人从头到脚都被大衫和琴白特遮蔽着。
甘默自己也拿起锄，工作就沸腾起来了。
郭万秋好奇的向女人作工的那角里望了一眼。
“掌柜的，掌柜的！”
“什么？”
“你说为什么你们女人们出来都弄个狗笼嘴戴上？”
甘默继续的掘着地，带理不理的抡了几句：
“法规……教主说过……女人不应分叫外人看见。免生邪心。”
郭万秋笑起来。
“是的……那里会生邪心？谁能辨出那口袋里装的什么货？或许是女人还像个女人，年青的；或许是一个老妖精，夜间要看见她简直要吓得屁滚屎流呢。”
戴梅陀由树后说：
“因为这他们才想的好调门呢，他们的女人当过了二十岁的时候，——你瞧，都成了活妖怪。都干了，有皱纹了，好象炙了的苹果一样。因此才把她们遮盖起来叫去嫁人。隔着笼嘴丈夫辨不出是什么样的脸，娶过了门——就活忍受吧。”
都默然了。一阵轻风由山上送来，围墙跟前的白杨迎风飒飒的响着。
早春的甲虫嗡嗡的在树间飞着。
暮色上来的时候就收工了。
甘默把他们送到街上，握了手。
“活做的好。多谢得很，老总！”
“再见吧，掌柜的。”
“再见。请明天再来吧。”
爽凉的深青的夜幕升起了。
甘默由清真寺做礼拜回来，去到美丽亚房里。
她安然的盖着被子熟睡着，甘默脱了衣服，鞋子，钻到被窝里。他推着她，催醒着她，把嘴唇贴到她那温润的嘴唇上。
美丽亚温顺的，不得已的躺着听男人的摆布。
今天比平时更其外气而冷淡。
“你怎么躺着好象木头柱子一样呢？”甘默恶恨恨的低声说着，咬着她的奶子。
“我今天病了。”她低声答道。
“你怎么了？”
“不晓得……身上发烧，出什么疹子。”
甘默怕起来。想着她或许发什么瘟疹子，可以传染上他。于是就野头野脑的用膝盖在她肚子上蹴了一下。
“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呢？”
“我没来得及……”
甘默由被窝里爬出来，穿上鞋子。
老婆的身子把他激怒了。她没有满足他的欲望，站着迟疑了一下，走过了小院子，到旧老婆宰拉房里去了。
他已经三年没有到她房里去了，她吃了一惊，当她还没来得及醒的时候，就觉着自己已经被人抱住了。
美丽亚当丈夫走了以后，胳膊支到头下，隔着门望着那四四方方的一块碧蓝的夜天。北极星好似金水珠一般在上边微颤着。
美丽亚的眼睛死死的钉着那灿烂的星光，忽然间，她呵哈了一声，就把头抬起用肘支着。那星光灿烂的地方浮动着一个带着俄国帽子的人头。红星帽子下边露着灰色的发环一付水溜溜的快活的仁善的眼睛。
北极星继续的在帽子上发着光辉，但成了鲜明的，五支光的，大红的红星。
美丽亚惊惧的闭起眼睛，觉得窒息的，频繁的，有力的心脏的跳动。
身上起了一阵温柔的懒洋洋的抖颤，仿佛谁用那温柔的抚爱的情人的手，触着了她的弹性的温暖的身子。
她呻吟着，把手指的关节活动了一下，身子伸向那灿烂的北极星的金水珠。
嘴里在不住的微语着可爱的动人的名子。
后来，她向后一躺，伸了一个幸福的疲惫的懒腰，侧着身子，屈成一团，就入到梦乡了。
院中雄鸡已经司晨了。
戴梅陀与郭万秋在园里做活已经是第二个礼拜了。
树统统都剪好了。洼也挖好了，树干的下部都用油和石灰汁涂好了。
还得要割葡萄枝，将葡萄枝捆到葡萄架上去。
发大的半开的樱桃花苞上已经涨着淡红的颜色。
收工的时候甘默放下锄说：
“明天阿拉郝给一个好天，樱桃开起来，是很好看的。”
早晨全园都汛滥着柔媚的淡红的轻浮的荡漾的花浪。
这日正是礼拜。戴梅陀一个人从早晨就来了。郭万秋到三哩远的当俘虏的养蜂的匈牙利人那里弄蜂蜜去了。
甘默已经在做着活，带着欢迎的样子给戴梅陀点着头。
他已经干了便宜事。俄国的士兵是不要钱的很好的做活人。
“谢谢！……不久我们就可以吃水果了。拿起锄吧，戴梅陀！”
戴梅陀跟着主人挖着水渠。
女人们在葡萄树上乱忙着。
美丽亚尽力的用刀子割着葡萄枝，眼睛时时瞟着那微扁的戴梅陀的英雄帽上闪着的红星。
突然间她觉着激烈的血潮涌到头上来。
她起来，抓住葡萄架杆子，发昏了的眼睛向园中环顾了一下。
淡红的花浪到处都沸腾了，忽然间她觉得在那久已熟识的平常的树枝上开的不是花，而是大红的红星。
全园都怒放着眩目的大红的星花。
美丽亚踉跄了一下，刀子落到地下了。
甘默向她喊了一声什么。戴梅陀抬起头来。
美丽亚没有回答。
甘默走到老婆跟前，又粗又野的命令的喊着。她仍然不答。
那时甘默抬起手用力向她一撞。她呵哈了一声，倒到葡萄架杆子上，杆子被压倒了，她仰天倒在地下。
甘默骂起来。
戴梅陀走上去护她。
“掌柜的，为什么打呢？你没瞧见——女人在太阳下边晒晕了。没精神的。”
“女人应当有精神的。女人有病——该驱逐出去。女人是混蛋！”
“为什么这样？女人是助手，应当要怜惜女人，尊敬女人。应当把她扶起来，喷点水。”
戴梅陀忘了他是在雅得仁，不是在奥利尚，用英雄帽到水渠里舀了一帽子水，去到躺着的人跟前。
甘默抓住他手。
“不行，老总！教主没有吩咐……请把水倒了吧。叫女人们来扶她。”
他向他的妻们喊了一声，她们都跑来把美丽亚扶起来，架到家里。
戴梅陀把手挣脱了，带着轻视的神气望着甘默的眼。
“你真是混帐人，我叫你瞧一瞧呢。谁要不尊重女人，那他就比狗还坏！女人生了我们，受了苦，一辈子都为我们做活。难道可以轻视女人吗？”
甘默耸了耸肩。
过了两天都割着葡萄枝。
男人们在很长的葡萄树行的一端做着活，女人们在另一端做着。
戴梅陀在树行间走着，隔着葡萄枝望见那一端闪着的长衫，望见那用心用意做着活的小手。
“那个大概就是昨天晕倒的，”他想着。
戴梅陀到现在还不能将她们辨清楚。身干一个样，长衫一个样，都戴着狗笼嘴。谁晓得那是那呢？
树行尽了。
戴梅陀割着干枝的头端，举目一望，甚觉茫然。隔着疏枝望见一副两颊绯红的可爱的惊人的美丽的容颜。
一副水溜溜的扁桃眼好似太阳一般的发着光辉，丰满的美丽的半月形的双唇上挂着微笑。
伸着纤手，火焰一般的抖颤着，到那强壮的兽蹄似的戴梅陀的手上触了一下。
后来把手指贴到嘴唇上，放下琴白特，这一幕就完了。
戴梅陀站起来，把刀子插到葡萄架的杆子上，不动一动的，惊愕的欣喜的久站着。
“怎么不做活呢，老总？”走到他跟前的甘默问着他。
戴梅陀默然了一会。
“有点累了……太阳晒得太利害。好！”
“太阳是好的。太阳是阿拉郝做的。太阳——不分善人恶人一齐照。”
戴梅陀出其不意的向主人望了一眼。
“是的，连你这老鬼也照呢……你奶奶的。你这胖鬼讨这样花一般的老婆。最好不照你这狗仔子。”他心里想着。
后来拿起刀子，恶恨恨的，聚精会神的默然的一直做到收工的时候。
这夜在营房里的硬床上，在同志们的甜睡中和气闷的暑热中，戴梅陀好久都不能入睡，总想着那惊人的面容。
“这样一朵纤弱的，好看的小花。好象雁来红一样。嫁了这样一个鬼东西。大概打的怪可怜的。”
那美丽的面容招唤的可爱的给他微笑着。
工作快到完结的时候了。
再有一天——葡萄园的活就做完了。
戴梅陀对园子满怀着惜别的心情。
他割着葡萄枝，时时向女人的那一端偷看着，——能不能再露一下那难忘的微笑。
但在葡萄园里移动着可笑的口袋，面上盖着极密的琴白特，隔着它什么也辨不出来的。
已经是将近黄昏的时候了，戴梅陀到葡萄园头坐下休息，卷着烟草。
当擦洋火的时候，觉得肩上有种轻微的接触，并望见伸着的手。他快忙的转过身来，但琴白特没有揭开。
只听得低微的耳语，可笑的错误的异地的语言。
“弗作声，老总……夜……鸡啼……墙头……你知道？”她赶快的用手指向通到荒原的围墙的破墙头指着。
“我等你。等老总……甘默亚拉马日沙一旦[20]……老总好！……美丽亚爱老总。”
手由肩上取去了，美丽亚藏起了。
戴梅陀连呵呵一声都没来得及。
向她后边望着，摇着头。
“真是难题！一定是找我来幽会的。真好看的女人！她可别跳到坑里去！这次一定没有好下场。刀子往你肚子一戮——就完了。”
他掷了烟卷，起来。
郭万秋走来了，甘默在他后边跟着。 |
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of Soviet literature. Lu Xun was an avid reader and translator of Soviet and Russian literature, seeing in it a model for a new, engaged literature. In this section, he translates an excerpt that reflects the experiences of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The prose is powerful and direct, threaded through with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demands of struggle and the humanity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Lu Xun's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rawness and immediacy of the original. “怎样呢！……一定很不错的！……我赞成……不过连长怎么样？”
“什么？我们去请求一下好了！反正一个样——晚上总是白坐着的。没有书看；与其在家里闲躺着，不如去做点活。”
“好吧！”
“我们现在就去找连长吧。我真是等不得！……”
戴梅陀话没说到底。
从今年春天起，他就愁闷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愁闷是因何而起，总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淡漠和发懒。
不断的坐在营房的土堡上，用那无精打采的眼睛望着天，望着山，望着河，望着山谷。
他怎样了呢——自己也不明白。
或者是因为他怀想着故乡的静寂的田野，怀想着樱桃树下的茅舍，或者是怀想着那拉着手琴唱着歌的欢乐的游玩，或者是怀想着那长着可爱的眼睛，头发髻上结着彩色的缎条，带着歌喉的笑声，紧紧的，紧紧的贴着自己身子的姑娘。
他总觉得若有所失……
“唔， |
|
“呵，活做完了，掌柜的！”
“谢谢。老总们真好，真是会做活的人。来吃果子吧。来当客吧。”
甘默给红军士兵们握了手，送到门外。
血红的太阳吞没了旷野的辽远的白杨的树顶。
戴梅陀不作声的走着，望着地在想心思。
“戴梅陀，你又在想心思吗？”
戴梅陀抬起头来，耸了耸肩。
“你瞧，这是多难的事。掌柜的女人请我半夜去幽会的。”
郭万秋好象树盘似的站在当路上，这出其不意的奇事使他口吃起来。
“不撒谎吧？怎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戴梅陀短简的答着他。
“这么这么……你怎么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呢，怕什么？”
“同他们来往是危险的！他们是凶恶的人！不要头了可以去。”
“那我不怕。或许我把他们的头拔下来的。不过别把她弄到火坑里去。叫我去就去，因为她很请求我的。那黑鬼大概她讨厌了。女人需要安慰的。”
“怎么呢，祝你们的好事成功吧。”
“郭万秋，你别开玩笑，因为这不是什么儿戏。我觉得那女人在那绅士手里，好似畜牲一样活受罪。她要人的话去安慰呢，去同她谈知心话呢。”
“你怎么同她谈呢？她不会说俄国话，你不会说她们的话。”
戴梅陀耸了耸肩，啸着，仿佛想逐去那无益的思想，说：
“要是爱，那就用不着说。心心相……”
晚饭后戴梅陀躺到床上，吸了烟，决然的起来到排长那里去了。
“鲁肯同志，请把手枪今天借我用一下吧。”
“你要它干什么呢？”
“今天此地一位先生请我去看他们结婚的。请让我去玩一玩，手枪带着可以防什么意外，因为他住在镇外花园里，夜间回来方便些。”
“如果要发生什么事情呢？”
“要是有手枪，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附近没有土匪，人民都是很和平的。”
“唔，拿去吧！”
排长由手枪匣里把手枪掏出来，给戴梅陀。
戴梅陀把手枪接到手里，看了看，装在兜里。
十一点钟的时候，他由营房出来，顺街上走着。
薄雾起了，很大的，倾斜的，暗淡的，将没的月亮在薄雾里抖颤而浮动着。
到会期还有两小时。
戴梅陀下了狭街道的斜坡，走到桥跟前，过了齐河，坐在岸边的一个大平石上。
溅溅的河流，沸腾着冰寒的水花，水花激到桥柱上，飞溅到空中，空气中都觉得湿润而气闷。
齐山峰上的积雪，映着淡绿的真珠的光辉。
戴梅陀坐着，凝视着石间的急流组成的花边似的旋涡，卷了起来，又飞了出去，一直看到头晕的时候。
第一声雄鸡的啼鸣远远的由镇中的深处送来。
戴梅陀由石上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向山走去了。走过了死寂的集市。在铺子旁边，一匹在旷场上闲跑的马，走到他跟前，热腾腾的马鼻子撞在他肩膀上，吃的干草气扑到他脸上，马低声的温和的嘶着。
戴梅陀在它脖子上拍了一下，转入一条熟识的小街上，很快的向花园走去了。
心脏一步比一步击得响而且快起来，鬓角的血管也跳起来，发干的舌头勉强能在口里打过弯来。
右边展开了黑暗的，神秘的荒原。
戴梅陀想按着习惯划一个十字，但一想起了政治指导员的讲演，就低低的骂了一句算了。
跨过了残垣，沿着杨柳树行，无声的走到通入甘默的园中的破墙头跟前。破墙头好似一个破绽一般，在灰色的围墙上隐现着。
破墙头对面兀立着一个被伐的树盘。戴梅陀坐到上边，觉得浑身在发着奇怪的寒颤，手入到兜里握住那暖热了的手枪。
雄鸡又鸣了。月亮完全没入山后，周围黑暗了，寒气上来了。
细枝在树杪里沙沙作响，多液的花蕾发着香气。
墙那边哗喇的响了一声。戴梅陀坐在树盘上，向前伸着身子。
破墙头上出现了一个黑影。
她向周围环顾了一下，轻轻的跳到荒原里。
“老总？……”戴梅陀听到抖颤的微语。
“这里！”他答道，站起来，几乎认不得自己的破嗓音。
女人扑向前去，那抖颤的烧手的身子在戴梅陀的手里颤动着。
他不知所措的，迷惑的不会把她紧紧的抱住贴着自己。
他语无伦次的微语道：
“我的小花，我的可爱的小姑娘！”
美丽亚偏着头，用那黑溜溜的，火热的，无底井一般的眼睛望着他的脸，后来双手抱着他的颈，把颊贴到他的颊上，低语些什么温柔的，抖颤的，动情的话。
戴梅陀不懂，只紧紧的将她拥抱着，用嘴唇去找着她的嘴唇，当找着的时候——一切都沉没在响亮的旋风里了。
好似齐山积雪上赤霞的反光，一连三夜在燃烧着。
戴梅陀成了疯疯癫癫，少魂少魄的了。红军兵士们都哈哈大笑着，猜七猜八的胡乱推想着。
但是他的心儿全不在这上边，就是白天当洗马，练习去障碍，或听政治指导员讲演巴黎公社的时候，那无底的眼睛和红玉的嘴唇现到他面前，遮住了一切！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夜里是熟路，荒原和甜蜜的期待。
每夜在鸡鸣以前，温顺的女人接受着憎恨的丈夫的宠爱，嘴唇都被咬得要出血了。
甘默当性欲满足了以后，就上到二层楼上，不久，当他的鼾声把芦苇风屏震动的时候——她就一声不响的起来，好似看不见的黑影一般，经过葡萄园去到水渠上，仔仔细细的由嘴唇上，颊上，乳上，将丈夫拥抱的痕迹由全身上洗了下去。
把薄小衫往那用清水新爽了的，复活了的身上一披，就向破墙头跑去了。
她两三小时无恐惧，无疑惑的同俄国的，强壮的，羞答答的，温柔的士兵饮着自己的深夜的幸福。他给她微语着那些不明白的动情的蜜语，好象她给他微语的那些一般。
当第三夜完了以后，美丽亚回来的时候，宰拉睡醒了，到园子去上茅房。
她看见一个黑影在树间轻轻的移动着。
初上来把她骇了一跳——是不是恶鬼在园中游魂，等着拉她到地狱去呢，——可是，即刻她就辨清了是美丽亚。
摇了摇头，回到房里，又盖起被子睡了。
次晨就把昨夜的奇遇告诉了甘默。
不是因为妒嫉。她爱惜而且怜悯美丽亚，可是，——不成规矩。良家的女子夜里不应当不知去向的在园里走。
甘默的血涌上了心头，把眉头一皱，说道：
“别作声！……”
第四夜又到了。
甘默照例的上到二层楼上，美丽亚起来了。
甘默静悄悄由二层楼上下来，跟在她后边，爬过了葡萄园。
看着美丽亚如何的在水渠里洗身子，如何走到破墙头跟前，如何的消失在那里。
他爬到墙跟前，由破墙头上望着。
心血涌到头上来，腿也抖颤了。恶恨恨的抽出刀子，但即时想到同老总干是危险的。老总一定有手枪，当甘默还没走到倒戈的老婆跟前的时候，老总会早用手枪把他打死了呢。
用牙齿咬着围墙的干土，顺着嘴唇流着白沫。但不作声的冷结在气疯的紧张的注意中。
他看见美丽亚如何同戴梅陀辞别，如何吻他，戴梅陀如何向镇里的街上走去，美丽亚如何的在他背后望着。
她愁眉不展的低着头，静悄悄的，轻轻的抬起赤足向回走去。
脚刚刚跳过破墙头，——甘默一声不响的扑到她跟前。
美丽亚短短的叫了一声，坚硬的手掌就盖在她嘴上了。
“你是什么妻！……去偷外教的俄国人，你这该死的畜生……你背叛了教义……按教规去处分你……明天……”
但是，美丽亚竭着猫一般的弹力，由那橡树似的手里挣脱出来。
她的气成疯狂的眼睛，白斑似的在黑暗里乱闪着。
“鬼东西！……坏东西！……杂种，你这顶坏的东西！……我憎恨你，……你这该咒的，我憎恨你！……我爱兵士！……趁我还没把你打死的时候——你把我打死吧……”
甘默惊骇的战栗着。他第一次听见女人口里说出这些话。无论他自己，无论他的父亲，无论他父亲的父亲，从来都没有听过这样话。他觉得脚下的地都漂浮起来了。
他不知所措的环顾了一下，望见旁边一根搭葡萄架的带刺的长棍子。把棍子由地下往外一拔，用力一挥，打到女人的腰里。
美丽亚倒了，那时甘默牛一般的吼着，挥起棍子，不紧不慢的到她身上排着。
她初上去呻吟着，后来就不作声了。
甘默掷了棍子，弯下腰向着那不动一动的身子。
“够了吗，狗东西？”
但是可怜的缩成一团的身子，突然伸直了，翻了一翻身，甘默即觉到左脚跟上边的筋好似刀割一般，难忍的楚痛，美丽亚的牙齿竭着疯狂的力气在那里咬了一口。
那时他痛得呵哈了一声，由腰里抽出刀子照美丽亚的乳下边刺进去。血窜到他手上，身子抖颤着，脚乱踢着。
呻吟了一声就寂无声息了。
甘默用衣襟把刀子拭了拭。
“躺着吧，畜生！……明天我把你拉到谷里去叫狗吃你！……”
他在死尸上踢了一脚，跛行着回去了。
彩霞已经在齐山上的宵夜的碧蓝的地毡上织成了轻微的绿花。岩石分外的发着黑色，河流声渐渐的低了下去。
营房门口的快活的守卫的背着马枪，低声的动人的唱着关于青春，关于斗争，关于农民的歌。
唱着，在门口来回的走着。一点钟以前戴梅陀愉快的迷昏的去幽会回来。在门口同守卫的谈了一会，把自己的幸福给他分了一点。把守卫的撩的愁不得，喜不得。
他打着呵欠，用手摸了摸门口的木柱子，又走向靠镇的那一面，但突然的站了起来，向前伸着身子，忙快的端起枪来。
望见在对面的围墙下爬着一个什么东西。
围墙在背影的，很黑，但仿佛有一个什么灰色的斑点向他蠕动着。
“谁在走的？”
枪机搬的响着。
寂静……沉重的，潮湿的，晨曦以前的寂静。
“谁在走的？”守卫的声音抖颤了一下。寂静。但守卫的已经显然的望见在墙跟前徐徐的，低低的爬着……不像狗也不像人，一个四不像的东西在墙跟蠕动着。
“站住！我要开枪的！”守卫的喊着。急忙的在昏暗中用枪的标星向斑点瞄着准。
他的手指已经放到搬钩上去的时候，微风由墙跟前送来一声清亮的呻吟。
他放下马枪。
“这是什么家伙，他妈的？……仿佛在哼的？……”
他小心的照墙跟前走去，走到跟前，辨清了一个人身子的轮廓，半坐着靠着围墙。
“这是谁？”
没有回答。
守卫的弯下腰，就看见好象用粉笔涂了的白脸，带着凹陷的眼睛和由割破了的，由肩上脱下的小衫里，望见流着什么黑色的，小小的女人的乳头。
“女人！……你这家伙！……怎么的！……”
他直起腰来。
空气中激动着啸子的颤音。
营房里的人们都乱动着，说着话，点着灯，红军士兵们都只穿一条衬裤，不穿布衫跑了出去，但都带着枪和子弹匣。
“什么？……为什么打啸子？……在那里？……谁？……”
“排长同志，到这里来。这里有个死女人……”
排长向围墙跟前跑过去，但戴梅陀已经飞到他前边去，跑到跟前，望着，紧紧握着拳头……
“用刀子戳了她，鬼东西，”低声的，气愤愤的对排长说。
“这是谁？她是谁家的女人？”
“我的，排长同志！就是我爱的那一个。”
排长向墙跟前的死白的脸上看了一眼，把眼光转移到戴梅陀的坚硬的脸上。
在那经过欧洲大战的和经过国内战争的排长的嘴上，抖颤着怜惜的褶纹。
“呵……都站着干吗呢？……把她抬到营房去。或者还活着的……可惜医生没有在，去领药品去了……好吧，——政治指导员会医道的。架起来！” |
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of Soviet literature. Lu Xun was an avid reader and translator of Soviet and Russian literature, seeing in it a model for a new, engaged literature. In this section, he translates an excerpt that reflects the experiences of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The prose is powerful and direct, threaded through with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demands of struggle and the humanity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Lu Xun's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rawness and immediacy of the original. “呵，活做完了，掌柜的！”
“谢谢。老总们真好，真是会做活的人。来吃果子吧。来当客吧。”
甘默给红军士兵们握了手，送到门外。
血红的太阳吞没了旷野的辽远的白杨的树顶。
戴梅陀不作声的走着，望着地在想心思。
“戴梅陀，你又在想心思吗？”
戴梅陀抬起头来，耸了耸肩。
“你瞧，这是多难的事。掌柜的女人请我半夜去幽会的。”
郭万秋好象树盘似的站在当路上，这出其不意的奇事使他口吃起来。
“不撒谎吧？怎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戴梅陀短简的答着他。
“这么这么……你怎么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呢，怕什么？”
“同他们来往是危险的！他们是凶恶的人！不要头了可以去。”
“那我不怕。或许我把他们的头拔下来的。不过别把她弄到火坑里去。叫我 |
|
那些惯于拿枪的铁手，好象拿羽毛似的把美丽亚抱了起来。
到营房里，把她放在排长的床上。
“请快跑去请指导员去！告诉他说伤了人，要裹伤的！”
三个人就即刻跑去找指导员去了。
“弟兄们，都走开，别挤到这里……空气要多一点的！……呵哈，鬼东西！”排长说着，弯下腰，把煤油灯照到美丽亚身上，把布衫拉的将乳头盖起来。
“戳的多利害！”他望着由右乳下边一直穿到锁骨上的很深的刀伤：“差一点没有穿到奶头上。”
“死不了吧，排长同志？”戴梅陀抖颤的问道。
“为什么死呢？……别说丧气话！死是不会死，得受一点苦。你作的好事。将来希同志约束我们，恐怕要比他的鹌鹑还严呢。”
戴梅陀好象扇风箱似的长叹了一口气。
“怎么呢，你爱她吗？”
“怎么呢，排长同志？我不是儿戏的，不是强迫的，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看她很受那鬼东西的虐待，受那大肚子的折磨，我心里很过不去。这么小的。这么好的，简直是小雀子装在笼子里。我很可怜她，我待她也就好象老婆一样，虽然我不明白她说的话，她也不明白我说的……”
“在那里？谁受伤了，什么女人？”指导员走来问着。“闹什么玩意呢？”
“不，不是闹玩意，可以说是一件奇事。因为你懂得医道，因为医生没在营里，所以我着人把你请来。帮她一点忙吧！不然戴梅陀会心痛死了呢！”排长用目向戴梅陀指示了一下。
“完全是小姑娘的！”指导员说着，向美丽亚弯着腰。
“弟兄们，拿点水来，最好是开过的，拿两条手巾和针来……呵，快一点……”
“怎么一回事？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已经是被一个红军士兵惊醒的连长希同志说的话。
排长把身子一挺，行着举手礼。
“官长同志，报告……”
希同志不作声的听着报告，怒视着排长，用手指拈着胡子，平心静气的说：
“戴梅陀因无连长允许，擅自外出，拘留五日。你，鲁肯同志，因排内放荡和不善于约束部下，着记过一次。”
后来希连长转过身向门口走去了。
“连长同志！”指导员喊道。“对女人怎么办呢？”
连长转过身来，沉思了一下。
“伤裹一裹，送到医院去。早晨到我那里去。关于一切都得商量一下的。你晓得这会闹出什么事情呢？不痛快的事情已经不少了。充军似的生活就这样也够过了。”
早晨就闹得满城风雨了。
红军士兵们在集市上都谈着昨夜所发生的事件。
居民们都摇着头，哭丧着脸，到清真寺去了。
快到正午的时候，慕拉由寺里出来，前后左右都被人民包围着到茶社去了。
希连长和政治指导员由早晨起都在茶社里坐着。
指导员好久的，激烈的给希连长说不能够把美丽亚交给丈夫去。
“希同志！这是反对我们的一切宗旨的，反对共产主义伦理的。要是女人甘心离开丈夫，要是她爱上别的人，我们的义务就是要保护她，尤其是在此地。把她交回本丈夫——这就是送她到死地去。他不过是再把她割一割而已。你把这件事放到心上想一想没有？”
“我知道……可是你晓得，要是我们不放她，——怕周围一二百里的居民都要激动起来的吧？你晓得这将来会闹到什么地步呢？那时怕要把我们都要赶走的。你晓得什么叫做东方政策？”
“你听着，希同志。我担这责任。党有什么处分的时候我承当，但是要把女人往刀子下边送，我是不能的。并且今天我同戴梅陀谈过话的。他是很好的人，这回事并不是随随便便的闹玩笑，也不是闷不过的时候想开心。他爱她……”
“他不会说一句这里的土话，女的不会说俄国话，他怎么能会爱上她呢？”
指导员笑了一声。
“呵，爱是用不着说话的！”
“他将来对她怎么办呢？”
“他请求把她派到塔城去。我允许给他有法子办，着妇女部照管她，把她安插到学校寄舍里，教她俄文。至于戴梅陀的兵役期限马上就期满了，他说他要娶她，因为他说他很爱她。”
“奇事！你办着看吧！不管你！我却不负一切的责任。”
“连长同志！慕拉要来见连长的。”值日的进来说。
“呵！……来了。现在你可去同他周旋吧！”连长说。
“我去对付他！……不是头一次了……叫他进来。”指导员说着，到长着乱蓬蓬的头发的后脑上搔着。
慕拉庄重的进来，拈了一下胡须，鞠了一躬。
“日安。你是连长吗？”
“同他讲吧。”连长答着，用手指指着指导员。
“你，同志，把女人交出来！”
指导员坐到凳子上，脊背靠着墙，带着讽刺的神气望着慕拉的眼睛。
“为什么交出来？”
“教法是如此的，教主说……妻是丈夫的……丈夫是主人。丈夫是教民——妻是教民。你手下的老总作的很不好，夺人家的有夫之妻。唉，不好！你们这布尔塞维克——知道我们教民的法规吗？法规存在呢。”
“我们怎么呢，没有法规吗？”指导员问道。
“为什么这样呢？……我们是我们的法规——布尔塞维克是布尔塞维克的法规。你有你们的，我有我们的。把女人交出来。”
“可是，你是住在那一国呢，——住在苏维埃国呢，或是什么别的国呢？或是苏维埃的法律对你不是必然的呢？”
“苏维埃的法规是俄国的，我们的教主就是法规。我们的法规存在呢。”
“怎么呢，这是按着你们的教法，夜间好象宰羊一般来杀妻吗？”
“为什么宰羊？……妻对丈夫变节了……丈夫可以杀她。教主说的。”
“别提你的教主吧。我告诉你，慕拉！女人爱我们的红军士兵。这是她自己说的。我们苏维埃有这样的法律——女人爱谁就同谁住。谁也不能强迫她去同不爱的人住。我们不能把女人交出来，我们要派她到塔城去的。这是我最后的话。你可以不要再来吧。”
“你得罪了居民……居民要震怒的！人民要去当巴斯马其的。”
指导员要开口去回答，但希连长把话打断了。
当慕拉回答那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忘了他说他不干与这件事情了。他的筋肉都收缩起来，走到慕拉紧跟前，带着不可侵犯的严威，一字一板的说道：
“你这是干吗呢……拿巴斯马其来骇我吗？我告诉你。要是这镇里有一个人去当巴斯马其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你把他们煽动起来的。那时没有多余的话。不管你什么慕拉不慕拉——就枪决你，你回去告诉一切的人，别教拿这话来骇我。要是有一个人敢用指头弹一弹我的士兵的时候，我把全镇上洗得寸草不留。开差吧！”
慕拉走了。希连长气愤愤的在室内来回踱着。指导员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沉不住气了吗？”
“同这些鬼东西真难缠。在此地作工作真是难。真是反动，顽固。一切的将军，大元帅，协约国，就是连那些土豪都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可是这些呢？……我们还得听从他，得受他们的摆布……真讨厌得很。”
“是的，很得一些工作做呢。要想打破他们的旧观念，迷信，此地得数十年的工作做呢。现在耳朵很得要放机警一点呢。”
戴梅陀在小屋里五天已经坐满了，那里发着牛粪和灰尘气。
到第六天就把他释放了。
洗了洗手脸，清了清身上，就去到连长那里。
“连长同志！请让我去看一看美丽亚！”
连长笑了一声。
“你爱她吗？……”
“大概，是这样。”戴梅陀羞惭惭的笑着。
“呵，去吧！可是夜间别再出去逛，不然就把你交到军法处里去！”
戴梅陀到营里的军医院去了。
由塔城回来的医生坐在门限上。
“医生同志！我要看一看美丽亚。连长允许了的。”
“你想她了吗，武士？去吧，去吧，她问过你的。”
戴梅陀心神不安的跨过门限，站着。
美丽亚坐在被窝里，憔瘦，纤弱，面无血色。她的睫毛抖颤了一下，好象蝴蝶翅膀一般展开来，眼睛放着炽热的光辉，她拉着戴梅陀的强壮的手。
“戴梅陀……爱……”
戴梅陀不好意思的走到被窝跟前，双膝跪着，头倒在被子上。
美丽亚静静的手指抚摩着他的头发，低语了几个温存的字。
戴梅陀不知如何好，欢喜的热泪在他那砖头似的颊上滚着。
美丽亚恢复康健了，已经出来在医院的小院里晒太阳的。
戴梅陀每天来到医院里，他到山谷里摘些野花，结成花球给她送来。
他带了一位红军士兵克尔格支人吴芝白同他一块来，借着他的帮助同美丽亚谈了些话。
她很愿意到塔城去，很愿同戴梅陀回到他的故乡去。
她的眼睛一天天的愉快起来，笑声也一天天的高起来。
全骑兵连好似都带上了这爱史的标记，士兵们都心不在肝的带着幻想的神情逍遥着，相互间谈论着罗漫的奇遇。
甘默依旧的坐在自己铺子里，严肃的，沉默的，一切都放在心里，全不介意那邻人的私语。
礼拜日的晚上，美丽亚把戴梅陀送到营房门口又回到医院里。
炎热的，沉闷的，恼人的苦夜袭来了。黑云在齐山脊上蠕动着，打着电闪。隆隆的春雷也响起来了。
到夜半的时候，美丽亚睡醒了，室内闷得很，发着药气。她想呼吸点新鲜空气。
她静悄悄的起了床，出来跨过了在门口睡着了的医生，走过了院子。
新鲜的凉风扬着微尘，爽快的吹着那炽热的身子。
美丽亚出了大门，凭依着围墙瞻望着那对她最末一次的远山。明天她就要到很远的塔城去的，由那里要同戴梅陀到更远的地方去的。
电打闪得更其频繁了，温和的雷声慢慢的在山坡上滚着。
美丽亚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气，想回到室内去，但即刻有一个什么东西塞住了她的口，窄窄的刀子在空中一闪，刺到她的咽喉里。
胸部窒息了，血好似黑浪一般在咽喉里呼噜着，她由围墙上滚到灰尘里。
橙色的环圈在她眼前浮动着，忽然间：地，天，围墙，树木——立时都开放着眩惑人目的鲜红的星花，好象她第一次看见戴梅陀的那夜一般，不过星花更觉得分外的美丽，分外的灿烂。
后来黑暗好似急流一般的涌来。
被她的鼻息声惊醒的医生飞奔到门口，惊起了骚乱。
士兵们都跑来了，希连长也来了。
美丽亚已经用不着救助了。
刀子穿过了颈脖，达到脊椎骨上。
希连长即时就吩咐了一切。
侦缉队即刻飞奔到甘默和慕拉家里去。
慕拉带来了。甘默无踪迹……
妻们说昨晚美丽亚的父亲去见甘默，他们披好了马，夜间出去了。
随后回来骑上马，打得飞快的就跑走了，向那去了——不晓得。
慕拉被释放了。
第二天把美丽亚葬到镇外的附近。
戴梅陀憔悴了，面色苍白了，走起路来好象失了魂一般。
当黄土冢在她身上凸起的时候，他挺起身子，咬着牙，默然的用拳头向深山那方面威吓着。
过一礼拜在安格林沟里发见了巴斯马其。
骑兵连往山里派了侦探。一队骑探向南去，一队向东去。
第二队骑探里有郭万秋，戴梅陀，吴芝白，此外还有两个人。
他们沿着那两旁开得火一般的罂粟花夹着的山径走了三十哩，没遇见敌人，于是就在苏村一位相识的在教的家里宿了夜。
早晨由原路向回走去了。
到安格林的下坡上得排成一条线走。
马在小圆石路上谨慎小心的走着，喘着气，滑的打着跛脚。
吴芝白懒洋洋的在马鞍上一摇三幌的摇着，哼着克尔格支的悲歌。
戴梅陀在马上无精打采的垂着头，当马打跛脚的时候，两次都几乎跌下马来。
“戴梅陀，醒一醒吧！”郭万秋喊道。
戴梅陀只挥了一挥手。 |
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of Soviet literature. Lu Xun was an avid reader and translator of Soviet and Russian literature, seeing in it a model for a new, engaged literature. In this section, he translates an excerpt that reflects the experiences of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The prose is powerful and direct, threaded through with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demands of struggle and the humanity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Lu Xun's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rawness and immediacy of the original. 那些惯于拿枪的铁手，好象拿羽毛似的把美丽亚抱了起来。
到营房里，把她放在排长的床上。
“请快跑去请指导员去！告诉他说伤了人，要裹伤的！”
三个人就即刻跑去找指导员去了。
“弟兄们，都走开，别挤到这里……空气要多一点的！……呵哈，鬼东西！”排长说着，弯下腰，把煤油灯照到美丽亚身上，把布衫拉的将乳头盖起来。
“戳的多利害！”他望着由右乳下边一直穿到锁骨上的很深的刀伤：“差一点没有穿到奶头上。”
“死不了吧，排长同志？”戴梅陀抖颤的问道。
“为什么死呢？……别说丧气话！死是不会死，得受一点苦。你作的好事。将来希同志约束我们，恐怕要比他的鹌鹑还严呢。”
戴梅陀好象扇风箱似的长叹了一口气。
“怎么呢，你爱她吗？”
“怎么呢，排长同志？我不是儿戏的，不是强迫的，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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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格林沟对面，在山径旁绿灰色的花刚岩上，很高的太阳射着小小的反光的环圈，环圈移动着，抖颤着，对准着戴梅陀的马。
当马走到了摇动的桥上的时候，反光的小小的环圈在刹那间蔽起了一层蓝蓝的薄膜。
一声宏亮的枪声在满山上滚着。
戴梅陀伸手向脖子里，失了缰绳，由马鞍上跌下来落到桥板上。两只腿在狂暴的安得林的山水上悬挂着。
但吴芝白把缰绳一勒，一步跨上前去，由鞍上把手一伸，把他由桥边上拉了过来。
转过身来，向郭万秋喊道：
“把马打开！”
吴芝白把马鞭一扬，马好象雀子一般飞过了桥，但即时第二声枪声又响了，马头跌到碎石上，吴芝白缩成一团滚到一边去。
郭万秋飞驰到前边去，紧紧的握着马刀。
他看见一个人带着步枪，穿着条子布长衫，由石头后边出来向悬岩上奔去。
马喘着气向山上跑着。
“赶上赶不上呢？”郭万秋心里想着，狠狠的把马刺一蹬。
马飞开了。
那人与郭万秋中间的距离突然缩得比那人到岩跟前的距离小起来。
那人知道是跑不脱了，转过身来，端起枪。
郭万秋把身子一闪。
拍……子弹由身边飞过去。
马把身子一缩，两跃就追到那人跟前。
郭万秋即时就认清了那肥胖的，油光的，面熟的脸，认清了他的黑胡子。
甘默手忙脚乱的拉着枪拴。
但还没有来得及二次端起枪的时候，郭万秋已经完全到他跟前了。
郭万秋向前把身子一欠，马刀向上一挥，喊道：
“领受吧！……为着戴梅陀！……为着美丽亚！……”
甘默的头应着这在空气中激出啸声的马刀落了下去。
……………………………………………
把枪上的皮带拿来挽结到两匹马的中间，把戴梅陀放上去，运到雅得仁镇上。
晚上回到镇上，郭万秋就去报告了希连长。
“真能干！”连长说。
将肺打穿了的，人事不省的戴梅陀，在第二天早上就用马车送往塔城军医院里去了。
帖木儿的故土真是严峻而坚固呵。
耸入云霄的山巅的积雪，万代千秋都不溶消，黑沙漠里的荒沙，万代千秋都呼吸着不当心的旅人的灼热的死。
岩石万代千秋都躺在山径上，下边奔放着山水的急流。
帖木儿国度的人民好象岩石似的——不动，坚固。
在他们的眼睛里，就是死了以后也是石头一般，莫测的隐密。
仿佛三千年以前似的，红石的齐水的河床上，兀立着低矮的茶社，闪着绿色光辉的大齐山双峰上的彩霞，照着那万代千秋的黄土。
仿佛三千年以前似的，那带着黑绿胡须的茶社主人石马梅，早晨裹着破袍子，抵当那阵阵吹来的冰冷的寒风。
只有那山谷里的花园，到第六年春天的时候，开着灿烂的，鲜红的星花，只有那山谷里的花园，到第六年春天的时候，扩张，放大，盖括了山岩与巨石。
在那用四方万国的人民的枯骨——由亚力山大的铁军到史可伯列夫的亚普舍伦半岛的健儿——培养成的沃壤上，灿烂的星花开得更其壮美而胜利。 【附录（德国 沃多·培克 编）】
【一 “死魂灵”第一部第二版序文（一八四八年）】
【作者告读者】
无论你是怎样的人，亲爱的读者，无论你居于怎样的地位，任着怎样的官职，不问你是有着品级和勋位，是一个普通身份的平常人，倘由上帝授以读书识字的珍贵之赐，又因偶然的机缘，手里玩着这本书，那么，我请你帮助我。
在你面前的书，大约你也已经看过那第一版，是描写着从俄国中间提了出来的人的。他在我们这俄罗斯的祖国旅行，遇见了许多种类，各样身分，高贵的和普通的人物。他从中选择主角，在显示俄国人的恶德和缺失之点，比特长和美德还要多；而环绕他周围的一切人，也选取其照见我们的缺点和弱点，好的人物和性格，是要到第二部里这才提出的。这书里面所叙述的，有许多不确之处，而在俄罗斯祖国所实现的事物，也并不如此，这是因为我实在没有能够深通一切的缘故。尽一生之力，来研究我们的故乡的现状，就是百分之一也还是做不到的。加以还会有我自己的草率，生疏和匆促，混入许多错误和妄断，至使这书的每一页上，无不应加若干的修改，所以我恳求你，亲爱的读者，请赐我以指正。你不可轻视这劳力。纵使你的教养和生活是怎样的高超，并且觉得我的书是怎样的轻微和不足道，加以订正和指点，在你是怎样的琐细和无聊，我却还是恳求你，请你做一下。但是还有你，亲爱的读者，就是平常的教养和普通的身分，也不要以为一无所知，就不来教导我。每一个人，只要生在世间，见过世界，遇着过许多人，即一定会看出许多别人之所失察，懂得许多别人之所不知。所以我不愿意放弃你的指导。只要你细心的看过一遍，对于我的书的什么地方会没有话要说，这是决不至于的。
假如罢，只要人们中有了一个人，知识广博，经验丰富，熟悉我们描写的人们的地位，记下他对于全书的指示来，而且阅读之际，仅有手里一枝笔和他放在面前的桌上一张纸，这是多么的好呢。如果他每回读完一两页之后，就一想他一生的经历，他所遭遇的一切人，他所目睹的一切事，以及他所亲见亲闻的种种，看和描写在我的书中的事件是否相像，或者简直相反——而且如果他细细写下他的记忆来，寄给我每张写满的纸，这样的一直到读完了全书，这又是多么的好呢。他给了我怎样的一个很大的实惠呢。文章的风格和词藻是不必介意的：这里所处置的只在事情本身和它的真实，并不是为了风格。如果加我指摘，给我谴责，或者要置之危险，使我毁伤，说我做了一件事情的误谬的叙述，也都用不着顾忌，但愿有用和改善，乃是我真正的目的。对于这一切，我是统统真心感谢的。
更好的事，是如果有一个地位很高的人，那各种关系——从生活以至教养——都和我的书中所描写的地位相差甚远，然而明白他自己所属的地位的生活，而且这样的人肯打定主意，一样的把我的书从头看起，使一切地位很高的人们在他精神的眼目之前一一经过，并且严密的注意，看各种地位不同的人们中是否有一点什么相通的东西，看大抵出现于下等社会中者，是否也有时再见于上流社会；并且把想到的一切，就是把出于上流社会的各种事故，和拥护或排斥相关的这思想，写得十分详细，恰如他所观察一样，不忘记人物本身和他的脾气，嗜好和习惯，也不放过他们周围的无生物，从衣服起，下至器具以及他们所住的房屋的墙。我必须知道代表着国民的精华的这上流社会。在我明白了俄国的各方面的生活之前，至少，在具备了我的作品所必要的分量之前，我是不能把我那作品的末一部发表出去的。
这也不坏，如果有一个人，具备着丰富的幻想和才能，活泼的想象着一切人间的关系，并且到处从各种生活状态上来观察人，——一句话，就是如果有一个人，知道深入他所阅读的作者的精神，或者引申和开拓他的思想——把见于我的书中的各人物，细心的追究下去，还肯告诉我在这种或那种景况中，他们应该怎样的举动，从开端来加推断，在故事的进行中他该有怎样的遭遇，由此能够际会到怎样一种新的情形，以及我还应该把什么添在我的著作里；凡此一切，到我的书印成一本新的，较好和较出色的本子，显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都要郑重的加以考虑的。
还有一件，是我真心的恳求那肯以他的指点，使我欣悦的人：他写起文字来，不要以为写的是给和自己有同等的教养，和自己有一样的趣味和一样的思想，许多事情是不必详说也会了然的人去看的文字；倒要请他写得好象是给教养全不能和自己相比，几乎毫无知识的人去看似的。如果他不算写给我，却当作写给一个一生都过在那里的穷乡僻壤的野人，那就更其好，对于这等人，倘要说明一点小事情，使他懂得略有印象，是几乎像对孩子一样，用不着出于他的程度之上的言语的。如果谁都把这一点永是放在心中，如果谁准备写给我关于我的书的指示，永是把这一点放在心中，则这指示之有意思和有价值，还在他自己之所意料以上；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实惠了。
如果我的读者肯顾全和充满我的真心的希望，如果其中真有一两个人秉着非常的好意，要回答我的恳求，那么，可以用这方法把你的指示，寄给我：把写着我的地址姓名的封筒，套在另一个封筒里，寄给下列的人们：圣彼得堡大学校长彼得·亚历山特洛维支·普来德纳夫大人收（地址是圣彼得堡大学），或者墨斯科大学教授斯台班·彼得洛维支·绥惠略夫先生收（地址是墨斯科大学），看那一处和寄信人相近。
临末，对于批评和议论我这书的记者和作家全体，还要声明我的率直的感谢；虽有不少天然的过份和夸张，但给我的心和精神，却指示了很大的决断和益处，所以我恳求他们，这回也不要放下他们的批评。我可以预先坦白的说，只要是给我启发和教导，我全都很感激的接受的。 |
This is a section from Lu Xun's translation of Soviet literature. Lu Xun was an avid reader and translator of Soviet and Russian literature, seeing in it a model for a new, engaged literature. In this section, he translates an excerpt that reflects the experiences of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The prose is powerful and direct, threaded through with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demands of struggle and the humanity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Lu Xun's translation preserves the rawness and immediacy of the original. 在安格林沟对面，在山径旁绿灰色的花刚岩上，很高的太阳射着小小的反光的环圈，环圈移动着，抖颤着，对准着戴梅陀的马。
当马走到了摇动的桥上的时候，反光的小小的环圈在刹那间蔽起了一层蓝蓝的薄膜。
一声宏亮的枪声在满山上滚着。
戴梅陀伸手向脖子里，失了缰绳，由马鞍上跌下来落到桥板上。两只腿在狂暴的安得林的山水上悬挂着。
但吴芝白把缰绳一勒，一步跨上前去，由鞍上把手一伸，把他由桥边上拉了过来。
转过身来，向郭万秋喊道：
“把马打开！”
吴芝白把马鞭一扬，马好象雀子一般飞过了桥，但即时第二声枪声又响了，马头跌到碎石上，吴芝白缩成一团滚到一边去。
郭万秋飞驰到前边去，紧紧的握着马刀。
他看见一个人带着步枪，穿着条子布长衫，由石头后边出来向悬岩上奔去。
马喘着气向山上跑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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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 "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 "是的。"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
Braving the bitter cold, I traveled more than two thousand li to return to the hometown I had left over twenty years before. It was already deep winter. As I drew near, the weather turned overcast; a cold wind moaned through the cabin of the boat. Peering out through a gap in the awning, I saw under the pale yellow sky a few desolate, forsaken villages scattered far and near, devoid of any sign of life. My heart could not help but fill with sadness. Ah! Was this the hometown I had remembered so often during these twenty years? The hometown I remembered was nothing like this. My hometown had been far more beautiful. But when I tried to recall its beauty, to name its virtues, I could find neither images nor words. It seemed perhaps it had always been this way. So I explained it to myself: the hometown was always like this — though there had been no progress, it was not necessarily as desolate as I felt; it was merely my own change of mood, for I had not returned this time in good spirits. I had come expressly to bid it farewell. The old house where our clan had lived together for many years had already been sold to another family. The deadline for handing it over fell within this year, so I had to come before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Year to say a final goodbye to the familiar old house, to leave the familiar hometown far behind, and move to a distant place where I earned my living. Early the next morning I arrived at the gate of my home. On the roof tiles, broken stalks of dry grass trembled in the wind, explaining plainly why the old house could not escape a change of owners. The relatives from the other wings had probably already moved away, for it was very quiet. When I reached the front of our quarters, my mother had already come out to greet me, and right behind her flew my eight-year-old nephew Honger. My mother was very happy, but her face also concealed a great deal of sadness. She told me to sit down, rest, drink some tea, and did not bring up the move for now. Honger had never seen me before and simply stood at a distance, staring. But at last we came to talk about the move. I said that the lodgings in the city had already been rented and some furniture bought; beyond that, we would need to sell all the wooden furniture in the house and buy replacements. Mother agreed, saying the luggage was mostly packed, and the furniture too heavy to move had been half sold — only the payments were hard to collect. "Rest for a day or two, pay your respects to our relatives, and then we can leave," Mother said. "Yes." "And there's Runtu. Every time he comes to our house, he asks after you. He very much wants to see you. I've already told him roughly when you'd arrive; he'll probably come any day now." At that moment, a marvelous picture suddenly flashed through my mind: a golden full moon hanging in a deep blue sky, and below it a sandy shore by the sea, planted as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 with emerald-green watermelons. Among them stood a boy of eleven or twelve, with a silver ring around his neck and a steel pitchfork in his hands, thrusting with all his might at a badger — but the creature twisted its body and escaped between his legs. That boy was Runtu. When I first knew him, I was no more than ten myself; nearly thirty years had passed since then. My father was still alive in those days, the family was well off, and I was a young master. That year it was our family's turn to host the great ancestral sacrifice. This ceremony, it was said, came around only once in thirty-odd years, and so it was carried out with great solemnity. In the first month, ancestral portraits were set out, the offerings were abundant, the ritual vessels exquisite, and many came to worship — the vessels also had to be carefully guarded against theft. Our family had only one seasonal laborer (in our parts there were three kinds of hired hands: those who worked year-round for a particular household were called permanent hands; those hired by the day were called day laborers; those who farmed their own land and only came to work for a particular household around festivals and rent-collection time were called seasonal hands). He could not manage alone, so he told my father that he could send his son Runtu to watch over the ritual vesse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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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弶捉小鸟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 "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闰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检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蝟、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猹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么？"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 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枝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
My father agreed, and I too was delighted, for I had heard the name Runtu long before and knew he was about my age, born in a leap month and lacking earth among the five elements — which was why his father had named him Runtu, meaning "Leap-Earth." He knew how to set traps and catch small birds. From then on I counted the days to the New Year, for with the New Year Runtu would come. At last the end of the year drew near, and one day Mother told me Runtu had arrived. I ran to see him. He was in the kitchen, a round face of a dark purple hue, wearing a small felt cap, with a bright silver neckband — a sign that his father loved him dearly and, fearing he might die, had made a vow before the gods and Buddha to keep him safe by binding him with the ring. He was very shy before strangers, but not before me; when no one else was around, he would talk to me, and within half a day we were fast friends. What we talked about I no longer remember; I only recall that Runtu was very happy and said that since coming to town, he had seen many things he had never seen before. The next day, I asked him to catch birds. He said: "Not now. You need heavy snow first. On our sandy ground, when the snow falls, I sweep a clearing, prop up a big bamboo sieve with a short stick, scatter some chaff, and when the birds come to eat, I pull the rope tied to the stick from a distance — and they're trapped under the sieve. All kinds: rice-hens, horned pheasants, ring-doves, blue-backs…" So I longed again for snow. Runtu also told me: "It's too cold now, but come to our place in summer. During the day we go to the seashore to gather shells — red ones, green ones, demon-scares and Buddha's-hands. At night I go with my dad to guard the watermelons; you come too." "Guard against thieves?" "No. If a traveler is thirsty and picks a melon to eat, that doesn't count as stealing around here. What you have to watch out for are badgers, hedgehogs, and cha. On a moonlit night, listen — there's a rustling, a cha is gnawing at a melon. You take your pitchfork and creep up quietly…" At the time I did not know what this so-called cha was — and to this day I still don't — I merely imagined it vaguely as something like a small dog, but fierce. "Doesn't it bite?" "That's what the pitchfork is for. When you get close and see the cha, you thrust. The creature is very clever — it charges toward you, but then darts between your legs. Its fur is smooth as oil…" I had never known that the world held so many marvels: the seashore with its many-colored shells; and that watermelons had such perilous adventures — I had only ever known them on display in the fruit shop. "On our sandy ground, when the tide is coming in, swarms of mudskippers jump about, each with two legs like a frog…" Ah! Runtu's mind held an inexhaustible store of wonders, all unknown to my usual playmates. They knew nothing of such things; while Runtu was by the sea, they — like me — could only see the square of sky above the high walls of the courtyard. Sadly, the first month passed and Runtu had to go home. I cried bitterly, and he too hid in the kitchen, weeping and refusing to leave, but in the end his father took him away. Later he sent me, through his father, a packet of shells and some beautiful bird feathers; I too sent him things once or twice, but after that we never met ag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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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 "这好极！他，——怎样？……"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么？"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这样的过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
Now that my mother had mentioned him, all my childhood memories came flooding back in a flash, and it seemed as though I could see my beautiful hometown before me. I answered at once: "How wonderful! He — how is he?…" "He?… Things haven't been going well for him either…" Mother said, glancing toward the door. "There they come again. They say they want to buy furniture, but they help themselves to anything they can lay hands on. I'd better go and see." Mother stood up and went out. Outside came the sound of women's voices. I beckoned Honger over and chatted with him: could he write, did he want to travel? "Are we going by train?" "Yes, by train." "And by boat?" "First by boat…" "Ha! Look at you now! What a long beard!" A shrill, peculiar voice suddenly shrieked out. I started and quickly looked up, only to see a woman of about fifty standing before me, with prominent cheekbones and thin lips, her hands planted on her hips, wearing no apron, legs splayed apart — looking exactly like a thin-legged compass from a drawing set. I was dumbfounded. "Don't you recognize me? I used to hold you in my arms!" I was more dumbfounded still. Fortunately my mother came in just then and said from the side: "He's been away so many years, he's forgotten everything. You ought to remember," she said, turning to me. "This is Mrs. Yang from the house diagonally across — she runs the tofu shop." Ah yes, now I remembered. As a child, I had indeed seen a Mrs. Yang sitting all day in the tofu shop diagonally across the street; everyone called her "Tofu Beauty." But she had worn white powder then, her cheekbones had not been so prominent, her lips not so thin. And since she always sat, I had never seen this compass-like posture. People said then that thanks to her, the tofu shop did excellent business. But probably because of my age, I had been entirely unmoved by her charms and had therefore forgotten her completely. The Compass, however, was most displeased and assumed an expression of contempt, as though ridiculing a Frenchman for not knowing Napoleon or an American for not knowing Washington, and sneered: "Forgotten?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one becomes too grand…" "No, that's not it… I…" I said in alarm, rising to my feet. "Well then, let me tell you. Little Xun, you've gotten rich, and this heavy stuff is too cumbersome to move anyway. Why not let me have these broken-down pieces of furniture? For humble folk like us, they're still useful." "I'm not rich at all. I need to sell these things and then…" "Oh my! You've been made a circuit intendant, and you say you're not rich? You have three concubines now; when you go out, it's in a sedan chair borne by eight carriers — and you say you're not rich? Ha! Nothing gets past me." I knew there was nothing more to say, so I shut my mouth and stood there in silence. "Yes, yes — the richer you are, the less you're willing to part with, and the less you part with, the richer you get…" The Compass turned around indignantly, muttering all the while, slowly made her way out, and casually stuffed a pair of my mother's gloves into her waistband as she went. After that, more relatives and neighbors came to call. Between receiving them and packing luggage, three or four days passed. One very cold afternoon, after lunch, I was sitting and drinking tea when I sensed someone coming in and turned to look. When I saw who it was, I could not help but feel a tremendous shock. I leapt to my feet and hurried toward him. It was Runtu. I recognized him at first glance, yet he was no longer the Runtu of my memory. He had grown to twice his former size; the round, dark-skinned face of old had turned sallow gray and was seamed with deep wrinkles; his eyes, like his father's, were swollen and red all around — I knew that people who farmed by the sea, exposed all day to the coastal wind, generally looked like this. On his head was a tattered felt cap, on his body only a very thin padded jacket, and he was shivering all over. In his hands he carried a paper parcel and a long pipe; those hands were no longer the plump, ruddy, vigorous hands I remembered — they were rough, clumsy, and cracked, like pine bark. I was deeply moved but did not know what to say; I managed only: "Ah! Brother Runtu — you've come?…" Then a thousand things tried to pour out all at once: pheasants, mudskippers, shells, cha… But something seemed to hold everything back. The words whirled inside my head and would not come out. He stood still. On his face appeared an expression of both joy and sorrow; his lips moved, but no sound came. At last he assumed a respectful posture and called out distinctly: "Master!…" A shudder seemed to pass through me; I knew then that a sad, impenetrable barrier had risen between us. I too could not utter a w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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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 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 "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的说。 "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 "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母亲说。 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 "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 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 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天早晨，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 |
He turned his head and said: "Shuisheng, kowtow to the master." He dragged out the child hiding behind him — the very image of Runtu twenty years earlier, only more sallow and thinner, with no silver ring around his neck. "This is my fifth. He hasn't seen the world, always hiding…" Mother and Honger came downstairs; they had probably heard the voices. "Ma'am. I received the letter long ago. I was so terribly happy to hear the master had come home…" Runtu said. "Oh, why have you become so formal? Didn't you two used to call each other brother? Let's keep the old way: Little Xun." Mother said happily. "Oh, ma'am, really… that wouldn't be proper. We were children then and didn't know any better…" As Runtu spoke, he called Shuisheng forward to bow, but the child was shy and clung tightly behind his father's back. "So this is Shuisheng? The fifth? All strangers here, no wonder he's shy. Let Honger take him out for a walk," Mother said. Honger heard this and beckoned to Shuisheng, who went along with him readily enough. Mother asked Runtu to sit down. He hesitated a moment, then finally sat, leaning his long pipe against the table and handing over the paper parcel: "There's nothing much in winter. Just these dried green beans we sun-dried ourselves. Please, sir…" I asked about his circumstances. He merely shook his head. "It's terribly hard. The sixth child can help out now, but we still never have enough to eat… And there's no peace… Everyone wants money everywhere, no fixed rules… The harvests are bad. You grow something and carry it to market, but they levy charges every time, and you take a loss. If you don't sell, it just rots…" He only shook his head; though deep wrinkles were carved into his face, not a muscle moved — it was like a stone statue. He probably felt nothing but bitterness, yet could not express it. After a moment's silence, he picked up his pipe and smoked wordlessly. Mother questioned him and learned he had much to do at home and had to return the next day. Since he had not yet eaten lunch, she told him to go to the kitchen and fry himself some rice. When he had gone out, Mother and I both sighed over his situation: too many children, famine, crushing taxes, soldiers and bandits, officials and gentry — all these had ground him down into a wooden puppet. Mother told me that anything we didn't need to take with us we could give to him; he should pick out whatever he wanted. In the afternoon, he selected a few things: two long tables, four chairs, an incense burner and candlestick, and a carrying-pole scale. He also wanted all the straw ash (we cooked with rice straw in our parts, and the ash made good fertilizer for sandy soil). When we set out, he would come with his boat to carry it all away. That evening we chatted a little more, about nothing of consequence; the next morning he took Shuisheng and went h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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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我们终日很忙碌，再没有谈天的工夫。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 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 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然问道： "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一九二一年一月。） |
Nine more days passed, and the day of our departure arrived. Runtu came in the morning; Shuisheng had not come along — he had brought only his five-year-old daughter to manage the boat. We were busy all day and had no time for conversation. There were quite a few visitors too: some to see us off, some to take things, and some to do both. By evening, when we boarded the boat, every last piece of old junk in the house, large and small, had been swept clean away. Our boat moved forward. The green hills on both banks took on a deep indigo hue in the dusk and receded steadily behind the stern. Honger and I leaned against the boat window, gazing at the blurred landscape outside. Suddenly he asked: "Uncle! When are we coming back?" "Coming back? You haven't even left and you already want to come back?" "But Shuisheng invited me to his house to play…" He stared dreamily with his large black eyes. Mother and I also felt a certain wistfulness, and so we spoke of Runtu again. Mother said that Tofu Beauty Yang, ever since we had begun packing, had come every day. Two days ago she had dug more than a dozen bowls and plates out of the ash pile, and after some discussion declared that Runtu must have buried them there, so he could take them home along with the ash. Having discovered this scheme, Mrs. Yang took great credit upon herself and ran off with the "dog-tantalize" (a chicken-feeding device in our parts: a wooden tray with a railing over it, filled with feed — the chickens can poke their necks through and peck, but the dog cannot, and can only watch and burst with rage). Despite her high-soled tiny bound feet, she ran astonishingly fast. The old house receded farther and farther behind me;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of my hometown were gradually slipping away. But I felt no particular longing. I only felt that invisible high walls surrounded me on every side, cutting me off into solitude, oppressing me greatly. The image of the small hero with the silver neckband in the melon field, which had been so clear a moment before, had suddenly grown blurred — and that filled me with deep sorrow. Mother and Honger had fallen asleep. I lay there, listening to the murmur of water beneath the hull, knowing I was on my way. I thought: So it had come to this between Runtu and me! But our descendants were still of one heart — was not Honger thinking of Shuisheng at this very moment? I hoped they would not grow estranged from one another as we had… Yet I did not want them, in order to stay united, to live a life of toil and restlessness like mine; nor did I want them to live a life of toil and numbness like Runtu's; nor a life of toil and brazen willfulness like others'. They should have a new life, one that we had never lived. As I thought of hope, I was suddenly seized with fear. When Runtu had wanted the incense burner and the candlestick, I had secretly laughed at him, thinking he was always worshipping idols and never forgot about them. But was not what I now called hope also an idol of my own making? The only difference was that his wish was immediate, while mine was remote and vague. In my drowsiness, a stretch of emerald-green sand by the sea spread out before my eyes, with a deep blue sky above it and a golden full moon. I thought: Hope cannot be said to exist, nor can it be said not to exist. It is just like the roads across the earth. For actually the earth had no roads to begin with, but when many people walk the same way, a road comes into being. (January 1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