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loumeng/Chapter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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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中文原文 (程甲本 1982)

Deutsche Übersetzung

话说贾琏到了王夫人那边，一一的说了。次日到了部里，打点停妥，回来又到王夫人那边，将打点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王夫人便道：“打听准了么？果然这样，老爷也愿意，合家也放心。那外任何尝是做得的？不是这样回来，只怕叫那些混账东西把老爷的性命都坑了呢！”贾琏道：“太太怎么知道？”王夫人道：“自从你二叔放了外任，并没有一个钱拿回来，把家里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你瞧那些跟老爷去的人，他男人在外头不多几时，那些小老婆子们都金头银面的妆扮起来了，可不是在外头瞒着老爷弄钱？你叔叔就由着他们闹去，要弄出事来，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连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贾琏道：“太太说的很是。方才我听见参了，吓的了不得，直等打听明白才放心。也愿意老爷做个京官，安安逸逸的做几年，才保得住一辈子的声名。就是老太太知道了，倒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太说的宽缓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到底再去打听打听。” 贾琏答应了，才要出来，只见薛姨妈家的老婆子慌慌张张的走来，到王夫人里间屋内，也没说请安，便道：“我们太太叫我来告诉这里的姨太太，说我们家了不得了，又闹出事来了！”王夫人听了，便问：“闹出什么事来？”那婆子又说：“了不得，了不得！”王夫人哼道：“糊涂东西！有紧要事，你到底说呀！”婆子便说：“我们家二爷不在家，一个男人也没有，这件事情出来，怎么办？要求太太打发几位爷们去料理料理。”王夫人听着不懂，便着急道：“到底要爷们去干什么？”婆子道：“我们大奶奶死了！”王夫人听了，啐道：“呸！那行子女人，死就死了罢咧，也值的大惊小怪的？”婆子道：“不是好好儿死的，是混闹死的。快求太太打发人去办办。”说着就要走。王夫人又生气，又好笑，说：“这老婆子好混账！琏哥儿，倒不如你去瞧瞧，别理那糊涂东西。”那婆子没听见打发人去，只听见说“别理他”，他便赌气跑回去了。 这里薛姨妈正在着急，再不见来。好容易那婆子来了，便问：“姨太太打发谁来？”婆子叹说道：“人再别有急难事。什么好亲好眷，看来也不中用。姨太太不但不肯照应我们，倒骂我糊涂。”薛姨妈听了，又气又急道：“姨太太不管，你姑奶奶怎么说来着？”婆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们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没有去告诉。”薛姨妈啐道：“姨太太是外人，姑娘是我养的，怎么不管？”婆子一时省悟道：“是啊！这么着我还去。” 正说着，只见贾琏来了，给薛姨妈请了安，道了恼，回说：“我婶子知道弟妇死了，问老婆子再说不明，着急的很，打发我来问个明白，还叫我在这里料理。该怎么样，姨太太只管说了办去。”薛姨妈本来气的干哭，听见贾琏的话，便赶忙说：“倒叫二爷费心。我说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都是这老货说不清，几乎误了事。请二爷坐下，等我慢慢的告诉你。”便道：“不为别的事，为的是媳妇不是好死的。”贾琏道：“想是为兄弟犯事，怨命死的？” 薛姨妈道：“若这样倒好了。前几个月头里，他天天赤脚蓬头的疯闹。后来听见你兄弟问了死罪，他虽哭了一场，以后倒擦脂抹粉的起来。我要说他，又要吵个了不得，我总不理他。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来要香菱去作伴儿。我说：‘你放着宝蟾，要香菱做什么？况且香菱是你不爱的，何苦惹气呢？’他必不依。我没法儿，只得叫香菱到他屋里去。可怜香菱不敢违我的话，带着病就去了。谁知道他待香菱很好，我倒喜欢。你大妹妹知道了，说：‘只怕不是好心罢？’我也不理会。头几天香菱病着，他倒亲手去做汤给他喝。谁知香菱没福，刚端到跟前，他自己烫了手，连碗都砸了。我只说必要迁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没生气，自己还拿笤帚扫了，拿水泼净了地，仍旧两个人很好。昨儿晚上，又叫宝蟾去做了两碗汤来，自己说和香菱一块儿喝。隔了一会子，听见他屋里闹起来，宝蟾急的乱嚷。以后香菱也嚷着，扶着墙出来叫人。我忙着看去，只见媳妇鼻子眼睛里都流出血来，在地下乱滚，两只手在心口里乱抓，两只脚乱蹬，把我就吓死了。问他也说不出来，闹了一会子就死了。我瞧那个光景儿是服了毒的。宝蟾就哭着来揪香菱，说他拿药药死奶奶了。我看香菱也不是这么样的人；再者，他病的起还起不来，怎么能药人呢？无奈宝蟾一口咬定。我的二爷，这叫我怎么办？只得硬着心肠，叫老婆子们把香菱捆了，交给宝蟾，便把房门反扣了。我和你二妹妹守了一夜，等府里的门开了，才告诉去的。二爷，你是明白人，这件事怎么好？” 贾琏道：“夏家知道了没有？”薛姨妈道：“也得撕掳明白了，才好报啊！”贾琏道：“据我看起来，必要经官，才了的下来。我们自然疑在宝蟾身上，别人却说宝蟾为什么药死他们姑娘呢？若说在香菱身上，倒还装得上。” 正说着，只见荣府的女人们进来说：“我们二奶奶来了。”贾琏虽是大伯子，因从小儿见的，也不回避。宝钗进来见了母亲，又见了贾琏，便往里间屋里，和宝琴坐下。薛姨妈进来，也将前事告诉了一遍。宝钗便说：“若把香菱捆了，可不是我们也说是香菱药死的了么？妈妈说这汤是宝蟾做的，就该捆起宝蟾来问他呀！一面就该打发人报夏家去，一面报官才是。” 薛姨妈听见有理，便问贾琏。贾琏道：“二妹子说的很是。报官还得我去托了刑部里的人，相验问口供的时候，方有照应。只是要捆宝蟾放香菱，倒怕难些。”薛姨妈道：“并不是我要捆香菱，我恐怕香菱病中受冤着急，一时寻死，又添了一条人命，才捆了交给宝蟾，也是个主意。”贾琏道：“虽是这么说，我们倒帮了宝蟾了。若要放都放，要捆都捆，他们三个人是一处的。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 薛姨妈便叫人开门进去，宝钗就派了带来的几个女人帮着捆宝蟾。只见香菱已哭的死去活来。宝蟾反得意洋洋；以后见人要捆他，便乱嚷起来。那禁得荣府的人吆喝着，也就捆了。竟开着门，好叫人看着。这里报夏家的人已经去了。 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里，因近年消索，又惦记女孩儿，新近搬进京来。父亲已没，只有母亲。又过继了一个混账儿子，把家业都花完了，不时的常到薛家。那金桂原是个水性人儿，那里守得住空房，况兼天天心里想念薛蝌，便有些饥不择食的光景。无奈他这个干兄弟又是个蠢货，虽也有些知觉，只是尚未入港。所以金桂时常回去，也帮贴他些银钱。 这些时正盼金桂回家，只见薛家的人来，心里想着：“又拿什么东西来了。”不料说这里的姑娘服毒死了，他就气的乱嚷乱叫。金桂的母亲听见了，更哭喊起来，说：“好端端的女孩儿在他家，为什么服了毒呢？”哭着喊着的带了儿子，也等不得雇车，便要走来。那夏家本是买卖人家，如今没了钱，那顾什么脸面。儿子头里走，他就跟了个跛老婆子，出了门，在街上哭哭啼啼的雇了一辆车，一直跑到薛家。 进门也不搭话，就儿一声肉一声的闹起。那时贾琏到刑部去找人，家里只有薛姨妈、宝钗、宝琴，何曾见过这个阵仗儿，都吓的不敢则声。要和他讲理，他也不听，只说：“我女孩儿在你家，得过什么好处？两口子朝打暮骂，闹了几时。还不容他两口子在一处，你们商量着把我女婿弄在监里，永不见面。你们娘儿们仗着好亲戚受用也罢了，还嫌他碍眼，叫人药死他，倒说是服毒。他为什么服毒？”说着，直奔薛姨妈来。薛姨妈只得退后，说：“亲家太太，且瞧瞧你女孩儿，问问宝蟾，再说歪话还不迟呢！”宝钗、宝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儿子，难以出来拦护，只在里边着急。 恰好王夫人打发周瑞家的照看，一进门来，见一个老婆子指者薛姨妈的脸哭骂。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亲，便走上来说：“这位是亲家太太么？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与我们姨太太什么相干？也不犯这么糟蹋呀！”那金桂的母亲问：“你是谁？”薛姨妈见有了人，胆子略壮了些，便道：“这就是我们亲戚贾府里的。”金桂的母亲便说：“谁不知道你们有仗腰子的亲戚，才能够叫姑爷坐在监里。如今我的女孩儿倒白死了不成？”说着，便拉薛姨妈说：“你到底把我女孩儿怎么弄杀了？给我瞧瞧。” 周瑞家的一面劝说：“只管瞧去，不用拉拉扯扯。”把手只一推。夏家的儿子便跑进来不依道：“你仗着府里的势头儿来打我母亲么？”说着，便将椅子打去，却没有打着。里头跟宝钗的人听见外头闹起来，赶着来瞧，恐怕周瑞家的吃亏，齐打伙儿上去，半劝半喝。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泼来，说：“知道你们荣府的势头儿。我们家的姑娘已经死了，如今也都不要命了！”说着，仍奔薛姨妈拚命。地下的人虽多，那里挡得住。自古说的：“一人拚命，万夫莫当。” 正闹到危急之际，贾琏带了七八个家人进来，见是如此，便叫人先把夏家的儿子拉出去。便说：“你们不许闹，有话好好儿的说。快将家里收拾收拾，刑部里头的老爷们就来相验了。”金桂的母亲正在撒泼，只见来了一位老爷，几个在头里吆喝，那些人都垂手侍立。金桂的母亲见这个光景，也不知是贾府何人；又见他儿子已被众人揪住；又听见说刑部来验，他心里原想看见女孩儿的尸首，先闹个稀烂，再去喊冤，不承望这里先报了官：也便软了些。 薛姨妈已吓糊涂了。还是周瑞家的回说：“他们来了也没去瞧瞧他们姑娘，便作践起姨太太来了。我们为好劝他，那里跑进一个野男人，在奶奶们里头混撒村混打，这可不是没有王法了？”贾琏道：“这会子不用和他讲理，等回来打着问他，说：男人有男人的地方儿，里头都是些姑娘、奶奶们；况且有他母亲，还瞧不见他们姑娘么？他跑进来，不是要打抢来了么？”家人们做好做歹，压伏住了。 周瑞家的仗着人多，便说：“夏太太，你不懂事。既来了，该问个青红皂白。你们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不然就是宝蟾药死他主子了。怎么不问明白，又不看尸首，就想讹人来了呢？我们就肯叫一个媳妇儿白死了不成？现在把宝蟾捆着；因为你们姑娘有了点病儿，所以叫香菱陪着他，也在一个屋里住：故此两个人都看守在那里。原等你们来，眼看着刑部相验，问出道理来才是啊！” 金桂的母亲此时势孤，也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儿屋里，只见满脸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便叫哭起来。宝蟾见是他家的人来，便哭喊说：“我们姑娘好意待香菱，叫他在一块儿住，他倒抽空儿药死我们姑娘。”那时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便齐声吆喝道：“胡说！昨日奶奶喝了汤才药死的，这汤可不是你做的？”宝蟾道：“汤是我做的，端了来，我有事走了。不知香菱起来放了些什么在里头药死的。”金桂的母亲没听完就奔香菱，众人拦住。薛姨妈便道：“这样子是砒霜药的，家里决无此物。不管香菱、宝蟾，终有替他买的。回来刑部少不得问出来，才赖不去。如今把媳妇权放平正，好等官来相验。”众婆子上来抬放。 宝钗道：“都是男人进来，你们将女人动用的东西检点检点。”只见炕褥底下有一个揉成团的纸包儿。金桂的母亲瞧见，便拾起打开看时，并没有什么，便撩开了。宝蟾看见道：“可不是有了凭据了？这个纸包儿我认得：头几天耗子闹的慌，奶奶家去找舅爷要的，拿回来搁在首饰匣内。必是香菱看见了，拿来药死奶奶的。若不信，你们看看首饰匣里有没有了。” 金桂的母亲便依着宝蟾的话，取出匣子来，只有几支银簪子。薛姨妈便说：“怎么好些首饰都没有了？”宝钗叫人打开箱柜，俱是空的，便道：“嫂子这些东西被谁拿去了？这可要问宝蟾。”金桂的母亲心里也虚了好些，见薛姨妈查问宝蟾，便说：“姑娘的东西，他那里知道？”周瑞家的道：“亲家太太别这么说么。我知道宝姑娘是天天跟着大奶奶的，怎么说不知道？”宝蟾见问得紧，又不好胡赖，只得说道：“奶奶自己每每带回家去，我管得么？”众人便说：“好个亲家太太！哄着拿姑娘的东西，哄完了，叫他寻死来讹我们。好罢咧，回来相验，就是这么说。”宝钗叫人到外头告诉琏二爷说：“别放了夏家的人。” 里头金桂的母亲忙了手脚，便骂宝蟾道：“小蹄子！别嚼舌头了！姑娘几时拿东西到我家去？”宝蟾道：“如今东西是小，给姑娘偿命是大。”宝琴道：“有了东西，就有偿命的人了。快请琏二哥哥问准了夏家的儿子买砒霜的话，回来好回刑部里的话。” 金桂的母亲着了急，道：“这宝蟾必是撞见鬼了，混说起来。我们姑娘何尝买过砒霜？要这么说，必是宝蟾药死了的。”宝蟾急的乱嚷说：“别人赖我也罢了，怎么你们也赖起我来呢？你们不是常和姑娘说，叫他别受委屈，闹得他们家破人亡，那时将东西卷包儿一走，再配一个好姑爷。这个话是有的没有？”金桂的母亲还未及答言，周瑞家的便接口说道：“这是你们家的人说的，还赖什么呢？”金桂的母亲恨的咬牙切齿的骂宝蟾说：“我待你不错呀，为什么你倒拿话来葬送我呢？回来见了官，我就说是你药死姑娘的。”宝蟾气的瞪着眼说：“请太太放了香菱罢，不犯着白害别人，我见官自有我的话。” 宝钗听出这个话头儿来了，便叫人反倒放开了宝蟾，说：“你原是个爽快人，何苦白冤在里头？你有话，索性说了，大家明白，岂不完了事了呢？”宝蟾也怕见官受苦，便说：“我们奶奶天天抱怨说：‘我这样人，为什么碰着这个瞎眼的娘，不配给二爷，偏给了这么个混账糊涂行子？要是能够和二爷过一天，死了也是愿意的。’说到这里，便恨香菱。我起初不理会，后来看见和香菱好了，我只道是香菱怎么哄转了。不承望昨儿的汤不是好意。”金桂的母亲接说道：“越发胡说了！若是要药香菱，为什么倒药了自己呢？” 宝钗便问道：“香菱，昨日你喝汤来着没有？”香菱道：“头几天我病的抬不起头来，奶奶叫我喝汤，我不敢说不喝。刚要扎挣起来，那碗汤已经洒了，倒叫奶奶收拾了个难，我心里很过不去。昨儿听见叫我喝汤，我喝不下去，没有法儿，正要喝的时候儿，偏又头晕起来。见宝蟾姐姐端了去。我正喜欢，刚合上眼，奶奶自己喝着汤，叫我尝尝，我便勉强也喝了两口。” 宝蟾不待说完，便道：“是了，我老实说罢。昨儿奶奶叫我做两碗汤，说是和香菱同喝。我气不过，心里想着：‘香菱那里配我做汤给他喝呢？’我故意的一碗里头多抓了一把盐，记了暗记儿，原想给香菱喝的。刚端进来，奶奶却拦着我，叫外头叫小子们雇车，说今日回家去。我出去说了回来，见盐多的这碗汤在奶奶跟前呢。我恐怕奶奶喝着咸，又要骂我，正没法的时候，奶奶往后头走动。我眼错不见，就把香菱这碗汤换过来了。也是合该如此：奶奶回来，就拿了汤，去到香菱床边喝着，说：‘你到底尝尝。’那香菱也不觉咸，两个人都喝完了。我正笑香菱没嘴道儿，那里知道这死鬼奶奶要药香菱，必定趁我不在，将砒霜撒上了，也不知道我换碗。这可就是天理昭彰，自害自身了。”于是众人往前后一想，真正一丝不错，便将香菱也放了，扶着他仍旧睡在床上。 不说香菱得放。且说金桂的母亲心虚事实，还想辩赖。薛姨妈等你言我语，反要他儿子偿还金桂之命。正在吵嚷，贾琏在外嚷说：“不用多说了，快收拾停当，刑部的老爷就到了。”此时惟有夏家母子着忙，想来总要吃亏的，不得已反求薛姨妈道：“千不是，万不是，总是我死的女孩儿不长进。这也是他自作自受。要是刑部相验，到底府上脸面不好看。求亲家太太息了这件事罢。”宝钗道：“那可使不得，已经报了，怎么能息呢？”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劝说：“若要息事，除非夏亲家太太自己出去拦验，我们不提长短罢了。”贾琏在外也将他儿子吓住，他情愿迎到刑部具结拦验，众人依允。薛姨妈命人买棺成殓，不提。 且说贾雨村升了京兆府尹，兼管税务。一日，出都查勘开垦地亩，路过知机县，到了急流津，正要渡过彼岸，因待人夫，暂且停轿。只见村旁有一座小庙，墙壁坍颓，露出几株古松，倒也苍老。雨村下轿，闲步进庙，但见庙内神像金身脱落，殿宇歪斜。旁有断碣，字迹模糊，也看不明白。意欲行至后殿，只见一株翠柏下荫着一间茅庐，庐中有一个道士，合眼打坐。 雨村走近看时，面貌甚熟，想着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一时再想不起来。从人便欲吆喝，雨村止住，徐步向前，叫一声：“老道。”那道士双眼略启，微微的笑道：“贵官何事？”雨村便道：“本府出都查勘事件，路过此地，见老道静修自得，想来道行深通，意欲冒昧请教。”那道人说：“来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是有些来历的，便长揖请问：“老道从何处焚修，在此结庐？此庙何名？庙中共有几人？或欲真修，岂无名山？或欲结缘，何不通衢？”那道人道：“葫芦尚可安身，何必名山结舍？庙名久隐，断碣犹存，形影相随，何须修募？岂似那‘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匣内待时飞’之辈耶？” 雨村原是个颖悟人，初听见“葫芦”两字，后闻“钗”、“玉”一对，忽然想起甄士隐的事来，重复将那道士端详一回，见他容貌依然。便屏退从人，问道：“君家莫非甄老先生么？”那道人微微笑道：“什么真？什么假？要知道‘真’即是‘假’，‘假’即是‘真’。” 雨村听说出“贾”字来，益发无疑，便从新施礼道：“学生自蒙慨赠到都，托庇获隽公车，受任贵乡，始知老先生超悟尘凡，飘举仙境。学生虽溯洄思切，自念风尘俗吏，末由再睹仙颜。今何幸于此处相遇，求老仙翁指示愚蒙。倘荷不弃，京寓甚近，学生当得供奉，得以朝夕聆教。”那道人也站起来，回礼道：“我于蒲团之外，不知天地间尚有何物。适才尊官所言，贫道一概不解。”说毕依旧坐下。 雨村复又心疑：“想去若非士隐，何貌言相似若此？离别来十九载，面色如旧，必是修炼有成，未肯将前身说破。但我既遇恩公，又不可当面错过。看来不能以富贵动之，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说了。”想罢，又道：“仙师既不肯说破前因，弟子于心何忍！” 正要下礼，只见从人进来禀说：“天色将晚，快请渡河。”雨村正无主意，那道人道：“请尊官速登彼岸，见面有期，迟则风浪顿起。果蒙不弃，贫道他日尚在渡头候教。”说毕，仍合眼打坐。雨村无奈，只得辞了道人出庙。正要过渡，只见一人飞奔而来。 未知何人，下回分解。 具结拦验——即死者亲属出具甘结，表示对死亡原因没有怀疑，请求官府不必验尸。​ “路过知机县”三句——知机县：高鹗虚构的县名。 知机：亦作“知幾”。意谓有先见之明，能洞察未来。《周易·系辞下》：“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幾乎？幾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急流津：急流渡口。 彼岸：佛家以有生有死为“此岸”，即俗世；以超脱生死，即涅槃的境界为“彼岸”，也即西方净土或极乐世界。《大智度论》十三：“以生死为此岸，涅槃为彼岸。” 这三句暗指贾雨村遇到了甄士隐，本该看破红尘，明白仕途凶险，急流勇退，皈依佛教，以求脱离苦海，终归净土。​ “玉在”一联──此联是贾雨村发迹前于中秋夜在甄士隐家中所作，但文字略异，原文是：“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见第一回）​ 获隽(j ùn俊)公车——获隽：指会试及第。 隽：同“俊”。 公车：汉代应举之士可坐公家的车赴京，后即以“公车”代指赴京应试的举人。 这句意谓由于得到甄士隐资助，得以赴京应试及第。​ 溯洄——典出《诗经·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意谓逆流寻访意中人而不得。后即以“溯洄”喻殷切思念。​

g-ling es getan hat.“ Während sie sprachen, kamen einige Dienstmädchen aus dem Jung-guo-Anwesen, um die Ankunft von Bau-tschai anzukündigen. Djia Liän entschied, daß er sich nicht zurückziehen würde, obwohl sie streng genommen die Frau seines jüngeren Vetters war, aber sie war ja weiterhin seine Kusine, und er kannte sie seit der Kindheit. Sie begrüßte ihre Mutter und Djia Liän und setzte sich zu Bau-tjin in das innere Zimmer. Frau Hsüä gesellte sich zu ihnen und erzählte ihr die Geschichte. Aus: Jinyuyuan 1889a. „Dadurch, daß Hsiang-ling festgebunden ist, bestätigen wir ja ihre Schuld,“ lautete Bau-tschais sofortige Antwort. „Mutter sprach davon, daß Bau-tschan die Suppe zubereitet hat, also sollte sie gefesselt werden. Und wir müssen es die Familie Hsia wissen lassen und den Behörden von ihrem Tod berichten.“ Dies erschien Frau Hsüä durchaus logisch. Dann wurde Djia Liän nach seiner Meinung gefragt: „Bau-tschai hat vollkommen recht. Ich sollte besser gehen und mit jemandem von der Strafbehörde sprechen, um sicherzugehen, daß bei der Befragung kein Ärger auftritt. Doch ich finde es etwas hart, Hsiang-ling frei zu lassen, wenn wir dafür Bau-tschan anbinden.“ „Ich hatte niemals vor, Hsiang-ling zuerst fest zu binden“, sagte Frau Hsüä, „doch ich fürchtete, die Beschuldigung sei ungerecht, würde ihre Krankheit noch verschlimmern und sie dazu bringen, etwas aus Verzweiflung zu tun. Sie könnte Selbstmord begehen, und wir hätten eine weitere Tote zu verzeichnen. Es war zu ihrer eigenen Sicherheit, daß ich sie festgebunden und zu Bau-tschan gebracht habe.“ – „Nun gut“, sagte Djia Liän. „Doch wir haben sie immer noch Bau-tschan regelrecht in die Hände gespielt. Ich halte es also für richtig, daß, wenn jemand gefesselt wird, beide gefesselt werden. Wenn eine frei gelassen wird, müssen beide frei sein. Beide waren bei Djin-guees Tod anwesend. Währenddessen müssen wir jemanden schicken, der Hsiang-ling tröstet.“ Frau Hsüä trug ihren Dienstmädchen auf, die Tür zu Djin-guees Gemächern zu öffnen und einzutreten, während Bau-tschai einigen ihrer Mägde auftrug, sie zu begleiten und dabei zu helfen, Bau-tschan fest zu binden. Als sie ankamen, fanden sie Hsiang-ling sich die Augen aus dem Kopf weinend und Bau-tschan sich daran ergötzend. Bau-tschan wehrte sich mit Händen und Zähnen, als sie sah, daß man sie fesseln wollte, doch die Frauen waren zu stark. Nach einigem Geschrei von Bau-tschan wurde sie gefesselt und die Tür wurde offen gelassen, damit die beiden Verdächtigen besser bewacht werden konnten. Djin-guees Familie wurde inzwischen benachrichtigt. Die Hsias lebten ursprünglich außerhalb der Stadt, doch ihre Verhältnisse hatten sich so verschlechtert und zum Teil aus diesem Grund, zum Teil, um Djin-guee nah zu sein, waren sie in die Stadt gezogen. Djin-guees Vater war bereits tot, und die einzigen lebenden Familiemitglieder waren ihre Mutter und ihr neu aufgenommener Bruder, Hsia San, ein Taugenichts, dem es gelungen war, den Rest des Familienvermögens zu verschwenden. Jetzt, wie sie in der Stadt lebten, war er ein regelmäßiger Besucher der Familie Hsüä. Djin-guee war ein unruhiger Geist, der in einem Zimmer nicht alleine bleiben konnte, sie entsprach der Rolle einer gläubigen, untergebenen Ehefrau nicht. Ihr Mißlingen, Hsüä Kë zu verführen, hatte sie heißhungrig auf den kleinsten Bissen gemacht und jetzt schien sogar ihr adoptierter Bruder angemessen, um ihr Verlangen zu stillen. Hsia San war allerdings dumm, er hegte nur geringe Gefühle und fühlte sich nie wirklich zuhause. Deshalb ging Djin-guee noch häufiger nach Hause und half mit Geld. Am Tage der Untersuchung, der Tag nach Djin-guees plötzlichem Tod, war er begierig auf einen dieser Besuche und als Hsüäs Diener ankamen, nahm er an, daß sie von seiner Schwester geschickt wurden, um eines ihrer Päckchen zu überbringen. Als sie ihm stattdessen sagten, sie sei tot und daß es sich, wie es aussah, um eine Vergiftung handelte, geriet er außer sich, begann zu rasen und sie zu beschimpfen. Als Djin-guees Mutter die Neuigkeiten hörte, weinte sie erwartungsgemäß: „Sie kam doch gut dort zurecht! Warum sollte sie denn Gift eingenommen haben? Einer von ihnen muß es gewesen sein…“ Immer noch weinend und laut protestierend, rief sie Hsia San, um sie zu begleiten und ging sofort zu Fuß los, ohne auf eine Kutsche zu warten. Die Hsias waren ursprünglich Geschäftsleute, und heute hatten sie kein Geld mehr, deshalb war ihnen ihr Gesicht nicht wichtig. Hsia San ging vor und seine Adoptivmutter folgte ihm weinend und jammernd aus dem Tor, in Begleitung einer lahmen, alten Magd. Schließlich hielt die Mutter eine brüchige, alte Karre an, die vorbeifuhr, die sie zur Familie Hsüä beförderte. Sie betrat schluchzend das Anwesen, ohne zu grüßen. Djia Liän war gegangen, um Hilfe von der Strafbehörde anzufordern, und Frau Hsüä, Bau-tschai und Bau-tjin blieben allein zurück. Frau Hsias dramatischer Eintritt brachte sie ziemlich in Verlegenheit, und zuerst waren sie zu verängstigt, um überhaupt etwas zu sagen. Bau-tschai und Bau-tjin begaben sich in den inneren Raum. Als Frau Hsüä versuchte, die Eindringlinge zur Vernunft zu bringen, ignorierte Frau Hsia sie vollständig. „Was ist meiner Tochter in dieser Familie nur Gutes widerfahren?“, schrie sie, „Tag und Nacht mußte sie Prügel und Ausnutzung ertragen. Letztendlich habt ihr entschieden, sie für immer von ihrem Mann zu trennen und habt meinen Schwiegersohn sogar ins Gefängnis gebracht. Du und deine Tochter waren bequem genug, Dank all eurer Verwandten. Doch meine Tochter war euch schon immer ein Dorn im Auge, deshalb wolltet ihr sie loswerden und fandet jemanden, um sie zu vergiften. Und dann sagt ihr, sie hätte sich selbst vergiftet, wie kann das denn sein?“ Sie stürzte sich auf Frau Hsüä, die zurückwich und rief: „Wenn Frau Hsia so freundlich wäre, einen Blick auf ihre Tochter zu werfen und zuerst mit Bau-tschan zu sprechen, bevor wir uns solche wilden Anschuldigungen anhören müssen!“ Da Hsia San immer noch im Zimmer war und im Hintergrund herumschlich, konnten Bau-tschai und Bau-tjin nicht kommen, um Frau Hsüä zu verteidigen, und konnten nur ängstlich im inneren Raum verweilen. Durch einen glücklichen Zufall jedoch hatte die Dame Wang Dschou Juees Frau hinübergeschickt, um nach dem Rechten zu sehen. Als sie hereinkam und sah, wie diese alte Frau Frau Hsüä beschimpfte und bedrohte, erkannte sie, daß es Djin-guees Mutter sein müsse und näherte sich ihr: „Sind sie Frau Hsia, Madam? Ich nehme an, Sie wissen, daß Frau Pan Gift genommen hat? So ist sie gestorben, und es hat nichts mit Frau Hsüä zu tun. Es gibt keinen Grund, sie derart in Verdacht zu bringen!“ – „Und wer sind Sie?“, fragte Djin-guees Mutter. Frau Hsüä, deren Zuversicht durch diese Unterstützung wieder etwas hergestellt war, antwortete für Frau Dschou: „Diese gute Frau arbeitet für unsere Verwandten, die Djias.“ – „Ach! Tut sie das jetzt?“ spottete Frau Hsia. „Wir alle wissen um eure wunderbaren Beziehungen! Ohne Zweifel habt ihr es ihrer Machtfülle zu verdanken, daß ihr euren eigenen Sohn ins Gefängnis bringen konntet. Und jetzt nehme ich an, wollt ihr auch noch ungestraft mit dem Mord an meiner Tochter davonkommen!“ Sie riß Frau Hsüä an sich. „Raus damit!“ schrie sie, „Wie habt ihr es gemacht? Laßt mich ihren Körper sehen.“ Dschou Juees Frau versuchte, sie zu beruhigen: „Selbstverständlich. Geht und seht selbst. Doch nehmt jetzt freundlicherweise eure Hände von Frau Hsüä!“ Es gelang ihr schließlich, Frau Hsia von Frau Hsüä wegzuziehen. Hsia San tauchte plötzlich aus dem Schattten auf, um seiner Mutter zuhilfe zu eilen: „Glaubst du, du könntest meine Mutter so angreifen und mit ihr fertig werden, nur weil du eine von den Dienern der Familie Djia bist?“ Er schleuderte einen Stuhl auf Frau Dschou, der sie glücklicherweise verfehlte. Die Diener, die mit Bau-tschai im Zimmer gesessen hatten, hörten diesen Krawall und eilten herbei, um zu sehen, was los war. Aus Angst, Frau Dschou könne verletzt werden, drängten sie nach vorne, um die Kämpfenden zu beruhigen. Ihre Drohungen und Schmeicheleien waren umsonst: Mutter und Sohn waren zu aufgebracht. „Wir müssen nicht daran erinnert werden, wie stark die Macht von Jung-guo ist! Aber was kümmert es uns! Jetzt, da Djin-guee nicht mehr unter uns weilt, können wir es auch bis zum Tod ausfechten!“ Frau Hsia griff Frau Hsüä wieder mit aller Kraft an. Trotz der Überzahl konnten die Diener sie nicht aufhalten. Wie das Sprichwort sagt: „Wenn ein Mann für einen Angriff alles wagt, Können ihn Zehntausend nicht zurückhalten.“ In diesem Augenblick der Krise kehrte Djia Liän zurück, begleitet von sieben oder acht Dienern. Als er sah, wie die Dinge standen, befahl er seinen Männern, Hsia San herauszuziehen, und wies die Damen an, sofort mit dem Kämpfen aufzuhören: „Ihr könnt eure Differenzen doch auf eine zivilisierte Art austragen? Jetzt räumt hier erstmal auf. Die Beamten der Strafbehörde werden in wenigen Minuten zur Untersuchung hier sein.“ Frau Hsia war völlig in Rage, als Djia Liän eintrat. Doch sie war von diesem seltsamen Kavalier überwältigt mit seinem Gefolge an Dienern. Einige erteilten laut Befehle, während die anderen respektvoll in Erwartung standen, und sie überlegte, welches Mitglied der Djia Familie er sein könnte. Dann sah sie, wie ihr Adoptivsohn weggeführt wurde und hörte, daß die Polizei bald hier sein und bald mit den Ermittlungen beginnen würde. Das ruinierte all ihre Pläne. Sie hatte eigentlich beabsichtigt, die Leiche ihrer Tochter zu untersuchen, ein großes Getöse zu veranstalten und die Polizei zu rufen. Sie war nicht davon ausgegangen, daß die Polizei bereits verständigt war und mußte sich nun geschlagen geben, der Wind war ihr aus den Segeln genommen worden. Frau Hsüä war für ihren Teil zu verängstigt, um überhaupt irgend etwas zu tun. Es war Frau Dschou, die zu Djia Liän sagte: „Diese Leute stürzten herein und, ohne einen Blick auf Pan zu werfen, begann diese Dame, Frau Hsüä zu verdächtigen. Wir versuchten, sie zur Vernunft zu bringen, doch dann mischte sich dieser Raufbold ein, benutzte vor den jungen Damen eine gar fürchterliche Sprache und warf mit dem Stuhl. Was für eine ungebührliche Art, sich zu benehmen!“ – „Es gibt keinen Grund, jetzt mit ihm zu streiten“, antwortete Djia Liän. „Das wäre Zeitverschwendung. Wenn sie ihn unter Folter befragen, wird er sich schnell daran erinnern, daß die inneren Gemächer einzig den Frauen vor- behalten sind, und er kein Recht hat, hier zu sein. Seine Mutter hätte sicher kommen dürfen, um den Leichnam ihrer Tochter zu begutachten. Es wird den Beamten sehr verdächtig erscheinen, so als hätte er etwas stehlen wollen.“ Djia Liäns Diener versuchten, Hsia San draußen unter Kontrolle zu halten, während Frau Dschou, ermutigt durch die Gegenwart der vielen Diener der Djia-Familie, ernsthaft begann, Frau Hsia zu tadeln: „Wirklich, Herrin, sie hätten es besser wissen müssen. Sie hätten bei Ihrer Ankunft die Tatsachen begutachten sollen. Ihre Tochter muß sich selbst vergiftet haben. Die einzige andere Person hätte ihre Dienerin Bau-tschan sein können. Warum jemanden unnützerweise verdächtigen, bevor man nicht nach der Wahrheit gesucht hat? Man sollte besser erst den Leichnam begutachten. Denken sie, unsere Familie würde zuschauen, wie ihre Schwiegertochter stirbt, ohne die Todesursache zu eruieren? Bau-tschan ist gefesselt. Ihre Tochter hatte vorher gefragt, ob Hsiang-ling in ihr Zimmer kommen könne, weil sie sagte, sie wolle einen Blick auf ihre Krankheit werfen. Deshalb war Hsiang-ling auch dort, als Frau Pan starb. Wir hatten gehofft, daß sie bei der Untersuchung dabei sein könnten und hören, wie die Beamten die Wahrheit ans Licht bringen.“ Djin-guees Mutter wußte, daß sie geschlagen war und folgte Dschou Juees Frau in Djin-guees Gemächer. Sie sah die Leiche ihrer Tochter steif auf dem Ofenbett liegen, das Gesicht mit trockenem Blut verkrustet, brach sofort zusammen und begann zu schluchzen. Bau-tschan, die jemanden von ‚ihrer Seite‘ sah, rief aus: „Die Herrin war so freundlich zu Hsiang-ling! Sie teilte sogar ihr eigenes Zimmer mit ihr! Doch Hsiang-ling nutzte die erstbeste Gelegenheit, um sie zu vergiften!“ Die Familie Hsüä und die Diener erhoben einen Ruf des Protestes: „Unsinn! Wer hatte denn die Suppe gekocht, die Frau Pan trank, bevor sie zusammenbrach?“ „Ich kochte und servierte sie“, sagte Bau-tschan, „doch dann mußte ich gehen und einen Botengang erledigen. Hsiang-ling muß in der Zeit, als ich weg war, das Gift hinein getan haben.“ Bevor Bau-tschan zu Ende gesprochen hatte, wollte Djin-guees Mutter Hsiang-ling packen und konnte nur mit großer Mühe der Diener zuückgehalten werden. Frau Hsüä sprach als nächste: „Das sieht sehr stark nach einer Arsenvergiftung aus. Gewöhnlich haben wir kein Arsen im Haus. Wer auch immer dafür verantwortlich ist, er muß jemanden beauftragt haben, das Gift in der Stadt zu besorgen. Die Wahrheit wird sich bei der Untersuchung zeigen. Nun, wir richten sie besser her und legen sie vorsichtig für die Kriminalpolizei bereit.“ Die alte Magd trat vor, hob Djin-guee hoch und legte sie zurecht. „Mit so vielen Männern hier“, sagte Bau-tschai, „solltet ihr besser den ganzen Weiber-Schnickschnack wegräumen.“ Während sie aufräumten, kam ein kleines, zerknittertes Papierpäckchen unter der Matratze auf dem Ofenbett zum Vorschein. Djin-guees Mutter erblickte es und hob es auf, um es näher zu betrachten. Es war leer und sie warf es wieder runter. Bau-tschan sah es trotzdem und rief aus: „Seht! Da ist der Beweis! Ich kenne dieses Päckchen. Vor einigen Tagen hatten wir jede Menge Ärger mit Mäusen und als Frau Pan auf dem Weg nach Hause war, bat sie ihren Bruder, etwas Gift zu kaufen. Es war in diesem Päckchen. Ich erinnere mich, wie sie es bei ihrer Rückkehr in einem ihrer Schmuckkästchen verstaute. Hsiang-ling muß es dort gesehen haben und benutzte es, um Frau Pan zu vergiften. Wenn ihr mir nicht glaubt, schaut in das Schmuckkästchen und seht, ob etwas übrig ist.“ Djin-guee tat dies. Sie öffnete das Schmuckkästchen, welches bis auf ein Paar silberner Haarklammern leer war. „Was ist aus ihrem ganzen Schmuck geworden?“, fragte Frau Hsüä überrascht. Bau-tschai trug den Dienern auf, die Schränke und Truhen zu öffnen. Alles war leer. „Wer kann das alles an sich genommen haben?“, fragte sie. „Wir sollten besser Bau-tschan befragen.“ Djin-guees Mutter wurde plötzlich sehr besorgt. „Warum sollte Bau-tschan über die Sachen meiner Tochter Bescheid wissen?“ protestierte sie. „Nun kommen sie, Herrin“, warf Dschou Juees Frau ein, „das ist eine unsinnige Frage. Fräulein Bau-tschan war die ganze Zeit mit Frau Pan zusammen. Natürlich wird sie es wissen.“ Bau-tschan konnte ihre Betroffenheit sehen und mußte die Wahrheit sagen:„Die Herrin hat öfter Sachen mit zu ihrer Mutter nach Hause genommen. Ich konnte nichts daran ändern.“ Ein Raunen der Entrüstung kam aus dem Hsüä-Lager: „Da haben wir es. Wirklich, Frau Hsia! Eine feine Mutter sind sie! Trägt ihrer Tochter auf, bei uns Sachen zu stehlen; und wenn der Nachschub ausbleibt, zwingt sie sie, Selbstmord zu begehen, daß sie uns so erpressen kann! Das wird die Beamten bei der Untersuchung sicher sehr interessieren!“ „Geht hinaus“, sagte Bau-tschai, „und sagt Herrn Liän, „daß die Hsia Pan auf keinen Fall gehen darf.“ Djin-guees Mutter war nun in einem Zustand extremer Beklommenheit und verfluchte Bau-tschan ohne Umschweife: „Du kleines Flittchen! Du Lästermaul! Wann hat meine Tochter jemals etwas von euch gestohlen?“ „Stehlen ist nichts“, erwiderte Bau-tschan gelassen, „im Vergleich zu Mord. Ich lasse mich nicht Mörderin nennen, um einen Diebstahl zu verschleiern.“ – „Wenn wir die vermißten Sachen finden, werden wir wissen, wer der Mörder ist“, sagte Bau-tjin. „Es soll schnell jemand Liän herholen. Er kann diesen Hsia-Jungen über den Kauf des Arsens befragen. Bei der Untersuchung müssen sie das wissen.“ Djin-guees Mutter geriet in Panik: „Bau-tschan muß besessen sein, so einen Schwachsinn zu erzählen! Wann hat meine Tochter jemals Arsen gekauft? Wenn ihr mich fragt, war es Bau-tschan selbst!“ – „Das geht zu weit!“ schrie Bau-tschan wild. „Das höre ich mir nicht an, – nicht von euch! Ihr beide wart es doch, die Frau Pan ständig erzählt habt, sie solle für ihre Rechte eintreten! Ihr wart es, die Ihr sie angewiesen habt, das Leben von Herrn Pans Familie unerträglich zu machen und dann, als sie ruiniert waren, mit der letzten Kleinigkeit im Haus zu verschwinden und dann einen anständigen Ehemann zu finden! Leugnet ihr das?“ Bevor Djin-guees Mutter antworten konnte, rief Dschou Juees Frau begeistert: „Von ihrer eigenen Dienerin angezeigt! Nun, was haben Sie zu Ihrer Verteidigung noch zu sagen?“ Djin-guees Mutter verfluchte Bau-tschan wieder und sagte bitter mit knirschenden Zähnen: „Habe ich dich nicht gut behandelt? Willst du mich ins Grab jagen? Bei der Untersuchung werde ich beweisen, daß du es warst!“ Bau-tschan funkelte sie wütend an und wandte sich dann an Frau Hsüä: „Bitte befreit Hsiang-ling, Madam. Es gibt keinen Grund, eine unschuldige Person so zu behandeln. Bei der Untersuchung werde ich die ganze Wahrheit erzählen.“ Bau-tschai wies die Diener umgehend an, Bau-tschan zu befreien und sagte: „Nun komm, Bau-tschan, du warst immer ein aufrichtiges Mädchen! Laß dich nicht in solche Machenschaften mit reinziehen! Du wirst dafür nur leiden müssen. Wenn du etwas zu sagen hast, dann sag’ es uns bitte! Sag’ uns die Wahrheit, und die ganze Angelegenheit kann bereinigt werden!“ Bau-tschan fürchtete, bei der Untersuchung gefoltert zu werden und gab zuletzt nach: „Jeden Tag beschwerte sich Frau Pan darüber, wie übel ihr das Leben mitspielte. ‚Warum hat mich so eine dumme Mutter geboren?‘ sagte sie. ‚Anstatt guten Willen zu zeigen und mich mit Herr Ke zu verheiraten, wählte sie diesen dummen Trottel von Vetter für mich! Ich würde dafür sterben, nur einen Tag mit Herr Ke verbringen zu können!‘ Und dann sagte sie immer, wie sehr sie Hsiang-ling hassen würde. Ich habe zuerst nicht weiter zugehört und bemerkte erst später, wie freundlich sie auf einmal zu Hsiang-ling war, und ich vermutete, daß Hsiang-ling sich irgendwie wieder ihre Gunst erworben hatte. Ich dachte, Frau Pan hätte ihr die Suppe als nette Geste gemacht. Dann entdeckte ich, daß sie etwas ganz Anderes im Sinn hatte! Etwas Schreckliches!“ „Das ergibt überhaupt keinen Sinn!“ unterbrach sie Djin-guees Mutter. „Wenn du sagst, daß sie vorhatte, Hsiang-ling das Gift zu verabreichen, wie kam es dann dazu, daß sie das Gift selbst eingenommen hat?“ Bau-tschai wandte sich an Hsiang-ling: „Erzähl’ uns, was gestern passiert ist, Hsiang-ling. Hast du von der Suppe getrunken?“ „Vor ein paar Tagen“, begann Hsiang-ling, „als ich so krank war, daß ich kaum meinen Kopf heben konnte, bot Frau Pan mir an, etwas Suppe zu holen. Ich wagte nicht abzulehnen und bemühte mich, mich aufzurichten, als sie auf dem Weg stolperte und die Suppe auf dem Boden verschüttete. Es bereitete ihr viel Mühe, alles sauber zu machen, und ich war sehr traurig, die Ursache dafür zu sein. Dann hatte sie mir gestern wieder Suppe angeboten und, obwohl ich glaubte, daß ich keinen Schluck davon runter bekäme, entschloß ich mich, sie zu probieren. Ich wollte gerade etwas davon trinken, als mir plötzlich schwindelig wurde. Ich erinnere mich vage, Bau-tschan gesehen zu haben, wie sie die Suppe wegbrachte und war erleichtert, sie nicht trinken zu müssen. Doch dann, als ich gerade wieder aufwachte, kam Frau Pan und bat mich, sie trotzdem zu probieren. Sie trank selbst eine Schale davon. Ich versuchte mit aller Kraft, ein paar Schlucke davon hinunterzube­kom­men ...“ „Das ist es!“, rief Bau-tschan, Hsiang-ling kaum die Gelegenheit gebend, zum Ende zu kommen. „Jetzt laß mich die Szene für dich zu Ende beschreiben! Gestern trug mir Frau Pan auf, zwei Schüsseln Suppe zu machen, eine für sie und eine für Hsiang-ling. Ich hatte die Nase voll davon, das Hsiang-ling ihr so wichtig war. Es reichte mir schon, auf sie warten zu müssen. Deshalb hatte ich in eine der Schüsseln extra viel Salz gegeben und machte eine geheime Markierung an der Seite mit der Absicht, die Schüssel Hsiang-ling zu geben. Sobald ich die Suppe gebracht hatte, trug mir Frau Pan auf, zu gehen und von den Jungen eine Kutsche bestellen zu lassen, sie wollte bei sich zu Hause noch einen Besuch abstatten. Ich ging hinaus, und als ich meinen Auftrag erfüllt hatte, sah ich Frau Pan dort sitzen mit der versalzenen Schüssel vor sich. Ich hatte Angst, daß sie, wenn sie schmeckte, wie salzig sie war, sehr böse mit mir sein würde. Ich überlegte, was zu tun sei, als Frau Pan glücklicherweise den Raum für einen Moment verließ, um sich zu erleichtern und so konnte ich die Schüsseln austauschen. Es muß wohl Schicksal gewesen sein, daß ich dies tat. Als Frau Pan zurück kam, brachte sie die versalzene Suppe an Hsiang-lings Bett und bat sie, etwas davon zu trinken, trank dabei aus ihrer eigenen Schüssel, die eigentlich für Hsiang-ling bestimmt war. Hsiang-ling schien das Salz nicht zu bemerken, und sie leerten beide ihre Schüsseln. Ich lachte zu mir selbst und dachte, was für einen harten Gaumen Hsiang-ling haben mußte. Ich hatte nicht wahrgenommen, daß Frau Pan vorhatte, Hsiang-ling zu vergiften und das Arsen hineingestreut hatte, während ich aus dem Zimmer war. Und sie wußte nicht, daß ich die Schüsseln ausgetauscht hatte. Wie das Sprichwort sagt: ‚Das Schicksal bestimmt den Lauf der Dinge, Der Sünder stirbt durch seine eigene Hand!’“ Sie dachten über die Details von Bau-tschans Geschichte nach, und es erschien ihnen plausibel und stimmig. Sie ließen Hsiang-ling frei und halfen ihr zurück ins Bett. Djin-guees Mutter wurde in der Zeit von Minute zu Minute ängstlicher und überlegte krampfhaft, wie sie Bau-tschans Beschuldigungen widerlegen könnte. Nach einer ausgiebigen Diskussion folgerten Frau Hsüä und die anderen Familienmitglieder, daß unter diesen Umständen Hsia San der Einzige war, dem eine Verantwortung als Djin-guees Komplize zugesprochen werden konnte. Sie debattierten immer noch erhitzt darüber, wie man damit umgehen sollte, als sie Djia Liän von draußen rufen hörten: „Kein Gerede mehr! Haltet das Zimmer ordentlich. Die Polizei ist gleich da.“ Frau Hsia und ihr Sohn waren verzweifelt. Es schien unvermeidbar, daß sie bei der Untersuchung schlecht dastehen würden. Zuletzt sah Frau Hsia keinen anderen Ausweg, als sich bittend an Frau Hsüä zu wenden: „Egal, wie es ausgeht, meine Tochter scheint von ihrem Weg abgekommen zu sein und hat das bekommen, was sie verdient hat. Bei der Untersuchung wird es auch für unsere Familie schlecht aussehen. Ich bitte euch, laßt die Anklage fallen.“ – „Das geht nicht mehr!“, sagte Bau-tschai ein. „Es wurde bereits berichtet. Wir können die Anklage jetzt nicht mehr fallen lassen.“ Frau Dschou bot ihre Dienste als Vermittlerin an: „Die einzige Möglichkeit, die Anklage fallen zu lassen, wäre, wenn Frau Hsia selbst gehen und fragen würde, ob die Untersuchung unterlassen werden könne. In diesem Fall würden wir keine Einwände erheben.“ Hsia San, der draußen festgehalten wurde, wurde von Djia Liän eingeschüchtert und stimmte zu, den Beamten abzufangen und eine schriftliche Bitte um die Unterlassung der Untersuchung einzureichen. Auch die anderen stimmten diesem Verlauf zu. Frau Hsüä gab Anweisungen, einen Sarg zu besorgen und alle Begräbnisangelegenheiten zu arrangieren. Doch hiervon wollen wir nicht weiter berichten. Djia Yü-tsun wurde in der Zeit zum Bürgermeister der hauptstädtischen Präfektur befördert, mit der zusätzlichen Verpflichtung eines Steuereintreibers. Eines Tages machte er einen Besichtigungsgang zu einem landwirtschaftlichen Bereich, der erst neulich urbar gemacht worden war, und sein Gang führte ihn zu einem Dorf an einem schnell dahinströmenden Fluß. Als er gerade den Fluß überqueren wollte, hielt er seine Sänfte am Ufer an und wartete auf seine Diener, daß sie den Anschluß fänden und alle zusammen die Fähre zum anderen Ufer nehmen könnten. Er bemerkte einen kleinen, eingestürzten Tempel im Außenbezirk des Ortes, mit einigen knorrigen, alten Fichten, deren Zweige durch die Ruinen stachen, wodurch ein urtümliches Bild entstand. Er stieg aus seiner Sänfte und wanderte gemächlichen Schrittes zum Tempel. Die Goldschicht blätterte von einer Statue und die Säulen standen schief, an der Seite war die Mauer zerbröckelt. Auf der einen Seite stand eine zerbrochene Steintafel mit einer verschlissenen und kaum lesbaren Inschrift. Yü-tsun überquerte den Hinterhof in Richtung der Hinterhalle des Tempels, als er im Schatten eines Zypressenbaumes ein alte Hütte mit einem Strohdach sah und in dieser Hütte einen dauistischen Mönch, der dort mit geschlossenen Augen saß und meditierte. Wie er sich ihm näherte und ihm ins Gesicht schaute, war Yü-tsun überrascht von der merkwürdigen Bekanntheit, von dem Gefühl, ihn schon einmal gesehen zu haben, – doch wo, daran konnte er sich nicht erinnern. Seine Begleiter wollten den Dauisten gerade unsanft aus seiner Meditation wecken, doch Yü-tsun unterband dies, kam respektvoll näher und sprach ihn dann mit den Worten an: „Ehrwürdiger Meister!“ Der Dauist öffnete die Augen und lächelte schwach. „Was führt euch hierher, Herr Beamter?“ „Ein Besichtigungsauftrag hat mich hergebracht und lief hier vorbei“, antwortete Yü-tsun. „Sie, Meister, in Meditation versunken zu sehen und von der Tiefgründigkeit Ihrer geistigen Kenntnisse ausgehend, bitte ich Sie demütigst um einige Worte der Wahrheit.“ – „Es gibt immer einen Ort, woher ein Mensch kommt, und es gibt immer eine Richtung, wohin er geht.“ Yü-tsun spürte, daß den alten Mann ein Hauch von Tiefgründigkeit umwehte. Mit einer tiefen Verbeugung fragte er: „Welcher Schule gehört Ihr an, Meister? Wie lautet der Name des Tempels, in welchem Sie Ihren Wohnsitz haben? Wie viele leben dort? Wenn sie ein reines Leben voll Besinnung suchen, wäre dann nicht der geheiligte Berg ein geeigneterer Ort, um dort zu verweilen, wäre der geschäftige Durchgangsverkehr nicht angemessener?“ „Ein Flaschenkürbis reicht für meinen Bedarf“, antwortete der Dauist. „Warum sollte ich meine Hütte auf einem berühmten Berg bauen? Und für diesen Tempel reicht eine kleine, verfallene Hütte, um an seinen lang vergessenen Ursprung zu erinnern. Und warum sollte ich mich bemühen, gute Taten zu verrichten, wenn Gestalt und Schatten sich genügen? Ich bin kein ‚Juwel im Kasten’, das auf einen Käufer wartet, keine ‚Jadenadel im Schmuckkästchen, die auf ihre Zeit zum Fliegen wartet’.“ Yü-tsun war stets sehr klug gewesen. Der Bezug zum „Flaschenkürbis“ und zu seinem eigenen Reimpaar (geschrieben, als er ein armer Untermieter im Flaschenkürbistempel in Su-dschou war) erinnerte ihn sofort an seinen Nachbarn aus vergangenen Zeiten, den alten Dschën Schï-yin. Als er den Dauisten wieder näher betrachtete, erkannte er ihn und sah, daß das Gesicht seines alten Gönners sich nicht verändert hatte. Er entließ seine Begleitung. „Sagen Sie mir die Wahrheit, Herr“, fragte er im Vertrauen, als sie allein waren, „sind sie nicht der alter Herr Dschën?“ Ein beruhigendes Lächeln zeichnete sich auf dem Gesicht des alten Mannes ab. „Was ist Wahrheit, und was ist Dichtung? Du mußt verstehen, daß Wahrheit Dichtung ist und Dichtung Wahrheit.“ Yü-tsuns Gewißheit wurde von der Tatsache erhärtet, daß die Sprache des alten Mannes voller Wortspiele war, Dschën stand für „Wahrheit“ und Djia für „Dichtung“. Er verbeugte sich von Neuem und sagte: „Ihre enorme Großzügigkeit befähigte mich, in die Hauptstadt zu reisen und Glück zu erfahren und dank Ihres Segens, der mit meinem Examen gekrönt wurde, wurde ich in die Nähe der Gegend berufen, in welcher Sie nun leben. Das war, als ich das erste Mal erfuhr, daß Sie eine große Erleuchtung erfahren und der Welt entsagt hätten, um in die Sphäre der Unsterblichen aufzusteigen. Obwohl ich mich zunächst fürchtete, Ihren Aufenthaltsort aufzusuchen, kam ich endlich zu dem Schluß, daß ein gewöhnlicher Laie wie ich, beschmutzt vom Staub der sterblichen Welt, nicht noch einmal die Gelegenheit bekäme, Ihr heiliges Gesicht zu erblicken. Wie gesegnet ich bin, Ihnen wieder begegnet zu sein! Ich flehe Sie an, heiliger Mann, mich von meiner umnachteten Unwissenheit zu befreien. Wenn Sie sich dazu herablassen, meiner Bitte entgegen zu kommen, erlauben Sie mir, Ihnen anzubieten, mit zu meinem Wohnsitz in der Nähe der Stadt zu kommen, daß mir Ihre Weisheit täglich zugute kommen kann.“ Der Dauist erhob sich und erwiderte die Verbeugung: „Über meine Gebetsmatte hinaus“, antwortete er, „weiß ich nichts. Von dem, was Euer Ehren soeben gesprochen haben, habe ich nicht ein Wort verstanden.“ Er setzte sich wieder hin. Yü-tsun begann zu zweifeln. ‚Aber natürlich‘, dachte er bei sich, ‚muß er es sein! Das Gesicht und die Stimme sind so bekannt! Nach diesen neunzehn Jahren ist sein Aussehen fast unverändert. Möglicherweise hat er einen hohen Grad geistiger Bildung erreicht und ist deshalb unwillig, sein wahres Selbst preiszugeben. Er hält sich selbst für einen neuen Menschen. Doch er ist mein Wohltäter. Jetzt, da ich ihn wiedergefunden habe, muß ich ihm irgendwie meine Dankbarkeit zeigen. Wenn materielle Dinge ihn nicht bewegen können, hoffe ich, daß es wenigstens die Erwähnung seiner Frau und seines Kindes vermögen.‘ Nachdem er dies überlegt hatte, sagte er: „Heiliger Mann, ich kann Ihren Unwillen verstehen, weitere Auskünfte über sich zu geben. Doch könnten Sie Ihrem Schüler nicht ein Zeichen des Wiedererkennes gewähren?“ Er wollte sich eben niederwerfen, als seine Begleiter kamen, um anzukündigen, daß es bereits spät war und er sofort den Fluß überqueren solle. Yü-tsun zögerte, dann sprach der Dauist wieder zu ihm: „Gelangt geschwind auf die andere Seite, Euer Ehren. Wir werden uns wieder begegnen. Zögern Sie länger, wird ein Sturm aufkommen. Wenn Sie sich wirklich dazu herablassen, wiederzukommen, freue ich mich, Sie hier an der Furt wieder zu sehen.“ Er schloß seine Augen und versank wieder in Meditation. Yü-tsun verabschiedete sich widerwillig und verließ den Tempel. Er hatte gerade das Flußufer erreicht und bereitete sich auf die Überfahrt mit der Fähre vor, als er jemanden auf sich zu rennen sah. Um herauszufinden, wer es war, muß man das nächste Kapitel lesen. 104. Der Betrunkene Diamant ist wieder auf freiem Fuß – ein Winzling verursacht einen mächtigen Sturm Unser junger, verwirrter Edelmann erinnert sich schmerzlich verflossener Liebe. „Der Tempel, den sie so eben besucht haben, hat Feuer gefangen, Herr!“ Djia Yü-tsun drehte sich um, sah, wie die Flammen vom Boden hervorsprangen und eine Wolke wirbelnder Asche den Himmel verdunkelte. ‚Wie außergewöhnlich!‘, dachte er bei sich. ‚Ich habe den Ort gerade eben verlassen und bin nur eine kurze Strecke Wegs gelaufen. Wie kann so ein Feuer ausgebrochen sein? Was ist, wenn der alte Herr Dschën darin umgekommen ist?’ Wären sie umgekehrt, um dies zu erkunden, hätten sie die Fähre verpaßt. Auf der anderen Seite fühlte er sich ruhelos, überhaupt nicht mehr dorthin zurückgehen zu können. Nach einem Moment des Nachdenkens fragte er den Mann: „Hast du mitbekommen, ob der alte Dauist entkommen konnte?“ – „Ich war nicht weit hinter Ihnen, Herr. Ich hatte Bauchschmerzen und lief etwas langsamer, da schaute ich zurück. Als ich die Flammen sah, und feststellte, daß der Tempel brannte, lief ich so schnell ich konnte, um es Ihnen zu sagen. Ich habe aber niemanden aus den Flammen laufen gesehen.“ Obwohl ihn sein schlechtes Gewissen quälte, war Yü-tsun ein Mann, dessen Karriere an erster Stelle stand und er hielt es für unangemessen (und lästig), sich zu sehr damit zu beschäftigen. „Warte hier, bis das Feuer sich gelegt hat!“, sagte er dem Diener, „dann geh zurück und sieh, ob du eine Spur von dem alten Mann findest! Berichte mir umgehend davon!“ – „Ja, Herr.“ Unwillig blieb der Mann zurück, um die Anweisungen auszuführen. Djia Yü-tsun überquerte den Fluß und setzte seinen Besichtigungsgang fort, bis sie nach einigen Anlegestellen ihre vorgesehene Unterkunft erreicht hatten. Am nächsten Morgen waren seine Pflichten erfüllt, und er wurde von dem üblichen Gewimmel an Läufern am Stadttor begrüßt, die ihn mit sehr viel Lärm und Getöse durch die Straßen führten. Auf dem Weg hörte er in seiner Sänfte einen der Schreier einen Streit auf der Straße austragen und fragte, was denn los sei. Der Diener, der den Weg freihielt, zog den Schreier herbei, kniete nieder und gab folgenden Bericht von dem Zwischenfall: Aus: Jinyuyuan 1889b. „Anstatt dem Herren aus dem Weg zu gehen, lief dieser Trunkenbold direkt vor eure Sänfte. Ich sagte ihm er solle von der Straße gehen, doch er antwortete betrunken und unverschämt, warf sich in der Mitte der Straße auf den Boden und beschuldigte mich, ihn geschlagen zu haben.“ Djia Yü-tsun antwortete: „Dieser ganze Bezirk hier obliegt meiner Aufsicht, wie Sie wissen, und jeder Bewohner fällt unter meine Rechtsprechung. Sie, Herr, dürften dies nur allzu gut wissen und müßten über meine Präsenz in dieser Gegend unterrichtet sein. In Ihrem betrunkenen Zustand war das Geringste, was Sie tun konnten, mir aus dem Weg zu gehen. Doch stattdessen haben Sie die Straße mit Ihrer widerlichen Person beschmutzt und besaßen dann noch die Frechheit, einen meiner Männer zu beschuldigen! Nehmen Sie Stellung dazu!“ „Meinen Wein habe ich selbst gekauft“, grummelte der Mann, „und wenn ich betrunken auf der Straße liege, so ist das der Boden des Kaisers.“ – „Dieser Mann scheint zu glauben, er stünde über dem Gesetz!“ stieß Djia Yü-tsun wütend hervor. „Wie ist sein Name?“ – „Ni Er“, antwortete der Mann, „doch man nennt mich den Betrunkenen Diamanten.“ Djia Yü-tsun war wütend. „Verabreicht diesem Diamenten eine ordentliche Tracht Prügel,“ befahl er grimmig und fügte mit einem bösen Wortspiel hinzu: „Mal sehen, ob er so hart wie ein Diamant ist!“ Seine Begleiter warfen Ni Er zu Boden und verabreichten ihm ein paar heftige Schläge mit der Peitsche. Als er den Schmerz spürte, wurde er nüchtern und und begann, um Gnade zu flehen. Yü-tsun lachte von seiner Sänfte laut zu ihm: „Diamant, in der Tat! Laßt ihn erst einmal in Ruhe. Bringt ihn zurück in den Yamen. Wir können ihn dann bei Gelegenheit befragen.“ Die Diener nickten, fesselten Ni Er und drängten ihn hinter die Sänfte, seine Bitte um Gnade dabei überhörend. Yü-tsun ging zuerst in den Palast, um von seinem Gang zu berichten und kehrte dann in seinen Yamen zurück, wo das tägliche Geschäft ihn verschlang. Er war zu beschäftigt, um über Ni Er nachzudeken. Doch die Zuschauer, die das Auspeitschen auf der Straße verfolgt hatten, verloren keine Zeit, die Geschichte ihren Freunden zu erzählen, und es verbreitete sich schnell die Neuigkeit, daß Ni Er, der Kräftige, der sich oft betrunken mit anderen anlegte, heute an den Bezirksvorsteher Djia geraten war. Das Gerücht erreichte schnell seine Frau und Tochter und, da er nicht nach Hause kam, befürchtete seine Tochter das Schlimmste und suchte alle Spielhallen nach ihm ab. Seine Kumpane bestätigten die Geschichte, und seine Tochter war vor Sorgen in Tränen aufgelöst, als sie bedachte, was ihrem Vater geschehen sein könnte. „Nimm es nicht so schwer, Fräulein!“, sagten sie, „dieser Herr Djia ist mit den Jung-guo-Djias verwandt. Und ist nicht der junge Djia Yün ein Freund deines Vaters? Warum bittest du und deine Mutter ihn nicht, ein gutes Wort für deinen Vater einzulegen? Das sollte reichen.“ Ni Ers Tochter dachte darüber nach. „Sie haben recht. Vater erwähnte oft, wie gut er mit diesem Herr Djia Yün nebenan zurecht käme. Vielleicht sollte ich bei ihm vorbeischauen.“ Sie eilte nach Hause, erzählte es ihrer Mutter, und beide suchten am nächsten Morgen gemeinsam Djia Yün auf. Er war an diesem Tag zufällig zu Hause und ließ beide herein, während seine Mutter einer jungen Magd auftrug, ihnen Tee zu servieren. Sie erwähnten die Geschichte von Ni Ers Verhaftung und baten Djia Yün, bei seiner Befreiung zu helfen. „Natürlich!“ stimmte Djia Yün ohne zu Zögern zu. „Überhaupt kein Problem. Ich gehe zum Jung-guo-Anwesen, erzähle es ihnen, und die Sache wird bald geregelt sein. Dieser Bezirksvorsteher Djia hat alles seiner Beziehung mit den Jung-guo-Djias zu verdanken. Ein Wort von ihnen, und Ni Er ist wieder ein freier Mann!“ Ni Ers Frau und Tochter kehrten voller Erwartung nach Hause zurück. Sie besuchten Ni Er im Yamen, wo er gefangen gehalten wurde und überbrachten ihm die Neuigkeiten, daß er dank des Eingreifens von Djia Yün und der Familie Djia in Kürze freigelassen würde. Ni Er war sichtlich erleichtert. Unglücklicherweise hatte Djia Yün, dessen vorige Angebote von Hsi-fëng zurückgewiesen wurden, nicht gewagt, sie wieder zu besuchen und hatte seitdem nicht einen Fuß in das Jung-guo-Anwesen gesetzt. Die Männer am Jung-guo Tor behandelten Besucher so, wie es ihrem Verhältnis zur Familie gebührte. Wenn die Familie eine höfliche und respektvolle Person erwartete, wurde diese willkommen geheißen und sofort eingelassen; wenn eine Person auf der anderen Seite allerdings abweisend gewesen war, nahmen die Diener schnell ihren Stab an sich. Wenn so eine Person sich wieder meldete, sogar wenn sie verwandt war, lehnten sie es ab, ihre Ankunft anzukündigen und schickten sie ohne weitere Mühe fort. Als Djia Yün nun auftauchte und Djia Liän begrüßen wollte, erhielt er einen sehr gelassenen Empfang am Tor: „Liän ist nicht da. Wenn er nach Hause kommt, werden wir ihm berichten, daß Sie sich gemeldet haben.“ Djia Yün hätte darauf bestanden, Frau Liän zu sehen, doch war er zu verängstigt, die Torhüter weiter zu reizen und hatte keine andere Möglichkeit, als nach Hause zu gehen. Er mußte eine weitere Belästigung von Ni Ers Frau und Tochter am nächsten Tag erdulden: „Aber Herr Yün! Wir dachten, ihr sagtet, die Djias könnten alles, was sie wollten, von jedem bekommen! Sie sind aus ihrer Familie, und es ist nichts Großes, danach zu fragen. Sie können nicht versagt haben! Sie können uns doch nicht so hängen lassen!“ Djia Yün fühlte sich erniedrigt und versuchte, sich herauszumogeln: „Gestern waren meine Verwandten zu beschäftigt, um jemanden zu schicken. Doch ich bin sicher, sie werden heute etwas tun, und dann wird Ni Er freikommen. Es gibt wirklich keinen Grund zur Sorge.“ Ni Ers Frau und Tochter konnten also nur abwarten, um zu sehen, wie die Sache sich entwickelte. Djia Yün, dem es nicht gelungen war, im Jung-guo-Haus Eintritt zu erhalten, versuchte es nun über den Hintereingang durch den Garten in der Hoffnung, Bau-yü anzutreffen. Zu seiner Überraschung fand er das Gartentor verschlossen und mußte wieder niedergeschlagen und enttäuscht nach Hause zurückkehren. ‚Es war erst vor ein paar Jahren, daß Ni Er mir das Geld geliehen hat‘, dachte er bei sich, ‚ich benutzte es, um Frau Liän ein Geschenk aus Kampfer und Moschus zu besorgen, und als Ergebnis teilte sie mir die Arbeit zu, Bäume zu pflanzen. Doch wo ich mir jetzt keine Geschenke mehr leisten kann, zeigt sie mir die kalte Schulter. Sie hat nichts, worauf sie stolz sein kann, als Geld zu verleihen – Geld, das wird in der Familie weitergegeben – , während ein armer Hausstand wie wir sich nicht einen Tael borgen kann, wenn er ihn braucht. Ich nehme an, sie hält sich für klug, sich mit diesem kleinen Notgroschen die Zukunft zu sichern. Sie weiß noch nicht einmal, was für einen stinkenden Ruf sie sich erworben hat. Wenn ich meinen Mund geschlossen halte, ist alles schön und gut; doch wenn ich den Leuten sage, was ich weiß, wird sie vor Gericht für mehr als ein Leben büßen müssen.‘ Er sah Ni Ers Frau und Tochter auf ihn warten, als er zurückkahm, und dieses Mal mußte er auf eine wohlformulierte Art zugeben, daß seine Mission gescheitert war. „Die Djias haben jemanden geschickt, um ein Wort für Ni Er einzulegen, doch ich fürchte, Bezirksvorsteher Djia wird ihn nicht freilassen. Ihr könntet mehr Glück haben, wenn ihr es bei Herrn Lëng Dsï-hsing versucht. Er ist mit Dschou Juee verwandt und arbeitet für die Djias.“ – „Was soll denn schon ein Diener ausrichten“, beklagte sich Ni Ers Familie, „wenn ein respektables Familienmitglied wie Sie nichts für uns tun können?“ Djia Yün war dies sehr peinlich. „Was ihr nicht zu erkennen scheint“, protestierte er entrüstet, „ist, daß die Diener meist größeren Einfluß haben als ihre Herren!“ Ni Ers Frau und Tochter sahen, daß sie nur ihre Zeit mit ihm verschwendeten. „Wir sind Ihnen zu großem Dank verpflichtet für all die Mühe, die wir ihnen bereitet haben, Herr Yün“, murrten sie sarkastisch, „wenn Vater frei ist, wird er sich gewiß noch selbst bedanken.“ Sie gingen ihrer We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