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loumeng/Chapter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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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中文原文 (程甲本 1982)

Deutsche Übersetzung

且说迎春归去之后，邢夫人像没有这事。倒是王夫人抚养了一场，却甚是伤感，在房中自己叹息了一会。只见宝玉走来请安，看见王夫人脸上似有泪痕，也不敢坐，只在旁边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宝玉才捱上炕来，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 王夫人见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为什么这样呆呆的？”宝玉道：“并不为什么，只是昨儿听见二姐姐这种光景，我实在替他受不得。虽不敢告诉老太太，却这两夜只是睡不着。我想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那里受得这样的委屈？况且二姐姐是个最懦弱的人，向来不会和人拌嘴，偏偏儿的遇见这样没人心的东西，竟一点儿不知道女人的苦处。”说着，几乎滴下泪来。 王夫人道：“这也是没法儿的事。俗语说的：‘嫁出去的女孩儿，泼出去的水。’叫我能怎么样呢？”宝玉道：“我昨儿夜里倒想了一个主意：咱们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来，还叫他紫菱洲住着，仍旧我们姐妹弟兄们一块儿吃，一块儿玩，省得受孙家那混账行子的气。等他来接，咱们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们留一百回。只说是老太太的主意。这个岂不好呢？” 王夫人听了，又好笑，又好恼，说道：“你又发了呆气了，混说的是什么？大凡做了女孩儿，终久是要出门子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里顾得？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运：碰的好就好，碰的不好也就没法儿。你难道没听见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里个个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况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妇，孙姑爷也还是年轻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新来乍到，自然要有些扭别的。过几年，大家摸着脾气儿，生儿长女以后，那就好了。你断断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说起半个字，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快去干你的去罢，别在这里混说了。” 说的宝玉也不敢作声，坐了一会，无精打彩的出来了。憋着一肚子闷气，无处可泄，走到园中，一径往潇湘馆来。刚进了门，便放声大哭起来。 黛玉正在梳洗才毕，见宝玉这个光景，倒唬了一跳，问：“是怎么了？合谁怄了气了？”连问几声。宝玉低着头，伏在桌子上，呜呜咽咽，哭的说不出话来。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一会子问道：“到底是别人合你怄了气了，还是我得罪了你呢？”宝玉摇手道：“都不是，都不是。”黛玉道：“那么着，为什么这么伤心起来？”宝玉道：“我只想着，咱们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着真真没有趣儿！”黛玉听了这话，更觉惊讶，道：“这是什么话！你真正发了疯了不成？” 宝玉道：“也并不是我发疯，我告诉你，你也不能不伤心。前儿二姐姐回来的样子和那些话，你也都听见看见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时候，为什么要嫁？嫁出去，受人家这般苦楚。还记得咱们初结海棠社的时候，大家吟诗做东道，那时候何等热闹！如今宝姐姐家去了，连香菱也不能过来，二姐姐又出了门子了：几个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处，弄得这样光景。我原打算去告诉老太太，接二姐姐回来，谁知太太不依，倒说我呆，混说，我又不敢言语。这不多几时，你瞧瞧，园中光景已经大变了。若再过几年，又不知怎么样了。故此，越想不由的人心里难受起来。”黛玉听了这番言语，把头渐渐的低了下去，身子渐渐的退至炕上，一言不发，叹了口气，便向里躺下去了。 紫鹃刚拿进茶来，见他两个这样，正在纳闷，只见袭人来了，进来看见宝玉，便道：“二爷在这里呢么？老太太那里叫呢。我估量着二爷就是在这里。”黛玉听见是袭人，便欠身起来让坐。黛玉的两个眼圈儿已经哭的通红了。宝玉看见，道：“妹妹，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些呆话，你也不用伤心了。要想我的话时，身子更要保重才好。你歇歇儿罢，老太太那边叫我，我看看去就来。”说着，往外走了。袭人悄问黛玉道：“你两个人又为什么？”黛玉道：“他为他二姐姐伤心。我是刚才眼睛发痒揉的，并不为什么。”袭人也不言语，忙跟了宝玉出来，各自散了。宝玉来到贾母那边，贾母却已经歇晌，只得回到怡红院。 到了午后，宝玉睡了中觉起来，甚觉无聊，随手拿了一本书看。袭人见他看书，忙去沏茶伺候。谁知宝玉拿的那本书却是《古乐府》，随手翻来，正看见曹孟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首，不觉刺心。因放下这一本，又拿一本看时，却是晋文，翻了几页，忽然把书掩上，托着腮，只管痴痴的坐着。袭人倒了茶来，见他这般光景，便道：“你为什么又不看了？”宝玉也不答言，接过茶来，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袭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也只管站在旁边，呆呆的看着他。忽见宝玉站起来，嘴里咕咕哝哝的说道：“好一个‘放浪形骸之外’！”袭人听了，又好笑，又不敢问他，只得劝道：“你若不爱看这些书，不如还到园里逛逛，也省得闷出毛病来。”那宝玉一面口中答应，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 一时走到沁芳亭，但见萧疏景象，人去房空。又来至蘅芜院，更是香草依然，门窗掩闭。转过藕香榭来，远远的只见几个人在蓼溆一带阑干上靠着，有几个小丫头蹲在地下找东西。宝玉轻轻的走在假山背后听着。只听一个说道：“看他洑上来不洑上来。”好似李纹的语音。一个笑道：“好！下去了。我知道他不上来的。”这个却是探春的声音。一个又道：“是了。姐姐你别动，只管等着，他横竖上来。”一个又说：“上来了。”这两个是李绮、邢岫烟的声儿。 宝玉忍不住，拾了一块小砖头儿，往那水里一撂，咕咚一声。四个人都唬了一跳，惊讶道：“这是谁这么促狭？唬了我们一跳。”宝玉笑着从山子后直跳出来，笑道：“你们好乐啊！怎么不叫我一声儿？”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是别人，必是二哥哥这么淘气。没什么说的，你好好儿的赔我们的鱼罢：刚才一个鱼上来，刚刚儿的要钓着，叫你唬跑了。”宝玉笑道：“你们在这里玩，竟不找我，我还要罚你们呢。”大家笑了一会。 宝玉道：“咱们大家今儿钓鱼，占占谁的运气好：看谁钓得着，就是他今年的运气好；钓不着，就是他今年运气不好。咱们谁先钓？”探春便让李纹，李纹不肯。探春笑道：“这样就是我先钓。”回头向宝玉说道：“二哥哥，你再赶走了我的鱼，我可不依了。”宝玉道：“头里原是我要唬你们玩，这会子你只管钓罢。” 探春把丝绳抛下，没十来句话的工夫，就有一个杨叶窜儿吞着钩子，把漂儿坠下去。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却是活迸的。侍书在满地上乱抓，两手捧着，搁在小磁坛内，清水养着。 探春把钓竿递与李纹。李纹也把钓竿垂下，但觉丝儿一动，忙挑起来，却是个空钩子。又垂下去半晌，钩丝一动，又挑起来，还是空钩子。李纹把那钩子拿上来一瞧，原来往里钩了。李纹笑道：“怪不得钓不着。”忙叫素云把钩子敲好了，换上新虫子，上边贴好了苇片儿。垂下去一会儿，见苇片直沉下去，急忙提起来，倒是一个二寸长的鲫瓜儿。 李纹笑着道：“宝哥哥钓罢。”宝玉道：“索性三妹妹和邢妹妹钓了，我再钓。”岫烟却不答言。只见李绮道：“宝哥哥先钓罢。”说着，水面上起了一个泡儿。探春道：“不必尽着让了，你看那鱼都在三妹妹那边呢，还是三妹妹快着钓罢。”李绮笑着接了钓竿儿，果然沉下去就钓了一个。然后岫烟也钓着了一个，随将竿子仍旧递给探春，探春才递与宝玉。 宝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矶，坐在池边钓起来。岂知那水里的鱼看见人影儿，都躲到别处去了。宝玉抡着钓竿等了半天，那钓丝儿动也不动。刚有一个鱼儿在水边吐沫，宝玉把竿子一晃，又唬走了。急的宝玉道：“我最是个性儿急的人，他偏性儿慢，这可怎么样呢？好鱼儿，快来罢，你也成全成全我呢！”说的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见钓丝微微一动。宝玉喜极，满怀用力往上一兜，把钓竿往石上一碰，折作两段，丝也振断了，钩子也不知往那里去了。众人越发笑起来。探春道：“再没见像你这样卤人。” 正说着，只见麝月慌慌张张的跑来说：“二爷，老太太醒了，叫你快去呢。”五个人都唬了一跳。探春便问麝月道：“老太太叫二爷什么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听见说是什么闹破了，叫宝玉来问，还要叫琏二奶奶一块儿查问呢。”吓得宝玉发了一会呆，说道：“不知又是那个丫头遭了瘟了。”探春道：“不知什么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么信儿，先叫麝月来告诉我们一声儿。”说着便同李纹、李绮、岫烟走了。 宝玉走到贾母房中，只见王夫人陪着贾母摸牌。宝玉看见无事，才把心放下了一半。贾母见他进来，便问道：“你前年那一次得病的时候，后来亏了一个疯和尚和个瘸道士治好了的。那会子病里，你觉得是怎么样？”宝玉想了一会道：“我记得得病的时候儿，好好的站着，倒像背地里有人把我拦头一棍，疼的眼睛前头漆黑，看见满屋子里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举棒的恶鬼。躺在炕上，觉着脑袋上加了几个脑箍似的。以后便疼的任什么也不知道了。到好的时候，又记得堂屋里一片金光，直照到我床上来，那些鬼都跑着躲避，就不见了。我的头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贾母告诉王夫人道：“这个样儿也就差不多了。” 说着，凤姐也进来了，见了贾母，又回身见过了王夫人，说道：“老祖宗要问我什么？”贾母道：“你那年中了邪的时候儿，你还记得么？”凤姐儿笑道：“我也不很记得了。但觉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什么人拉拉扯扯，要我杀人才好。有什么拿什么，见什么杀什么，自己原觉很乏，只是不能住手。”贾母道：“好的时候儿呢？”凤姐道：“好的时候，好像空中有人说了几句话似的，却不记得说什么来着。”贾母道：“这么看起来，竟是他了。他姐儿两个病中的光景，合才说的一样。这老东西竟这样坏心！宝玉枉认了他做干妈。倒是这个和尚、道人，阿弥陀佛！才是救宝玉性命的。只是没有报答他。” 凤姐道：“怎么老太太想起我们的病来呢？”贾母道：“你问你太太去，我懒怠说。”王夫人道：“才刚老爷进来，说起宝玉的干妈竟是个混账东西，邪魔外道的。如今闹破了，被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监，要问死罪的了。前几天被人告发的。那个人叫做什么潘三保，有一所房子，卖给斜对过当铺里。这房子加了几倍价钱，潘三保还要加，当铺里那里还肯。潘三保便买嘱了这老东西。因他常到当铺里去，那当铺里人的内眷都和他好的，他就使了个法儿，叫人家的内人便得了邪病，家翻宅乱起来。他又去说，这个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马、纸钱烧献了，果然见效。他又向人家内眷们要了十几两银子。岂知老佛爷有眼，应该败露了：这一天急要回去，掉了一个绢包儿。当铺里人捡起来一看，里头有许多纸人，还有四丸子很香的香。正诧异着呢，那老东西倒回来找这绢包儿。这里的人就把他拿住，身边一搜，搜出一个匣子，里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裳；光着身子的两个魔王；还有七根朱红绣花针。立时送到锦衣府去，问出许多官员家大户太太、姑娘们的隐情事来。所以知会了营里，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几匣子闹香；炕背后空屋子里挂着一盏七星灯，灯下有几个草人：有头上戴着脑箍的，有胸前穿着钉子的，有项上拴着锁子的；柜子里无数纸人儿，底下几篇小账，上面记着某家验过，应找银若干，得人家油钱香分也不计其数。” 凤姐道：“咱们的病，一准是他：我记得咱们病后，那老妖精向赵姨娘那里来过几次，和赵姨娘讨银子；见了我，就脸上变貌变色，两眼黧鸡似的。我当初还猜了几遍，总不知什么原故。如今说起来，却原来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这里当家，自然惹人恨怨，怪不得别人治我；宝玉可合人有什么仇呢，忍得下这么毒手？”贾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宝玉，不疼环儿，竟给你们种了毒了呢？” 王夫人道：“这老货已经问了罪，决不好叫他来对证。没有对证，赵姨娘那里肯认账？事情又大，闹出来，外面也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自己败露的。”贾母道：“你这话说的也是，这样事没有对证，也难作准。只是佛爷菩萨看的真，他们姐儿两个如今又比谁不济了呢？罢了，过去的事，凤哥儿也不必提了。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我这边吃了晚饭再过去罢。”遂叫鸳鸯、琥珀等传饭。凤姐赶忙笑道：“怎么老祖宗倒操起心来？”王夫人也笑了。只见外头几个媳妇伺候。凤姐连忙告诉小丫头子传饭：“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 正说着，只见玉钏儿走来，对王夫人道：“老爷要找一件什么东西，请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饭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贾母道：“你去罢，保不住你老爷有要紧的事。” 王夫人答应着，便留下凤姐儿伺候，自己退了出来。回至房中，合贾政说了些闲话，把东西找出来了。贾政便问道：“迎儿已经回去了？他在孙家怎么样？”王夫人道：“迎丫头一肚子眼泪，说孙姑爷凶横的了不得！”因把迎春的话述了一遍。贾政叹道：“我原知不是对头，无奈大老爷已说定了，叫我也没法。不过迎丫头受些委屈罢了。”王夫人道：“这还是新媳妇，只指望他以后好了便好。”说着，嗤的一笑。 贾政道：“笑什么？”王夫人道：“我笑宝玉儿早起，特特的到这屋里来，说的都是些小孩子话。”贾政道：“他说什么？”王夫人把宝玉的言语笑述了一遍。贾政也忍不住的笑。因又说道：“你提宝玉，我正想起一件事来了：这孩子天天放在园里，也不是事。生女儿不得济，还是别人家的人；生儿若不济事，关系非浅。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来，学问人品都是极好的，也是南边人。但我想南边先生，性情最是和平。咱们城里的孩子，个个踢天弄井，鬼聪明倒是有的，可以搪塞就搪塞过去了，胆子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给没脸，一日哄哥儿似的，没的白耽误了。所以老辈子不肯请外头的先生，只在本家择出有年纪再有点学问的请来掌家塾。如今儒大太爷虽学问也只中平，但还弹压的住这些小孩子们，不至以颟顸了事。我想宝玉闲着总不好，不如仍旧叫他家塾中读书去罢了。”王夫人道：“老爷说的很是。自从老爷外任去了，他又常病，竟耽搁了好几年。如今且在家学里温习温习，也是好的。”贾政点头，又说些闲话，不提。 且说宝玉次日起来，梳洗已毕，早有小厮们传进话来说：“老爷叫二爷说话。”宝玉忙整理了衣裳，来至贾政书房中，请了安，站着。贾政道：“你近来作些什么功课？虽有几篇字，也算不得什么。我看你近来的光景，越发比头几年散荡了；况且每每听见你推病，不肯念书。如今可大好了。我还听见你天天在园子里和姊妹们玩玩笑笑，甚至和那些丫头们混闹，把自己的正经事总丢在脑袋后头。就是做得几句诗词，也并不怎么样，有什么稀罕处？比如应试选举，到底以文章为主，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儿工夫。我可嘱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单要习学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遂叫李贵来，说：“明儿一早，传焙茗跟了宝玉去收拾应念的书籍，一齐拿过来我看看，亲自送他到家学里去。”喝命宝玉：“去罢！明日起早来见我。” 宝玉听了，半日竟无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红院来。袭人正在着急听信，见说取书，倒也喜欢。独是宝玉要人即刻送信给贾母，欲叫拦阻。贾母得信，便命人叫过宝玉来，告诉他说：“只管放心先去，别叫你老子生气。有什么难为你，有我呢！”宝玉没法，只得回来，嘱咐了丫头们：“明日早早叫我，老爷要等着送我到家学里去呢。”袭人等答应了，同麝月两个倒替着醒了一夜。 次日一早，袭人便叫醒宝玉，梳洗了，换了衣裳。打发小丫头子传了焙茗在二门上伺候，拿着书籍等物。袭人又催了两遍，宝玉只得出来，过贾政书房中来，先打听老爷过来了没有。书房中小厮答应：“方才一位清客相公请老爷回话，里边说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 宝玉听了，心里稍稍安顿，连忙到贾政这边来。恰好贾政着人来叫，宝玉便跟着进去。贾政不免又吩咐几句话，带了宝玉，上了车，焙茗拿着书籍，一直到家塾中来。早有人先抢一步回代儒说：“老爷来了。”代儒站起身来，贾政早已走入，向代儒请了安。代儒拉着手问了好，又问：“老太太近日安么？”宝玉过来也请了安。贾政站着，请代儒坐了，然后坐下。 贾政道：“我今日自己送他来，因要求托一番。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到底要学个成人的举业，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们混闹。虽懂得几句诗词，也是胡诌乱道的；就是好了，也不过是风云月露，与一生的正事毫无关涉。”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还体面，灵性也还去得，为什么不念书，只是心野贪玩？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的，只要发达了以后，再学还不迟呢。”贾政道：“原是如此。目今只求叫他读书、讲书、作文章。倘或不听教训，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管教他，才不至有名无实的，白耽误了他的一世。”说毕站起来，又作了一个揖，然后说了些闲话，才辞了出去。代儒送至门首，说：“老太太前替我问好请安罢。”贾政答应着，自己上车去了。 代儒回身进来，看见宝玉在西南角靠窗户摆着一张花梨小桌，右边堆下两套旧书，薄薄儿的一本文章，叫焙茗将纸墨笔砚都搁在抽屉里藏着。代儒道：“宝玉，我听见说你前儿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宝玉站起来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论起来，你可也该用功了。你父亲望你成人，恳切的很。你且把从前念过的书打头儿理一遍。每日早起理书，饭后写字，晌午讲书，念几遍文章就是了。” 宝玉答应了个“是”，回身坐下时，不免四面一看。见昔时金荣辈不见了几个，又添了几个小学生，都是些粗俗异常的。忽然想起秦钟来，如今没有一个做得伴、说句知心话儿的。心上凄然不乐，却不敢作声，只是闷着看书。 代儒告诉宝玉道：“今日头一天，早些放你家去罢。明日要讲书了。但是你又不是很愚夯的，明日我倒要你先讲一两章书我听，试试你近来的功课何如，我才晓得你到怎么个分儿上头。”说的宝玉心中乱跳。 欲知明日讲解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占旺相──占：占卜。 旺相：阴阳家术语。即以五行金木水火土与四季春夏秋冬相配，而每季中五行之盛衰又以旺、相、休、囚、死表示。如春季为木旺、火相、水休、金囚、土死。以此来推算人的八字。八字逢旺、相为“得时”，逢囚、死为“失时”。故“旺相”也可指好运气。​ 《古乐府》──乐府诗总集名。元代左克明编。共十卷。收录范围上自上古，下迄隋朝。​ 曹孟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首──即曹操（字孟德）的《短歌行》。其头四句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里以其开头两句代指篇名。因这首诗悲叹人生短暂，苦多乐少，尤与贾宝玉此时的心情吻合，故觉“刺心”。​ 放浪形骸之外──晋·王羲之的名篇《兰亭序》中的一句。与此句相关的文字是：“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这里说的是为人处世之道：或与人交往周旋，相互切磋；或独来独往，不受任何约束。“放浪形骸”即指后者，故贾宝玉极为欣赏。​ 要做姜太公——即愿者上钩之意。 姜太公即太公望吕尚，姓姜，字子牙，俗称姜太公。辅佐周武王伐纣灭殷，封于齐地，成为齐国的始祖。相传其发迹之前，曾在渭水上以无饵直钩并在离水面三尺之上钓鱼，说：“负命者上钩来！”(见《武王伐纣平话》卷中)故谚语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里即取此意以取笑。​ 神马——亦称“月光马”。即在纸上画的神像。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月光马儿》：“京师谓神像为神马儿，不敢斥言神也。月光马儿者，以纸为之。”​ 魔王——亦称“天魔”。佛教原指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之主波旬，常率眷属到人间破坏佛道。见南朝梁·宝林《破魔露布文》：“故魔王波旬，植愚根于旷始，积迷心于妄境。”后多泛指恶魔之王。《楞严经》卷六：“如不断淫，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 闹香——即闷香。相传是一种能使人闻之而暂时昏迷的毒香，常被坏人用为作案的工具。​ 七星灯——专用以祭神佛的油灯。因同一灯盏里有七个灯芯，点燃后有七点灯火，象征北斗七星，故称。​ 不得济——按旧俗女儿出嫁后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故称“不得济”(得不到奉养)，“还是别人家的人”。​ 颟顸（mān hā n嫚酣) ——糊里糊涂，马马虎虎。​ 应试选举──即通过科举考试方式选拔人才。​

sehen. Dame Wang aber machte sich Vorwürfe und fragte sich, ob sie nicht Tjing-wëns wegen zu hart mit ihm ins Gericht gegangen war. Doch das spielte sich nur in ihrem Innern ab, nach außen verriet sie sich mit keiner Miene. Und so ordnete sie nur an, die alten Ammen sollten gut für Bau-yü sorgen und nach ihm sehen. Zweimal am Tag mußten sie einen Arzt zu ihm hineinführen, der ihm die Pulse fühlte und Medikamente verschrieb. Erst nach Ablauf eines Monats stellte sich allmählich eine Besserung ein, und jetzt ordnete die Herzoginmutter an, Bau-yü solle sich schonen und dürfe erst nach einhundert Tagen wieder Fleischspeisen zu sich nehmen und das Haus verlassen. In all diesen einhundert Tagen durfte er nicht einmal vor das Hoftor gehen und konnte sich nur innerhalb seiner Räume vergnügen. Als vierzig oder fünfzig Tage vergangen waren, hatte er diese Einschränkungen so satt, daß es wie Feuer in ihm loderte. Aber was er sich auch ausdenken mochte, die Herzoginmutter und Dame Wang blieben hart, und so hatte er sich zu fügen. Also heftete er sich an die Fersen der Sklavenmädchen und trieb mit ihnen jeden Unfug, der ihm in den Sinn kam. Dann hörte er eines Tages, Hsüä Pan habe zu einer Weintafel mit Theatervorführung eingeladen und dort sei es hoch hergegangen, seine junge Frau sei schon im Hause und solle sehr schön sein, einiges Verständnis für Literatur habe sie auch. Da bedauerte er natürlich zutiefst, daß er nicht hinübergehen konnte, um einen Blick auf sie zu werfen. Einige Zeit später erfuhr er, Ying-tschun habe geheiratet und das Haus verlassen, und er dachte daran, wie vertraut er mit all seinen Kusinen zusammen gelebt hatte und daß es, selbst wenn sie sich einmal wiederträfen, nie wieder so eine Herzlichkeit zwischen ihnen geben würde. Daß er sie jetzt nicht noch ein letztes Mal sehen konnte, war wirklich das Äußerste an Qual und Verdruß. Was blieb ihm weiter übrig, als sich zusammenzunehmen und auszuhalten und derweilen mit den Sklavenmädchen herumzutollen, um sich die Zeit zu vertreiben? Das Gute daran war nur, daß er der Not enthoben war, Djia Dschëngs Mahnung anzuhören, er solle sich mit den Büchern beschäftigen. Der Hof der Freude am Roten wurde in den einhundert Tagen nicht in Schutt und Asche gelegt, aber sonst galt für Bau-yü und seine Sklavenmädchen weder himmlisches noch menschliches Recht, und was sie anstellten, waren die unmöglichsten Dinge der Welt. Aber das muß jetzt nicht in allen Einzelheiten erzählt werden. Seit dem Tag, an dem Hsiang-ling Bau-yü gescholten hatte, war sie still bei sich überzeugt, Bau-yü sei absichtlich so taktlos gewesen. „Kein Wunder, daß unser Fräulein Bau-tschai sich nicht näher mit ihm einzulassen wagt“, urteilte sie. „Da sieht man, daß ich mich nicht so gut darauf verstehe, Abstand zu wahren, wie Fräulein Bau-tschai. Kein Wunder auch, daß sich Fräulein Lin immer wieder mit ihm zankt, bis sie vor Ärger weinen muß. Natürlich wird er sich auch ihr gegenüber so rüde benehmen. Das beste wird sein, wenn ich ihn in Zukunft meide!“ So kam sie dann selbst in den Garten des Großen Anblicks nicht mehr oft. Jeden Tag war sie eifrig mit Vorbereitungen für Hsüä Pans Hochzeit beschäftigt, denn sie glaubte nicht anders, als daß sie in seiner Frau eine Beschützerin finden werde, die ihr auch einen Teil ihrer Pflichten abnahm, so daß sie etwas ruhiger leben konnte. Zum anderen hatte sie gehört, die Braut sei ebenso schön wie begabt, und so mußte sie ja wohl auch kultiviert und friedfertig sein. Aus diesen Gründen sehnte sie den Tag der Hochzeit noch zehnmal dringlicher herbei als Hsüä Pan selbst. Und als es endlich soweit war, diente sie der jungen Frau außerordentlich zuvorkommend und aufmerksam. Dieses Fräulein Hsia nun war eben erst siebzehn Jahre alt. Sie war recht hübsch und wirklich einigermaßen bewandert in der Literatur, in bezug auf Willensstärke und Umsicht aber trat sie ganz in die Fußstapfen von Hsi-fëng. Nur in einer Hinsicht hatte sie Pech gehabt. Da sie schon als kleines Kind den Vater verloren hatte und keine Geschwister besaß, so daß sie das einzige Kind ihrer verwitweten Mutter war, war sie von dieser wie ein rechtes Kleinod verwöhnt und verhätschelt worden. Alles, was der Tochter in den Sinn gekommen war, hatte die Mutter folgsam getan. Dadurch war die Tochter völlig verzogen und hatte einen Charakter bekommen nicht anders als der Räuber Dschï0. Sich selbst hielt sie für edel wie ein Bodhisattwa, alle anderen aber waren für sie der letzte Dreck. Und obwohl sie äußerlich reizend aussah wie eine Blume oder eine Weide, verbarg sich doch in ihrem Innern das Wesen von Gewitter und Sturm. Zu Hause hatte sie ihre Launen an den Sklavenmädchen ausgelassen; wenn es glimpflich abging, mit Schelte, sonst aber mit Schlägen. Jetzt, da sie verheiratet war und einen eigenen Haushalt leiten sollte, glaubte sie, die mädchenhafte Sanftmut ablegen und statt dessen hausfrauliche Strenge hervorkehren zu müssen, um alles unter ihre Fuchtel zu bekommen, zumal Hsüä Pan von Natur aus starrsinnig und in seinem Benehmen dünkelhaft war. Wenn sie jetzt nicht das Essen weichkochte, solange der Herd noch heiß war, würde sie ihren Kopf nie durchsetzen können, sagte sie sich. Und als sie im Hause eine Nebenfrau vorfand, die genauso schön wie begabt war, bestärkte sie das nur in dem Vorsatz, es dem Kaiser Tai-dsu der Sung-Dynastie gleichzutun0, der „keinen fremden Schnarcher neben dem eigenen Bett dulden“ wollte und deshalb die Südliche Tang-Dynastie vernichtete. Wegen der vielen Duftblütenpflanzungen, die ihre Familie besaß, hatte Fräulein Hsia den Kindheitsnamen Djin-guee – „Goldene Duftblüte“ – bekommen, und deshalb hatte bei ihr zu Hause niemand diese beiden Silben erwähnen dürfen. Wer es unbedacht doch einmal tat, wurde von ihr grausam geschlagen oder strengstens bestraft. Weil sie aber bedachte, daß man ohne Erwähnung der Duftblüten nicht auskommen konnte, hatte sie sich für diese einen anderen Namen ausgedacht und nannte sie in Anlehnung an die Überlieferung von der Göttin Tschang-ë im Mondpalast0 „Tschang-ë-Blüten“, womit sie zugleich Ansprüche in bezug auf die eigene Person geltend machte. Hsüä Pan gehörte zu jenen Menschen, die gern über dem Neuen das Alte vergessen, außerdem verstand er es zwar, einen robusten Eindruck zu erwecken, in Wirklichkeit aber hatte er kein Mark in den Knochen. Nachdem er jetzt so eine Frau gefunden hatte und auf der ersten Woge der Begeisterung schwamm, machte er natürlich in allen Dingen Zugeständnisse. Das blieb Hsia Djin-guee nicht verborgen, und so versuchte sie, die Zügel nach und nach straffer zu ziehen. Im ersten Monat war beider Auftreten noch gleich, aber im zweiten war schon zu bemerken, wie Hsüä Pan allmählich ins Hintertreffen geriet. Einmal, als er getrunken hatte, beriet er sich mit Djin-guee über irgendetwas, was er unternehmen wollte. Sie aber stimmte ihm nicht zu und blieb hartnäckig bei ihrer Meinung. Unfähig, sich zu beherrschen, warf Hsüä Pan ihr ein paar böse Worte an den Kopf und tat dann, was er für richtig hielt. Djin-guee aber heulte vor Zorn wie eine Betrunkene, aß und trank nichts mehr und stellte sich krank. Ein Arzt wurde gerufen und konstatierte: „Hier laufen Lebensenergie und Blutstrom einander zuwider. Sie muß etwas einnehmen, um die Brust zu weiten und die Energie in die richtigen Bahnen zu lenken.“ Wütend hielt Tante Hsüä ihrem Sohn vor: „Du bist jetzt verheiratet, wirst bald einen Sohn im Arm halten und benimmst dich immer noch wie ein dummer Junge. Da hat diese Frau mit viel Mühe ein einziges Phönixküken großgezogen, eine Tochter so zart wie eine Blüte, und nur weil sie dich für ei- Aus: Jinyuyuan 1889a. nen anständigen Menschen hielt, hat sie sie dir zu Frau gegeben. Du aber, anstatt dich zu bessern und mit deinem Los zufrieden zu sein, friedlich und ver­träglich mit ihr zu leben, läßt dich mit gelber Brühe vollaufen und quälst sie dann. Jetzt können wir auch noch Geld für Medizin ausgeben und uns für nichts und wieder nichts Sorgen machen!“ Diese Ansprache löste bei Hsüä Pan unendliche Reue aus, und er ging hin, um Djin-guee zu besänftigen. Djin-guee aber triumphierte erst recht, als sie sah, wie ihr Mann von der Schwiegermutter gescholten wurde, spielte sich in jeder Hinsicht auf und zeigte Hsüä Pan die kalte Schulter. Nun wußte sich Hsüä Pan nicht mehr zu helfen und machte sich bittere Vorwürfe. Mit viel Mühe gelang es ihm nach mehr als zehn Tagen, Djin-guees Herz wieder zu erweichen. Von nun an ging er behutsamer mit ihr um, und in seinem Auftreten war er natürlich noch ein gutes Stück folgsamer als bisher. Als Djin-guee bemerkte, daß ihr Mann sich allmählich geschlagen gab und daß ihre Schwiegermutter eine gutmütige Frau war, begann sie langsam, die Zähne zu zeigen. Zuerst zwang sie nur Hsüä Pan ihren Willen auf, später dehnte sie durch geschickte Schmeichelei ihre Macht auch auf Tante Hsüä aus, und mit Bau-tschai wollte sie genauso verfahren. Aber Bau-tschai hatte Djin-guees frechen Plan längst durchschaut. Sie hatte immer das passende Gegenmittel parat und sagte ihr durch die Blume stets das Richtige, um sie in Schach zu halten. Als Djin-guee einsehen mußte, daß sie ihr so nicht beikommen konnte, war sie bemüht, sie bei einem Fehler zu ertappen, den sie sich zunutze machen konnte. Aber Bau-tschai gab sich keine Blöße, und so mußte Djin-guee sie, wenn auch widerwillig, in Ruhe lassen. Eines Tages, als Djin-guee nichts weiter zu tun hatte und sich deshalb mit Hsiang-ling unterhielt, erkundigte sie sich nach Hsiang-lings Heimatort und Elternhaus. Als Hsiang-ling erwiderte, sie könne sich nicht mehr daran erinnern, wurde Djin-guee ungehalten und behauptete, sie wolle es absichtlich vor ihr verheimlichen. Dann fragte sie, wer ihr den Namen Hsiang-ling – „Duftende Wassernuß“ – gegeben habe, und Hsiang-ling antwortete: „Das war unser gnädiges Fräulein.“ „Alle behaupten, das gnädige Fräulein sei so gebildet, aber dieser Name gibt keinen Sinn“, sagte Djin-guee mit verächtlichem Lächeln. „O weh!“ erwiderte Hsiang-ling ihr daraufhin lächelnd. „Ihr könnt das freilich nicht wissen, junge gnädige Frau, aber selbst der gnädige Herr Onkel lobt unser gnädiges Fräulein immer wieder für seine Bildung.“ Wer wissen will, wie es weiterging, muß das nächste Kapitel lesen. 80. Die schöne Hsiang-ling wird von ihrem gierigen Mann geschlagen, der Dauistenpriester Wang faselt von einem Heilmittel gegen die Eifersucht. Als Djin-guee das hörte, verdrehte sie den Hals, verzog den Mund und schnaubte ein paarmal durch die Nase, dann schlug sie die Hände zusammen und sagte mit abfälligem Lächeln: „Wer hätte jemals den Duft von Wassernußblüten gerochen?! Wenn die Wassernuß duften soll, was willst du dann erst von Blüten sagen, die wirklich duften? Dieser Name ist der Gipfel der Sinnlosigkeit.“ „Nicht nur die Blüten der Wassernuß, auch die Blätter und die Samenkapseln der Lotosblume haben einen frischen Duft, wenn er auch mit dem Duft anderer Blumen nicht vergleichbar ist“, widersprach Hsiang-ling. „Wenn man an einem stillen Tag oder in einer ruhigen Nacht, früh am Morgen oder spät am Abend genau darauf achtgibt, dann merkt man, daß dieser Duft lieblicher ist als jeder Blütenduft. Selbst die Wassernüsse, die Früchte der Seerose0 sowie die Blätter und die Wurzeln von Schilf haben, wenn der Tau fällt, einen herzerfrischenden Geruch.“ „Orchideen und Duftblüten riechen also deiner Meinung nach nicht gut?“ fragte Djin-guee. Hsiang-ling hatte sich so in Hitze geredet, daß sie das Namenstabu völlig vergaß und ohne Zögern antwortete: „Der Geruch von Orchideen und Duftblüten ist mit dem von anderen Blumen nicht zu vergleichen...“ Sie hatte den Satz noch nicht beendet, als Djin-guees Sklavenmädchen Bau-tschan schon mit dem Finger auf sie wies und sagte: „Zu sterben verdienst du! Wie kannst du einfach den Namen der jungen Herrin aussprechen?“ Hsiang-ling wurde sich schlagartig ihrer Verfehlung bewußt und entschuldigte sich mit beschämtem Lächeln: „Das ist mir nur so herausgerutscht. Rechnet es mir bitte nicht an, junge Herrin!“ „Das macht doch nichts!“ sagte Djin-guee lächelnd, „du bist wirklich überängstlich. Aber die Silbe hsiang in deinem Namen erscheint mir wahrhaftig unangebracht, und ich möchte sie durch eine andere ersetzen, wenn du nichts dagegen hast.“ „Aber was sagt Ihr da, junge Herrin?“ erwiderte Hsiang-ling sofort und lächelte. „Ich gehöre Euch mit Haut und Haaren, warum fragt Ihr also, ob ich einverstanden bin, nur weil Ihr meinen Namen ändern wollt? Nennt mich so, wie es Euch paßt, Ihr könnt jede Silbe benutzen, die Ihr für richtig haltet.“ „Du bist zwar einverstanden“, nahm wieder Djin-guee das Wort, „aber ich fürchte, das gnädige Fräulein könnte argwöhnisch sein und sagen: ‚Ist ein Name, den du dir ausdenkst, besser als einer, den ich mir ausgedacht habe? Kaum bist du ein paar Tage im Haus, stellst du dich gegen meine Entscheidungen.‘ “ Lächelnd erklärte ihr Hsiang-ling daraufhin: „Ihr wißt das nicht, junge Herrin, aber als man mich damals kaufte, diente ich zuerst der gnädigen Frau, und deshalb hat das gnädige Fräulein mir einen Namen gegeben. Seitdem ich dann dem jungen Herrn diente, hatte ich mit dem gnädigen Fräulein nichts mehr zu tun. Seitdem jetzt Ihr im Hause seid, habe ich erst recht nichts mehr mit ihr zu schaffen. Außerdem ist das gnädige Fräulein so ein verständiger Mensch, daß sie wegen so etwas bestimmt nicht böse wird.“ „Wenn es so ist, werde ich die Silbe hsiang – ‚duftend‘ – durch die Silbe tjiu – ‚Herbst‘ – ersetzen“, sagte Djin-guee. „Da die Wassernuß im Herbst blüht und Früchte trägt, hat der Name so wohl etwas mehr Berechtigung.“ „Es soll sein, wie Ihr sagt, junge Herrin“, stimmte Hsiang-ling zu, und damit galt jetzt Tjiu-ling als ihr Name. Bau-tschai schenkte der Sache keine Beachtung. Hsüä Pan war so veranlagt, daß er „auf Schu schaute, kaum daß er Lung erobert hat­te“0, und als er nach der Hochzeit mit Djin-guee sah, daß auch ihr Sklavenmädchen Bau-tschan einigen Liebreiz hatte und sich erfreulich leichtfertig benahm, versäumte er nie, sie zu necken, wenn er sich von ihr Tee oder Wasser reichen ließ. Bau-tschan verstand auch sehr gut, wie er das meinte, doch aus Furcht vor Djin-guee wollte sie nichts übereilen und wartete auf ein Zeichen von ihr. Djin-guee ihrerseits merkte genau, was da vorging, und sagte sich: „Ich will Hsiang-ling aus dem Weg räumen und finde keine Handhabe. Wenn er sich jetzt in Bau-tschan verguckt hat und ich sie ihm lasse, wird er sich dadurch Hsiang-ling entfremden. Das kann ich mir zunutze machen, um sie auszuschalten. Bau-tschan aber gehört mir, mit ihr kann ich leicht fertig werden.“ Nachdem sie sich diesen Plan zurechtgelegt hatte, wartete sie auf eine Gelegenheit, um ihn ins Werk zu setzen. Eines Abends dann, als Hsüä Pan leicht berauscht war, ließ er sich wieder einmal von Bau-tschan Tee eingießen, und als sie ihm die Schale reichen wollte, griff er statt dessen nach ihrer Hand. Bau-tschan wollte ihm zum Schein ausweichen und zog die Hand zurück. Klirr! machte es, die Teeschale lag zerbrochen am Boden, und alles war mit Tee bespritzt. Hsüä Pan, dem die Sache jetzt peinlich war, behauptete, Bau-tschan habe die Schale nicht richtig gehalten. Bau-tschan aber verteidigte sich: „Ihr habt sie mir nicht richtig abgenommen!“ Da sagte Djin-guee mit kühlem Lächeln: „Schluß jetzt mit den Ausflüchten! Ihr müßt einen nicht für dumm verkaufen!“ Hsüä Pan senkte nur den Kopf und lächelte stumm, Bau-tschan aber wurde rot und ging aus dem Zimmer. Als es bald darauf Zeit zum Schlafengehen war, verlangte Djin-guee von Hsüä Pan, er solle woanders schlafen. „Ich will nicht, daß du dich vor Verlangen verzehrst“, sagte sie zur Begründung. Als Hsüä Pan darauf nur lächelte, fuhr Djin-guee fort: „Wenn du etwas möchtest, dann sag es mir und versuch es nicht heimlich. Das führt zu nichts.“ Mutig vom genossenen Wein, kniete Hsüä Pan auf dem Bett nieder, griff nach Djin-guees Hand und bat lächelnd: „Liebe ältere Schwester! Wenn du mir Bau-tschan schenkst, tue ich für dich, was du willst. Wenn du das Gehirn von jemand verlangst, bringe ich es dir!“ „Rede doch nicht so unverständig!“ hielt Djin-guee ihm vor und lächelte dabei ebenfalls. „Wenn du eine magst und sagst mir das, dann machen wir sie zu deiner Nebenfrau, damit es auch vor den Leuten seine Ordnung hat. Was habe ich denn dagegen?!“ Hsüä Pans Dankbarkeit für diese Zusage kannte keine Grenze, und in der Nacht erfüllte er alle Pflichten eines Ehemannes, um sich bei Djin-guee einzuschmeicheln. Am folgenden Tag ging Hsüä Pan nicht aus. Statt dessen vertrödelte er zu Hause seine Zeit und zerstreute dabei seine letzten Bedenken. Am Nachmittag ging dann Djin-guee absichtlich hinaus, damit es die beiden bequem hatten, und Hsüä Pan begann, sich an Bau-tschan heranzumachen. Bau-tschan durchschaute zu acht, neun Zehnteln, was hier gespielt wurde, deshalb verhielt sie sich halb abweisend, halb nachgiebig, und es war augenscheinlich, daß die beiden sich bald einig sein würden. Dabei ahnten sie freilich nicht, daß Djin-guee absichtlich wartete, bis zu vermuten war, daß sie fest genug miteinander verstrickt waren, um dann ihr Sklavenmädchen Hsiau-schë zu sich zu rufen. Diese Hsiau-schë hatte von klein auf bei Djin-guee gedient, und Hsiau-schë – „Kleine Verlassene“ – wurde sie deshalb von allen genannt, weil sie schon als Kleinkind beide Eltern verloren hatte und auch sonst niemanden besaß, der sich um sie hätte kümmern können. Sie wurde stets nur für grobe Arbeiten eingesetzt, jetzt aber befahl Djin-guee mit Vorbedacht gerade sie zu sich, um ihr aufzutragen: „Geh und sag Tjiu-ling, sie solle mein Taschentuch aus meinem Zimmer holen! Aber du mußt ihr nicht sagen, daß ich es befohlen habe!“ Sofort begab sich Hsiau-schë zu Hsiang-ling und sagte: „Fräulein Tjiu-ling! Die junge Herrin hat ihr Taschentuch im Zimmer liegengelassen. Wäre es nicht gut, es ihr zu bringen?“ Hsiang-ling war in der letzten Zeit von Djin-guee immer wieder schlecht behandelt worden, ohne zu wissen warum, und bemühte sich auf jede Weise, ihr Wohlwollen zurückzugewinnen. Deshalb ging sie, kaum daß sie diese Aufforderung gehört hatte, um das Taschentuch zu holen, und platzte so unvermutet ins Zimmer, als Bau-tschan eben an der Grenze zwischen Abwehr und Nachgeben war. Der Anblick ließ Hsiang-ling bis über beide Ohren erröten, und sie machte sofort kehrt, um das Weite zu suchen. Hsüä Pan war der Meinung gewesen, er könne ganz offen handeln, und hatte deshalb außer vor Djin-guee vor niemandem Angst. So hatte er nicht einmal die Tür geschlossen. Als Hsiang-ling jetzt hereinstürzte, war ihm das wohl ein wenig peinlich, aber er schenkte der Störung keine große Beachtung. Nicht so Bau-tschan, die sich immer gebrüstet hatte und sich stets vor allen hervortun wollte. Als sie plötzlich Hsiang-ling erblickte, wäre sie vor Scham am liebsten im Boden versunken. Rasch stieß sie Hsüä Pan beiseite und lief hinaus, wobei sie lauthals schimpfte und schrie, er habe ihr Gewalt antun wollen. Als Hsüä Pan, den es so viel Mühe gekostet hatte, Bau-tschan zu umgarnen, sehen mußte, wie Hsiang-ling ihm alles kaputt machte, als er sich schon am Ziel seiner Wünsche glaubte, schlug seine Hochstimmung in Wut um, und die entlud sich gegen Hsiang-ling. Er stürzte hinaus, spuckte sie an, ohne sich auf Erörterungen einzulassen, und schimpfte: „Verfluchte Hure! Mußtest du deinen Kadaver ausgerechnet jetzt hier sehen lassen?“ Hsiang-ling, die sich denken konnte, daß hier nichts Gutes auf sie wartete, brachte sich schleunigst in Sicherheit. Nun suchte Hsüä Pan nach Bau-tschan, aber sie war spurlos verschwunden, und so schimpfte er wütend auf Hsiang-ling. Als sich Hsüä Pan dann nach dem Abendessen, als er schon tüchtig berauscht war, waschen wollte und das Wasser ein wenig zu heiß fand, so daß er sich den Fuß darin vebrühte, behauptete er, Hsiang-ling habe ihm absichtlich etwas antun wollen, und nackt, wie er war, stürzte er zu ihr und versetzte ihr ein paar Fußtritte. Hsiang-ling hatte noch niemals Hsüä Pans Zorn auf diese Weise zu spüren bekommen. Dennoch wagte sie nichts zu sagen, klagte nur still für sich und hielt sich abseits. Währenddessen hatte Djin-guee mit Bau-tschan abgesprochen, diese solle heute nacht mit Hsüä Pan in Hsiang-lings Zimmer schlafen und sich ihm hingeben, während Hsiang-ling bei Djin-guee schlafen sollte. Als Hsiang-ling anfangs nicht wollte, fragte Djin-guee, ob sie vielleicht meine, daß es bei ihr zu schmutzig sei oder ob sie sich eine ruhige Nacht verschaffen und ihr deshalb nicht aufwarten wolle. Dann aber schimpfte sie: „Dein Trottel von Herr verliebt sich in jede, die er zu sehen bekommt. Meine Magd nimmt er mir weg, aber dich schickt er auch nicht zu mir. Was soll das heißen? Will er mich umkommen lassen?“ Als Hsüä Pan das hörte, bekam er Angst, aus der Sache mit Bau-tschan könnte wieder nichts werden, darum kam er schnell herüber und schimpfte Hsiang-ling aus: „Du weißt wohl gar keine Gunst zu schätzen? Wenn du jetzt nicht gehst, setzt es Schläge!“ So konnte Hsiang-ling nicht umhin, ihr Bettzeug zu holen. Auf Befehl von Djin-guee sollte sie sich ihr Lager auf dem Fußboden bereiten. Wieder bleib Hsiang-ling nichts anderes übrig, als zu gehorchen. Und kaum hatte sie sich hingelegt, verlangte Djin-guee nach Tee, eine Weile später ließ sie sich die Beine klopfen. So hatte sie in dieser Nacht nicht weniger als sieben oder acht Aufträge für Hsiang-ling und ließ sie keinen Augenblick zur Ruhe kommen. Hsüä Pan indes schien mit Bau-tschan ein wahres Juwel gewonnen zu haben und hatte für nichts anderes mehr Augen als für sie. Insgeheim schimpfte Djin-guee deshalb ärgerlich: „Vergnüg dich nur ein paar Tage, aber mach mir keine Vorwürfe, wenn ich nach und nach meine Mittelchen anwende!“ Und sie verbarg ihren Zorn und suchte zuerst nach Wegen, um mit Hsiang-ling fertig zu werden. Einen halben Monat später stellte sie sich wieder einmal krank und behauptete, das Herz tue ihr unerträglich weh und sie könne kein einziges Glied rühren. Ein Arzt wurde gerufen, doch seine Behandlung blieb ohne Erfolg, und alle sagten, der Ärger mit Hsiang-ling müsse das Leiden bewirkt haben. Aber zwei Tage später fiel plötzlich eine Papierfigur aus Djin-guees Kopfkissen, auf der die acht Schriftzeichen für Jahr, Monat, Tag und Stunde ihrer Geburt0 geschrieben standen und in der fünf Nadeln steckten – je eine in der Herzgegend und in den Gelenken der vier Gliedmaßen. Sofort erhob sich ein Tumult im Hause, jeder sah es als Sensation an, und als erstes wurde Tante Hsüä davon Meldung gemacht. Tante Hsüä wußte vor Aufregung weder aus noch ein, und Hsüä Pan gebärdete sich natürlich erst recht wie toll und wollte sofort das ganze Gesinde auf der Folter verhören. Aber Djin-guee fragte ihn lächelnd: „Warum sollen Unschuldige leiden, wenn es doch wahrscheinlich die Hexenkünste von Bau-tschan sind?“ „Bau-tschan hatte in den letzten Tagen kaum Gelegenheit, sich in deinem Zimmer aufzuhalten“, erwiderte Hsüä Pan. „Warum verdächtigst du einen guten Menschen?“ „Und wer soll es sonst gewesen sein?“ fragte Djin-guee mit verächtlicher Miene. „Ich selbst vielleicht? Zwar sind auch noch andere da, aber wer von ihnen würde sich in mein Zimmer wagen?“ „Hsiang-ling war jetzt Tag für Tag mit dir zusammen und weiß bestimmt, wer es war“, sagte Hsüä Pan. „Ich werde zuerst sie mit Schlägen befragen, dann bekommen wir es heraus!“ „Wen du auch fragst, wer würde das zugeben?!“ sagte Djin-guee mit kühlem Lächeln. „Meiner Meinung nach sollten wir einfach so tun, als wüßten wir von nichts, und die Hände davon lassen. Was macht es denn schon, wenn mich jemand umbringt? Dir kann es ja nur recht sein, du nimmst dir dann eine bessere Frau. Wenn du ehrlich bist, mußt du zugeben, daß ich euch allen dreien nur im Wege bin.“ Bei diesen Worten brach sie in bittere Tränen aus. Hsüä Pan aber geriet durch diese Vorwürfe nur noch mehr in Wut. Er griff sich den Holzbalken, der dazu diente, das Tor zu verriegeln, stürzte damit los, bis er Hsiang-ling gefunden hatte, und ohne sich auf Erörterungen einzulassen, begann er, auf ihren Kopf und ihr Gesicht einzuschlagen. Dabei behauptete er, sie sei es gewesen, die den Anschlag in Szene gesetzt hatte. Als Hsiang-ling laut ihre Unschuld beteuerte, kam Tante Hsüä gelaufen und herrschte ihren Sohn an: „Wie kannst du sie schlagen, ohne die Sache vorher geklärt zu haben?! Das Mädchen hat dir jahrelang gedient und war in allen Dingen stets umsichtig und aufopferungsvoll. Wie würde sie es wagen, jetzt so eine schändliche Tat zu begehen?! Verschaff dir wenigstens Klarheit, ehe du anfängst, grob zu werden!“ Als Djin-guee hörte, was ihre Schwiegermutter sagte, befürchtete sie, Hsüä Pan könne sich davon beeinflussen lassen, darum heulte sie noch lauter und klagte: „Einen halben Monat lang hast du dir einfach meine Bau-tschan genommen und sie nicht mehr zu mir gelassen. Nur Tjiu-ling hast du mir für die Nacht geschickt. Als ich Bau-tschan verhören wollte, hast du sie mit aller Gewalt in Schutz genommen, jetzt wieder schlägst du vor lauter Wut auf Tjiu-ling ein. Bring mich doch um und such dir eine hübsche Frau aus vornehmer, reicher Familie, und damit ist die Sache erledigt. Wozu erst noch diese faulen Tricks?“ Hsüä Pan kam bei diesen Worten erst recht in Rage, Tante Hsüä aber merkte, wie Djin-guee mit jedem Satz darauf abzielte, sich Hsüä Pan gefügig zu machen, und das auf die boshafteste und widerlichste Weise. Nur hatte ihr Sohn leider gar kein Rückgrat und war es schon gewöhnt, sich am Gängelband führen zu lassen. Jetzt hatte er auch noch das Sklavenmädchen verführt, so daß seine Frau ihm vorwerfen konnte, er habe sie ihr weggenommen, während sie selbst sich als sanfte, nachgiebige Gattin hinstellen konnte. Wer da versucht hatte, Djin-guee zu behexen, konnte Tante Hsüä natürlich nicht wissen, und so traf hier wirklich zu, was der Volksmund sagt: „Selbst der ehrlichste Richter vermag in Familienangelegenheiten kein Urteil zu fällen“, wenn man hier auch besser sagen konnte: „Die Schwiegereltern können kein Urteil darüber fällen, was hinter den Bettvorhängen eines jungen Paares vorgeht.“ So konnte Tante Hsüä weiter nichts tun, als wütend auf ihren Sohn zu schimpfen: „Du stumpfer Lümmel, du Strafe für meine Sünden! Ein geiler Hund benimmt sich noch anständiger als du. Wie kannst du dich einfach an eine Magd heranmachen, die von deiner Frau mit in die Ehe gebracht wurde, so daß sie dir vorwerfen kann, du hättest sie ihr mit Gewalt weggenommen? Wie willst du den Leuten jetzt ins Gesicht sehen? Und ohne zu klären, wer die Hexerei ins Werk gesetzt hat, fängst du einfach an zu prügeln. Ich weiß, du bist ein ehrloser Wicht, der über dem Neuen das Alte vergißt, und schön hast du mir da vergolten, was ich seinerzeit für dich tat! Auch wenn sie wirklich nichts taugt, hast du sie noch lange nicht zu schlagen. Eher will ich einen Mädchenhändler rufen und sie verkaufen, dann wirst du wohl Ruhe geben.“ Und schon befahl sie Hsiang-ling: „Pack deine Sachen und komm mit!“ Im nächsten Augenblick gab sie jemandem noch den Auftrag: „Geh und bring mir einen Mädchenhändler! Wir werden sie für ein paar Liang Silber verkaufen, damit wir diesen Pfahl im Fleische, diesen Dorn im Auge loswerden und wieder friedliche Tage verleben können!“ Hsüä Pan hatte, als er merkte, wie zornig seine Mutter war, längst den Kopf gesenkt, Djin-guee aber rief weinend durchs Fenster hinaus: „Verkauft nur, wen Ihr wollt, aber sprecht nicht von der einen, um eine andere mit hineinzuziehen! Bin ich vielleicht so eifersüchtig, daß ich keine andere dulden will? Und was heißt hier ‚Pfahl im Fleische, Dorn im Auge‘? Für wen soll sie denn das sein? Wenn ich jede andere aus dem Wege haben wollte, hätte ich bestimmt nicht geduldet, daß er sich einfach meine Magd nimmt.“ Diese Worte ließen Tante Hsüä vor Wut erzittern, und sie erwiderte: „In welcher Familie ist denn das der Brauch, daß die Schwiegermutter etwas sagt und die Schwiegertochter ihr durchs Fenster hindurch frech kommt? Du willst die Tochter einer altangesehenen Familie sein und schreist hier herum, ohne zu überlegen, was du überhaupt sagst!“ Vor Erregung stampfte jetzt Hsüä Pan mit dem Fuß auf den Boden und sagte: „Schluß jetzt, Schluß! Man wird uns auslachen, wenn man uns so hört!“ Aber Djin-guee dachte nicht daran aufzuhören. Sie wurde nur noch hysterischer und schrie: „Ich habe keine Angst, daß man mich auslacht! Dein Biest von Nebenfrau versucht, mich umzubringen, und ich soll Angst haben, daß man über mich lacht! Das beste wird sein, sie zu behalten und mich zu verkaufen. Wer wüßte nicht, daß ihr Hsüäs das Geld habt, um immer und überall jeden unter Druck zu setzen, und daß ihr mächtige Verwandte habt, die jedem euren Willen aufzwingen können?! Worauf wartest du also noch, anstatt zu handeln? Und wenn ich dir nicht gut genug bin, warum mußtet ihr uns dann erst das Haus einrennen wie die Verrückten? Jetzt hast du mich bekommen, das Gold und Silber aus meiner Mitgift hast du auch eingesteckt, und meine Magd, die ein bißchen nach etwas aussieht, hast du dir auch noch geschnappt. Ist es da nicht Zeit, mich hinauszuwerfen?“ So schrie sie unter Tränen, während sie sich zugleich hin und her wälzte und sich Schläge versetzte. Hsüä Pan wußte vor Aufregung nicht, ob er sie ausschimpfen oder ihr gut zureden, ob er sie schlagen oder anflehen sollte. Er lief nur seufzend hinaus und wieder hinein und beklagte sich über sein widriges Geschick. Tante Hsüä hatte sich inzwischen von Bau-tschai überreden lassen, sich in ihre Räume zurückzuziehen, verlangte aber nach wie vor, Hsiang-ling solle verkauft werden. Lächelnd hielt Bau-tschai ihr vor: „Unsere Familie hat stets nur Leute gekauft, aber keine verkauft. Die Wut hat Euch denVerstand getrübt, Mutter. Wenn jemand davon hört, werden wir zum Gespött der Menge. Wenn mein Bruder und meine Schwägerin sie nicht mehr wollen, dann gebt sie mir zu meiner Bedienung, mir fehlt gerade jemand.“ „Wenn wir sie behalten, gibt es nur neuen Ärger, darum ist es das beste, wir schicken sie weg, dann herrscht Ruhe“, wandte Tante Hsüä ein. „Wenn sie bei mir bleibt, ist es doch ganz dasselbe“, sagte Bau-tschai lächelnd. „Auf keinen Fall lasse ich sie nach vorn gehen, und wenn sie voneinander getrennt sind, wird es genauso sein, als ob wir sie verkauft hätten.“ Inzwischen war auch Hsiang-ling längst zu Tante Hsüä gelaufen gekommen und bat unter Tränen, man solle sie nicht fortschicken, sie wolle von Herzen gern dem jungen Fräulein dienen. So blieb Tante Hsüä keine andere Wahl, als nachzugeben. Von nun an diente Hsiang-ling tatsächlich in Bau-tschais Gefolge und schlug sich den Weg in die vorderen Gemächer gründlich aus dem Sinn. Dennoch klagte sie natürlich dem Mond ihren Kummer und seufzte im Lampenschein. Sie war schon immer schwächlich, und obwohl sie mehrere Jahre lang mit Hsüä Pan zusammengelebt hatte, war sie doch auf Grund einer gestörten Regel niemals schwanger geworden. Als jetzt noch Wut und Ärger hinzukamen, war sie diesen Qualen innerlich wie äußerlich nicht gewachsen und zog sich eine Auszehrung mit völligem Ausbleiben der Regel zu. Von Tag zu Tag magerte sie mehr ab, dabei fieberte sie und mochte weder essen noch trinken. Ärzte wurden gerufen, um sie zu untersuchen, aber die Medikamente, die sie ihr verschrieben, bewirkten nichts. Inzwischen hatte Djin-guee noch ein paarmal einen Krawall verursacht und Tante Hsüä wie auch Bau-tschai damit so in Zorn gebracht, daß sie im Verborgenen weinten und ihr Schicksal beklagten. Hsüä Pan hatte zwar, ermutigt vom Wein, noch mehrmals versucht, Djin-guee mit Härte entgegenzutreten, aber wenn er nach einem Stock griff, um sie zu schlagen, bot sie ihm ihren Leib dar, und forderte ihn auf, er solle nur zuschlagen, und wenn er ein Messer packte, um sie zu erstechen, streckte sie ihm den Hals entgegen. Dann brachte Hsüä Pan es nicht fertig, ihr wirklich etwas zu tun, wütete nur eine Weile und gab sich dann geschlagen. In dem Maße, wie dies durch mehrfache Wiederholung zur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wurde, wuchs Djin-guees Hochmut, während Hsüä Pan mehr und mehr zum Waschlappen wurde. Hsiang-ling war wohl noch da, aber es war so, als gäbe es sie gar nicht. Und wenn Djin-guee deshalb auch nicht ganz unbesorgt sein konnte, kümmerte sie sich doch einstweilen nicht um sie, weil sie ihr ja nicht mehr unter die Augen kam. Statt dessen ging sie allmählich dazu über, sich Bau-tschan vorzunehmen. Aber Bau-tschan war ein anderer Charakter als Hsiang-ling, sie war ganz wie trockenes Reisig, das im Nu aufflammt. Und da sie mit Hsüä Pan ein Herz und eine Seele war, schien Djin-guee für sie nicht mehr zu existieren. Als sie jetzt sah, daß Djin-guee sie zu drangsalieren suchte, war sie nicht gewillt, auch nur im mindesten nachzugeben. Zuerst zankte sie zurück, wie es ihr gerade in den Sinn kam, und wenn Djin-guee dann richtig in Fahrt geriet und fluchte und schlug, wagte sie zwar nicht, es ihr mit gleicher Münze heimzuzahlen, aber sie benahm sich völlig hysterisch und machte Anstalten, sich umzubringen – am Tage mit Messer oder Schere, bei Nacht mit Strick oder Schnur. Hsüä Pan, der es nicht beiden zugleich recht machen konnte, stand dann unschlüssig zwischen ihnen, und wenn sie es gar zu wild trieben, lief er davon und suchte draußen im Anbau Zuflucht. Wenn Djin-guee einmal nicht ihre Launen hatte und gelegentlich in guter Stimmung war, sammelte sie die Sklavinnen um sich und spielte mit ihnen Karten oder Würfel, um sich die Zeit zu vertreiben. Außerdem hatte sie seit jeher größte Freude daran, Knochen abzunagen, und so ließ sie Tag für Tag Hühner und Enten schlachten, gab das Fleisch anderen und knabberte scharf gebratene Knochen zum Wein. Wenn sie es über hatte oder sich ärgerte, begann sie wüst zu schimpfen und sagte: „Wenn sich Nutten und Hurenböcke vergnügen können, warum soll ich dann nicht vergnügt sein dürfen?!“ Von Tante Hsüä und Bau-tschai wurde Djin-guee jetzt völlig ignoriert, Hsüä Pan aber bereute nur Tag und Nacht, daß er so einen Zankteufel zur Frau genommen hatte, und wußte sich nicht zu helfen. Unter den Bewohnern des Ning-guo- und des Jung-guo-Anwesens gab es dann niemanden, hoch oder niedrig, der nicht davon gewußt und nicht darüber geseufzt hätte. Inzwischen waren die einhundert Tage um, während derer Bau-yü das Haus nicht verlassen durfte, und er ging wieder aus. Auch Djin-guee ging er sich ansehen und stellte dann verwundert fest: „In Aussehen oder Verhalten hat sie nichts Seltsames an sich. Sie gleicht nicht weniger einer frischen Blume oder einer zarten Weide als meine Schwestern und Kusinen, wie kommt sie also zu so einem Charakter? Das ist wirklich mehr als erstaunlich!“ Eines Tages, als er zu Dame Wang ging, um ihr seinen Gruß zu entbieten, traf er dort eine von Ying-tschuns alten Ammen an, die auf Besuch gekommen war und nun berichtete, Sun Schau-dsu sei ein ganz und gar unwürdiger Mensch. „Das Fräulein weint in einem fort im Verborgenen und sehnt sich nur danach, ein paar Tage nach Hause geholt zu werden, um einmal auszuspannen“, sagte sie. „Ich wollte sie dieser Tage schon holen lassen“, erwiderte Dame Wang darauf. „Doch weil ich allerlei Unannehmlichkeiten hatte, vergaß ich es wieder. Als Bau-yü neulich dort war, hat er dasselbe erzählt. Morgen ist ein günstiger Tag, da werde ich sie holen lassen.“ Als sie das eben sagte, erschien eine Botin der Herzoginmutter, die Bau-yü suchte, um ihm zu bestellen: „Morgen in aller Frühe wirst du in den Tempel des Himmelgleichen0 fahren, um deinen Dank für die erhörten Gebete zu bekunden.“ Bau-yü, der nach Spaziergängen und Ausflügen förmlich lechzte, freute sich so über die Nachricht, daß er die ganze Nacht kein Auge zutat und nur darauf lauerte, daß es endlich hell würde. Nachdem er sich am frühen Morgen gewaschen und angekleidet hatte, stieg er in Begleitung einiger alter Ammen in den Wagen und fuhr zum westlichen Stadttor hinaus zum Tempel des Himmelgleichen, um dort zum Zeichen der Dankbarkeit Weihrauch abzubrennen. Im Tempel war schon am Tag zuvor alles dafür hergerichtet worden. Bau-yü, der von Natur aus ein furchtsames Gemüt hatte, wagte sich an die grausigen Statuen der Götter und Dämonen nicht nahe heran. Der Tempel war schon unter der vorigen Dynastie errichtet worden und war von gewaltigen Ausmaßen, doch nach so vielen Jahren war er auch außerordentlich verwahrlost. Die Lehmskulpturen, die darin standen, waren überaus grauenerregend, und so brannte Bau-yü rasch das Opfergeld und die übrigen Gaben aus Papier ab, um sich dann in den Wohnhof der Mönche zurückzuziehen und dort auszuruhen. Nachdem er gegessen hatte, begleiteten ihn die alten Ammen und mit ihnen auch Li Guee und die übrigen auf einem Streifzug durch das Tempelgelände. Doch da Bau-yü sich müde fühlte, kehrte er wieder in die Gästezelle zurück. Die alten Ammen, die befürchteten, er könnte einschlafen, ließen Alt Wang, den Tempelvorsteher, bitten, er möge Bau-yü Gesellschaft leisten und ihn unterhalten. Die Spezialität dieses alten Dauistenpriesters war früher einmal die, im ganzen Land als Medikamentenhändler umherzuziehen, die Leute mit seinen Wundermitteln zu behandeln und dafür ein schönes Stück Geld einzustreichen. Auch jetzt hing vor dem Tempel ein Aushängeschild, hier seien alle Arten von Arzneikugeln, Pulvern, Salben und Pillen vorrätig. Im Ning-guo- und im Jung-guo-Anwesen, wo Alt Wang seit langem ein- und ausging, hatte er den Spitznamen „Ein-Pflaster-Wang“ bekommen, womit gemeint war, seine Salben seien so wirksam, daß er mit einem Pflaster hundert Krankheiten zugleich austreiben konnte. Als Ein-Pflaster-Wang jetzt in den Raum trat, lag Bau-yü schräg auf dem Ofenbett, weil er schlafen wollte, während Li Guee auf ihn einredete: „Nicht einschlafen, kleiner Herr!“ und ihn neckte. Als sie sahen, daß Ein-Pflaster-Wang hereinkam, begrüßten ihn alle lächelnd: „Du kommst eben zur rechten Zeit, Meister Wang! Du verstehst dich so gut auf alte Geschichten, also erzähl unserm jungen Herrn eine davon!“ „Aber ja!“ sagte Ein-Pflaster-Wang lächelnd, „schlaft nicht ein, kleiner Herr, sonst fangen die Mehlklüter in Euerm Bauch zu spuken an!“ Alles lachte darüber, und Bau-yü lachte mit, setzte sich auf und ordnete seine Kleider. Nun befahl Ein-Pflaster-Wang seinen Novizen, sie sollten schnell einen kräftigen Tee brühen, aber Ming-yän erklärte: „Deinen Tee kann unser junger Herr nicht trinken. Schon der Salbengeruch stört ihn, wenn er hier nur sitzt.“ „Vergebung!“ sagte Ein-Pflaster-Wang lächelnd, „aber meine Salben kommen nie in diesen Raum. Und weil ich wußte, der kleine Herr werde heute kommen, habe ich wieder und wieder mit Duftholz geräuchert.“ „Ach, richtig!“ sagte da Bau-yü, „immer wieder höre ich, wie gut deine Pflaster sind. Gegen welche Krankheiten helfen sie eigentlich?“ „Mit meinen Pflastern ist es eine lange Geschichte, kleiner Herr, und die Einzelheiten sind mit ein paar Worten nicht erklärt“, begann Ein-Pflaster-Wang, um dann fortzufahren: „Es sind einhundertundzwanzig verschiedene Arzneistoffe darin, die sich zueinander verhalten wie Herrscher und Untertan, und auch jeder Gast bekommt seinen Platz. Warmes und Kaltes findet zugleich Verwendung, Teures und Billiges je nach seiner Eigenart. Innerlich bringen sie die Grundelemente in Harmonie und füllen die Lebensenergie auf, sie machen Appetit, stärken die Körperfunktionen und die Abwehrkräfte, beruhigen Geist und Gemüt, vertreiben Kälte und Hitze, lösen Nahrung und Schleim auf. Äußerlich aber bringen sie die Blutbahnen in Ordnung und lockern die Muskeln auf, sie lassen abgestorbenes Fleisch verschwinden und bringen neues zum Wachsen, sie vertreiben Erkältungen und machen Gifte unschädlich. Sie wirken mit wie Geisterkraft. Wer einmal davon Gebrauch gemacht hat, der weiß Bescheid.“ „Ich glaube nicht, daß man nur mit einem einzigen Pflaster alle diese Krankheiten heilen kann“, sagte Bau-yü zweifelnd, „aber ich würde gern wissen, ob sich damit auch ein bestimmtes Leiden kurieren läßt.“ „Bei hundert Krankheiten und tausend Plagen zeigen meine Pflaster sofortige Wirkung“, versicherte Ein-Pflaster-Wang. „Wenn es nicht hilft, könnt Ihr mir den Bart ausreißen, mir in mein altes Gesicht schlagen und meinen Tempel einreißen. Genügt Euch das? Also nennt mir nur die Ursache Eurer Krankheit!“ „Die mußt du raten“, erwiderte Bau-yü lächelnd. „Wenn du sie errätst, hilft auch dein Pflaster.“ Ein-Pflaster-Wang dachte ein Weilchen nach, dann sagte er lächelnd: „Das ist schwer zu raten. Da wird wohl mein Pflaster nicht viel helfen.“ „Geht mal hinaus!“ forderte Bau-yü inzwischen Li Guee und das übrige Gefolge auf. „Mit so vielen Leuten im Raum kann man ja vor Gestank kaum atmen.“ Als Li Guee und die anderen das hörten, gingen sie hinaus, und jeder verzog sich an den Ort, der ihm behagte. Nur Ming-yän blieb zurück und entzündete ein Stäbchen „Traumsüße“-Weihra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