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tw/Chapte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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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斯堪的納維亞——高本漢與瑞典學派

一、引言：北歐的漢學傳統

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瑞典、丹麥、挪威和芬蘭——的現代漢學史，從根本上而言，就是一個人的巨大影響力及其所創學派的歷史。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將歐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應用於古代漢語語音的構擬，徹底革新了漢語歷史音韻學的研究，由此使瑞典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躋身國際漢學研究的中心。正如蒲立本（E.G. Pulleyblank）所言，漢語歷史音韻學的領域可以分爲兩個時期："BK（高本漢之前）和AK（高本漢之後）。"

然而，高本漢並非憑空而出。瑞典與中國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植根於商業、科學和學術興趣——這些興趣比學術漢學的興起早了兩百年。瑞典東印度公司、林奈學生們的植物學考察、裝飾王室宮廷的中國風藝術，以及十九世紀的傳教事業——所有這一切都爲高本漢的成就播種了文化土壤。

瑞典和斯堪的納維亞漢學的歷史可大致分爲三個階段：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末的形成期，以旅行記述、科學考察和傳教士學術爲特徵；從二十世紀初到1960年代的專業化發展期，由高本漢及其弟子主導，以語言學、考古學和藝術史領域的開創性工作爲標誌；以及從1960年代中期至今的現代階段，在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及其繼承者的引領下，研究重心從古典轉向當代中國。

二、瑞典早期對中國的興趣（十七至十九世紀）

2.1 最早的瑞典人與中國的接觸

瑞典與中國之間有文獻記載的最早接觸發生在1654年，當時瑞典旅行家尼爾斯·馬特松·希平（Nils Matson Kiöping）隨一位荷蘭商人外交官前往中國海岸。他於1667年出版的旅行報告以當時典型的筆調將中國描繪爲一個居住着"聰明而幸福的人民"的國度。隨後，在瑞典最古老的大學烏普薩拉出現了一系列以中國爲主題的博士論文：約納斯·羅克內魯斯（Jonas Rocknerus）的《Murus Sinensis brevi dissertatione adumbratus》（關於長城的簡短論文，1694年）——瑞典第一部以中國爲主題的學術著作——，埃裏克·羅蘭（Erik Rolan）的《De magno Sinarum imperio》（論偉大的中華帝國，1697年），以及奧拉夫·塞爾修斯（Olav Celsius）的《Exercitium academicum Confucium Sinarum Philosophum leviter adumbrans》（一篇略述中國哲學家孔子的學術練習，1710年）。

這三篇論文由不同作者在不同時期撰寫，揭示了歐洲在瑞典崇華思潮的逐步深化：第一篇描述了一座實體建築，第二篇讚頌中國是柏拉圖理想中由哲人治理國家的現實化身，第三篇則將儒學視爲一種可能有益於瑞典社會的哲學乃至準宗教體系加以考察。它們反映了這一時期席捲歐洲知識界的"中國熱"。

2.2 瑞典東印度公司與植物學交流

1731年，瑞典建立了自己的東印度公司（Svenska Ostindiska Compagniet）。1732年至1806年間，該公司的船隻在哥德堡與廣州之間至少往返了130次，創建了一條持續四分之三個世紀的瑞中直接貿易通道。若干自然科學家——主要是偉大植物學家卡爾·林奈的學生——搭乘這些船隻旅行，並發表了關於中國見聞的著述。

其中最重要的是彼得·奧斯貝克（Pehr Osbeck），他的《Dagbok öfver en Ostindisk Resa åren 1750, 1751, 1752》（東印度航行日記，1757年）是一部內容豐富的著作，包含了大量關於中國自然史和文化的信息——實際上就是一部中國植物學百科全書。同年，林奈的朋友卡爾·古斯塔夫·埃克貝里（Carl Gustaf Ekeberg）船長髮表了《Kort Berättelse om den Chinesiska Landt-Hushållningen》（中國農業簡述），報告中國的農耕方法，與當時在法國頗爲流行的重農學派經濟理論不謀而合。這些出版物對十八世紀中葉瑞典人的中國認知產生了重大影響。

2.3 崇華風尚與瑞典宮廷

瑞典崇華風尚最壯觀的表現是1753年在卓寧霍姆宮（Drottningholm）建造的"中國宮"（Kina Slott）——一座中國式宮殿，是國王阿道夫·弗雷德裏克（Adolf Fredrik）贈予王后洛維薩·烏爾裏卡（Lovisa Ulrika）的生日禮物。這座如今仍矗立在王宮庭園中的亭閣曾收藏大量中國瓷器和藝術品。

洛維薩·烏爾裏卡王后本人也是中國研究的重要贊助人。她收集了一批中國書籍，年輕的奧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後來在斯德哥爾摩皇家圖書館任職期間對其進行了編目。斯特林堡爲此花了一年時間學習中文，編制了一份包含四十九條目錄的書目，並寫了一本關於中文和日文的小冊子《Kina och Japan》。

最具影響力的瑞典崇華人士是卡爾·弗雷德裏克·謝弗爾（Carl Fredrik Scheffer），他於1743年至1752年擔任瑞典駐法大使，與法國重農學派思想家保持密切聯繫。謝弗爾大量撰文推廣重農主義思想，主張農業應成爲經濟的基礎，並認爲中國提供了值得歐洲效仿的開明治理模式。在1772年一次於國王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在場的瑞典科學院演講中，謝弗爾稱讚了中國的政府體制，將中國樹立爲歐洲國家的楷模。

2.4 傳教士與學術轉型

十八世紀晚期，啓蒙時代的崇華熱退潮之後，瑞典與中國的交往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由新教傳教士引領。西奧多·漢伯格（Theodore Hamberg）於1847年作爲巴塞爾差會的代表抵達香港。他學會了中文，對中國社會有了深刻理解，並與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成爲朋友。根據洪仁玕的敘述，漢伯格撰寫了《The Chinese Rebel Chief Hung-Siu-Tshuen and the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倫敦，1855年），其動機是希望喚起"對中國人民的同情"。這部著作至今仍是瑞典中國研究早期史的珍貴資料。

另一位傳教士埃裏克·福爾克（Erik Folke）於1887年至1920年間在中國服務，將《莊子》（1924年）和《老子》（1927年）譯爲瑞典文，並出版了一部關於中國早期思想的研究著作《Tankare i det gamla Kina》（古代中國的思想家，1922年）。兩位前傳教士還完成了基於中國經驗的博士論文：凱蒂·卡爾格倫（Kjetty Karlgren）的《Studies in Sung Time Colloquial Chinese as Revealed in Chu Hi's Ts'uanshu》（1958年）和貢納爾·斯約霍爾姆（Gunnar Sjöholm）的《Readings in Mo Ti》（1982年）。

傳教士們與之前的商人和旅行者不同，通常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並與普通中國人有着廣泛接觸。他們關於中國語言和社會的知識雖然是在傳教過程中獲得的，卻構成了一筆真正的專業知識財富，爲中國文化向瑞典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2.5 安德斯·容斯泰特與早期歷史研究

1830年代，瑞典歷史學家安德斯·容斯泰特（Anders Ljungstedt）在澳門撰寫了第一部關於葡萄牙人在華定居點的西方歷史：《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澳門，1832—1834年；修訂版，波士頓，1836年）。容斯泰特在澳門生活了二十多年，引用了大量原始資料。他的著作明確提出了"澳門是中國領土"的論點，爲後世學者提供了珍貴的原始文獻。它作爲澳門研究的標準參考書使用了一個多世紀。

第一部瑞典文中國詩歌譯本《Kinesiska dikter på svensk vars》（瑞典詩體的中國詩歌，1894年）由漢斯·埃米爾·拉松（Hans Emil Larsson）完成——他並不通曉中文，而是從德語和法語譯本轉譯。該集收錄了《詩經》中的作品以及李白、杜甫和蘇軾的詩作，見證了在專業漢學建立之前瑞典文學界對中國詩歌的興趣。

三、高本漢與瑞典專業漢學的誕生

3.1 生平與求學經歷

高本漢於1889年10月5日出生在瑞典南部的延雪平（Jönköping）。他在斯莫蘭（Småland）長大，很早就對方言學產生了濃厚興趣，還在求學期間的1908年和1909年即發表了兩篇關於地方方言的論文。1907年，他進入烏普薩拉大學，最初師從斯拉夫學教授倫德爾（Lundell）學習俄語——倫德爾曾開發了一套用於記錄方言的語音標記系統。

正是二十世紀初斯堪的納維亞圍繞歷史音韻學湧現的學術熱潮塑造了高本漢的學術生涯。在倫德爾的影響和歐洲比較語言學更廣泛傳統的薰陶下，歷史音韻學已成爲"一門非常先進的學科"，吸引了才華橫溢的年輕學者。還在本科生階段，高本漢就產生了將爲研究歐洲語言和方言而開發的方法應用於漢語的想法——而當時瑞典的大學裏還沒有任何漢語課程。

1909年獲得學士學位後，高本漢前往聖彼得堡，在伊萬諾夫（Ivanov）教授指導下學習漢語基礎知識，同時將漢語學習與比較語言學相結合。隨後他獲得資助前往中國進行方言調查。他於1910年3月啓程赴華，1912年1月返回歐洲。在一次令人驚歎的語言田野調查壯舉中，高本漢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便足以駕馭中文，對二十四種不同方言進行了音韻調查——這一成就至今令人讚歎。

回到歐洲後，高本漢先在倫敦逗留數月，然後前往巴黎，在法蘭西學院偉大的沙畹（Édouard Chavannes）門下研習了兩年（1912年9月至1914年4月）。在巴黎，他還結識了伯希和（Paul Pelliot）和馬伯樂（Henri Maspero）——這些邂逅對漢語歷史音韻學的發展意義深遠。

3.2 《中國音韻學研究》

1915年5月，高本漢以法文撰寫的博士論文在烏普薩拉獲授博士學位：這就是他那部里程碑式著作《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中國音韻學研究）的第一部分。該書獲得了1916年巴黎碑銘與美文學院頒發的儒蓮獎（Prix Julien）。

《中國音韻學研究》代表了歐洲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在漢語研究中的系統應用。運用爲構擬原始印歐語而開發的方法，高本漢通過對現代漢語方言以及中國傳統歷史音韻學研究——尤其是清代大家的著作——的比較分析，構擬了中古漢語（601年編纂的《切韻》韻書所代表的語言）的音韻系統。正如何大衛（David Honey）所總結的：

高本漢是第一位運用歐洲當時通行的歷史語言學方法，系統研究漢語歷史音韻學的西方漢學家。蒲立本指出："高本漢[是]漢語歷史音韻學現代科學研究的先驅。""他爲這一學科帶來了其前輩所不具備、其追隨者也常常缺乏的嚴謹性。"

高本漢將漢語音韻史分爲兩個階段："Ancient Chinese"（今通稱上古漢語），即《詩經》韻腳的語言；以及"Archaic Chinese"（今稱中古漢語），即《切韻》和宋代韻圖所代表的語言。此後他又花了大約十年時間擴展和修訂最初的論文，於1926年完成了完整的《中國音韻學研究》。該書於1940年由中國頂尖的語言學家——趙元任、李方桂和羅常培——譯成中文，這一合作本身即是中國學者高度重視高本漢貢獻的明證。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中國語言學家之一王力評價高本漢的影響道："西洋人到中國來研究漢學的不乏其人，可是真正在中國語言學上有所影響的卻很少。真正影響很大的只有高本漢一人"；"中國音韻學受高本漢的影響比受任何人的影響都大。"

3.3 方法闡釋

高本漢的方法值得簡要說明，因爲它代表了真正的方法論突破。他的程序本質上是將十九世紀歐洲語言學家用以構擬原始印歐語的比較方法加以改造。正如比較語言學家通過比較梵語、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和其他子語言中的同源形式來重建印歐語詞彙的祖先形式一樣，高本漢通過比較同一漢字在不同現代漢語方言中的讀音來重建漢語發音的早期階段。

關鍵的洞見在於：601年的《切韻》韻書保存了更早階段漢語音韻系統的信息，而這個系統可以通過將《切韻》分類的證據與現代方言讀音的證據相結合來加以構擬。高本漢走遍中國，在二十四個不同方言區記錄了漢字的讀音，然後將這些現代形式相互之間以及與《切韻》的類別進行系統比較。其成果是中古漢語——即約六至七世紀所使用的語言——的音韻系統的構擬。

對於上古漢語——《詩經》和最早期經典文獻的語言——高本漢主要依據《詩經》本身所保存的押韻模式，結合漢字結構中固有的"諧聲系列"證據（即共享同一聲符的漢字最初發音相近）。這第二種構擬更具推測性，但影響同樣深遠。

高本漢工作的重要性遠超語言學範疇。正如何大衛所強調的，歷史音韻學不僅僅是一項技術性工作，更是文獻學分析的基本工具。瞭解漢字在不同時期的讀音，使學者能夠識別假借字（一個字被"借用"來表示一個同音但語義無關的詞），追溯詞義的演變，並解決否則無法理解的文本疑難。正如清代學者王引之所言："學者苟因聲求義，而得其假借之通例，則渙然冰釋。"

3.4 與馬伯樂的學術論爭

高本漢的構擬並非毫無爭議。馬伯樂曾獨立研究漢語歷史音韻學並預見了高本漢的某些方法，他於1920年以自己的《切韻》系統詳細研究——《Le Dialecte de Tch'ang-an sous les T'ang》——回應了《中國音韻學研究》。高本漢隨後在《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1922年）中吸收了馬伯樂的部分建議並駁斥了其他意見。正如高本漢所承認的："我1919年的構擬系統（Phonologie chinoise, III）因此基本成立，唯有三個重要方面例外，在這些方面馬伯樂引入了，或至少指出了通往有價值修正的道路。"

這場高本漢在斯德哥爾摩與馬伯樂在巴黎之間富有成效的交鋒，是漢學研究國際主義精神的最佳典範。兩位學者從不同的國家傳統和方法論出發點出發，通過持續的批判性對話相互完善各自的結論。高本漢對中古漢語的構擬"在該領域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直到蒲立本提出了一種根本性的新方法；而他對上古漢語的構擬最終被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的《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1992年）所取代。然而，即便是高本漢已被超越的框架仍然是基礎性的：該領域此後的所有工作，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對他所提出的問題和他所確立的方法的回應。

3.4 《漢文典》及其他重要著作

除《中國音韻學研究》外，高本漢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編纂的字典和參考工具書，這些工具使工作中的漢學家們得以接觸漢語歷史音韻學。彼得·佈德貝格（Peter Boodberg）稱之爲"學術的巍峨豐碑"。喬治·A.肯尼迪（George A. Kennedy）描述了其重要性：

1923年高本漢教授出版《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是一件頭等大事，因爲它使那些忙於其他事務而無暇鑽研《廣韻》等中國類書的漢學家們獲得了一份便捷的指南，可以迅速查找特定時期漢字的讀音。1940年《漢文典》的出版進一步拓展了知識領域。

《Grammata Serica —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漢文典》，1940年），修訂版名爲《Grammata Serica Recensa》（1957年），按聲符組織了約六千個漢字，爲每個字提供了構擬的中古和上古漢語讀音。他的《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1954年）總結了其方法、材料和成果。這些參考工具書成爲全世界整整一代漢學家不可或缺的工具。

3.5 古典文獻學與青銅器研究

高本漢的學術興趣遠不限於音韻學。他撰寫了重要的中國經典譯註，包括《The Book of Odes》（《詩經》）及其《Glosses》（BMFEA，1942—1946），《The Book of Documents》（《尚書》）及其《Glosses》（BMFEA，1948—1949），以及《左傳》註釋（BMFEA，1969—1970）。他研究先秦文獻中的假借字，編纂了古典漢語詞典，並撰寫了關於《老子》和《莊子》的筆記。

從1930年代到1960年代，高本漢還發表了一系列重要的中國青銅器研究論文，包括《Early Chinese Mirror Inscriptions》（1934年）、《The Dating of Chinese Bronzes》（1937年）以及對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藏品的多項研究。他還用瑞典語撰寫了面向一般讀者的作品，如《Ordet och Pennan i Mittens Rike》（中國的文字與筆，1918年）和《Från Kinas Tankevärld》（來自中國的思想世界，1929年）。

3.6 高本漢的性格與影響

現任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教授羅多弼（Torbjörn Lodén）以同樣適用於其學術的措辭來形容高本漢的個性："清晰、嚴謹、目標明確、坦率直言。"他的文風可以用一個短語來概括："簡潔精確。"高本漢自己最喜愛的古典中國文本是《左傳》，他贊之爲"字字珠璣"——正如羅多弼所觀察的，這一描述恰如其分地捕捉了高本漢自己的學術風格。對高本漢而言，"學術研究的任務是澄清能夠澄清的事實，而非沉溺於對無法澄清之事的臆測。"

3.7 制度遺產

1918年9月，高本漢被任命爲哥德堡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教授，在那裏教授中文和日文。1931年至1936年間，他擔任該校校長。1939年，他轉往斯德哥爾摩，出任遠東古物博物館（Östasiatiska Museet）館長和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考古學教授。1945年至1965年退休期間，他同時兼任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教授，培養了整整一代斯堪的納維亞漢學家。

遠東古物博物館是結合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中國的考古工作而創建的，在高本漢的領導下成爲歐洲研究中國藝術和考古學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其刊物《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BMFEA），創刊於1929年，成爲漢學研究的頂級平臺，高本漢本人從該刊創刊到1970年代幾乎爲每一期撰稿。

四、斯文·赫定、安特生與喜龍仁

4.1 瑞典的考古貢獻

在高本漢改革中國語言學的同時，其他瑞典學者在考古學和藝術史領域做出了同樣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地理學家和探險家，三次率隊深入中亞。在第二次探險（1899—1902年）中，他在塔里木盆地發現了古城樓蘭，引起國際轟動。他的第三次探險（1927—1935年）規模最大，有瑞典、德國和中國的參與者；其成果出版爲五十六卷。赫定關於亞洲旅行的通俗著作贏得了廣泛的讀者羣，激發了瑞典公衆對中國和中亞的興趣。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地質學家，1914年至1924年間擔任中國地質調查所顧問，做出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發現。他參與了北京附近周口店的發掘，最終促成了北京猿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的發現。1921年，他在河南省仰韶村發現了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彩陶——這是在古代中華文明核心地帶發現的第一個新石器時代定居點。1923年至1924年間，他組織了前往甘肅省的考察，確認了約五十個史前遺址。這些發現推翻了中國沒有石器時代或史前文化的流行假設。他的綜合性著作《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1943年）仍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最重要的關於中國史前的考古學著作之一。

安特生將他發掘的許多文物帶回瑞典進行進一步研究。根據與中國當局的協議，部分文物後來被歸還；留在瑞典的文物成爲遠東古物博物館的核心藏品，安特生擔任該館首任館長（直到1939年退休）。他還是BMFEA的創刊編輯。

喜龍仁（Osvald Sirén，1879—1966），出生於芬蘭但常駐斯德哥爾摩，是歐洲中國藝術史研究的先驅。他最初研究瑞典和意大利藝術，在斯德哥爾摩大學任教（1908—1925年）和擔任國家博物館遠東部主任（1926—1943年）期間轉向中國藝術。1920年至1956年間，他五次訪問中國，拍攝了寺廟、宮殿、園林、城市和風景——這批具有非凡歷史價值的攝影檔案現保存於遠東古物博物館。他的主要出版物包括四卷本《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1930年）、兩卷本《Kinas konst under tre årtusenden》（三千年中國藝術，1942—1943年），以及關於中國園林、北京城牆城門、中國雕塑和中國繪畫的研究。正如馬悅然後來所寫："喜龍仁關於中國建築、雕塑和繪畫的衆多著作早已爲世人所知，無需贅述。他的某些判斷或許已被後來的研究所超越。但正是因爲喜龍仁的工作，西方學術界的興趣才轉向了中國雕塑和繪畫。"

五、馬悅然與現代轉型

5.1 從古典到當代

1965年，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1924—2019）繼任高本漢成爲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教授，但有一項重要的修改——他的職銜特別註明"中文，尤其是現代中文"。馬悅然同時創建了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並擔任首任系主任。

馬悅然是一位過渡性人物，體現了瑞典漢學從專注於古代的學科向關注現代的學科的轉變。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觀察的："若將瑞典中國研究的兩位巨人——高本漢和馬悅然——加以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從一種專注於解決智識謎題的漢學向一種主要作爲跨文化理解媒介的漢學的轉變。"

5.2 從方言學到文學翻譯

馬悅然師承高本漢，接受了嚴格的古典漢語音韻學和文本考證訓練。他早年的學術生涯沿着老師的路徑前行：他在四川進行方言田野調查（1948—1950年），撰寫了關於西南官話音韻學的研究，並對《公羊傳》和《穀梁傳》——《春秋》的兩部註疏——以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進行了細緻的文本分析。

馬悅然的學術轉向發生在1970年代，此後他越來越多地投身於將中國文學譯爲瑞典文。他的翻譯涵蓋了非凡廣泛的範圍：古典小說（《水滸傳》四卷本；《西遊記》），唐詩，毛澤東詩詞（三十八首），以及沈從文、北島、高行健、李銳等現當代作家的作品。他還組織並聯合主編了四卷本《Handbook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涵蓋二十世紀的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和戲劇。

馬悅然將"敏銳的分析能力與審美感受力"融爲一體，這一品質使他"特別適合從事學術研究和跨文化中介"。他對文學翻譯的要求極爲嚴格："翻譯發揮着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一個好的翻譯家除了具備對文學語言的敏銳感受力和卓越的表達能力外，還必須真正熱愛這位作家，與其作品同呼吸，方能準確傳達原作的精神。"

5.3 與諾貝爾獎的關聯

1985年，馬悅然被選入瑞典學院——負責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構——成爲其中第一位也在很長時間內是唯一一位具有中國文學專業知識的成員。這一任命使瑞典學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瞭解中國文學文化的途徑。馬悅然利用自己的地位在國際範圍內推廣中國文學，促成了中國作家的北歐之行並翻譯了他們的作品。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法籍華人作家高行健——其作品正是由馬悅然譯爲瑞典文的——這被廣泛視爲馬悅然長期爲中國文學在世界舞臺上進行倡導的成果。

六、斯堪的納維亞漢學的拓展

6.1 高本漢的弟子與斯堪的納維亞網絡

高本漢最具深遠影響的成就之一是培養了一批學生，他們隨後在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建立了中國研究項目。他的第一代弟子包括：編纂了高本漢著作目錄的艾爾斯·格蘭（Else Glahn）；在哥本哈根大學任中文教授並撰寫了高本漢權威傳記評述的易格德（Søren Egerod）；以及高本漢弟子中第一位以《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1953年）獲得漢學博士學位的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畢漢思隨後將其研究擴展爲一部關於東漢歷史的多卷綜合研究，成爲第一位對東漢社會進行全面分析的西方學者。他後來成爲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史教授。

高本漢的三位學生在將斯堪的納維亞漢學建設爲區域性事業中發揮了特別關鍵的作用：哥本哈根的易格德（丹麥）、奧斯陸的亨利·亨納（Henry Henne，挪威）和斯德哥爾摩的馬悅然（瑞典）。通過這三項任命，高本漢的影響輻射到了整個北歐地區。

6.2 馬悅然之後的斯德哥爾摩

1990年馬悅然退休後，羅多弼（Torbjörn Lodén）繼任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教授。羅多弼師從馬悅然，在發表了關於《1928—1929年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1980年）的博士論文後，轉向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尤其是戴震的哲學。他將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譯爲英文，並發表了關於儒學社會功能和戴震思想中"情"的概念的研究。

在羅多弼的領導下，斯德哥爾摩中文系有意識地採取了"臨界質量"的研究策略，將研究生集中在聚焦的主題上，而非聽任此前各時期的分散狀態繼續。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研究主題拓展到當代中國經濟特區（如比約恩·謝爾格倫[Björn Kjellgren]關於深圳的2002年博士論文）、勞動力市場、婦女問題、哲學和文學語言學等領域。

6.3 隆德與現代漢語語言學的發展

隆德大學是瑞典第二大中國研究中心，1989年在馬悅然另一位學生拉斯·拉格瓦爾德（Lars Ragvald，中文名羅斯）的領導下設立了漢學教席。拉格瓦爾德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文學評論家和政治人物姚文元，題爲《Yao Wen-yuan as a Literary Critic and Theorist: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Zhdanovism》（1978年）。雖然他最初的研究方向是當代中國文學和政治，但拉格瓦爾德後來轉向了現代漢語語言學研究。在他的主持下，隆德編纂了第一部漢瑞詞典（《Hanyu-Ruidiandian》），於2000年出版——這是瑞典漢學辭書編纂史上的里程碑。

6.4 斯堪的納維亞的更廣泛發展

在瑞典之外，中國研究在若干其他斯堪的納維亞大學得到發展。除哥本哈根（易格德）和奧斯陸（亨納）外，哥德堡大學和烏普薩拉大學也開設了中文課程。斯德哥爾摩大學還於1984年成立了太平洋亞洲研究中心（CPAS），反映出中國研究正從傳統的人文漢學向社會科學領域擴展。

更廣泛的制度格局反映了歐洲漢學中普遍出現的一種轉變：從通過書面文本研究古典中國文明，逐漸轉向通過社會科學方法研究現代和當代中國。馬悅然既是這一轉變的體現者，也是促進者。這一轉變並未完全取代古典傳統——羅多弼關於戴震和先秦哲學的工作表明瞭文本研究持續的活力——但從根本上改變了斯堪的納維亞中國研究的重心。

七、瑞典貢獻的國際視野

7.1 鮮明特徵

瑞典和更廣泛的斯堪的納維亞漢學傳統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特徵：

語言學的嚴謹性。高本漢將歷史比較語言學應用於漢語，確立了方法論精確性的標準，後繼的斯堪的納維亞漢學家一直加以維護。即便是那些遠離音韻學研究的學者，如馬悅然和羅多弼，也將高本漢學派所特有的對語言和文本的嚴謹關注帶入了自己的工作。

制度集中性。與美國甚或德國漢學分散的制度格局不同，斯堪的納維亞中國研究集中在少數幾個中心，形成了規模雖小但足以進行深入學術交流的學者共同體，同時又大到足以維持博士培養計劃和系列出版物。

從古典到現代的過渡。從高本漢專注於古代中國，到馬悅然投身於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這一轉變在一代人之內、在同一學術譜系之內完成——這一異常順暢的過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兩人的個人品質和學術視野。

文化中介。自1970年代以來，瑞典漢學以其對文學翻譯和文化交流的非凡投入而著稱。馬悅然數十年如一日地將中國文學譯爲瑞典文，他在瑞典學院中的角色，以及他與中國作家的個人友誼，使他成爲中歐關係中具有真正文化意義的人物。

7.2 高本漢的全球遺產

高本漢的影響遠遠超越了斯堪的納維亞。他對中古和上古漢語讀音的構擬，雖然在細節上如今已被超越，但確立了此後所有漢語歷史音韻學研究賴以進行的概念框架。他的參考工具書——《Analytic Dictionary》《漢文典》《Compendium》——數十年來一直是該領域的標準工具。他對文獻學嚴謹性和經驗證據作爲漢學研究基礎的堅持，確立了一個超越國界的標準。

在中國本身，高本漢的影響是深遠的。王力的評價——高本漢是唯一對中國語言學產生了真正重大影響的西方漢學家——得到了廣泛認同。中國學者普遍接受了高本漢的方法和原則，即便同時提出具體的修正和修改意見。1940年由中國三位最傑出的語言學家完成的《中國音韻學研究》中文翻譯本身，就是西方漢學方法在中國接受史上的里程碑。

八、結語：從中國風到臨界質量

瑞典漢學的發展軌跡——從卓寧霍姆宮的中國風，到高本漢的音韻構擬，到馬悅然的文學翻譯，再到羅多弼的哲學研究——描繪出一條歐洲漢學發展的典型弧線，但帶有鮮明的斯堪的納維亞色彩。斯堪的納維亞學術圈的小規模孕育了一種學術親密性的傳統：高本漢培養了馬悅然，馬悅然培養了羅多弼和拉格瓦爾德，通過這些師承鏈條，即使內容經歷了根本性的變革，一個連貫的傳統得以維繫。

正如羅多弼所闡述的當代斯堪的納維亞漢學面臨的挑戰："對我和我的同事來說，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儘可能充分地利用高本漢和馬悅然兩位教授留給我們的傳統，並將精力集中在我們在世紀之交所面臨的最重要的智識挑戰上。堅守傳統並不意味着簡單地繼續耕耘他們已經開墾的田地，而是要爲今天和明天找到新的研究課題。"

新一代斯堪的納維亞漢學家正在不斷擴大的領域中踐行這一使命——從深圳經濟特區的研究到中國廣告文化的分析，從苗族語言音韻學到《詩經》詮釋學。將這些多樣化的學術事業聯繫在一起的，是從高本漢那裏繼承並由其後繼者加以完善的信念：中國研究需要同樣的方法論嚴肅性，同樣對原始文獻的耐心，同樣向中國學者學習的意願——這些品質正是瑞典傳統自其肇始以來最優秀的學術成果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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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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