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Xun Complete Works/zh-de/Shang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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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t for the Past (伤逝)

Lu Xun (鲁迅, Lǔ Xùn, 1881–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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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原文）

Deutsch

}} 　　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 　　會館里的被遺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這樣地寂靜和空虛。時光過得真快，我愛子君，仗著她逃出這寂靜和空虛，已經滿一年了。事情又這麼不湊巧，我重來時，偏偏空著的又只有這一間屋。依然是這樣的破窗，這樣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樹和老紫藤，這樣的窗前的方桌，這樣的敗壁，這樣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獨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過去一年中的時光全被消滅，全未有過，我並沒有曾經從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衚衕創立了滿懷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這寂靜和空虛是並不這樣的，常常含著期待；期待子君的到來。在久待的焦躁中，一聽到皮鞋的高底尖觸著磚路的清響，是怎樣地使我驟然生動起來呵！於是就看見帶著笑渦的蒼白的圓臉，蒼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條紋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帶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樹的新葉來，使我看見，還有掛在鐵似的老幹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現在呢，只有寂靜和空虛依舊，子君卻決不再來了，而且永遠，永遠地！…… 　　子君不在我這破屋裡時，我什麼也看不見。在百無聊賴中，順手抓過一本書來，科學也好，文學也好，橫豎什麼都一樣；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覺得，已經翻了十多頁了，但是毫不記得書上所說的事。只是耳朵卻分外地靈，仿佛聽到大門外一切往來的履聲，從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漸臨近，——但是，往往又逐漸渺茫，終於消失在別的步聲的雜沓中了。我憎惡那不像子君鞋聲的穿布底鞋的長班的兒子，我憎惡那太像子君鞋聲的常常穿著新皮鞋的鄰院的搽雪花膏的小東西！ 　　莫非她翻了車麽？莫非她被電車撞傷了麽？……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經當面罵過我。 　　驀然，她的鞋聲近來了，一步響於一步，迎出去時，卻已經走過紫藤棚下，臉上帶著微笑的酒窩。她在她叔子的家裡大約並未受氣；我的心寧帖了，默默地相視片時之後，破屋裡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裡瀰漫著稚氣的好奇的光澤。壁上就釘著一張銅板的雪萊半身像，是從雜誌上裁下來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張像。當我指給她看時，她卻只草草一看，便低了頭，似乎不好意思了。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還未脫盡舊思想的束縛，——我後來也想，倒不如換一張雪萊淹死在海裡的記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罷；但也終於沒有換，現在是連這一張也不知那裡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這是我們交際了半年，又談起她在這裡的胞叔和在家的父親時，她默想了一會之後，分明地，堅決地，沉靜地說了出來的話。其時是我已經說盡了我的意見，我的身世，我的缺點，很少隱瞞；她也完全瞭解的了。這幾句話很震動了我的靈魂，此後許多天還在耳中發響，而且說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國女性，並不如厭世家所說那樣的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門，照例是相離十多步遠；照例是那鯰魚須的老東西的臉又緊帖在髒的窗玻璃上了，連鼻尖都擠成一個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東西的臉，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邪視地驕傲地走了，沒有看見；我驕傲地回來。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徹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腦里，比我還透澈，堅強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於她能算什麼東西呢？ 　　我已經記不清那時怎樣地將我的純真熱烈的愛表示給她。豈但現在，那時的事後便已模胡，夜間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斷片了；同居以後一兩月，便連這些斷片也化作無可追蹤的夢影。我只記得那時以前的十幾天，曾經很仔細地研究過表示的態度，排列過措辭的先後，以及倘或遭了拒絕以後的情形。可是臨時似乎都無用，在慌張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電影上見過的方法了。後來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記憶上卻偏只有這一點永遠留遺，至今還如暗室的孤燈一般，照見我含淚握著她的手，一條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語舉動，我那時就沒有看得分明；僅知道她已經允許我了。但也還仿佛記得她臉色變成青白，後來又漸漸轉作緋紅，——沒有見過，也沒有再見的緋紅；孩子似的眼裡射出悲喜，但是夾著驚疑的光，雖然力避我的視線，張皇地似乎要破窗飛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經允許我了，沒有知道她怎樣說或是沒有說。 　　她卻是什麼都記得：我的言辭，竟至於讀熟了的一般，能夠滔滔背誦；我的舉動，就如有一張我所看不見的影片掛在眼下，敘述得如生，很細微，自然連那使我不願再想的淺薄的電影的一閃。夜闌人靜，是相對溫習的時候了，我常是被質問，被考驗，並且被命複述當時的言語，然而常須由她補足，由她糾正，像一個丁等的學生。 　　這溫習後來也漸漸稀疏起來。但我只要看見她兩眼註視空中，出神似的凝想著，於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窩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舊課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電影的一閃。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見，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並不覺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為可笑，甚而至於可鄙的，她也毫不以為可笑。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她愛我，是這樣地熱烈，這樣地純真。 　　去年的暮春是最為幸福，也是最為忙碌的時光。我的心平靜下去了，但又有別一部分和身體一同忙碌起來。我們這時才在路上同行，也到過幾回公園，最多的是尋住所。我覺得在路上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縮，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驕傲和反抗來支持。她卻是大無畏的，對於這些全不關心，只是鎮靜地緩緩前行，坦然如入無人之境。 　　尋住所實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辭拒絕，小半是我們以為不相宜。起先我們選擇得很苛酷，——也非苛酷，因為看去大抵不像是我們的安身之所；後來，便只要他們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處，這才得到可以暫且敷衍的處所，是吉兆衚衕一所小屋裡的兩間南屋；主人是一個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著正屋和廂房。他只有夫人和一個不到周歲的女孩子，雇一個鄉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極其安閑幽靜的。 　　我們的傢具很簡單，但已經用去了我的籌來的款子的大半；子君還賣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環。我攔阻她，還是定要賣，我也就不再堅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給她加入一點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她早經鬧開，至於使他氣憤到不再認她做侄女；我也陸續和幾個自以為忠告，其實是替我膽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絕了交。然而這倒很清靜。每日辦公散後，雖然已近黃昏，車夫又一定走得這樣慢，但究竟還有二人相對的時候。我們先是沉默的相視，接著是放懷而親密的交談，後來又是沉默。大家低頭沉思著，卻並未想著什麼事。我也漸漸清醒地讀遍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不過三星期，我似乎於她已經更加瞭解，揭去許多先前以為瞭解而現在看來卻是隔膜，即所謂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潑起來。但她並不愛花，我在廟會時買來的兩盆小草花，四天不澆，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沒有照顧一切的閑暇。然而她愛動物，也許是從官太太那裡傳染的罷，不一月，我們的眷屬便驟然加得很多，四隻小油雞，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只在一同走。但她們卻認識雞的相貌，各知道那一隻是自家的。還有一隻花白的叭兒狗，從廟會買來，記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卻給它另起了一個，叫作阿隨。我就叫它阿隨，但我不喜歡這名字。 　　這是真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我和子君說起這，她也領會地點點頭。 　　唉唉，那是怎樣的寧靜而幸福的夜呵！ 　　安寧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這樣的安寧和幸福。我們在會館里時，還偶有議論的衝突和意思的誤會，自從到吉兆衚衕以來，連這一點也沒有了；我們只在燈下對坐的懷舊譚中，回味那時衝突以後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樂趣。 　　子君竟胖了起來，臉色也紅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務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有，何況讀書和散步。我們常說，我們總還得雇一個女工。 　　這就使我也一樣地不快活，傍晚回來，常見她包藏著不快活的顏色，尤其使我不樂的是她要裝作勉強的笑容。幸而探聽出來了，也還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鬥，導火線便是兩家的小油雞。但又何必硬不告訴我呢？人總該有一個獨立的家庭。這樣的處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鑄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裡便坐在辦公桌前鈔，鈔，鈔些公文和信件；在家裡是和她相對或幫她生白爐子，煮飯，蒸饅頭。我的學會了煮飯，就在這時候。 　　但我的食品卻比在會館里時好得多了。做菜雖不是子君的特長，然而她於此卻傾註著全力；對於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來算作分甘共苦。況且她又這樣地終日汗流滿面，短髮都粘在腦額上；兩隻手又只是這樣地粗糙起來。 　　況且還要飼阿隨，飼油雞，……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我曾經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罷了；卻萬不可這樣地操勞。她只看了我一眼，不開口，神色卻似乎有點凄然；我也只好不開口。然而她還是這樣地操勞。 　　我所豫期的打擊果然到來。雙十節的前一晚，我呆坐著，她在洗碗。聽到打門聲，我去開門時，是局裡的信差，交給我一張油印的紙條。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燈下去一看，果然，印著的就是：奉局長諭史涓生著毋庸到局辦事秘書處啟十月九號 　　這在會館里時，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長的兒子的賭友，一定要去添些謠言，設法報告的。到現在才發生效驗，已經要算是很晚的了。其實這在我不能算是一個打擊，因為我早就決定，可以給別人去鈔寫，或者教讀，或者雖然費力，也還可以譯點書，況且《自由之友》的總編輯便是見過幾次的熟人，兩月前還通過信。但我的心卻跳躍著。那麼一個無畏的子君也變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來似乎也較為怯弱了。 　　「那算什麼。哼，我們幹新的。我們……。」她說。 　　她的話沒有說完；不知怎地，那聲音在我聽去卻只是浮浮的；燈光也覺得格外黯淡。人們真是可笑的動物，一點極微末的小事情，便會受著很深的影響。我們先是默默地相視，逐漸商量起來，終於決定將現有的錢竭力節省，一面登「小廣告」去尋求鈔寫和教讀，一面寫信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說明我目下的遭遇，請他收用我的譯本，給我幫一點艱辛時候的忙。 　　「說做，就做罷！來開一條新的路！」 　　我立刻轉身向了書案，推開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過那黯淡的燈來。我先擬廣告；其次是選定可譯的書，遷移以來未曾翻閱過，每本的頭上都滿漫著灰塵了；最後才寫信。 　　我很費躊躕，不知道怎樣措辭好，當停筆凝思的時候，轉眼去一瞥她的臉，在昏暗的燈光下，又很見得凄然。我真不料這樣微細的小事情，竟會給堅決的，無畏的子君以這麼顯著的變化。她近來實在變得很怯弱了，但也並不是今夜才開始的。我的心因此更繚亂，忽然有安寧的生活的影像——會館里的破屋的寂靜，在眼前一閃，剛剛想定睛凝視，卻又看見了昏暗的燈光。 　　許久之後，信也寫成了，是一封頗長的信；很覺得疲勞，仿佛近來自己也較為怯弱了。於是我們決定，廣告和發信，就在明日一同實行。大家不約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無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堅忍崛強的精神，還看見從新萌芽起來的將來的希望。 　　外來的打擊其實倒是振作了我們的新精神。局裡的生活，原如鳥販子手裡的禽鳥一般，僅有一點小米維繫殘生，決不會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籠外，早已不能奮飛。現在總算脫出這牢籠了，我從此要在新的開闊的天空中翱翔，趁我還未忘卻了我的翅子的扇動。 　　小廣告是一時自然不會發生效力的；但譯書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過，以為已經懂得的，一動手，卻疑難百出了，進行得很慢。然而我決計努力地做，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邊上便有了一大片烏黑的指痕，這就證明著我的工作的切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曾經說過，他的刊物是決不會埋沒好稿子的。 　　可惜的是我沒有一間靜室，子君又沒有先前那麼幽靜，善於體帖了，屋子裡總是散亂著碗碟，瀰漫著煤煙，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這自然還只能怨我自己無力置一間書齋。然而又加以阿隨，加以油雞們。加以油雞們又大起來了，更容易成為兩家爭吵的引線。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飯；子君的功業，仿佛就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吃了籌錢，籌來吃飯，還要喂阿隨，飼油雞；她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構思就常常為了這催促吃飯而打斷。即使在坐中給看一點怒色，她總是不改變，仍然毫無感觸似的大嚼起來。 　　使她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規定的吃飯的束縛，就費去五星期。她明白之後，大約很不高興罷，可是沒有說。我的工作果然從此較為迅速地進行，不久就共譯了五萬言，只要潤色一回，便可以和做好的兩篇小品，一同寄給《自由之友》去。只是吃飯卻依然給我苦惱。菜冷，是無妨的，然而竟不夠；有時連飯也不夠，雖然我因為終日坐在家裡用腦，飯量已經比先前要減少得多。這是先去喂了阿隨了，有時還並那近來連自己也輕易不吃的羊肉。她說，阿隨實在瘦得太可憐，房東太太還因此嗤笑我們了，她受不住這樣的奚落。 　　於是吃我殘飯的便只有油雞們。這是我積久才看出來的，但同時也如赫胥黎的論定「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一般，自覺了我在這裡的位置：不過是叭兒狗和油雞之間。 　　後來，經多次的抗爭和催逼，油雞們也逐漸成為餚饌，我們和阿隨都享用了十多日的鮮肥；可是其實都很瘦，因為它們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幾粒高粱了。從此便清靜得多。只有子君很頹唐，似乎常覺得凄苦和無聊，至於不大願意開口。我想，人是多麼容易改變呵！ 　　但是阿隨也將留不住了。我們已經不能再希望從什麼地方會有來信，子君也早沒有一點食物可以引它打拱或直立起來。冬季又逼近得這麼快，火爐就要成為很大的問題；它的食量，在我們其實早是一個極易覺得的很重的負擔。於是連它也留不住了。 　　倘使插了草標到廟市去出賣，也許能得幾文錢罷，然而我們都不能，也不願這樣做。終於是用包袱蒙著頭，由我帶到西郊去放掉了，還要追上來，便推在一個並不很深的土坑裡。 　　我一回寓，覺得又清靜得多多了；但子君的凄慘的神色，卻使我很吃驚。那是沒有見過的神色，自然是為阿隨。但又何至於此呢？我還沒有說起推在土坑裡的事。 　　到夜間，在她的凄慘的神色中，加上冰冷的分子了。 　　「奇怪。——子君，你怎麼今天這樣兒了？」我忍不住問。 　　「什麼？」她連看也不看我。 　　「你的臉色……。」 　　「沒有什麼，——什麼也沒有。」 　　我終於從她言動上看出，她大概已經認定我是一個忍心的人。其實，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雖然因為驕傲，向來不與世交來往，遷居以後，也疏遠了所有舊識的人，然而只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現在忍受著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為她，便是放掉阿隨，也何嘗不如此。但子君的識見卻似乎只是淺薄起來，竟至於連這一點也想不到了。 　　我揀了一個機會，將這些道理暗示她；她領會似的點頭。然而看她後來的情形，她是沒有懂，或者是並不相信的。 　　天氣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裡去呢？大道上，公園裡，雖然沒有冰冷的神情，冷風究竟也刺得人皮膚欲裂。我終於在通俗圖書館里覓得了我的天堂。 　　那裡無須買票；閱書室里又裝著兩個鐵火爐。縱使不過是燒著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爐，但單是看見裝著它，精神上也就總覺得有些溫暖。書卻無可看：舊的陳腐，新的是幾乎沒有的。 　　好在我到那裡去也並非為看書。另外時常還有幾個人，多則十餘人，都是單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書，作為取暖的口實。這於我尤為合式。道路上容易遇見熟人，得到輕蔑的一瞥，但此地卻決無那樣的橫禍，因為他們是永遠圍在別的鐵爐旁，或者靠在自家的白爐邊的。 　　那裡雖然沒有書給我看，卻還有安閑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憶從前，這才覺得大半年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世界上並非沒有為了奮鬥者而開的活路；我也還未忘卻翅子的扇動，雖然比先前已經頹唐得多……。 　　屋子和讀者漸漸消失了，我看見怒濤中的漁夫，戰壕中的兵士，摩托車中的貴人，洋場上的投機家，深山密林中的豪傑，講臺上的教授，昏夜的運動者和深夜的偷兒……。子君，——不在近旁。她的勇氣都失掉了，只為著阿隨悲憤，為著做飯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並不怎樣瘦損……。 　　冷了起來，火爐里的不死不活的幾片硬煤，也終於燒盡了，已是閉館的時候。又須回到吉兆衚衕，領略冰冷的顏色去了。近來也間或遇到溫暖的神情，但這卻反而增加我的苦痛。記得有一夜，子君的眼裡忽而又發出久已不見的稚氣的光來，笑著和我談到還在會館時候的情形，時時又很帶些恐怖的神色。我知道我近來的超過她的冷漠，已經引起她的憂疑來，只得也勉力談笑，想給她一點慰藉。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臉，我的話一齣口，卻即刻變為空虛，這空虛又即刻發生反響，迴向我的耳目里，給我一個難堪的惡毒的冷嘲。子君似乎也覺得的，從此便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鎮靜，雖然竭力掩飾，總還是時時露出憂疑的神色來，但對我卻溫和得多了。 　　我要明告她，但我還沒有敢，當決心要說的時候，看見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暫且改作勉強的歡容。但是這又即刻來冷嘲我，並使我失卻那冷漠的鎮靜。 　　她從此又開始了往事的溫習和新的考驗，逼我做出許多虛偽的溫存的答案來，將溫存示給她，虛偽的草稿便寫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漸被這些草稿填滿了，常覺得難於呼吸。我在苦惱中常常想，說真實自然須有極大的勇氣的；假如沒有這勇氣，而苟安於虛偽，那也便是不能開闢新的生路的人。不獨不是這個，連這人也未嘗有！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極冷的早晨，這是從未見過的，但也許是從我看來的怨色。我那時冷冷地氣憤和暗笑了；她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空虛，而對於這空虛卻並未自覺。她早已什麼書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著是求生，向著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著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鬥，只得一同滅亡。 　　我覺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她應該決然捨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幸而是早晨，時間正多，我可以說我的真實。我們的新的道路的開闢，便在這一遭。 　　我和她閑談，故意地引起我們的往事，提到文藝，於是涉及外國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諾拉》，《海的女人》。稱揚諾拉的果決……。也還是去年在會館的破屋裡講過的那些話，但現在已經變成空虛，從我的嘴傳入自己的耳中，時時疑心有一個隱形的壞孩子，在背後惡意地刻毒地學舌。 　　她還是點頭答應著傾聽，後來沉默了。我也就斷續地說完了我的話，連餘音都消失在虛空中了。 　　「是的。」她又沉默了一會，說，「但是，……涓生，我覺得你近來很兩樣了。可是的？你，——你老實告訴我。」 　　我覺得這似乎給了我當頭一擊，但也立即定了神，說出我的意見和主張來：新的路的開闢，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 　　臨末，我用了十分的決心，加上這幾句話： 　　「……況且你已經可以無須顧慮，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實說；是的，人是不該虛偽的。我老實說罷：因為，因為我已經不愛你了！但這於你倒好得多，因為你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 　　我同時豫期著大的變故的到來，然而只有沉默。她臉色陡然變成灰黃，死了似的；瞬間便又蘇生，眼裡也發了稚氣的閃閃的光澤。這眼光射向四處，正如孩子在饑渴中尋求著慈愛的母親，但只在空中尋求，恐怖地迴避著我的眼。 　　我不能看下去了，幸而是早晨，我冒著寒風徑奔通俗圖書館。 　　在那裡看見《自由之友》，我的小品文都登出了。這使我一驚，仿佛得了一點生氣。我想，生活的路還很多，——但是，現在這樣也還是不行的。 　　我開始去訪問久已不相聞問的熟人，但這也不過一兩次；他們的屋子自然是暖和的，我在骨髓中卻覺得寒冽。夜間，便蜷伏在比冰還冷的冷屋中。 　　冰的針刺著我的靈魂，使我永遠苦於麻木的疼痛。生活的路還很多，我也還沒有忘卻翅子的扇動，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 　　在通俗圖書館里往往瞥見一閃的光明，新的生路橫在前面。她勇猛地覺悟了，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我便輕如行雲，漂浮空際，上有蔚藍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廣廈高樓，戰場，摩托車，洋場，公館，晴明的鬧市，黑暗的夜……。 　　而且，真的，我豫感得這新生面便要來到了。 　　我們總算度過了極難忍受的冬天，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惡作劇的壞孩子的手裡一般，被繫著細線，盡情玩弄，虐待，雖然幸而沒有送掉性命，結果也還是躺在地上，只爭著一個遲早之間。 　　寫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已經有三封信，這才得到回信，信封里只有兩張書券：兩角的和三角的。我卻單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郵票，一天的饑餓，又都白挨給於己一無所得的空虛了。 　　然而覺得要來的事，卻終於來到了。 　　這是冬春之交的事，風已沒有這麼冷，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待到回家，大概已經昏黑。就在這樣一個昏黑的晚上，我照常沒精打采地回來，一看見寓所的門，也照常更加喪氣，使腳步放得更緩。但終於走進自己的屋子裡了，沒有燈火；摸火柴點起來時，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 　　正在錯愕中，官太太便到窗外來叫我出去。 　　「今天子君的父親來到這裡，將她接回去了。」她很簡單地說。 　　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腦後受了一擊，無言地站著。 　　「她去了麽？」過了些時，我只問出這樣一句話。 　　「她去了。」 　　「她，——她可說什麼？」 　　「沒說什麼。單是托我見你回來時告訴你，說她去了。」 　　我不信；但是屋子裡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我遍看各處，尋覓子君；只見幾件破舊而黯淡的傢具，都顯得極其清疏，在證明著它們毫無隱匿一人一物的能力。我轉念尋信或她留下的字跡，也沒有；只是鹽和乾辣椒，麵粉，半株白菜，卻聚集在一處了，旁邊還有幾十枚銅元。這是我們兩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現在她就鄭重地將這留給我一個人，在不言中，教我藉此去維持較久的生活。 　　我似乎被周圍所排擠，奔到院子中間，有昏黑在我的周圍；正屋的紙窗上映出明亮的燈光，他們正在逗著孩子推笑。我的心也沉靜下來，覺得在沉重的迫壓中，漸漸隱約地現出脫走的路徑：深山大澤，洋場，電燈下的盛筵；壕溝，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擊，毫無聲響的腳步……。 　　心地有些輕鬆，舒展了，想到旅費，並且噓一口氣。 　　躺著，在合著的眼前經過的豫想的前途，不到半夜已經現盡；暗中忽然仿佛看見一堆食物，這之後，便浮出一個子君的灰黃的臉來，睜了孩子氣的眼睛，懇托似的看著我。我一定神，什麼也沒有了。 　　但我的心卻又覺得沉重。我為什麼偏不忍耐幾天，要這樣急急地告訴她真話的呢？現在她知道，她以後所有的只是她父親——兒女的債主——的烈日一般的嚴威和旁人的賽過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虛空。負著虛空的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著所謂人生的路，這是怎麼可怕的事呵！而況這路的盡頭，又不過是——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 　　我不應該將真實說給子君，我們相愛過，我應該永久奉獻她我的說謊。如果真實可以寶貴，這在子君就不該是一個沉重的空虛。謊語當然也是一個空虛，然而臨末，至多也不過這樣地沉重。 　　我以為將真實說給子君，她便可以毫無顧慮，堅決地毅然前行，一如我們將要同居時那樣。但這恐怕是我錯誤了。她當時的勇敢和無畏是因為愛。 　　我沒有負著虛偽的重擔的勇氣，卻將真實的重擔卸給她了。她愛我之後，就要負了這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著所謂人生的路。 　　我想到她的死……。我看見我是一個卑怯者，應該被擯於強有力的人們，無論是真實者，虛偽者。然而她卻自始至終，還希望我維持較久的生活……。 　　我要離開吉兆衚衕，在這裡是異樣的空虛和寂寞。我想，只要離開這裡，子君便如還在我的身邊；至少，也如還在城中，有一天，將要出乎意表地訪我，像住在會館時候似的。 　　然而一切請托和書信，都是一無反響；我不得已，只好訪問一個久不問候的世交去了。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同窗，以正經出名的拔貢，寓京很久，交游也廣闊的。 　　大概因為衣服的破舊罷，一登門便很遭門房的白眼。好容易才相見，也還相識，但是很冷落。我們的往事，他全都知道了。 　　「自然，你也不能在這裡了，」他聽了我托他在別處覓事之後，冷冷地說，「但那裡去呢？很難。——你那，什麼呢，你的朋友罷，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我驚得沒有話。 　　「真的？」我終於不自覺地問。 　　「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 　　「但是，——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誰知道呢。總之是死了就是了。」 　　我已經忘卻了怎樣辭別他，回到自己的寓所。我知道他是不說謊話的；子君總不會再來的了，像去年那樣。她雖是想在嚴威和冷眼中負著虛空的重擔來走所謂人生的路，也已經不能。她的命運，已經決定她在我所給與的真實——無愛的人間死滅了！ 　　自然，我不能在這裡了；但是，「那裡去呢？」 　　四圍是廣大的空虛，還有死的寂靜。死於無愛的人們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見，還聽得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 　　我還期待著新的東西到來，無名的，意外的。但一天一天，無非是死的寂靜。 　　我比先前已經不大出門，只坐卧在廣大的空虛里，一任這死的寂靜侵蝕著我的靈魂。死的寂靜有時也自己戰慄，自己退藏，於是在這絕續之交，便閃出無名的，意外的，新的期待。 　　一天是陰沉的上午，太陽還不能從雲裡面掙扎出來；連空氣都疲乏著。耳中聽到細碎的步聲和咻咻的鼻息，使我睜開眼。大致一看，屋子裡還是空虛；但偶然看到地面，卻盤旋著一匹小小的動物，瘦弱的，半死的，滿身灰土的……。 　　我一細看，我的心就一停，接著便直跳起來。 　　那是阿隨。它回來了。 　　我的離開吉兆衚衕，也不單是為了房主人們和他家女工的冷眼，大半就為著這阿隨。但是，「那裡去呢？」新的生路自然還很多，我約略知道，也間或依稀看見，覺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還沒有知道跨進那裡去的第一步的方法。 　　經過許多回的思量和比較，也還只有會館是還能相容的地方。依然是這樣的破屋，這樣的板床，這樣的半枯的槐樹和紫藤，但那時使我希望，歡欣，愛，生活的，卻全都逝去了，只有一個虛空，我用真實去換來的虛空存在。 　　新的生路還很多，我必須跨進去，因為我還活著。但我還不知道怎樣跨出那第一步。有時，仿佛看見那生路就像一條灰白的長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來，我等著，等著，看看臨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裡了。 　　初春的夜，還是那麼長。長久的枯坐中記起上午在街頭所見的葬式，前面是紙人紙馬，後面是唱歌一般的哭聲。我現在已經知道他們的聰明瞭，這是多麼輕鬆簡截的事。 　　然而子君的葬式卻又在我的眼前，是獨自負著虛空的重擔，在灰白的長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圍的嚴威和冷眼裡了。 　　我願意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那麼，即使在孽風怒吼之中，我也將尋覓子君，當面說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饒恕；否則，地獄的毒焰將圍繞我，猛烈地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將在孽風和毒焰中擁抱子君，乞她寬容，或者使她快意……。 　　但是，這卻更虛空於新的生路；現在所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還是那麼長。我活著，我總得向著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卻不過是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聲，給子君送葬，葬在遺忘中。 　　我要遺忘；我為自己，並且要不再想到這用了遺忘給子君送葬。 　　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畢

Wenn ich könnte, wollte ich meine Reue und meine Trauer niederschreiben — für Zijun und für mich selbst. Die vergessene Bruchbude in einem abgelegenen Winkel des Vereinshauses ist so still und so leer. Wie schnell die Zeit vergeht! Es ist schon ein volles Jahr her, dass ich Zijun liebte und mich an sie klammerte, um dieser Stille und Leere zu entfliehen. Und nun, da ich zurückkehre, ist es ein unglücklicher Zufall, dass ausgerechnet wieder nur dieses eine Zimmer frei steht. Dasselbe zerbrochene Fenster, derselbe halb verdorrte Schnurbaum und die alte Glyzinie davor, derselbe quadratische Tisch am Fenster, dieselben rissigen Wände, dasselbe Holzbett an der Wand. Wenn ich spät in der Nacht allein auf dem Bett liege, ist es, als hätte ich nie mit Zijun zusammengelebt — die gesamte Zeit des vergangenen Jahres ist ausgelöscht, hat nie existiert, ich bin nie aus dieser Bruchbude ausgezogen und habe nie in der Jizhao-Gasse eine kleine, hoffnungsvolle Familie gegründet. Und nicht nur das. Noch ein Jahr zuvor war diese Stille und Leere anders gewesen: Sie war durchdrungen von Erwartung — der Erwartung, dass Zijun käme. Wenn ich in der quälenden Ungeduld des Wartens das helle Klacken hoher Absätze auf dem Ziegelpflaster hörte — wie belebte mich das mit einem Schlag! Und dann sah ich das bleiche, runde Gesicht mit den Grübchen, die bleichen, dünnen Arme, die gestreifte Baumwollbluse, den schwarzen Rock. Und sie brachte das frische Laub des halb verdorrten Schnurbaums vor dem Fenster mit, ließ mich auch die Trauben purpurweißer Glyzinienblüten sehen, die an den eisernen alten Stämmen hingen. Doch jetzt? Nur die Stille und Leere wie eh und je — aber Zijun wird nun nie mehr kommen, nie und nimmermehr! ... Wenn Zijun nicht in meiner Bruchbude war, konnte ich nichts sehen. In meiner grenzenlosen Langeweile griff ich blindlings nach irgendeinem Buch — Naturwissenschaft, Literatur, es war mir einerlei — und las und las, bis ich plötzlich bemerkte, dass ich schon mehr als zehn Seiten umgeblättert hatte, ohne das Geringste von dem behalten zu haben, was darin stand. Nur meine Ohren waren übernatürlich hellhörig, als hörte ich draußen vor dem Tor alle kommenden und gehenden Schritte, und unter ihnen die von Zijun, immer näher klackend — doch meistens wurden sie wieder leiser und verloren sich schließlich im Getümmel anderer Schritte. Ich hasste den Sohn des Dieners in seinen Stoffsohlen, dessen Schritte so gar nicht wie Zijuns klangen, und ich hasste das kleine geschminkte Ding aus dem Nachbarhof, das ständig neue Lederschuhe trug und viel zu sehr nach Zijun klang! Ob sie umgestürzt ist? Ob sie von einer Straßenbahn angefahren wurde? ... Ich wollte schon meinen Hut nehmen und nach ihr sehen, aber ihr leiblicher Onkel hatte mich bereits einmal offen beschimpft. Da, plötzlich — ihre Schritte näherten sich, einer lauter als der andere. Als ich ihr entgegenlief, kam sie schon unter der Glyzinienlaube hindurch, die Grübchen im Gesicht. In ihrem Onkel hatte sie wohl keinen Ärger gehabt; mein Herz beruhigte sich, und nachdem wir uns eine Weile schweigend angesehen hatten, füllte meine Stimme allmählich die Bruchbude: über Familiendespotie, über das Aufbrechen alter Gewohnheiten, über die Gleichberechtigung der Geschlechter, über Ibsen, über Tagore, über Shelley... Sie nickte stets lächelnd, in ihren Augen ein kindlich neugieriger Schimmer. An der Wand hing ein Kupferstich-Porträt von Shelley, aus einer Zeitschrift ausgeschnitten, sein schönstes Bild. Als ich es ihr zeigte, warf sie nur einen flüchtigen Blick darauf und senkte den Kopf, als schämte sie sich. In solchen Dingen hatte Zijun sich wohl noch nicht ganz vom alten Denken befreit. Später dachte ich, ich hätte besser ein Bild von Shelleys Ertrinken im Meer oder eines von Ibsen aufhängen sollen; aber ich tat es nie, und nun ist auch dieses eine Bild verschwunden, ich weiß nicht wohin. „Ich gehöre mir selbst, und niemand hat das Recht, sich in mein Leben einzumischen!" Das sagte sie, nachdem wir ein halbes Jahr miteinander verkehrt hatten und das Gespräch wieder auf ihren Onkel hier und ihren Vater daheim gekommen war. Sie hatte eine Weile schweigend nachgedacht und es dann klar, entschieden und ruhig ausgesprochen. Zu jenem Zeitpunkt hatte ich ihr bereits alles über meine Ansichten, meinen Lebensweg und meine Schwächen gesagt und nur wenig verschwiegen; und sie hatte alles verstanden. Diese wenigen Worte erschütterten meine Seele, und noch viele Tage lang hallten sie in meinem Ohr nach; dazu eine unsagbare Freude darüber, dass die chinesische Frau keineswegs so hoffnungslos war, wie die Pessimisten behaupteten, und dass in nicht ferner Zukunft ein strahlender Morgen anbrechen würde. Wenn ich sie zur Tür begleitete, hielten wir wie immer mehr als zehn Schritte Abstand; wie immer presste der Alte mit dem Welsbart sein Gesicht an die schmutzige Fensterscheibe, bis selbst seine Nasenspitze zu einer kleinen Fläche plattgedrückt war; und im Vorhof war wie immer hinter dem glänzenden Glas das kleine Ding mit der dicken Schicht Schneeblütencreme im Gesicht. Zijun ging stolz und geradeaus, ohne hinzusehen; und ich kehrte stolz zurück. „Ich gehöre mir selbst, und niemand hat das Recht, sich in mein Leben einzumischen!" — Dieser radikale Gedanke lebte in ihrem Kopf, gründlicher und stärker als in meinem. Was bedeuteten ihr schon eine halbe Flasche Schneeblütencreme und die plattgedrückte Nasenspitze? Ich erinnere mich nicht mehr, wie ich ihr damals meine reine und glühende Liebe gestand. Nicht erst jetzt — schon bald danach verschwamm alles; wenn ich es nachts durchging, blieben nur Bruchstücke; und ein, zwei Monate nach dem Zusammenziehen lösten sich selbst diese Bruchstücke in unauffindbare Traumschatten auf. Ich weiß nur noch, dass ich die zehn Tage oder so davor sorgfältig über die richtige Haltung für mein Geständnis nachgedacht, die Reihenfolge meiner Worte geordnet und mir ausgemalt hatte, was geschehen würde, falls sie mich abwiese. Doch als der Augenblick kam, war alles nutzlos; in meiner Panik tat ich unwillkürlich, was ich in einem Film gesehen hatte. Später, wenn ich daran dachte, schämte ich mich zutiefst; aber in meiner Erinnerung ist gerade dieser eine Moment für immer geblieben — wie eine einsame Lampe in einem dunklen Zimmer beleuchtet er mich, wie ich mit Tränen in den Augen ihre Hand halte und auf ein Knie sinke... Nicht nur meine eigenen — auch Zijuns Worte und Gesten waren mir damals nicht recht deutlich; ich wusste nur, dass sie eingewilligt hatte. Aber ich glaube mich auch zu erinnern, dass ihr Gesicht aschfahl wurde und sich dann allmählich hochrot färbte — ein Rot, das ich nie zuvor gesehen hatte und nie wieder sehen sollte; aus ihren kindlichen Augen strahlte Freude und Leid zugleich, durchmischt mit Staunen und Zweifel, und obwohl sie meinem Blick auszuweichen suchte, sah sie so verstört aus, als wollte sie durchs Fenster davonfliegen. Doch ich wusste, dass sie eingewilligt hatte, ohne zu wissen, wie sie es gesagt oder nicht gesagt hatte. Aber sie erinnerte sich an alles: An meine Worte, so genau, als hätte sie sie auswendig gelernt, und sie konnte sie fließend aufsagen; an meine Gesten, als liefe vor ihren Augen ein für mich unsichtbarer Film, so lebendig und so detailliert, natürlich einschließlich jenes Moments aus dem kitschigen Film, an den ich nicht zurückdenken mochte. Spät in der Nacht, wenn alles still war, kam die Zeit der gemeinsamen Wiederholung; ich wurde befragt, geprüft und aufgefordert, meine damaligen Worte zu wiederholen — wobei sie stets ergänzen und korrigieren musste, als wäre ich ein Schüler der untersten Klasse. Mit der Zeit wurden auch diese Wiederholungen seltener. Doch sobald ich sah, wie sie mit ins Leere gerichtetem Blick in Gedanken versank, ihr Gesichtsausdruck immer weicher wurde und die Grübchen sich vertieften, wusste ich, dass sie wieder für sich die alten Lektionen durchging — nur fürchtete ich, sie könnte dabei jenen lächerlichen Filmmoment entdecken. Aber ich wusste auch, dass sie ihn sehen musste, ja, sehen wollte. Doch sie fand ihn keineswegs lächerlich. Selbst das, was ich selbst für lächerlich hielt, ja für verächtlich — sie fand nicht das Geringste daran auszusetzen. Das wusste ich genau, denn sie liebte mich, so glühend, so rein. Der späte Frühling des vergangenen Jahres war die glücklichste und zugleich geschäftigste Zeit. Mein Herz hatte sich beruhigt, doch ein anderer Teil von mir wurde zusammen mit dem Körper rastlos. Wir gingen zum ersten Mal gemeinsam auf der Straße, besuchten ein paarmal den Park und suchten vor allem eine Wohnung. Ich spürte auf der Straße ständig forschende, spöttische, lüsterne und verächtliche Blicke, und bei der geringsten Unachtsamkeit zuckte mein ganzer Körper zusammen; ich musste sofort meinen Stolz und meine Auflehnung zusammennehmen, um mich aufrecht zu halten. Sie aber war völlig furchtlos, kümmerte sich um nichts dergleichen, schritt nur gelassen und ruhig voran, so unbefangen, als wäre kein Mensch um sie herum. Eine Wohnung zu finden war wahrlich nicht einfach. Meistens wurden wir unter Vorwänden abgewiesen, und in den wenigen Fällen, wo nicht, fanden wir die Wohnung unpassend. Anfangs wählten wir sehr streng — nicht aus Strenge, sondern weil die meisten Orte nicht nach einem Zuhause für uns aussahen. Später genügte es uns, wenn man uns nur duldete. Nach mehr als zwanzig Besichtigungen fanden wir endlich einen notdürftig brauchbaren Ort: zwei nach Süden gelegene Zimmer in einem kleinen Haus in der Jizhao-Gasse. Der Vermieter war ein kleiner Beamter, aber ein verständiger Mann, der selbst das Hauptgebäude und den Seitenflügel bewohnte. Er hatte nur seine Frau und ein noch nicht einjähriges Mädchen und beschäftigte eine Magd vom Land. Solange das Kind nicht weinte, war es äußerst ruhig und friedlich. Unser Mobiliar war bescheiden, hatte aber schon den größten Teil des Geldes verschlungen, das ich zusammengebracht hatte; Zijun verkaufte sogar ihren einzigen Goldring und ihre Ohrringe. Ich wollte sie davon abhalten, aber sie bestand darauf, und so ließ ich es; ich wusste, dass sie sich nicht wohl fühlen konnte, ohne auch ihren Anteil einzubringen. Mit ihrem Onkel hatte sie längst gebrochen — so weit, dass er vor Wut erklärte, sie nicht mehr als Nichte anzuerkennen; auch ich hatte nach und nach mit einigen Freunden gebrochen, die sich für wohlmeinende Ratgeber hielten, in Wirklichkeit aber feige waren oder mir vielleicht sogar mein Glück neideten. Doch das machte es nur ruhiger. Jeden Abend, wenn ich vom Dienst kam — es war zwar schon fast dunkel, und der Rikscha-Kuli ging immer so langsam —, gab es immerhin noch die gemeinsamen Stunden zu zweit. Erst sahen wir uns schweigend an, dann unterhielten wir uns frei und vertraut, und dann war es wieder still. Wir saßen mit gesenkten Köpfen in Gedanken, ohne eigentlich an etwas Bestimmtes zu denken. Allmählich lernte ich auch ihren Körper und ihre Seele kennen, las darin wie in einem Buch, und nach kaum drei Wochen schien ich sie noch besser zu verstehen und sah nun, wie vieles, was ich zuvor verstanden zu haben glaubte, in Wahrheit Fremdheit gewesen war — wirkliche Fremdheit. Auch Zijun wurde von Tag zu Tag lebhafter. Aber sie mochte keine Blumen; die zwei Töpfchen kleiner Blumen, die ich auf dem Tempelmarkt gekauft hatte, standen vier Tage ungegossen und verdorrten in einer Ecke, und ich hatte nicht die Muße, mich um alles zu kümmern. Dafür liebte sie Tiere — vielleicht von der Beamtenfrau angesteckt —, und binnen eines Monats wuchs unsere Familie gewaltig: vier kleine Ölhühner, die mit den mehr als zehn Hühnern des Vermieters gemeinsam im Hof herumliefen. Aber sie erkannten die Gesichter der Hühner und wussten, welches ihnen gehörte. Dazu kam ein weiß gefleckter Pekinese, auf dem Tempelmarkt gekauft; er hatte wohl schon einen Namen gehabt, aber Zijun gab ihm einen neuen: Ah Sui. Ich nannte ihn Ah Sui, aber ich mochte den Namen nicht. Es stimmt wirklich: Liebe muss sich ständig erneuern, wachsen und sich neu schaffen. Als ich das zu Zijun sagte, nickte auch sie verstehend. Ach, was für stille, glückliche Nächte das waren! Ruhe und Glück neigen dazu, zu erstarren — und es blieb fortan diese gleichförmige Ruhe und dieses gleichförmige Glück. Im Vereinshaus hatten wir noch gelegentliche Meinungsverschiedenheiten und Missverständnisse gehabt; seit dem Umzug in die Jizhao-Gasse gab es nicht einmal mehr das. Nur noch abends, beim Lampenlicht, wenn wir einander gegenübersaßen und in Erinnerungen schwelgten, kosteten wir die Freude der Versöhnung nach dem Streit aus, jene Freude wie eine Wiedergeburt. Zijun hatte sogar zugenommen, und ihre Gesichtsfarbe war frischer geworden; leider war sie ständig beschäftigt. Die Hausarbeit ließ ihr nicht einmal Zeit zum Plaudern, geschweige denn zum Lesen oder Spazierengehen. Wir sagten oft: Wir müssten unbedingt eine Magd einstellen. Das machte auch mich unglücklich. Wenn ich abends nach Hause kam, trug sie häufig einen versteckten Ausdruck des Missmuts; besonders betrübte mich, dass sie ein gezwungenes Lächeln aufsetzte. Glücklicherweise erfuhr ich schließlich den Grund: Es war wieder einmal der Kleinkrieg mit der Beamtenfrau, und der Zündfunke waren die kleinen Ölhühner beider Familien. Aber warum sagte sie es mir nicht einfach? Jeder Mensch sollte ein eigenes, unabhängiges Zuhause haben. An einem solchen Ort konnte man nicht wohnen. Auch mein Weg war festgelegt: Sechs Tage die Woche von zu Hause ins Büro und vom Büro nach Hause. Im Büro saß ich am Schreibtisch und kopierte, kopierte, kopierte Akten und Briefe; zu Hause saß ich mit ihr zusammen oder half ihr, den Weißkohlofen anzumachen, Reis zu kochen, Dampfbrötchen zu dämpfen. Reiskochen lernte ich in jener Zeit. Aber mein Essen war viel besser als im Vereinshaus. Obwohl Kochen nicht Zijuns Stärke war, widmete sie ihm ihre ganze Kraft; und angesichts ihrer Tag und Nacht durchgehenden Mühen konnte auch ich nicht anders, als mit ihr zu sorgen — gleichsam Freud und Leid teilend. Zumal sie den ganzen Tag schweißüberströmt war, das kurze Haar an der Stirn klebte und ihre Hände immer rauer wurden. Und dazu noch das Füttern von Ah Sui, das Füttern der Ölhühner... lauter Aufgaben, die nur sie erledigen konnte. Einmal riet ich ihr: Dass ich nichts zu essen bekomme, sei ja noch hinnehmbar; aber sie dürfe sich auf keinen Fall so abrackern. Sie warf mir nur einen Blick zu, ohne den Mund zu öffnen, aber ihr Gesichtsausdruck schien etwas traurig; also schwieg auch ich. Und doch schuftete sie weiter. Der Schlag, den ich vorausgeahnt hatte, traf ein. Am Vorabend des Doppelten Zehnten saß ich stumpf da, und sie spülte. Als es an der Tür klopfte und ich öffnete, war es der Bote aus dem Büro; er überreichte mir einen ölgedruckten Zettel. Ich ahnte es schon. Unterm Lampenlicht las ich — ja, da stand es gedruckt: „Auf Anordnung des Büroleiters wird Shi Juansheng hiermit von seinen Pflichten entbunden. Sekretariat, 9. Oktober." Im Vereinshaus hatte ich dies längst vorausgesehen: Der Kerl mit der Schneeblütencreme war der Spielkumpan des Sohnes des Büroleiters und musste unbedingt Gerüchte verbreiten und alles melden. Dass es erst jetzt Wirkung zeigte, war eigentlich schon spät. Für mich war es kein wirklicher Schlag, denn ich hatte längst beschlossen, dass ich für andere abschreiben, Unterricht geben oder, wenn auch mühsam, Bücher übersetzen konnte; zudem war der Chefredakteur der „Freunde der Freiheit" ein flüchtiger Bekannter, und vor zwei Monaten hatten wir noch Briefe gewechselt. Aber mein Herz klopfte heftig. Und dass selbst die furchtlose Zijun blass wurde, schmerzte mich besonders; in letzter Zeit schien auch sie zaghafter geworden zu sein. „Was soll's! Hm, wir fangen etwas Neues an. Wir..." sagte sie. Aber ihre Worte blieben unvollendet; irgendwie klangen sie in meinen Ohren hohl und leer; auch das Lampenlicht schien besonders trüb. Menschen sind wirklich komische Geschöpfe — die unbedeutendste Kleinigkeit kann einen zutiefst erschüttern. Wir sahen uns erst schweigend an, begannen dann allmählich zu beraten und beschlossen schließlich, das verbliebene Geld so sparsam wie möglich einzusetzen, gleichzeitig eine Kleinanzeige aufzugeben, um Abschreib- und Unterrichtsarbeit zu suchen, und einen Brief an den Chefredakteur der „Freunde der Freiheit" zu schreiben, ihm meine Lage zu schildern und ihn zu bitten, meine Übersetzung anzunehmen und mir in dieser schweren Zeit zu helfen. „Gesagt, getan! Auf zu neuen Wegen!" Ich wandte mich sofort zum Schreibtisch, schob die Sesamölflasche und die Essigschale beiseite, und Zijun reichte mir die trübe Lampe. Zuerst entwarf ich die Anzeige; dann wählte ich ein Buch zum Übersetzen aus — seit dem Umzug hatte ich keines mehr aufgeschlagen, und auf jedem Einband lag eine dicke Staubschicht; zuletzt schrieb ich den Brief. Ich tat mich schwer damit und wusste nicht, wie ich es formulieren sollte. Wenn ich innehielt und nachdachte und ihren Blick streifte, sah auch ihr Gesicht im trüben Lampenlicht bedrückt aus. Ich hätte nicht gedacht, dass eine so winzige Sache die entschlossene, furchtlose Zijun so sichtbar verändern könnte. In letzter Zeit war sie wirklich viel ängstlicher geworden, aber das hatte nicht erst heute Nacht begonnen. Mein Herz wurde noch unruhiger; plötzlich blitzte das Bild eines ruhigen Lebens auf — die Stille der Bruchbude im Vereinshaus — ich wollte es festhalten, aber schon sah ich wieder nur das trübe Lampenlicht. Lange Zeit danach war auch der Brief fertig, ein ziemlich langer Brief; ich fühlte mich erschöpft, als wäre auch ich in letzter Zeit ängstlicher geworden. So beschlossen wir, die Anzeige aufzugeben und den Brief abzuschicken — beides am nächsten Tag. Wie von selbst streckten wir beide den Rücken, und im Schweigen schien jeder die Zähigkeit und den unbeugsamen Geist des anderen zu spüren und in der Ferne die wieder aufkeimende Hoffnung zu sehen. Der Schlag von außen belebte tatsächlich unseren neuen Geist. Das Büroleben war wie ein Vogel in der Hand eines Vogelverkäufers gewesen — mit nur ein paar Körnchen Hirse am Leben gehalten, nie fett werdend. Nach einer Weile erschlafften die Flügel, und selbst wenn man den Käfig öffnete, konnte der Vogel längst nicht mehr fliegen. Nun war ich endlich aus diesem Käfig entkommen, und von nun an würde ich am neuen, weiten Himmel fliegen, solange ich das Schlagen meiner Flügel noch nicht vergessen hatte. Die Kleinanzeige blieb natürlich zunächst wirkungslos; und auch das Übersetzen erwies sich als schwierig — was ich zuvor gelesen und verstanden zu haben glaubte, bereitete mir bei der Arbeit hundert Probleme, und ich kam nur langsam voran. Doch ich war entschlossen und arbeitete hart; mein halbneues Wörterbuch hatte nach kaum zwei Wochen breite schwarze Fingerabdrücke am Rand, was meinen Fleiß bezeugte. Der Chefredakteur der „Freunde der Freiheit" hatte einmal gesagt, seine Zeitschrift werde niemals gute Manuskripte vergraben. Leider hatte ich kein stilles Arbeitszimmer, und Zijun war nicht mehr so ruhig und einfühlsam wie früher. In der Wohnung lagen ständig Schüsseln und Teller herum, und der Kohlenrauch füllte die Luft, so dass man nicht in Ruhe arbeiten konnte — doch dafür konnte ich freilich nur mich selbst tadeln, weil es mir an den Mitteln für ein eigenes Arbeitszimmer fehlte. Und dazu noch Ah Sui, und dazu die Ölhühner. Die Ölhühner waren inzwischen größer geworden und boten noch mehr Anlass zum Streit zwischen den beiden Familien. Und dazu das tägliche, „unablässige" Essen; Zijuns ganze Leistung schien sich einzig auf dieses Essen zu gründen. Gegessen, dann Geld besorgt, dann wieder gegessen — und dazu noch Ah Sui füttern, die Ölhühner füttern. Sie schien alles vergessen zu haben, was sie einst gewusst hatte, und bedachte nicht, dass mein Gedankenfluss oft durch die Aufforderung zum Essen unterbrochen wurde. Selbst wenn ich bei Tisch einen Anflug von Ärger zeigte, änderte sie nichts und kaute ungerührt weiter. Fünf Wochen brauchte ich, um ihr begreiflich zu machen, dass meine Arbeit nicht an feste Essenszeiten gebunden sein konnte. Nachdem sie es begriffen hatte, war sie wohl ziemlich unglücklich, sagte aber nichts. Meine Arbeit ging daraufhin tatsächlich schneller voran; bald hatte ich zusammen fünfzigtausend Zeichen übersetzt und brauchte nur noch eine Überarbeitung, dann konnte ich sie zusammen mit zwei fertigen kurzen Stücken an die „Freunde der Freiheit" schicken. Nur das Essen bereitete mir weiterhin Verdruss. Dass die Gerichte kalt waren, störte mich nicht — aber es war nicht genug; manchmal reichte sogar der Reis nicht, obwohl ich, weil ich den ganzen Tag zu Hause saß und den Kopf anstrengte, schon viel weniger aß als zuvor. Ah Sui war zuerst gefüttert worden, und manchmal bekam er sogar das Hammelfleisch, das sie sich selbst in letzter Zeit kaum noch gönnte. Sie sagte, Ah Sui sei wirklich erbärmlich mager, und die Vermieterin habe uns deswegen schon ausgelacht — diesen Spott könne sie nicht ertragen. So blieben nur noch die Ölhühner, um meine Reste zu fressen. Das hatte ich erst nach langer Zeit bemerkt, und zugleich erkannte ich — wie Huxley in seiner Abhandlung über „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 — meinen Platz in diesem Haushalt: irgendwo zwischen Pekinese und Ölhühnern. Später, nach vielen Kämpfen und Drängeleien, wurden die Ölhühner nach und nach zu Mahlzeiten verarbeitet, und wir und Ah Sui genossen gut zehn Tage lang zartes Fleisch; aber eigentlich waren sie alle mager, denn sie hatten längst nur noch ein paar Körner Sorghum am Tag bekommen. Danach wurde es merklich ruhiger. Nur Zijun war niedergeschlagen und schien ständig Kummer und Langeweile zu empfinden, so dass sie kaum noch den Mund aufmachte. Wie leicht doch Menschen sich verändern!, dachte ich. Aber auch Ah Sui ließ sich nicht mehr halten. Wir konnten nicht mehr hoffen, dass irgendwoher Post käme, und Zijun hatte schon lange kein Futter mehr, um ihn Männchen machen oder sich aufstellen zu lassen. Und der Winter rückte so schnell heran; der Ofen würde bald ein großes Problem werden, und sein Futterbedarf war für uns längst eine schwer spürbare Last. So ließ sich auch er nicht mehr halten. Hätte man ihm ein Graszeichen angesteckt und ihn auf dem Tempelmarkt verkauft, hätte man vielleicht ein paar Kupfermünzen dafür bekommen; aber wir konnten und wollten das nicht. Am Ende wickelte ich ihm ein Tuch um den Kopf und brachte ihn in die westlichen Vororte, um ihn auszusetzen. Er wollte mir nachlaufen, und ich stieß ihn in eine nicht allzu tiefe Erdgrube. Als ich zurückkam, fand ich es wieder viel stiller; aber Zijuns kummervoll verstörter Ausdruck erschreckte mich. Einen solchen Ausdruck hatte ich noch nie bei ihr gesehen — natürlich war es wegen Ah Sui. Aber musste es gleich so schlimm sein? Ich hatte ihr noch nicht einmal von der Erdgrube erzählt. Am Abend trat zu ihrem kummervollen Ausdruck noch eisige Kälte. „Seltsam. — Zijun, was ist heute mit dir los?" konnte ich nicht umhin zu fragen. „Was?" Sie sah mich nicht einmal an. „Dein Gesicht..." „Es ist nichts. — Gar nichts." Schließlich las ich aus ihren Worten und Gesten, dass sie mich offenbar für einen herzlosen Menschen hielt. Dabei wäre es für mich allein leicht gewesen zu leben; zwar hatte ich aus Stolz seit jeher keinen gesellschaftlichen Umgang gepflegt, und seit dem Umzug auch alle alten Bekannten gemieden — aber wenn ich nur weggehen, in die Ferne gehen könnte, stünden mir noch viele Wege offen. Dass ich jetzt den Druck dieses Lebens ertrug, war doch großenteils ihretwegen — und selbst das Aussetzen von Ah Sui geschah nicht anders. Aber Zijuns Einsicht schien nur noch seichter zu werden; sie konnte nicht einmal mehr so weit denken. Bei einer Gelegenheit deutete ich ihr dies an; sie nickte, als habe sie verstanden. Aber ihrem späteren Verhalten nach zu urteilen, hatte sie es nicht begriffen — oder nicht geglaubt. Die Kälte des Wetters und die Kälte ihres Blickes trieben mich aus dem Haus. Aber wohin? Auf den Straßen und in den Parks gab es zwar keine eisigen Blicke, aber der kalte Wind schnitt einem fast die Haut auf. Schließlich fand ich mein Paradies in der Volksbücherei. Dort brauchte man keinen Eintritt zu zahlen, und im Lesesaal standen zwei gusseiserne Öfen — wenn auch nur mit halbtot glimmender Kohle befeuert, reichte schon ihr Anblick, um das Gefühl ein wenig zu wärmen. Lesen konnte man dort nichts: Die alten Bücher waren verstaubt, und neue gab es so gut wie keine. Zum Glück ging ich auch nicht des Lesens wegen dorthin. Es kamen regelmäßig ein paar andere, manchmal über zehn, alle in dünner Kleidung wie ich; jeder las in seinem Buch — als Vorwand, um sich zu wärmen. Das passte mir sehr. Auf der Straße konnte man leicht Bekannten begegnen und einen verächtlichen Blick ernten; hier aber drohte kein solches Unglück, denn jene saßen ewig um andere Eisenöfen herum oder lehnten an ihren eigenen Kohlöfen zu Hause. Obwohl es dort keine Bücher für mich gab, gab es doch die Muße zum Nachdenken. Wenn ich allein und still dasaß und mich an die Vergangenheit erinnerte, wurde mir erst klar, dass ich in diesem halben Jahr, allein um der Liebe willen — der blinden Liebe —, alles andere im Leben vernachlässigt hatte. Erstens und vor allem: das Leben selbst. Erst muss man leben, dann hat die Liebe woran sie sich heften kann. Die Welt bietet durchaus Wege für die Kämpfenden; und auch ich hatte das Schlagen meiner Flügel noch nicht vergessen, wenn es auch schon viel matter geworden war... Das Zimmer und die Leser verschwanden allmählich. Ich sah Fischer in stürmischer See, Soldaten in Schützengräben, Reiche in Automobilen, Spekulanten auf dem Börsenparkett, Helden in tiefen Wäldern und Bergen, Professoren auf dem Podium, Aktivisten in dunkler Nacht und Diebe in tiefster Finsternis... Zijun — war nicht in der Nähe. Sie hatte all ihren Mut verloren, trauerte nur noch um Ah Sui und verlor sich beim Reiskochen; und sonderbar — magerer geworden war sie eigentlich auch nicht... Es wurde kalt. Die paar Brocken halbtoten Kohle im Ofen waren schließlich auch verbrannt, es war Schließungszeit. Wieder musste ich in die Jizhao-Gasse zurück und den eisigen Blick über mich ergehen lassen. In letzter Zeit begegnete ich zwar hin und wieder einem warmen Ausdruck, aber das vermehrte meinen Schmerz nur. Ich erinnere mich an einen Abend, als plötzlich in Zijuns Augen wieder das lang vermisste kindliche Leuchten erschien und sie lächelnd von unserer Zeit im Vereinshaus erzählte, dabei immer wieder mit einem Anflug von Angst in der Miene. Ich wusste, dass meine Kälte, die über ihre hinausging, in ihr bereits Sorge und Zweifel geweckt hatte; so gab ich mir Mühe, auch zu lachen und zu plaudern, um ihr ein wenig Trost zu spenden. Doch kaum zeigte sich ein Lächeln auf meinem Gesicht, kaum kamen mir die Worte über die Lippen, verwandelten sie sich in Leere, und diese Leere schlug sofort als Echo zurück in meine Ohren und Augen — ein unerträglicher, boshafter Hohn auf mich selbst. Auch Zijun schien das zu spüren; von da an verlor sie ihre gewohnte stumpfe Gelassenheit, und obwohl sie sich alle Mühe gab, es zu verbergen, zeigte sich doch immer wieder Sorge und Zweifel in ihrem Gesicht — wobei sie zu mir viel sanfter wurde. Ich wollte es ihr offen sagen, wagte es aber noch nicht. Wenn ich mich endlich entschloss zu sprechen, ließ mich ihr kindlicher Blick jedes Mal wieder in ein gezwungenes Lächeln zurückfallen. Aber auch das wurde sofort zu kaltem Spott auf mich und raubte mir die kühle Gelassenheit. Daraufhin begann sie wieder mit der Wiederholung alter Erinnerungen und neuen Prüfungen, und ich war gezwungen, viele verlogene, zärtliche Antworten zu geben — die Zärtlichkeit ihr zeigend, während der Entwurf der Lüge sich in mein Herz schrieb. Mein Herz füllte sich nach und nach mit diesen Entwürfen, und ich konnte oft kaum noch atmen. In meinem Leid dachte ich oft: Die Wahrheit zu sagen erfordert zweifellos großen Mut; wer diesen Mut nicht hat und sich mit Lügen zufriedengibt, der ist auch nicht in der Lage, einen neuen Lebensweg zu beschreiten. Und mehr noch: Einen solchen Menschen gibt es gar nicht! Zijuns Gesicht zeigte Groll, am frühen Morgen, einem bitterkalten Morgen — ein Groll, den ich nie zuvor gesehen hatte, obwohl es vielleicht nur meine Wahrnehmung war. Ich war damals kühl verärgert und lachte innerlich; ihre angeblich so geschliffenen Gedanken und ihre kühn furchtlosen Reden waren am Ende auch nur eine Leere, ohne dass sie sich dessen bewusst war. Sie las schon längst keine Bücher mehr und wusste nicht, dass das Erste im Leben das Überleben ist, und dass man auf diesem Weg zum Überleben entweder Hand in Hand gehen oder allein vorwärtsstürmen muss. Wenn man nur am Rockzipfel eines anderen hängt, kann selbst ein Krieger nicht kämpfen — und beide gehen zusammen unter. Ich fühlte, dass unsere einzige neue Hoffnung in der Trennung lag; sie sollte sich entschlossen losreißen — plötzlich dachte ich auch an ihren Tod, erschrak aber sogleich und bereute. Zum Glück war es Morgen, die Zeit war noch lang, ich konnte ihr die Wahrheit sagen. Die Öffnung unseres neuen Weges hing davon ab. Ich plauderte mit ihr, lenkte absichtlich auf unsere Vergangenheit, kam auf Literatur zu sprechen, auf ausländische Schriftsteller, auf ihre Werke: „Nora", „Die Frau vom Meer". Ich lobte Noras Entschlossenheit... Es waren im Grunde dieselben Worte wie letztes Jahr in der Bruchbude des Vereinshauses, aber jetzt waren sie leer geworden; aus meinem Mund in meine eigenen Ohren dringend, argwöhnte ich ständig, hinter mir stünde ein unsichtbares böses Kind und äffte mich gehässig und grausam nach. Sie nickte und hörte zu; dann schwieg sie. Auch ich sprach stockend zu Ende, und selbst das Nachklingen meiner Worte verlor sich in der Leere. „Ja," sagte sie nach einer Weile des Schweigens. „Aber... Juansheng, ich finde, du bist in letzter Zeit ganz anders geworden. Stimmt das? Du — sag mir ehrlich." Ich fühlte mich wie von einem Schlag getroffen, fasste mich aber sogleich und sprach meine Meinung und meine Überzeugung aus: Es gelte, einen neuen Weg zu öffnen, ein neues Leben zu schaffen — um den gemeinsamen Untergang zu vermeiden. Zum Schluss fasste ich allen Mut zusammen und fügte hinzu: „... Zudem kannst du jetzt ohne Rücksicht mutig vorwärtsgehen. Du wolltest, dass ich ehrlich bin; ja, man soll nicht lügen. Also sage ich es offen: Weil — weil ich dich nicht mehr liebe! Aber das ist besser für dich, denn so kannst du ohne Sorgen dein eigenes Leben aufbauen..." Ich erwartete zugleich eine große Erschütterung, aber es kam nur Schweigen. Ihr Gesicht wurde plötzlich graugelb, totenblass; im nächsten Augenblick erwachte sie wieder zum Leben, und in ihren Augen glomm ein kindlicher, flackernder Schein. Dieser Blick irrte umher wie der eines Kindes, das in Hunger und Durst die liebende Mutter sucht — doch nur in der Luft suchend, angstvoll meinem Blick ausweichend. Ich konnte nicht länger hinsehen. Zum Glück war es Morgen; ich stürmte gegen den kalten Wind zur Volksbücherei. Dort sah ich die „Freunde der Freiheit": Meine kurzen Stücke waren alle veröffentlicht. Ich erschrak fast, als hätte ich einen Funken Lebenskraft gewonnen. Der Lebensweg ist noch lang, dachte ich — aber so wie jetzt geht es auch nicht. Ich begann, längst vergessene Bekannte aufzusuchen, doch auch das nur ein- oder zweimal. Ihre Häuser waren natürlich warm, aber mir fror es bis ins Mark. Nachts krümmte ich mich zusammen in der Stube, die kälter war als Eis. Eisnadeln stachen in meine Seele und hielten mich in ewiger, betäubter Qual. Der Lebensweg ist noch lang, und auch ich habe das Schlagen meiner Flügel noch nicht vergessen, dachte ich. — Plötzlich dachte ich an ihren Tod, erschrak aber sogleich und bereute. In der Volksbücherei blitzte hin und wieder ein Lichtschein auf: ein neuer Lebensweg, quer vor mir liegend. Sie erwacht mutig, tritt entschlossen aus diesem eiskalten Haus, und — ohne einen Hauch von Groll im Gesicht. Dann bin ich leicht wie eine Wolke, schwebe im Äther; oben der azurblaue Himmel, unten Berge und Meere, Paläste und Türme, Schlachtfelder, Automobile, Börsenplätze, Villen, sonnige belebte Straßen, dunkle Nächte... Und wahrhaftig — ich ahnte, dass dieses neue Kapitel kommen würde. Wir überstanden schließlich den kaum erträglichen Winter, diesen Pekinger Winter — wie eine Libelle in der Hand eines boshaften Kindes, an einem Faden festgebunden, nach Belieben gequält und misshandelt; zwar überlebten wir, aber am Ende lagen wir am Boden, und es war nur noch eine Frage der Zeit. Ich hatte dem Chefredakteur der „Freunde der Freiheit" bereits drei Briefe geschrieben, ehe endlich eine Antwort kam; im Umschlag lagen nur zwei Büchergutscheine — einer über zwanzig Pfennig und einer über dreißig Pfennig. Allein die Mahnung hatte mich neun Pfennig Porto, einen Tag Hunger und lauter vergebliche Mühe für ein Nichts gekostet. Doch was kommen musste, kam schließlich. Es geschah im Übergang zwischen Winter und Frühling. Der Wind war nicht mehr so kalt, und ich blieb noch länger draußen; wenn ich nach Hause kam, war es meist schon dunkel. An einem solchen dunklen Abend kehrte ich wie gewöhnlich lustlos zurück. Beim Anblick des Haustors sank mein Mut wie üblich noch tiefer, und ich verlangsamte meine Schritte. Aber schließlich betrat ich mein Zimmer — kein Licht. Als ich ein Streichholz fand und anzündete, herrschte eine ungewohnte Einsamkeit und Leere! Noch in meiner Bestürzung rief mich die Beamtenfrau von draußen vor dem Fenster. „Heute ist Zijuns Vater gekommen und hat sie mitgenommen," sagte sie schlicht. Das war nicht, was ich erwartet hatte. Ich stand stumm da, als hätte mir jemand von hinten einen Schlag versetzt. „Ist sie fort?" fragte ich nach einer Weile. „Sie ist fort." „Hat sie — hat sie etwas gesagt?" „Nichts gesagt. Sie hat mich nur gebeten, Ihnen bei Ihrer Rückkehr auszurichten, dass sie fort ist." Ich glaubte es nicht; aber im Zimmer herrschte eine ungewohnte Einsamkeit und Leere. Ich suchte überall nach Zijun; da standen nur ein paar alte, dunkle Möbelstücke, kläglich karg, zum Beweis, dass sie weder Mensch noch Gegenstand zu verbergen vermochten. Ich suchte nach einem Brief oder einer Nachricht von ihr — nichts. Nur Salz und getrocknete Chili, Mehl und ein halber Chinakohl lagen an einer Stelle beisammen, daneben ein paar Dutzend Kupfermünzen. Das war der gesamte Vorrat für uns beide — und nun hatte sie ihn feierlich mir allein hinterlassen, ohne ein Wort, damit ich davon noch eine Weile leben könnte. Ich fühlte mich von allem ringsum bedrängt und rannte in die Mitte des Hofs. Dunkelheit umgab mich; auf den Papierfenstern des Haupthauses leuchtete helles Lampenlicht — sie spielten mit dem Kind und lachten. Auch mein Herz wurde ruhig; unter dem schweren Druck zeichnete sich allmählich, undeutlich, ein Fluchtweg ab: Berge und Seen, Großstädte, elektrisches Licht über üppigen Banketten, Schützengräben, die schwärzeste aller Nächte, ein Messerstich, lautlose Schritte... Im Herzen wurde es ein wenig leichter, und ich dachte an das Reisegeld und seufzte. Im Liegen, mit geschlossenen Augen, ließ ich die vorgestellte Zukunft vorüberziehen; vor Mitternacht war alles erschöpft. Im Dunkeln glaubte ich plötzlich einen Haufen Nahrung zu sehen, und danach tauchte Zijuns graugelbes Gesicht auf, mit den kindlichen Augen, und sie blickte mich flehentlich an. Ich riss die Augen auf — nichts. Aber mein Herz wurde wieder schwer. Warum hatte ich nicht ein paar Tage ausgehalten? Warum musste ich ihr so überstürzt die Wahrheit sagen? Jetzt wusste sie es, und alles, was sie fortan haben würde, war die glühende Strenge ihres Vaters — dieses Gläubigers seiner Kinder — und die eisigen Blicke der Umwelt. Sonst nur Leere. Die Last der Leere tragend, durch Strenge und Kälte den sogenannten Lebensweg zu gehen — welch furchtbare Sache! Zumal am Ende dieses Weges nichts als ein Grab wartete — nicht einmal mit einem Grabstein. Ich hätte Zijun die Wahrheit nicht sagen sollen. Wir hatten einander geliebt, und ich hätte ihr auf ewig meine Lüge opfern müssen. Wenn die Wahrheit kostbar ist, hätte sie für Zijun nicht diese erdrückende Leere sein dürfen. Auch die Lüge ist freilich eine Leere — aber am Ende wäre sie nicht schwerer gewesen. Ich hatte geglaubt, wenn ich Zijun die Wahrheit sagte, würde sie ohne Rücksicht entschlossen voranschreiten können — so wie damals, als wir zusammenziehen wollten. Aber darin hatte ich mich wohl geirrt. Ihr Mut und ihre Furchtlosigkeit von damals kamen von der Liebe. Ich hatte nicht den Mut, die Last der Lüge zu tragen, und wälzte stattdessen die Last der Wahrheit auf sie. Nachdem sie mich geliebt hatte, musste sie nun diese Last tragen und durch Strenge und Kälte den sogenannten Lebensweg gehen. Ich denke an ihren Tod... Ich sehe, dass ich ein Feigling bin, der von den Starken verstoßen werden sollte, ob sie nun wahrhaftig oder verlogen sind. Und doch hat sie von Anfang bis Ende gehofft, dass ich noch eine Weile weiterleben möge... Ich will die Jizhao-Gasse verlassen; hier ist alles ungewohnte Leere und Einsamkeit. Wenn ich nur hier fortgehe, denke ich, dann ist Zijun wie noch an meiner Seite — oder zumindest noch in der Stadt, und eines Tages wird sie unerwartet zu mir kommen, wie damals, als ich im Vereinshaus wohnte. Doch alle meine Bitten und Briefe blieben ohne Antwort; so blieb mir nichts anderes übrig, als einen längst nicht mehr besuchten Familienfreund aufzusuchen. Er war ein Jugendfreund meines Onkels, ein als überaus korrekt bekannter Akademiker, der seit langem in Peking lebte und einen großen Bekanntenkreis hatte. Wohl wegen meiner abgetragenen Kleidung empfing mich schon der Pförtner mit verächtlichem Blick. Endlich wurde ich vorgelassen; er erkannte mich noch, war aber sehr kühl. Er wusste alles über unsere Geschichte. „Natürlich kannst du hier nicht mehr bleiben," sagte er kalt, nachdem ich ihn gebeten hatte, mir anderswo eine Stelle zu suchen. „Aber wohin? Schwierig. — Deine, wie soll ich sagen, deine Freundin, Zijun — weißt du, sie ist tot." Ich war so erschrocken, dass mir die Worte fehlten. „Wirklich?" fragte ich schließlich unwillkürlich. „Haha. Natürlich wirklich. Mein Diener Wang Sheng — dessen Familie stammt aus demselben Dorf wie ihre." „Aber — weißt du, woran sie gestorben ist?" „Wer weiß? Jedenfalls ist sie tot." Ich habe vergessen, wie ich mich von ihm verabschiedete und in meine Unterkunft zurückkehrte. Ich wusste, dass er nicht log; Zijun würde nie mehr kommen, nicht wie im vergangenen Jahr. Auch wenn sie versucht hatte, unter Strenge und Kälte die Last der Leere zu tragen und den sogenannten Lebensweg zu gehen — sie konnte es nicht mehr. Ihr Schicksal war besiegelt: In der Wahrheit, die ich ihr gegeben hatte — einer lieblosen Welt — war sie zugrunde gegangen! Natürlich konnte ich hier nicht mehr bleiben; aber — „wohin?" Ringsum weite Leere und die Stille des Todes. Das Sterben in den Augen der Ungeliebten, Dunkelheit vor ihren Augen — ich glaubte es zu sehen und zu hören: all die Qual und das verzweifelte Ringen. Ich wartete noch auf etwas Neues, Namenloses, Unerwartetes. Aber Tag für Tag kam nichts als die Stille des Todes. Verglichen mit früher ging ich kaum noch vor die Tür und saß und lag nur in der weiten Leere, ließ die Stille des Todes an meiner Seele nagen. Manchmal erschauderte die Stille des Todes selbst, zog sich zurück, und in diesem Augenblick zwischen Verlöschen und Fortbestehen blitzte die namenlose, unerwartete, neue Hoffnung auf. An einem trüben Vormittag mühte die Sonne sich noch hinter den Wolken ab; selbst die Luft schien erschöpft. In mein Ohr drangen feine Schritte und schnüffelndes Atmen und ließen mich die Augen öffnen. Auf den ersten Blick war das Zimmer leer wie immer; aber als mein Blick zufällig auf den Boden fiel, sah ich ein kleines Tier, das dort seine Kreise zog — mager, halbtot, über und über mit Staub bedeckt... Ich schaute genauer hin, und mein Herz setzte aus und hämmerte dann los. Es war Ah Sui. Er war zurückgekommen. Dass ich die Jizhao-Gasse verließ, lag nicht nur an den verächtlichen Blicken des Vermieters, seiner Familie und der Magd — zum großen Teil lag es an Ah Sui. Aber — „wohin?" Neue Lebenswege gab es natürlich noch viele; ich wusste ungefähr von ihnen, sah sie hin und wieder undeutlich schimmern, ganz nah vor mir — aber ich wusste noch nicht, wie ich den ersten Schritt hinein tun sollte. Nach langem Überlegen und Vergleichen blieb nur das Vereinshaus als Ort, der mich noch aufnahm. Dieselbe Bruchbude, dasselbe Bretterbett, derselbe halb verdorrte Schnurbaum und dieselbe Glyzinie — aber alles, was mir einst Hoffnung, Freude, Liebe und Leben gegeben hatte, war dahin. Nur eine Leere blieb — die Leere, die ich mit Wahrheit erkauft hatte. Neue Lebenswege gibt es noch viele, und ich muss sie beschreiten, denn ich lebe noch. Aber ich weiß noch nicht, wie ich den ersten Schritt tun soll. Manchmal sehe ich den neuen Lebensweg wie eine grauweiße, lange Schlange, die sich mir entgegenwindet; ich warte und warte, sehe sie näherkommen — aber plötzlich verschwindet sie in der Dunkelheit. Die Frühlingsnächte sind noch so lang. In der langen, leeren Stille erinnere ich mich an eine Beerdigung, die ich heute Vormittag auf der Straße sah: vorn Papierfiguren und Papierpferde, dahinter ein Wehklagen, das wie Gesang klang. Jetzt verstehe ich, wie klug diese Menschen sind — wie einfach und bequem das alles ist. Doch dann sehe ich Zijuns Beerdigung vor meinem inneren Auge: allein, mit der Last der Leere auf den Schultern, auf einem grauen, langen Weg voranschreitend — und im nächsten Augenblick verschwindend in der ringsum lauernden Strenge und Kälte. Ich wünschte, es gäbe wirklich Geister, es gäbe wirklich eine Hölle — dann würde ich selbst im Heulen des Sündenwinds Zijun suchen und ihr ins Gesicht meine Reue und meine Trauer sagen und sie um Vergebung bitten; wenn nicht, sollen die giftigen Flammen der Hölle mich umzingeln und gnadenlos meine Reue und meine Trauer verbrennen. Ich werde Zijun in Sündenwind und giftigen Flammen umarmen und sie um Nachsicht bitten — oder sie zufriedenstellen... Aber das ist noch leerer als ein neuer Lebensweg; jetzt bleibt nur die Frühlingsnacht, und sie ist noch so lang. Ich lebe, und ich muss den ersten Schritt auf einen neuen Lebensweg tun — doch dieser erste Schritt besteht nur darin, meine Reue und meine Trauer niederzuschreiben, für Zijun und für mich selbst. Und noch immer habe ich nur ein gesanghaftes Wehklagen, um Zijun zu bestatten — zu bestatten im Vergessen. Ich will vergessen; für mich selbst — und ich will nicht mehr daran denken, dass ich Zijun mit dem Vergessen bestattet habe. Ich will den ersten Schritt auf einen neuen Lebensweg tun; ich will die Wahrheit tief in der Wunde meines Herzens verbergen und schweigend vorwärtsgehen, mit Vergessen und Lüge als meinen Wegbereitern... Beendet am 21. Oktober 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