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Xun Complete Works/zh-fr/Shang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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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t for the Past (伤逝)
Lu Xun (鲁迅, Lǔ Xùn, 1881–1936)
| 中文（原文） | França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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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 會館里的被遺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這樣地寂靜和空虛。時光過得真快，我愛子君，仗著她逃出這寂靜和空虛，已經滿一年了。事情又這麼不湊巧，我重來時，偏偏空著的又只有這一間屋。依然是這樣的破窗，這樣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樹和老紫藤，這樣的窗前的方桌，這樣的敗壁，這樣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獨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過去一年中的時光全被消滅，全未有過，我並沒有曾經從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衚衕創立了滿懷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這寂靜和空虛是並不這樣的，常常含著期待；期待子君的到來。在久待的焦躁中，一聽到皮鞋的高底尖觸著磚路的清響，是怎樣地使我驟然生動起來呵！於是就看見帶著笑渦的蒼白的圓臉，蒼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條紋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帶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樹的新葉來，使我看見，還有掛在鐵似的老幹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現在呢，只有寂靜和空虛依舊，子君卻決不再來了，而且永遠，永遠地！…… 子君不在我這破屋裡時，我什麼也看不見。在百無聊賴中，順手抓過一本書來，科學也好，文學也好，橫豎什麼都一樣；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覺得，已經翻了十多頁了，但是毫不記得書上所說的事。只是耳朵卻分外地靈，仿佛聽到大門外一切往來的履聲，從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漸臨近，——但是，往往又逐漸渺茫，終於消失在別的步聲的雜沓中了。我憎惡那不像子君鞋聲的穿布底鞋的長班的兒子，我憎惡那太像子君鞋聲的常常穿著新皮鞋的鄰院的搽雪花膏的小東西！ 莫非她翻了車麽？莫非她被電車撞傷了麽？……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經當面罵過我。 驀然，她的鞋聲近來了，一步響於一步，迎出去時，卻已經走過紫藤棚下，臉上帶著微笑的酒窩。她在她叔子的家裡大約並未受氣；我的心寧帖了，默默地相視片時之後，破屋裡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裡瀰漫著稚氣的好奇的光澤。壁上就釘著一張銅板的雪萊半身像，是從雜誌上裁下來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張像。當我指給她看時，她卻只草草一看，便低了頭，似乎不好意思了。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還未脫盡舊思想的束縛，——我後來也想，倒不如換一張雪萊淹死在海裡的記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罷；但也終於沒有換，現在是連這一張也不知那裡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這是我們交際了半年，又談起她在這裡的胞叔和在家的父親時，她默想了一會之後，分明地，堅決地，沉靜地說了出來的話。其時是我已經說盡了我的意見，我的身世，我的缺點，很少隱瞞；她也完全瞭解的了。這幾句話很震動了我的靈魂，此後許多天還在耳中發響，而且說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國女性，並不如厭世家所說那樣的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門，照例是相離十多步遠；照例是那鯰魚須的老東西的臉又緊帖在髒的窗玻璃上了，連鼻尖都擠成一個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東西的臉，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邪視地驕傲地走了，沒有看見；我驕傲地回來。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徹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腦里，比我還透澈，堅強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於她能算什麼東西呢？ 我已經記不清那時怎樣地將我的純真熱烈的愛表示給她。豈但現在，那時的事後便已模胡，夜間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斷片了；同居以後一兩月，便連這些斷片也化作無可追蹤的夢影。我只記得那時以前的十幾天，曾經很仔細地研究過表示的態度，排列過措辭的先後，以及倘或遭了拒絕以後的情形。可是臨時似乎都無用，在慌張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電影上見過的方法了。後來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記憶上卻偏只有這一點永遠留遺，至今還如暗室的孤燈一般，照見我含淚握著她的手，一條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語舉動，我那時就沒有看得分明；僅知道她已經允許我了。但也還仿佛記得她臉色變成青白，後來又漸漸轉作緋紅，——沒有見過，也沒有再見的緋紅；孩子似的眼裡射出悲喜，但是夾著驚疑的光，雖然力避我的視線，張皇地似乎要破窗飛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經允許我了，沒有知道她怎樣說或是沒有說。 她卻是什麼都記得：我的言辭，竟至於讀熟了的一般，能夠滔滔背誦；我的舉動，就如有一張我所看不見的影片掛在眼下，敘述得如生，很細微，自然連那使我不願再想的淺薄的電影的一閃。夜闌人靜，是相對溫習的時候了，我常是被質問，被考驗，並且被命複述當時的言語，然而常須由她補足，由她糾正，像一個丁等的學生。 這溫習後來也漸漸稀疏起來。但我只要看見她兩眼註視空中，出神似的凝想著，於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窩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舊課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電影的一閃。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見，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並不覺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為可笑，甚而至於可鄙的，她也毫不以為可笑。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她愛我，是這樣地熱烈，這樣地純真。 去年的暮春是最為幸福，也是最為忙碌的時光。我的心平靜下去了，但又有別一部分和身體一同忙碌起來。我們這時才在路上同行，也到過幾回公園，最多的是尋住所。我覺得在路上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縮，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驕傲和反抗來支持。她卻是大無畏的，對於這些全不關心，只是鎮靜地緩緩前行，坦然如入無人之境。 尋住所實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辭拒絕，小半是我們以為不相宜。起先我們選擇得很苛酷，——也非苛酷，因為看去大抵不像是我們的安身之所；後來，便只要他們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處，這才得到可以暫且敷衍的處所，是吉兆衚衕一所小屋裡的兩間南屋；主人是一個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著正屋和廂房。他只有夫人和一個不到周歲的女孩子，雇一個鄉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極其安閑幽靜的。 我們的傢具很簡單，但已經用去了我的籌來的款子的大半；子君還賣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環。我攔阻她，還是定要賣，我也就不再堅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給她加入一點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她早經鬧開，至於使他氣憤到不再認她做侄女；我也陸續和幾個自以為忠告，其實是替我膽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絕了交。然而這倒很清靜。每日辦公散後，雖然已近黃昏，車夫又一定走得這樣慢，但究竟還有二人相對的時候。我們先是沉默的相視，接著是放懷而親密的交談，後來又是沉默。大家低頭沉思著，卻並未想著什麼事。我也漸漸清醒地讀遍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不過三星期，我似乎於她已經更加瞭解，揭去許多先前以為瞭解而現在看來卻是隔膜，即所謂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潑起來。但她並不愛花，我在廟會時買來的兩盆小草花，四天不澆，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沒有照顧一切的閑暇。然而她愛動物，也許是從官太太那裡傳染的罷，不一月，我們的眷屬便驟然加得很多，四隻小油雞，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只在一同走。但她們卻認識雞的相貌，各知道那一隻是自家的。還有一隻花白的叭兒狗，從廟會買來，記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卻給它另起了一個，叫作阿隨。我就叫它阿隨，但我不喜歡這名字。 這是真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我和子君說起這，她也領會地點點頭。 唉唉，那是怎樣的寧靜而幸福的夜呵！ 安寧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這樣的安寧和幸福。我們在會館里時，還偶有議論的衝突和意思的誤會，自從到吉兆衚衕以來，連這一點也沒有了；我們只在燈下對坐的懷舊譚中，回味那時衝突以後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樂趣。 子君竟胖了起來，臉色也紅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務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有，何況讀書和散步。我們常說，我們總還得雇一個女工。 這就使我也一樣地不快活，傍晚回來，常見她包藏著不快活的顏色，尤其使我不樂的是她要裝作勉強的笑容。幸而探聽出來了，也還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鬥，導火線便是兩家的小油雞。但又何必硬不告訴我呢？人總該有一個獨立的家庭。這樣的處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鑄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裡便坐在辦公桌前鈔，鈔，鈔些公文和信件；在家裡是和她相對或幫她生白爐子，煮飯，蒸饅頭。我的學會了煮飯，就在這時候。 但我的食品卻比在會館里時好得多了。做菜雖不是子君的特長，然而她於此卻傾註著全力；對於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來算作分甘共苦。況且她又這樣地終日汗流滿面，短髮都粘在腦額上；兩隻手又只是這樣地粗糙起來。 況且還要飼阿隨，飼油雞，……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我曾經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罷了；卻萬不可這樣地操勞。她只看了我一眼，不開口，神色卻似乎有點凄然；我也只好不開口。然而她還是這樣地操勞。 我所豫期的打擊果然到來。雙十節的前一晚，我呆坐著，她在洗碗。聽到打門聲，我去開門時，是局裡的信差，交給我一張油印的紙條。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燈下去一看，果然，印著的就是：奉局長諭史涓生著毋庸到局辦事秘書處啟十月九號 這在會館里時，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長的兒子的賭友，一定要去添些謠言，設法報告的。到現在才發生效驗，已經要算是很晚的了。其實這在我不能算是一個打擊，因為我早就決定，可以給別人去鈔寫，或者教讀，或者雖然費力，也還可以譯點書，況且《自由之友》的總編輯便是見過幾次的熟人，兩月前還通過信。但我的心卻跳躍著。那麼一個無畏的子君也變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來似乎也較為怯弱了。 「那算什麼。哼，我們幹新的。我們……。」她說。 她的話沒有說完；不知怎地，那聲音在我聽去卻只是浮浮的；燈光也覺得格外黯淡。人們真是可笑的動物，一點極微末的小事情，便會受著很深的影響。我們先是默默地相視，逐漸商量起來，終於決定將現有的錢竭力節省，一面登「小廣告」去尋求鈔寫和教讀，一面寫信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說明我目下的遭遇，請他收用我的譯本，給我幫一點艱辛時候的忙。 「說做，就做罷！來開一條新的路！」 我立刻轉身向了書案，推開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過那黯淡的燈來。我先擬廣告；其次是選定可譯的書，遷移以來未曾翻閱過，每本的頭上都滿漫著灰塵了；最後才寫信。 我很費躊躕，不知道怎樣措辭好，當停筆凝思的時候，轉眼去一瞥她的臉，在昏暗的燈光下，又很見得凄然。我真不料這樣微細的小事情，竟會給堅決的，無畏的子君以這麼顯著的變化。她近來實在變得很怯弱了，但也並不是今夜才開始的。我的心因此更繚亂，忽然有安寧的生活的影像——會館里的破屋的寂靜，在眼前一閃，剛剛想定睛凝視，卻又看見了昏暗的燈光。 許久之後，信也寫成了，是一封頗長的信；很覺得疲勞，仿佛近來自己也較為怯弱了。於是我們決定，廣告和發信，就在明日一同實行。大家不約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無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堅忍崛強的精神，還看見從新萌芽起來的將來的希望。 外來的打擊其實倒是振作了我們的新精神。局裡的生活，原如鳥販子手裡的禽鳥一般，僅有一點小米維繫殘生，決不會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籠外，早已不能奮飛。現在總算脫出這牢籠了，我從此要在新的開闊的天空中翱翔，趁我還未忘卻了我的翅子的扇動。 小廣告是一時自然不會發生效力的；但譯書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過，以為已經懂得的，一動手，卻疑難百出了，進行得很慢。然而我決計努力地做，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邊上便有了一大片烏黑的指痕，這就證明著我的工作的切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曾經說過，他的刊物是決不會埋沒好稿子的。 可惜的是我沒有一間靜室，子君又沒有先前那麼幽靜，善於體帖了，屋子裡總是散亂著碗碟，瀰漫著煤煙，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這自然還只能怨我自己無力置一間書齋。然而又加以阿隨，加以油雞們。加以油雞們又大起來了，更容易成為兩家爭吵的引線。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飯；子君的功業，仿佛就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吃了籌錢，籌來吃飯，還要喂阿隨，飼油雞；她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構思就常常為了這催促吃飯而打斷。即使在坐中給看一點怒色，她總是不改變，仍然毫無感觸似的大嚼起來。 使她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規定的吃飯的束縛，就費去五星期。她明白之後，大約很不高興罷，可是沒有說。我的工作果然從此較為迅速地進行，不久就共譯了五萬言，只要潤色一回，便可以和做好的兩篇小品，一同寄給《自由之友》去。只是吃飯卻依然給我苦惱。菜冷，是無妨的，然而竟不夠；有時連飯也不夠，雖然我因為終日坐在家裡用腦，飯量已經比先前要減少得多。這是先去喂了阿隨了，有時還並那近來連自己也輕易不吃的羊肉。她說，阿隨實在瘦得太可憐，房東太太還因此嗤笑我們了，她受不住這樣的奚落。 於是吃我殘飯的便只有油雞們。這是我積久才看出來的，但同時也如赫胥黎的論定「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一般，自覺了我在這裡的位置：不過是叭兒狗和油雞之間。 後來，經多次的抗爭和催逼，油雞們也逐漸成為餚饌，我們和阿隨都享用了十多日的鮮肥；可是其實都很瘦，因為它們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幾粒高粱了。從此便清靜得多。只有子君很頹唐，似乎常覺得凄苦和無聊，至於不大願意開口。我想，人是多麼容易改變呵！ 但是阿隨也將留不住了。我們已經不能再希望從什麼地方會有來信，子君也早沒有一點食物可以引它打拱或直立起來。冬季又逼近得這麼快，火爐就要成為很大的問題；它的食量，在我們其實早是一個極易覺得的很重的負擔。於是連它也留不住了。 倘使插了草標到廟市去出賣，也許能得幾文錢罷，然而我們都不能，也不願這樣做。終於是用包袱蒙著頭，由我帶到西郊去放掉了，還要追上來，便推在一個並不很深的土坑裡。 我一回寓，覺得又清靜得多多了；但子君的凄慘的神色，卻使我很吃驚。那是沒有見過的神色，自然是為阿隨。但又何至於此呢？我還沒有說起推在土坑裡的事。 到夜間，在她的凄慘的神色中，加上冰冷的分子了。 「奇怪。——子君，你怎麼今天這樣兒了？」我忍不住問。 「什麼？」她連看也不看我。 「你的臉色……。」 「沒有什麼，——什麼也沒有。」 我終於從她言動上看出，她大概已經認定我是一個忍心的人。其實，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雖然因為驕傲，向來不與世交來往，遷居以後，也疏遠了所有舊識的人，然而只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現在忍受著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為她，便是放掉阿隨，也何嘗不如此。但子君的識見卻似乎只是淺薄起來，竟至於連這一點也想不到了。 我揀了一個機會，將這些道理暗示她；她領會似的點頭。然而看她後來的情形，她是沒有懂，或者是並不相信的。 天氣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裡去呢？大道上，公園裡，雖然沒有冰冷的神情，冷風究竟也刺得人皮膚欲裂。我終於在通俗圖書館里覓得了我的天堂。 那裡無須買票；閱書室里又裝著兩個鐵火爐。縱使不過是燒著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爐，但單是看見裝著它，精神上也就總覺得有些溫暖。書卻無可看：舊的陳腐，新的是幾乎沒有的。 好在我到那裡去也並非為看書。另外時常還有幾個人，多則十餘人，都是單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書，作為取暖的口實。這於我尤為合式。道路上容易遇見熟人，得到輕蔑的一瞥，但此地卻決無那樣的橫禍，因為他們是永遠圍在別的鐵爐旁，或者靠在自家的白爐邊的。 那裡雖然沒有書給我看，卻還有安閑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憶從前，這才覺得大半年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世界上並非沒有為了奮鬥者而開的活路；我也還未忘卻翅子的扇動，雖然比先前已經頹唐得多……。 屋子和讀者漸漸消失了，我看見怒濤中的漁夫，戰壕中的兵士，摩托車中的貴人，洋場上的投機家，深山密林中的豪傑，講臺上的教授，昏夜的運動者和深夜的偷兒……。子君，——不在近旁。她的勇氣都失掉了，只為著阿隨悲憤，為著做飯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並不怎樣瘦損……。 冷了起來，火爐里的不死不活的幾片硬煤，也終於燒盡了，已是閉館的時候。又須回到吉兆衚衕，領略冰冷的顏色去了。近來也間或遇到溫暖的神情，但這卻反而增加我的苦痛。記得有一夜，子君的眼裡忽而又發出久已不見的稚氣的光來，笑著和我談到還在會館時候的情形，時時又很帶些恐怖的神色。我知道我近來的超過她的冷漠，已經引起她的憂疑來，只得也勉力談笑，想給她一點慰藉。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臉，我的話一齣口，卻即刻變為空虛，這空虛又即刻發生反響，迴向我的耳目里，給我一個難堪的惡毒的冷嘲。子君似乎也覺得的，從此便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鎮靜，雖然竭力掩飾，總還是時時露出憂疑的神色來，但對我卻溫和得多了。 我要明告她，但我還沒有敢，當決心要說的時候，看見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暫且改作勉強的歡容。但是這又即刻來冷嘲我，並使我失卻那冷漠的鎮靜。 她從此又開始了往事的溫習和新的考驗，逼我做出許多虛偽的溫存的答案來，將溫存示給她，虛偽的草稿便寫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漸被這些草稿填滿了，常覺得難於呼吸。我在苦惱中常常想，說真實自然須有極大的勇氣的；假如沒有這勇氣，而苟安於虛偽，那也便是不能開闢新的生路的人。不獨不是這個，連這人也未嘗有！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極冷的早晨，這是從未見過的，但也許是從我看來的怨色。我那時冷冷地氣憤和暗笑了；她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空虛，而對於這空虛卻並未自覺。她早已什麼書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著是求生，向著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著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鬥，只得一同滅亡。 我覺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她應該決然捨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幸而是早晨，時間正多，我可以說我的真實。我們的新的道路的開闢，便在這一遭。 我和她閑談，故意地引起我們的往事，提到文藝，於是涉及外國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諾拉》，《海的女人》。稱揚諾拉的果決……。也還是去年在會館的破屋裡講過的那些話，但現在已經變成空虛，從我的嘴傳入自己的耳中，時時疑心有一個隱形的壞孩子，在背後惡意地刻毒地學舌。 她還是點頭答應著傾聽，後來沉默了。我也就斷續地說完了我的話，連餘音都消失在虛空中了。 「是的。」她又沉默了一會，說，「但是，……涓生，我覺得你近來很兩樣了。可是的？你，——你老實告訴我。」 我覺得這似乎給了我當頭一擊，但也立即定了神，說出我的意見和主張來：新的路的開闢，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 臨末，我用了十分的決心，加上這幾句話： 「……況且你已經可以無須顧慮，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實說；是的，人是不該虛偽的。我老實說罷：因為，因為我已經不愛你了！但這於你倒好得多，因為你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 我同時豫期著大的變故的到來，然而只有沉默。她臉色陡然變成灰黃，死了似的；瞬間便又蘇生，眼裡也發了稚氣的閃閃的光澤。這眼光射向四處，正如孩子在饑渴中尋求著慈愛的母親，但只在空中尋求，恐怖地迴避著我的眼。 我不能看下去了，幸而是早晨，我冒著寒風徑奔通俗圖書館。 在那裡看見《自由之友》，我的小品文都登出了。這使我一驚，仿佛得了一點生氣。我想，生活的路還很多，——但是，現在這樣也還是不行的。 我開始去訪問久已不相聞問的熟人，但這也不過一兩次；他們的屋子自然是暖和的，我在骨髓中卻覺得寒冽。夜間，便蜷伏在比冰還冷的冷屋中。 冰的針刺著我的靈魂，使我永遠苦於麻木的疼痛。生活的路還很多，我也還沒有忘卻翅子的扇動，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 在通俗圖書館里往往瞥見一閃的光明，新的生路橫在前面。她勇猛地覺悟了，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我便輕如行雲，漂浮空際，上有蔚藍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廣廈高樓，戰場，摩托車，洋場，公館，晴明的鬧市，黑暗的夜……。 而且，真的，我豫感得這新生面便要來到了。 我們總算度過了極難忍受的冬天，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惡作劇的壞孩子的手裡一般，被繫著細線，盡情玩弄，虐待，雖然幸而沒有送掉性命，結果也還是躺在地上，只爭著一個遲早之間。 寫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已經有三封信，這才得到回信，信封里只有兩張書券：兩角的和三角的。我卻單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郵票，一天的饑餓，又都白挨給於己一無所得的空虛了。 然而覺得要來的事，卻終於來到了。 這是冬春之交的事，風已沒有這麼冷，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待到回家，大概已經昏黑。就在這樣一個昏黑的晚上，我照常沒精打采地回來，一看見寓所的門，也照常更加喪氣，使腳步放得更緩。但終於走進自己的屋子裡了，沒有燈火；摸火柴點起來時，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 正在錯愕中，官太太便到窗外來叫我出去。 「今天子君的父親來到這裡，將她接回去了。」她很簡單地說。 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腦後受了一擊，無言地站著。 「她去了麽？」過了些時，我只問出這樣一句話。 「她去了。」 「她，——她可說什麼？」 「沒說什麼。單是托我見你回來時告訴你，說她去了。」 我不信；但是屋子裡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我遍看各處，尋覓子君；只見幾件破舊而黯淡的傢具，都顯得極其清疏，在證明著它們毫無隱匿一人一物的能力。我轉念尋信或她留下的字跡，也沒有；只是鹽和乾辣椒，麵粉，半株白菜，卻聚集在一處了，旁邊還有幾十枚銅元。這是我們兩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現在她就鄭重地將這留給我一個人，在不言中，教我藉此去維持較久的生活。 我似乎被周圍所排擠，奔到院子中間，有昏黑在我的周圍；正屋的紙窗上映出明亮的燈光，他們正在逗著孩子推笑。我的心也沉靜下來，覺得在沉重的迫壓中，漸漸隱約地現出脫走的路徑：深山大澤，洋場，電燈下的盛筵；壕溝，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擊，毫無聲響的腳步……。 心地有些輕鬆，舒展了，想到旅費，並且噓一口氣。 躺著，在合著的眼前經過的豫想的前途，不到半夜已經現盡；暗中忽然仿佛看見一堆食物，這之後，便浮出一個子君的灰黃的臉來，睜了孩子氣的眼睛，懇托似的看著我。我一定神，什麼也沒有了。 但我的心卻又覺得沉重。我為什麼偏不忍耐幾天，要這樣急急地告訴她真話的呢？現在她知道，她以後所有的只是她父親——兒女的債主——的烈日一般的嚴威和旁人的賽過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虛空。負著虛空的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著所謂人生的路，這是怎麼可怕的事呵！而況這路的盡頭，又不過是——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 我不應該將真實說給子君，我們相愛過，我應該永久奉獻她我的說謊。如果真實可以寶貴，這在子君就不該是一個沉重的空虛。謊語當然也是一個空虛，然而臨末，至多也不過這樣地沉重。 我以為將真實說給子君，她便可以毫無顧慮，堅決地毅然前行，一如我們將要同居時那樣。但這恐怕是我錯誤了。她當時的勇敢和無畏是因為愛。 我沒有負著虛偽的重擔的勇氣，卻將真實的重擔卸給她了。她愛我之後，就要負了這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著所謂人生的路。 我想到她的死……。我看見我是一個卑怯者，應該被擯於強有力的人們，無論是真實者，虛偽者。然而她卻自始至終，還希望我維持較久的生活……。 我要離開吉兆衚衕，在這裡是異樣的空虛和寂寞。我想，只要離開這裡，子君便如還在我的身邊；至少，也如還在城中，有一天，將要出乎意表地訪我，像住在會館時候似的。 然而一切請托和書信，都是一無反響；我不得已，只好訪問一個久不問候的世交去了。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同窗，以正經出名的拔貢，寓京很久，交游也廣闊的。 大概因為衣服的破舊罷，一登門便很遭門房的白眼。好容易才相見，也還相識，但是很冷落。我們的往事，他全都知道了。 「自然，你也不能在這裡了，」他聽了我托他在別處覓事之後，冷冷地說，「但那裡去呢？很難。——你那，什麼呢，你的朋友罷，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我驚得沒有話。 「真的？」我終於不自覺地問。 「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 「但是，——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誰知道呢。總之是死了就是了。」 我已經忘卻了怎樣辭別他，回到自己的寓所。我知道他是不說謊話的；子君總不會再來的了，像去年那樣。她雖是想在嚴威和冷眼中負著虛空的重擔來走所謂人生的路，也已經不能。她的命運，已經決定她在我所給與的真實——無愛的人間死滅了！ 自然，我不能在這裡了；但是，「那裡去呢？」 四圍是廣大的空虛，還有死的寂靜。死於無愛的人們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見，還聽得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 我還期待著新的東西到來，無名的，意外的。但一天一天，無非是死的寂靜。 我比先前已經不大出門，只坐卧在廣大的空虛里，一任這死的寂靜侵蝕著我的靈魂。死的寂靜有時也自己戰慄，自己退藏，於是在這絕續之交，便閃出無名的，意外的，新的期待。 一天是陰沉的上午，太陽還不能從雲裡面掙扎出來；連空氣都疲乏著。耳中聽到細碎的步聲和咻咻的鼻息，使我睜開眼。大致一看，屋子裡還是空虛；但偶然看到地面，卻盤旋著一匹小小的動物，瘦弱的，半死的，滿身灰土的……。 我一細看，我的心就一停，接著便直跳起來。 那是阿隨。它回來了。 我的離開吉兆衚衕，也不單是為了房主人們和他家女工的冷眼，大半就為著這阿隨。但是，「那裡去呢？」新的生路自然還很多，我約略知道，也間或依稀看見，覺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還沒有知道跨進那裡去的第一步的方法。 經過許多回的思量和比較，也還只有會館是還能相容的地方。依然是這樣的破屋，這樣的板床，這樣的半枯的槐樹和紫藤，但那時使我希望，歡欣，愛，生活的，卻全都逝去了，只有一個虛空，我用真實去換來的虛空存在。 新的生路還很多，我必須跨進去，因為我還活著。但我還不知道怎樣跨出那第一步。有時，仿佛看見那生路就像一條灰白的長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來，我等著，等著，看看臨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裡了。 初春的夜，還是那麼長。長久的枯坐中記起上午在街頭所見的葬式，前面是紙人紙馬，後面是唱歌一般的哭聲。我現在已經知道他們的聰明瞭，這是多麼輕鬆簡截的事。 然而子君的葬式卻又在我的眼前，是獨自負著虛空的重擔，在灰白的長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圍的嚴威和冷眼裡了。 我願意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那麼，即使在孽風怒吼之中，我也將尋覓子君，當面說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饒恕；否則，地獄的毒焰將圍繞我，猛烈地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將在孽風和毒焰中擁抱子君，乞她寬容，或者使她快意……。 但是，這卻更虛空於新的生路；現在所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還是那麼長。我活著，我總得向著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卻不過是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聲，給子君送葬，葬在遺忘中。 我要遺忘；我為自己，並且要不再想到這用了遺忘給子君送葬。 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畢 |
Si je le pouvais, je voudrais écrire mon remords et ma tristesse — pour Zijun et pour moi-même. La chambre délabrée, oubliée dans un recoin de la résidence, est si silencieuse, si vide. Comme le temps passe vite ! Voilà déjà un an que j'ai aimé Zijun et que je me suis accroché à elle pour fuir ce silence et ce vide. Et maintenant, par une fâcheuse coïncidence, quand je reviens, la seule chambre libre est encore celle-ci. La même fenêtre brisée, le même sophora à demi desséché et la vieille glycine devant la fenêtre, la même table carrée, les mêmes murs lézardés, le même lit de planches contre le mur. Allongé seul sur le lit au milieu de la nuit, c'est comme si je n'avais jamais vécu avec Zijun — toute l'année écoulée est anéantie, n'a jamais existé ; je n'ai jamais quitté cette chambre en ruines, jamais fondé un petit foyer plein d'espoir dans la ruelle Jizhao. Et ce n'est pas tout. Un an plus tôt, ce silence et ce vide étaient différents : ils étaient emplis d'attente — l'attente de la venue de Zijun. Comme, dans l'impatience fiévreuse de l'attente, le claquement clair de ses talons sur les briques me ranimait d'un coup ! Et alors je voyais son visage pâle et rond avec ses fossettes, ses bras pâles et minces, son chemisier de coton à rayures, sa jupe noire. Et elle apportait avec elle les jeunes feuilles du sophora à demi desséché devant la fenêtre, et je voyais aussi les grappes de fleurs de glycine blanc-violet pendues au vieux tronc dur comme le fer. Mais maintenant ? Toujours le même silence et le même vide — mais Zijun ne viendra plus jamais, plus jamais ! ... Quand Zijun n'était pas dans ma chambre délabrée, je ne voyais rien. Dans mon ennui sans bornes, je prenais un livre au hasard — sciences ou littérature, c'était tout un — et je lisais, lisais, jusqu'à m'apercevoir soudain que j'avais tourné plus de dix pages sans rien retenir. Seules mes oreilles étaient d'une acuité surnaturelle, comme si j'entendais tous les pas allant et venant devant le portail, et parmi eux ceux de Zijun, se rapprochant en claquant — mais le plus souvent ils s'atténuaient et se perdaient enfin dans le brouhaha d'autres pas. Je détestais le fils du gardien en chaussures de tissu, dont les pas ne ressemblaient en rien à ceux de Zijun, et je détestais la petite créature fardée de la cour voisine, toujours en souliers de cuir neufs, qui ressemblait bien trop à Zijun ! Avait-elle été renversée ? Avait-elle été heurtée par un tramway ? ... Je m'apprêtais à prendre mon chapeau pour aller la voir, mais son oncle m'avait déjà insulté en face. Soudain, ses pas approchèrent, chacun plus sonore que le précédent. Je me précipitai à sa rencontre, mais elle avait déjà passé sous la tonnelle de glycine, les fossettes aux joues. Chez son oncle, elle n'avait sans doute pas été maltraitée ; mon cœur s'apaisa, et après nous être regardés en silence un moment, ma voix emplit peu à peu la chambre délabrée : je parlais du despotisme familial, de la nécessité de briser les vieilles habitudes, de l'égalité entre les sexes, d'Ibsen, de Tagore, de Shelley... Elle souriait et hochait la tête, les yeux pleins d'une lueur enfantine et curieuse. Au mur était épinglé un portrait gravé de Shelley, découpé dans une revue — son plus beau portrait. Quand je le lui montrai, elle y jeta un coup d'œil rapide et baissa la tête, comme gênée. Sur ces questions, Zijun n'avait sans doute pas encore tout à fait secoué le joug de la vieille pensée. Plus tard, je me dis que j'aurais mieux fait de le remplacer par une image du naufrage de Shelley ou par un portrait d'Ibsen ; mais je ne le fis jamais, et maintenant même celui-là a disparu, je ne sais où. « Je m'appartiens, et personne n'a le droit de s'immiscer dans ma vie ! » Elle prononça ces mots après six mois de fréquentation, quand la conversation avait de nouveau porté sur son oncle ici et son père au pays. Elle avait réfléchi un instant en silence, puis parlé clairement, fermement, calmement. À ce moment-là, je lui avais déjà dit toutes mes opinions, toute mon histoire, tous mes défauts, presque sans rien cacher ; et elle avait tout compris. Ces quelques mots ébranlèrent mon âme, et pendant de nombreux jours encore ils résonnèrent dans mes oreilles ; avec eux, une joie indicible à savoir que la femme chinoise n'était pas aussi désespérée que le prétendaient les misanthropes, et qu'une aube radieuse allait bientôt poindre. Quand je la raccompagnais à la porte, nous marchions comme toujours à plus de dix pas l'un de l'autre. Comme toujours, le vieux aux moustaches de silure plaquait son visage contre la vitre sale, aplatissant même le bout de son nez en une petite surface ; et dans la cour extérieure, comme toujours, derrière la vitre brillante, le visage de cette petite créature avec sa couche épaisse de crème. Zijun passait fièrement, le regard droit devant elle, sans rien voir ; et je rentrais fièrement. « Je m'appartiens, et personne n'a le droit de s'immiscer dans ma vie ! » — Cette pensée radicale vivait dans son esprit, plus profonde et plus forte que dans le mien. Que représentaient pour elle un demi-flacon de crème et un bout de nez aplati ? Je ne me souviens plus comment je lui déclarai alors mon amour pur et ardent. Pas seulement maintenant — déjà peu après, tout s'était brouillé ; quand j'y repensais la nuit, il ne restait que des fragments ; et un ou deux mois après notre installation commune, même ces fragments s'étaient dissous en ombres de rêves introuvables. Je me souviens seulement que, les dix jours ou plus précédant ce moment, j'avais soigneusement étudié l'attitude convenable pour ma déclaration, ordonné mes mots, et imaginé ce qui se passerait si elle me repoussait. Mais quand le moment vint, tout fut inutile ; dans ma panique, j'eus involontairement recours à un procédé vu au cinéma. Chaque fois que j'y repensais, j'en brûlais de honte ; et pourtant, dans ma mémoire, ce seul instant est resté à jamais — comme une lampe solitaire dans une chambre obscure, il m'éclaire tenant sa main avec des larmes dans les yeux, un genou à terre... Pas seulement mes propres paroles et gestes — ceux de Zijun aussi m'étaient restés confus ; je savais seulement qu'elle avait consenti. Mais je crois aussi me souvenir que son visage devint livide, puis se colora peu à peu d'un cramoisi — un cramoisi que je n'avais jamais vu et ne reverrais jamais ; de ses yeux d'enfant jaillirent à la fois joie et peine, mêlées de surprise et de doute, et bien qu'elle cherchât à éviter mon regard, elle avait l'air si troublé qu'on eût dit qu'elle voulait s'envoler par la fenêtre. Pourtant je savais qu'elle avait consenti, sans savoir ce qu'elle avait dit ou si elle avait dit quoi que ce fût. Mais elle, elle se souvenait de tout : mes paroles, si exactement qu'on eût dit qu'elle les avait apprises par cœur, et elle pouvait les réciter couramment ; mes gestes, comme si un film invisible se déroulait sous ses yeux, racontés avec une telle vivacité, un tel souci du détail — y compris naturellement cet instant du film banal que je ne voulais plus me rappeler. Tard dans la nuit, quand tout était calme, venait l'heure de la révision commune ; on m'interrogeait, on me testait, on m'ordonnait de répéter mes paroles de ce jour-là — et elle devait toujours compléter et corriger, comme si j'étais un élève de dernière classe. Avec le temps, ces révisions se firent plus rares. Mais dès que je la voyais le regard perdu dans le vide, absorbée dans ses pensées, son expression s'adoucissant, ses fossettes se creusant, je savais qu'elle repassait seule les anciennes leçons — je craignais seulement qu'elle ne tombât sur ce moment ridicule du film. Mais je savais aussi qu'elle devait le voir, qu'il fallait qu'elle le voie. Or elle ne le trouvait pas ridicule. Même ce que je trouvais moi-même risible, voire méprisable — elle n'y trouvait rien de risible. Je le savais bien, car elle m'aimait, si ardemment, si purement. La fin du printemps de l'année dernière fut la période la plus heureuse et la plus affairée. Mon cœur s'était apaisé, mais une autre partie de moi, avec mon corps, s'était mise en mouvement. Nous marchâmes ensemble dans la ru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llâmes quelques fois au parc, et surtout cherchâmes un logement. Dans la rue, je sentais constamment des regards inquisiteurs, moqueurs, lubriques et méprisants, et à la moindre inattention, tout mon corps se raidissait ; je devais aussitôt mobiliser mon orgueil et ma révolte pour me maintenir debout. Elle, en revanche, était d'une intrépidité totale, indifférente à tout cela, marchant calmement, posément, aussi naturellement que s'il n'y avait personne autour d'elle. Trouver un logement n'était vraiment pas chose aisée. La plupart du temps, on nous éconduit sous des prétextes ; et dans les rares cas contraires, c'est nous qui trouvions l'endroit inadéquat. Au début, nous étions très exigeants — non par exigence, mais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lieux ne ressemblaient pas à un foyer pour nous ; plus tard, il nous suffisait d'être tolérés. Après plus de vingt visites, nous trouvâmes enfin un endroit passable : deux pièces orientées au sud dans une petite maison de la ruelle Jizhao. Le propriétaire était un petit fonctionnaire, mais un homme raisonnable, qui occupait lui-même le bâtiment principal et l'aile latérale. Il n'avait que sa femme et une fillette de moins d'un an, et employait une servante de la campagne. Tant que l'enfant ne pleurait pas, c'était d'un calme et d'une paix parfaits. Notre mobilier était modeste, mais il avait déjà englouti la plus grande partie de l'argent que j'avais réuni ; Zijun vendit même sa seule bague en or et ses boucles d'oreilles. Je voulus l'en empêcher, mais elle insista, et je cédai ; je savais qu'elle ne se sentirait pas chez elle si elle n'apportait pas sa part. Elle avait rompu depuis longtemps avec son oncle — au point qu'il avait déclaré, fou de rage, ne plus la reconnaître comme sa nièce ; moi aussi, j'avais peu à peu rompu avec quelques amis qui se croyaient de bons conseillers, mais étaient en réalité des lâches, ou peut-être même des jaloux. Mais tout cela ne fit que rendre les choses plus calmes. Chaque soir, en rentrant du bureau — même s'il faisait presque nuit et que le pousse-pousse allait toujours si lentement —, il y avait encore les heures à deux. D'abord nous nous regardions en silence, puis nous parlions librement et intimement, puis c'était de nouveau le silence. Nous restions tête baissée, perdus dans nos pensées, sans vraiment penser à rien de précis. Peu à peu, j'appris à lire son corps et son âme, et en moins de trois semaines, il me semblait la comprendre encore mieux, découvrant que bien des choses que j'avais crues comprises étaient en réalité des barrières — de véritables barrières. Zijun devenait de jour en jour plus vive. Mais elle n'aimait pas les fleurs ; les deux petits pots de fleurs que j'avais achetés à la foire du temple restèrent quatre jours sans eau et séchèrent dans un coin, et je n'avais pas le loisir de m'occuper de tout. En revanche, elle aimait les animaux — peut-être contaminée par la femme du fonctionnaire —, et en moins d'un mois notre ménage s'agrandit brusquement : quatre petites poules à huile qui trottinaient dans la cour au milieu de la dizaine de poules du propriétaire. Mais elles reconnaissaient les poules à vue et savaient lesquelles étaient les leurs. Il y avait aussi un pékinois tacheté de blanc, acheté à la foire ; il devait avoir un nom, mais Zijun lui en donna un nouveau : Ah Sui. Je l'appelais Ah Sui, mais je n'aimais pas ce nom. C'est vrai : l'amour doit sans cesse se renouveler, croître, se créer. Quand je le dis à Zijun, elle hocha la tête en signe de compréhension. Ah, quelles nuits calmes et heureuses c'étaient ! La paix et le bonheur tendent à se figer — et ce fut désormais cette même paix, ce même bonheur, toujours identiques. À la résidence, nous avions encore eu des divergences d'opinion et des malentendus ; depuis notre installation ruelle Jizhao, même cela avait cessé. Nous ne pouvions plus que nous asseoir face à face sous la lampe, à nous remémorer le passé, savourant le plaisir de la réconciliation après la dispute — un plaisir semblable à une renaissance. Zijun avait même grossi, et ses joues avaient repris des couleurs ; malheureusement, elle était sans cesse occupée. Le ménage ne lui laissait même pas le temps de bavarder, encore moins de lire ou de se promener. Nous disions souvent : il faudrait vraiment engager une servante. Tout cela me rendait malheureux aussi. Le soir, quand je rentrais, je la trouvais souvent dissimulant un air mécontent ; ce qui me peinait le plus, c'est qu'elle s'efforçait de sourire. Heureusement, je finis par découvrir la raison : c'était encore la guerre sourde avec la femme du fonctionnaire, dont les poules à huile des deux familles étaient l'étincelle. Mais pourquoi ne me le disait-elle pas ? Chacun devrait avoir un foyer indépendant. Un tel endroit n'était pas habitable. Mon chemin aussi était tracé : six jours par semaine, de la maison au bureau, du bureau à la maison. Au bureau, assis à mon pupitre, je copiais, copiais, copiais des documents et des lettres ; à la maison, j'étais assis avec elle ou je l'aidais à allumer le poêle, à cuire le riz, à faire cuire les pains à la vapeur. C'est à cette époque que j'appris à cuire le riz. Mais ma nourriture était bien meilleure qu'à la résidence. Bien que la cuisine ne fût pas le point fort de Zijun, elle y consacrait toutes ses forces ; et devant ses efforts jour et nuit, je ne pouvais que m'inquiéter avec elle — en guise de partage des joies et des peines. D'autant qu'elle était en nage toute la journée, les cheveux courts collés au front, et que ses mains devenaient de plus en plus rugueuses. Et il y avait encore Ah Sui à nourrir, les poules à huile à nourrir — autant de tâches qu'elle seule pouvait accomplir. Un jour je lui conseillai : que je ne mange pas, passe encore ; mais elle ne devait en aucun cas se tuer au travail ainsi. Elle me jeta un regard, sans ouvrir la bouche, mais son expression parut un peu triste ; alors je me tus aussi. Et pourtant elle continua de s'échiner. Le coup que j'avais pressenti arriva enfin. La veille de la Fête du Double-Dix, j'étais assis là, hébété, tandis qu'elle faisait la vaisselle. On frappa à la porte ; quand j'ouvris, c'était le messager du bureau qui me remit un feuillet imprimé au rouleau. Je m'en doutais déjà. Sous la lampe, je lus — oui, c'était bien imprimé : « Sur ordre du directeur, Shi Juansheng est relevé de ses fonctions. Secrétariat, 9 octobre. » Dès la résidence, j'avais prévu cela : le type à la crème était le compagnon de jeu du fils du directeur et ne manquerait pas de colporter des ragots et de faire son rapport. Que cela n'ait pris effet que maintenant était déjà tardif. Pour moi, ce n'était pas vraiment un coup, car j'avais depuis longtemps décidé que je pourrais copier pour d'autres, donner des cours ou, avec quelque peine, traduire des livres ; de plus, le rédacteur en chef des « Amis de la Liberté » était une vague connaissance, et nous avions encore échangé des lettres deux mois auparavant. Mais mon cœur battait fort. Et le fait que même l'intrépide Zijun avait pâli me fit particulièrement mal ; ces derniers temps, elle aussi semblait être devenue plus craintive. « Et alors ! Hm, on fait du neuf. Nous... » dit-elle. Mais elle n'acheva pas ; ses paroles sonnèrent creuses à mes oreilles ; la lumière de la lampe aussi parut plus terne que d'habitude. Les êtres humains sont vraiment de drôles de créatures — la moindre bagatelle peut les affecter profondément. D'abord nous nous regardâmes en silence, puis nous commençâmes à discuter, et nous décidâmes finalement d'économiser autant que possible, de passer une petite annonce pour chercher du travail de copiste ou de répétiteur, et d'écrire au rédacteur en chef des « Amis de la Liberté » pour lui exposer ma situation et lui demander d'accepter ma traduction et de me donner un coup de main dans cette passe difficile. « Aussitôt dit, aussitôt fait ! Ouvrons une voie nouvelle ! » Je me tournai aussitôt vers le bureau, poussai la bouteille d'huile de sésame et la soucoupe de vinaigre, et Zijun m'apporta la lampe terne. D'abord, je rédigeai l'annonce ; puis je choisis un livre à traduire — depuis le déménagement, je n'en avais plus ouvert aucun, et chaque couverture était recouverte de poussière ; enfin j'écrivis la lettre. J'hésitai longuement, ne sachant comment formuler ; chaque fois que je m'arrêtais pour réfléchir et que je jetais un coup d'œil sur son visage, dans la lumière terne de la lampe, il paraissait aussi accablé. Je n'aurais pas cru qu'une chose si insignifiante pût changer de façon aussi visible la Zijun résolue et intrépide. Ces derniers temps, elle était vraiment devenue beaucoup plus craintive, mais cela n'avait pas commencé ce soir-là. Mon cœur se troubla davantage ; soudain, l'image d'une vie paisible — le silence de la chambre délabrée de la résidence — passa devant mes yeux, je voulus la fixer du regard, mais je ne vis plus que la lumière terne de la lampe. Longtemps après, la lettre aussi fut achevée, une assez longue lettre ; je me sentis épuisé, comme si moi aussi j'étais devenu plus craintif ces derniers temps. Nous décidâmes donc que l'annonce et la lettre seraient envoyées le lendemain même. Comme d'un commun accord, nous redressâmes le dos, et dans le silence, chacun parut sentir la ténacité et l'esprit inflexible de l'autre, et voir au loin l'espoir renaître. Le coup venu de l'extérieur avait en fait ravivé notre esprit. La vie de bureau avait été comme un oiseau entre les mains d'un oiseleur — nourri d'une poignée de millet, jamais gras ; au bout d'un temps, les ailes s'engourdissaient, et même si l'on ouvrait la cage, l'oiseau ne pouvait plus voler. Maintenant j'avais enfin échappé à cette cage, et désormais j'allais prendre mon envol dans un ciel neuf et vaste, tant que je n'avais pas oublié le battement de mes ailes. La petite annonce ne produisit naturellement aucun effet immédiat ; la traduction non plus ne se révéla pas facile — ce que j'avais lu et cru comprendre, à peine m'y mettais-je, se hérissait de difficultés, et j'avançais très lentement. Mais j'étais résolu et travaillais dur ; mon dictionnaire presque neuf, en moins de deux semaines, portait sur la tranche une large bande noire de traces de doigts, témoignant de mon application. Le rédacteur en chef des « Amis de la Liberté » avait dit un jour que sa revue n'enterrerait jamais un bon manuscrit. Malheureusement, je n'avais pas de cabinet de travail ; et Zijun n'était plus aussi sereine et attentionnée qu'avant. La pièce était toujours encombrée de bols et d'assiettes, saturée de fumée de charbon, rendant tout travail tranquille impossible — mais je ne pouvais en accuser que moi-même, faute de moyens pour un bureau à moi. Et par-dessus le marché, Ah Sui. Et par-dessus le marché, les poules à huile. Les poules avaient grandi et offraient encore plus de prétextes aux querelles entre les deux ménages. Et par-dessus le marché, les repas quotidiens « incessants » ; toute l'œuvre de Zijun semblait n'être fondée que sur ces repas. Manger, puis chercher de l'argent, l'argent trouvé, remanger — et nourrir Ah Sui, et nourrir les poules. Elle semblait avoir oublié tout ce qu'elle avait su, et ne songeait pas que le fil de mes pensées était constamment rompu par l'appel à manger. Même quand je laissais paraître un éclair d'irritation à table, elle ne changeait rien et mâchait imperturbablement comme si de rien n'était. Il me fallut cinq semaines pour lui faire comprendre que mon travail ne pouvait être soumis à des horaires de repas fixes. Après qu'elle eut compris, elle fut sans doute fort malheureuse, mais ne dit rien. Mon travail avança effectivement plus vite ; bientôt j'eus traduit au total cinquante mille caractères, et n'avais plus besoin que d'une révision avant de les envoyer, avec deux courts essais terminés, aux « Amis de la Liberté ». Mais les repas continuaient de me chagriner. Que les plats fussent froids ne me gênait pas — mais il n'y en avait pas assez ; parfois même le riz manquait, alors que je mangeais déjà bien moins qu'avant, restant assis toute la journée à me creuser la cervelle. Ah Sui était nourri en premier, et recevait parfois même le mouton qu'elle-même ne s'accordait plus guère. Elle disait qu'Ah Sui était vraiment d'une maigreur pitoyable et que la propriétaire s'en moquait — elle ne supportait pas cette humiliation. Ainsi, les seules à manger mes restes furent les poules à huile. Je ne m'en étais aperçu qu'au bout de longtemps, et en même temps — tout comme Huxley déterminant « la place de l'homme dans la nature » — je compris ma propre place dans ce ménage : quelque part entre le pékinois et les poules à huile. Plus tard, après maintes luttes et pressions, les poules à huile furent peu à peu transformées en mets, et Ah Sui et moi jouîmes d'une bonne dizaine de jours de chair tendre ; mais en vérité elles étaient toutes maigres, car elles ne recevaient plus depuis longtemps que quelques grains de sorgho par jour. Après cela, le calme revint considérablement. Seule Zijun restait abattue, semblant toujours éprouver affliction et ennui, au point de ne plus guère ouvrir la bouche. Comme les gens changent facilement !, pensai-je. Mais Ah Sui non plus ne pouvait plus être gardé. Nous ne pouvions plus espérer de courrier de nulle part ; Zijun n'avait plus depuis longtemps de quoi le faire faire le beau. Et l'hiver approchait si vite ; le poêle allait bientôt devenir un gros problème, et son appétit était depuis longtemps un fardeau que nous ressentions lourdement. Lui non plus ne pouvait plus rester. Si on lui avait mis un brin de paille et qu'on l'avait vendu à la foire, on aurait peut-être obtenu quelques sous ; mais nous ne pouvions ni ne voulions le faire. Finalement, je lui enveloppai la tête dans un baluchon, l'emmenai dans la banlieue ouest et le lâchai. Il voulut me suivre ; je le poussai dans un trou pas très profond. À mon retour, tout me parut encore plus silencieux ; mais l'air désolé et accablé de Zijun me fit sursauter. Je n'avais jamais vu une telle expression sur son visage — c'était bien sûr à cause d'Ah Sui. Mais fallait-il se mettre dans un tel état ? Je ne lui avais même pas encore parlé du trou. Le soir, à son expression accablée s'ajouta une froideur glaciale. « C'est étrange. — Zijun, qu'est-ce qui t'arrive aujourd'hui ? » ne pus-je m'empêcher de demander. « Quoi ? » Elle ne me regarda même pas. « Ton visage... » « Ce n'est rien. — Rien du tout. » Je finis par lire dans ses paroles et ses gestes qu'elle avait visiblement conclu que j'étais un homme sans cœur. En réalité, seul, j'aurais eu la vie facile ; certes, par orgueil, je n'avais jamais fréquenté le monde, et depuis le déménagement je m'étais éloigné de toutes mes anciennes connaissances — mais si seulement je pouvais partir, prendre mon envol, les chemins étaient encore larges. Si j'endurais maintenant la souffrance de cette vie, c'était en grande partie pour elle — et l'abandon d'Ah Sui ne faisait pas exception. Mais le discernement de Zijun semblait se rétrécir de jour en jour ; elle ne pouvait même plus voir cela. Je trouvai une occasion de le lui faire comprendre ; elle hocha la tête comme si elle comprenait. Mais à en juger par sa conduite ultérieure, elle n'avait pas compris — ou n'y croyait pas. Le froid du temps et la froideur de son regard me chassèrent de la maison. Mais où aller ? Dans les rues et les parcs, il n'y avait pas de regards glacials, mais le vent coupait presque la peau. Je finis par trouver mon paradis à la bibliothèque populaire. On n'y payait pas d'entrée ; et dans la salle de lecture, il y avait deux poêles en fonte — même s'ils ne brûlaient que du charbon moribond, leur seule vue réchauffait un peu l'esprit. Mais il n'y avait rien à lire : les vieux livres étaient poussiéreux, et de nouveaux, il n'y en avait presque pas. Heureusement, je n'y allais pas pour lire. Il y venait régulièrement quelques autres, parfois plus de dix, tous en vêtements légers comme moi, chacun lisant son livre — comme prétexte pour se chauffer. Cela me convenait parfaitement. Dans la rue, on risquait de croiser des connaissances et de recevoir un regard méprisant ; mais ici, nul pareil danger, car ces gens-là étaient éternellement blottis autour d'autres poêles en fonte ou adossés à leur propre poêle chez eux. Bien qu'il n'y eût pas de livres pour moi, il y avait le loisir de penser. Assis seul dans le silence, me remémorant le passé, je compri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qu'au cours de cette demi-année, uniquement par amour — un amour aveugle —, j'avais négligé tout le reste de la vie. D'abord et avant tout : vivre. Il faut vivre pour que l'amour ait où se poser. Le monde offre des voies à ceux qui luttent ; et moi non plus, je n'avais pas encore oublié le battement de mes ailes, même s'il était bien plus faible qu'avant... La salle et les lecteurs s'évanouirent peu à peu. Je vis des pêcheurs dans la tempête, des soldats dans les tranchées, des riches en automobile, des spéculateurs à la Bourse, des héros au fond des forêts et des montagnes, des professeurs à leur chaire, des militants dans la nuit noire et des voleurs dans les ténèbres... Zijun — n'était pas à proximité. Elle avait perdu tout son courage ; elle ne faisait plus que pleurer Ah Sui et se perdre dans la cuisson du riz ; et pourtant, chose étrange, elle n'avait pas vraiment maigri... Le froid vint. Les quelques morceaux de charbon moribond dans le poêle finirent par se consumer ; c'était l'heure de la fermeture. Il fallait retourner ruelle Jizhao, affronter le regard glacial. Ces derniers temps, il m'arrivait parfois de rencontrer une expression chaleureuse, mais cela ne faisait qu'accroître ma souffrance. Je me souviens d'un soir où, dans les yeux de Zijun, reparut soudain cette lueur enfantine longtemps disparue, et elle me parla en souriant de notre époque à la résidence, le visage traversé par moments d'un air effrayé. Je savais que ma froideur, qui dépassait désormais la sienne, avait éveillé en elle inquiétude et soupçons ; alors je me forçai à rire et à bavarder, pour lui offrir un peu de réconfort. Mais dès qu'un sourire paraissait sur mon visage, dès que des mots sortaient de ma bouche, ils se muaient en vide, et ce vide se répercutait aussitôt dans mes oreilles et mes yeux — insupportable, méchante dérision de moi-même. Zijun semblait le sentir aussi ; à partir de là, elle perdit son habituelle indifférence engourdie, et malgré ses efforts pour le dissimuler, l'inquiétude et le doute transparaissaient sans cesse — mais envers moi elle devint beaucoup plus douce. Je voulais le lui dire franchement, mais je n'osais pas encore. Chaque fois que je me résolvais à parler et que je voyais ses yeux d'enfant, je ne pouvais que battre en retraite derrière un sourire forcé. Mais celui-ci aussi se muait aussitôt en froide moquerie et me privait de mon calme détachement. Après cela, elle recommença à réviser le passé et à me soumettre à de nouvelles épreuves, me forçant à produire quantité de fausses réponses tendres — lui montrant la tendresse, tandis que le brouillon du mensonge s'inscrivait dans mon propre cœur. Mon cœur se remplit peu à peu de ces brouillons, et souvent j'avais peine à respirer. Dans mon tourment, je pensais souvent : dire la vérité exige naturellement un immense courage ; si l'on n'a pas ce courage et qu'on se complaît dans le mensonge, alors on est aussi incapable d'ouvrir une voie nouvelle dans la vie. Plus encore : un tel homme n'existe même pas ! Le visage de Zijun trahissait du ressentiment, au petit matin, un matin glacial — un ressentiment que je n'avais jamais vu, quoique ce ne fût peut-être que ma perception. Je fus froidement irrité et ris amèrement en moi-même ; toutes ses pensées prétendument affinées et ses discours hardis et intrépides n'aboutissaient en fin de compte qu'au vide, et elle ne s'en rendait même pas compte. Elle ne lisait plus rien depuis longtemps et ne savait plus que la première nécessité de la vie est de survivre, et que sur ce chemin de la survie, il faut ou marcher main dans la main, ou foncer seul. Si l'on se contente de s'accrocher aux basques d'un autre, même un guerrier ne peut combattre — et tous deux périssent ensemble. Je sentais que notre seul espoir nouveau résidait dans la séparation ; elle devait rompre résolument — soudain je pensai aussi à sa mort, mais je me reprochai aussitôt cette pensée et m'en repentis. Heureusement c'était le matin, le temps ne manquait pas ; je pouvais lui dire la vérité. L'ouverture de notre voie nouvelle en dépendait. Je bavardai avec elle, orientant délibérément la conversation vers notre passé, abordant la littérature, puis les écrivains étrangers et leurs œuvres : « Nora », « La Dame de la mer ». Louant la détermination de Nora... C'étaient les mêmes paroles que l'année précédente dans la chambre délabrée de la résidence, mais maintenant elles étaient devenues creuses ; passant de ma bouche à mes propres oreilles, je soupçonnais sans cesse la présence d'un enfant invisible et méchant derrière moi, me singant avec une cruauté haineuse. Elle hochait la tête et écoutait ; puis se tut. Je terminai aussi en bafouillant, et même le dernier écho de mes paroles se perdit dans le vide. « Oui, » dit-elle après un autre silence. « Mais... Juansheng, je trouve que tu as beaucoup changé ces derniers temps. N'est-ce pas ? Toi — dis-le-moi honnêtement. » Je me sentis comme assommé, mais me ressaisis aussitôt et énonçai mon opinion et ma conviction : il fallait ouvrir une voie nouvelle, créer une vie nouvelle — pour éviter de périr ensemble. À la fin, rassemblant tout mon courage, j'ajoutai ces mots : « ... D'ailleurs, tu peux maintenant aller de l'avant bravement, sans aucun souci. Tu voulais que je sois honnête ; oui, on ne doit pas mentir. Je te le dis franchement : parce que — parce que je ne t'aime plus ! Mais c'est mieux pour toi, car ainsi tu peux te consacrer entièrement à ta propre vie... » J'attendais en même temps un grand bouleversement, mais il n'y eut que le silence. Son visage prit soudain une teinte jaune-gris, mortelle ; l'instant d'après, elle parut reprendre vie, et dans ses yeux vacilla une lueur enfantine, tremblante. Ce regard erra de tous côtés, comme celui d'un enfant affamé et assoiffé cherchant sa mère aimante — mais ne cherchant que dans le vide, se détournant avec terreur de mes yeux. Je ne pus regarder plus longtemps. Heureusement c'était le matin ; je m'élançai contre le vent froid vers la bibliothèque populaire. Là, je vis « Les Amis de la Liberté » : mes courts essais étaient tous publiés. Je sursautai presque, comme si j'avais reçu une étincelle de vie. Le chemin de la vie est encore long, pensai-je — mais en l'état, cela ne peut pas durer non plus. Je commençai à rendre visite à des connaissances perdues de vue depuis longtemps, mais cela ne se produisit qu'une ou deux fois. Leurs maisons étaient chaudes, bien sûr, mais j'avais froid jusqu'aux os. La nuit, je me recroquevillais dans une chambre plus froide que la glace. Des aiguilles de glace transperçaient mon âme, me maintenant dans un tourment engourdi et perpétuel. Le chemin de la vie est encore long, et je n'ai pas encore oublié le battement de mes ailes, pensai-je. — Soudain, je pensai à sa mort, mais aussitôt je me le reprochai et m'en repentis. À la bibliothèque populaire, il m'arrivait d'entrevoir un éclat de lumière : une voie nouvelle s'ouvrant devant moi. Elle s'éveille courageusement, sort résolument de cette maison glaciale, et — sans la moindre trace de ressentiment sur le visage. Alors je suis léger comme un nuage, flottant dans l'éther ; au-dessus, le ciel d'azur ; au-dessous, montagnes et mers, palais et tours, champs de bataille, automobiles, places boursières, hôtels particuliers, rues animées sous le soleil, nuits obscures... Et vraiment — je pressentais que cette aube nouvelle était sur le point d'arriver. Nous survécûmes enfin à cet hiver presque insupportable, cet hiver pékinois — comme une libellule entre les mains d'un enfant cruel, attachée par un fil, tourmentée et maltraitée à loisir ; nous eûmes la chance de ne pas y laisser la vie, mais nous finîmes à terre, et ce n'était plus qu'une question de temps. J'avais écrit trois lettres au rédacteur en chef des « Amis de la Liberté » avant de recevoir enfin une réponse ; dans l'enveloppe, il n'y avait que deux bons de librairie — l'un de vingt centimes, l'autre de trente. Les seules relances m'avaient coûté neuf centimes de timbres, un jour de faim, et tout cela pour rien. Mais ce qui devait arriver arriva enfin. Ce fut au tournant de l'hiver et du printemps. Le vent n'était plus aussi froid, et je restais encore plus longtemps dehors ; quand je rentrais, il faisait le plus souvent déjà nuit. Par un de ces soirs sombres, je revins, aussi abattu que d'habitude. À la vue du portail, mon moral s'effondra encore davantage, comme d'habitude, et je ralentis le pas. Mais je finis par entrer dans ma chambre — pas de lumière. Quand je trouvai une allumette et la frottai, ce fut une solitude et un vide étranges ! Encore sous le choc, la femme du fonctionnaire m'appela de derrière la fenêtre. « Aujourd'hui le père de Zijun est venu la chercher, » dit-elle simplement. Ce n'était pas ce que j'avais prévu. Je restai muet, comme frappé par-derrière. « Elle est partie ? » Au bout d'un moment, je ne pus proférer que ces mots. « Elle est partie. » « A-t-elle — a-t-elle dit quelque chose ? » « Rien. Elle m'a seulement demandé de vous dire, quand vous rentreriez, qu'elle était partie. » Je ne le croyais pas ; mais la chambre était d'une solitude et d'un vide étranges. Je regardai partout, cherchant Zijun ; je ne vis que quelques meubles usés et ternes, d'une nudité pathétique, prouvant leur incapacité à dissimuler qui que ce fût. Je cherchai une lettre ou un mot de sa main — rien. Seulement du sel et des piments séchés, de la farine et un demi-chou chinois, réunis en un tas, et à côté quelques dizaines de sapèques. C'était la totalité de nos provisions — et maintenant elle me les avait solennellement laissées, à moi seul, sans un mot, pour que je puisse encore subsister quelque temps. Je me sentis repoussé par tout ce qui m'entourait et courus au milieu de la cour. L'obscurité m'enveloppait ; sur les fenêtres en papier du bâtiment principal, une lumière vive — ils jouaient avec l'enfant en riant. Mon cœur se calma ; sous la pression accablante se dessinait peu à peu, confusément, une issue : montagnes et grands lacs, villes lointaines, lumière électrique sur des banquets fastueux, tranchées, la nuit la plus noire de toutes, l'éclat d'une lame, des pas sans bruit... Mon cœur s'allégea un peu, et je pensai à l'argent du voyage, et je soupirai. Couché, les yeux fermés, je laissai défiler l'avenir imaginé ; avant minuit, tout était épuisé. Dans l'obscurité, je crus voir soudain un tas de nourriture, puis le visage jaune-gris de Zijun apparut, les yeux d'enfant ouverts, me regardant comme pour implorer. Je fixai mon regard — il n'y avait rien. Mais mon cœur redevint lourd. Pourquoi n'avais-je pas patienté quelques jours ? Pourquoi cette hâte à lui dire la vérité ? Maintenant elle savait ; et tout ce qu'elle aurait désormais, c'était la rigueur brûlante de son père — ce créancier de ses propres enfants — et les regards des autres, plus froids que le givre. Rien d'autre que le vide. Portant le poids du vide, marcher à travers la rigueur et les regards glacés sur le prétendu chemin de la vie — quelle chose épouvantable ! Et au bout de ce chemin, rien qu'une tombe — pas même avec une pierre tombale. Je n'aurais pas dû dire la vérité à Zijun. Nous nous étions aimés, et j'aurais dû lui offrir mes mensonges pour toujours. Si la vérité est précieuse, elle n'aurait pas dû signifier pour Zijun ce vide écrasant. Le mensonge est certes aussi un vide — mais à la fin, il n'aurait pas été plus lourd. J'avais cru qu'en disant la vérité à Zijun, elle pourrait aller de l'avant résolument, sans souci — comme lorsque nous allions nous installer ensemble. Mais en cela, je craignais de m'être trompé. Son courage et son intrépidité d'alors venaient de l'amour. Je n'avais pas le courage de porter le poids du mensonge, et j'avais fait peser sur elle le poids de la vérité. Après m'avoir aimé, elle devait porter ce fardeau et marcher à travers la rigueur et les regards glacés sur le prétendu chemin de la vie. Je pense à sa mort... Je vois que je suis un lâche, qui devrait être rejeté par les forts, qu'ils soient véridiques ou menteurs. Et pourtant, elle, du premier au dernier instant, avait espéré que je vivrais encore un peu... Je veux quitter la ruelle Jizhao ; ici, tout n'est que vide et solitude étranges. Je pense : si seulement je quitte cet endroit, Zijun sera comme encore à mes côtés — ou du moins encore dans la ville, et un jour elle viendra me voir à l'improviste, comme autrefois, quand j'habitais à la résidence. Mais toutes mes requêtes et mes lettres restèrent sans réponse ; en désespoir de cause, j'allai voir un vieil ami de la famille que je n'avais plus visité depuis longtemps. C'était un condisciple d'enfance de mon oncle, un académicien réputé pour sa droiture, qui vivait depuis longtemps à Pékin et avait de nombreuses relations. Sans doute à cause de mes vêtements élimés, le portier me reçut avec un regard méprisant. Après bien des difficultés, je fus introduit ; il me reconnut encore, mais fut très froid. Il savait tout de notre histoire. « Naturellement, tu ne peux plus rester ici, » dit-il froidement, après que je l'eus prié de me trouver une place ailleurs. « Mais où aller ? C'est difficile. — Ta, comment dire, ton amie — Zijun — tu sais ? Elle est morte. » Je fus si stupéfait que les mots me manquèrent. « Vraiment ? » demandai-je enfin malgré moi. « Ha ha. Bien sûr que c'est vrai. La famille de mon domestique Wang Sheng est du même village que la sienne. » « Mais — sais-tu de quoi elle est morte ? » « Qui sait ? En tout cas, elle est morte. » J'ai oublié comment je pris congé de lui et revins à mon logis. Je savais qu'il ne mentait pas ; Zijun ne viendrait vraiment plus, pas comme l'année précédente. Même si elle avait tenté de porter le poids du vide à travers la rigueur et les regards glacés et de marcher sur le prétendu chemin de la vie, elle ne le pouvait plus. Son destin était scellé : dans la vérité que je lui avais donnée — dans un monde sans amour — elle avait péri ! Naturellement, je ne pouvais plus rester ici ; mais — « où aller ? » Autour de moi, le vide immense et le silence de mort. La mort dans les yeux des mal-aimés — les ténèbres devant leurs yeux — je croyais tout voir, tout entendre : toute l'angoisse et le combat désespéré. J'attendais encore quelque chose de nouveau, d'innommé, d'inattendu. Mais jour après jour, rien que le silence de mort. Par rapport à avant, je ne sortais presque plus, assis ou couché dans le vide immense, laissant le silence de mort ronger mon âme. Parfois, le silence de mort lui-même frissonnait, se retirait, et dans cet instant entre l'extinction et la persistance, luisait l'espoir nouveau, innommé, inattendu. Un jour — une matinée maussade — le soleil peinait encore derrière les nuages ; l'air même semblait épuisé. Mes oreilles perçurent de menus pas et un reniflement, et j'ouvris les yeux. Au premier regard, la chambre était aussi vide que toujours ; mais quand mon regard tomba par hasard sur le sol, un petit animal y tournoyait — maigre, à demi mort, couvert de poussière... Je regardai mieux, et mon cœur s'arrêta, puis se mit à battre la chamade. C'était Ah Sui. Il était revenu. Si je quittai la ruelle Jizhao, ce ne fut pas seulement à cause des regards méprisants du propriétaire, de sa famille et de la servante — c'était en grande partie à cause d'Ah Sui. Mais — « où aller ? » De nouvelles voies, il y en avait certes encore beaucoup ; je le savais vaguement, et de temps en temps j'en entrevoyais une, confusément, tout près de moi — mais je ne savais toujours pas comment faire le premier pas. Après de longues réflexions et comparaisons, la résidence restait le seul endroit qui voulût encore de moi. La même chambre délabrée, le même lit de planches, le même sophora à demi desséché et la même glycine — mais tout ce qui m'avait jadis donné espoir, joie, amour et vie avait disparu. Il ne restait qu'un vide — le vide que j'avais acheté avec la vérité. Il y a encore beaucoup de voies nouvelles dans la vie, et je dois les emprunter, car je suis encore vivant. Mais je ne sais pas encore comment faire ce premier pas. Parfois, il me semble voir la voie nouvelle comme un long serpent gris-blanc, se tortillant vers moi ; j'attends, j'attends, je le vois approcher — mais soudain il disparaît dans les ténèbres. Les nuits de ce début de printemps sont encore si longues. Dans la longue immobilité silencieuse, je me souviens d'un enterrement vu ce matin dans la rue : devant, des figurines et des chevaux de papier ; derrière, des lamentations qui ressemblaient à un chant. Je comprends maintenant combien ces gens sont avisés — comme tout cela est simple et commode. Mais alors l'enterrement de Zijun m'apparaît devant les yeux : seule, portant sur ses épaules le poids du vide, avançant sur une longue route grise — et disparaissant l'instant d'après dans la rigueur et les regards glacés qui l'entourent. Je voudrais qu'il y eût vraiment des fantômes, qu'il y eût vraiment un enfer — alors, même dans le hurlement du vent expiatoire, je chercherais Zijun et lui dirais en face mon remords et ma tristesse, et je lui demanderais pardon ; sinon, que les flammes empoisonnées de l'enfer m'encerclent et consument impitoyablement mon remords et ma tristesse. J'embrasserais Zijun dans le vent expiatoire et les flammes empoisonnées, et je la supplierais de me pardonner — ou de la satisfaire... Mais cela est encore plus vide qu'une voie nouvelle ; tout ce qui reste maintenant, c'est cette nuit de début de printemps, et elle est encore si longue. Je suis vivant, et je dois faire le premier pas vers une voie nouvelle — mais ce premier pas n'est rien d'autre que d'écrire mon remords et ma tristesse, pour Zijun et pour moi-même. Et je n'ai toujours qu'une lamentation semblable à un chant pour faire à Zijun ses funérailles — l'ensevelir dans l'oubli. Je veux oublier ; pour moi-même — et je veux cesser de penser que j'ensevelis Zijun dans l'oubli. Je veux faire le premier pas vers une voie nouvelle. Je veux enfouir la vérité au plus profond de la blessure de mon cœur et avancer en silence, avec l'oubli et le mensonge pour guides... Achevé le 21 octobre 1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