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Xun Complete Works/zh/Zhufu

祝福 — New Year's Sacrifice

Work Information

Chinese Title	祝福
English Title	New Year's Sacrifice
German Title	Das Neujahrsfest
Genre	Short Story
Sections	16
Status	Complete (DE/EN/FR)
Database ID	zhufu

Part of the Lu Xun's Complete Works translation project.

Chinese Original Text (中文原文)

Total: 62,223 characters in 16 section(s).

Section 1

祝福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蹰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蹰，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的陪着。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屡次想问，而终于中止了。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这样闷闷的吃完了一餐饭。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

她不是鲁镇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卫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说是自己母家的邻舍，死了当家人，所以出来做工了。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但看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皱眉，将她留下了。试工期内，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钱五百文。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新年才过，她从河边淘米回来时，忽而失了色，说刚才远远地看见一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为寻她而来的。四婶很惊疑，打听底细，她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

“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

此后大约十几天，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卫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因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四叔说。

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过谢，出去了。其时已经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么？……”好一会，四婶这才惊叫起来。她大约有些饿，记得午饭了。

于是大家分头寻淘箩。她先到厨下，次到堂前，后到卧房，全不见淘箩的影子。四叔踱出门外，也不见，直到河边，才见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边还有一株菜。

看见的人报告说，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篷是全盖起来的，不知道什么人在里面，但事前也没有人去理会他。待到祥林嫂出来淘米，刚刚要跪下去，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象是山里人，一个抱住她，一个帮着，拖进船去了。祥林嫂还哭喊了几声，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声息，大约给用什么堵住了罢。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来，一个不认识，一个就是卫婆子。窥探舱里，不很分明，她象是捆了躺在船板上。

“可恶！然而……。”四叔说。

这一天是四婶自己煮午饭；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

午饭之后，卫老婆子又来了。

“可恶！”四叔说。

“你是什么意思？亏你还会再来见我们。”四婶洗着碗，一见面就愤愤的说，“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闹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么？”

“阿呀阿呀，我真上当。我这回，就是为此特地来说说清楚的。她来求我荐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瞒着她的婆婆的呢。对不起，四老爷，四太太。总是我老发昏不小心，对不起主顾。幸而府上是向来宽洪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这回我一定荐一个好的来折罪……。”

“然而……。”四叔说。

于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终结，不久也就忘却了。

只有四婶，因为后来雇用的女工，大抵非懒即馋，或者馋而且懒，左右不如意，所以也还提起祥林嫂。每当这些时候，她往往自言自语的说，“她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意思是希望她再来。但到第二年的新正，她也就绝了望。

新正将尽，卫老婆子来拜年了，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自说因为回了一趟卫家山的娘家，住下几天，所以来得迟了。她们问答之间，自然就谈到祥林嫂。

“她么？”卫老婆子高兴的说，“现在是交了好运了。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家墺的贺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

“阿呀，这样的婆婆！……”四婶惊奇的说。

“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我们山里人，小户人家，这算得什么？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将她嫁到里山去。倘许给本村人，财礼就不多；惟独肯嫁进深山野墺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只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吓，你看，这多么好打算？……”

“祥林嫂竟肯依？……”

“这有什么依不依。——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只要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可是祥林嫂真出格，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利害，大家还都说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同呢。太太，我们见得多了：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说要寻死觅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闹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连花烛都砸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阿呀呀，这真是……。”她摇一摇头，顺下眼睛，不说了。

“后来怎么样呢？”四婶还问。

“听说第二天也没有起来。”她抬起眼来说。

“后来呢？”

“后来？——起来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新年就两岁了。我在娘家这几天，就有人到贺家墺去，回来说看见他们娘儿俩，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

从此之后，四婶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

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约是得到祥林嫂好运的消息之后的又过了两个新年，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桌上放着一个荸荠式的圆篮，檐下一个小铺盖。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而且仍然是卫老婆子领着，显出慈悲模样，絮絮的对四婶说：

“……这实在是叫作‘天有不测风云’，她的男人是坚实人，谁知道年纪青青，就会断送在伤寒上？本来已经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饭，复发了。幸亏有儿子；她又能做，打柴摘茶养蚕都来得，本来还可以守着，谁知道那孩子又会给狼衔去的呢？春天快完了，村上倒反来了狼，谁料到？现在她只剩了一个光身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好在她现在已经再没有什么牵挂，太太家里又凑巧要换人，所以我就领她来。——我想，熟门熟路，比生手实在好得多……。”

“我真傻，真的，”祥林嫂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墺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山墺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接着但是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

四婶起初还踌蹰，待到听完她自己的话，眼圈就有些红了。她想了一想，便教拿圆篮和铺盖到下房去。卫老婆子仿佛卸了一肩重担似的嘘一口气；祥林嫂比初来时候神气舒畅些，不待指引，自己驯熟的安放了铺盖。她从此又在鲁镇做女工了。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然而这一回，她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上工之后的两三天，主人们就觉得她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四婶的口气上，已颇有些不满了。当她初到的时候，四叔虽然照例皱过眉，但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也就是祭祀，这回她却清闲了。桌子放在堂中央，系上桌帏，她还记得照旧的去分配酒杯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

她讪讪的缩了手。又去取烛台。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说。

她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没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开。她在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

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她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我真傻，真的，”她说。“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大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满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各处去一问，都没有。我急了，央人去寻去。直到下半天，几个人寻到山墺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果然，他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可怜他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

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她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她。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我真傻，真的，”她开首说。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他们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

她张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但她还妄想，希图从别的事，如小篮，豆，别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来。倘一看见两三岁的小孩子，她就说：

“唉唉，我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也就有这么大了。……”

孩子看见她的眼光就吃惊，牵着母亲的衣襟催她走。于是又只剩下她一个，终于没趣的也走了。后来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气，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的先问她，道：

“祥林嫂，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她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

鲁镇永远是过新年，腊月二十以后就忙起来了。四叔家里这回须雇男短工，还是忙不过来，另叫柳妈做帮手。杀鸡，宰鹅；然而柳妈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烧火之外，没有别的事，却闲着了，坐着只看柳妈洗器皿。微雪点点的下来了。

“唉唉，我真傻，”祥林嫂看了天空，叹息着，独语似的说。

“祥林嫂，你又来了。”柳妈不耐烦的看着她的脸，说。“我问你：你额角上的伤疤，不就是那时撞坏的么？”

“唔唔。”她含胡的回答。

“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

“我么？……”

“你呀。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

“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看。”她笑了。

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钉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

她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十二千。

她久已不和人们交口，因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厌弃了的；但自从和柳妈谈了天，似乎又即传扬开去，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

“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肯了？”一个说。

“唉，可惜，白撞了这一下。”一个看着她的疤，应和道。

她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她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菜，淘米。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但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象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祥林嫂怎么这样了？倒不如那时不留她。”四婶有时当面就这样说，似乎是警告她。

然而她总如此，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他们于是想打发她走了，教她回到卫老婆子那里去。但当我还在鲁镇的时候，不过单是这样说；看现在的情状，可见后来终于实行了。然而她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卫老婆子家然后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在酒楼上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Ｓ城。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竟暂寓在Ｓ城的洛思旅馆里了；这旅馆是先前所没有的。城圈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不到两个时辰，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

我所住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午餐本没有饱，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

EN: The New Year's Sacrifice

The end of the year by the old calendar does look most like the year's end after all. Not only in the villages and towns—even the sky seems to show signs of the approaching New Year. Flashes of light appear intermittently among the heavy, grayish-white evening clouds, followed by dull rumbles: firecrackers bidding farewell to the Kitchen God. Those set off nearby are even louder, and before the deafening noise has died away, the air is already suffused with a faint scent of gunpowder. It was on just such a night that I returned to my hometown of Luzhen. Though I call it my hometown, I no longer had a home there, so I had to put up temporarily at Fourth Uncle Lu's house. He was of my clan, a generation older than me, and I was obliged to call him "Fourth Uncle"—an old licentiate who occupied himself with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He had not changed much from before, only aged a little, and still wore no beard. Upon meeting came the customary pleasantries, and after remarking that I had "put on weight," he launched into a tirade against the Reformists. But I knew his invective was not aimed at me—he was still railing against Kang Youwei. Yet conversation was doomed to go nowhere, and before long I found myself alone in the study.

The next day I rose very late, and after lunch went out to visit some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day after was much the same. None had changed much, only grown a bit older; but every household was busy preparing for the "Blessing." This was the great year-end ceremony in Luzhen—a devout and solemn ritual of welcoming the God of Fortune and praying for good luck in the coming year. Chickens were killed, geese slaughtered, pork bought and washed with care; the women's arms turned red from the water, some still wearing silver bracelets. After cooking, chopsticks were stuck in at random—these were called "blessing offerings." In the fifth watch they were laid out, incense and candles lit, and the Gods of Fortune reverently invited to partake. Only men were permitted to bow, and after bowing, firecrackers were set off as a matter of course. Year after year, household after household—so long as one could afford the offerings and firecrackers—and this year naturally too. The sky grew darker; in the afternoon it began to snow, snowflakes as large as plum blossoms swirling through the sky, mingling with smoke and bustle, turning all of Luzhen into confusion. When I returned to Fourth Uncle's study, the tiles were white with snow, and the room seemed brighter; clearly visible on the wall was the large character "Longevity" in red rubbing, written by the patriarch Chen Tuan. One scroll of the couplet had fallen and lay rolled on the long table; the other still hung: "Understanding principles thoroughly, keeping one's heart tranquil and composed." Listlessly I went to the desk by the window and looked through what was there—only a seemingly incomplete Kangxi Dictionary, a volume of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and The Four Books Expounded. Whatever happened, I was determined to leave the next day.

Besides, the memory of yesterday's encounter with Xianglin's Wife would not let me rest. It had been in the afternoon; I had visited a friend at the eastern end of town, and as I came out I met her by the riverbank. From the direction of her staring eyes I knew she was walking straight toward me. Of everyone I had seen this visit, her change was the greatest: the hair streaked with gray five years before was now entirely white, not at all like someone around forty; her face was haggard and emaciated, sallow verging on black, all trace of former sorrow erased, as if carved from wood; only the occasional turning of her eyeballs showed she was a living creature. In one hand she carried a bamboo basket with a cracked bowl, empty; in the other a bamboo staff taller than herself, badly splintered at the base—she had clearly become a beggar.

I stopped and waited for her to ask for alms.

"So you've come back?" was the first thing she said.

"Yes."

"That's good. You're a scholar, you've traveled and seen the world. There's something I'd like to ask you." Her dull eyes suddenly lit up.

I hadn't expected this. I stood trying to guess her question.

"It's this—" she lowered her voice with a solemn gravity, as if confiding a secret: "After a person dies, is there really a soul, or isn't there?"

I was startled. Her gaze bored into me—not the question of a woman indifferent to begging. I felt hot all over, more nervous than a student caught off guard by an examiner. Whether there was a soul—I had never really thought about it. What should I answer? In that brief moment I reflected that people in Luzhen probably all believed in the soul—but she seemed to doubt, or rather hoped there was one. If she hoped—why should I destroy that hope? After a moment's hesitation I said:

"There is one—yes, I think so."

"Then there's a hell too?"

"Ah, hell?" I stammered. "Hell—well, there should be one. But not necessarily. Who really cares about such things..."

"Then all the members of a family must meet again after death?"

"Meet again?" Now I was unsure of my own words. Never had I considered such questions. Pressed by her, I felt uneasy. I decided to hedge: "Meet again?... Well... that's hard to say... Whether the soul exists is still an open question..."

Hearing my vague, contradictory words, she first stared at me, then silently turned away and walked off without a word, back into the snowflakes.

DE: Der Segen

Der Jahresschluss nach dem alten Kalender sieht doch am meisten nach Jahresschluss aus; nicht nur in den Dörfern und Städtchen, selbst am Himmel zeigt sich schon die Atmosphäre des nahenden Neujahrs. Aus den grauweißen, schweren Abendwolken blitzt es von Zeit zu Zeit auf, und ein dumpfer Knall folgt — das sind die Feuerwerkskörper zur Verabschiedung des Küchengottes; die aus der Nähe abgefeuerten sind noch kräftiger, und ehe der ohrenbetäubende Lärm verklungen ist, hat sich der Geruch von Schießpulver schon in der Luft verbreitet. Es war gerade in dieser Nacht, als ich in meine Heimatstadt Luzhen zurückkehrte. Obgleich ich sie meine Heimat nenne, hatte ich dort doch kein Haus mehr und musste daher vorübergehend im Hause des Vierten Herrn Lu Quartier nehmen. Er gehört zu meiner Sippe, eine Generation älter als ich, und ich musste ihn „Vierter Onkel" nennen — ein alter Lizentiat, der sich mit der neokonfuzianischen Philosophie befasste. Er hatte sich gegenüber früher nicht viel verändert, war nur etwas gealtert, trug aber immer noch keinen Bart. Beim Wiedersehen die üblichen Höflichkeiten; nachdem er gesagt hatte, ich sei „dicker geworden", begann er sogleich, über die Reformpartei zu schimpfen. Aber ich wusste, dass seine Schimpfworte nicht mir galten: er schimpfte noch immer auf Kang Youwei. Doch jedes Gespräch verlief fruchtlos, und so war ich bald allein im Studierzimmer.

Am zweiten Tag stand ich sehr spät auf und besuchte nach dem Mittagessen einige Verwandte und Freunde; am dritten Tag ebenso. Auch sie hatten sich kaum verändert, waren nur etwas älter geworden; doch in allen Häusern herrschte geschäftiges Treiben — man bereitete den „Segen" vor. Das war die große Feier zum Jahresende in Luzhen, bei der man andächtig und mit allen Zeremonien die Glücksgötter empfing und um Glück für das kommende Jahr bat. Man schlachtete Hühner und Gänse, kaufte Schweinefleisch und wusch es sorgfältig; die Arme der Frauen waren vom Wasser ganz rot, manche trugen noch silberne Armreifen. Nach dem Kochen steckte man kreuz und quer Essstäbchen hinein — das nannte man „Segensgaben". In der fünften Nachtwache stellte man sie auf, zündete Räucherstäbchen und Kerzen an und lud die Glücksgötter ehrerbietig zum Genuss ein; die Verbeugungen waren allein den Männern vorbehalten, danach wurden wieder Feuerwerkskörper abgebrannt. Jedes Jahr war es so, in jedem Haus war es so — sofern man sich Segensgaben und Feuerwerkskörper leisten konnte — und natürlich auch in diesem Jahr. Der Himmel wurde immer dunkler; am Nachmittag begann es zu schneien, die Schneeflocken so groß wie Pflaumenblüten, wirbelten über den ganzen Himmel, vermischt mit Rauch und geschäftigem Treiben, und brachten ganz Luzhen durcheinander. Als ich ins Studierzimmer des Vierten Onkels zurückkehrte, waren die Dachziegel schneeweiß, und auch das Zimmer erschien heller; deutlich erkannte man an der Wand das große Schriftzeichen „Langes Leben" in rotem Steinabdruck, geschrieben vom Patriarchen Chen Tuan. Die eine Hälfte des Spruchpaars war abgefallen und lag aufgerollt auf dem langen Tisch; die andere hing noch: „In den Dingen bewandert, im Gemüt gelassen und friedvoll." Gelangweilt ging ich zum Schreibtisch am Fenster und blätterte herum; ich fand nur ein unvollständiges „Kangxi-Wörterbuch", einen Band „Jinsilu Jizhu" und einen „Sishu Chen". Wie auch immer, ich würde morgen abreisen.

Zudem ließ mich die Begegnung mit der Xianglin-Schwägerin am Vortag nicht zur Ruhe kommen. Es war am Nachmittag gewesen; ich hatte einen Freund am östlichen Ende der Stadt besucht und war gerade herausgekommen, als ich ihr am Flussufer begegnete. An der Richtung ihrer starren Augen erkannte ich, dass sie auf mich zukam. Von allen, die ich bei diesem Besuch gesehen hatte, war der Wandel bei niemandem so groß wie bei ihr: Das Haar, das vor fünf Jahren schon ergraut war, war nun ganz weiß, unmöglich für jemanden um die Vierzig; das Gesicht abgezehrt, gelblich ins Schwarze spielend, alle Trauer verschwunden, als sei es aus Holz geschnitzt; nur wenn sich die Augäpfel drehten, erkannte man, dass sie ein lebendes Wesen war. In einer Hand trug sie einen Bambuskorb mit einer zersprungenen, leeren Schale; in der anderen einen Bambusstab, länger als sie selbst, unten abgesplittert — sie war zur Bettlerin geworden.

Ich blieb stehen und wartete, dass sie mich um eine Gabe bitten würde.

„Du bist also zurück?" sagte sie als Erstes.

„Ja."

„Das trifft sich gut. Du bist ein Gelehrter, bist in der Welt herumgekommen und hast viel gesehen. Es gibt etwas, das ich dich fragen möchte." Ihre trüben Augen begannen plötzlich zu leuchten.

Damit hatte ich nicht gerechnet. Ich stand da und versuchte zu erraten, was sie wohl fragen wollte.

„Es ist nämlich so —" begann sie, senkte die Stimme mit feierlichem Ernst, als vertraue sie ein Geheimnis an: „Gibt es nach dem Tod eigentlich eine Seele oder nicht?"

Ich erschrak. Ihr Blick bohrte sich in mich — das war nicht die Frage einer gleichgültigen Bettlerin. Mir wurde heiß, nervöser als ein Prüfling, neben dem plötzlich der Aufseher steht. Ob es eine Seele gibt — darüber hatte ich nie nachgedacht. Was sollte ich antworten? In dem kurzen Moment dachte ich, die Leute in Luzhen glaubten wohl alle an eine Seele — sie aber schien zu zweifeln, oder vielmehr: sie hoffte, dass es eine gab. Wenn sie hoffte — warum sollte ich ihr diese Hoffnung nehmen? Nach kurzem Zögern sagte ich:

„Es gibt eine — ja, ich denke schon."

„Dann gibt es auch eine Hölle?"

„Ach, die Hölle?" stotterte ich überrascht. „Die Hölle — na ja, die sollte es eigentlich auch geben. Aber nicht unbedingt. Wer kümmert sich schon darum..."

„Dann müssen sich alle Angehörigen einer Familie nach dem Tod wiedersehen?"

„Ob sie sich wiedersehen?" Nun war ich mir meiner eigenen Worte nicht mehr sicher. Nie hatte ich mich mit solchen Fragen befasst. Jetzt, wo sie mich bedrängte, wurde mir beklommen. Ich beschloss, mich herauszuwinden: „Wiedersehen?... Das... das ist schwer zu sagen... Ob die Seele existiert, steht noch dahin..."

Als sie meine vagen, sich widersprechenden Worte hörte, starrte sie mich an, wandte dann stumm den Blick ab und ging wortlos davon, zurück in die Schneeflocken.

FR: La Bénédiction du Nouvel An

La fin de l'année selon l'ancien calendrier ressemble décidément le plus à une fin d'année ; pas seulement dans les bourgs et villages, même le ciel semble annoncer l'approche du Nouvel An. De temps à autre, des éclairs jaillissent parmi les lourds nuages gris-blanc du soir, suivis d'une détonation sourde — les pétards pour raccompagner le Dieu du Foyer ; ceux qu'on tire à proximité sont plus violents encore, et avant que le vacarme assourdissant ne se soit tu, l'air est déjà empli d'un vague parfum de poudre.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nuit-là que je retournai dans ma ville natale de Luzhen. Bien que je l'appelle ma ville natale, je n'y avais plus de maison ; il me fallut donc loger provisoirement chez le Quatrième Seigneur Lu. Il était de mon clan, d'une génération mon aîné, et je devais l'appeler « Quatrième Oncle » — un vieux licencié voué à la philosophie néoconfucéenne. Il n'avait guère changé, avait seulement un peu vieilli, et ne portait toujours pas de barbe. Les retrouvailles amenèrent les politesses d'usage ; après m'avoir dit que j'avais « grossi », il se lança dans des imprécations contre les Réformistes. Mais je savais que ce n'était pas moi qu'il visait : il pestait encore contre Kang Youwei. La conversation n'aboutissait jamais, et bientôt je me retrouvai seul dans le bureau.

Le lendemain, je me levai très tard et, après le déjeuner, rendis visite à quelques parents et amis ; le surlendemain fut pareil. Eux non plus n'avaient guère changé, juste un peu vieilli ; mais chaque maison s'affairait aux préparatifs de la « Bénédiction ». C'était la grande cérémonie de fin d'année à Luzhen, où l'on accueillait avec dévotion les dieux de la Fortune pour implorer la chance de l'année à venir. On tuait poulets et oies, achetait du porc qu'on lavait avec soin ; les bras des femmes étaient rougis par l'eau, certaines portant encore des bracelets d'argent. Après la cuisson, on y plantait des baguettes en tous sens — les « offrandes de la Bénédiction ». À la cinquième veille on les disposait, allumait encens et bougies, et invitait respectueusement les dieux de la Fortune à en jouir. Seuls les hommes avaient le droit de se prosterner ; après quoi on tirait des pétards. Chaque année ainsi, dans chaque maison — pourvu qu'on eût les moyens — et cette année aussi. Le ciel s'assombrissait ; l'après-midi, il commença à neiger, les flocons grands comme des fleurs de prunier tourbillonnant dans tout le ciel, mêlés de fumée et d'agitation, plongeant Luzhen dans la confusion. De retour au bureau du Quatrième Oncle, les tuiles étaient blanches de neige et la pièce paraissait plus claire ; on distinguait nettement sur le mur le grand caractère « Longévité » en estampage rouge du patriarche Chen Tuan. L'un des rouleaux du distique s'était détaché et gisait sur la longue table ; l'autre pendait encore : « Comprendre les principes en tout, garder l'esprit serein et paisible. » Désœuvré, j'allai au bureau près de la fenêtre et feuilletai ce qui s'y trouvait : un Dictionnaire Kangxi apparemment incomplet, les Commentaires réunis sur les Réflexions et l'Exégèse des Quatre Livres. Quoi qu'il en fût, je partirais le lendemain.

D'autant que le souvenir de ma rencontre de la veille avec la Belle-sœur Xianglin ne me laissait pas en paix. C'était l'après-midi ; j'avais visité un ami à l'est du bourg, et en sortant je l'avais croisée au bord de la rivière. À la direction de son regard fixe, je compris qu'elle venait droit vers moi. De tous ceux que j'avais revus, c'était chez elle que le changement était le plus grand : ses cheveux grisonnants d'il y a cinq ans étaient tout blancs, impossibles pour quelqu'un d'environ quarante ans ; le visage décharné, jaunâtre tirant sur le noir, toute trace de tristesse effacée, comme taillé dans le bois ; seul le mouvement occasionnel de ses prunelles indiquait un être vivant. D'une main elle portait un panier de bambou avec un bol ébréché, vide ; de l'autre un bâton de bambou plus grand qu'elle, éraflé à la base — elle était devenue mendiante.

Je m'arrêtai, attendant qu'elle demande l'aumône.

« Te voilà de retour ? » dit-elle d'abord.

« Oui. »

« C'est bien. Tu es un lettré, tu as voyagé. Il y a quelque chose que je voudrais te demander. » Ses yeux ternes s'illuminèrent soudain.

Je ne m'y attendais pas. Je restai là, essayant de deviner sa question.

« Voilà — » dit-elle en baissant la voix avec une gravité solennelle : « Après la mort, y a-t-il vraiment une âme, ou non ? »

Je fus saisi. Son regard me transperçait — ce n'était pas la question d'une mendiante indifférente. Je sentis une bouffée de chaleur, plus nerveux qu'un candidat surpris par un examinateur. L'existence de l'âme — je n'y avais jamais réfléchi. Que répondre ? En cet instant, je songeai que les gens de Luzhen croyaient sans doute en l'âme — mais elle semblait douter, ou plutôt espérer qu'il en existât une. Si elle espérait — pourquoi lui ôter cet espoir ? Après une brève hésitation :

« Il y en a une — oui, je le pense. »

« Alors il y a aussi un enfer ? »

« Ah, l'enfer ? » balbutiai-je. « L'enfer — eh bien, il devrait exister aussi. Mais pas nécessairement. Qui s'en soucie... »

« Alors tous les membres d'une famille doivent se retrouver après la mort ? »

« Se retrouver ? » Je ne savais plus ce que je disais. Jamais je ne m'étais penché sur ces questions. Pressé par elle, je me sentais mal à l'aise. Je décidai de biaiser : « Se retrouver ?... C'est difficile à dire... Que l'âme existe ou non reste une question ouverte... »

En entendant mes paroles vagues et contradictoires, elle me dévisagea, puis détourna silencieusement le regard et s'éloigna sans un mot, retournant dans les flocons de neige.

Section 2

我爱那，不要太多的道德者：一个道德是多于两个，因为那是更多的结，在这上头挂着运命。

我爱那，对于精神的浪费，不要感谢，也不报偿者：这便是他只有馈赠而不要藏着。

我爱那，倘骰子掷下于他有利，便自羞耻者，这时他问：我不是欺诈的赌客么？——这便是他要到底里去。

我爱那，在他的行为以前，先撒出了金言，以及比他约言，总是做得更多者：这便是他要他的下去。

我爱那，纠正将来，而且补救已往者：这便是他要过了现在而到底里去。

我爱那，惩办他的神，就因为爱他的神者：这便是他须为着他的神的愤怒而到底里去。

我爱那，便是受了伤，灵魂也深深地，并且为着小事件也能到底里去者：这样他便欣然的过了桥梁。

我爱那，灵魂很充满，至于自己忘了，而且一切事物都在他这里者：这样便是一切事物都是他的下去。

我爱那，自由的精神和自由的心者：这样便是他的头单是他的心的内脏，但他的心赶着他至于下去。

我爱那一切，沉重的水滴似的，从挂在人上面的黑云，点滴下落者：他宣示说，闪电来哩，并且作为宣示者而到底里去。

喂，我是闪电的宣示者，是云里来的沉重的一滴：但这闪电便名超人——

五

察拉图斯忒拉说了这话的时候，又看着群众而且沉默了。“他们在这里站着”，他对他的心说，“他们在这里笑：他们不懂我，我不是合于这些耳朵的嘴。

人于他们，应该先打碎了耳朵，使他们学，用着眼听么？应该像罐鼓和街道说教师似的格格的闹么？或者他们只相信吃嘴么？

他们有一点东西，藉此高傲着。使他们高傲的，名为什么呢？这便名教育，这便使他们赛过了牧羊儿。

因此他们不乐听对于自己的‘侮蔑’这一句话。那么我便要将高傲说给他们。

那么我便要对他们说最可侮蔑的事：但这便是末人。”

于是察拉图斯忒拉对群众这样说：

到这时候了，人自己竖起他的目的。到这时候了，人种下他最高希望的萌芽。

你们的土壤还很肥。但你们的土壤也会贫瘠的，至于再不能从他这里长出高大的树。

咦！这时候会来的，人再不能从人上头射出他的热望的箭，而且他的弓弦也忘却了发响了！

我说给你们：人该在自己里有一点浑沌，为能够生出一个舞蹈的星。我说给你们：你们在你们里还有着浑沌。

咦！这时候会来的，再不能生出什么星了。咦！这时候会来的，都成了自己再也不能侮蔑的，最可侮蔑的人了。

喂！我示给你们末人。

“甚么是爱！甚么是创造？甚么是热望？甚么是星？”——末人这样问，着眼。

地也就小了，在这上面跳着末人，就是那做小了一切的。他的种族是跳蚤似的除灭不完；末人活得最长久。

“我们发见了幸福了，”末人说而且着眼。

他们离开了那些地方，凡是难于生活的：因为人要些温暖。人也还爱邻人而且大家挤擦着：因为人要些温暖。

生病和怀疑的，在他们算有罪：大家小心着走。还有在石子或人里绊了脚的呵，一个呆子！

加减一点毒：会做舒服的梦。终于许多毒：便是舒服的死。

人也还劳动，因为劳动便是娱乐。但人都用了心，想这劳动不会损。

人再没有穷的和富的了：两样都太烦厌。谁还要统治呢？谁还来服从呢？两样都太烦厌。

没有牧人，一个羊群！个个要一样，个个是一样：谁有想到别的，是自己要进狂人院去。

“从前是全世界都错了”——最伶俐的人说而且着眼。

人都聪明而且知道一切，现出什么事：所以揶揄没有了期。人也还纷争，但也就和睦——否则毁了胃。

人都为白昼寻一点他的小高兴，又为晚上寻一点他的小高兴：但人都尊重健康。

“我们发见了幸福了，”——末人说而且着眼。——

这里完结了察拉图斯忒拉的开首的说话，人也称作“序言”的：因为这时候，众人的呼喊和嘲笑将他打断了。“给我们这末人，阿，察拉图斯忒拉——他们这样叫——造我们成为这末人！我们便赠给你超人！”所有的群众欢呼而且鼓舌。察拉图斯忒拉却愀然的，对他的心说：

“他们不懂我：我不是合于这些耳朵的嘴。

或者我生活在山间太长久，我听那流水和树木也太多了：现在对了他们说，不异对着牧羊儿。

不动的是我的灵魂而且朗然如上午的山。但他们想，我是冷的，是一个讥刺家正在吓人的嘲骂。

现在他们瞥视我而且笑：而且他们正在笑，他们也仍嫌忌我。这有冰在他们的笑里。”

六

但这里发生一件事，使所有的嘴都堵住所有的眼都睁大了。这时走索者已经开始了他的艺：他跨出小门便在索子上走，索子系在两塔之间，这模样，横亘在市场和群众上面的。但他刚在他的中途，小门又开一次，一个花绿小子，小丑似的，跳了出来而且用快步去追赶那第一个。“前去，羊脚，”他的怕人的声音叫喊说，“前去，懒畜生，私贩子，病脸！不要教我用我的脚跟搔痒你！你在两塔中间干甚么？你属于塔里面，人应该监禁你，一个更好的，比你更好，你阻了他自由的道！”——每一句话，他便一步一步的只是逼近：但到他在他后面只剩了一步时候，便现出可怕的事，至于所有的嘴都堵住所有的眼都睁大了：——他发一声喊，恶鬼一般，跳过了这人，这正在路上的。当他看见他竞争者这样的得了胜，便失了他的头和他的索子；他抛却竿子，直射下来比竿子还迅速，一阵手和脚的风车似的，直向着深处。市场和群众有如海，正当涛头内卷时的，都腾跳推挤着奔逃，而且最甚的，是该当落下那身体来的所在。

但察拉图斯忒拉却站着，紧靠着他，落下了身体，变样而且损伤，只是没有死。过一刻，神识回到这破烂者这里，他并且看见察拉图斯忒拉跪在自己的旁边。“你在这里做甚么？”他终于说，“我早知道，恶鬼会从我这里偷去一条腿。现在他拉我到地狱去，你肯拦阻他么？”

“凭我的名誉，朋友，”察拉图斯忒拉答，“全是没有的事，凡是你所说的：没有鬼也没有地狱。你的灵魂会比你的肉体死得更迅速：现在再不要怕了！”

这人疑疑惑惑的一抬眼。“倘若你是说真理，”他于是说，“我如果失了生命，便什么都没有失了。我差不多一匹动物，人教他跳舞，用了鞭挞和一点食料的了。”

“那不然，”察拉图斯忒拉说，“你拿危险做你的职业，这是无可侮蔑的。现在你于你的职业到了底了：所以我要用我的手埋葬你。”

察拉图斯忒拉说了的时候，这临终者已经没有答了；但他动一动手，仿佛因为感谢，要寻察拉图斯忒拉的手似的。——

七

这时到了晚上，市场藏在昏暗里；群众都散开，因为新奇和吃惊也自困倦了。察拉图斯忒拉却傍着死尸坐在地上而且沉在思想里：他这样的忘了时候。但终于到了夜，一阵寒风吹过这孤独者。于是察拉图斯忒拉站起身并且对他的心说：

“真的，察拉图斯忒拉做了一场好渔猎！他没有渔到人，却渔了一个死尸。

无聊的是人的存在而且总还是无意义：一个小丑便能完结了他的运命。

我要教给人以他们的存在的意义：这便是超人，是从人的黑云里出来的闪电。

但我于他们还辽远，我的意思说不到他们的意思。我于人们还是一个中间物在傻子和死尸之间。

暗的是夜，暗的是察拉图斯忒拉的路。来呵，你又冷又硬的伙伴呵！我搬你走罢，到那用我的手埋葬你的所在去。”

八

察拉图斯忒拉将这些说给他的心的时候，他扛死尸在他背上并且上了路。他还没有走到一百步，有一个人，暗地走近他而且接着他耳朵窃窃的说——而且看哪！那人，那说话的，正是搭的小丑。“出了这市，阿，察拉图斯忒拉，”他说；“嫌忌你的太多了。善人和正人都嫌忌你，他们称你为他们的仇人和侮蔑者；正当信仰的信徒也嫌忌你，他们称你为大众的危险者。你所徼幸的，是那些人都哄笑你：而且真的，你是小丑一般的说。你所徼幸的，是你结识了死狗子；你这样卑下的时候，你将你自己在今天救出了。但离开了这市——否则明天早晨我会跳过你，一个活的超过一个死的。”他说了这些的时候，这人便消失了；但察拉图斯忒拉依然在暗的小路上向前走。

在市门口，他遇见了掘坟人：他们用火把照在他脸上，认识察拉图斯忒拉而且对于他很嘲骂。“察拉图斯忒拉背了死狗去了：很好，察拉图斯忒拉做了坟匠！因为我们的手对于这炙肉太干净了。察拉图斯忒拉要从恶鬼偷他的食料么？好哩！晚餐平安罢！只要恶鬼不是一个更高的偷儿，比着察拉图斯忒拉！——他会两个都偷，他会两个都吃！”他们大家都哄笑而且将头凑在一处。

察拉图斯忒拉对于这些没有答一句话，只是走他的路。他走了两小时，经过树林和薮泽时候，他听得许多豺狼的饥饿的吼声，在自己便也觉着饥饿。他于是站在一所寂寞的屋面前，在里面点着灯火的。

“饥饿侵袭于我，”察拉图斯忒拉说，“盗贼似的，在树林薮泽间，我的饥饿侵袭我，而且在深夜。

我的饥饿有怪脾气。他到我这里常在饮食之后，而且现在是终日没有来：他留在那里了？”

于是察拉图斯忒拉叩这家的门。现出一个老人；他拿着灯火并且问：“谁到我和我的难睡这里来呢？”

“一个活的和一个死的，”察拉图斯忒拉说。“给我吃和喝罢，我在白昼都忘了。有人，饲养饿人的，是爽快他自己的灵魂：智者曾这样说。”

老人去了，但便回来并且给察拉图斯忒拉面包和酒。“为饿人计，这是坏地方，”他说；“我因此住在这里。禽兽和人都到我这里，到独居者这里来。但也教你的伙伴吃喝罢，他比你还乏呢。”察拉图斯忒拉回答说：“死的是我的伙伴，我向他难于说妥哩。”“这不关我的事，”老人怏怏的说；“谁叩我的家，便也应该取，凡我所给的。吃罢并愿你们平安呵！”——

此后察拉图斯忒拉又走了两小时，靠着道路和星的光：因为他是久惯的夜行人而且所爱的是，看一切睡着者的脸。但到东方发白的时候，察拉图斯忒拉知道在深林中间，于他再没有路。他于是将死尸横在空洞树里，当作枕头——因为他要对于豺狼保护他——自己也卧在地面和苔上。他即刻熟睡了，这疲乏的身体，但有着不动的灵魂的。

九

察拉图斯忒拉睡的很长久，非独曙光经过了他的脸上，而且连着上午。但终于睁开他的眼：他骇然的看着树林和寂静，他骇然的看进自己的里面。他于是急忙站起，有如水夫，忽然望见陆地的，并且欢呼：因为他见到了新真理了。他便这样对他的心说：

“在我发出了一道光：我要伙伴，并且活的，——不是死伙伴和死尸，由我背着，到我要去的所在的。

我倒是要活伙伴，那随着我，因为自己要随着——并且到我要去的所在的。

在我发出了一道光：察拉图斯忒拉不必对群众说，却对伙伴说！察拉图斯忒拉不该做羊群的牧人和狗！

要从羊群里诱出他许多——因此我来了。群众和羊群该愤恨我：在牧人要叫察拉图斯忒拉是盗贼。

我说牧人，他们却自称是善人和正人。我说牧人，他们却自称是正当信仰的信徒。

看这善人和正人罢！他们甚么最嫌忌？那弄碎他们的价目的表册的，破坏者，犯法者：——但这正是创造者。

看一切信仰的信徒罢！他们甚么最嫌忌？是那，那弄碎他们的价目的表册的，破坏者，犯法者：——但这正是创造者。

创造者寻求伙伴，不是死尸，也不是羊群和信徒。创造者寻求同创造者，是那，将新价目写上新表册的。

创造者寻求伙伴，是同收获者：因为他周围一切都成熟，可以收获了。但在他缺少一百把镰刀：他才拔着穗子而且烦恼。

创造者寻求伙伴，而且是那，那知道镰刀的。人会叫他们是毁灭者，善和恶的侮蔑者。但这正是收获者和祝贺者。

察拉图斯忒拉寻求伙伴，察拉图斯忒拉寻求同收获者和同祝贺者：他同羊群和牧人和死尸能做什么！

EN: I love him who does not want too much morality: one morality is more than two, for it ties more of the knot upon which destiny hangs.

I love him who does not give thanks for the squandering of the spirit, nor does he repay: for he only gives and does not wish to hoard.

I love him who is ashamed when the dice fall in his favor; who then asks: "Am I a false player?" — for he wants to perish.

I love him who casts golden words before his deeds and always keeps more than he promises: for he wants his own downfall.

I love him who justifies those of the future and redeems those of the past: for he wants to perish by those of the present.

I love him who chastises his God because he loves his God: for he must perish by the wrath of his God.

I love him whose soul is deep even in being wounded, and who can perish from a small experience: so he goes willingly over the bridge.

I love him whose soul is so full that he forgets himself, and all things are within him: so all things become his downfall.

I love him who is of free spirit and free heart: so his head is merely the entrails of his heart, but his heart drives him to his downfall.

DE: Ich liebe den, der nicht allzu viel Moral besitzt: eine Moral ist mehr als zwei, denn sie bildet mehr den Knoten, an dem das Schicksal hängt.

Ich liebe den, der für die Verschwendung des Geistes weder dankt noch vergilt: denn er schenkt nur und will nichts für sich behalten.

Ich liebe den, der sich schämt, wenn die Würfel zu seinen Gunsten fallen; der dann fragt: „Bin ich denn ein falscher Spieler?" — denn er will zugrunde gehen.

Ich liebe den, der goldene Worte vor seine Taten wirft und immer noch mehr hält als er verspricht: denn er will seinen Untergang.

Ich liebe den, der die Zukünftigen rechtfertigt und die Vergangenen erlöst: denn er will an den Gegenwärtigen zugrunde gehen.

Ich liebe den, der seinen Gott züchtigt, weil er seinen Gott liebt: denn er muss am Zorn seines Gottes zugrunde gehen.

Ich liebe den, dessen Seele tief ist auch in der Verwundung, und der an einem kleinen Erlebnis zugrunde gehen kann: so geht er gern über die Brücke.

Ich liebe den, dessen Seele übervoll ist, so dass er sich selbst vergisst und alle Dinge in ihm sind: so werden alle Dinge sein Untergang.

Ich liebe den, der freien Geistes und freien Herzens ist: so ist sein Kopf nur das Eingeweide seines Herzens, doch sein Herz treibt ihn zum Untergang.

FR: J'aime celui qui ne veut pas trop de morale : une morale est plus que deux, car c'est le nœud le plus serré auquel pend le destin.

J'aime celui qui ne remercie pas pour la prodigalité de l'esprit et ne rend rien en retour : car il ne fait que donner et ne veut rien garder.

J'aime celui qui a honte lorsque les dés tombent en sa faveur ; qui demande alors : « Suis-je un joueur déloyal ? » — car il veut périr.

J'aime celui qui jette des paroles d'or devant ses actes et tient toujours plus qu'il ne promet : car il veut sa propre perte.

J'aime celui qui justifie les hommes de l'avenir et rachète ceux du passé : car il veut périr par ceux du présent.

J'aime celui qui châtie son Dieu parce qu'il aime son Dieu : car il doit périr par la colère de son Dieu.

J'aime celui dont l'âme est profonde même dans la blessure, et qui peut périr d'une petite épreuve : ainsi passe-t-il volontiers sur le pont.

J'aime celui dont l'âme est si pleine qu'il s'oublie lui-même, et toutes choses sont en lui : ainsi toutes choses deviennent sa perte.

J'aime celui qui est d'esprit libre et de cœur libre : ainsi sa tête n'est que les entrailles de son cœur, mais son cœur le pousse à sa perte.

Section 3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                                          德      尼采　　】

一

察拉图斯忒拉三十岁的时候，他离了他的乡里和他乡里的湖，并且走到山间。他在那里受用他的精神和他的孤寂，十年没有倦。但他的心终于变了，——一天早晨，他和曙光一齐起，进到太阳面前对他这样说：

“你这大星！倘使你没有那个，那你所照的，你有什么幸福呵！

十个年来你总到我的石窟：你的光和你的路，早会倦了，倘使没有我，我的鹰和我的蛇。

但我们每早晨等候你，取下你的盈溢而且为此祝福你。

喂！我餍足了我的智慧，有如蜜蜂，聚蜜过多的似的，我等候伸出来的手了。

我要赠，我要分了，直到人间的贤人又欣喜他的愚和穷人又欣喜他的富。

所以我应该升到深处去了：像你晚间所做的，即使你到了海后面也还将光辉给与下界一样，你这太富了的星！

我该，像你，下去了，就如这些人所称的，我要下到这些里去。

然则祝福我，你这静眼睛，能看着最大幸福而不妒的！

祝福这杯子，那要盈溢的；水会金闪闪的从他涌出，而且处处都带着你欢喜的反照！

喂！这杯子又要空了，察拉图斯忒拉又要做人了。”

——这样开始了察拉图斯忒拉的下去。

二

察拉图斯忒拉独自下了山，没有人和他遇见。但他走到树林时候，在他面前忽然站着一个老人，那是离开了他的圣舍，到树林里寻觅树根的。于是这老人对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

“这游子于我并非生人：许多年前他经过这里了的。他名察拉图斯忒拉，但他变了。

先前你背了你的灰上山：现在你要带着你的火入谷么？你不怕放火犯的罚么？

是的，我认得察拉图斯忒拉洁净的是他的眼睛，他嘴里也没有藏着惹厌。他不是舞蹈者似的走着么？

察拉图斯忒拉变了，察拉图斯忒拉成了孩子了，察拉图斯忒拉是一个醒的了：你到睡着的那里要做甚么？

在海里似的你生活在孤寂里，那海也担着你。咦，你要上陆了么？咦，你又要自己拖着你的身体了么？”

察拉图斯忒拉对答说：“我爱人。”

“我为什么，”圣者说，“要走到树林和荒地里？这岂不是，因为我太爱了人么？

现在我爱神：人却不爱。人之于我是一件太不完全的东西。对于人的爱，会把我糟了。”

察拉图斯忒拉对答说：“我怎样说是爱呢！我是将赠品给于人。”

“不要给他们，”圣者说，“反不如从他们取下一些，和他们一同负担着——这是于他们最舒服的：倘于你也有些舒服！

如果你要给他们，便不要比布施给的多，而且还须使他们来乞！”

“不然，”察拉图斯忒拉答，“我不是给一点布施。我还不至于穷到怎地。”

圣者笑察拉图斯忒拉并且这样说：“便试看吧，他们会爱你的宝！他们对于孤独者有疑心而且也不相信，我们的来，是为着馈赠的。

我们的足音度过他们的街，响的太孤寂。他们夜间在他们的床上听到一个人走，还在太阳出山之前，总要自己问着说：这偷儿要到那里去呢？

不要去到人间，住在树林子里！还不如到禽兽里去罢！你怎不要学着我，——做熊队里的熊，鸟队里的鸟呢？”

“圣者住在树林里做甚么呢？”察拉图斯忒拉问。

圣者答：“我作歌并且唱他，我倘若作了歌，我笑，哭，而且吟：我这样地赞美神。

我用唱，笑，哭和吟以赞美神，赞美我的神。但你又给我们什么做赠品呢？”

察拉图斯忒拉听了这句话，他对圣者行一个礼并且说：“我有什么给你们呢！但不如使我赶快走罢，趁我从你们只取了一个无有！”——于是他们作了别，一个老人和一个男子，笑着，像两个童子的笑。

察拉图斯忒拉剩了一个人的时候，他这样对他的心说：“这怎么能呵！这老圣人在他的树林里还没有听到这件事，神是死了！”

三

察拉图斯忒拉来到接着树林的，最近的市集的时候，他看见许多群众，聚在市场里：这就因为传扬之后，都要看一个走索的人。于是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

我教你们超人！人是一件东西，该被超越的，你们为要超越他，可曾做过什么了？

一切事物历来都做一点东西胜过自己：然而你们却要做这大潮的退潮，并且与其超过人，倒不如回到禽兽么？

猴子于人算什么？一场笑话或一件伤心的耻辱罢了。人于超人也正如此：一场笑话或一件伤心的耻辱罢了。

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

谁是你们里的最聪明的，那也不过草木和游魂的不合和杂种罢了。但我岂教你们做游魂或草木么？

喂，我教你们超人！

超人是地的意义。你们的意志说罢：超人须是地的意义！

我恳愿你们，我的兄弟，忠于地并且不要相信那个，那对你们说些出世的希望的！这是下毒者，无论他故意不是。

这是生命的侮蔑者，溃烂者和自己中毒者，地也倦于这些了：他们就该去了！

从前亵渎神是最大的亵渎，但神死了，这亵渎也跟着死了。现在的最可怕的是亵渎地，以及尊敬那无从研究的内脏甚于地的意义！

从前魂灵傲然的看着肉体：那时这侮蔑要算最高：——他要肉体瘦削，可怕，饥饿。他以为这样可以脱离了肉体和地。

阿，这魂灵自己才是瘦削，可怕，饥饿哩：残酷是这魂灵的娱乐！

但你们现在，我的兄弟们，对我说：你们的肉体怎样说你们的魂灵？你们的魂灵不是穷乏和污秽和可怜的满足么？

真的，人间是污秽的浪。人早该是海了，能容下这污秽的浪而没有不净。

喂，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

你们所能体验的，什么为最大？那便是大侮蔑之时。在这时候，不但你们的幸福讨厌，而且连着你们的理性和你们的道德。

这时候，你们说：“在我的幸福有什么！单是穷乏和污秽和可怜的满足罢了。但我的幸福该自己纠正了存在！”

这时候，你们说：“在我的理性有什么！他追求智识能像狮子追求食物么？他单是穷乏和污秽和可怜的满足罢了！”

这时候，你们说：“在我的道德有什么！他还没有使我猛烈。我倦极了我的善和我的恶！一切都是穷乏和污秽和可怜的满足罢了！”

这时候，你们说：“在我的正义有什么！我并不见得我是猛火和煤。然而正义是猛火和煤！”

这时候，你们说：“在我的同情有什么！这同情岂不是十字架，那爱人的，钉在上面的么！但我的同情并非钉杀。”

你们这样说了么？你们这样叫了么？唉唉，我愿听到你们这样叫了！

不是你们的罪恶——却是你们的自满向天叫，是对于你们罪恶上的你们的吝啬向天叫！

用他的舌尖舐你们的闪电在那里呢？应该种在你们里的风狂在那里呢？

喂，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这闪电，这便是这风狂！——

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了的时候，一个人从群众中叫喊说，“我们听够了讲走索者的话了；现在将他给我们瞧罢！”于是所有群众都笑察拉图斯忒拉。但那走索者，以为这话是提着他的，便开始了他的技艺。

四

但察拉图斯忒拉注视群众而且惊讶。他便这样说：

“人是一条索子，结在禽兽和超人的中间，——一条索子横在潭上。

是危险的经过，危险的在中途，危险的回顾，危险的战栗和站住。

在人有什么伟大，那便是，为了他是桥梁不是目的；于人能有什么可爱，那便是，因为他是经过又是下去。

我爱那，除却做那下去者之外，不要生活者，这也便是经过者。

我爱大侮蔑者，因为他是大崇拜者而且是到彼岸的热望的箭。

我爱那，不先在星的那边寻了根底，下去做牺牲：却牺牲在地上，只为这地总有时候当属于超人者。

我爱那，只为认识，才活着，而且只为超人总有时候当来活着，才要认识者。这便是他要他的下去。

我爱那，劳动和发明，都只为超人建造房子和为他准备土地。动物和植物者：这便是他要他的下去。

我爱那，自爱他的道德者：因为道德是至于下去的意志与热望的箭。

我爱那，自己不留下一点精神，却要精神全属于他的道德者：这样他便作为精神而过了桥梁。

我爱那，从他的道德造出他的脾气和他的运命者：这样他便要为着他的道德活着或不再活着。

我爱那，不要太多的道德者：一个道德是多于两个，因为那是更多的结，在这上头挂着运命。

我爱那，对于精神的浪费，不要感谢，也不报偿者：这便是他只有馈赠而不要藏着。

我爱那，倘骰子掷下于他有利，便自羞耻者，这时他问：我不是欺诈的赌客么？——这便是他要到底里去。

我爱那，在他的行为以前，先撒出了金言，以及比他约言，总是做得更多者：这便是他要他的下去。

我爱那，纠正将来，而且补救已往者：这便是他要过了现在而到底里去。

我爱那，惩办他的神，就因为爱他的神者：这便是他须为着他的神的愤怒而到底里去。

我爱那，便是受了伤，灵魂也深深地，并且为着小事件也能到底里去者：这样他便欣然的过了桥梁。

EN: Zarathustra's Prologue

One

When Zarathustra was thirty years old, he left his homeland and the lake of his homeland and went into the mountains. There he enjoyed his spirit and his solitude and did not weary of it for ten years. But at last his heart was transformed — and one morning he rose with the dawn, stepped before the sun, and spoke thus to it:

"You great star! What would your happiness be if you had not those for whom you shine!

For ten years you have come up here to my cave: you would have grown weary of your light and of this path without me, without my eagle and my serpent.

But we awaited you every morning, took your overflow from you and blessed you for it.

Behold! I am weary of my wisdom, like the bee that has gathered too much honey; I need hands outstretched to receive.

I would give away and distribute, until the wise among men once more become glad of their folly, and the poor once more glad of their riches.

For that I must descend to the depths: as you do of an evening, when you go behind the sea and still bring light to the underworld, you over-rich star!

Like you I must go down, as the humans call it, to whom I wish to descend.

So bless me, you tranquil eye that can behold even an all-too-great happiness without envy!

Bless this cup that wants to overflow, that the water may flow golden from it and bear everywhere the reflection of your rapture!

Behold! This cup wants to become empty again, and Zarathustra wants to become human again."

— Thus began Zarathustra's going-down.

DE: Zarathustras Vorrede

Eins

Als Zarathustra dreißig Jahre alt war, verließ er seine Heimat und den See seiner Heimat und ging ins Gebirge. Hier genoss er seinen Geist und seine Einsamkeit und wurde dessen zehn Jahre nicht müde. Endlich aber verwandelte sich sein Herz — und eines Morgens stand er mit der Morgenröte auf, trat vor die Sonne hin und sprach zu ihr also:

„Du großes Gestirn! Was wäre dein Glück, wenn du nicht die hättest, welchen du leuchtest!

Zehn Jahre kamst du hierher zu meiner Höhle: du würdest deines Lichtes und dieses Weges satt geworden sein ohne mich, meinen Adler und meine Schlange.

Aber wir warteten deiner an jedem Morgen, nahmen dir deinen Überfluss ab und segneten dich dafür.

Siehe! Ich bin meiner Weisheit überdrüssig wie die Biene, die des Honigs zu viel gesammelt hat; ich bedarf der Hände, die sich ausstrecken.

Ich möchte verschenken und austeilen, bis die Weisen unter den Menschen wieder einmal ihrer Torheit und die Armen wieder einmal ihres Reichtums froh geworden sind.

Dazu muss ich in die Tiefe steigen: wie du des Abends tust, wenn du hinter das Meer gehst und noch der Unterwelt Licht bringst, du überreiches Gestirn!

Ich muss, gleich dir, untergehen, wie die Menschen es nennen, zu denen ich hinab will.

So segne mich denn, du ruhiges Auge, das ohne Neid auch ein allzu großes Glück sehen kann!

Segne den Becher, der überfließen will, dass das Wasser golden aus ihm fließe und überallhin den Abglanz deiner Wonne trage!

Siehe! Dieser Becher will wieder leer werden, und Zarathustra will wieder Mensch werden."

— Also begann Zarathustras Untergang.

FR: Le Prologue de Zarathoustra

Un

Lorsque Zarathoustra eut trente ans, il quitta sa patrie et le lac de sa patrie, et s'en alla dans les montagnes. Là il jouit de son esprit et de sa solitude et ne s'en lassa point durant dix années. Mais enfin son cœur se transforma — et un matin il se leva avec l'aurore, s'avança devant le soleil et lui parla ainsi :

« Grand astre ! Quel serait ton bonheur si tu n'avais pas ceux que tu éclaires !

Depuis dix ans tu montes vers ma caverne : tu te serais lassé de ta lumière et de ce chemin sans moi, sans mon aigle et mon serpent.

Mais nous t'attendions chaque matin, nous recevions ta surabondance et t'en bénissions.

Vois ! Je suis las de ma sagesse, comme l'abeille qui a amassé trop de miel ; j'ai besoin de mains qui se tendent.

Je voudrais donner et distribuer, jusqu'à ce que les sages parmi les hommes se réjouissent une fois encore de leur folie, et les pauvres une fois encore de leur richesse.

Pour cela il me faut descendre dans les profondeurs : comme tu fais le soir, quand tu vas derrière la mer et portes encore la lumière au monde souterrain, astre surabondant !

Il me faut, comme toi, sombrer, ainsi que le disent les hommes vers lesquels je veux descendre.

Bénis-moi donc, œil paisible qui peux contempler sans envie même un bonheur trop grand !

Bénis cette coupe qui veut déborder, afin que l'eau en coule dorée et porte partout le reflet de ta félicité !

Vois ! Cette coupe veut se vider à nouveau, et Zarathoustra veut redevenir homme. »

— Ainsi commença le déclin de Zarathoustra.

Section 4

我爱那，灵魂很充满，至于自己忘了，而且一切事物都在他这里者：这样便是一切事物都是他的下去。

我爱那，自由的精神和自由的心者：这样便是他的头单是他的心的内脏，但他的心赶着他至于下去。

我爱那一切，沉重的水滴似的，从挂在人上面的黑云，点滴下落者：他宣示说，闪电来哩，并且作为宣示者而到底里去。

喂，我是闪电的宣示者，是云里来的沉重的一滴：但这闪电便名超人——

五

察拉图斯忒拉说了这话的时候，又看着群众而且沉默了。“他们在这里站着”，他对他的心说，“他们在这里笑：他们不懂我，我不是合于这些耳朵的嘴。

人于他们，应该先打碎了耳朵，使他们学，用着眼听么？应该像罐鼓和街道说教师似的格格的闹么？或者他们只相信吃嘴么？

他们有一点东西，藉此高傲着。使他们高傲的，名为什么呢？这便名教育，这便使他们赛过了牧羊儿。

因此他们不乐听对于自己的‘侮蔑’这一句话。那么我便要将高傲说给他们。

那么我便要对他们说最可侮蔑的事：但这便是末人。”

于是察拉图斯忒拉对群众这样说：

到这时候了，人自己竖起他的目的。到这时候了，人种下他最高希望的萌芽。

你们的土壤还很肥。但你们的土壤也会贫瘠的，至于再不能从他这里长出高大的树。

咦！这时候会来的，人再不能从人上头射出他的热望的箭，而且他的弓弦也忘却了发响了！

我说给你们：人该在自己里有一点浑沌，为能够生出一个舞蹈的星。我说给你们：你们在你们里还有着浑沌。

咦！这时候会来的，再不能生出什么星了。咦！这时候会来的，都成了自己再也不能侮蔑的，最可侮蔑的人了。

喂！我示给你们末人。

“甚么是爱！甚么是创造？甚么是热望？甚么是星？”——末人这样问，着眼。

地也就小了，在这上面跳着末人，就是那做小了一切的。他的种族是跳蚤似的除灭不完；末人活得最长久。

“我们发见了幸福了，”末人说而且着眼。

他们离开了那些地方，凡是难于生活的：因为人要些温暖。人也还爱邻人而且大家挤擦着：因为人要些温暖。

生病和怀疑的，在他们算有罪：大家小心着走。还有在石子或人里绊了脚的呵，一个呆子！

加减一点毒：会做舒服的梦。终于许多毒：便是舒服的死。

人也还劳动，因为劳动便是娱乐。但人都用了心，想这劳动不会损。

人再没有穷的和富的了：两样都太烦厌。谁还要统治呢？谁还来服从呢？两样都太烦厌。

没有牧人，一个羊群！个个要一样，个个是一样：谁有想到别的，是自己要进狂人院去。

“从前是全世界都错了”——最伶俐的人说而且着眼。

人都聪明而且知道一切，现出什么事：所以揶揄没有了期。人也还纷争，但也就和睦——否则毁了胃。

人都为白昼寻一点他的小高兴，又为晚上寻一点他的小高兴：但人都尊重健康。

“我们发见了幸福了，”——末人说而且着眼。——

这里完结了察拉图斯忒拉的开首的说话，人也称作“序言”的：因为这时候，众人的呼喊和嘲笑将他打断了。“给我们这末人，阿，察拉图斯忒拉——他们这样叫——造我们成为这末人！我们便赠给你超人！”所有的群众欢呼而且鼓舌。察拉图斯忒拉却愀然的，对他的心说：

“他们不懂我：我不是合于这些耳朵的嘴。

或者我生活在山间太长久，我听那流水和树木也太多了：现在对了他们说，不异对着牧羊儿。

不动的是我的灵魂而且朗然如上午的山。但他们想，我是冷的，是一个讥刺家正在吓人的嘲骂。

现在他们瞥视我而且笑：而且他们正在笑，他们也仍嫌忌我。这有冰在他们的笑里。”

六

但这里发生一件事，使所有的嘴都堵住所有的眼都睁大了。这时走索者已经开始了他的艺：他跨出小门便在索子上走，索子系在两塔之间，这模样，横亘在市场和群众上面的。但他刚在他的中途，小门又开一次，一个花绿小子，小丑似的，跳了出来而且用快步去追赶那第一个。“前去，羊脚，”他的怕人的声音叫喊说，“前去，懒畜生，私贩子，病脸！不要教我用我的脚跟搔痒你！你在两塔中间干甚么？你属于塔里面，人应该监禁你，一个更好的，比你更好，你阻了他自由的道！”——每一句话，他便一步一步的只是逼近：但到他在他后面只剩了一步时候，便现出可怕的事，至于所有的嘴都堵住所有的眼都睁大了：——他发一声喊，恶鬼一般，跳过了这人，这正在路上的。当他看见他竞争者这样的得了胜，便失了他的头和他的索子；他抛却竿子，直射下来比竿子还迅速，一阵手和脚的风车似的，直向着深处。市场和群众有如海，正当涛头内卷时的，都腾跳推挤着奔逃，而且最甚的，是该当落下那身体来的所在。

但察拉图斯忒拉却站着，紧靠着他，落下了身体，变样而且损伤，只是没有死。过一刻，神识回到这破烂者这里，他并且看见察拉图斯忒拉跪在自己的旁边。“你在这里做甚么？”他终于说，“我早知道，恶鬼会从我这里偷去一条腿。现在他拉我到地狱去，你肯拦阻他么？”

“凭我的名誉，朋友，”察拉图斯忒拉答，“全是没有的事，凡是你所说的：没有鬼也没有地狱。你的灵魂会比你的肉体死得更迅速：现在再不要怕了！”

这人疑疑惑惑的一抬眼。“倘若你是说真理，”他于是说，“我如果失了生命，便什么都没有失了。我差不多一匹动物，人教他跳舞，用了鞭挞和一点食料的了。”

“那不然，”察拉图斯忒拉说，“你拿危险做你的职业，这是无可侮蔑的。现在你于你的职业到了底了：所以我要用我的手埋葬你。”

察拉图斯忒拉说了的时候，这临终者已经没有答了；但他动一动手，仿佛因为感谢，要寻察拉图斯忒拉的手似的。——

七

这时到了晚上，市场藏在昏暗里；群众都散开，因为新奇和吃惊也自困倦了。察拉图斯忒拉却傍着死尸坐在地上而且沉在思想里：他这样的忘了时候。但终于到了夜，一阵寒风吹过这孤独者。于是察拉图斯忒拉站起身并且对他的心说：

“真的，察拉图斯忒拉做了一场好渔猎！他没有渔到人，却渔了一个死尸。

无聊的是人的存在而且总还是无意义：一个小丑便能完结了他的运命。

我要教给人以他们的存在的意义：这便是超人，是从人的黑云里出来的闪电。

但我于他们还辽远，我的意思说不到他们的意思。我于人们还是一个中间物在傻子和死尸之间。

暗的是夜，暗的是察拉图斯忒拉的路。来呵，你又冷又硬的伙伴呵！我搬你走罢，到那用我的手埋葬你的所在去。”

八

察拉图斯忒拉将这些说给他的心的时候，他扛死尸在他背上并且上了路。他还没有走到一百步，有一个人，暗地走近他而且接着他耳朵窃窃的说——而且看哪！那人，那说话的，正是搭的小丑。“出了这市，阿，察拉图斯忒拉，”他说；“嫌忌你的太多了。善人和正人都嫌忌你，他们称你为他们的仇人和侮蔑者；正当信仰的信徒也嫌忌你，他们称你为大众的危险者。你所徼幸的，是那些人都哄笑你：而且真的，你是小丑一般的说。你所徼幸的，是你结识了死狗子；你这样卑下的时候，你将你自己在今天救出了。但离开了这市——否则明天早晨我会跳过你，一个活的超过一个死的。”他说了这些的时候，这人便消失了；但察拉图斯忒拉依然在暗的小路上向前走。

在市门口，他遇见了掘坟人：他们用火把照在他脸上，认识察拉图斯忒拉而且对于他很嘲骂。“察拉图斯忒拉背了死狗去了：很好，察拉图斯忒拉做了坟匠！因为我们的手对于这炙肉太干净了。察拉图斯忒拉要从恶鬼偷他的食料么？好哩！晚餐平安罢！只要恶鬼不是一个更高的偷儿，比着察拉图斯忒拉！——他会两个都偷，他会两个都吃！”他们大家都哄笑而且将头凑在一处。

察拉图斯忒拉对于这些没有答一句话，只是走他的路。他走了两小时，经过树林和薮泽时候，他听得许多豺狼的饥饿的吼声，在自己便也觉着饥饿。他于是站在一所寂寞的屋面前，在里面点着灯火的。

“饥饿侵袭于我，”察拉图斯忒拉说，“盗贼似的，在树林薮泽间，我的饥饿侵袭我，而且在深夜。

我的饥饿有怪脾气。他到我这里常在饮食之后，而且现在是终日没有来：他留在那里了？”

于是察拉图斯忒拉叩这家的门。现出一个老人；他拿着灯火并且问：“谁到我和我的难睡这里来呢？”

“一个活的和一个死的，”察拉图斯忒拉说。“给我吃和喝罢，我在白昼都忘了。有人，饲养饿人的，是爽快他自己的灵魂：智者曾这样说。”

老人去了，但便回来并且给察拉图斯忒拉面包和酒。“为饿人计，这是坏地方，”他说；“我因此住在这里。禽兽和人都到我这里，到独居者这里来。但也教你的伙伴吃喝罢，他比你还乏呢。”察拉图斯忒拉回答说：“死的是我的伙伴，我向他难于说妥哩。”“这不关我的事，”老人怏怏的说；“谁叩我的家，便也应该取，凡我所给的。吃罢并愿你们平安呵！”——

此后察拉图斯忒拉又走了两小时，靠着道路和星的光：因为他是久惯的夜行人而且所爱的是，看一切睡着者的脸。但到东方发白的时候，察拉图斯忒拉知道在深林中间，于他再没有路。他于是将死尸横在空洞树里，当作枕头——因为他要对于豺狼保护他——自己也卧在地面和苔上。他即刻熟睡了，这疲乏的身体，但有着不动的灵魂的。

九

察拉图斯忒拉睡的很长久，非独曙光经过了他的脸上，而且连着上午。但终于睁开他的眼：他骇然的看着树林和寂静，他骇然的看进自己的里面。他于是急忙站起，有如水夫，忽然望见陆地的，并且欢呼：因为他见到了新真理了。他便这样对他的心说：

“在我发出了一道光：我要伙伴，并且活的，——不是死伙伴和死尸，由我背着，到我要去的所在的。

我倒是要活伙伴，那随着我，因为自己要随着——并且到我要去的所在的。

EN: I love him whose soul is so full that he forgets himself, and all things are within him: so all things become his going-down.

I love him who is of free spirit and free heart: so his head is only the entrails of his heart, but his heart drives him to go down.

I love all those who are like heavy drops falling singly from the dark cloud that hangs over mankind: they herald the lightning and perish as heralds.

Behold, I am a herald of the lightning and a heavy drop from the cloud: but this lightning is called the Overman.

Two

When Zarathustra had spoken these words, he looked at the people again and was silent. "There they stand," he said to his heart, "there they laugh: they do not understand me, I am not the mouth for these ears.

Must one first shatter their ears so they may learn to hear with their eyes? Must one rattle like kettledrums and preachers of repentance? Or do they believe only the stammerer?

They have something of which they are proud. What do they call it, that thing that makes them proud? Education, they call it—it distinguishes them from the goatherds.

Therefore they dislike hearing the word 'contempt' applied to themselves. So I will speak to their pride.

So I will speak to them of the most contemptible thing: and that is the last man."

And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o the people:

"It is time that man set himself a goal. It is time that man planted the seed of his highest hope.

His soil is still rich enough for it. But this soil will one day be poor and tamed, and no tall tree will any longer be able to grow from it.

Alas! The time is coming when man will no longer shoot the arrow of his longing beyond man, and the string of his bow will have forgotten how to hum!

I tell you: one must still have chaos in one to be able to give birth to a dancing star. I tell you: you still have chaos in you.

Alas! The time is coming when man will no longer give birth to any star. Alas! The time of the most contemptible man is coming, he who can no longer despise himself.

Behold! I show you the last man.

'What is love? What is creation? What is longing? What is a star?'—thus asks the last man and blinks."

DE: Ich liebe den, dessen Seele so voll ist, dass er sich selbst vergisst, und alle Dinge in ihm sind: so werden alle Dinge sein Untergang.

Ich liebe den, der freien Geistes und freien Herzens ist: so ist sein Kopf nur das Eingeweide seines Herzens, und sein Herz treibt ihn zum Untergang.

Ich liebe alle die, welche schwere Tropfen sind, einzeln fallend aus der dunklen Wolke, die über den Menschen hängt: sie verkündigen den Blitz und gehen als Verkündiger zugrunde.

Seht, ich bin ein Verkündiger des Blitzes und ein schwerer Tropfen aus der Wolke: dieser Blitz aber heißt der Übermensch.

Zwei

Nachdem Zarathustra diese Worte gesprochen hatte, sah er das Volk wieder an und schwieg. „Da stehen sie", sprach er zu seinem Herzen, „da lachen sie: sie verstehen mich nicht, ich bin nicht der Mund für diese Ohren.

Muss man ihnen erst die Ohren zerschlagen, dass sie lernen, mit den Augen zu hören? Muss man rasseln gleich Pauken und Bußpredigern? Oder glauben sie nur dem Stammelnden?

Sie haben etwas, worauf sie stolz sind. Wie nennen sie es doch, was sie stolz macht? Bildung nennen sie es, es zeichnet sie aus vor den Ziegenhirten.

Darum hören sie ungern von sich das Wort 'Verachtung'. So will ich denn zu ihrem Stolze reden.

So will ich ihnen vom Verächtlichsten sprechen: das aber ist der letzte Mensch."

Und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zum Volke:

„Es ist an der Zeit, dass der Mensch sich sein Ziel stecke. Es ist an der Zeit, dass der Mensch den Keim seiner höchsten Hoffnung pflanze.

Noch ist sein Boden reich genug dazu. Aber dieser Boden wird einst arm und zahm sein, und kein hoher Baum wird mehr aus ihm wachsen können.

Wehe! Es kommt die Zeit, wo der Mensch nicht mehr den Pfeil seiner Sehnsucht über den Menschen hinaus wirft, und die Sehne seines Bogens verlernt hat, zu schwirren!

Ich sage euch: man muss noch Chaos in sich haben, um einen tanzenden Stern gebären zu können. Ich sage euch: ihr habt noch Chaos in euch.

Wehe! Es kommt die Zeit, wo der Mensch keinen Stern mehr gebären wird. Wehe! Es kommt die Zeit des verächtlichsten Menschen, der sich selber nicht mehr verachten kann.

Seht! Ich zeige euch den letzten Menschen.

'Was ist Liebe? Was ist Schöpfung? Was ist Sehnsucht? Was ist Stern?' — so fragt der letzte Mensch und blinzelt.

FR: J'aime celui dont l'âme est si pleine qu'il s'oublie lui-même, et toutes choses sont en lui : ainsi toutes choses deviennent sa perte.

J'aime celui qui est d'esprit libre et de cœur libre : ainsi sa tête n'est que les entrailles de son cœur, mais son cœur le pousse à sa perte.

J'aime tous ceux qui sont comme de lourdes gouttes tombant une à une du nuage sombre qui pèse sur l'humanité : ils annoncent la foudre et périssent en tant qu'annonciateurs.

Voyez, je suis un annonciateur de la foudre et une lourde goutte du nuage : mais cette foudre se nomme le Surhomme.

Deux

Lorsque Zarathoustra eut prononcé ces paroles, il regarda de nouveau le peuple et se tut. « Les voilà, dit-il à son cœur, les voilà qui rient : ils ne me comprennent pas, je ne suis pas la bouche faite pour ces oreilles.

Faut-il d'abord leur fracasser les oreilles pour qu'ils apprennent à entendre avec les yeux ? Faut-il faire un vacarme de timbales et de prédicateurs de pénitence ? Ou ne croient-ils qu'à celui qui bégaie ?

Ils ont quelque chose dont ils sont fiers. Comment l'appellent-ils donc, ce dont ils sont si fiers ? La culture, ils l'appellent — elle les distingue des chevriers.

C'est pourquoi ils n'aiment pas qu'on leur applique le mot 'mépris'. Aussi vais-je parler à leur fierté.

Je vais donc leur parler de ce qu'il y a de plus méprisable : c'est le dernier homme. »

Et ainsi parla Zarathoustra au peuple :

« Il est temps que l'homme se fixe un but. Il est temps qu'il plante le germe de son espoir suprême.

Son sol est encore assez riche pour cela. Mais un jour ce sol sera pauvre et domestiqué, et aucun grand arbre ne pourra plus en surgir.

Malheur ! Le temps vient où l'homme ne lancera plus la flèche de son désir par-delà l'homme, et où la corde de son arc aura désappris de vibrer !

Je vous le dis : il faut encore porter en soi le chaos pour pouvoir enfanter une étoile dansante. Je vous le dis : vous portez encore le chaos en vous.

Malheur ! Le temps vient où l'homme n'enfantera plus d'étoile. Malheur ! Vient le temps de l'homme le plus méprisable, celui qui ne peut plus se mépriser lui-même.

Voyez ! Je vous montre le dernier homme.

'Qu'est-ce que l'amour ? Qu'est-ce que la création ? Qu'est-ce que le désir ? Qu'est-ce qu'une étoile ?' — ainsi demande le dernier homme, et il cligne de l'œil. »

Section 5

一九二五年

诗歌之敌

大大前天第十次会见“诗孩”，谈话之间，说到我可以对于《文学周刊》投一点什么稿子。我暗想倘不是在文艺上有伟大的尊号如诗歌小说评论等，多少总得装一些门面，使与尊号相当，而是随随便便近于杂感一类的东西，那总该容易的罢，于是即刻答应了。此后玩了两天，食粟而已，到今晚才向书桌坐下来豫备写字，不料连题目也想不出，提笔四顾，右边一个书架，左边一口衣箱，前面是墙壁，后面也是墙壁，都没有给我少许灵感之意。我这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了。

幸而因“诗孩”而联想到诗，但不幸而我于诗又偏是外行，倘讲些什么“义法”之流，岂非“鲁般门前掉大斧”。记得先前见过一位留学生，听说是大有学问的。他对我们喜欢说洋话，使我不知所云，然而看见洋人却常说中国话。这记忆忽然给我一种启示，我就想在《文学周刊》上论打拳；至于诗呢？留待将来遇见拳师的时候再讲。但正在略略踌躇之际，却又联想到较为妥当的，曾在《学灯》——不是上海出版的《学灯》——上见过的一篇春日一郎的文章来了，于是就将他的题目直抄下来：《诗歌之敌》。

那篇文章的开首说，无论什么时候，总有“反诗歌党”的。编成这一党派的分子：一、是凡要感得专诉于想像力的或种艺术的魅力，最要紧的是精神的炽烈的扩大，而他们却已完全不能扩大了的固执的智力主义者；二、是他们自己曾以媚态奉献于艺术神女，但终于不成功，于是一变而攻击诗人，以图报复的著作者；三、是以为诗歌的热烈的感情的奔迸，足以危害社会的道德与平和的那些怀着宗教精神的人们。但这自然是专就西洋而论。

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最显著的例是洛克，他观作诗，就和踢球相同。在科学方面发扬了伟大的天才的巴士凯尔，于诗美也一点不懂，曾以几何学者的口吻断结说：“诗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凡是科学底的人们，这样的很不少，因为他们精细地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近来的科学者虽然对于文艺稍稍加以重视了，但如意大利的伦勃罗梭一流总想在大艺术中发见疯狂，奥国的佛罗特一流专一用解剖刀来分割文艺，冷静到入了迷，至于不觉得自己的过度的穿凿附会者，也还是属于这一类。中国的有些学者，我不能妄测他们于科学究竟到了怎样髙深，但看他们或者至于诧异现在的青年何以要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或者至于用算盘来算定新诗的乐观或悲观，即以决定中国将来的运命，则颇使人疑是对于巴士凯尔的冷嘲。因为这时可以改篡他的话：“学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

但反诗歌党的大将总要算柏拉图。他是艺术否定论者，对于悲剧喜剧，都加攻击，以为足以灭亡我们灵魂中崇高的理性，鼓舞劣等的情绪，凡有艺术，都是模仿的模仿，和“实在”尚隔三层；又以同一理由，排斥荷马。在他的《理想国》中，因为诗歌有能鼓动民心的倾向，所以诗人是看作社会的危险人物的，所许可者，只有足供教育资料的作品，即对于神明及英雄的颂歌。这一端，和我们中国古今的道学先生的意见，相差似乎无几。然而柏拉图自己却是一个诗人，著作之中，以诗人的感情来叙述的就常有；即《理想国》，也还是一部诗人的梦书。他在青年时，又曾委身于艺圃的开拓，待到自己知道胜不过无敌的荷马，却一转而开始攻击，仇视诗歌了。但自私的偏见，仿佛也不容易支持长久似的，他的高足弟子亚里士多德做了一部《诗学》，就将为奴的文艺从先生的手里一把抢来，放在自由独立的世界里了。

第三种是中外古今触目皆是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罗马法皇宫中的禁书目录，或者知道旧俄国教会里所诅咒的人名，大概可以发见许多意料不到的事的罢，然而我现在所知道的却都是耳食之谈，所以竟没有写在纸上的勇气。总之，在普通的社会上，历来就骂杀了不少的诗人，则都有文艺史实来作证的了。中国的大惊小怪，也不下于过去的西洋，绰号似的造出许多恶名，都给文人负担，尤其是抒情诗人。而中国诗人也每未免感得太浅太偏，走过宫人斜就做一首“无题”，看见树桠叉就赋一篇“有感”。和这相应，道学先生也就神经过敏之极了：一见“无题”就心跳，遇“有感”则立刻满脸发烧，甚至于必以学者自居，生怕将来的国史将他附入文苑传。

说文学革命之后而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听说前辈老先生，还有后辈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来尤厌恶恋爱诗；可是说也奇怪，咏叹恋爱的诗歌果然少见了。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其惭惶。纵使稍稍带些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所以正是毫不足怪，而且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即更无所用其惭惶。因为意在爱人，便和前辈老先生尤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倘因他们一摇头而慌忙辍笔，使他高兴，那倒像撩拨老先生，反而失敬了。

倘我们赏识美的事物，而以伦理学的眼光来论动机，必求其“无所为”，则第一先得与生物离绝。柳阴下听黄鹂鸣，我们感得天地间春气横溢，见流萤明灭于丛草里，使人顿怀秋心。然而鹂歌萤照是“为”什么呢？毫不客气，那都是所谓“不道德”的，都正在大“出风头”，希图觅得配偶。至于一切花，则简直是植物的生殖机关了。虽然有许多披着美丽的外衣，而目的则专在受精，比人们的讲神圣恋爱尤其露骨。即使清高如梅菊，也逃不出例外——而可怜的陶潜林逋，却都不明白那些动机。

一不小心，话又说得不甚驯良了，倘不急行检点，怕难免真要拉到打拳。但离题一远，也就很不容易勒转，只好再举一种近似的事，就此收场罢。

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宋玉司马相如之流，就受着这样的待遇，和后来的权门的“清客”略同，都是位在声色狗马之间的玩物。查理九世的言动，更将这事十分透彻地证明了的。他是爱好诗歌的，常给诗人一点酬报，使他们肯做一些好诗，而且时常说：“诗人就像赛跑的马，所以应该给吃一点好东西。但不可使他们太肥；太肥，他们就不中用了。”这虽然对于胖子而想兼做诗人的，不算一个好消息，但也确有几分真实在内。匈牙利最大的抒情诗人彼彖飞（A.Petöfi）有题B.Sz.夫人照像的诗，大旨说“听说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也正是一样的意思。但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在提倡青年要做好诗，必须在幸福的家庭里和令夫人天天打架。事情也不尽如此的。相反的例并不少，最显著的是勃朗宁和他的夫人。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京报》附设之《文学周刊》所载）

关于“苦闷的象征”

王铸先生：

我很感谢你远道而至的信。

我看见厨川氏关于文学的著作的时候，已在地震之后，《苦闷的象征》是第一部，以前竟没有留心他。那书的末尾有他的学生山本修二氏的短跋，我翻译时，就取跋文的话做了几句序。跋的大意是说这书的前半部原在《改造》杂志上发表过，待到地震后掘出遗稿来，却还有后半，而并无总名，所以自己便依据登在《改造》杂志上的端绪，题为《苦闷的象征》，付印了。

照此看来，那书的经历已经大略可以明了：（1）作者本要做一部关于文学的书，——未题总名的，——先成了《创作论》和《鉴赏论》两篇，便登在《改造》杂志上；《学灯》上明权先生的译文，当即从《改造》杂志翻出。（2）此后他还在做下去，成了第三第四两篇，但没有发表，到他遭难之后，这才一起发表出来，所以前半是第二次公开，后半是初次。（3）四篇的稿子本是一部书，但作者自己并未定名，于是他的学生山本氏只好依了第一次公表时候的端绪，给他题为《苦闷的象征》。至于怎样的端绪，他却并未说明，或者篇目之下，本有这类文字，也说不定的，但我没有《改造》杂志，所以无从查考。

就全体的结构看起来，大约四篇已算完具，所缺的不过是修饰补缀罢了。我翻译的时候，听得丰子恺先生也有译本，现则闻已付印，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上月看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号，有仲云先生译的厨川氏一篇文章，就是《苦闷的象征》的第三篇；现得先生来信，才又知道《学灯》上也早经登载过，这书之为我国人所爱重，居然可知。现在我所译的也已经付印，中国就有两种全译本了。

鲁迅。一月九日。

【备考】：

给鲁迅先生的一封信

鲁迅先生：

我今天写这封信给你，也许像你在《杨树达君的袭来》中所说的，“我们并不曾认识了哪；”但是我这样的意见，忍耐得好久了，终于忍不住的说出来，这在先生也可以原谅的罢。

先生在《晨报》副镌上所登的《苦闷的象征》，在这篇的文字的前面，有了你的自序；记不切了，也许是像这样的说吧！“它本是厨川君劫后的作品，由了烧失的故纸堆中，发出来的，是一包未定稿。本来没有什么名字，他的友人，径直的给他定下了，——叫作《苦闷的象征》。”先生这样的意见，或者是别有所见而云然。但以我在大前年的时候，所见到的这篇东西的译稿，像与这里所说的情形，稍有出入；先生，让我在下面说出了吧。

在《学灯》上，有了一位叫明权的，曾译载过厨川君的一篇东西，叫作《苦闷的象征》。我曾经拿了他的译文与先生的对照，觉得与先生所译的一毫不差。不过他只登了《创作论》与《鉴赏论》，下面是甚么也没有了，大约原文是这样的罢。这篇译文，是登在一九二一年的，那时日本还没地震，厨川君也还健在；这篇东西，既然有了外国人把它翻译过，大概原文也已揭载过了罢。这篇东西的命名，自然也是厨川君所定的，不是外国人所能杜撰出来的。若然，先生在自序上所说的，他友人给他定下了这个名字，——《苦闷的象征》，——至少也有了部分的错误了罢。

这个理由，是很明白的；因为那时候日本还没有地震，厨川君也还没有死，这篇名字，已经出现过而且发表的了。依我的愚见，这篇东西，是厨川君的未定稿，大约是靠底住的；厨川君先前有了《创作论》和《鉴赏论》，又已发表过，给他定下了名字，叫作《苦闷的象征》。后来《文艺上的几个根本问题的考察》，《文艺的起源》，又先后的做成功了。或者也已发表过，这在熟于日本文坛事实的，自然知道，又把它摒集在一块去。也许厨川君若没有死，还有第五第六的几篇东西，也说不定呢！但是不幸厨川君是死了，而且是死于地震的了；他的友人，就把他这一包劫后的遗稿，已经命名过的，——《苦闷的象征》，——发表出来，这个名字，不是他的友人——编者——所臆定的，是厨川君自己定下的；这个假定大约不至有了不对了罢。

以上几则，是我的未曾作准的见解，先生看见了它，可以给我个明白而且彻底的指导么？

先生，我就在这里止住了罢？

EN: 1925

The Enemy of Poetry

The day before the day before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I met the "Poetry Child" for the tenth time, and in the course of our conversation he said that I could submit something to the Literary Weekly, adding himself: "Only please not poetry, hahaha." I had never intended to submit poetry anyway. Still—what is one to say to that?

When someone does not care for a particular kind of literature, that is no crime. But when the general atmosphere treats poetry as the "enemy," this is a troubling sign for the state of literature as a whole. Chinese poetry has had its strengths—think of Tang poetry, of Song lyrics—yet in the present era, it seems for most people merely an occasion for ridicule.

There are those who claim that prose is the only "modern" form. Others say poems are merely a pastime for idle scholars. And still others accuse poetry of being too personal, too self-absorbed to have any justification in an age of social upheaval.

All these are prejudices. Great poetry has always possessed the power to elevate the individual to the universal, to transform the personal into something of general validity. If we abandon poetry, we los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instruments of language—the condensation of experience into sound and rhythm, image and metaphor.

Admittedly, the way some poets write today may deserve the critics' ridicule. But that speaks against those poets, not against poetry itself. A bad novel does not prove that the novel as a genre is worthless; neither does a bad poem prove the superfluity of poetry.

The true enemies of poetry are not those who openly reject it, but those who treat it with indifference—who do not even bother to read it before passing judgment. In literature, indifference is more deadly than enmity.

DE: 1925

Der Feind der Poesie

Vorvorvorgestern traf ich zum zehnten Mal das „Poesie-Kind", und im Gespräch sagte es, ich könne doch etwas für das „Literarische Wochenblatt" einreichen, worauf es selbst hinzufügte: „Nur bitte keine Gedichte, hahaha." Ich hatte zwar ohnehin nie vorgehabt, Gedichte einzureichen. Dennoch — was soll man dazu sagen?

Wenn jemand eine bestimmte Art von Literatur nicht schätzt, ist das noch kein Vergehen. Aber wenn die allgemeine Atmosphäre die Poesie als „feindlich" betrachtet, dann ist das ein beunruhigendes Zeichen für den Stand der Literatur insgesamt. Die chinesische Poesie hat durchaus ihre Stärken — man denke an die Tang-Dichtung, an die Song-Lyrik —, doch in der gegenwärtigen Ära scheint sie den meisten nur noch ein Anlass zum Spott zu sein.

Es gibt welche, die behaupten, Prosa sei die einzig „moderne" Form. Andere sagen, Gedichte seien lediglich ein Zeitvertreib für müßige Gelehrte. Und wieder andere werfen der Poesie vor, sie sei zu persönlich, zu selbstbezogen, um in einer Zeit der gesellschaftlichen Umwälzungen noch Berechtigung zu haben.

All das sind Vorurteile. Große Dichtung hat stets die Kraft besessen, das Individuelle ins Universelle zu heben, das Persönliche in etwas Allgemeingültiges zu verwandeln. Wenn wir die Poesie aufgeben, verlieren wir eines der mächtigsten Werkzeuge der Sprache — die Verdichtung von Erfahrung in Klang und Rhythmus, in Bild und Metapher.

Freilich: Die Art, wie manche Dichter heute schreiben, mag den Spott der Kritiker verdienen. Doch das spricht gegen diese Dichter, nicht gegen die Dichtung an sich. Ein schlechter Roman beweist nicht, dass der Roman als Gattung wertlos wäre; ebenso wenig beweist ein schlechtes Gedicht die Überflüssigkeit der Poesie.

Die wahren Feinde der Poesie sind nicht jene, die sie offen ablehnen, sondern jene, die sie mit Gleichgültigkeit behandeln — die sich nicht einmal die Mühe machen, sie zu lesen, bevor sie ihr Urteil fällen. Gleichgültigkeit ist in der Literatur tödlicher als Feindschaft.

FR: 1925

L'Ennemi de la poésie

L'avant-avant-avant-veille, je rencontrai pour la dixième fois l'« Enfant poète », et au cours de notre conversation, il me dit que je pourrais envoyer quelque chose au Supplément littéraire hebdomadaire, ajoutant de lui-même : « Seulement pas de poèmes, hahaha. » Je n'avais d'ailleurs jamais eu l'intention d'en soumettre. Pourtant — que dire à cela ?

Quand quelqu'un n'apprécie pas un genre littéraire particulier, ce n'est pas un crime. Mais quand l'atmosphère générale traite la poésie en « ennemie », c'est un signe inquiétant pour l'état des lettres dans leur ensemble. La poésie chinoise a eu ses forces — que l'on songe à la poésie des Tang, aux ci des Song — pourtant à l'époque actuelle, elle ne semble plus être pour la plupart qu'un sujet de moquerie.

Il y a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prose est la seule forme « moderne ». D'autres disent que les poèmes ne sont qu'un passe-temps pour lettrés oisifs. D'autres encore reprochent à la poésie d'être trop personnelle, trop repliée sur elle-même pour avoir encore sa raison d'être en une époque de bouleversements sociaux.

Tout cela n'est que préjugés. La grande poésie a toujours possédé le pouvoir d'élever l'individuel à l'universel, de transformer le personnel en quelque chose de valeur générale. Si nous abandonnons la poésie, nous perdons l'un des instruments les plus puissants du langage — la condensation de l'expérience en son et rythme, en image et métaphore.

Certes, la façon dont certains poètes écrivent aujourd'hui peut mériter la raillerie des critiques. Mais c'est contre ces poètes que cela plaide, non contre la poésie elle-même. Un mauvais roman ne prouve pas que le roman comme genre soit sans valeur ; pas davantage un mauvais poème ne prouve la superfluité de la poésie.

Les vrais ennemis de la poésie ne sont pas ceux qui la rejettent ouvertement, mais ceux qui la traitent avec indifférence — qui ne prennent même pas la peine de la lire avant de porter leur jugement. En littérature, l'indifférence est plus mortelle que l'hostilité.

Section 6

王铸。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三日《京报副刊》所载。）

“忽然想到”附记

我是一个讲师，略近于教授。照江震亚先生的主张，似乎也是不当署名的。但我也曾用几个假名发表过文章，后来却有人诘责我逃避责任；况且这回又带些攻击态度，所以终于署名了。但所署的也不是真名字；但也近于真名字，仍有露出讲师马脚的弊病，无法可想，只好这样罢。又为避免纠纷起见，还得声明一句，就是：我所指摘的中国古今人，乃是一部分，别的许多很好的古今人不在内！然而这么一说，我的杂感真成了最无聊的东西了，要面面顾到，是能够这样使自己变成无价值。

（一月十五日。）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京报副刊》所载。）

咬嚼之余

（原文见《集外集》，兹从略。）

【备考】

“无聊的通信”

伏园先生：

自从先生出了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的广告之后，《京报副刊》上就登了关于这类的许多无聊的通信；如“青年妇女是否可算‘青年’”之类。这样无聊的文字，这样简单的脑筋，有登载的价值么？除此，还有前天的副刊上载有鲁迅先生的《咬文嚼字》一文，亦是最无聊的一种，亦无登载的必要！《京报副刊》的篇幅是有限的，请先生宝贵它吧，多登些有价值的文字吧！兹寄上一张征求的表请收下。

十三，仲潛。

○　　　　　　○　　　　　　○　　　　　　○

凡记者收到外间的来信，看完以后认为还有再给别人看看的必要，于是在本刊上发表了。例如廖仲潛先生这封信，我也认为有公开的价值，虽然或者有人（也许连廖先生自己）要把它认为“无聊的通信”。我发表“青年二字是否连妇女也包括在内？”的李君通信，是恐怕读者当中还有像李君一般怀疑的，看了我的答案可以连带的明白了。关于这层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答辩。至于鲁迅先生的《咬文嚼字》，在记者个人的意见，是认为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文字的，所以特用了二号字的标题，四号字的署名，希望读者特别注意。因为鲁迅先生所攻击的两点，在记者也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不可不力求改革的。中国从翻译印度文字以来，似乎数千年中还没有人想过这样的怪思想，以为女人的名字应该用美丽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音应该用百家姓中的字，的确是近十年来的人发明的，（这种办法在严几道时代还未通行，）而近十年来的翻译文字的错误百出也可以算得震铄前古的了。至于这两点为什么要攻击，只要一看鲁迅先生的讽刺文字就会明白。他以中国“周家的小姐不另姓绸”去映衬有许多人用“玛丽亚”，“婀娜”，“娜拉”这些美丽字眼译外国女人名字之不当，以“吾家rky”一语去讥讽有许多人将无论那一国的人名硬用“百家姓”中的字作第一音之可笑，只这两句话给我们的趣味已经够深长够浓厚了，而廖先生还说它是“最无聊”的文字么？最后我很感谢廖先生热心的给我指导，还很希望其他读者如对于副刊有什么意见时不吝赐教。

伏园敬复。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京报副刊》所载。）

关于咬文嚼字

伏园先生：

我那封短信，原系私人的通信，应无发表的必要；不过先生认为有公开的价值，就把它发表了。但因此那封信又变为无聊的通信了，岂但无聊而已哉，且恐要惹起许多无聊的是非来，这个挑拨是非之责，应该归记者去担负吧！所以如果没有彼方的答辩则已；如有，我可不理了。至于《咬文嚼字》一文，先生认为原意中攻击的两点是极重要且极有意义的，我不无怀疑之点：A,先生照咬文嚼字的翻译看起来，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为什么是堕落？我不明白。你以为女人的名字应该用美丽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音应该用百家姓中的字，是近来的新发明的，因名之曰怪思想么？但我要问先生认它为“堕落”的，究竟是不是“怪思想？”我以为用美丽的字眼翻译女性的名字是翻译者完全的自由与高兴，无关紧要的；虽是新发明，却不是堕落的征兆，更不是怪思想！B，外国人的名是在前，姓是在后。“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Gorky的姓，并不是他就是姓“高”；不过便于中国人的习惯及记忆起见，把第一音译成一个相似的中国姓，或略称某氏以免重复的累赘底困难。如果照中国人的姓名而认他姓高，则尔基就变成他的名字了？岂不是笑话吗！又如，Wilde可译为王尔德，可译魏尔德，又可译为樊尔德，然则他一人姓了王又姓魏又姓樊，此理可说的通吗？可见所谓“吾家rky”者，我想，是鲁迅先生新发明的吧！不然，就是说“吾家rky”的人，根本不知“高尔基”三音连合的字是他原来的姓！因同了一个“高”字，就贸贸然称起吾家还加上rky来，这的确是新杜撰的滑稽话！却于事实上并无滑稽的毫末，只惹得人说他无意思而已，说他是门外汉而已，说他是无聊而已，先生所谓够深长够浓厚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所在，究竟何所而在？虽然，记者有记者个人的意见，有记者要它发表不发表的权力，所以二号字的标题与四号字的署名，就刊出来了。最后我很感谢先生上次的盛意并希望先生个人认为很有意思的文字多登载几篇。还有一句话：将来如有他方面的各种的笔墨官司打来，恕我不再来答辩了，不再来凑无聊的热闹了。此颂撰安！

十六，弟仲潜敬覆。

○　　　　　　○　　　　　　○　　　　　　○

“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Gorky的姓，并不是他就姓高，”廖先生这句话比鲁迅先生的文字更有精采。可惜这句话不能天天派一个人对读者念着，也不能叫翻译的人在篇篇文章的原著者下注着“高尔基不姓高，王尔德不姓王，白利欧不姓白……”廖先生这篇通信登过之后不几天，廖先生这句名言必又被人忘诸脑后了。所以，鲁迅先生的讽刺还是重要，如果翻译界的人被鲁迅先生的“吾家尔基”一语刺得难过起来，竟毅然避去《百家姓》中之字而以声音较近之字代替了，（如哥尔基，淮尔德，勃利欧……，）那末阅者一望而知“三个音连成的字是姓，第一音不是他的姓，”不必有烦廖先生的耳提面命了。不过这样改善以后，其实还是不妥当，所以用方块儿字译外国人名的办法，其寿命恐怕至多也不过还有五年，进一步是以注音字母译，（钱玄同先生等已经实行了，昨天记者遇见钱先生，他就说即使第一音为《百家姓》中的字之办法改良以后，也还是不妥，）再进一步是不译，在欧、美许多书籍的原名已经不译了，主张不译人名即使在今日的中国恐怕也不算过激罢。

伏园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京报副刊》所载。）

“咬文嚼字”是“滥调”

伏园先生：

鲁迅先生《咬文嚼字》一篇，在我看来，实在毫无意义。仲潜先生称它为“最无聊”之作，极为得体。不料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对于这“最无聊”三字大为骇异，并且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种，为翻译界堕落的现象，这真使我大为骇异了。

我们对于一个作家或小说戏剧上的人名，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在中国的文字上，我们在姓底下有“小姐”“太太”或“夫人”，若把姓名全写出来，则中国女子的名字，大多有“芳”“兰”“秀”等等“轻靓艳丽”的字眼。周家的姑娘可以称之为周小姐，陈家的太太可以称之为陈太太，或者称为周菊芳陈兰秀亦可。从这些字样中，我们知道这个人物是女性。在外国文字中可就不同了。外国人的姓名有好些Syllables是极多的，用中文把姓名全译出来非十数字不可，这是何等惹人讨厌的事。年来国内的人对于翻译作品之所以比较创造作品冷淡，就是因为翻译人名过长的缘故。（翻译作品之辞句不顺口，自然亦是原因中之一。）假如托尔斯泰有一个女叫做Elizabeth Tolstoi,我们全译出来，成为“托尔斯泰伊丽沙白”八字，何等麻烦。又如有一个女子叫做Mary Hilda Stuwart,我们全译出来，便成为“玛丽海尔黛司徒渥得”也很讨厌。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些名字称为托尔斯泰小姐或司徒渥得夫人，因为这种六个字的称呼，比起我们看惯了周小姐陈太太三字的称呼多了一半，也不方便。没法，只得把名字删去，“小姐，”“太太”也省略，而用“妥妳丝苔”译Elizabeth Tolstoi,用“丝图娃德”译Mary Hilda Stuwart，这诚是不得已之举。至于说为适合中国人的胃口，故意把原名删去，有失原意的，那末，我看根本外国人的名字，便不必译，直照原文写出来好。因为中国人能看看不惯的译文，多少总懂得点洋文的。鲁迅先生此举诚未免过于吹毛求疵？

至于用中国姓译外国姓，我看也未尝不可以。假如Gogol的Go可以译做郭，Wilde的Wi可以译做王，Holz和Ho可以译做何，我们又何必把它们故意译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为什么不能有伟力？

诚然，国内的翻译界太糟了，太不令人满意了！翻译界堕落的现象正多，却不是这两种。伏园先生把它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也算多事，气力要卖到大地方去，却不可做这种吹敲的勾当。

末了，我还要说几句：鲁迅先生是我所佩服的。讽刺的言辞，尖锐的笔锋，精细的观察，诚可引人无限的仰慕。《呐喊》出后，虽不曾名噪天下，也名噪国中了。他的令弟启明先生，亦为我崇拜之一人。读书之多，令人惊叹。《自己的园地》为国内文艺界一朵奇花。我尝有现代三周，（还有一个周建人先生）驾乎从前三苏之慨。不过名人名声越高，作品也越要郑重。若故意纵事吹敲或失之苛责，不免带有失却人信仰的危险。而记者先生把名人的“滥调”来充篇幅，又不免带有欺读者之嫌。冒犯，恕罪！顺祝健康。

潜源

（一月十七日于唐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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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Wang Zhu.

(Published in the supplement of the Jingbao, January 13, 1925.)

Addendum to "Sudden Thoughts"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come to mind suddenly, but not all deserve to be written down. I had recently been occupied with jotting down "sudden thoughts"—brief reflections on this and that—and this provoked various reactions. Some of these are worth responding to.

I am accused of being too pessimistic. Perhaps so. But pessimism is not synonymous with inaction, and optimism is not synonymous with wisdom. One who sees things darkly may see them more clearly than one blinded by rosy hopes. It is at any rate better to see the truth darkly than to see falsehood in bright light.

I am also told that I should not merely criticize but make suggestions. Yet criticism is itself a suggestion—namely, the suggestion to change the state of affairs being criticized. Whoever points out a fault has already taken the first step toward improvement. Of course: it is easier to demand suggestions than to accept the uncomfortable truths of criticism.

Chinese society suffers from many ills, but one of the greatest is the readiness to tolerate everything. People endure the intolerable, keep silent when they should speak, smile when they should be angry. This tolerance is praised as virtue—I consider it a vice. It is the tolerance of exhaustion, not of wisdom.

DE: Wang Zhu.

(Veröffentlicht in der Beilage der Jingbao am 13. Januar 1925.)

Nachtrag zu „Plötzliche Gedanken"

Es gibt viele Dinge, die uns plötzlich in den Sinn kommen, aber nicht alle verdienen es, aufgeschrieben zu werden. Ich hatte mich in letzter Zeit damit beschäftigt, „Plötzliche Gedanken" zu notieren — kurze Reflexionen über dies und jenes —, und dabei manche Reaktionen ausgelöst. Einige davon sind es wert, beantwortet zu werden.

Man wirft mir vor, ich sei zu pessimistisch. Das mag sein. Aber Pessimismus ist nicht gleichbedeutend mit Untätigkeit, und Optimismus ist nicht gleichbedeutend mit Klugheit. Wer die Dinge düster sieht, sieht sie vielleicht klarer als der, der sich von rosigen Hoffnungen blenden lässt. Es ist jedenfalls besser, die Wahrheit düster zu sehen als die Unwahrheit in hellem Licht.

Man sagt mir auch, ich solle nicht immer nur kritisieren, sondern Vorschläge machen. Aber Kritik ist selbst ein Vorschlag — der Vorschlag nämlich, den kritisierten Zustand zu ändern. Wer einen Fehler aufzeigt, hat damit schon den ersten Schritt zur Verbesserung getan. Freilich: Es ist bequemer, Vorschläge zu fordern, als die unbequemen Wahrheiten der Kritik anzunehmen.

Die 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leidet unter vielen Übeln, aber eines der größten ist die Bereitschaft, alles hinzunehmen. Man duldet das Unerträgliche, man schweigt, wo man sprechen sollte, man lächelt, wo man zürnen müsste. Diese Duldsamkeit wird als Tugend gepriesen — ich halte sie für ein Laster. Sie ist die Duldsamkeit der Erschöpfung, nicht die der Weisheit.

FR: Wang Zhu.

(Publié dans le supplément du Jingbao, le 13 janvier 1925.)

Addendum aux « Pensées soudaines »

Bien des choses nous viennent soudain à l'esprit, mais toutes ne méritent pas d'être consignées. Je m'étais récemment occupé à noter des « pensées soudaines » — de brèves réflexions sur ceci et cela — et cela avait suscité diverses réactions. Certaines méritent qu'on y réponde.

On m'accuse d'être trop pessimiste. Peut-être. Mais le pessimisme n'est pas synonyme d'inaction, et l'optimisme n'est pas synonyme de sagesse. Celui qui voit les choses sombrement les voit peut-être plus clairement que celui qu'aveuglent de roses espérances. Il vaut mieux en tout cas voir la vérité sombrement que voir le mensonge en pleine lumière.

On me dit aussi que je ne devrais pas seulement critiquer, mais faire des propositions. Or la critique est elle-même une proposition — celle, précisément, de changer l'état de choses critiqué. Qui signale un défaut a déjà fait le premier pas vers l'amélioration. Certes : il est plus commode d'exiger des propositions que d'accepter les vérités dérangeantes de la critique.

La société chinoise souffre de bien des maux, mais l'un des plus grands est la disposition à tout tolérer. On supporte l'insupportable, on se tait quand il faudrait parler, on sourit quand il faudrait s'indigner. Cette tolérance est louée comme une vertu — je la tiens pour un vice. C'est la tolérance de l'épuisement, non celle de la sagesse.

Section 7

鲁迅先生的那篇《咬文嚼字》，已有两位“潜”字辈的先生看了不以为然，我猜想青年中这种意见或者还多，那么这篇文章不是“滥调”可知了。你也会说，我也会说，我说了你也同意，你说了他也说这不消说：那是滥调。鲁迅先生那两项主张，在簇新头脑的青年界中尚且如此通不过去，名为滥调，是冤枉了，名为最无聊，那更冤枉了。记者对于这项问题，是加入讨论的一人，自知态度一定不能公平，所以对于“潜”字辈先生的主张，虽然万分不以为然，也只得暂且从缓答辩。好在超于我们的争论点以上，还有两项更高一层的钱玄同先生的主张，站在他的地位看我们这种争论也许是无谓已极，无论谁家胜了也只赢得“不妥”二字的考语罢了。

伏园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京报副刊》所载。）

咬嚼未始“乏味”

（原文见《集外集》，从略。）

【备考】：

咬嚼之乏味 潜源

当我看《咬文嚼字》那篇短文时，我只觉得这篇短文无意义，其时并不想说什么。后来伏园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中，把这篇文字大为声张，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堕落的现象，所以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并反对在我以为“极为得体”的仲潜先生的“最无聊”三字的短评。因此，我才写信给伏园先生。

在给伏园先生的信中，我说过：“气力要卖到大地方去，却不可从事吹敲，”“记者先生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也是多事，”几句话。我的意思是：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极小极小的事，用不着去声张做势；翻译界可论的大事正多着呢，何不到那去卖气力？（鲁迅先生或者不承认自己声张，然伏园先生却为之声张了。）就是这两点极小极小的事，我也不能迷信“名人说话不会错的”而表示赞同，所以后面对于这两点加以些微非议。

在未入正文之先，我要说几句关于“滥调”的话。

实在，我的“滥调”的解释与普通一般的解释有点不同。在“滥调”二字旁，我加了“　”，表示它的意义是全属于字面的（literal）。即是指“无意义的论调”或直指“无聊的论调”亦可。伏园先生与江震亚先生对于“滥调”二字似乎都有误解，故顺便提及。

现在且把我对于鲁迅先生《咬嚼之余》一篇的意见说说。

先说第一点吧：鲁迅先生在《咬嚼之余》说，“我那篇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两位的通信似乎于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于是我又把《咬文嚼字》再看一遍。的确，我看清楚了。那篇开首明明写着“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那面的意思即是：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即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了，我在前次通信曾说过，“加些草头，女旁，丝旁”，“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然而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鲁迅先生对于此点没有非议。）那末，结论是，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既非主张男女不平等，则其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可知。糟就糟在我不该在“想”字上面加个“常”字，于是鲁迅先生说，“‘常想’就是束缚。”“常想”真是“束缚”吗？是“传统思想的束缚”吗？口吻太“幽默”了，我不懂。“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作家的姓名呢？还有，假如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数年前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们特为“创”出一个“她”字来代表女人，比“想”出“轻靓艳丽”的字眼来译女人的姓氏，不更为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更麻烦吗？然而鲁迅先生对于用“她”字却没有讽过。至于说托尔斯泰有两个女，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的字眼，麻烦得多，我认此点并不在我们所谈之列。我们所谈的是“两性间”的分别，而非“同性间”。而且，同样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的字眼吗？

关于第二点，我仍觉得把Gogol的Go译做郭，把Wilde的Wi译做王，……既不曾没有“介绍世界文学”，自然已“摆脱传统的思想的束缚”。鲁迅说“故意”译做“郭”、“王”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游魂是《百家姓》，也未见得。我少时简直没有读过《百家姓》，我却赞成用“郭”译Gogol的Go，用“王”译Wilde的Wi，为什么？“习见”故也。

他又说：“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对于这里我自然没有话可说。但是反面“以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而藉翻译以主张男女平等，介绍世界文学”的先生们，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用郭译Go，用王译Wi，我也承认是对的，而“讽”为“吹敲”，为“无聊”，理由上述。

正话说完了。鲁迅先生“末了”的话太客气了。（一）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二）《呐喊》风行得很；讽刺旧社会是对的，“故意”讽刺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的人们是不对。（三）鲁迅先生名是有的：《现代评论》有《鲁迅先生》，以前的《晨报附刊》对于“鲁迅”这个名字，还经过许多滑稽的考据呢！

最后我要说几句好玩的话。伏园先生在我信后的附注中，指我为簇新青年，这自然挖苦的成分多，真诚的成分少。假如我真是“簇新”，我要说用“她”字来代表女性，是中国新文学界最堕落的现象，而加以“讽刺”呢。因为非是不足以表现“主张男女平等”，非是不足以表现“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二， 一， 一九二五，唐大。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副刊》所载。）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

陶璇卿君是一个潜心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画家，为艺术上的修养起见，去年才到这暗赭色的北京来的，到现在，就是有携来的和新制的作品二十余种藏在他自己的卧室里，谁也没有知道，——但自然除了几个他熟识的人们。

在那黯然埋藏着的作品中，却满显出作者个人的主观和情绪，尤可以看见他对于笔触、色采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经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国画的，于是固有的东方情调，又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然而又并不由于故意的。

将来，会当更进于神化之域罢，但现在他已经要回去了。几个人惜其独往独来，因将那不多的作品，作一个小结构的短时期的展览会，以供有意于此的人的一览。但是，在京的点缀和离京的纪念，当然也都可以说得的罢。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六日，鲁迅。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京报副刊》所载。）

聊答“……”

柯先生：

我对于你们一流人物，退让得够了。我那时的答话，就先不写在“必读书”栏内，还要一则曰“若干”，再则曰“参考”，三则曰“或”，以见我并无指导一切青年之意。我自问还不至于如此之昏，会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样。那时的聊说几句话，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和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如先生者，倘不是“喂”的指名叫了我，我就毫没有和你扳谈的必要的。

照你大作的上文看来，你的所谓“……”，该是“卖国”。到我死掉为止，中国被卖与否未可知，即使被卖，卖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这是未来的事，我无须对你说废话。但有一节要请你明鉴：宋末，明末，送掉了国家的时候，清朝的割台湾、旅顺等地的时候，我都不在场；在场的也不如你所“尝听说”似的，“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达尔文的书还未介绍，罗素也还未来华，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的著作却早经行世了。钱能训扶乩则有之，却并没有要废中国文字，你虽然自以为“哈哈！我知道了”，其实是连近时近地的事都很不了了的。

你临末，又说对于我的经验，“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那么，你不是又将自己的判决取消了么？判决一取消，你的大作就剩了几个“啊”“哈”“唉”“喂”了。这些声音，可以吓洋车夫，但是无力保存国粹的，或者倒反更丢国粹的脸。

鲁迅。

【备考】：

偏见的经验 柯柏森

我自读书以来，就很信“开卷有益”这句话是实在话，因为不论什么书，都有它的道理，有它的事实，看它总可以增广些智识，所以《京副》上发表“青年必读书”的征求时，我就发生“为什么要分青年必读的书”的疑问，到后来细思几次，才得一个“假定”的回答，就是说：青年时代，“血气未定，经验未深”，分别是非能力，还没有充足，随随便便买书来看，恐怕引导入于迷途；有许多青年最爱看情书，结果坠入情网的不知多少，现在把青年应该读的书选出来，岂不很好吗？

因此，看见胡适之先生选出“青年必读书”后，每天都要先看“青年必读书”才看“时事新闻”，不料二月二十一日看到鲁迅先生选的，吓得我大跳。鲁迅先生说他“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也难怪。但是，他附注中却说“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云云，他的经验怎样呢？他说：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但除了印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的，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啊！的确，他的经验真巧妙，“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这种经验，虽然钱能训要废中国文字不得专美于前，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经验了。

唉！是的！“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所谓“人生”，究竟是什么的人生呢？“欧化”的人生哩？抑“美化”的人生呢？尝听说：卖国贼们，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大概鲁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吗？

EN: That essay by Mr. Lu Xun, "Biting Words," has already been received with disapproval by two gentlemen surnamed "Qian." I suspect that among young people such views are even more common, which proves that this essay is by no means a "tired platitude." When you can say it too and I can say it too, when I say it and you agree, when you say it and he too thinks it goes without saying—those are tired platitudes. But Mr. Lu Xun's two main theses have yet to find general acceptance even among apparently progressive youth, which proves they are far from outdated.

Mr. Lu Xun does not write for eternity but for the moment; and precisely therein lies his strength. He attacks the problems that are burning now, that must be solved now—not the problems that may perhaps become important in a hundred years. This is not a sign of short-windedness but of courage. It is always easier to philosophize about abstract principles than to write about concrete abuses; easier to dream of the future than to criticize the present.

Those who dismiss Mr. Lu Xun's "biting words" as petty have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point. It is not about individual words but about the mental attitude revealed in language. He who is careless with language is also careless in thought. And he who thinks carelessly acts carelessly. Precision in expression is the beginning of precision in all things.

There are also those who think Mr. Lu Xun should not concern himself with "trifles" but keep the "big picture" in view. But what is the "big picture" if not the sum of "trifles"? He who does not see individual faults will not recognize the great evil either. Revolution does not begin with grand declarations but with the precise observation of what is going wrong.

DE: Jener Aufsatz von Herrn Lu Xun, „Wortklauberei", ist bereits von zwei Herren mit dem Familiennamen „Qian" mit Missfallen aufgenommen worden. Ich vermute, dass unter jungen Leuten derartige Ansichten noch häufiger vorkommen, womit erwiesen wäre, dass dieser Aufsatz keineswegs eine „abgedroschene Phrase" ist. Wenn du es auch sagen kannst und ich es auch sagen kann, wenn ich es sage und du zustimmst, wenn du es sagst und auch er meint, das verstehe sich von selbst — das sind abgedroschene Phrasen. Herrn Lu Xuns beide Hauptthesen aber finden selbst in der scheinbar fortschrittlichen Jugend noch nicht allgemeine Zustimmung, womit bewiesen ist, dass sie noch keineswegs veraltet sind.

Herr Lu Xun schreibt nicht für die Ewigkeit, sondern für den Augenblick; und gerade darin liegt seine Stärke. Er greift die Probleme an, die jetzt brennen, die jetzt gelöst werden müssen — nicht die Probleme, die in hundert Jahren vielleicht einmal wichtig sein werden. Das ist kein Zeichen von Kurzatmigkeit, sondern von Mut. Es ist immer leichter, über abstrakte Prinzipien zu philosophieren als über konkrete Missstände zu schreiben; leichter, von der Zukunft zu träumen als die Gegenwart zu kritisieren.

Wer Herrn Lu Xuns „Wortklauberei" als kleinlich abtut, hat nicht begriffen, worum es geht. Es geht nicht um einzelne Wörter, sondern um die geistige Haltung, die sich in der Sprache offenbart. Wer nachlässig mit der Sprache umgeht, ist auch nachlässig im Denken. Und wer nachlässig denkt, handelt nachlässig. Die Sorgfalt im Ausdruck ist der Anfang der Sorgfalt in allen Dingen.

Es gibt auch solche, die meinen, Herr Lu Xun solle sich nicht mit „Kleinigkeiten" befassen, sondern das „Große Ganze" im Blick behalten. Aber was ist das „Große Ganze" anderes als die Summe der „Kleinigkeiten"? Wer die einzelnen Fehler nicht sieht, wird auch das große Übel nicht erkennen. Die Revolution beginnt nicht mit großen Deklarationen, sondern mit der genauen Beobachtung dessen, was falsch läuft.

FR: Cet essai de M. Lu Xun, « Ergotages », a déjà été accueilli avec désapprobation par deux messieurs du nom de « Qian ». Je soupçonne que chez les jeunes, de telles opinions sont encore plus répandues, ce qui prouve que cet essai n'est nullement un « lieu commun ». Quand toi aussi tu peux le dire et moi aussi je peux le dire, quand je le dis et tu approuves, quand tu le dis et que lui aussi estime que cela va de soi — voilà des lieux communs. Mais les deux thèses principales de M. Lu Xun ne trouvent pas encore l'assentiment général, même parmi la jeunesse apparemment progressiste, ce qui prouve qu'elles sont loin d'être dépassées.

M. Lu Xun n'écrit pas pour l'éternité mais pour l'instant ; et c'est précisément là que réside sa force. Il attaque les problèmes qui brûlent maintenant, qui doivent être résolus maintenant — non pas les problèmes qui deviendront peut-être importants dans cent ans. Ce n'est pas un signe d'essoufflement mais de courage. Il est toujours plus facile de philosopher sur des principes abstraits que d'écrire sur des abus concrets ; plus facile de rêver à l'avenir que de critiquer le présent.

Ceux qui rejettent les « ergotages » de M. Lu Xun comme mesquins n'ont pas compris l'enjeu. Il ne s'agit pas de mots isolés mais de l'attitude mentale que révèle le langage. Celui qui est négligent avec la langue l'est aussi dans sa pensée. Et celui qui pense négligemment agit négligemment. La précision dans l'expression est le commencement de la précision en toutes choses.

Il y a aussi ceux qui pensent que M. Lu Xun ne devrait pas se soucier de « vétilles » mais garder en vue le « tableau d'ensemble ». Mais qu'est-ce que le « tableau d'ensemble » sinon la somme des « vétilles » ? Qui ne voit pas les défauts particuliers ne reconnaîtra pas non plus le grand mal. La révolution ne commence pas par de grandes déclarations mais par l'observation précise de ce qui ne va pas.

Section 8

哈哈！我知道了，鲁迅先生是看了达尔文罗素等外国书，即忘了梁启超胡适之等的中国书了。不然，为什么要说中国书是僵死的？假使中国书僵死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尚有他的著作遗传到现在呢？

喂！鲁迅先生！你的经验……你自己的经验，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无以名之，名之曰：“偏见的经验”。

十四，二，二十三日。（自警官高等学校寄）

（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京报副刊》所载。）

报“奇哉所谓……”

有所谓熊先生者，以似论似信的口吻，惊怪我的“浅薄无知识”和佩服我的胆量。我可是大佩服他的文章之长。现在只能略答几句。

一、中国书都是好的，说不好即不懂，这话是老得生了锈的老兵器。讲《易经》的就多用这方法：“易”，是玄妙的，你以为非者，就因为你不懂。我当然无凭来证明我能懂得任何中国书，和熊先生比赛；也没有读过什么特别的奇书。但于你所举的几种，也曾略略一翻，只是似乎本子有些两样，例如我所见的《抱朴子》外篇，就不专论神仙的。杨朱的著作我未见；《列子》就有假托的嫌疑，而况他所称引。我自愧浅薄，不敢据此来衡量杨朱先生的精神。

二、“行要学来辅助”，我知道的。但我说：要学，须多读外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是你的改本，你虽然就此又发了一大段牢骚，我可是没有再说废话的必要了。但我不解青年何以就不准做代表，当主席，否则就是“出锋头”。莫非必须老头子如赵尔巽者，才可以做代表当主席么？

三、我说，“多看外国书”，你却推演为将来都说外国话，变成外国人了。你是熟精古书的，现在说话的时候就都用古文，并且变了古人，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了么？你也自己想想去。我希望你一想就通，这是只要有常识就行的。

四、你所谓“五胡中国化……满人读汉文，现在都读成汉人了”这些话，大约就是因为懂得古书而来的。我偶翻几本中国书时，也常觉得其中含有类似的精神，——或者就是足下之所谓“积极”。我或者“把根本忘了”也难说，但我还只愿意和外国以宾主关系相通，不忍见再如五胡乱华以至满洲入关那样，先以主奴关系而后有所谓“同化”！假使我们还要依据“根本”的老例，那么，大日本进来，被汉人同化，不中用了，大美国进来，被汉人同化，又不中用了……以至黑种红种进来，被汉人同化，都不中用了。此后没有人再进来，欧、美、非、澳和亚洲的一部都成空地，只有一大堆读汉文的杂种挤在中国了。这是怎样的美谈！

五、即如大作所说，读外国书就都讲外国话罢，但讲外国话却也不即变成外国人。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两国所瓜分；比国用法文，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满洲人是“读汉文”的，但革命以前,是我们的征服者，以后，即五族共和，和我们共存同在，何尝变了汉人。但正因为“读汉文”，传染上了“僵尸的乐观”，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样，来蹂躏一通之后就跑回去，只好和汉人一同恭候别族的进来，使他同化了。但假如进来的又像蒙古人那样，岂不又折了很大的资本么？

大作又说我“大声急呼”之后，不过几年，青年就只能说外国话。我以为是不省人事之谈。国语的统一鼓吹了这些年了，不必说一切青年，便是在学校的学生，可曾都忘却了家乡话？即使只能说外国话了，何以就“只能爱外国的国”？蔡松坡反对袁世凯，因为他们国语不同之故么？满人入关，因为汉人都能说满洲话，爱了他们之故么？清末革命，因为满人都忽而不读汉文了，所以我们就不爱他们了之故么？浅显的人事尚且不省，谈什么光荣，估什么价值。

六、你也同别的一两个反对论者一样，很替我本身打算利害，照例是应该感谢的。我虽不学无术，而于相传“处于才与不才之间”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还不无所知，但我不愿意照办。所谓“素负学者声名”，“站在中国青年前面”这些荣名，都是你随意给我加上的，现在既然觉得“浅薄无知识”了，当然就可以仍由你随意革去。我自愧不能说些讨人喜欢的话，尤其是合于你先生一流人的尊意的话。但你所推测的我的私意，是不对的，我还活着，不像杨朱墨翟们的死无对证，可以确定为只有你一个懂得。我也没有做什么《阿鼠传》，只做过一篇《阿Q正传》。

到这里，就答你篇末的诘问了：“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者，指“青年必读书”，写在本栏内；“何以果决地说这种话”者，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写在“附记”内。虽然自歉句子不如古书之易懂，但也就可以不理你最后的要求。而且也不待你们论定。纵使论定，不过空言，决不会就此通行天下，何况照例是永远论不定，至多不过是“中虽有坏的，而亦有好的；西虽有好的，而亦有坏的。”之类的微温说而已。我虽至愚，亦何至呈书目于如先生者之前乎？

临末，我还要“果决地”说几句：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

（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京报副刊》所载。）

【备考】：

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 熊以谦

奇怪！真的奇怪！奇怪素负学者声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鲁迅先生说出这样“浅薄无知识”的话来了！鲁迅先生在《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里面说：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鲁先生！这不是中国书贻误了你，是你糟踏了中国书。我不知道先生平日读的中国书是些甚么书？或者先生所读的中国书——使先生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的书——是我们一班人所未读到的书。以我现在所读到的中国书，实实在在没有一本书是和鲁先生所说的那样。鲁先生！无论古今中外，凡是能够著书立说的，都有他一种积极的精神；他所说的话，都是现世人生的话。他如若没有积极的精神，他决不会作千言万语的书，决不会立万古不磨的说。后来的人读他的书，不懂他的文辞，不解他的理论则有之，若说他一定使你沉静，一定使你与人生离开，这恐怕太冤枉中国书了，这恐怕是明白说不懂中国书，不解中国书。不懂就不懂，不解就不解，何以要说这种冤枉话，浅薄话呢？古人的书，贻留到现在的，无论是经，是史，是子，是集，都是说的实人生的话。舍了实人生，再没有话可说了。不过各人对于人生的观察点有不同。因为不同，说他对不对（？）是可以的，说他离开了实人生是不可以的。鲁先生！请问你，你是爱做小说的人，不管你做的是写实的也好，是浪漫的也好，是《狂人日记》也好，是《阿鼠传》也好，你离开了实人生做根据，你能说出一句话来吗？所以我读中国书，——外国书也一样，适与鲁先生相反。我以为鲁先生只管自己不读中国书，不应教青年都不读；只能说自己不懂中国书，不能说中国书都不好。

鲁迅先生又说：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承认外国书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但是，鲁先生，你独不知道中国书也是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吗？不有活人，那里会有书？既有书，书中的颓唐和厌世，当然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难道外国的书，是活人的书，中国的书，是死人的书吗？死人能著书吗？鲁先生！说得通吗？况且中国除了几种谈神谈仙的书之外，没有那种有价值的书不是入世的。不过各人入世的道路不同，所以各人说的话不同。我不知鲁先生平日读的甚么书，使他感觉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我想除了葛洪的《抱朴子》这类的书，像关于儒家的书，没有一本书，每本书里没有一句话不是入世的。墨家不用说，积极入世的精神更显而易见。道家的学说以老子《道德经》及《庄子》为主，而这两部书更有它们积极的精神，入世的精神，可惜后人学他们学错了，学得像鲁先生所说的颓唐和厌世了。然而即就学错了的人说，也怕不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吧！杨朱的学说似乎是鲁先生所说的“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但是果真领略到杨朱的精神，也会知道杨朱的精神是积极的，是入世的，不过他积极的方向不同，入世的道路不同就是了。我不便多引证了，更不便在这篇短文里实举书的例。我只要请教鲁先生！先生所读的是那类中国书，这些书都是僵尸的乐观，都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佩服鲁先生的胆量！我佩服鲁先生的武断！鲁先生公然有胆子武断这样说：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先生所以有这胆量武断的理由是：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鲁先生：你知道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但你也知道行也要学来辅助么？古人已有“不学无术”的讥言。但古人做事，——即使做国家大事，——有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传统思想做指导，纵不从书本子上学，误事的地方还少。时至今日，世界大变，人事大改，漫说家庭社会里的传统思想多成了过去的，即圣经贤传上的嘉言懿行，我们也要从新估定他的价值，然后才可以拿来做我们的指导。夫有古人的嘉言懿行做指导，犹恐行有不当，要从新估定，今鲁先生一口抹煞了中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那种行，明白点说，怕不是糊闹，就是横闯吧！鲁先生也看见现在不爱读书专爱出锋头的青年么？这种青年，做代表，当主席是有余，要他拿出见解，揭明理由就见鬼了。倡破坏，倡捣乱就有余，想他有什么建设，有什么成功就失望了。青年出了这种流弊，鲁先生乃青年前面的人，不加以挽救，还要推波助澜的说要少或竟不读中国书，因为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这种贻误青年的话，请鲁先生再少说吧！鲁先生尤其说得不通的是“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难道中国古今所有的书都是教人作文，没有教人做事的吗？鲁先生！我不必多说，请你自己想，你的说话通不通？

EN: Haha! Now I understand: Mr. Lu Xun has read Darwin and Russell and other foreign books and forgotten the Chinese books of Liang Qichao and Hu Shi. Why else would he claim that Chinese books are stiff and dead? If Chinese books were stiff and dead, why do the works of Laozi,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zi still exist today?

Hey there! Mr. Lu Xun! Why do you bury yourself so deep in foreign books and forget your fatherland? If you truly love China, why do you advise the youth not to read Chinese books? Is this patriotism? Do you want Chinese youth to become Westernized? That is merely the old trick of cultural subversion!

[Response:] This objection is as old as the debate itself.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the classics exist—of course they do.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reading exclusively the classics equips young people for the modern world. Laozi and Confucius are great thinkers, but their works alone are not sufficient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One must also learn what the world outside China has thought and achieved.

Anyone who says I despise Chinese books has misunderstood me. I say only: Do not read exclusively Chinese books. Read others too. Compare. Think. And then decide for yourselves what serves you and what does not. This is not Westernization—this is enlightenment.

The claim that reading foreign books is unpatriotic is itself the product of that narrow-mindedness that has so long impeded China's development. Japan studied Western science and became a great power. China shut itself off and fell behind. The lesson is clear.

DE: Haha! Jetzt habe ich es verstanden: Herr Lu Xun hat Darwin und Russell und andere ausländische Bücher gelesen und darüber die chinesischen Bücher von Liang Qichao und Hu Shi vergessen. Warum sonst sollte er behaupten, die chinesischen Bücher seien starr und tot? Wenn die chinesischen Bücher starr und tot wären, warum existieren dann die Werke von Laozi, Konfuzius, Mengzi und Xunzi bis heute?

Heda! Herr Lu Xun! Warum vergraben Sie sich so tief in ausländischen Büchern und vergessen Ihr Vaterland? Wenn Sie China wirklich lieben, warum raten Sie der Jugend dann, keine chinesischen Bücher zu lesen? Ist das etwa Patriotismus? Wollen Sie, dass die chinesische Jugend verwestlicht wird? Das ist ja nur der alte Trick der kulturellen Unterwanderung!

[Antwort:] Dieser Einwand ist so alt wie die Debatte selbst. Es geht nicht darum, ob die Klassiker existieren — natürlich existieren sie. Es geht darum, ob das Lesen ausschließlich der Klassiker die Jugend für die moderne Welt rüstet. Laozi und Konfuzius sind große Denker, aber ihre Werke allein reichen nicht aus, um die Probleme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zu lösen. Man muss auch lernen, was die Welt außerhalb Chinas gedacht und erreicht hat.

Wer sagt, ich verachte die chinesischen Bücher, hat mich missverstanden. Ich sage nur: Lest nicht nur chinesische Bücher. Lest auch andere. Vergleicht. Denkt nach. Und dann entscheidet selbst, was euch nützt und was nicht. Das ist keine Verwestlichung — das ist Aufklärung.

Die Behauptung, ausländische Bücher zu lesen sei unpatriotisch, ist selbst das Produkt jener Engstirnigkeit, die China in seiner Entwicklung so lange gehemmt hat. Japan hat die westliche Wissenschaft studiert und ist eine Großmacht geworden. China hat sich verschlossen und ist zurückgefallen. Die Lektion ist klar.

FR: Haha ! J'ai compris maintenant : M. Lu Xun a lu Darwin et Russell et d'autres livres étrangers et a oublié les livres chinois de Liang Qichao et Hu Shi. Pourquoi sinon prétendrait-il que les livres chinois sont rigides et morts ? Si les livres chinois étaient rigides et morts, pourquoi les œuvres de Laozi, Confucius, Mencius et Xunzi existeraient-elles encore aujourd'hui ?

Holà ! Monsieur Lu Xun ! Pourquoi vous enfouissez-vous si profondément dans les livres étrangers en oubliant votre patrie ? Si vous aimez vraiment la Chine, pourquoi conseillez-vous à la jeunesse de ne pas lire de livres chinois ? Est-ce là du patriotisme ? Voulez-vous que la jeunesse chinoise s'occidentalise ? Ce n'est que le vieux stratagème de la subversion culturelle !

[Réponse :] Cette objection est aussi vieille que le débat lui-même. La question n'est pas de savoir si les classiques existent — bien sûr qu'ils existent. La question est de savoir si la lecture exclusive des classiques prépare les jeunes au monde moderne. Laozi et Confucius sont de grands penseurs, mais leurs œuvres seules ne suffisent pas à résoudre les problèmes du vingtième siècle. Il faut aussi apprendre ce que le monde hors de Chine a pensé et accompli.

Quiconque dit que je méprise les livres chinois m'a mal compris. Je dis seulement : ne lisez pas uniquement des livres chinois. Lisez aussi les autres. Comparez. Réfléchissez. Et décidez vous-mêmes ce qui vous est utile et ce qui ne l'est pas. Ce n'est pas de l'occidentalisation — c'est les Lumières.

Prétendre que lire des livres étrangers est antipatriotique est le produit même de cette étroitesse d'esprit qui a si longtemps entravé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Chine. Le Japon a étudié la science occidentale et est devenu une grande puissance. La Chine s'est fermée et a régressé. La leçon est claire.

Section 9

好的鲁先生虽教青年不看中国书，还教青年看外国书。以鲁先生最推尊的外国书，当然也就是人们行为的模范。读了外国书，再来做事，当然不是胸无点墨，不是不学无术。不过鲁先生要知道，一国有一国的国情，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你既是中国人，你既想替中国做事，那么，关于中国的书，还是请你要读吧！你是要做文学家的人，那么，请你还是要做中国的文学家吧！即使先生之志不在中国，欲做世界的文学家，那么，也请你做个中国的世界文学家吧！莫从大处希望，就把根本忘了吧！从前的五胡人不读他们五胡的书，要读中国书，五胡的人都中国化了。回纥人不读他们回纥的书，要读中国书，回纥人也都中国化了。满洲人不读他们的满文，要入关来读汉文，现在把满人也都读成汉人了。日本要灭朝鲜，首先就要朝鲜人读日文，英国要灭印度，首先就要印度人读英文。好了，现在外国人都要灭中国，外国人方挟其文字作他们灭中国的利器，惟恐一时生不出急效，现在站在中国青年前面的鲁迅先生来大声急呼，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只多读外国书，不过几年，所有青年，字只能认外国的字，书只能读外国的书，文只能作外国的文，话只能说外国的话，推到极点，事也只能做外国的事，国也只能爱外国的国，古先圣贤都只知尊崇外国的，学理主义都只知道信仰外国的，换句话说，就是外国的人不费丝毫的力，你自自然然会变成一个外国人，你不称我们大日本，就会称我们大美国，否则就大英国，大德国，大意国的大起来，这还不光荣吗，不做弱国的百姓，做强国的百姓！？

我最后要请教鲁先生一句：鲁先生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何以有这样果决说这种话？既说了这种话，可不可以把先生平日看的中国书明白指示出来，公诸大家评论，看到底是中国书误害了先生呢？还是先生冤枉了中国书？

十四， 二， 二十一，北京。

（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京报副刊》所载。）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从赵雪阳先生的通信（三月三十一日本刊）里，知道对于我那篇“青年必读书”的答案曾有一位学者向学生发议论，以为我“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一种顺便而不相干的声明。一个朋友告诉我，《晨报副刊》上有《评玉君》的文章，其中提起我在《民众文艺》上所载的《战士和苍蝇》的话。其实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坛。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至于文坛上，我觉得现在似乎还没有战士，那些批评家虽然其中也难免有有名无实之辈，但还不至于可厌到像苍蝇。现在一并写出，庶几乎免于误会。

（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京报副刊》所载。）

【备考】：

青年必读书

伏园先生：

青年必读十部书的征求，先生费尽苦心为青年求一指导。各家所答，依各人之主观，原是当然的结果；富于传统思想的，贻误青年匪浅。鲁迅先生缴白卷，在我看起来，实比选十部书得的教训多，不想竟惹起非议。发表过的除掉副刊上熊以谦先生那篇文章，我还听说一位学者关于这件事向学生发过议论，则熊先生那篇文章实在不敢过责为浅薄，不知现在青年多少韫藏那种思想而未发呢！兹将那位学者的话录后，多么令人可惊呵！

他们弟兄（自然连周二先生也在内了）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他家中藏的书很多，家中又便易，凡想着看而没有的书，总要买到。中国书好的很多，如今他们偏不让人家读，而自家读得那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真是什么意思呢！试过的此路不通行，宣告了还有罪么？鲁迅先生那一点革命精神，不彀他这几句话扑灭，这是多么可悲呵！

这几年以来，各种反动的思想，影响于青年，实在不堪设想；其腐败较在《新青年》杂志上思想革命以前还甚；腐朽之上，还加以麻木的外套，这比较的要难于改革了。偏僻之地还不晓得“新”是什么，譬如弹簧之一伸，他们永远看那静的故态吧。请不要动气，不要自饰，不要闭户空想，实地去观察，看看得的结果惊人不惊？（下略）

赵雪阳。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京报副刊》所载。）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

俄国既经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遂入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其时的急务是铁和血，文艺简直可以说在麻痹状态中。但也有Imaginist（想像派）和Futurist（未来派）试行活动，一时执了文坛的牛耳。待到一九二一年，形势就一变了，文艺顿有生气，最兴盛的是左翼未来派，后有机关杂志曰《烈夫》，——即连结Levy Front Iskustva的头字的略语，意义是艺术的左翼战线，——就是专一猛烈地宣传Constructism（构成主义）的艺术和革命底内容的文学的。

但《烈夫》的发生，也很经过许多波澜和变迁。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的反动，是政府和工商阶级的严酷的迫压，于是特殊的艺术也出现了：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变态性欲主义。又四五年，为改革这一般的趣味起见，印象派终于出面开火，在战斗状态中三整年，末后成为未来派，对于旧的生活组织更加以激烈的攻击，第一次的杂志在一九一四年出版，名曰《批社会趣味的嘴巴》！

旧社会对于这一类改革者，自然用尽一切手段，给以骂詈和诬谤；政府也出面干涉，并禁杂志的刊行；但资本家，却其实毫未觉到这批颊的痛苦。然而未来派依然继续奋斗，至二月革命后，始分为左右两派。右翼派与民主主义者共鸣了。左翼派则在十月革命时受了波尔雪维艺术的洗礼，于是编成左翼队，守着新艺术的左翼战线，以十月二十五日开始活动，这就是“烈夫”的起原。

但“烈夫”的正式除幕，——机关杂志的发行，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此后即动作日加活泼了。那主张的要旨，在推倒旧来的传统，毁弃那欺骗国民的耽美派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资产阶级艺术，而建设起现今的新的活艺术来。所以他们自称为艺术即生活的创造者，诞生日就是十月，在这日宣言自由的艺术，名之曰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

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间或有人欣幸他资本制度的复活。任国桢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译文论三篇，使我们藉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别有《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篇，是用Marxism于文艺的研究的，因为可供读者连类的参考，也就一并附上了。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之夜，鲁迅记。

通讯

高歌兄：

来信收到了。

你的消息，长虹告诉过我几句，大约四五句罢，但也可以说是知道大概了。

“以为自己抢人是好的，抢我就有点不乐意”，你以为这是变坏了的性质么？

我想这是不好不坏，平平常常。所以你终于还不能证明自己是坏人。看看许多中国人罢，反对抢人，说自己愿意施舍；我们也毫不见他去抢，而他家里有许许多多别人的东西。

迅。四月二十三日。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所载。）

通讯

蕴儒兄：

得到来信了。我极快慰于开封将有许多骂人的嘴张开来，并且祝你们“打将前去”的胜利。

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

（下略。）

迅。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所载。）

通讯

培良兄：

我想，河南真该有一个新一点的日报了；倘进行顺利，就好。我们的《莽原》于明天出版，统观全稿，殊觉未能满足。但我也不知道是真不佳呢，还是我的希望太奢。

“琴心”的疑案揭穿了，这人就是欧阳兰。以这样手段为自己辩护，实在可鄙；而且“听说雪纹的文章也是他做的”。想起孙伏园当日被红信封绿信纸迷昏，深信一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的事来，不觉发一大笑。

《莽原》第一期上，发了《槟榔集》两篇。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我想你一定很忙，但仍极希望你常常有作品寄来。

迅。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所载。）

来信

伏园兄：

今天接到向培良兄的一封信，其中的有几段，是希望公表的，现在就粘在下面——

“我来开封后，觉得开封学生智识不大和时代相称，风气也锢蔽，很想尽一点力，而不料竟有《晨报》造谣生事，作糟蹋女生之新闻！

EN: Very well, the good Mr. Lu may teach the youth not to read Chinese books, but he also teaches them to read foreign books. The foreign books Mr. Lu esteems most must naturally also serve as models for human conduct. He who has read foreign books and then acts accordingly is certainly not unlettered. But Mr. Lu must know: every country has its own circumstances, every country its own history. If you are Chinese and want to do something for China, you must know Chinese circumstances. Without knowing Chinese circumstances, one can do nothing for China, even if one has read all the foreign books in the world.

This objection sounds reasonable—yet it is fundamentally wrong. For precisely he who wants to change Chinese conditions must look beyond his own horizon. How is one to recognize that something is wrong without any basis for comparison? How is one to know what is possible if one only knows what has been? Foreign books—books of natur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philosophy—are not models for blind imitation. They are mirrors in which we can see our own face more clearly.

He who says one must first know Chinese conditions—does he know them himself? Or does he know only the surface, the habit, the inherited custom? True understanding of one's own conditions presupposes the ability to stand back—and distance can only be gained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utside.

Chinese history teaches us much—but one thing it does not teach us: how to build a modern nation. For that we need knowledge that comes from elsewhere. This is no disgrace but a necessity. The Europeans too learned from one another; the Japanese too learned from the Europeans. Only he who is too proud to learn remains ignorant.

In truth, Mr. Lu by no means holds the view that one should read no Chinese books at all—that is a gross distortion of his words. He said one should not read exclusively Chinese books. He said one should also read other books. That is a vast difference which his critics deliberately blur.

DE: Gut, der gute Herr Lu lehrt die Jugend zwar, keine chinesischen Bücher zu lesen, aber er lehrt sie auch, ausländische Bücher zu lesen. Die ausländischen Bücher, die Herr Lu am meisten schätzt, müssen natürlich auch Vorbilder für das Handeln der Menschen sein. Wer ausländische Bücher gelesen hat und dann Dinge tut, der ist gewiss nicht ungebildet. Doch muss Herr Lu wissen: Jedes Land hat seine eigenen Verhältnisse, jedes Land seine eigene Geschichte. Wenn Sie Chinese sind und für China etwas tun wollen, dann müssen Sie die chinesischen Verhältnisse kennen. Ohne die chinesischen Verhältnisse zu kennen, kann man für China nichts tun, selbst wenn man alle ausländischen Bücher der Welt gelesen hat.

Dieser Einwand klingt vernünftig — und ist doch grundfalsch. Denn gerade wer die chinesischen Verhältnisse verändern will, muss über den Tellerrand blicken. Wie soll man erkennen, dass etwas falsch läuft, wenn man keinen Vergleich hat? Wie soll man wissen, was möglich ist, wenn man nur das kennt, was bisher gewesen ist? Die ausländischen Bücher — die Bücher der Naturwissenschaft, der Sozialwissenschaft, der Philosophie — sind nicht etwa Vorbilder zum blinden Nachahmen. Sie sind Spiegel, in denen wir unser eigenes Gesicht klarer erkennen.

Wer sagt, man müsse zuerst die chinesischen Verhältnisse kennen — hat der sie denn selbst erkannt? Oder kennt er nur die Oberfläche, die Gewohnheit, den überlieferten Brauch? Wahres Erkennen der eigenen Verhältnisse setzt voraus, dass man Abstand nehmen kann — und Abstand gewinnt man nur durch den Blick von außen.

Die chinesische Geschichte lehrt uns vieles — aber eines lehrt sie uns nicht: wie man eine moderne Nation aufbaut. Dafür brauchen wir Wissen, das von anderswo kommt. Das ist keine Schande, sondern Notwendigkeit. Auch die Europäer haben voneinander gelernt; auch die Japaner haben von den Europäern gelernt. Nur wer zu stolz ist zu lernen, bleibt dumm.

In Wahrheit vertritt Herr Lu keineswegs die Ansicht, man solle gar keine chinesischen Bücher lesen — das ist eine grobe Verzerrung seiner Worte. Er hat gesagt, man solle nicht ausschließlich chinesische Bücher lesen. Er hat gesagt, man solle auch andere Bücher lesen. Das ist ein gewaltiger Unterschied, den seine Kritiker absichtlich verwischen.

FR: Fort bien, le bon M. Lu enseigne certes à la jeunesse de ne pas lire de livres chinois, mais il lui enseigne aussi de lire des livres étrangers. Les livres étrangers que M. Lu estime le plus doivent naturellement aussi servir de modèles à la conduite humaine. Celui qui a lu des livres étrangers et agit en conséquence n'est certainement pas un ignorant. Mais M. Lu doit savoir : chaque pays a ses propres conditions, chaque pays sa propre histoire. Si vous êtes chinois et voulez faire quelque chose pour la Chine, vous devez connaître les conditions chinoises. Sans connaître les conditions chinoises, on ne peut rien faire pour la Chine, même si l'on a lu tous les livres étrangers du monde.

Cette objection semble raisonnable — et pourtant elle est foncièrement fausse. Car celui qui veut précisément changer les conditions chinoises doit voir au-delà de son propre horizon. Comment reconnaître que quelque chose ne va pas sans avoir de point de comparaison ? Comment savoir ce qui est possible si l'on ne connaît que ce qui a été ? Les livres étrangers — les livres de sciences naturell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 philosophie — ne sont pas des modèles d'imitation aveugle. Ce sont des miroirs dans lesquels nous pouvons voir plus clairement notre propre visage.

Celui qui dit qu'il faut d'abord connaître les conditions chinoises — les connaît-il lui-même ? Ou ne connaît-il que la surface, l'habitude, la coutume héritée ? La vraie connaissance de ses propres conditions suppose la capacité de prendre du recul — et le recul ne se gagne que par le regard de l'extérieur.

L'histoire chinoise nous enseigne beaucoup — mais une chose qu'elle ne nous enseigne pas : comment bâtir une nation moderne. Pour cela nous avons besoin de savoirs venus d'ailleurs. Ce n'est pas une honte mais une nécessité. Les Européens aussi ont appris les uns des autres ; les Japonais aussi ont appris des Européens. Seul celui qui est trop fier pour apprendre reste ignorant.

En vérité, M. Lu ne soutient nullement qu'il ne faille lire aucun livre chinois — c'est une grossière déformation de ses propos. Il a dit qu'il ne fallait pas lire exclusivement des livres chinois. Il a dit qu'il fallait en lire d'autres aussi. C'est une différence considérable que ses critiques brouillent volontairement.

Section 10

“《晨报》二十日所载开封军士，在铁塔奸污女生之事，我可以下列二事证明其全属子虚。

“一：铁塔地处城北，隔中州大学及省会不及一里，既有女生登临，自非绝荒僻。军士奸污妇女，我们贵国本是常事，不必讳言，但绝不能在平时，在城中，在不甚荒僻之地行之。况且我看开封散兵并不很多，军纪也不十分混乱。

“二：《晨报》载军士用刺刀割开女生之衣服，但现在并无逃兵，外出兵士，非公干不得带刺刀。说是行这事的是外出公干的兵士，我想谁也不肯信的。

“其实，在我们贵国，杀了满城人民，烧了几十村房子，兵大爷高兴时随便干干，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号为有名的报纸，却不应该这样无风作浪。本来女子在中国并算不了人，新闻记者随便提起笔来写一两件奸案逃案，或者女学生拆白等等，以娱读者耳目，早已视若当然，我也不过就耳目之所及，说说罢了。报馆为销行计，特约访员为稿费计，都是所谓饭的问题，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其奈之何？

“其实，开封的女学生也太不应该了。她们只应该在深闺绣房，到学校里已经十分放肆，还要‘出校散步，大动其登临之兴’，怪不得《晨报》的访员要警告她们一下了，说：‘你看，只要一出门，就有兵士要来奸污你们了！赶快回去，躲在学校里，不妥，还是躲到深闺绣房里去罢。’”

其实，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这些新闻并不足怪。即在北京，也层出不穷：什么“南下洼的大老妖”，什么“借尸还魂”，什么“拍花”，等等。非“用刺刀割开”他们的魂灵，用净水来好好地洗一洗，这病症是医不好的。

但他究竟是好意，所以我便将它寄奉了。排了进去，想不至于像我去年那篇打油诗《我的失恋》一般，恭逢总主笔先生白眼，赐以驱除，而且至于打破你的饭碗的罢。但占去了你所赏识的琴心女士的“阿呀体”诗文的纸面，却实在不胜抱歉之至，尚祈恕之。不宣。请了。

鲁迅。四月二十七日于灰棚。

（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京报副刊》所载。）

【备考】：

并非《晨报》造谣 素昧

昨日本刊《来信》的标题之下，叙及开封女生被兵士怎么的新闻，因系《晨报》之所揭载，似疑《晨报》造谣，或《晨报》访员报告不实，其实皆不然的，我可以用事实来证明。

上述开封女学生被兵士〇〇的新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捏名投稿，这位投稿的先生，大约是同时发两封信，一给《京报》，一给《晨报》，（或者尚有他报，）我当时看了这封信，用观察新闻的眼光估量，似乎有些不对，就送他到字纸篓中去了。《晨报》所揭载的，一字不差，便是这样东西。我所以说并不是《晨报》造谣，也不是《晨报》访员报告不实，至多可以说他发这篇稿欠郑重斟酌罢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京报副刊》所载。）

一个“罪犯”的自述

《民众文艺》虽说是民众文艺，但到现在印行的为止，却没有真的民众的作品，执笔的都还是所谓“读书人”。民众不识字的多，怎会有作品，一生的喜怒哀乐，都带到黄泉里去了。

但我竟有了介绍这一类难得的文艺的光荣。这是一个被获的“抢犯”做的，我无庸说出他的姓名，也不想藉此发什么议论。总之，那篇的开首是说不识字之苦，但怕未必是真话，因为那文章是说给教他识字的先生看的；其次，是说社会如何欺侮他，使他生计如何失败；其次，似乎说他的儿子也未必能比他更有多大的希望。但关于抢劫的事，却一字不提。

原文本有圈点，今都仍旧；错字也不少，则将猜测出来的本字用括弧注在下面。

四月七日，附记于没有雅号的屋子里。

我们不认识字的。吃了好多苦。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二日。我进京来。卖猪。走平字们（则门）外。我说大庙堂们口（门口）。多坐一下。大家都见我笑。人家说我事（是）个王八但（蛋）。我就不之到（知道）。人上头写折（着）。清真里白四（礼拜寺）。我就不之到（知道）。人打骂。后来我就打猪。白（把）猪都打。不吃东西了。西城郭九猪店。家里。人家给。一百八十大洋元。不卖。我说进京来卖。后来卖了。一百四十元钱。家里都说我不好。后来我的。曰（岳）母。他只有一个女。他没有学生（案谓儿子）。他就给我钱。给我一百五十大洋元。他的女。就说买地。买了十一母（亩）地。（原注：一个六母一个五母洪县元年十。三月二十四日）白（把）六个母地文曰（又白？）丢了。后来他又给钱。给了二百大洋。我万（同？）他说。做个小买卖。（原注：他说好我也说好。你就给钱。）他就（案脱一字）了一百大洋元。我上集买卖（麦）子。买了十石（担）。我就卖白面（麵）。长新店。有个小买卖。他吃白面。吃来吃去吃了。一千四百三十七斤。（原注：中华民国六年卖白面）算一算。五十二元七毛。到了年下。一个钱也没有。长新店。人家后来。白都给了。露娇。张十石头。他吃的。白面钱。他没有给钱。三十六元五毛。他的女说。你白（把）钱都丢了。你一个字也不认的。他说我没有处（？）后来。我们家里的。他说等到。他的儿子大了。你看一看。我的学生大了。九岁。上学。他就万（同？）我一个样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民众文艺》所载。）

启事

我于四月二十七日接到向君来信后，以为造谣是中国社会上的常事，我也亲见过厌恶学校的人们，用了这一类方法来中伤各方面的，便写好一封信，寄到《京副》去。次日，两位C君来访，说这也许并非谣言，而本地学界中人为维持学校起见，倒会虽然受害，仍加隐瞒，因为倘一张扬，则群众不责加害者，而反指摘被害者，从此学校就会无人敢上；向君初到开封，或者不知底细；现在切实调査去了。我便又发一信，请《京副》将前信暂勿发表。五月二日Y君来，通知我开封的信已转，那确乎是事实。这四位都是我所相信的诚实的朋友，我又未曾亲自调查，现既所闻不同，自然只好姑且存疑，暂时不说什么。但当我又写信，去抽回前信时，则已经付印，来不及了。现在只得在此声明我所续得的矛盾的消息，以供读者参考。

鲁迅。五月四日。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京报副刊》所载。）

【备考】：

那几个女学生真该死 荫棠

开封女师范的几个学生被奸致命的事情，各报上已经登载了。而开封教育界对于此毫无一点表示，大概为的是她们真该死吧！

她们的校长钦定的规则，是在平常不准她们出校门一步；到星期日与纪念日也只许她们出门两点钟。她们要是恪守规则，在闷的时候就该在校内大仙楼上凭览一会，到后操场内散散步，谁教她们出门？即令出门了，去商场买东西是可以的，去朋友家瞧一瞧是可以的，是谁教她们去那荒无人迹的地方游铁塔？铁塔虽则是极有名的古迹，只可让那督军省长去凭览，只可让名人学士去题名；说得低些，只让那些男学生们去顶上大呼小叫，她们女人那有游览的资格？以无资格去游的人，而竟去游，实属僭行非分，岂不该死？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她们虽非为吃饭而失节，其失节则一，也是该死的！她们不幸遭到丘八的凌辱，即不啻她们的囱门上打上了“该死”的印子。回到学校，她们的师长，也许在表面上表示可怜的样子，而他们的内眼中便不断头的映着那“该死”的影子，她们的同学也许规劝她们别生气，而在背后未必不议着她们“该死”。设若她们不死，父母就许不以为女，丈夫就许不以为妻，仆婢就许不以为主；一切，一切的人，就许不以为人。她们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抬头一看，是“该死”，低头一想，是“该死”。“该死”的空气使她们不能出气，她们打算好了，唯有一死干净，唯有一死方可涤滤耻辱。所以，所以，就用那涩硬的绳子束在她们那柔软的脖颈上，结果了她们的性命。当她们的舌头伸出，眼睛僵硬，呼吸断绝时，社会的群众便鼓掌大呼曰，“好，好！巾帼丈夫！”

可怜的她们竟死了！而她们是“该死”的！但不有丘八，她们怎能死？她们一死倒落巾帼好汉。是她们的名节，原是丘八们成就的。那么，校长先生就可特别向丘八们行三鞠躬礼了，那还有为死者雪耻涤辱的勇气呢？校长先生呵！我们的话都气得说不出了，你也扭着你那两缕胡子想一想么？你以前在学校中所读过的教育书上，就是满印着“吃人，吃人，”“该死，该死，”么？或者你所学的只有“保饭碗”的方子么？不然，你为什么不把这项事情宣诸全国，激起舆论，攻击军阀，而为死者鸣冤呢？想必是为的她们该死吧！

末了，我要问河南的掌兵权的人。禹县的人民，被你们的兵士所焚掠，屠杀，你们推到土匪军队憨玉琨的头上，这铁塔上的奸杀案，难道说也是憨的土匪兵跑到那里所办的么？伊洛间人民所遭的灾难你们可以委之于未见未闻，这发见在你们的眼皮底下，耳朵旁边的事情，你们还可以装聋卖哑么？而此事发生了十余日了，未闻你们斩一兵，杀一卒，我想着你们也是为的她们该死吧！呀！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京报》附设之《妇女周刊》所载。）

谣言的魔力

编辑先生：

前为河南女师事，曾撰一文，贵刊慨然登载，足见贵社有公开之态度，感激，感激。但据近数日来调查，该事全属子虚，我们河南留京学界为此事，牺牲光阴与金钱，皆此谣言之赐与。刻我接得友人及家属信四五封，皆否认此事。有个很诚实的老师的信中有几句话颇扼要：

“……平心细想，该校长岂敢将三个人命秘而不宣！被害学生的家属岂能忍受？兄在该校兼有功课，岂能无一点觉察？此事本系‘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关系河南女子教育，全体教育，及住家的眷属俱甚大，该校长胆有多大，岂敢以一手遮天？……”

我们由这几句话看起来，河南女师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已属千真万确，我的女人在该校上学，来信中又有两个反证：

“我们的心理教员周调阳先生闻听此事，就来校暗察。而见学生游戏的游戏，看书的看书，没有一点变异，故默默而退。历史教员王钦斋先生被许多人质问，而到校中见上堂如故，人数不差，故对人说绝无此事，这都是后来我们问他们他们才对我们说的。”

据她这封信看来，河南女师并无发生什么事，更足征信。

EN: "The report published on the 20th in the Chenbao about soldiers in Kaifeng who allegedly violated a female student at the Iron Pagoda can, in my view, be proven entirely fictitious by the following two facts.

First: The Iron Pagoda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of the city, less than a mile from Zhongzhou University and the provincial capital. If female students visit it, it cannot be very secluded. The violation of women by soldiers is admittedly a commonplace matter in our country—there is no need to deny it—but to do such a thing in so exposed a place would be unprecedented.

Second..."

This letter of defense by an officer attempted to dismiss reports of rape by soldiers in Kaifeng as fabrications. But the facts told a different story. It was precisely the casual manner in which the author admitted that "the violation of women by soldiers in our country is a commonplace matter" that revealed the true extent of the problem.

In a society where military violence against civilians is considered "commonplace," there is no need to prove or disprove individual incidents—the general condition itself is the real crime. When a defender of the army casually concedes that rapes by soldiers are routine, he has, without intending to, formulated the most severe indictment possible.

What use is it to deny a single case when one confirms the general state of affairs? It is as if someone said: "No, this particular house did not burn down—but of course houses burn down constantly in our city, that's well known."

The crucial point in this case was not whether this one incident had occurred exactly as reported or not. The crucial point was that an atmosphere of violence and impunity prevailed in which such incidents could happen at any time and indeed did happen.

DE: „Der am 20. im Chenbao veröffentlichte Bericht über die Soldaten in Kaifeng, die eine Studentin am Eisernen Turm vergewaltigt haben sollen, kann meines Erachtens durch folgende beiden Umstände als völlig erdichtet nachgewiesen werden.

Erstens: Der Eiserne Turm liegt im Norden der Stadt, weniger als eine Meile von der Zhongzhou-Universität und der Provinzhauptstadt entfernt. Wenn Studentinnen dorthin gehen, kann es also nicht allzu abgelegen sein. Die Vergewaltigung von Frauen durch Soldaten ist in unserem Land zwar leider eine alltägliche Angelegenheit — das braucht man nicht zu verhehlen —, aber so etwas an einem so wenig abgelegenen Ort zu tun, das wäre beispiellos.

Zweitens..."

Diese Verteidigungsschrift eines Offiziers versuchte, die Berichte über Vergewaltigungen durch Soldaten in Kaifeng als Erfindung abzutun. Doch die Fakten sprachen eine andere Sprache. Es war gerade die beiläufige Art, mit der der Autor zugab, dass „die Vergewaltigung von Frauen durch Soldaten in unserem Land eine alltägliche Angelegenheit" sei, die das wahre Ausmaß des Problems offenbarte.

In einer Gesellschaft, in der militärische Gewalt gegen Zivilisten als „alltäglich" gilt, braucht man keine einzelnen Vorfälle zu beweisen oder zu widerlegen — der allgemeine Zustand ist das eigentliche Verbrechen. Wenn ein Verteidiger der Armee ganz nebenbei einräumt, dass Vergewaltigungen durch Soldaten gewöhnlich sind, dann hat er, ohne es zu wollen, die schwerste Anklage formuliert, die möglich ist.

Was nützt es, einen einzelnen Fall zu leugnen, wenn man den allgemeinen Zustand bestätigt? Das ist, als ob jemand sagte: „Nein, dieses bestimmte Haus hat nicht gebrannt — aber freilich brennen in unserer Stadt ständig Häuser, das ist ja bekannt."

Das Entscheidende an diesem Fall war nicht die Frage, ob dieser eine Vorfall sich genau so zugetragen hatte oder nicht. Das Entscheidende war, dass eine Atmosphäre der Gewalt und der Straflosigkeit herrschte, in der solche Vorfälle jederzeit geschehen konnten und tatsächlich geschahen.

FR: « Le rapport publié le 20 dans le Chenbao au sujet de soldats à Kaifeng qui auraient violé une étudiante à la Tour de Fer peut, selon moi, être prouvé entièrement fictif par les deux faits suivants.

Premièrement : La Tour de Fer est située au nord de la ville, à moins d'un li de l'Université du Zhongzhou et de la capitale provinciale. Si des étudiantes s'y rendent, l'endroit ne peut être très isolé. Le viol de femmes par des soldats est certes une affaire courante dans notre pays — inutile de le nier —, mais commettre un tel acte en un lieu si peu retiré serait sans précédent.

Deuxièmement... »

Cette lettre de défense d'un officier tentait de rejeter les rapports de viols par des soldats à Kaifeng comme des inventions. Mais les faits disaient autre chose. C'est précisément la manière désinvolte dont l'auteur admettait que « le viol de femmes par des soldats est une affaire courante dans notre pays » qui révélait la véritable ampleur du problème.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violence militaire contre les civils est considérée comme « courante », il n'est nul besoin de prouver ou de réfuter des incidents isolés — la condition générale est le vrai crime. Quand un défenseur de l'armée concède en passant que les viols par des soldats sont routine, il a, sans le vouloir, formulé l'acte d'accusation le plus sévère qui soit.

À quoi sert-il de nier un cas isolé quand on confirme l'état général des choses ? C'est comme si quelqu'un disait : « Non, cette maison-ci n'a pas brûlé — mais bien sûr, dans notre ville, des maisons brûlent constamment, c'est bien connu. »

L'essentiel dans cette affaire n'était pas de savoir si cet incident s'était produit exactement comme rapporté ou non. L'essentiel était qu'il régnait une atmosphère de violence et d'impunité dans laquelle de tels incidents pouvaient survenir à tout moment et survenaient effectivement.

Section 11

现在谣言已经过去，大家都是追寻谣言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由于恨军界而起的。就是我那位写信的老师也在那封信上说：

“近数月来，开封曾发生无根的谣言，求其同一之点，皆不利于军事当局。”

我们由此满可知道河南的军人是否良善？要是“基督将军”在那边，决不会有这种谣言；就是有这种谣言，人也不会信它。

又有一说，这谣言是某人为争饭碗起见，并且他与该校长有隙，而造的。信此说者甚多。昨天河南省议员某君新从开封来，他说开封教育界许多人都是这样的猜度。

但在京的同乡和别的关心河南女界的人，还是在半信半疑的态度。有的还硬说实在真有事，有的还说也许是别校的女生被辱了。咳，这种谣言，在各处所发生的真数见不鲜了。到末后，无论怎样证实它的乌有，而有一部分人总还要信它，它的魔力，真正不少！

我为要使人明白真象，故草切的写这封信。不知先生还肯登载贵刊之末否？

即颂

著安！

弟赵荫棠上。八日。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三日，《京报》附设之《妇女周刊》所载。）

铁塔强奸案的来信 S.M.

丁人：

……你说军队奸杀女生案，我们国民党更应游行示威，要求惩办其团长营长等。我们未尝不想如此。当此事发生以后，我们即质问女师校长有无此事，彼力辩并无此事。敝校地理教员王钦斋先生，亦在女师授课，他亦说没有，并言该校既有自杀女生二人，为何各班人数皆未缺席，灵柩停于何处？于是这个提议，才取消了。后来上海大学河南学生亦派代表到汴探听此事，女师校长，又力白其无，所以开封学生会亦不便与留京学生通电，于是上海的两个代表回去了。关于此事，我从各方面调查，确切已成事实，万无疑议，今将调查的结果，写在下面：

（A）铁塔被封之铁证

我听了这事以后，于是即往铁塔调查，铁塔在冷静无人的地方，宪兵营稽查是素不往那里巡查的，这次我去到那里一看，宪兵营稽查非常多，并皆带手枪。看见我们学生，很不满意，又说：“你们还在这里游玩呢！前天发生那事您不知道么？你没看铁塔的门，不是已封了么？还游什么？”丁人！既没这事，铁塔为何被封，宪兵营为何说出这话？这不是一个确实证据么？

（B）女师学生之自述

此事发生以后，敝班同学张君即向女师询其姑与嫂有无此事，他们总含糊不语。再者我在刷绒街王仲元处，遇见霍君的妻，Miss W.T.Y.（女师的学生），我问她的学校有“死人”的事否？她说死二人，系有病而死，亦未说系何病。她说话间，精神很觉不安，由此可知确有此事。你想彼校长曾言该校学生并未缺席，王女士说该校有病死者二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不是确有此事的又一个铁证么？

总而言之，军队奸杀女生，确切是有的，至于详情，由同学朱君在教育厅打听得十分详细，今我略对你叙述一下：

四月十二号（星期日），女师学生四人去游铁塔，被六个丘八看见，等女生上塔以后，他们就二人把门，四人上塔奸淫，并带有刺刀威吓，使她们不敢作声，于是轮流行污，并将女生的裙，每人各撕一条以作纪念。淫毕复将女生之裤放至塔之最高层。乘伊等寻裤时，丘八才趁隙逃走。……然还有一个证据：从前开封齐鲁花园，每逢星期，女生往游如云，从此事发生后，各花园，就连龙亭等处再亦不睹女生了。关于此事的真实，已不成问题，所可讨论的就是女师校长对于此事，为什么谨守秘密？据我所知，有几种原因：

1.女师校长头脑之顽固

女师校长系武昌高师毕业，头脑非常顽固。对于学生，全用压迫手段，学生往来通信，必经检查，凡收到的信，皆交与教务处，若信无关系时，才交本人，否则立时焚化，或质问学生。所以此事发生，他恐丑名外露，禁止职员学生关于此事泄露一字。假若真无此事，他必在各报纸力白其无。那么，开封男生也不忍摧残女界同胞。

2.与国民军的密约

此事既生，他不得不向督署声明，国民军一听心内非常害怕，以为此事若被外人所知，对于该军的地盘军队很受影响，于是极力安慰女师校长，使他不要发作，他自尽力去办，于两边面子都好看。听说现在铁塔下正法了四人，其余二人，尚未査出，这亦是他谨守秘密的一种原因。

我对于此事的意见，无论如何，是不应守秘密的。况女生被强奸，并不是什么可耻，与她们人格上，道德上，都没有什么损失，应极力宣传，以表白豺狼丘八之罪恶，女同胞或者因此觉悟，更可使全国军队，官僚，……知道女性的尊严，那么女界的前途才有一线光明。我对于这个问题，早已骨鲠在喉，不得不吐，今得痛痛快快全写出来，我才觉着心头很舒宁。

S.M.十四，五，九，夜十二点，开封一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旭光周刊》所载。）

铁塔强奸案中之最可恨者

我于女师学生在铁塔被奸之次日离开开封，当时未闻此事，所以到了北京，有许多人问我这件事确否，我仅以“不知道”三个字回答。停了几天旅京同学有欲开会讨论要求当局查办的提议，我说：警告他们一下也好。这件事已经无法补救了，不过防备将来吧。后来这个提议就无声无臭的消灭了。我很疑惑。不久看见报纸上载有与此事相反的文字，我说，无怪，本来没有，怎么能再开会呢。心里却很怨那些造谣者的多事。现在S.M.君的信发表了（五月二十一日的《旭光》和五月二十七的《京报》附设之《妇女周刊》。）别说一般人看了要相信，恐怕就是主张绝对没有的人也要相信了。

呀！何等可怜呵！被人骂一句，总要还一句。被人打一下，总要复一拳。甚至猫狗小动物，无故踢一脚，它也要喊几声表示它的冤枉。这几位女生呢？被人奸污以后忍气含声以至于死了，她们的冤枉不能曝露一点！这都是谁的罪过呢？

唉！女师校长的头脑顽固，我久闻其名了。以前我以为他不过检查检查学生的信件和看守着校门罢了。那知道，别人不忍做的事，他竟做了出来！他掩藏这件事，如果是完全为他的头脑顽固的牵制，那也罢了。其实按他守秘密的原因推测起来：（一）恐丑名外露——这却是顽固的本态——受社会上盲目的批评，影响到学校和自己。（二）怕得罪了军人，于自己的位置发生关系。

总而言之，是为保守饭碗起见。因为保守饭碗，就昧没了天良，那也是应该的。天良那有生活要紧呢。现在社会上像这样的事情还少吗？但是那无知识的动物做出那无知识的事情，却是很平常的。可是这位校长先生系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受过高等国民之师表的教育，竟能做出这种教人忍无可忍的压迫手段！我以为他的罪恶比那六个强奸的丘八还要重些！呀！女师同学们住在这样专制的学校里边！

唯亭。十四， 五， 二十七，北京。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京报副刊》所载。）

编完写起

（原文见《集外集》从略。）

案：这《编完写起》共有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都已经收在《华盖集》里了，题为《导师》和《长城》。独独这一段没有收进去，大约是因为那时以为只关于几个人的事情，并无多谈的必要的缘故。

然而在当时，却也并非小事情。《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

就这文章的表面看来，陈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济法律之穷，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点。但我并不是说：陈先生是儒家，章、周两先生是法家，——中国现在，家数又并没有这么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补记。）

我才知道

时常看见些讣文，死的不是“清封什么大夫”便是“清封什么人”。我才知道中华民国国民一经死掉，就又去降了清朝了。

时常看见些某封翁某太夫人几十岁的征诗启，儿子总是阔人或留学生。我才知道一有这样的儿子，自己就像“中秋无月”“花下独酌大醉”一样，变成做诗的题目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民众文艺》所载。）

“田园思想”

（本文见《集外集》，从略，）

【备考】：

来信

鲁迅先生：

上星期偶然到五马路一爿小药店里去看我一个小表弟——他现在是店徒——走过亚东书馆，顺便走了进去。在杂乱的书报堆里找到了几期《语丝》，便买来把它读。在广告栏中看见了有所谓《莽原》的广告和目录，说是由先生主编的，定神一想，似乎刚才在亚东书馆也乱置在里面，便懊悔的什么似的。要再乘电车出去，时钱两缺，暂时把它丢开了。可是当我把《语丝》读完的时候，想念《莽原》的心思却忽然增高万倍，急中生智，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可爱的表弟。下二天，我居然能安安逸逸的读《莽原》了。三期中最能引起我的兴致的，便是先生的小杂感。

上面不过要表明对于《莽原》的一种渴望，不是存心要耗费先生的时间。今天，我的表弟又把第四期的《莽原》寄给我了，白天很热，所以没有细读，现在是半夜十二时多了，在寂静的大自然中，洋烛光前，细读《编完写起》，一字一字的。尤其使我百读不厌的，是第一段关于“青年与导师”的话。因为这个念头近来把我扰的头昏，时时刻刻想找一些文章来读，借以得些解决。

先生：“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开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裁种树木的……，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可真痛快之至了！

EN: By now the rumors have died down, and everyone is searching for their origin. There are two versions: one holds that they arose from hostility toward the military. The teacher who wrote me the letter also says:

"In recent months, groundless rumors have appeared in Kaifeng. If one seeks the common thread, they are all disadvantageous to the military. This suggests they were spread by people hostile to the military."

The other version holds that the soldiers themselves put the rumors into circulation—which is not implausible either. In an atmosphere of lawlessness and fear, rumors spring up like weeds after rain. One needs no particular author to explain them; they are the natural product of a society in which truth has no value.

But there is a third possibility that no one considers: that the rumors arise because reality is such that they could be true at any time. If the people readily believe rumors about military atrocities, this is not because they are malicious or credulous, but because their experience tells them that such things actually happen.

The real problem, then, is not the rumor but the condition that makes the rumor possible. He who wants to fight rumors must fight the condition. He who defends the condition and fights only the rumors acts like a doctor who reduces the fever without curing the disease.

The question of the origin of rumors is the wrong question. The right question is: Why do people live in a condition in which such rumors seem credible? And the answer is as simple as it is shameful: because reality is often even worse than the rumor.

DE: Inzwischen sind die Gerüchte abgeklungen, und alle sind auf der Suche nach dem Ursprung der Gerüchte. Es gibt zwei Versionen: Die eine besagt, sie seien aus Feindseligkeit gegenüber dem Militär entstanden. Auch jener Lehrer, der mir den Brief geschrieben hat, sagt in seinem Schreiben:

„In den letzten Monaten sind in Kaifeng grundlose Gerüchte aufgetaucht. Sucht man den gemeinsamen Nenner, so sind sie alle dem Militär nachteilig. Das deutet darauf hin, dass sie von Leuten verbreitet wurden, die dem Militär feindlich gesinnt sind."

Die andere Version besagt, sie seien von den Soldaten selbst in die Welt gesetzt worden — was ebenfalls nicht unplausibel ist. In einer Atmosphäre der Gesetzlosigkeit und der Angst entstehen Gerüchte wie Unkraut nach dem Regen. Man braucht keinen bestimmten Urheber, um sie zu erklären; sie sind das natürliche Produkt einer Gesellschaft, in der die Wahrheit keinen Wert hat.

Aber es gibt noch eine dritte Möglichkeit, die niemand in Betracht zieht: dass die Gerüchte deshalb entstehen, weil die Realität so beschaffen ist, dass sie jederzeit wahr sein könnten. Wenn das Volk Gerüchte über Gräueltaten des Militärs bereitwillig glaubt, dann nicht deshalb, weil es bösartig oder leichtgläubig ist, sondern weil seine Erfahrung ihm sagt, dass solche Dinge tatsächlich vorkommen.

Das wahre Problem ist also nicht das Gerücht, sondern der Zustand, der das Gerücht möglich macht. Wer die Gerüchte bekämpfen will, muss den Zustand bekämpfen. Wer den Zustand aber verteidigt und nur die Gerüchte bekämpft, handelt wie ein Arzt, der das Fieber senkt, ohne die Krankheit zu heilen.

Die Frage nach dem Ursprung der Gerüchte ist die falsche Frage. Die richtige Frage lautet: Warum leben die Menschen in einem Zustand, in dem solche Gerüchte glaubhaft erscheinen? Und die Antwort ist so einfach wie beschämend: weil die Wirklichkeit oft noch schlimmer ist als das Gerücht.

FR: À présent les rumeurs se sont tues, et tous cherchent leur origine. Il y a deux versions : l'une veut qu'elles soient nées de l'hostilité envers les militaires. Le professeur qui m'a écrit la lettre dit aussi :

« Ces derniers mois, des rumeurs sans fondement sont apparues à Kaifeng. Si l'on cherche le point commun, elles sont toutes défavorables aux militaires. Cela suggère qu'elles ont été répandues par des gens hostiles à l'armée. »

L'autre version veut que les soldats eux-mêmes aient mis les rumeurs en circulation — ce qui n'est pas non plus invraisemblable. Dans une atmosphère d'anarchie et de peur, les rumeurs poussent comme des mauvaises herbes après la pluie. On n'a besoin d'aucun auteur particulier pour les expliquer ; elles sont le produit naturel d'une société où la vérité n'a pas de valeur.

Mais il y a une troisième possibilité que personne n'envisage : les rumeurs naissent parce que la réalité est telle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vraies à tout moment. Si le peuple croit volontiers aux rumeurs d'atrocités militaires, ce n'est pas parce qu'il est malveillant ou crédule, mais parce que son expérience lui dit que de telles choses se produisent effectivement.

Le vrai problème n'est donc pas la rumeur mais la condition qui rend la rumeur possible. Qui veut combattre les rumeurs doit combattre la condition. Qui défend la condition et ne combat que les rumeurs agit comme un médecin qui fait baisser la fièvre sans guérir la maladie.

La question de l'origine des rumeurs est la mauvaise question. La bonne question est : pourquoi les gens vivent-ils dans une condition où de telles rumeurs semblent crédibles ? Et la réponse est aussi simple que honteuse : parce que la réalité est souvent pire encore que la rumeur.

Section 12

先生，我不愿对你说我是怎么烦闷的青年啦，我是多么孤苦啦，因为这些无聊的形容词非但不能引人注意，反生厌恶。我切急要对先生说的，是我正在找个导师呵！我所谓导师，不是说天天把书讲给我听，把道德……等指示我的，乃是正在找一个能给我一些真实的人生观的师傅！

大约一月前，我把嚣俄的《哀史》念完了。当夜把它的大意仔细温习一遍，觉得嚣俄之所以写了这么长的一部伟著，其用意也不过是指示某一种人的人生观。他写《哀史》是在流放于Channel Island时，所以他所指示的人是一种被世界，人类，社会，小人……甚至一个侦探所舍弃的人，但同时也是被他们监视的人。一个无辜的农夫，偷了一点东西来养母亲，卒至终生做了罪犯；逃了一次监，罪也加重一层。后来，竟能化名办实业，做县知事，乐善好施，救出了无数落难的人。而他自己则布衣素食，保持着一副沉毅的态度，还在夜间明灯攻读，以补少年失学之缺憾。（这种处所，正是浪漫作家最得意之笔墨。）可是他终被一个侦探（社会上实有这种人的！）怀疑到一个与他同貌的农夫，及至最后审判的一天，他良心忍不住了，投案自首，说他才是个逃犯。至此，他自己知道社会上决不能再容他存在了。于是他一片赤诚救世之心，却无人来接受！这是何等的社会！可是他的身体可以受种种的束缚，他的心却是活的！所以他想出了以一个私生女儿为终生的安慰！他可为她死！他的生也是为了她。试看Cosett与人家发生了爱，他老人家终夜不能入睡，是多么的烦闷呵！最后，她嫁了人，他老人家觉得责任已尽，人生也可告终了。于是也失踪了。

我以为嚣俄是指导被社会压迫与弃置的人，尽可做一些实在的事；其中未始没有乐趣。正如先生所谓“遇见深林……”，虽则在动机上彼此或有些不同。差不多有一年之久，我终日想自己去做一些工作，不倚靠别人，总括一句，就是不要做智识阶级的人了，自己努力去另辟一新园地。后来又读托尔斯泰小说“Anna Korenina”，看副主人Vrosky的田园生活，更证明我前念之不错。及至后来读了Hardy的悲观色彩十分浓厚的“Tess”，对于乡村实在有些入魔了！不过以Hardy的生活看来，勤勤恳恳的把Wessex写给了世人，自己孜孜于文学生涯，觉得他的生活，与嚣俄或托尔斯泰所写的有些两样，一是为了他事失败而才从事的，而哈代则生来愿意如此（虽然也许是我妄说，但不必定是哈代，别的人一定很多。）虽然结果一样，其“因”却大相迳庭。一是进化的，前者却是退化了。

因为前天在某文上见引用一句歌德的话：“做是容易的，想却难了！”于是从前种种妄想，顿时消灭的片屑不存。因为照前者的入田园，只能算一种“做”，而“想”却绝对谈不到，平心而论，一个研究学问或作其他事业的人一旦遭了挫折，便去归返自然，只能算“做”一些简易的工作，和我国先前的隐居差不多，无形中已陷于极端的消极了！一个愚者而妄想“想”，自然痴的可怜，但一遇挫折已便反却，却是退化了。

先生的意思或许不是这些，但现今田园思想充斥了全国青年的头脑中，所以顺便写了一大堆无用的话。但不知先生肯否给我以稍为明了一些的解释呢？

先生虽然万分的憎恶所谓“导师”，我却从心坎里希望你做一些和厨川白村相像的短文（这相象是我虚拟的），给麻木的中国人一些反省。

白波，上海同文书院。六月。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莽原周刊》所载。）

女校长的男女的梦

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

这一次杨荫榆的对付反抗她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们，听说是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的，但我却还不为奇，以为还是她从哥仑比亚大学学来的教育的新法，待到看见今天报上说杨氏致书学生家长，使再填入学愿书，“不交者以不愿再入学校论”，这才恍然大悟，发生无限的哀感，知道新妇女究竟还是老妇女，新方法究竟还是老方法，去光明非常辽远了。

女师大的学生，不是各省的学生么？那么故乡就多在远处，家长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女儿的境遇呢？怎么知道这就是威逼之后的勒令讨饶乞命的一幕呢？自然，她们可以将实情告诉家长的；然而杨荫榆已经以校长之尊，用了含胡的话向家长们撒下网罗了。

为了“品性”二字问题，曾有六个教员发过宣言，证明杨氏的诬妄。这似乎很触着她的致命伤了，“据接近杨氏者言”，她说“风潮内幕，现已暴露，前如北大教员□□诸人之宣言，……近如所谓‘市民’之演说。……”（六日《晨报》直到现在，还以诬蔑学生的老手段，来诬蔑教员们。但仔细看来，是无足怪的，因为诬蔑是她的教育法的根源，谁去摇动它，自然就要得到被诬蔑的恶报。

最奇怪的是杨荫榆请警厅派警的信，“此次因解决风潮改组各班学生诚恐某校男生来校援助恳请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藉资防护”云云，发信日是七月三十一日，入校在八月初，而她已经在七月底做着“男生来帮女生”的梦，并且将如此梦话，叙入公文，倘非脑里有些什么贵恙，大约总该不至于此的罢。我并不想心理学者似的来解剖思想，也不想道学先生似的来诛心，但以为自己先设立一个梦境，而即以这梦境来诬人，倘是无意的，未免可笑，倘是有意，便是可恶，卑劣；“学笈重洋，教鞭十载”，都白糟塌了。

我真不解何以一定是男生来帮女生。因为同类么？那么，请男巡警来帮的，莫非是女巡警？给女校长代笔的，莫非是男校长么？

“对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际”，这实在是很可佩服的。但将自己夜梦里所做的事，都诬栽在别人身上，却未免和实际相差太远了。可怜的家长，怎么知道你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女人呢！

我说她是梦话，还是忠厚之辞；否则，杨荫榆便一钱不值；更不必说一群躲在黑幕里的一班无名的蛆虫！

（八月六日。）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京报副刊》所载。）

EN: Sir, I do not wish to tell you what a troubled young person I am, how lonely and suffering, for such empty descriptions do not arouse sympathy but only aversion. What I urgently wish to tell you is: I am searching for a mentor! By mentor I do not mean someone who reads from books to me daily or lectures me on morality and the like, but I am searching for someone who can give me a genuine view of life.

Since my youth I have been surrounded by false teachings. I have been told what to think, what to feel, what to consider right and wrong. But no one taught me how to think for myself, how to feel for myself, how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on my own. I have read books, many books, Chinese and foreign, and each says something different. In the end one stands bewildered, no longer knowing what to hold on to.

What I need is not a system, not a dogma, not an ideology. What I need is a person who shows me how to live honestly—not how to meet others' expectations. A person who gives me the courage to think my own thoughts, even when they are uncomfortable. A person who does not pretend to have an answer for everything, but who shows me how to live with questions.

Does such a person exist? I do not know. But I know that I must seek him, for without him I will drown in this sea of opinions and prejudices. And that is why I turn to you, Mr. Lu Xun—not because I believe you have all the answers, but because I feel that you ask the right questions.

DE: Mein Herr, ich möchte Ihnen nicht erzählen, was für ein bedrückter junger Mensch ich bin, wie einsam und leidend, denn solche nichtssagenden Beschreibungen erwecken nicht Anteilnahme, sondern Überdruss. Was ich Ihnen dringend sagen möchte, ist: Ich bin auf der Suche nach einem Mentor! Unter einem Mentor verstehe ich nicht jemanden, der mir täglich aus Büchern vorliest oder mir Moral und dergleichen predigt, sondern ich suche jemanden, der mir eine wahrhaftige Lebensanschauung geben kann.

Seit meiner Jugend bin ich von falschen Lehren umgeben gewesen. Man hat mir gesagt, was ich denken soll, was ich fühlen soll, was ich für richtig und falsch halten soll. Aber niemand hat mir beigebracht, wie man selbst denkt, wie man selbst fühlt, wie man selbst zwischen richtig und falsch unterscheidet. Ich habe Bücher gelesen, viele Bücher, chinesische und ausländische, und jedes sagt etwas anderes. Am Ende steht man verwirrt da und weiß nicht mehr, woran man sich halten soll.

Was ich brauche, ist kein System, kein Dogma, keine Ideologie. Was ich brauche, ist ein Mensch, der mir zeigt, wie man aufrichtig lebt — nicht, wie man den Erwartungen anderer entspricht. Ein Mensch, der mir den Mut gibt, meine eigenen Gedanken zu denken, auch wenn sie unbequem sind. Ein Mensch, der nicht so tut, als hätte er auf alles eine Antwort, sondern der mir zeigt, wie man mit Fragen lebt.

Gibt es einen solchen Menschen? Ich weiß es nicht. Aber ich weiß, dass ich ihn suchen muss, denn ohne ihn werde ich in diesem Meer von Meinungen und Vorurteilen ertrinken. Und deshalb wende ich mich an Sie, Herr Lu Xun — nicht weil ich glaube, dass Sie alle Antworten haben, sondern weil ich spüre, dass Sie die richtigen Fragen stellen.

FR: Monsieur, je ne souhaite pas vous raconter quel jeune homme tourmenté je suis, combien je suis solitaire et souffrant, car de telles descriptions vides n'éveillent pas la sympathie mais seulement le dégoût. Ce que je veux vous dire urgemment, c'est ceci : je suis à la recherche d'un mentor ! Par mentor, je n'entends pas quelqu'un qui me lirait des livres chaque jour ou qui me prêcherait la morale et le reste, mais je cherche quelqu'un qui puisse me donner une véritable vision de la vie.

Depuis ma jeunesse, j'ai été entouré de faux enseignements. On m'a dit quoi penser, quoi ressentir, quoi considérer comme juste ou faux. Mais personne ne m'a appris à penser par moi-même, à ressentir par moi-même, à distinguer par moi-même le juste du faux. J'ai lu des livres, beaucoup de livres, chinois et étrangers, et chacun dit quelque chose de différent. À la fin, on reste là, désorienté, ne sachant plus à quoi se raccrocher.

Ce dont j'ai besoin n'est ni un système, ni un dogme, ni une idéologie. Ce dont j'ai besoin, c'est d'un être humain qui me montre comment vivre honnêtement — non pas comment répondre aux attentes des autres. Un être humain qui me donne le courage de penser mes propres pensées, même quand elles sont inconfortables. Un être humain qui ne prétend pas avoir réponse à tout, mais qui me montre comment vivre avec les questions.

Un tel homme existe-t-il ? Je l'ignore. Mais je sais qu'il me faut le chercher, car sans lui je me noierai dans cette mer d'opinions et de préjugés. Et c'est pourquoi je m'adresse à vous, Monsieur Lu Xun — non pas parce que je crois que vous avez toutes les réponses, mais parce que je sens que vous posez les bonnes questions.

Section 13

第七节Zarathustra验得自己与群众太辽远。

EN: Seventh section: Zarathustra realizes that he is too far removed from the masses.

DE: Siebter Abschnitt: Zarathustra erkennt, dass er der Menge zu fern ist.

FR: Septième section : Zarathoustra constate qu'il est trop éloigné de la foule.

Section 14

第八节Zarathustra被小丑恐吓，坟匠嘲骂，隐士怨望。坟匠（Toten-graeben）是专埋死尸的人，指陋劣的历史家，只知道收拾故物，没有将来的眼光；他不但嫌忌Zarathustra，并且嫌忌走索者，然而只会诅咒。老人也是一种信仰者，但与林中的圣者截然不同，只知道布施不管死活。

EN: Eighth section: Zarathustra is frightened by the buffoon, mocked by the gravedigger, and reviled by the hermit. The gravedigger (Toten-Gräber) is one who merely buries corpses; he represents the base historian who only collects old things and has no vision for the future. He envies not only Zarathustra but also the tightrope walker, yet he can only curse. The old man is likewise a believer, but one who loves only his God and not humanity.

DE: Achter Abschnitt: Zarathustra wird vom Possenreißer erschreckt, vom Totengräber verhöhnt und vom Einsiedler geschmäht. Der Totengräber (Toten-Gräber) ist ein Mensch, der nur Leichen begräbt; er steht für den niedrigen Historiker, der nur alte Dinge sammelt und keinen Blick in die Zukunft hat. Er beneidet nicht nur Zarathustra, sondern auch den Seiltänzer, doch kann er nur verfluchen. Der alte Mann ist ebenfalls ein Gläubiger, der aber nur seinen Gott liebt und nicht die Menschen.

FR: Huitième section : Zarathoustra est effrayé par le bouffon, raillé par le fossoyeur et méprisé par l'ermite. Le fossoyeur (Toten-Gräber) est celui qui ne fait qu'enterrer des cadavres ; il représente l'historien médiocre qui ne fait que rassembler les choses anciennes, sans regard vers l'avenir. Il envie non seulement Zarathoustra mais aussi le danseur de corde, mais il ne sait que maudire. Le vieil homme est lui aussi un croyant, mais qui n'aime que son Dieu et non les hommes.

Section 15

第九节Zarathustra得到新真理，要寻求活伙伴，埋去死尸。我（Zara-thustra）的幸福谓创造。

EN: Ninth section: Zarathustra attains a new truth, seeks to find living companions, and buries the corpse. My (Zarathustra's) happiness means: to create.

DE: Neunter Abschnitt: Zarathustra gewinnt eine neue Wahrheit, will lebendige Gefährten suchen und den Leichnam begraben. Mein (Zarathustras) Glück bedeutet: schaffen.

FR: Neuvième section : Zarathoustra parvient à une vérité nouvelle, cherche des compagnons vivants et enterre le cadavre. Mon bonheur (celui de Zarathoustra) signifie : créer.

Section 16

第十节鹰和蛇引导Zarathustra开始下去。鹰与蛇都是标征：蛇表聪明，表永远轮回（Ewige wiederkunst）；鹰表高傲，表超人。聪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群众。而这愚昧的高傲是教育（Bildung）的结果。

（一九二〇年六月，《新潮》二卷五号所载。）

German Translation (Deutsche Ubersetzung)

Translation not yet begun. See Call for Translators.

English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not yet begun. See Call for Translators.

Notes

EN: Tenth section: The eagle and the serpent guide Zarathustra as he begins his descent. Both eagle and serpent are symbols: the serpent represents wisdom and the eternal recurrence (Ewige Wiederkehr); the eagle represents pride and the Overman. Wisdom and pride together make the Overman; ignorance and pride make the masses. And this ignorant pride is the result of education (Bildung).

DE: Zehnter Abschnitt: Der Adler und die Schlange führen Zarathustra, und er beginnt seinen Abstieg. Adler und Schlange sind beides Symbole: Die Schlange steht für Klugheit und die ewige Wiederkunft (Ewige Wiederkehr); der Adler für Stolz und den Übermenschen. Klugheit und Stolz ergeben den Übermenschen; Dummheit und Stolz ergeben die Masse. Und dieser törichte Stolz ist das Ergebnis der Bildung.

FR: Dixième section : L'aigle et le serpent guident Zarathoustra qui commence sa descente. L'aigle et le serpent sont tous deux des symboles : le serpent représente la sagesse et l'éternel retour (Ewige Wiederkehr) ; l'aigle représente l'orgueil et le Surhomme. Sagesse et orgueil forment le Surhomme ; ignorance et orgueil forment la masse. Et cet orgueil ignorant est le résultat de l'éducation (Bildung).